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族”——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　　

中國已進入改開盛世，“和平崛起”，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國”的一部分了……　　

循著這條康莊大道“不動搖”， “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 按理說“小康”“大同”樂園已經在望。　　

然而，國人偏偏庸人自擾，左右各方都玩“憂患意識”，喜歡就中國前途話題打口水仗，紛紛開出不同藥方。　　

梳理一下，不外如下幾類：　　

官方主流的，是“特色社會主義”，依據的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　　

草民，則以“毛澤東熱”表達自己的訴求。傾向強烈鮮明，表達又欠清晰。主流警之曰“回頭路”，右翼則誣之為“民粹主義”。　　

掌控話語霸權的右翼精英高舉的是“普世”大旗， “人權”，“自由”，“民主化”，“憲政”，“多黨政治”，“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民主社會主義”等等是也——“政改”百寶囊中，法寶琳瑯滿目。　　

近日甘陽推出了一個“政治成熟”說，頗為新穎而引人注目。　　

在《中國何時成為一個“政治民族”》中，甘陽以“述而兼作”的方式，通過馬克思·韋伯“政治民族”的概念，探討中國改革方向問題。他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從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狀態走向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　　

文章認為落后民主與發達民族的最大差異在于是否為“政治民族”。

“ 落后民族與發達民族相比的最大差異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從根本上是一個“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夠使全體國民都參與其中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大多數國民并不生活在本國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國政治之外。韋伯強調經濟發達民族必然是一個“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須發展一套相對發達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能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在本國政治之中。”　　

 “政治不成熟”表現為“政治市儈主義”。

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為追求“外在強盛”而壓抑民族“內在強盛”的生長，亦即在經濟崛起時社會的主導政治力量和新興經濟階級往往都抱定韋伯所謂“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一再延誤政治改革的時機。　　

作者認為，中國今日社會整合的機制和能力已相當脆弱，目前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十分盛行的各種“政治市儈主義”（political philistinism），而已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為一個偉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礙。由于政治改革的一再延誤，它無法象發達經濟民族的中央權力那樣可以訴諸全國性大選來直接取得社會大眾的民意支持，從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確立自身權力不容挑戰的正當性基礎。　　

所以，“中國能否成熟為一個政治民族將主要取決于兩個制度性的保障，即大眾民主及以大眾民主為正當性基礎的中央權力之落實。”　　

“大眾民主”為何，毛澤東時代以“四大”為標志的人民民主，“以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這種大群體來取代個人獨立與個人自由”，那不能算。

那么，什么才算真正的“大眾民主”？

作者給出的答案十分明確——以美國為藍本。

“以公民個體為政治社會之本，以統一憲法為民族國家之綱，就是聯邦黨人為美國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為這同樣應成為今后中國民主的基本原則。”　　

“中國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已經歷史性地提出了中國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問題。事實上，發達經濟民族加強中央權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盡可能減少間接選舉的層次而擴大直接選舉，以確保最上層的中央權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團勢力更大的社會民眾基礎。例如美國憲法規定，聯邦眾議員不得由各州議會間接選舉產生，而必須由各州人民直接選出；第十七條憲法修正案進一步規定，聯邦參議員同樣必須由各州人民直選產生，不能由各州議會間接選出；更重要的是，聯邦黨人在費城制憲會議經過長期討論，最后決定美國總統不由眾議院間接選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選舉產生，其中心考慮就是要使美國總統的權力基礎直接來源于美國人民，并向全體美國人民直接負責。”　　

