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最大的問題出在哪里？　　

最近一段時間，鄧小平有時會成為左右兩派爭論的一個焦點。　　

左派因他表達過“白貓黑貓”、“硬道理”、“少數人先富”一類言論，產生了重大社會影響，批判他是修正主義；右派則因為他說過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十個如果”之類的話，做過一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事，開始采取抬胡（耀邦）趙（紫陽）打壓鄧小平的策略，企圖把水攪混。而當右派開始有選擇地批評鄧小平的時候，一些左派反過來又成了保鄧派。雙方攻訐不止，但能夠直指要害的文章鳳毛麟角，一般都未能觸及實質——因為所涉及到的仍然是枝葉居多，抓不住根本。如果持續糾纏枝葉問題，難免會陷入思辨矛盾之中，無法揭示問題的本質，也就失去了討論的意義。　　

那么，什么是鄧小平問題的根本和源頭？或者說，鄧小平最大的問題出在哪里？　　

這就是，在他影響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逐步改變了毛主席確立的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時期的政治路線，提出了一條不同于之前的政治路線，并且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加以強化。用鄧小平自己的話：他“恢復了八大路線”——實際上，他恢復的是八大政治報告中后來很快就被毛主席糾正、尚未對全黨產生實質性影響的、關于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一種錯誤判斷，而這一判斷又確實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其結果是，他終于導出了一條不同于毛主席提出的、也不同于八大被毛主席糾正之后的政治路線，而是一條新的、不同于過去的政治路線。　　

換句話說，在鄧小平主導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在中國，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共產黨所面對一定歷史時期———我們所討論的主要是社會主義這個歷史時期——一切工作的總綱領，是共產黨全部政治任務的中心，是共產黨為之努力奮斗的方向和目標，也包括實現這一目標依靠什么力量、團結什么力量等根本原則。　　

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有幾千萬黨員、同時又是唯一執掌中國政權的大黨，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不僅決定了全黨努力的方向，決定著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同時也會嚴重影響到已經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影響到到國家的性質和前途，繼而影響到中國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制度，影響到中國整個經濟基礎和社會發展，影響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存的每一個人的生活。所以，政治路線是總攬全局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也是中國政治格局的總綱領，其重要性無以復加。　　

正因為如此，政治路線的改變是一件帶有根本性的大事件，不僅影響到中國共產黨，也會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會產生什么影響？已經產生了什么影響？——這才是鄧小平最大的問題之所在，是他所有問題的根本。　　

說到這里，我們有必要先探討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怎樣來的？　　

籠統地說，是根據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通過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得到的。具體到方法，是通過分析研判當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從中找出主要矛盾，并以解決此主要矛盾為目標，來確定一個主攻方向，其中也包括完成這一目標的基本方針、政策、手段。這樣，就可以達到統一思想，引導全黨同志為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共同奮斗，并以此帶動全面工作，即“抓綱帶目”，解決各種社會矛盾。　　

這種方法同樣也是毛主席《矛盾論》中提出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具有深刻的哲學背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如果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路線，研判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所確定的政治路線也必然出現偏差，甚至發生方向性的錯誤。　　

既然鄧小平自己說毛主席在理論上出現了錯誤，而他“恢復了八大路線”，這就提出一個極其尖銳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毛主席在理論上確實出現了失誤，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還是鄧小平錯了，把共產黨引向了錯誤的路上？　　

如果是毛主席錯了，鄧小平正確，在他 “恢復”的（也包括他之后接班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沿承、“發展”了的）“八大路線”主導下的中國，何以資本主義大面積的復辟，問題越來越多，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幾乎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如果是鄧小平錯了，那么他“恢復”并延續了三十年的所謂“八大路線”是否也存在錯誤？或者在基本方向上出現了重大偏差？——這既是鄧小平最大的問題，也是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切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搞清這一系列問題，才是研究鄧小平問題的根本意義之所在。搞清這一系列問題，就能為解決當前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提供一把鑰匙。　　

