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走資派”理論形成脈絡探析

何云峰

【專題名稱】毛澤東思想
【論文網絡來源】http://www.csscipaper.com/A2
【論文期刊期數】2010年02期
【論文期刊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湘潭)2009年6期第5～10頁
【英文標題】Analyzing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eory of "Capitalist-roader"
【作者簡介】何云峰，河南　開封　475001
何云峰（1972－），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
【內容提要】 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派”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邏輯前提。這一理論的形成脈絡可以分為主線和副線：主線是在社會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輔線是毛澤東對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警惕、對官僚主義者的批判。從形成脈絡可以看出，“走資派”理論雖然是錯誤的，在實踐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政治后果，但其出發點中也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
The theory of“Capitalist-Roader Group”,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Mao Zedong, is the logic prerequisite to immobilize“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orm of the the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hread and the by-pass. The thread is the battle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the line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by-pass is Mao Zedong's vigilance towards the criticism about the bureaucrats, the privileged stratum and vested interests group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ough it is wrong, the “Capitalist-Roader Group” theory includes some rational factors in it from its train of thought of formation, yet it has caused extremely serious political consequence in practice.
【關 鍵 詞】毛澤東/“走資派”/形成脈絡/主線/輔線Mao Zedong/“Capitalist-Roader Group”/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thread/by-pass

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派”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邏輯前提。因此，對于“走資派”理論的形成脈絡進行歷史考察，進而研究其內在邏輯，是極有必要的。
李君如教授在其名著《毛澤東與當代中國》中指出：“走資派”理論的形成，有上下兩條線路。下線路：官僚主義者——既得利益集團——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線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黨內民主派——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線路是毛澤東從基層階級斗爭特點概括出黨內存在資產階級的線路，上線路是建國以來黨內不同思想認識之爭在毛澤東頭腦中的反映。上線路是完全錯誤的，下線路具有復雜的情況，呈現一個從正確到錯誤的歷史與邏輯的復雜進程[1]270、278、282。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陳東林研究員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具體分析一下20世紀50至60年代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錯誤的發展，可以發現，其“資產階級”的含義并不是簡單的范圍擴大和循環，而是有著明顯的內涵變化，經歷了重提、擴大、重新確定重點的過程。內涵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條時，關于打擊對象，毛澤東還認為主要是原有的“階級敵人”，即“地富反壞右”。1963年11月通過“四清”后十條，“階級斗爭”對象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重點開始轉向黨內，強調要“整頓農村基層的黨組織”。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條前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完成了一個劇變，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找到了定位，認為出現了一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這是“階級斗爭”的主要對象。從而形成一種新的“階級斗爭”理論，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
上述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還需要繼續深化和補充。筆者認為，毛澤東“走資派”理論的形成脈絡可以分為主線和副線：主線是在社會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輔線是毛澤東對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警惕、對官僚主義者的批判。
一　“走資派”理論形成的主線
建國以后，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革命的邏輯與生產的邏輯發生了嚴重的沖突。由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所規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革命的邏輯繼續延伸，就需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由中國經濟的落后狀況所規定，生產的邏輯需要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因此陷入兩難選擇之中。作為共產主義者，要消滅剝削，不可能放棄革命的邏輯；作為治國理政者，要消滅貧困，不可能無視生產的邏輯。他們只能在兩種邏輯之間搖擺。在實踐中，逐漸出現了分化：毛澤東越來越傾向于革命的邏輯，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鏟除的禍害，急于消滅資本主義，堅信資本主義不除，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建成；劉少奇等人越來越傾向于生產的邏輯，認為資本主義在現階段對于經濟發展還有積極作用，主張為了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可以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和適當發展。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社會發展路線方針政策的取向方面，中共領導層存在深刻的分歧：毛澤東認同革命邏輯，政策取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認同生產邏輯，政策取向帶有現實主義色彩。正如胡喬木深刻指出的那樣：“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國的革命任務已經完成，社會主義的主題需要由革命斗爭轉向和平建設。這時，黨內的一種趨勢是適應歷史的變化，繼續從實際出發，力求中國經濟在新的制度下穩定發展，同時繼續完善新的制度。這是黨內和國內大多數人的愿望。另一種趨勢卻不能適應歷史的變化，堅持要求沿著過去長期的革命軌道前進。”[3]267－268