美式民主憲政，特別是直選。　　

引經據典，洋洋灑灑，曲折深奧，說白了也很簡單：還是普世，以美國為榜樣！

“政治成熟”說是否“新左”，在下感到有商榷必要。

甘陽的“政治成熟”論看起來似乎有理。　　

第三世界國家與歐美發達國家比起來，確有“不成熟”現象。

中國盛行“黑貓白貓”，的確也很“政治市儈主義”。

“中國在經過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后，社會分殊化的程度已相當之高而使中國在社會層面已具有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以致同一地區的不同“單位”之間的利益都已有極大的差異、矛盾和沖突。……這一問題不解決，中國必將呈現只有日益多分散的社會離心力，卻無法通過一種制度化的全國性政治過程來整合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的狀況。目前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十分盛行的各種“政治市儈主義”（political philistinism），適足延誤中國走向政治成熟，從而已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為一個偉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礙。”　　

“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為追求“外在強盛”而壓抑民族“內在強盛”的生長，亦即在經濟崛起時社會的主導政治力量和新興經濟階級往往都抱定韋伯所謂“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一再延誤政治改革的時機。”　　

不過，這只是些表象，對問題的本質分析及解決途徑，則使人期期不敢茍同。

一，第三世界國家與歐美國家的“政治成熟”差異，是由統治階級的歷史地位不同決定的。　　

甘陽用“落后民族”指稱第三世界國家，其實是不當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屬第三世界，彼時雖然窮一點但絕不落后，站起來的中國人是一個極為“政治成熟”的民族，國家的整合力空前，連歐美發達國家都無法忘塵，不然的話，也就不能在朝鮮好越南語美國較量了。古巴和朝鮮亦屬此例。他們的凝聚力，都不是靠美式“大眾民主”整合，靠的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民族”說的否定。這里且置勿論。

其余的第三世界國可分兩類，一類是爭取民族獨立對抗美國霸權的民族國家，一類是政治獨立之后“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還擺脫不了美國剝削壓迫的國家。這些國家居于統治地位的主要是資產階級，不過。第三世界的“資本來到世間”，他們發育成長所面臨的歷史環境已經迥異于“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競爭發展所面對的，已經不是非洲黑奴和印第安紅人，而是早已發育“成熟”的歐美壟斷資產階級。國內外社會矛盾情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歐美發達國家，國內矛盾較為單純，通過兩個世紀的與無產階級的較量，金融資本用軟硬兩手確立了自己的牢固統治，他們在鎮壓了19世紀風起云涌革命風暴之后，利用自己世界性的統治地位攫取的財富緩和了與國內的階級矛盾，變成了“政治民族”。第三世界國家的資產階級“和平崛起”模式與西方老大迥然不同： “大國崛起”主要靠“外向型”掠奪，如我們熟知的“鴉片貿易”“販賣黑奴”“滅絕印第安人”，包括分贓式的世界大戰；而第三世界資本在跨國資本壓榨壓迫下，走的都是程度不同的“內向型”掠奪和“外向型”奉獻的模式。加上前資本主義因素的大量存在，就使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同程度帶有買辦性、封建性和官僚權貴性。這些因素必然會激化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內的矛盾，外部矛盾突出時，國內矛盾緩和一些；反之就會激化。

跨國資本為了推行新殖民主義，不斷加強對第三世界的控制，他們打著輸出民主的旗號，通過中情局和各式基金會進行無所不在的滲透、顛覆、操縱，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和金融全球化，通過亞洲金融危機式的掠奪，瞬間可以使他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化為烏有。美式民主不僅不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成熟”的濟世福音，恰恰相反，它正是第三世界種種災難和不斷動蕩的外部根源。　　

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裂變出的眾多國家，這些接受輸出經由美式民主親炙的國家，無不陷入動蕩貧困的深淵，沒有一個能夠“政治成熟”。東歐和中亞“轉型”的原社會主義國家， “轉型”實行“直選”和“大眾民主”多年，原先的“政治民族”一下子“成熟”為“顏色革命”的重災區。原蘇聯來是一個“政治民族”，推行美式民主以來，好端端的 “超級大國”弄得四分五裂，如今的俄羅斯，連一個小小的車臣都“整合” 不了了。

 “落后國家”國內矛盾難于整合，癥結就在這里，而不是什么實行不實行美式“大眾民主”的問題！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菲律賓。　　

