艾果哲
對由張勤德同志執(zhí)筆的《09建言》及本人的拙文,工聲同志提出了多條批評意見,說這是“完全接過了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理論,集多年來改良主義之大成,大力宣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同時還認為新老左派都“代表中小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評論網,2010年2月5日,以下均注“同上”) 。著名經濟學家張宏良等一批左派代表性人物,則被指責為“穿西服的宋江”。(xiaoliwencai ,馬克思主義評論網,2009年1月5日) 。雙方爭論的焦點,是怎樣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采取什么斗爭策略和路線才符合實際情況。
由于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能不能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這一主要危險,又抵制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努力提高執(zhí)行正確路線的自覺性,直接關系斗爭的成敗,現(xiàn)以戰(zhàn)友交心的態(tài)度答復這些同志。
第一,“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提法,是否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和毛主席的論斷?
自張勤德同志2008年7月在《人人都應提出和回答的七大問題》一文中提出這個看法后,一些同志和工聲一樣,認為這不符合已復辟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要矛盾只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種實際情況,以及毛主席關于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的繼續(xù)革命理論。
首先要充分肯定,復辟了一般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主要矛盾只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同志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并且,能始終堅持這一觀點毫不動搖,極其可貴,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勝利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但是,毛主席不僅在建國前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而且在建國后一直強調這一點。例如,他在1965年就說過:“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做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yōu)勢。美國對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fā)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還是走不通。”(《前奏》,第16頁)并且,他還說過現(xiàn)階段的階級斗爭,是我們和國民黨反動派(即大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斗爭的繼續(xù)。可見,他認為當代中國所復辟的資本主義,必定是附庸資本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這種特色的實質,是在修正主義道路上逐步變成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附庸,即新型殖民地。我國的現(xiàn)狀,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先看經濟方面。
近年美國人公開大講的“中美國”即“依附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就是指美國和中國已形成殖民經濟循環(huán)體。這種體制的特點,至少有以下九個:
(一)通過進口廉價商品已攫取中國近百萬億元的財富。中國的經濟增長,74%依賴出口。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統(tǒng)計,中國出口商品1美元在美國零售價是4美元,其中美國得到3美元,中國得到1美元,但這1美元扣除折舊和進口原料后只有0.5美元,再扣除外貿中超過60%的是外資企業(yè),則最終不到0.2美元。這樣,每年便有上萬億美元(全國老百姓平均每人每年5千多元人民幣)被美國剝削去了。
(二)用大多數(shù)的外匯購買美國債券。這實質上是把中國大量耗費資源、犧牲環(huán)境和人民收入換取的美元再送還美國,支援它進行國家建設。美國財政部公布,中國大陸2009年12月持有美國國債達8948億美元;到2007年6月底持有的美國“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達12050億美元。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當年在國會公開說美國對中國“無需還債”(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3日6日)。
(三)通過高額關稅和強制出口,建立中美兩國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就是說,使中國政府向出口企業(yè)發(fā)放財政補貼,這些企業(yè)轉身再以高額關稅的形式,把這些錢交給美國政府。
極力擴大出口和購買西方國家的債券等等,必然導致我國勞動人民的收入被拼命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甚至低于32個非洲國家。”(主人公論壇,2010年2月17日) 這就是說,工人應得工資至少應當是現(xiàn)在的三倍以上。即使如此,老百姓也不敢根據(jù)實際需要進行商品消費,而是轉手又通過銀行把不少錢送還給了國家,因為住房、醫(yī)療、教育三座大山迫使老百姓必須拼命存錢。結果便鎖住了大部分需求,使商品在國內沒有多大銷路。相反,近30多年平均保持40%以上的投資率,這在整個世界的近代工業(yè)史上都是罕見的。同時,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世界平均消費率約達80%)。這使本可大幅度改善的人民生活一直得不到應有的提高。
(四)在沒有戰(zhàn)敗、沒有外界強迫的情況下,制定超國民待遇的特殊優(yōu)惠政策引進外資,使帝國主義超常規(guī)地獲取大量剩余價值。例如到2007年底,總共引進外資7千多億美元,而這時外資在中國的資產已經增加到2.1萬億美元,即凈增1.4萬億。同時,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賤賣給外商,僅十多家銀行由此造成的損失便達1.7萬億元。據(jù)新華社消息,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2000多家企業(yè)進行的調查,外資企業(yè)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這在全世界都屬最高之列。