毛澤東對于革命理想和革命徹底性的執著追求使得他的政策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盡管由于毛澤東在黨內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迫使其他領導人服從他的意志，但毋庸諱言，毛澤東的黨內同事們越來越看出了毛澤東那一套政策的虛幻性，在內心深處不自覺地與毛澤東拉開了距離，所以毛澤東的意見事實上在黨內高層處于孤立地位，僅有少數擁護者。這使得堅信自己一貫正確的毛澤東有了一種“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孤獨感。在他眼里，這些曾經與他一同打天下的同事們在民主革命勝利后不愿意再繼續前進了，在革命道路上半途而廢，對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熱情很高，卻不愿意消滅資本主義，表現出革命的不徹底性，一遇到經濟困難就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在國內政策上熱衷于“三自一包”，大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獎金掛帥，暴露出內心深處對私有制的留戀，在對外政策上提出“三和一少”，向國際資產階級屈膝投降。毛澤東的個性是寧折不彎，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理想，毛澤東不惜提倡個人崇拜，犧牲集體領導原則，大搞個人專斷，揮起階級斗爭的大棒對付黨內與他發生意見分歧的領導者。隨著毛澤東提出的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強行推行過程中越來越暴露出其嚴重惡果，毛澤東遇到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多。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也越來越嚴重，政治批判的調子也在不斷升格。從建國初期批評劉少奇、周恩來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合作化時期批判主張穩步推進農業合作化的鄧子恢“像個小腳女人”、“右傾”；從1958年批判反冒進說周恩來等人離右派只剩五十米，到1959年批判彭德懷等人，說他們否定“三面紅旗”，認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從1962年批判“三風”時進一步聲稱黨內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到1964年2月批評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斗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認定“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的國內綱領，等等，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實質上都是黨內在社會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出現的理想主義取向與現實主義取向之爭。

毛澤東多次說過這樣的意思：所謂走資派，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后，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是積極贊成并且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后，農村要實行集體化時，那就不那么贊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叫走資派嗎？這些話很清楚地說明了毛澤東與黨內領導層的同事們存在著深刻的思想分歧，并且點明了思想分歧要害之所在，成為我們解讀所謂“走資派”理論的鑰匙[1]281。
毛澤東正式提出“走資派”理論的直接誘因，則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質問題上發生的爭論。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二十三條”。會議開始時劉少奇提出議一下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該如何表述，毛澤東立刻說：“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當權派。”[4]966劉少奇提出：運動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則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毛認為，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地富反壞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層，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他還引用杜甫“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詩句，說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貍慢慢清。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劉少奇仍然堅持認為，“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的意見，當即反問道：什么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么性質？[5]1570-1571 12月27日，針對劉少奇的意見，毛澤東聲稱：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5]1373。
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于四清運動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質的認識分歧讓毛澤東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黨內確實出了“走資派”。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是為了挖掉修正主義根子而開展的運動，其性質就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劉少奇雖然在指導運動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實到具有實質性的問題時，卻提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階級斗爭這個要害問題，這不是“形‘左’實右”是什么？作為社教運動的指揮者、作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運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見劉在政治上是很成問題的。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反對將四清運動的重點指向“當權派”，恰恰說明他是這些人的保護傘。在劉少奇的保護傘下，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反對搞社會主義的當權派，其中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們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對于這樣一些人，不稱其為“走資派”又能稱為什么？！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提出的“走資派”概念，其具體所指，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內部那些反對將階級斗爭擴大化，主張尊重經濟規律，政策取向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領導人。在社會發展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是導致毛澤東提出“走資派”理論的主導因素，故筆者稱之為主線。
二　“走資派”理論形成的輔線
除了這條主線之外，毛澤東對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警惕、對官僚主義者的批判也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從屬于前者——毛澤東曾經明確講過官僚主義“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6]476。故筆者稱之為輔線。
毛澤東始終對于黨和政府中各級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保持高度的警惕，堅持毫不妥協的反官僚主義立場。從1951年年底開始，毛澤東就領導全黨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運動。曾是民主革命功臣的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因犯貪污罪而被“大義滅親”。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嚴肅告誡黨的各級干部：“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612他的尖銳言辭讓老百姓聽了特別解氣：“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6]324“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6]325在當代各國領導人之中，恐怕沒有誰曾像毛澤東那樣發動了那樣頻繁、激烈和大規模的反官僚主義運動。美國學者鮑大可曾經評論說，中國的官僚權力和官僚特權之所以沒有發展到蘇聯那種極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系，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7]205
