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沒有肯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　　

傅晨光　　

鼓吹“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19世紀以來人類出現的最反動的社會思潮之一。這一思潮產生于英國，創立者為英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基本特征就是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中的自然科學概念如“遺傳”、“優生”等應用到人類社會中來，認為人類社會在商品經濟時代所出現的一些特有的社會活動特征是從動物界那里“遺傳”繼承下來的，認識到了生物界的活動特征也就等于認識到了人類和人類社會的特征，認為人類社會從經濟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階級斗爭等同于生物界的生存競爭。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術始祖就是創立了“生物進化論”的英國十九世紀生物學家達爾文（1809—1882）。在蘇聯存在時期，由于理論上一直沒有分清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區別，而是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當成是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等量其觀的“三大發現”， 由于蘇聯理論界的這種對于達爾文的公然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個基礎就這樣再次被挖去了一大塊。　　

因此，劃清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根本界限，首先要劃清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界限。就是說，馬克思到底肯定還是沒有肯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能不能劃清這個理論界限的關鍵。　　

1、到目前為止，我們能看到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達爾文的學說的地方共有6處，第1次和第2次對于達爾文的學說的確有肯定的意味，但緊接著的第3次和第4次，馬克思就對于達爾文的理論進行了根本的否定，特別是第3次給恩格斯的信，使他的學說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完全劃清了界限。　　

整個經過是這樣：　　

第1次，1860年12月19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說道：“在我經受折磨的時期——最近一個月——我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其中有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一書。雖然這本書用英文寫得很粗略，但是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第15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第2次，是上一封信之后不到一個月的1861年1月16日，同樣是給恩格斯的信中，他說道：“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第15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不少馬克思主義研究論者將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混淆，主要就是根據這段話去得出的。但是，這段話的具體含義也不是明確地將人類的階級斗爭與動物界的生存斗爭當作一回事去理解的證明。這段話也還只能是說明馬克思是有保留地肯定了達爾文的學說的某種方面，而不是完全肯定。　　

第3次，是又一年后的1862年6月18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再次提到達爾文主義。這一次，他完全推翻了上兩次給恩格斯的信中的對于達爾文主義肯定的看法。馬克思這樣說道：“我重新閱讀了達爾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達爾文說他把‘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應用于植物和動物，其實在馬爾薩斯先生那里，全部奧秘恰好在于這種理論不是應用于植物和動物，而是只應用于人類，說它是按幾何級數增加，而跟植物和動物對立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動植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辟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斗爭’……”（《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第161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這，才是馬克思對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一個主要的和最終的定論。　　

第4次，是距上一封給恩格斯的信5年多以后的1867年12月7日，——《資本論》出版的這一年，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再一次提起達爾文主義。馬克思為了告訴恩格斯怎樣“欺騙一下福格特的朋友、士瓦本的邁爾”而模仿恩格斯的口氣寫道：“當他（指馬克思自己——引者注）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上來考察孕育著一個新的更高的形態時，他只是在社會關系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一個逐漸變革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第244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第5次，也就是上一封給恩格斯的信的同一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通過一個簡注，引述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中的一段關于動植物的自然器官的發展的論述，指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劃時代的著作。”（《資本論》第1卷第37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第6次，是在《剩余價值理論》中批判他最討厭的馬爾薩斯的大談社會生活資料生產是按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是按幾何奇數增長的混帳理論再次提到達爾文，說達爾文的理論推翻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8頁，不引述。　　

2、以上，是馬克思各種著作中提到的對于剛剛出版開始產生一定社會影響的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有關論述，目前發現的就是這6次，可能還有個別次數的遺漏，但自信不會很多。　　

從收集到的這6次論述，客觀地說，馬克思對之確有肯定，也有否定。這在馬克思對于其他學術例如古希臘的哲學以及之于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和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批判完全成竹在胸時的風格確實是一個例外。對于達爾文的學說的分析，他有時似乎有一種少有的舉棋不定的猶豫，從而出現了這種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矛盾現象。這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非常罕見的——這是由于達爾文不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而是學術界新出現的一匹“黑馬”。　　