(五)許多重要產業(yè)被洋人控制。據(jù)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報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yè)中,每個產業(yè)排名前5位的企業(yè)幾乎都由外資控制;28個主要產業(yè),外資在21個擁有多數(shù)資產控制權。外資并購,99%的中國品牌被賤賣。1984到2007年,外商獨資企業(yè)所占比重由18%上升到78%。“這個比例十分接近于目前世界公認最依賴外資的國家。”(環(huán)球視野,2010年3月16日)僅美國在中國的獨資企業(yè)就已經超過6萬家。現(xiàn)在水價漲聲一片,原因就是1/3的自來水被外資控制。對經濟轉型意義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yè),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也處在近70%的水平。這不僅嚴重阻礙了自主技術創(chuàng)新,而且使民族企業(yè)受到沉重打擊。在自己國土上幫助外國企業(yè)打擊和消滅本國企業(yè),古今中外都是奇聞。同時,“美國已控制我國2/3信用評級市場,嚴重威脅國家金融主權和經濟安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吳紅,經濟參考報,2010年4月12日)
(六)通過使中國的海外投資造成巨虧(平安保險投資富通銀行的虧損就達228億元)的方式,把財富轉移到西方。
(七)西方國家通過收買等手段操控中國官員。據(jù)統(tǒng)計,中國商業(yè)領域受賄金額65%來自外企。這使不少官員積極為其效勞。例如通過監(jiān)管部門的部分負責人為外資公司圈錢計劃搖旗吶喊,便使四千多萬股民成為名副其實的另類災民,成萬億的資本瞬間化為烏有。再如,“國務院下屬的央行外管局,竟然邀請任命華爾街的金融寄生蟲,出任2.3萬億美元的國家首席投資官,即讓美國人管理屬于中國人民的幾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馬門列夫,毛澤東旗幟網,2010年3月19日)。
(八)將600噸黃金存放美國,置中國國家戰(zhàn)略儲備于危險境地。
(九)利用吸引富豪投資換綠卡、貪官外逃等手段,使中國財富流向西方。美國國內安全部統(tǒng)計報告顯示,2008會計年度中國有8萬271人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4000多貪官出逃海外,人均攜贓款1億多元。
再看政治方面。
對于當前美國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位“大領導”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態(tài)度去挽救,而且用“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重要”來鼓勁,致使“只有救美國才能救中國、只有美國才能救中國”的聲浪大增。
“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xiāng)網,2009年7月18日),美國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2007年美國財長保爾森威脅中國政府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新加坡著名人士鄭永年指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向美國看齊,中國似乎已經失去了自己,更沒有其他的參照物。” “所謂的合作和協(xié)調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跟著美國走。”(參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商務部的郭京毅等一批國務院官員能搞得成“法規(guī)賣國”;在省部級以上干部中有相當多以老子官僚、兒子老板、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從1995到2005年,我們現(xiàn)在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云南信息報,2010年3月11日);不少中級干部通過在西方國家培訓等形式被洗過腦,一部分已成為“黃皮白心的香蕉人”,便說明實質上的官僚買辦隊伍已多么龐大。
美國選出10名自2000年以來對美國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除了美國政要外,唯一的外國人是中國的那位“大領導”;美國發(fā)布的“2010年度十大世界最有影響力領導人評選”結果,這位“大領導”高出奧巴馬位居第一,便充分說明了問題。
還有文化方面。
丑化和否定我們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計給漢奸賣國賊包括李鴻章、汪精衛(wèi)翻案等等,竟然能夠公開形成風潮;在茅于軾等幾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都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拿洋大人錢成為公開的秘密之后,他們竟然依舊是媒體追捧的“明星”;近幾年許多大中城市外國(主要是美國)人辦的各類“培訓班”有數(shù)千家,對我百萬青少年毒化洗腦等現(xiàn)象,竟然都公開出現(xiàn)在黨和政府的眼皮底下;宣揚普世價值的長文,竟然能夠在全國幾乎所有宣傳工具上于2007年2月17日豋載;中國大學生的留學熱不僅大大超過國民黨、民進黨統(tǒng)治下的臺灣,而且近年來竟然又創(chuàng)造了“高中生留美3年增3倍”的世界紀錄(世界日報,2009年11月27日);《色•戒》這種宣傳賣國主義的影片以及宣揚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多個美國“大片”,竟然受到主流媒體的熱捧。這就足以證明,殖民文化在中國已占據(jù)什么地位。
中國正在變成附庸資本主義,或者說,正在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型殖民地,已逐步成為多數(shù)左派戰(zhàn)友的共識。例如,國家統(tǒng)計局原局長李成瑞指出,我國“整個國民經濟日趨附庸化”(毛澤東旗幟網,2010年2月29日)。知名人士楊芳洲說:“當今中國事實上成了西方經濟殖民地,但是,這與過去的殖民地還是有區(qū)別的。過去的殖民地,是軍事上打了敗仗,整個國家被西方占領和控制,無法自主的結果。現(xiàn)在只不過是精英們在精神上被西方控制,類似蘇聯(lián)解體前,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lián)精英被西方所忽悠一樣,我們的精英也是逐步走進西方精心布置的圈套。”(烏有之鄉(xiāng)網,2009年5月7日)著名學者郎咸平認為“新帝國主義不僅僅是要自然資源,而是要牢牢控制從農業(yè)到工業(yè)到各種可能牟利的產業(yè),最終實現(xiàn)從思想上控制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產業(yè)上讓你完全依附宗主國。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帝國主義的新本質。”(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2月8日)江蘇常州的陸燕青強調,我國的“經濟發(fā)展,不是中國老百姓的經濟發(fā)展,而是外國資本家所需要的經濟發(fā)展,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經濟”(聯(lián)合早報,2009年10月21日) 張宏良教授指出:“‘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圈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已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宗主國從殖民地中獲得的利益。美國從中國攫取的財富之巨,至少已大大超過了1840年以來中國對外損失財富的總和。”(烏有之鄉(xiāng)網,2009年12月26日)