然而，官僚主義、貴族階層或者說特權階層的產生，是政治權力異化的產物，可以說是任何存在政治權力的社會都有可能滋生的東西，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結果。在“三反”運動過程中，毛澤東就發現干部的貪污腐化與資產階級的勾引有很大關系，遂展開“五反”運動。中共干部與資產階級的這種關系，使毛澤東受到很大震動。而薄一波推行新稅制等現象，則讓他得出了黨內嚴重存在資產階級思想的結論。他認為“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而“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6]94。所以，毛澤東在思想文化領域搞了一個又一個運動，來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1957年整風，重點在于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等作風。毛澤東明確指出：“不整風黨就會毀了。”“這是天下第一大事。”[8]468不料整風突然轉為反右，毛澤東進而提出要不斷開展“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全社會徹底清除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此后不久，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6]476這就意味著，官僚主義作風、特權意識等，被納入資產階級思想的范疇。

在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講到，十月革命之后，蘇聯未能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結果出現了新的特權階層、高薪階層[9]238。由此，毛澤東實際上形成了這樣的思路：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都是特權階層形成的重要基礎。資產階級法權刺激資產階級思想的發展，資產階級思想反過來促進了資產階級法權的擴大，擴大了的資產階級法權又進一步刺激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如此循環不止，產生了特權階層。而特權階層的廣泛存在，恰恰是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土壤。
因此，為了防止出現特權階層，防止出現修正主義，必須堅持不懈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首倡的“三面紅旗”就包含了這方面的內容。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整風反右，反對官僚主義，干部下放，將軍當兵，種試驗田，已經相當地破壞了資產階級法權。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進一步的破壞。公社工資發給每個人，不發給家長；實行糧食供給制，吃飯不要錢；開展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就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繼續破壞[10]768-769。不久，他在武昌會議上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11]449。
1959年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既得利益集團”。他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1]272。
進入20世紀60年代，在反修論戰中，他對這一問題有更多的思考。在“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他說南斯拉夫有個“官僚資產階級”；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他說蘇聯存在一個“特權階層”。毛澤東認為，“目前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對立的。”“他們把黨組織變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12]34，它“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古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12]39
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在這個特權階層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思想已經完全蛻化，“他們的一切活動，都是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他們一心想的就是如何維護這個特權階層的利益，如何鞏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而“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因此，“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走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道路，他們“正在把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變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專政的國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12]38-39
帶著這樣的判斷反觀國內，毛澤東把形勢看得比以往更加嚴重。“在毛的眼里，一些官僚主義者正在脫離群眾，不能傾聽人民的呼聲。工業企業的管理人員開始趾高氣揚，仿佛工廠就是他們自己的。醫務工作者拒絕到邊遠的鄉村去工作，因為舒適的城市生活吸引著他們。一些干部不按規定下鄉勞動，而是像野餐一樣，象征性地去一趟鄉下。所有這些都使毛十分惱火。”[13]356更讓毛澤東惱火的是干部們貪污、生活腐化，搞小老婆，甚至被敵人所收買。毛澤東感到黨的干部越來越不象話。他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5]1321，中國如果不教育好各級干部，清除干部中的蛀蟲，就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
于是，他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挖修正主義根子”。他嚴厲警告說：“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5]1321
毛澤東明確規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這樣一套。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這是破除資產階級思想；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說：“干部一參加勞動，許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修正主義的根子就在這里。”[5]1318
但是，正如陳東林注意到的，四清運動的打擊對象經歷了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條時，關于打擊對象，毛澤東還認為主要是原有的“階級敵人”，即“地富反壞右”。1963年11月通過“四清”后十條，“階級斗爭”對象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重點開始轉向黨內，強調要“整頓農村基層的黨組織”。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條前后，運動的打擊重點轉向各級當權派。12月2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5]1368毛澤東認為，地富反壞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而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應當成為打擊的重點。“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5]1390“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明確點出了這個問題。

