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價值革命與人類精神結構大變革

——當代最偉大的普世價值的歷史基點

           (二)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一、           經濟民主：勞動大眾與社會主義的一切權力基石與核心保證

經濟民主不但包含一系列經濟主權與其它權利束，而且有著一個系統的體系，形成人民大眾廣泛的社會經濟發展空間。

1× 經濟民主的產權基礎與產權約束結構。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尤其是初級階段，國有制經濟必須主導，公有制產權必須至少占60%的結構比重和規模優勢。沒有公有制產權基礎與結構，沒有國有制經濟主導的產權配制，從按勞分配到資源配制戰略投向決策權，從就業用工到價格形成，從投資資產組合配置到工程、項目經營管理，就不可能有主人公勞動大眾的地位與身份，就不可能有法定的、堅實的經濟談判權、否決權與抗爭權，就不可能建構平等、合理的要素與勞動協商、分享經濟機制。

私有制與私有化下，除了國有資產流失，資本家主政（所謂公司治理結構），不可能產生勞動階級中的甚至哪怕僅僅是持中立立場的中性企業家。經理階層在本身就是受雇狀態下，其屁股必然決定腦袋，不會成為勞動階級的代言人和管理者。在勞動階級經濟民主治權的班組長、車間主任、廠長經理，同私有制產權下的工頭階層、經理階層不具有可比性。前者是群眾領袖，后者是附庸走狗。

除農民少量耕地外，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存在，必須被排除在主要生產資料和戰略資源與國民經濟命脈以外。房地產這種不動產財富蓄水池，已經成了新的財富與所有高地。權益資本（股票）和期權期貨、債券等的高端資產經營領域，更成了產權爭奪的制高點。如果私有資本控制了高能貨幣、高能資本、高能財政、高能信用，勞動階級的經濟權力就完全可能被剝奪怠盡，只剩下自由出賣人生和自由出賣人力，再用換取的貨幣，在通貨膨脹等風險下，自由進入消費市場的交易權力。而一當失去了定價權、供求調節權、價值價格競爭談判權，則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一直到最后養不起老，甚至送不起葬（死不起：付不起喪葬費，買不起骨灰盒，更忘談墓地！），就是自然而然的所謂市場行為和市場邏輯。西方中產階級和戰后的福利國家與消費社會是歷史的特例。中國的人口規模和全球龐大中產階級的不可能決定了建構中國乃至世界的中間大的橄欖球社會的不現實（當然即使可能也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終極價值追求相違背）。

2×經濟民主的經濟機制基礎與前提。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絕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之上。完全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中性的技術與管理機制與信息機制。所謂完全市場在學理上只能是建立在完全私有產權和資本運營權力之上的經濟權力與資源的全方位配置。毛主席說“陳云懂經濟”是有深刻含義的。鄧小平的理論素養和知識結構，不具有判斷市場經濟本質特征和動態演進的能力。他所說的作為經濟調節與組織手段加以運用的計劃與市場，既不是馬列主義經濟學說中的市場經濟范疇，也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經濟的范疇，甚至不是薩謬爾孫定義的混合經濟概念。市場競爭力不是對稱地均勻地分布在市場介入者與市場創造者手中的。市場壟斷是市場自發演進的必然趨勢。國家規劃在私有產權基礎上，只能從屬于資本邏輯。市場除了盲目投資與競爭造成劇烈的周期性經濟波動，并通過可怕、殘酷的經濟危機除清而外，還通過壟斷占優，鼓勵各種逆向選擇和產業社會經濟分流。這些資源配組合演進，在初始都會造成自由度擴大，市場活絡，選擇空間擴大等現象，但隨后的演進，就會是贏者通吃，豪強兼并，莊家做大。

計劃市場經濟應該成為經濟民主的最適宜的經濟機制。這在市場性、通用性產品與資產的適用空間上，具有科學合理并符合經濟自然性規律，又能夠抑制市場經濟機制的壟斷和資本失控的弊端，從而既發揮了市場價格與信息調節與配置普通通用品與服務的功能活力，又發揮對那些通用性低、關系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前瞻性、沉積成本巨大的經濟產業、部門、項目與設施的計劃統籌和科學管理經濟優勢。更為重要的是，計劃市場經濟可以全面地準確地體現和強化社會主義經濟性質與財富創造目的。