面對這種現(xiàn)實,工聲等同志卻認為,毛主席說過,發(fā)生外敵入侵,民族矛盾才能成為主要矛盾。現(xiàn)在沒有外敵入侵,因而不能把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但是我們首先要看到,由于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即使在打跑了日本帝國主義即沒有發(fā)生新的外敵入侵的情況下,毛主席提出我們仍然要把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作為革命任務,就是說,要把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放在第一位。
我們其次要看到,由于核武器毀滅性極大從而核大國之間直接發(fā)生戰(zhàn)爭的可能性有所減少;我國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zhàn)爭中取得重大勝利;蘇東劇變使西方國家大大增強了信心,因而和平演變這種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顏色革命”這種扶持西化派上臺取代修正主義者的“街頭政治戰(zhàn)”,當前已成為帝國主義搞垮我國的主要手段。
我們還要看到,經濟戰(zhàn)、政治戰(zhàn)、文化戰(zhàn)、網絡戰(zhàn)、基因戰(zhàn)等等,實質上往往是比軍事入侵更可怕的戰(zhàn)爭。就拿基因戰(zhàn)來說,基因武器就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因為它能夠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真正的種族滅絕。人所共知,日本搞細菌戰(zhàn)的731部隊全部資料最后都給了美國。現(xiàn)在,基因武器已經問世。美國的孟山都等跨國公司正采取多種手段在中國推行主糧轉基因化。在中美兩國科學家對轉基因棉花七年的跟蹤調查表明轉基因棉花的優(yōu)勢在第三年便發(fā)生逆轉,種植轉基因棉花的棉農收入反而大大低于普通棉花種植戶,即使不計算轉基因棉花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性影響,也說明轉基因物種具有極大不確定性;阿根廷由于推行轉基因造成農業(yè)被控、農民破產、社會動蕩的慘痛后果;許多國家一直對轉基因食品持否定態(tài)度的情況下,玉米和水稻兩種主糧竟被批準在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種植推廣,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連美國的著名政治學家恩道爾都在所著的《糧食危機》中說:“我更傾向于把轉基因工程的推進比作新一輪的鴉片戰(zhàn)爭。”由于近幾年美帝國主義面臨的國內綜合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它搞亂、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越來越強烈,在它控制下的各國買辦們的行為也就越來越瘋狂,“世界正處于無比激烈的國際階級斗爭時期”這一時局特征也就越來越明顯。
更不可輕視的是,美帝國主義1989年帶頭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1999年公然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2001年派偵察機在中國周邊撞落解放軍戰(zhàn)斗機;2008年策動西藏騷亂;2009年不僅在新疆煽動大規(guī)模屠殺事件,而且在背后支持多國侵占我國的南沙諸島和日本占領釣魚島。這些,實質上都是一種軍事侵略行為。
由帝國主義本質和各種客觀條件所決定,中美之間必有一場生死決戰(zhàn)。其主要原因是,美國是軍工綜合體國家,經濟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靠軍事工業(yè)拉動,打仗可以要別人的命,不打仗就要了美國的命;國際斗爭的焦點,已轉移到亞洲特別是中國身上;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給自己定位為世界“領導者”,它在“人權高于主權”、“共產黨政權是極權主義”、“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的口號下,隨意動用武力;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它需要在中國或其周邊制造事端,以便把大量投資資金趕到美國去。中國一些“胖乎乎的國民被小財富腐蝕了靈魂,變得貪圖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國到處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縱欲之風之盛,超過羅馬帝國晚期。精英階層厭戰(zhàn)、怯戰(zhàn)情緒濃烈。黨政軍辦公大院,哪個不被高級飯店包圍?一年中光是吃喝和公車費用就是幾千個億,相當于造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艦”。“看看今天夠級別、有實權的文官不愛錢的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 ”“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磚頭。全世界把房地產列為支柱產業(yè)的就中國一家。我們的頂層設計者也不看看世界歷史,哪個大國是靠蓋房子發(fā)展起來的呢?現(xiàn)在很多地方的財政就靠賣地,要是不讓它賣地,馬上黔驢技窮,不知道怎么活了。”(《中國空軍上校戴旭震驚國人的演講稿》,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2月25日)這些,都大大增加了戰(zhàn)爭危險。
今明兩年,我國面臨的形勢將更加險惡。從美國蘭德公司制定的絕密K計劃中便不難看出一點蛛絲馬跡。其中,K5:5月下旬,指控中國計算機windows操作系統(tǒng)等軟件盜版嚴重,擺出通過各種手段搜集的證據(jù),對中國實施制裁,使大部分計算機就此癱瘓。K6:6月上旬,在中國南方制造一場人工地震;6月中旬,在渤海灣的天津附近制造一場人工海嘯;兩場災難共造成死傷10余萬人,引發(fā)社會嚴重恐慌情緒,并出現(xiàn)局部騷亂。K7:10月上旬,趁亂策劃兩起象“新疆7.5事件”那樣大的民族沖突。K8:10月中旬,利用混亂局勢,輸入大量仿造人民幣,引發(fā)新一輪惡性通貨膨漲。K9:11月上旬,策劃在大動蕩之中暗殺一名超級房地產富豪,使中下層與上層之間相互仇視;10天之后,11月中旬,美國趁亂而起,利用國內代理人暗殺張宏良、左大培等一批左派人物中一人,引起社會上層與中下層更加相互仇視,人心浮動,社會陷入更加混亂的局面。2011年1月上旬,在大動蕩之中,在北京制造“炮打人民大會堂”死傷五六百人的惡性事件,使左派與右派之間非常仇視,徹底喪失團結起來共同對抗美國的機會。K10:2011年4-6月,挑唆印度、日本打著反腐敗、爭人權的旗號,發(fā)動對中國的一場中等規(guī)模戰(zhàn)爭。K11:2012年1-6月,鼓動臺灣、西藏、新疆宣布獨立。民族、貧富、官民矛盾危機總爆發(fā),發(fā)生內戰(zhàn),到處發(fā)生象伊拉克那樣的連環(huán)爆炸。K12:7-12月,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組織維和部隊打著反腐敗、爭人權的旗號進入中國。全面接管中國核武器庫,審判幾個腐敗分子,搞投票選舉,扶持幾個傀儡上臺,使中國全面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并且,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高級共濟會成員(Senior Masons)會議制定的《盎格魯•撒克遜使命》計劃透露,進入2010年,“伊朗可能將在18個月內受到攻擊。中國將援助伊朗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之后,生物武器將針對中國使用。”“它之所以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計劃是因為它的基本任務是徹底消滅中國人,這樣大災難之后將是盎格魯撒克遜人重建并繼承這個地球。”(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4月21日)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大多是得以實施的。因此,決不可置若罔聞。即便只是一種威脅和煽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