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寫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5]1389
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在他看來，對嚴重脫離群眾的“當權派”的整肅迫在眉睫，因為他們已經從過去的官僚主義者發展成為一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的“利益集團”，即“官僚主義者階級”。如果這樣下去，“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對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警惕、對官僚主義作風的批判也是一貫的，只不過在總體上被納入了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批判當中，地位不那么突出罷了。
三　結語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澤東對于“走資派”理論的分析論證當中，我們提到的主線和輔線有時是混在一起說的，并沒有作明確區分。例如，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毛澤東在與毛遠新的多次談話中說：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14]487
不難看出，在這些話當中既有主線——“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也有輔線——“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所以這些話可以說是毛澤東對“走資派”理論的比較系統完整的表達。
毛澤東的“走資派”理論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政治后果。毛澤東對于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陰暗面看得過于嚴重，而且將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因作了誤判，認為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結果，后來進而認為在無產階級執政黨內部存在一個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將階級斗爭的矛頭對準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人，甚至是他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便是由此引發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毛澤東提出“走資派”理論的出發點中有合理的因素。在毛澤東看來，他首先是人民的領袖，然后才是黨的領袖。他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始終以人民群眾代言人的形象出現，他一旦發現黨的干部存在腐敗變質的危險，就毫不留情地拿起群眾運動的利刃，清除黨的肌體上的毒瘤。而當他認為整個黨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僚集團時，他甚至不惜發動廣大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把黨推倒重建。毛澤東反腐敗的決心和政治勇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遺憾的是，他的武器始終是革命戰爭年代的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他沒有意識到，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而反腐敗的治本之道在于建立強有力的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正是這一點，造成了他晚年的嚴重失誤。
從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毛澤東把他與中央一線領導人在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定性為黨內階級斗爭，這是一個嚴重的理論失誤。而且實踐證明，真正行之有效的政策往往是中央一線領導人現實主義的政策。毛澤東的政策取向在很多情況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因而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不過我們還是應當肯定，毛澤東對平等、高尚的理想社會的追求自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有深刻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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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毛澤東：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

何云峰 

《社會科學戰線》 2006年第5期
 
 
 
     
　　內容提要　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政治家。早年就創辦新民學會，進行新村試驗，嘗試建構理想社會。在22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中，毛澤東通過思想改造成功打造了一個堅強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革命勝利后，他決心把理想付諸現實，人民公社化運動和《“五七”指示》展現了毛澤東建構理想社會的不懈努力。臨終前的幾年，他還在為革命理想可能被遺棄而憂心忡忡。盡管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這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其出發點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其動機是無可指責的。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對于世界現代化進程來說也是一味清醒劑。毛澤東理想主義的魅力是永恒的。
　　關鍵詞 毛澤東 理想主義 革命社會主義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舞臺上，功利主義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卻寥若晨星，而像毛澤東這樣執掌政權后仍然對建構理想社會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絕世少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情有獨鐘使其成為中共領袖群體中最富于超凡魅力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時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絕后的精神時代。那個時代的人們，幾乎都經受了脫胎換骨的靈魂洗禮，參與了一場規模盛大的精神狂歡，當然也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研究毛澤東這樣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故人，更在于為找尋人類社會的精神家園提供借鑒。無論如何，人類不能沒有價值關懷。謹以此文回應學術界對毛澤東精神的討論。
　　
　　一、新民和新村：毛澤東早年對理想社會的追求
　　
　　毛澤東出身農家，自幼接受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國傳統教育，儒家“內圣外王”的思維模式影響了他一生。但他更喜歡讀的是《水滸》這樣的“閑書”。《水滸》里替天行道、殺富濟貧、掃盡天下不平事的梁山好漢，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他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從那時起已經萌芽。毛澤東接受新思想的啟蒙是從閱讀梁啟超在日本主編的《新民叢報》開始的。進入湖南第一師范以后，在著名學者楊昌濟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改變這種狀態，須“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1918年4月，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創辦了新民學會。最初的會員有二十余人。經過討論，通過了會章，以“新民”為會名，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學會最初是一個進步性學術團體，到1920年后，便成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政治性為主的革命團體了。