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討論，究竟是毛主席在理論上出現了失誤，對形勢出現了錯誤判斷，錯判了中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繼而推出了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錯誤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成是主要矛盾，錯誤地認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還是鄧小平錯了，由于“恢復”了一條在當時已經被認定是錯了的路線……　　

如果單純講個人理論素質，鄧小平的理論素質和毛主席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理論素質再高的人也可能發生錯誤。理論素質不高的人也可能會暫時捕捉到部分真理。所以，這一條僅僅是對二人可能發生錯誤的概率作出推斷，不能成為最后的依據。最后的依據，不僅要看誰的判斷符合馬列主義，符合中國的實際，還要看誰的判斷能夠經受住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先看毛主席是怎么做出判斷的。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對于這一主要矛盾的存在，毛主席有過許多次深入淺出的表述，例如，“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而對這一矛盾的兩個對立面中與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毛主席還有非常深刻的論述：“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　　

以這些思想為基礎，毛主席提出了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并指導全黨建立了一條以反對修正主義，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中心的政治路線。　　

毛主席的論述在理論上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為了避免行文累贅，這里暫時不做論證。要討論的是，毛主席的有關論述是否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成之后的社會實際和政治環境？　　

第一個問題是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否存在的問題。　　

從毛主席的許多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所說的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首先是指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即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初步建成以后，存在于思想和政治領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并不是一個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完全由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概念。　　

對于當時中國這樣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私有制的統治下以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延續了數千年，各個朝代的統治者為維護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利益，使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私有制思想，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再加上小私有者的思維模式，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幾乎滲透到中國文化領域的每一個角落；中國周邊國家也幾乎全都是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帝國主義隨時準備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中國的公有制，將中國改造成私有制為主的國家，這樣他們就可以長驅直入，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而這種改造和演變，又總是以文化侵略為先導的。　　

盡管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已經建立，但經濟制度中——主要是分配領域中，以生活資料個人所有為特征的“資產階級法權”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當中；作為交換關系的商品與市場還一定程度地保留著；個人勞動的成果仍然用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來衡量與分配——其直接表現形式就是錢，是人民幣。而“資產階級法權”又直接關系到個人的收入和消費。如果不能突破個人的狹隘眼界，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根本和長遠利益，也代表了每一個個人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而將全部眼光局限于社會分配制度和個人所得，即將眼光局限在錢上，就會自發地產生出類似于小農經濟時代小私有者的思想。這種自發產生的思想，——我們可以籠統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極易成為個人主義的溫床，全盤接受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則是一種科學體系，若非經過與資產階級思想長期艱苦的斗爭，若非經過長期系統的學習，在任何人的頭腦里——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不管他資格有多么老、有過多么光輝的歷史，都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出來。　　

人們不可能不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帝國主義的文化也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國。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公有制的思想又不可能在短期內形成完全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其最普遍的表現為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拜金主義）必然會以“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以交換、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為依托，在社會上長期存在。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也會以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做“示范”，以“個人物質需求”為突破口，企圖占據一塊陣地。這樣，兩種思想兩種文化的矛盾和斗爭長期存在，根本無法避免。這種矛盾和斗爭也必然會反映到政治領域，影響到各級執政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這種矛盾和斗爭，籠統地說，就是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表現出一種極其復雜的多樣性，但又真實地、廣泛地存在于中國社會。特別是，這種矛盾和斗爭真實廣泛地存在于人民內部。　　

因此，毛主席不僅提出了“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樣的概念，提出了“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的政策要求，避免發生“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種“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同時提出了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目標。提出了應當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因為“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于此同時，毛主席還提出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重申并詳細說明了“民主集中制”對于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反復提出了“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問題：“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以上文字摘自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這就是毛主席在判斷中國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初步完成之后思想政治領域依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之時，中國社會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狀態。　　

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判斷完全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也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只有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非常淺薄、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僅僅限于口頭上，又完全脫離中國社會實際，或者是別有用心、無視真實的社會存在、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才會做出相反的判斷。　　