可見,中國特色附庸資本主義,當然具備一般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點。但是在一定時期內和特殊情況下,它的特色也會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這種特色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由于美帝國主義正極力向中國轉嫁經濟危機,策劃“顏色革命”,施加軍事壓力以及極可能發(fā)動對伊朗等國的侵略戰(zhàn)爭,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實質上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盡管會有一時的、表面的緩和,但總趨勢是越來越突出。
其二,由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最怕黨和人民清算其賣國罪行,最需要洋人保護;帝國主義搞垮和肢解中國也最需要這樣的代理人,所以他們必然竭力配合主子的行動。這就使無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必然越來越突出。
其三,由于國際壟斷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不僅殘酷剝削工農群眾,而且擠壓、欺榨民族企業(yè),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必然逐漸突出。
正是這種實際情況,告訴我們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正逐步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如實承認這一點,并不是否定在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必然存在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地位,而恰恰在于這個主要矛盾在特殊情況下或一定時期內,會有特殊的表現(xiàn)形式。例如,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大致地說,前20年主要表現(xiàn)為人民和走資派的矛盾或者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近10年由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坐大,無產階級和它的矛盾便突出了。在打垮賣國集團之后集中力量“打倒資改派,實現(xiàn)大轉折”即推翻修正主義統(tǒng)治時期,則自然還要把人民和走資派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來解決。我們能不能說這都是否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違背馬克思主義呢?恐怕不能。相反,這正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所要求的。
面對這種情況,請工聲等同志想一想,如果再以主要矛盾問題和沒發(fā)生外敵入侵為由不贊成把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后臺作為現(xiàn)階段的第一位斗爭任務,對我們的事業(yè)是不是不利?
第二,當前應不應當把民族資產階級也作為主要敵人加以反對?
工聲等同志認為,由于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整個“大資產階級無疑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威脅”(同上)。
我們知道,毛主席一方面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另一方面歷來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在近幾十年發(fā)展起來的新民族資產階級,應該是指沒有官僚權勢及外國勢力背景的私營企業(yè)家。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權勢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不少私營企業(yè)與大多數(shù)國企一樣被擠壓、整垮。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長馬建堂公布的數(shù)字,2008年,企業(yè)個數(sh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占5%,非國有企業(yè)占95%,其中私營企業(yè)占57.7%;從業(yè)人數(sh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占20.3%,非國有企業(yè)占79.7%,其中私營企業(yè)占32.5%;工業(yè)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占28.3%,非國企業(yè)占71.7%,其中私營企業(yè)占28.6%。(新浪財經,2010年2月2日)可見,民族企業(yè)、民族資產階級,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
毛主席歷來強調,我們的策略原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shù),孤立少數(shù),各個擊破;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我們在斗爭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jié)。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看是否有理,要堅持原則、分清是非;同時要看是否有利,要講究策略、注意步驟。我們相信目前持有和工聲等同志相似觀點的絕大部分戰(zhàn)友,只要努力學懂毛主席策略思想,真切了解當前形勢和民心民意,就不難認清在首先強調搞社會主義事業(yè)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xiàn)共產主義,就要在狠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既看到民族資產階級有剝削欺壓工人的一面,又看到它有受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排斥和欺壓的一面,從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當前的階級斗爭如實地看作和國民黨反動派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斗爭的繼續(xù),或者說,在現(xiàn)階段仍然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集中力量首先狠狠打擊資產階級的右翼,對我們的事業(yè)是有利的。而把民族資產階級也作為主要威脅、主要敵人來反,打擊面過寬,則容易導致經濟甚至整個社會局勢不穩(wěn),給買辦資產階級造成可乘之機。
第三,現(xiàn)階段中國共產黨內存不存在社改派?我們當前斗爭的重點應當是補課派還是西化派?