　　如果說創辦新民學會旨在改良人心的話，進行新村實驗則是在此基礎上嘗試構建新社會。新村主義與工讀主義，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在東方的變種。它們在五四時期曾在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風行一時，成為一股頗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思潮。毛澤東當時也受到了這一思潮的深刻影響。1918年6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岳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岳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里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大米煮著吃。毛澤東后來還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毛澤東的新村實驗雖然短暫，卻映射出他的思想初戀。塑造新民與構建新村的美好理想，從此潛藏在他內心深處，對他的思想行為產生著持久的影響力。
　　在經歷了種種嘗試的失敗之后，毛澤東最終從眾多主義、學說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這絲毫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相反，毛澤東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因為他感覺共產主義理想與他以往的理想非常相似。在這個前提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為實現理想社會指明了最具現實可能性的途徑。這是其他各種社會政治思潮所不具備的。毛澤東從此開始投身火熱的階級斗爭。他深信，這是到達理想社會的唯一途徑。
　　
　　二、從古田會議到延安整風：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
　　
　　自從成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毛澤東逐漸從實踐中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1927年他毅然拉起隊伍上了井岡山，開始了長達22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涯。
　　中國革命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如何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這些問題都困擾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對這些難題，毛澤東提出了獨特的解決之道，那就是通過思想改造塑造一個思想一致、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共同體的凝聚力根本上來自精神認同，只有具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這個共同體才能成為堅不可摧的堡壘。因此，思想改造是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關鍵一環。毛澤東的思想改造是對革命者的多方位改造，包括立場、世界觀的改造，人生觀、道德觀的改造，思想作風的改造，認識能力、實踐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改造。
　　對于軍隊，毛澤東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規定了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毛澤東還不斷地總結出一系列精神來激勵士氣，如拼命精神，嚴守紀律精神，公而忘私和先人后己的奉獻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自我犧牲精神，等等。
　　對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要求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以“三大作風”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坐標。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毛澤東糾正了以往黨內斗爭的不良傾向，從單純整人轉變為整風為主，從肉體懲罰轉變為思想改造。他針對歷史上黨內斗爭中存在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強調在黨內斗爭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他樹立了張思德、白求恩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大力開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激勵全體黨員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塑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兩個標志性事件是古田會議和延安整風。古田會議是毛澤東用“無產階級思想”塑造人民軍隊的開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塑造中國共產黨的經典之作。通過古田會議和延安整風，毛澤東重塑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精神面貌，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打造為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戰斗力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
 
　　毫無疑問，與黨內那些張口閉口“拿本本來”的教條主義者相比，毛澤東顯得頗為務實。在為革命謀劃戰略策略方面，毛澤東的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便是毛澤東現實主義一面的集中體現。但從始終強調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致力于打造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這一面來講，毛澤東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于革命的成功來說，這兩方面缺一不可。“毛澤東思想”堪稱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完美結合的杰作。正因為如此，用毛澤東思想打造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不僅迎來了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的首次勝利，而且僅用三年多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段輝煌經歷，從此便成為沉淀在毛澤東內心深處的美好記憶，在以后的歲月中被毛澤東作為規劃未來理想社會的藍本而一再提起。
　　
　　三、人民公社化運動：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大試驗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毛澤東躊躇滿志，要帶領人民鼓足干勁，大干快上，建設美好社會。他創造理想社會共同體的靈感開始進發。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共同體定名為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共同體，其基本特征大致如下：第一，實行高度公有化的單一的所有制。第二，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產品實行平均分配。第三，逐步取消社會分工，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型共同體。第四，按照軍隊組織建立人民公社的內部結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第五，實行共產主義的道德規范。毛澤東把人民公社作為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一個階段。《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說得很清楚：“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在北戴河，毛澤東自己也說過，經過四、五個五年計劃就可以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關于理想社會共同體的設想，是他早年的新村構想的再現，也是基于22年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歷。在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嚴厲批評了把供給制變為工資制的做法。他說，進城后，變了，把我們一些好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蔣介石的陰魂在城市沒有走，資產階級的臭氣熏我們，與他們見面，要剃頭，刮胡子，學紳士派頭，裝資產味，實在沒有味道。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22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②