但是，認真地研究以上材料，我們就會看到，即使這樣，馬克思的慧眼，從一開始也沒有脫離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對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僅僅只是肯定了“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因為達爾文研究的動物、植物無論有什么“規律“，僅僅只是一個“自然基礎”，人類對于動物、植物界的活動的影響，達爾文根本不加以考慮，馬克思對于自然科學家的這個認識特點是太熟悉了。因此，他對于達爾文的“肯定”，僅僅只是對于一個學說的某一點或某一個方面的肯定，這并不說明他對于其全部學說就完全肯定了。他肯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劃時代意義”，也僅僅只是由于生物學的自然科學研究在人類學術研究史上還沒有人達到達爾文的高度和系統性，而不意味著對其完全肯定。　　

馬克思對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結論性的評述是第3條：他終于看清了達爾文對于自然界中的動物、植物研究，在生物發生學領域或許有一定唯物主義的意義，對于人們關于生物的起源到底是“創世說”還是“自然發生論”的進一步研究有意義，就如馬克思在世界觀上，吸收了費爾巴哈批判封建神學獲得的唯物主義基礎，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一樣，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給馬克思提供的基礎就是這一點——生物的起源，不是“創世說”，而是“自然發生”的。他對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肯定，沒有超出這個范圍。　　

但是，對于動物植物的活動規律、種族繁衍等各種其他規律，馬克思很快清楚地指出：“達爾文在動植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辟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斗爭’……”這說得太清楚了：達爾文對于動物、植物界的生存斗爭的認識，不過是他對于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決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外擴張開辟海外市場的殘酷戰爭的反映。這才是馬克思對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最終定論——肯定的是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物發展理論提供了一個“自然基礎”，但完全推翻了達爾文關于生物界與人類沒有任何界限、將生物界的生存斗爭與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混為一談的傾向。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才剛剛興起的時候，馬克思已經為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可能產生的錯誤繁衍和應用堵死了后門。　　

3、蘇聯時期，由于一直不能分清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理論界限，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造成了很多錯誤，根源不在馬克思的思想，在于理論研究方面的不深入。這個問題現在能夠澄清，從而也必然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劃清最后的界限。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關系，在學術史上是一種典型的自然科學在社會生活方面的直接搬用的關系。兩者基本是同一時代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初版于1859年，1871年發表《人類起源和性選擇》，1872年發表《人類和動物情感的表達》，從而形成達爾文生物進化論體系。斯賓塞比達爾文僅晚出生11年，他的理論與達爾文的理論基本起源于同時代。雖然很少有人直接指出斯賓塞抄襲了達爾文，但大多肯定“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達爾文的自然科學的生物進化論在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搬用和演繹。因此，“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生物進化基本是一體的學說。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19世紀60年代英國興起，這個學說就是將達爾文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的“動物的特性”應用到人和人類社會領域，其結果，就是認為：動物是怎樣的，人和人類社會就是怎樣的。動物與動物之間為生存而進行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斗爭法則，成了人和人類社會中的“生存法則”。這一理論被用于支持經濟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認為財富是成功的標志，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不應予以幫助；在對待社會的問題上，這個學說成為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內外政策的理論基礎，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日爾曼人優越的說法。“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不久就迅速傳至美國，成為19世紀后期歐美各國資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它又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互相爭奪世界市場、奴役掠奪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工具。因此，這個主義是有史以來最為反動的學說之一。　　

將生物界的生存競爭作為社會發展的規律，完全混淆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本質差別，也完全混淆了自然界的生存斗爭與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的本質區別。人類通過千百萬年的勞動和努力從動物界中終于站立了起來，與動物界形成了根本的區別和界限，卻被這個19世紀興起的兩大學說（在本質上是一體的）在思想上又填平了。這個學說，從一開始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其本質上的反動性。人畜不分，甚至認為人就是畜，這就是資產階級在思想史上的一個“絕作”。　　

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20世紀初特別是由于兩次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極端種族主義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創傷，使很多人看到了這一學說的反動性，這一學說最終衰落，但是這一思潮并沒有絕種。21世紀初我們看到，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之下，對于人的認識，西方學說界、政治界仍然有“垃圾人口”、“剩余人口”等各種包含著傳統的極端種族主義的提法出現，甚至還有“廢爾蒙特飯店會議”的傳言。這些，都說明“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21世紀初的一些世界角落又在回潮。這就告訴我們，有些天天叫喊“自由”、“平等”的人，其思想本質是不平等的。他們的“自由”、“民主”的口號的背后，其實藏有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種族主義的尖刀利刃。人類要真正實現民族平等、種族平等，不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在新的歷史時期，甚至將面臨新的嚴酷的斗爭。（20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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