工聲說:“修正主義政黨是76年上臺的,某政黨這時就由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演變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了”。“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上層和主流也就不存在一個走社派。甄衛(wèi)國在文中列舉的那些人其實絕大多數(shù)是與資產階級右翼相對立的資產階級左翼,而不是什么走社派”(同上)。“無產階級當前最主要的威脅是壓迫他們的那個階級的執(zhí)政主體,而不是什么極右派”(ysxybzb,主人公論壇,2010年1月20日)。
我們應當認清,甄衛(wèi)國(即張勤德)所說的黨內社改派,指的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以人民為國家主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為主旋律的共產黨員。可以說,用這三條來衡量,說陳云、王震、宋平、鄧力群、鄭天翔、魏巍、馬賓、李成瑞、劉實、韓西雅、劉日新、王子愷、譚乃彰等同志屬于社改派或者叫走社派,那是有幾十年的歷史事實可以證明的,是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有目共睹的。
我們應當認清,左傾機會主義和我們的斗爭屬于黨內路線之爭,而右傾機會主義和我們則不僅是路線之爭,而且實質上是階級斗爭,因為他們是搞修正主義的,是走資派即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這決定他們必然會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來專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極其嚴峻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勢,必定要求我們按照毛主席關于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教導,格外重視斗爭策略。因此,不少同志是要“等饅頭熟了再揭鍋”的。斷言黨內主流中沒有社改派,恐怕為時過早。
我們應當認清,反面教員更能教育人。三十多年來,腐敗現(xiàn)象、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等問題從總體上說不但解決不了反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買辦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賣國賊行徑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陳奎元同志在人民日報公開指出右已成為主要危險,并在中國社科院組織力量批判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提出要防止有人篡黨奪權;薄熙來同志在重慶抓唱紅打黑宣傳毛主席;周永康同志在井岡山帶領公檢法干部宣誓,在浙江大規(guī)模開會紀念謝富治搞四清時發(fā)現(xiàn)被毛主席肯定的“楓橋經驗”六十幾周年;賀國強同志訪問希臘時說“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一句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這類現(xiàn)象會越來越多。我們尤其“要相信老革命及其后代大多數(shù)是會覺悟的,他們不會容許錯誤地否定前輩干革命的光輝歷史”(王奇臻,主人公論壇,2010年4月4日)。蘇鐵山、黎明、尚均田等這些老革命后代的優(yōu)秀代表就是如此。
我們還應當認清,在修正主義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期,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更在于黨內中下層,特別是廣大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河南省南街村敢于堅持用毛澤東思指導行動;青島港務局敢于繼續(xù)按大慶的基本經驗辦企業(yè);安徽小崗村黨委原書記沈浩敢于帶領村干部到南街村學習走集體化道路的經驗;朱正虎、戴旭、張召忠等一批軍官敢于仗義執(zhí)言;魏巍、林伯野、劉日新、奚兆永等一批老同志和張宏良、左大培、韓德強、楊芳洲、郭松民等一批中青年學者在反賣國賊、反修正主義斗爭中敢于沖鋒陷陣,更不用說近些年毛澤東熱大幅升溫、通鋼工人采取革命行動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
一些同志把重點反對西化派同時反對補課派說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也是值得商討的。從一些領導干部公開宣揚西方囯家的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而另一些領導干部則公開批判這種普世價值上,便不難看出黨內資改派中西化派和補課派(主張搞一段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派別)的存在以及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這種分歧的焦點,是如何對待多黨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贊成還是反對實行西方那種民主、自由、人權,是在資改派中區(qū)分西化派和補課派的重要標準。毛主席曾經提過兩個司令部的問題。在這兩個司令部中,不管在黨內是不是一把手,只要是兩派中某一派的首領,都可以成為某一司令部的司令。我們反對西化派的“大領導”,實質上就是反對葉利欽式的“新沙皇”。因此,把這說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把兩派的首領簡單地等同于官員和皇帝的關系,無疑是不太準確的。
《08憲章》提出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中華聯(lián)邦共和國”,就是說要公開分裂我們的祖國,表明買辦資產階級及其后臺帝國主義,正在公開策動和支持分裂了蘇聯(lián)的葉利欽式人物奪取最高領導權;正在公開策動和支持格魯吉亞等國那種全盤西化派取代修正主義集團的“顏色革命”。對面臨的“顏色革命”危險性認識不足,就可能給祖國和人民造成難以彌補的慘重損失。
辛子陵2010年春節(jié)在上海的談話中提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全黨全國人民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他主張允許同樣主張推翻權貴資本主義即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和現(xiàn)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框架的左派,作為多黨制下的一個黨派參與競選。不難看出,這些西化派最怕左派根據(jù)毛主席的策略原則把反對買辦資產階級及其后臺帝國主義作為首要任務,最希望左派和他們聯(lián)合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以便他們混水摸魚,亂中奪權。
魏巍同志多次強調“我們應分清誰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修正主義集團與極右派的主要區(qū)別是,他們還戴著共產黨的帽子,穿著共產黨的外衣,有時還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極右派如果上臺,那就會撕去一切偽裝,對共產黨就會是血腥兇殘地鎮(zhèn)壓,現(xiàn)在的西山會議派和大資本家汪兆鈞之流就是代表,他們對共產黨是發(fā)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徹底的反共派。”(烏有之鄉(xiāng)網,2008年8月30日)顯然,他認為極右派是最兇惡的敵人,必須把反對這個敵人作為當前斗爭的重點。實踐越來越充分地證明,這一論斷,是魏老最大的貢獻之一。對魏老的最好紀念,是切實踐行這一論點。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shù)同志逐步認識到應當把反對西化派作為我們當前斗爭的重點。例如,馬門列夫網友說:“在反腐敗的聲浪里,卻也有一股暗流在涌動。這就是一小撮極右分子想趁機煽動民心,挑撥黨群關系,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以全盤西化,全面復辟資本主義。這不是捕風捉影的危言聳聽,而是辛子陵等一小撮精英蠢蠢欲動的嚴重現(xiàn)實。”“辛子陵們的反腐和蘇共叛徒葉利欽反腐及國民黨叛徒汪精衛(wèi)反腐一樣,是為了更加徹底的腐敗、是為了賣國。”(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3月12日) Qchyd網友寫道:“我們認為,反對賣國主義比反腐敗更為迫切和重要,這是因為腐敗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與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回和彌補,而賣國主義所造成的損失與災難是無法彌補和追回的,腐敗的后果是黨亡政息,賣國主義的后果卻是亡國滅種,因此我們工作的重點應放到反對賣國主義上來。”(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1月22日)昆侖山網友強調:“自由派,也就是買辦資產階級,絕不是什么邊緣化的政治派別。他們背后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政府、學界、媒體擁有極大的勢力。通過外資壟斷中國經濟,并通過基督教發(fā)展在群眾中的組織和影響,他們實際上擁有極大的實力。淡化自由派買辦資產階級的強大勢力,粉飾中華民族面臨的巨大風險,是企圖轉移斗爭的大方向。 ”(毛澤東旗幟網,2010年1月18日)回延安網友跟帖:“把買辦自由派混同于一般自由派,把官僚資產階級混同于買辦資產階級,看不到以自由派面目出現(xiàn)的買辦自由派已經成為主要危險,這正是某些革命派失足的地方”(主人公論壇,2010年2月9日)。清風網友指出:“今日迫切需要解決的是賣國和愛國的矛盾——解決了賣國者,才能提升人們對信仰的追求,才能最大限度的喚醒民眾,才能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真正回歸 。”(主人公論壇,2010年2月5日)
第四,多黨制是不是醫(yī)治當前中國腐敗等頑癥的靈丹妙藥?