　　到了1960年冬，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這場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大試驗被迫中止。但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他并不認為這場試驗的大方向有什么問題，如果說有問題，問題在于執行的環節上出了差錯。而主持調整工作的劉少奇等人面對大試驗的受挫，改弦更張，事實上擱置了“三面紅旗”，引起了毛澤東的疑慮和不滿。毛澤東容忍調整的底線是不能觸動“三面紅旗”，不能拋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理想。在他看來，一線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問題上出現了動搖甚至倒退。因此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他重提階級斗爭，開展社教運動，發起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在這種種辦法皆不能奏效的情況下，毛澤東毅然發動了驚世駭俗的“文化大革命”，為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為驚人的一搏。
　　
　　四、《“五七”指示》：毛澤東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計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看了解放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習慣上稱之為《“五七”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它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表面上看，它是一篇即興之作，實際上它是毛澤東長期深思的產物；形式上看，它是一封個人通信：實質上它是毛澤東要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宣言書，它寄托著毛澤東宏大的社會理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過“砸爛舊世界”，去“建設新世界”。《指示》就是這個“新世界”的綱領。毛澤東在《指示》中所提出的理想社會設計方案，與他在1958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試驗一樣，大體上是他早年的新村構想與中年的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模式的綜合。不同的是，《指示》突出強調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產階級”，加進了濃厚的階級斗爭火藥味。這是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大試驗失敗后長期思考得出的結論。在他看來，人民公社大試驗的失敗，根本原因不在于生產關系前進得過快，而在于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因此，要建設理想社會，“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影響的斗爭”。1958年毛澤東主要是從正面強調“政治掛帥”，開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到了1966年，毛澤東則是從反面強調“批判資產階級”、“斗私批修”，企圖通過階級斗爭解決人的思想問題，實現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問題，不僅重新成為晚年毛澤東建設‘新世界’的社會大實驗的下手處，而且成了這一實驗的關鍵環節”。“六億神州盡舜堯”，最傳神地表達了毛澤東對未來“新世界”的期待。西方學者曾經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稱作向人性宣戰，這的確道出了老人家的壯志雄心。《指示》的靈魂，就是要塑造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這是一項何等艱巨的社會工程!但毛澤東知難而進，他立志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五、臨終囑托：壯志未酬的感傷與擔憂
　　
　　1971年的林彪事件對毛澤東實現理想社會的壯志雄心是一個沉重打擊。毛澤東從此陷入了極其孤獨痛苦的境地。隨著病情日益沉重，毛澤東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壯志未酬的感傷與擔憂就愈加強烈。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對于捍衛紅色政權和革命理想具有根本意義的“反修防修”問題。1974年12月26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在周恩來后來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發的談話要點中，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內容：“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篇談話，后來被稱為“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補充。毛澤東的談話，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美好理想的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鏟除滋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始終是毛澤東力圖解決的重要問題，并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之一。
　　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的歸宿，也有著深深的擔憂。他注意到，歷代革命的悲劇，就在于原來的革命者最后都在根本上背棄了革命理想。1975年8月，他在回答北大中文系教師蘆荻的問題時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不久，他又批示發表姚文元送審的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人民日報》社論。顯然，毛澤東之所以同意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是因為他想讓他的人民都能夠識別革命隊伍中的“投降派”，避免革命半途而廢，革命理想被“宋江”們斷送。
　　毛澤東最后的歲月，對于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歷頗為留戀。他常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喜歡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著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入城、受到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毛澤東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大哭失聲，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退場。
　　1976年6月，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時說：
　　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復雜心態。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足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毛澤東清楚地知道，這場“大革命”并沒有取得預期的勝利，因為“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在這種非常不利的情況下他自己行將告別人世，在他之后革命還能傳承下去嗎?會不會出現右派上臺，革命被否定的結局?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1976年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帶著壯志未酬的無限感傷和憂慮與世長辭。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精神時代就此終結。
　　
　　六、權力之爭，還是主義之爭
　　