第二個問題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問題。　　

社會主義建成以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政府、軍隊、行政、司法，以及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從財政金融到文化宣傳，從工廠礦山到山區農村，各種權力——從組織形式和政治結構上，已經完全掌握在共產黨手中。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形式上，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和行政權，失去了自己的先鋒隊。在這種情況下，要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推行私有制度，用公開的暴力手段——不管它有多么先進的武器，都不可能成功。唯一的、也是效率最高的手段，是用“和平演變”的方法，用“糖衣炮彈”——金錢美女一類手段，攻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黨員當中尋找政治代理人——尋找一些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在共產黨當中逐步形成一個隱蔽的資產階級先鋒隊———一群名為共產黨員，實際上為資產階級辦事的政黨中的政黨，以此來改變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甚至路線，使這些方針和政策向著有利于資產階級私有化的方向傾斜，使社會經濟基礎一點一點地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最終達到“和平”地將社會主義改造成資本主義的目的。　　

共產黨的黨員首先是一個個有血有肉也需要吃喝住穿的個人。他們并沒有生活在真空世界。經濟制度中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同樣會影響到他們。社會上的，傳統文化中保留的剝削階級的私有制文化，帝國主義宣揚的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一定會不知不覺地傳播并影響到每一個黨員。如果他們不能努力學習，努力改造世界觀，自覺地與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就會缺少抵御各種“糖衣炮彈”攻擊的能力，就無法與資產階級思想相對抗，就一定會被糖衣炮彈打倒。　　

如果被糖衣炮彈打倒的僅僅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受他影響的，只能是他自己，他的家庭，和他周邊的少數人，很難影響到整個社會。但是，中國的政權，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政策和法規，是通過一個個共產黨員來執掌和執行，這一個個活生生的黨員，或者手中握有決策權，或者代表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執行監督管理職責。如果某一個黨員被糖衣炮彈打倒，開始以權謀私，就會心甘情愿地為資產階級服務，他的影響就不是個人問題，會影響到一大片。他的級別越高，職務越高，手中的權力越大，影響面就越大。如果他處于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利用手中的權力，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就會一點一點地改變性質，開始墮落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管他個人的主觀意愿如何，是否意識到，都會影響到全局，使中國一步步走向資本主義。這就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真實含義。　　

這種情況在八大前后一段時間，已經嚴重地存在了。“三自一包”，“補課論”，“唯生產力論”，這一系列代表社會上復辟、倒退要求的論調已經反映到共產黨內，并且已經形成一種思潮，開始影響到共產黨的方針和政策，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部分黨員干部，特別是一些中央級處于共產黨高層的領導干部，他們所提出的部分主張，所實行的某些政策，實際上代表了社會上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并且已經隱蔽地形成了一條資本主義的路線——只不過在當時還沒有機會公開地表達而已。他們——不管個人的主觀意愿如何，出于什么動機，也不管他們的本意多么“善良”、多么“真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是立場問題還是認識問題，他們實際上已經成了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言人和政治代表。　　

第三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　　

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建成以后，是否仍然有可能倒退到資本主義？這種危險性大不大？　　

即使不提及目前資本主義已經大面積復辟了的中國的現狀，僅僅從二戰后出現的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集團的垮臺，到蘇聯分裂演變成十幾個小的資本主義國家，蘇東社會主義集團分崩離析、不復存在這一歷史事實，也能夠看出，社會主義復辟為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和危險性極大，這種可能性和危險性來自哪里？就像前面分析的，只能來自于共產黨內部，來自于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在于黨外資產階級思想和傳統意識形態的力量有多么強大，資產階級的勢力有多么強大。內因畢竟是根據，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集團，而不是一個松散的經濟組織。共產黨的黨性，就是它的階級性——這種階級性在階級社會是唯一的：共產黨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它的政治目標，就是利用政權的力量，消滅私有制，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然后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目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在共產主義社會建成之前，都是唯一的，是不允許改變的。　　