工聲同志說:“采取一黨執(zhí)政還是多黨輪流坐莊,這對于社會本質來說就不重要了”;現(xiàn)在無產階級“只能借助資產階級的民主來更好地進行自己的階級斗爭”(同上)。
持這類觀點的同志往往認為,多黨制使各政黨相互制約,才能遏制腐敗。然而事實是,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實行的是多黨制,最腐敗的國家就出在它們之中。美國被吹噓成多黨制搞得最好的國家之一,但全世界最大的(涉案500多億美元)麥道夫貪腐案,就發(fā)生在那里。更不用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公開搞紅燈區(qū)(妓院)、賭場、政治獻金等等,使腐敗制度化,變成合法的事情即把很多腐敗現(xiàn)象根本不算作腐敗。舊中國也搞過多黨制,結果導致腐敗不堪,軍閥混戰(zhàn)。蘇聯(lián)東歐搞多黨制,幾天便出現(xiàn)混亂局面,多個國家不僅黨垮臺,而且國解體,經濟大幅下降,暴富豪強等等造成的腐敗墮落,遠遠超過以前。所以大多數(shù)工農兵群眾都明白,實行多黨制,那是會搞亂搞垮中國的。
不錯,近三十多年腐敗現(xiàn)象、兩極分化、社會治安、國資流失,從總體上說是越來越嚴重。但這不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恰恰相反,是因為背棄了黨的正確領導,修正主義路線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許多領域發(fā)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使假共產黨興風作浪,外資和私有制經濟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和古巴、朝鮮等國家為什么腐敗現(xiàn)象很少,根源就在這里。因此,以戰(zhàn)勝賣國集團為突破口,“打倒資改派、實現(xiàn)大轉折”,就是說,推翻修正主義路線的統(tǒng)治,回歸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腐敗增多等頑癥,便會手到病除。
第五,當前應不應當提“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口號?
在《這是不是極左、極右和正確路線三者的一場激戰(zhàn)?》(主人公論壇,2010年1月16日)一文中,本人提出當前要“反帝除奸,救黨保國”。兩個務必網友認為這是一個“蹩腳的口號”,他問道,“救的是無產階級黨,還是資產階級黨,保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主人公論壇,2010年3月6日)工聲同志說:“現(xiàn)社會無論在經濟基礎或是在上層建筑上,都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因而必須發(fā)動“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同上)。“不知道官僚主義以及官僚主義依賴的體制才是我們的頭號敵人,不知道在反對官僚主義以及官僚主義依賴的體制的斗爭中,主張民主的右派還是左派的同盟軍這個事實,就是完全錯誤的了”(xiaoliwencai,馬克思主義評論網,2009年1月5日)
不難看出,這些同志反對當前實行“反帝除奸,救黨保國”,是想現(xiàn)在就推翻中國共產黨、推翻國家的基本制度。為此,他們甚至不惜把主張搞西方多黨制的西化派作為同盟軍,一起為打敗中國共產黨而斗爭。可見,他們是主張立即實施有些同志所說的“砸爛場子”而不贊成“盡可能爭取在不砸爛場子的情況下先換人改規(guī)則”的。
在當前形勢下發(fā)動群眾“砸爛場子”,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利大還是弊大呢?讓我們簡要分析一下。
當前的形勢相當復雜嚴峻,其特點包括以下幾個:
一是黨群、干群關系相當緊張。群體事件數(shù)量之多(據(jù)說近期每年已達十萬多起)、規(guī)模之大(如貴州翁安等事件),就能夠說明這一點。一旦矛盾激化,就可能出現(xiàn)魏巍同志多次指出的黨員、干部玉石俱焚,整個國家陷入政府癱瘓、社會動亂之中,給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造成搞亂搞垮中國可乘之機的危局。正如昆侖山網友所說:“目前中國內憂外患,脆弱得很,經不起折騰,搞不好就是大動亂,外國因素一介入,中國很可能四分五裂,結局可能比前蘇聯(lián)還慘,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愿看到的。”(毛澤東旗幟網,2010年1月18日)
二是新疆、西藏近年發(fā)生的暴亂證明,遇到前面所說的內地處于大動蕩狀態(tài),西藏尤其是新疆在“我們新疆的資源這么豐富,獨立以后馬上可以像沙特阿拉伯等國那樣富得流油”的煽動和西方列強的支持下,很可能搞起更大規(guī)模的暴亂,使國家分裂的危險大大增加。
三是種種跡象表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今明兩年可能進入更為嚴重的階段;中國發(fā)生樓市、股市崩盤,通貨膨脹加劇,失業(yè)率大增,農業(yè)嚴重欠收導致食品價格猛漲等等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這些,都為社會發(fā)生大規(guī)模動亂提供了導火索。
四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已到了收網階段,因而策動“顏色革命”的步伐在逐漸加快。最近美國大規(guī)模對臺軍售、總統(tǒng)接見達賴等等,是想以壓促變;糾集一些國家逼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產品實行反傾銷,是為了搞垮中國經濟,引發(fā)內亂;支持西化派發(fā)動“09決戰(zhàn)”(這場大戰(zhàn)將在今明兩年進入關鍵時刻),評出百名公共知識分子作為搞“顏色革命”的骨干,公開把“大領導”評為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唯一外國人、評為高于奧巴馬的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人物,是在為“顏色革命”確定領導者。奧巴馬在訪華期間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當著中國領導人的面宣布支持“普世價值”,是要打造發(fā)動“顏色革命”的中國葉利欽。可見,近年出現(xiàn)較大突發(fā)事件的可能性格外大。
五是當前的中國已喪失了文革中雖然“天下大亂”但國體、政體仍基本穩(wěn)定的兩個重要條件,即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解放軍的無產階級專政柱石作用。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賣國集團極其囂張,足以證明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所導致的軟弱渙散何等嚴重、在軍內所導致的專政柱石作用削弱何等嚴重。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令人深思的現(xiàn)象,是外敵入侵時漢奸、偽軍非常多。看一看部分群眾尤其是一些干部、知識分子中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結,便不難預料,今天再發(fā)生美日等的入侵,漢奸、偽軍必定會更多。