菲律賓的憲法完全是照美國復制的，除了沒實行聯邦制外，菲律賓的政體幾乎與美國一模一樣，三權分立、直選總統、參眾兩院、最高法院，曾長期被譽為“東亞最悠久的民主”，被視為美國在亞洲的“民主櫥窗”。用馬科斯總統女兒艾米的話說，菲律賓實行的是“（美國）制度的拷貝”。但這沒有能夠使菲律賓“政治成熟”，與這美式民主共生的，是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式的、印尼蘇哈托式的、非洲扎伊爾蒙博托式的、以及近期被推翻的突尼斯本·阿里式的、埃及穆巴拉克式的政治腐敗和瘋狂掠奪。

他們以“菲美國”“突美國”“埃美國”伙伴的形式，構成這“全球化”的世界，這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組合的 “和平與發展”的世界。雖然奴隸造反的歷史已經“終結”，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和諧”長治久安。當美國人出于霸權和壟斷石油的需要，今天挑動兩伊戰爭、明天入侵伊拉克時，他們可以“救美國就是救菲律賓”“救美國就是救埃及”；但是，當國內人民的反抗怒潮再也整合不下去時，美國伙伴就不再“救埃及就是救美國”，而是出爾反爾甚至落井下石，以便利用動蕩更換新的代理人了。國際壟斷資本卵翼下的買辦權貴資本無論怎樣拷貝美式民主，也是不可能整合本民族，變得“政治成熟”。

那么，第三世界國家只好永遠“落后就得挨打”了嗎？

不然，被壓迫民族獨立解放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已被中國拋棄的毛澤東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才是真正普世的金光大道！

拉美國家吃盡了美國模式的苦頭，“拉美化”使他們陷入了貧困和動蕩的深淵，委內瑞拉就是他們覺醒的代表。

二，美國的“大眾民主”，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普世民主浸潤過深會成為迷信，可以使人失去現實感。反倒是靠此忽悠百姓的右派清醒，“政治成熟”得多。

普世的“大眾民主”與唯物史觀所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大眾的民主是捍格不入的。

從古到今，世界上既沒有過超越階級的國家，也沒有過超越階級的民主。將民主與專政對立起來，不過是“歷史終結”后顛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一元獨霸糊弄愚弄百姓的結果，是知識界“思想解放”出的淺薄愚昧。馬克思早就說過：“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階級之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約·魏德邁》）。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學者還敢于面對的話題，想不到一個多世紀后，他們通過“補課”暴發起來“特色”胤嗣，居然將階級論設為禁區，用30年的功夫對其大張撻伐，極盡妖魔化之能事，以致形形色色的淺薄“普世”胡說能夠大行其道暢通無阻。以否認階級斗爭為基本特征的“普世”高論，不過是掩蓋階級斗爭真相、解除群眾精神武裝以維護資本統治的奴性理論。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任何民主都是以專政為前提的統治階級的民主。美利堅的國家不過是整個資產階級的董事會，他們的職能就是最大化地維持資本的統治和擴張，與WPO一樣，其享有者按其股權大小分配民主權利。至于廣大民眾的所謂民主權利，不過是奴隸規則，確切的說是“做穩奴隸”的規則——依照這個規則以實現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和諧”共處。　　

這個問題至少有兩點必須強調：　　

（一）美國的“民主”必須以不觸動雇傭奴隸制為前提。　　

從古代羅馬殷商的奴隸制到現代的雇傭奴隸制，盡管隨著歷史的進步奴隸的生存狀態在不斷改善，社會權利也在不斷擴大，但必須承認一個前提，那就是維持資本專制所賴以存在的以資本對生產資料占有為前提的雇傭勞動制度，也就是今天我們這里常說的“現代企業制度”或“先進生產力”。“民主”可以，“自由”可以，但不能越這個雷池，否則叫“違憲”，國家權力會對你不客氣地實行“法制”，從警察、監獄直到軍隊。　　