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即使最高領導人改變了，或者發生一些其他變故，但如果能夠一直保持著正確的政治路線，方向不出現變化，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就不會喪失，共產黨的性質也就不會改變；但如果最高領導人改變了，他為了迎合黨內和社會上客觀存在的修正主義思潮，自以為是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路線，將恢復私有制當成了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幾千萬黨員的思想中就會出現混亂，會感到失去了方向，原先正確的目標就會喪失。一旦喪失了這樣一個目標，共產黨就無法統一全黨的意志。共產黨內代表正確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力量就會被極大削弱，共產黨內代表錯誤方向——資本主義方向的政治力量就會抬頭并得到極大的加強。這樣，共產黨就會逐步地改變性質，會逐步變成一個修正主義的黨，一個資產階級的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一旦開始發生變化，社會的性質也會隨之開始發生變化（這是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實例），一旦經濟基礎出現了改變，又會進一步推動共產黨性質的改變。　　

很明顯，只有手中握有領導權、位于共產黨高層的當權派，才有能力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因此，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在政治上的源頭，是中國共產黨最大最危險的敵人，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公敵，是中國人民的公敵。　　

前面是對毛主席的判斷所做的一種理解和分析。接下來，我們來看鄧小平是怎樣做出判斷的。同時非常有必要簡略地分析一下鄧小平“恢復”的所謂“八大路線”是一條什么路線。 　　

鄧小平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　　

“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　　

“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以上文字見《鄧小平文選》）　　

從鄧小平的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幾層意思：　　

一.鄧小平批評毛主席“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　　

二．鄧小平對于中國思想政治領域普遍存在的階級斗爭基本上持否認態度，“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　　

三．特別是，鄧小平完全否認“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　　

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及其根源——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危害性嚴重估計不足，做出了錯誤判斷；　　

四．鄧小平不承認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而將這一矛盾歸結為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的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出發，生產力反映的是生產過程中人和自然界的關系，其中，首要因素是生產者；在哲學上，與生產力相對的是生產關系，所反映的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所有制、交換和分配關系，而不是“社會制度”。社會制度屬于社會上層建筑的范疇，其外延要大得多。因此，鄧小平把基本哲學范疇搞錯了，把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當做是同一層次的對立統一體加以分析，在邏輯上都是說不通的，對主要矛盾的判定又怎能不發生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矛盾。生產力永遠是促進社會發展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生產關系必須不斷的調整，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包括了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也需要不斷地調整、變革，社會才能進步。即使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初步建成了，還存在著防止復辟倒退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要求，還需要不斷調整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于剛剛建成公有制的中國，還存在著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差異，同樣需要不斷調整。交換關系中的價值規律，分配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還在產生著資本主義的因素，必須加以克服。　　

因此，鄧小平“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所包含的生產關系，本身就需要不斷鞏固、調整，建立于其上的上層建筑也需要不斷鞏固、調整——用“先進”二字把需要鞏固調整的關系——即矛盾的一個方面看作是固定不變的關系，把這個矛盾中相對立的另一個方面——社會的經濟基礎，歸結為其中的一個局部——“生產力”，再用“落后”二字加以限定，由此引出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務，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偏代全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所判定的主要矛盾在思維上陷入了悖論，完全不能成立。同時，鄧小平將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說成是“落后的”——相當于將生產力這個概念中包含的決定因素——“全部生產者，整個勞動階級”指認為“落后”，是革命的對象。這樣理解當然很荒唐。但如果鄧小平所說的“生產力”僅僅是指生產效率和生產技術水平，引導人們不擇手段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不管、不顧生產關系如何變動，以為只要生產的多了社會就會發展，也是錯誤的。　　