張宏良教授指出:“目前中國仍然是毛澤東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質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官僚買辦的復辟,不是像歐洲那樣通過改變政治制度實現(xiàn)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礎上,通過改變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質實現(xiàn)的。這就決定了恢復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現(xiàn)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復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質。可以說,毛澤東留下的這個基本政治制度,黨的一元化領導,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決策,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精英主導,人民政府的執(zhí)行機構,是世界歷史上最先進最有效的權利制衡系統(tǒng),是唯一能夠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歷史上政治最干凈、公平和效率結合最好、社會最朝氣蓬勃、人民最揚眉吐氣的國家,依靠的就是這個政治制度。這個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將又是一個流血千里的內戰(zhàn)過程。作為對國家民族對人民高度負責的中國左翼政治力量,應該堅決維護毛澤東創(chuàng)建的這個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礎上恢復其原有功能和性質,以此來捍衛(wèi)國家利益和實現(xiàn)人民利益。”(烏有之鄉(xiāng)網,2009年9月6日)
鐵血狼心網友寫道:“共產黨只有清除黨內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才能贏得廣大人民的信任擁護,增強領導革命的能力。要救國,就要先救黨,要亡國也必先亡黨,要肢解中國,必先肢解共產黨,這也正是辛子陵極右勢力跳出來要共產黨改名下臺的原因。沒有了共產黨,中國的革命力量就無法整合組織起來,只能被財力雄厚的國內外反動勢力剿殺撲滅。”(烏有之鄉(xiāng)網,2010年4月17日)這些話是很有道理的。
上述情況說明,現(xiàn)在推翻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基本制度,確實存在造成內亂甚至內戰(zhàn),被國內外敵人乘機搞垮中國的危險。我們既要看到由于修正主義占統(tǒng)治地位已使黨基本變質這個現(xiàn)實,為此而不惜在推翻修正主義統(tǒng)治的斗爭中貢獻一切直至生命,又不能對毛主席締造、歷經磨難、多次在九死一生險境中轉危為安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喪失信心。哪怕是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也不應當退黨、棄黨、打倒黨,而應當拚命挽救黨。因此,當前喊響“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口號,是必要的。
那么,有什么依據(jù)能具體說明把反對賣國集團作為突破口更有利于我們的事業(yè)呢?
其一,賣國罪行,最能暴露敵人的本質從而激起眾怒;積極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絕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教訓中深知,任何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由民眾承受。因此,我國人民歷來是堅定的愛國者,視國家興旺和統(tǒng)一為最大最根本之人民利益。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之一,是共產黨積極抗日,使軍隊從三萬發(fā)展到百萬。一些同志列舉出西化派的具體賣國罪行,左派戰(zhàn)友進行了較廣泛的傳播,就不僅使西化派而且使修正主義者受到沉重的打擊。
其二,反賣國實質上是最重要的反腐敗、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義。賣國求榮是最無恥的腐敗;殖民地化是最殘酷的私有化;受國內外資本的雙重剝削是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最大根源。由此可見,培植和導致以帝國主義為后臺的買辦資產階級坐大,是修正主義帶來的最大惡果,狠狠揭露和打擊買辦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西化派或者叫走殖派(打著改革的旗號走新型殖民地道路的反動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義路線的危害性,擊中黨內資產階級的要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這一偉大歷史任務。這也就是說,把反腐敗、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義這“四反”和美帝國主義正加緊策動“顏色革命”、肢解和滅亡中國,因而中美之間一場生死博殺越來越臨近,它的代理人買辦資產階級發(fā)動的“09決戰(zhàn)”今明兩年將進入關鍵時刻聯(lián)系起來,才能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四反”是直接關系到亡國滅種的天大之事,從而進一步抓緊推進這場斗爭;把“四反”和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剝削欺辱以及它的代理人的賣國罪行聯(lián)系起來,才能更加激起更多人的階級苦、民族恨,從而進一步廣泛深入地開展這場斗爭;把“四反”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們既堅持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又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面目,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為奪取全國勝利打好基礎的歷史經驗聯(lián)系起來,才能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從而進一步機動靈活地抓好這場斗爭。因此,真正反腐敗、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義,就一定會把反賣國放在第一位。
其三,先狠狠擊潰賣國集團,較利于打開缺口,擴大戰(zhàn)果。
因為,這個集團最反動,他們?yōu)榱俗陨淼乃嚼灰怪袊雇说綕M洲國那樣的殖民地社會。這個集團最瘋狂,他們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和軍事政變,大講要“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們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xiàn),就可能發(fā)生軍事政變。”(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烏有之鄉(xiāng)網,2007年4月27日)由于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又做過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經濟上受到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影響;國際上敵強我弱的總態(tài)勢依然存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一直得到西方國家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占統(tǒng)治地位使相當多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當作極左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等等,都使他們處于強勢地位。所以,下決心適當集中力量先把這個集團打倒,會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要打好擊潰賣國集團這一仗,目前務必要抓好以下幾條:
(一)對漢奸賣國賊的罪行,每位左派戰(zhàn)友和稍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都有義務通過手機短信、電子信箱、復印郵寄或口頭傳播等各種形式,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便是他們的末日。
(二)通過多種途徑促進對漢奸賣國賊的大揭發(fā)、大清查、大批判,嚴懲一批罪大惡極者,挖掉賣國集團的社會基礎。種種跡象表明,這個集團的“大領導”為了使殖民地化改革不可逆轉,近期很可能狗急跳墻,瘋狂反撲。為了應對他們的拼死一博,確保萬無一失,我們最好的防御是進攻,抓住要害給予致命一擊。
(三)對證據(jù)確鑿的賣國集團成員(包括《08憲章》簽名且不改悔者),左派戰(zhàn)友應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精神,通過多種形式,要求將他們開除出黨、開除公職并依法嚴懲。在這些合法要求得不到應有滿足時,應采取以黨內社改派為領導的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的其他適當形式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四)喻權域等多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曾在2007年兩會時正式提出要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未被重視,這種狀況必須迅速改變。并要在此基礎上發(fā)動人民群眾強烈要求人大制定懲治漢奸法,使嚴懲漢奸賣國賊切實得到法律保證。
(五)任何人、任何組織,包括中央領導和執(zhí)政黨,如果膽敢包庇貨真價實的漢奸賣國賊,哪就等于自我宣布是國家的敵人、人民的罪人,左派就可以合理合法地發(fā)動群眾,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
(六)千方百計搞成對惡毒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炎黃春秋》、有美國支持的南方報系以及極右網站等媒體的懲治,狠煞它們的囂張氣焰。
(七)應把帶頭揭露和批判賣國集團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作為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和黨群一體化即真共產黨與革命人民直接結合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緊緊抓住,務見實效。
(八)認清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者都是紙老虎。張宏良教授認為左派抓住“資改集團是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這個要害,像伊朗的霍梅尼說“國王是個貪污犯”擊中了親西方的巴列誰國王的要害一樣,點到了對手的死穴,這說明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者都是本質上極其虛弱的紙老虎。這跟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一個樣。原因就在于他們脫離人民,失道寡助。看到這一點,便會使我們大大增強勝利信心,提高斗爭勇氣。
(九)掌握好歷史的辯證法。物極必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便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歷史辯證法的一種反映。腐敗現(xiàn)象、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和殖民地化從總體上說越來越嚴重,尤其是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粉碎了“補課式改革才有利于實現(xiàn)共同富裕”、“只要GDP增長就是硬道理”、“跟著美國走才能復興中華民族”兩大神話,便給我們提供了三十多年來最好的歷史機遇。長征途中的湘江戰(zhàn)役,使8萬紅軍損失5萬,是件壞事,但它使不少人警醒過來下決心改換領導,又是一件大好事。當前這場經濟危機也是這樣,受損失當然不好,但能使部分人警醒過來,積極參加這場斗爭,則是挽救黨、保衛(wèi)偉大祖國的天大好事。但是如果抓不住這個機遇反而被賣國集團打敗,那不怪天、不怪地,只能能怪我們自己。我們將不僅是無能的庸人,而且是歷史的罪人。在修正主義統(tǒng)治即實質上的資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更偉大的革命。打垮賣國集團作為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第一場戰(zhàn)役,意義自然重大。能參加這場斗爭,是我們的最大幸運。所以真共產黨人和名副其實的左派戰(zhàn)士,應當甘愿為打勝這一仗流盡最后一滴血。
由于工聲等同志公開發(fā)表的對《09建言》批駁意見事關斗爭的策略和路線,況且有些同志想使這些意見成為左派的指導思想,我們便不能不對這些意見作出答復。但是我們首先保證做到,對于他們在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斗爭中已做出的歷史性重大貢獻并繼續(xù)進行這一偉大斗爭,我們都給予充分肯定和堅決支持;對于主張用多黨制來推翻中國共產黨,聯(lián)合西化派砸爛國家政權、在西方列強的侵華戰(zhàn)爭中努力迫使中國失敗的形左實右思潮,以及托派分子和以極左面目出現(xiàn)而背后卻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等等聯(lián)系的危險分子,當然要進行必要、正確的揭露和斗爭,然而一定要重視證據(jù),慎之又慎,不冤枉好人;對于不贊成以打垮西化派為突破口推翻修正主義統(tǒng)治的同志,要堅信他們中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只是屬于斗爭策略上的不同認識,堅信這絕大多數(shù)人的認識會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逐步提高,并真誠贊揚、虛心學習他們特別堅定的革命立場和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同時,和這些同志應多通過內部平等商討、談心交心的辦法逐步形成共識。在談心時,我們應先作自我批評,先征求這些同志的批評意見。本人對把策略和路線搞正確,防止錯誤認識以指導思想的形式誤導左派和群眾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和一些同志談心交心缺乏主動性從而影響了團結,就應當做自我批評。不管遇到多少困難,我們都有充分的理由堅信,在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生死決戰(zhàn)中,廣大左派戰(zhàn)友必定會以大局為重,緊密團結起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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