議會斗爭與和平過渡問題一直是國際共運爭論的焦點之一。在“歷史終結”和競相“轉型”時代重提這一話題有點不識時務，但縱觀世界共運史，至今還沒有通過選舉“和平過渡”成功的先例。意大利共產黨曾經通過 “民主選舉”成為議會多數，印度的喀拉拉邦還是共產黨執政，但這都絲毫改變不了資本統治的現實。智利阿拉德曾經通過選舉執政，但旋即被美國支持的軍人政變推翻。尼泊爾是通過多年的武裝斗爭贏得了議會斗爭，局面一波三折，如今尼共毛派交出軍隊了，前景舉世都拭目以待。二戰后意共法共紛紛交出武裝皈依民主的前車覆轍可鑒。只有中國毛澤東抵制住了，才贏來“政治成熟”。　　

歷史上封建地主階級實施統治有所謂王道與霸道兩手，哪手硬哪手軟，不是取決于統治者的個性，而是取決于階級斗爭的形勢，該硬就硬，該軟就軟，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維持自己的統治。清朝入關，征服階段是“留頭不留發”，有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用屠刀壓服之后，就尊孔崇儒，博學宏詞，行“王道”，給漢族知識分子“民主”了。那叫“逆取順守”，馬上取天下不能馬上而治之。　　

資產階級也是一樣，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也是“王道”與“霸道”兩手交替使用。美國資產階級用警察和馬隊血腥鎮壓群眾的例子還少嗎？南北戰爭期間，正是北方的“民主聯軍”制造了亞特蘭大屠城血案。為了自己利益美國人經常打著“人權”“自決”“公投”的旗號，不斷制造第三世界的國家分裂，事后還給人加上“反人類”罪名，甚至將米洛舍維奇們送上斷頭臺。可他們屠殺亞特蘭大老弱婦孺時卻大言不慚：“我就是要讓南方人和他們的子孫后代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永遠不敢再想要獨立！永遠不敢訴諸戰爭！”　　

還有，同樣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紳士，在本國很“民主”，但一到“初級階段”的中國，對待中國勞工一點也不“紳士”，包身工、狼狗保安、上廁卡、集體罰跪等等司空見慣，在他們那里的已經“民主”了一個世紀的8小時工作制和罷工自由，在21世紀的中國的外企，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方夜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賜給被壓迫民族“普世民主”模式。　　

（二）美式“大眾民主”的當下形態，是無產階級幾個世紀前仆后繼斗爭的結果。　　

香港學者王紹光對民主問題做過可貴的研究，他的民主觀比甘陽客觀清醒，“政治成熟”得多。　　

 “我在很長時間都是相信選舉是實現民主最重要的途徑。真正幫助我擺脫選主迷信的是在美國住了近二十年”，這夫子自道很能說明問題。　　

“民主從它誕生開始一直大概到十九世紀，它都不是“好東西”，大家都不覺得它是個好的政治形式。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古希臘絕大多數的思想家，都認為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在亞里士多德他們的論述里，就是把民主稱為“鄉巴佬的統治”。從古希臘一直到十八世紀末，主流還是把民主視為一個壞東西。”　　

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美國的“國父” 杰弗遜等的心目中，“民主”一直是 “多數人暴政”之類是同義語。正如對基督教的改造利用一樣，是人民斗爭才使民主合法化，變成了“好東西”，這就是穆勒所說的“盡管知識階級中沒有喜歡它，民主還是不期而至”。　　

法國的《人權宣言》和《1791年憲法》是普世民主的經典，但它所誕生的選舉權主要屬于資產者。1791年法國2700萬人只有400萬男性公民享有選舉權，“七月王朝”時期只有交納直接稅200法郎以上的人才有選舉權，交納500法郎的人才有被選舉權。 1848年二月革命勝利，第二共和國才實行普選制，在工人六月起義失敗后制憲議會馬上又取消了普選權，法國婦女得到選舉權直到1944年才得到確認。英國持續十余年的大憲章運動， 19世紀中葉歐洲大陸各國風起云涌的工人起義，極大地震撼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才放松了選舉權的種種限制。作為“政治成熟”標志的普選權，乃是無產階級經過幾個世紀斗爭用鮮血換來的。　　