資本家的血汗工廠從表面上看，生產效率高，其生產關系極其野蠻和落后，工人只是為了生存被迫成為機器的附屬品，所創造的財富多半被資本家攫取、揮霍，并沒有對全社會的發展做出有益的積累，也不會直接觸動社會的生產關系的變革。至于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毫無積極性可言，也不可能自覺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搞什么技術革新技術改造。只有工人以消滅私有制為目標，奮起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剝奪剝奪者，用暴力革命改變腐朽落后的生產關系，社會才能進步。　　

所以，鄧小平的這些說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形而上學的思想指導下，形成了一條新的路線，即他“恢復”的所謂“八大路線”。　　

這里用了“所謂”二字，是因為八大第一次全會召開時，關于主要矛盾，確實有人在大會閉幕前40分鐘讓毛主席審查長達萬字、被加入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種本身需要較長時間思考、推敲、琢磨的文字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40分鐘時間還需要打字）。這實際上是一種用會議議程逼迫毛主席認可的非常惡略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以后就發現并進行了糾正。從八屆二中全會到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的觀點已經取得了全會的認同，其中也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因此，鄧小平這條新的路線不是八大路線，只能叫做“鄧小平路線”。　　

那么，鄧小平路線的實質是什么？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內容。　　

關于鄧小平路線，大體可以概括為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什么叫做中心？當然是指一切工作都要圍繞著它去做，一旦發生了沖突要為它讓路、要服從它的這么一個東西。　　

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集團，而不是一個松散的生產組織。其中心工作，顯然應當是政治工作，是思想宣傳工作，是如何保證無產階級的政權不被顛覆，保證新建的又十分脆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被挖墻腳、被改變成私有制，保證共產黨的領導權不落在修正主義分子手里，這是共產黨的黨性決定的。如果另有一個中心，一旦和這些工作出現矛盾，出現了沖突，難道這些工作全都要為中心工作的經濟建設讓路嗎？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如果進一步分析，還有更荒謬的！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用什么來進行社會資源的配置，組織生產，衡量經濟建設的成果？當然是用居于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對于中國，就是用人民幣，用錢！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幾乎完全等同于“以金錢為中心”！　　

設想一下，當一個以消滅私有制為最高綱領的無產階級的政黨，高高舉起“以金錢為中心”這樣一面旗幟，宣揚“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 “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鼓動“少數人先富”，會對這個政黨的黨員干部產生多么大的影響！在過去漫長的三十年時間里，有多少原本有道德、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最終變成了失去“靈魂”的行尸走肉，變成一個個被金錢奴役著的活死人！他們當中當然也不乏共產黨的高級干部。　　

當然，有人說“不是還有兩個基本點嗎？”一個叫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個叫做“堅持改革開放”，難道不對嗎？　　

下面我們討論一下這兩個基本點。后一個基本點好說，只有一句話：如果方向偏了，中心工作圍繞著金錢打轉，“改革”就很容易被解釋成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政策措施，“開放”就變成了放開市場，向帝國主義出賣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源，也包括國家主權。　　

但是分析前一個基本點確有難度。因為這四條——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無論是把每一條單獨抽取出來，還是把它們綜合在一起，它們都是正確的。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下面僅僅做一個初步探討：　　

首先要提出的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政治工作的基礎，僅有四項基本原則提出的這四條還不夠，也就是說，如果把這四項基本原則當做一個整體，當做全部工作的全部基礎，它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至少，缺少了民主集中制這個治黨治國的重要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不是鄧小平的發明，其來源本人無法考證，感覺上很可能是將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中有關條目掐頭去尾，抽取出來，然后增刪修改，并做了一個簡單概括。　　

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是：“(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引自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四項基本原則去掉其中(一) 和(六)，將有關“鞏固民主集中制”的(四)，換成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也許有人會問：六條政治標準中為什么沒有提出馬列主義？實際上，毛主席在文章中已經作了說明。毛主席說，這六條標準是“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提出來的。在同一篇文章又說起有人提出了“能不能對馬克思主義提出批評”的問題，說明當時有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民主黨派還不能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絕不會強迫別人接受某種思想，因此，雖然整篇文章中多次重點提到馬克思主義，但在六條標準中沒有提，絕不是疏忽和遺漏。　　