　　說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有人可能會持有異議。他們會說，如果認為毛澤東是個理想主義者，那么如何解釋毛澤東晚年那些殘酷的黨內斗爭呢?這的確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因為你不能說這其中完全沒有權力斗爭的因素，但若就此得出結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喜歡玩弄權術的陰謀家，那就離事實太遠了。事實上，在權力之爭的背后，毛澤東捍衛的實質是他所堅守的原則和理想。192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給彭璜的信中說：“我覺得吾人唯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這段話為我們解讀毛澤東的為人處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非常看重主義。他在寫給新民學會北京會員的信中說：新民學會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交友，講究志同道合，從不交那些酒肉朋友。在中國共產黨內，他與其他領導人都是同志式的交往，很少有親密的私交。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真正變成了一個彼此以同志相稱的以主義為紐帶的精神共同體。
　　建國以后，毛澤東作為志向高遠的精神領袖，與其他比較務實的領導人在思想上距離越拉越大。他們常常不能夠很好地領會毛澤東那些天馬行空的思想。盡管他們努力想跟上毛澤東的思想，但在行動中又往往無法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行事。毛澤東對他們越來越不滿意，認為他們思想止步不前了，對他的思想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所以他要不斷地敲打他們，提醒他們跟上他的步伐。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客觀地評價毛劉之爭，盡管不能否認有權力之爭的成分，但分歧的要害在于兩個人在“主義”上的分歧。毛澤東本人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歧，今天我們不妨將其視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分歧。主義之爭為主，權力之爭為輔，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主次關系是不能顛倒的。
　　著名學者楊炳章指出：“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許多理想主義革命家變成了政治實用主義者，毛澤東依然堅持他的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毛澤東眼里，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戰友們要么淪為既得利益者，要么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利益代言人。說到底，他們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已。在江山坐穩以后，他們已經喪失了革命時期的理想主義激情，不愿意跟隨他繼續革命。尤其讓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些人甚至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蔣介石”!這恐怕就是毛澤東和他的昔日戰友們陸續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對理想的無限忠誠和絕對堅定的立場，使他常常體現出無所顧忌、鐵面無私的逼人氣勢。當溫和妨礙他的原則時，他毫不遲疑把它放到一邊去。在冷酷的權力斗爭背后，隱藏著毛澤東堅守自己理想信念的實質。對于晚年毛澤東在黨內斗爭方面的失誤，我們應當作如是觀。
　　
　　七、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失衡：毛澤東晚年的深刻悲劇
　　
　　如果我們確定毛澤東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不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毛澤東在建國前很少因理想主義受挫，建國后卻屢因理想主義而出現失誤呢?
　　首先，理想本身在只是作為遙遠的目標時，它起到的是激勵人心，動員民眾的積極作用。一旦當真要把它作為現實任務來推行時，就不能不受到現實環境和條件的諸多制約，不顧這些制約因素一味推行理想，反而會適得其反。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始終有股創造最新最美畫圖的沖動。他內心永遠沸騰著騷動不安的情緒，竭力想打破現狀，重建理想的秩序。
　　其次，建國前，毛澤東理想主義的一面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與現實主義的一面保持了較好的平衡。建國后，毛澤東大權在握，沒有人能夠制約他，理想主義的一面過度膨脹，與現實主義的一面發生了嚴重失衡。
　　第三，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設計存在很多誤區，甚至有不少落后的東西，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嚴重脫離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誤區之一，忽視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對于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誤區之二，受到中國歷史上平均主義思想與傳統的負面影響。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平均主義思想源遠流長，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盡管旗幟不一，口號各異，但都貫穿著絕對平均主義的精神幽靈。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在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受中國平均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誤區之三，忽視了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的不同規律，將軍事共產主義共同體的經驗神圣化、絕對化。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運用革命經驗，“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不行了呢?”凹但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革命經驗在和平建設時期，確實存在一個適用性問題。這是因為，革命和建設是性質不同的兩種事物，各有其特點和規律，無視二者的巨大差別，在和平建設時期向全社會強制推行戰爭年代根據地的經驗，勢必要碰壁。誤區之四，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人性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作為政治家，在為人類理想社會設計藍圖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人性的復雜性。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行不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過分樂觀地假定人性是大公無私的。誠然，思想改造可以對塑造人性起到積極作用，但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盡管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這是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畢生致力于民族的獨立、富強和繁榮，他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出發點都是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其動機是無可指責的。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八、毛澤東理想主義的當代價值和永恒魅力
　　
　　毛澤東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嘗試盡管悲壯地失敗了，但絕不是全無意義。我們在否定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具體設計方案的同時，不能否定毛澤東理想主義的思想價值。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不僅在當代中國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而且在人生歷史長河中具有不可抹殺的思想價值。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刷下，當今的中國正處于一個高度物欲化的時代。拜金主義思潮泛濫，信仰危機日益加深。腐敗這顆社會毒瘤，戕害了人們的心靈。文化的墮落低俗化，也腐蝕著中國社會前進的基礎。“理想，理想，有利就想”，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座右銘。革命先輩的崇高理想被嘲笑，被調侃，被戲說，被褻瀆。在大多數年輕人的心目中，偶像早已經不再是英雄模范，而是大款、大腕，或者歌星、影星、球星，甚至是“超級女聲”。