1688年光榮革命后200年，英國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專政。1832年議會改革以前，有選舉權的公民只占總人口的3.1％。經過改革，選民人數也只占總人口的4.5％。這令正在興起的工人階級極度不滿，1838年，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目標的憲章運動開始。在此后十年里，憲章派一次次動員民眾向議會請愿，但屢屢遭到鎮壓。雖然憲章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其產生的壓力迫使英國于1867年實行第二次議會改革，將選民人數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選權的實現要等到1885年。再過40多年，到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在這整個過程中，英國的自由派――輝格黨人（后來并入自由黨）一直是強烈反對民主的。　　

（王紹光《警惕對“民主”的修飾》）　　

西方資本統治幾百年的積累，和對外的殖民掠奪，是資產階級統治穩定的兩大必要條件。　　

第三世界無產階級頭上的有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發達國家無產階級頭上只有一座，即本國資本的壓迫，而且，這座大山的重量也較東方輕得多，因為跨國壟斷資本是從全世界汲取剩余價值的來源，所以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剝削自然要輕得多。

古代的奴隸制度靠皮鞭紀律維持統治秩序，現代雇傭勞動制度用饑餓紀律維持統治秩序，現代無產階級帶的是黃金鐐銬。中國精英“告別革命”改換門庭后對“專制”控訴個沒完沒了，實際上他們并沒有獲得什么“精神的自由”， 擺脫了“無產階級政治”之后，他們迅依附了資本家的錢袋，帶上了黃金的鐐銬，其極右者則自覺地漢奸買辦化，那里有什么“獨立之人格”！不過兩個世界畢竟不同，如是說東方雇傭奴隸帶的是緊身的手銬，那么西方雇傭奴隸帶的則是長得多的腳鐐，壟斷資本用第三世界的財富為他們加長了這黃金的鏈條，以便他們可以“自由”地跳著“民主”之舞。御用精英用學術語言將這鐐銬翻譯成“大眾民主”和“普世自由”，不過是為了糊弄安撫雇傭奴隸，同時通過買辦，販賣到第三世界，以售其奸。

美國的次貸危機和中國兩房投資，就是一個現成的活生生的例證。

中國人以僅有美國15分之一的收入水平，承受著相當于美國水平的房價，卻通過金融買辦購買4500億美元的兩房債券，中國人自己買不起房，卻冒著血本無歸的危險以每人平均掏出近2270元人民幣的慷慨，幫助美國人解決住房問題！美國的白領兩三年的收入可以買一套像樣的住房，而中國白領在城里找個窩，卻要兩個家庭三代人再加上一生的收入！

通過這個例子你就可以明白，發達國家的“大眾民主”和“政治成熟”和發展國家“不成熟”難于整合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了吧。

“一人一票”或“直選”之類不過是美麗的泡沫。

以“超國民待遇”招商引資，3萬億借給美國人，讓人家拿回來買中國的產業資源環境與血汗，掙點錢再借給人家——推行“美式民主”不過是給這一荒誕模式披上民主外衣，并得到體制的保證。

美國的兩黨政治不過是資產階級四年一次選擇自己代理人的游戲，較之地主階級，的確民主得多。對于無產階級來說，不過是舍本逐末，通過選擇麻痹其階級意識。所以列寧說：“美國和英國推行的這個所謂‘兩黨制’，是阻止獨立的工人政黨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產生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看看何新對“共濟會”的研究，你對美式民主會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沒有“經濟民主”談不上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就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和管理權，而實現“經濟民主”的前提則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因此，共產黨人才把廢除私有制當做自己的根本目標。無產階級都過革命斗爭取得政權，建立公有制，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前提，離開這一前提談論什么大眾民主，無異于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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