相反，在四項基本原則當中缺失的“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不僅涉及到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也與中國的國體政體密切相關。從實際情況來看，許多問題恰好出在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缺失上。　　

因此，盡管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無法覆蓋中國共產黨全部帶根本性的政治要求。當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四項基本原則抬到了“治國之本”的高度，其中缺失的環節，例如所缺少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產生重大不良影響。　　

這是對鄧小平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第一個基本點的初步探討。　　

但最關鍵的還是前面提出的“中心”問題：如果中心工作——“經濟建設”與四項基本原則發生矛盾和沖突怎么辦？是“經濟建設”給四項基本原則讓路，還是四項基本原則給“經濟建設”讓路？　　

“經濟建設”原本是一個沒有階級性的概念。社會主義要搞經濟建設，資本主義也要搞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在 “四項基本原則”已經不被更多人關注但仍被稱之為“治國之本”的政治環境下，要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要復辟資本主義的人，會采取什么政治策略呢？　　

首先制造出一種完全否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存在的政治和輿論環境，然后將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條——社會主義——前面加上限定詞，來改變其性質；將第二條——無產階級專政——用缺失的人民民主打入冷宮；將第三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縱容媒體捏造謊言的手法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思想繼承人毛澤東猛烈攻擊，同時裝聾作啞，使人聞之色變；將第四條——黨的領導——用缺失的黨內民主使共產黨的領導權集于一身，最后，高高舉起“經濟建設”這面大旗，同時用“小康”、“富裕”、“滿足物質需要”一類美好的字眼迷惑廣大勞動階級，使他們喪失斗志，然后用土地承包到戶的手段，形成廣泛存在的、事實上的農村個體小私有經濟，來強力拆散工農聯盟，這就必然會強烈地沖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面對這種沖擊，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也必然會進行頑強的抵抗和斗爭。　　

在那種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已經被許多人置若罔聞的、本來就有所缺失的“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他們手中唯一的武器。　　

這種斗爭的突出表現，就是“經濟建設”與“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由于“四項基本原則”缺少“民主集中制”這一重要原則，這就使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處于一種相對軟弱的地位，處處受制，節節敗退。　　

三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建設”與“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這種矛盾和沖突從未停止，一旦發生了矛盾和沖突，又總是“四項基本原則”給“經濟建設”讓路。　　

這種矛盾和沖突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難道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嗎？　　

三十年里，在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中，社會主義一點點地被資本主義經濟侵蝕，其結果是，道路越走越窄，已經走到了懸崖邊上！　　

三十年來，毛主席在世時最擔心的資本主義復辟已經在中國大面積地出現；中國二十多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已經被外資壟斷；原先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已經不復存在；中國的土地上新出現了70萬家外資企業，正在吮吸著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中國子孫后代賴以生存的資源正在滾滾地流向外國，留給中國勞動人民的將只會是被污染的環境和赤貧；甚至，延續了兩千年以上的大一統的中國有可能被外國列強分割的七零八落；在這塊土地上繁衍了五十萬年的中華民族正面臨著被基因武器種族滅絕的危險。　　

所有這些，都是由于否定毛主席的路線造成的惡果。　　

據此，我們已經可以做出一個結論：毛主席對中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判斷是正確的。他生前指導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最后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候，走到了質量互變的關鍵點上。不恢復毛主席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將面臨死亡——不管是名存實亡，還是名實雙亡。　　

但是，對于共產黨，我還是沒有喪失信心。就像代表極少數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會反映到共產黨當中一樣，代表中國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恢復社會主義的呼聲也同樣一定會反映到共產黨內。這種呼聲越強烈，共產黨內代表社會主義正確方向的政治力量就會越強大。一切決定于中國人民覺醒的程度。　　

我期待十八大。　　

2011年3月6日于四川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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