　　執政黨本身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楊炳章指出：“如果中共領導人被迫放棄革命理想主義，不能創造出新的政治職業精神，他們任何為自己作為中國唯一統治精英的合法性怎樣得以維護呢?更為迫切的是，革命意味著理想主義，一旦革命理想被拋棄，政治腐化隨之滋生蔓延。要么革命，要么腐化，這是困擾高度集中體制的一個兩難問題，同樣困擾著當今的中國。”
　　面對這樣一種局面，我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那句名言：“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建國后，毛澤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向全社會推廣過去22年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形成的優良革命傳統，號召廣大干部群眾與革命意志衰退的現象作斗爭，振作起來，以高昂的革命熱情和干勁投入到新的革命中去。這些努力是不是毫無意義呢?我們來看事實。
　　上世紀60年代，“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使得中國人民處于最險惡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人民在極其艱難的歲月，堅決頂住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巨大壓力，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一系列經濟建設史上的奇跡，譜寫了一曲斗志昂揚的壯歌。廣大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忘我勞動，勒緊褲帶建設社會主義，涌現出許多先進典型。全心全意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縣委書記焦裕祿，住窩棚、吃玉米，人拉肩扛干大油田的大慶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大寨人民，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光輝榜樣。經過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國民經濟逐漸走出低谷，開始全面好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這個艱難的歲月里，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一系列奇跡，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如1965年實現石油全部自給，從此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如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如各種電子計算機、電子顯微鏡、射電望遠鏡的研制成功，等等。
　　試想，如果沒有理想主義的激勵和感召，中國怎么能夠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如果沒有理想主義的激勵和感召，中國怎么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具有堅實工業基礎的經濟大國、與美國蘇聯分庭抗禮的政治大國、能夠發射兩彈一星的軍事大國?當然，離開了現實主義的基礎與輔助，理想主義也會陷入空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就是以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扼殺“人是要吃飯的”這一現實，從而把現實拖到貧窮落后的境地。理想主義只有和現實主義結合起來，才能發揮積極的建設作用。
　　只有高瞻遠矚的現實主義才不會淪為庸俗，只有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才不會陷入空想。因此，當今中國要向前發展，必須保持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必要張力，要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注意培植文化價值和道德精神作為進步的動力，否則市場經濟會變成菲律賓或印度的模式，而陷入泥潭。尤其是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濃厚的政黨來說，理想主義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是維系全黨的精神紐帶。一旦徹底拋棄了這個紐帶，黨員對黨必然離心離德，對黨缺乏認同感，歸屬感，黨就將從根本上喪失群眾基礎。這一點已經為蘇東劇變所證實。
　　毛澤東理想主義的當代價值不僅僅局限于此。毛澤東晚年構建理想社會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盡管已被歷史地否定了，但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嘗試，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弊端的獨特回應，毛澤東提出的問題本身是不可忽視的，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的。例如，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管理的廣泛參與，如何使廣大干部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如何防止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化傾向和腐敗現象，如何保持黨組織的純潔、充分發揮其無產階級先鋒隊作用，如何造就一代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如何防止和補救商品經濟的負面影響……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對于世界現代化進程來說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清醒劑。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它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度成熟，它的缺陷與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從西方“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到第三世界“原教旨主義”的復興，從日本的“山岸主義”到美國的“梭羅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弊病的反思。毛澤東實際上也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從毛澤東構建理想社會的理論和實踐來看，他試圖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某些革命目標，防止因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而導致道德退步和社會腐化。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在世界現代化迅猛發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例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實現社會的平等與公正，在高技術的社會里，如何堅持社會的人文價值和標準，在物質充裕的環境中，如何追求高尚的人生理想，維護良好的道德規范，如此等等。總之，人類的確面臨著一個富起來以后應該怎么辦的問題。
　　毛澤東理想主義的魅力是永恒的。人類不能沒有價值關懷，不能沒有精神家園。“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澤東的這句話將成為千古名言。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充分表明，人有沒有精神，有沒有理想，有沒有信念，結果是大不一樣的。在人類歷史的天平上，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必將占有越來越重的砝碼，其無窮的精神魅力將吸引著一代又一代關心人類命運的人們去探索，去思考，去回味。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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