3×經濟民主包含宏觀、中觀、微觀三層權力束。經濟民主不僅僅表現在勞動階級的微觀經濟權益上，而且要在宏觀經濟管理與中觀決策上加以體現。文化大革命中的工農兵各界代表進入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層，在農業、工業的具體領導行業，進行了破天荒的政治改革嘗試。這種嘗試當然不夠成熟，未能成為制度性建構和文化上的主流共識。例如主要方式是依靠察舉而非實際有效的民主選舉，未能形成所謂大老粗成功管理與領導的統計意義上的樣本支持，并形成同已有權力精英的有機整合。因此，盡管毛澤東、周恩來為此花了相當巨大的代價和心血，最后基本上是人亡政息。

在宏觀經濟民主方面，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筑的歷史性探索遠未結束。國家行政與黨的經濟領導權、決策權甚至預測與評估權，其中尤其關鍵的是制度設計與改革權，重大法律條文制定權，必須在黨綱、憲法與憲政、國家經濟決策與運營機制中，得到保證和切實貫徹與監督執行。在現階段，既符合精神原則，又技術方式可能，就是拓寬重大經濟方位決策的網絡問政甚至表決權實施。人民大眾的經濟主權，在宏觀權力上，不但表現為為民做主和簡單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表達上。那種精英設計與主導，官僚權貴抉擇，政治精英、商業精英、文藝與教育精英聯盟執政與“專權”，完全可能把人民大眾徹底排除在宏觀經濟領導與決策權力體系之外，從而使得權錢交易、權貴制度、權錢色合謀、權力尋租變成旋轉門、透明天花板的制度與文化社會建制，使得腐敗成為常態，變成前腐后繼的滾滾惡流和逆勢。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是不夠的。黨政軍，或工農商學兵政黨的所有宏觀領導權力機構，都在結構和成分上需要勞動大眾相應的比例。這是列寧、毛澤東黨政與國家理論學說的重要思想原則，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制度政治創舉，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改革的重大理論與現實的挑戰。

在中觀經濟民主方面，產業和行業領導權、管理權、經營權同宏觀、微觀的形成區別。行業與產業過度膨脹、自決與壟斷自治，已經構成當今國民收入分配的重大失衡，也是國有資產流失與出現產行業重災區的主要緣由。中觀經濟大權的失落與空缺，就會給無數個男女文強們以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大貪巨腐，已有的高危腐敗區多出現在高位，但具體犯案、作業領域卻大都集中在產業行業領域、區域經濟開發和暴利行業。單純依靠反貪局、公檢法是不足以從源頭和制度上防患于未然的。事后嚴懲不管威力多大，在巨大的誘惑與利潤空間下，都可能無法阻止。馬克思早已揭示資本家會鋌而走險的牟利沖動和貪婪本性驅動。

人民民主不僅僅是監督，而且要參政，不單單是參政，而且要直接分享經營權、管理權，甚至領導權，而不限于知情權與協商談判權。

在經濟民主的微觀方面，原本的《鞍鋼憲法》已經有了偉大的探索、具體制度建構和實際運作。大體說來，文革期間的奪權與群眾專政，并沒有提供成功的經驗與范例，反倒由于過度的準備不足的不切實際的民主訴求，而遭到一定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理性和對立批判理性的否定。但微觀經濟民主，由于它是更直接、現實、“生死存亡”的經濟民主陣地，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產權變更、新自由主義誤導、主流西方經濟學洗腦，通過港臺加新加坡模式的直接示范，借助《馬鋼憲法》加西方的泰勒制的所謂科學管理，把微觀經濟民主變成了經濟民主實踐的一個重災區。體制改革由初期的多勞多得獎金激勵和勞動能手與技術骨干或專家占先的局面，很快轉變成了做假帳、賄賂權貴、資本運作、套現套利甚至經營賭博的東家意志、老板獨斷、白領優越的管理決策體系結構與文化作風勢頭。勞動階級再度成資本驅動、權貴役使下的“會說話的有機工具”，而在黑煤窯、黑作坊、黑廠房下的農民工打工仔，就更是成了可憐的小馬仔。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又在資本與生計的重壓下，一定意義上又重新“跪下”去了。

微觀民主絕不是靠一元錢注冊公司這種畫餅充饑、風險巨大、初始資本日益升高下的虛偽的降低法定準入門檻，就可以獲得的。投資自由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只屬于資本家。

微觀經濟民主的核心是高質量有尊嚴的就業權和合理的晉升權及其相應的管理權。至于消費者主權，則是不言而喻的。而經營主權則只能嚴格區分國有、公有經濟實體和民營實體。前者應當最大限度地實現同主人公地位相稱的經營主權，后者應當探索同國家主人公地位相對應的勞動階級的適當經營主權。在微觀經濟民主方面，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在觀念與價值革命上，剛剛萌發了理論與實踐的初級探索。這方面的革命性建構空間巨大，等待理論與實踐的天才發現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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