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建議從頭閱讀：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之九）：議橫食貨
記者：您是什么時候開始研究經濟學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記者：那么，當時您用的教科書仍然是蘇聯體系的“政治經濟學”。
何新：是的。起初我讀國內一些學者編寫的《政治經濟學》，后來又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是，我發現那一套東西究竟在講什么我無論如何也搞不懂，遠遠脫離經濟現實。可以說，這類書我從來沒有讀得懂，就象我后來也讀不懂馬歇爾、薩繆爾森的那套玩意兒一樣。
記者：怎么會讀不懂
何新：讀不懂，不是說我讀不懂那種書上的文字。問題在于你盡管讀了那種書，你會發現你仍然搞不懂社會現實中的經濟現象。你會發現書上的理論和人們的經濟活動現實是兩張皮，貼不到一起。
當然，起初我不敢認為書上的那些理論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讀些書，弄懂現實中的經濟究竟是怎樣運行的，這樣就愈讀愈多。有比較而后有鑒別，頭腦就漸漸清晰起來。
記者：請問，您是如何從事經濟學研究的？
何新：我對經濟學的研究，經歷過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70年代。那時我的導師是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王亞南譯），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為《資本論》第4卷編纂的三冊《剩余價值理論》，當時我讀過的引我入門的啟蒙讀物還有幾種《政治經濟學概論》之類。
第二階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時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筆記的中譯本在國內陸續得到全文出版。我用了許多年時間，反復認真系統地研讀了馬克思這幾部作為《資本論》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們知道整個《資本論》實際都是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現在形態的《資本論》第二卷（關于資本流通）、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史》都是在馬克思去世后由別人整理編纂的。因此，我認為馬克思的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比已出版的《資本論》更為重要的著作。極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譯文與《全集》第一版有極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齊。
但是，馬克思過于偏愛黑格爾式的“敘述方法”，他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許多重要規律的表述是晦澀的、繞圈子的，因此與黑格爾一樣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理論迷宮。熊彼特認為，“馬克思是那么一個羅羅嗦嗦和說了又說的作家，而他的理論著作除了《資本論》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論證上所處的那么一種未完成的狀態，所以不可能有絲毫信心地指出，哪些東西是最重要的。任何一個想要對馬克思稍稍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必須定下心來仔細閱讀整個的《資本論》三卷和《剩余價值學說》三卷。”（《經濟分析史》第二卷，商務版）
只有少數人真正讀得懂他，這其中有列寧。而列寧則在《哲學筆記》中講過這樣一句話，他說，“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哲學筆記》第151頁，1993年新版)實際上就我所讀過的蘇聯與中國的所有《政治經濟學》而言，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我認為沒有一本書正確地理解和解釋了馬克思本人的經濟學思想。
要注意，庸俗經濟學我認為有兩種，一種是庸俗解釋斯密的，一種是庸俗解釋馬克思的。改革前那種政治經濟學就可以被稱作馬克思主義一派的庸俗經濟學。
第三階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這個時期我開始研究和閱讀有關西方現代宏觀及微觀經濟學的著作，包括來自各個方面（正統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現當代經濟學的評論和批評。這期間我研讀過的書包括薩繆爾森、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瓊斯、斯拉法、哈羅德等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這個時期我也曾考慮過作為一種中性的、超意識形態、超越集團利益(包括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的純形式經濟學(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這一問題,最終我發現它不可能。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為了研究經濟學的思想史，我發現并研究了與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一直持反論的李斯特主義。我注意到這一派經濟學對德國、美國等后進國家在19世紀晚期的崛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正如《國富論》是英國首相威廉·庇特的手邊書一樣，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手邊書是李斯特的書。這是一種引導美國和德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的具有極大政策實用意義（近代關稅理論的奠基者）的經濟學。但是，我同時驚訝地注意到，李斯特學說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屬于被有意抹殺和遺忘的一族。在德國，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學派的經濟史中，李斯特是一個被封殺的人物。
記者：你認為經濟學家李斯特是德國的民族英雄？
何新：20世紀西方最杰出的經濟史學家約·熊彼特在其名著《經濟分析史》中稱李斯特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國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處于一種偉大的地位。這是因為他成功地說服了德國各州建立關稅同盟，而這正是德國國家統一的萌芽。這種同盟對德國意味著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運的國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為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國家生存的權利和國家的野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李斯特象所有那些從事漫長的艱苦斗爭從而名垂史冊的人們一樣，是一個民族英雄。即使作為科學經濟學家，李斯特也具有偉大的因素之一，即關于國家形勢的偉大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本身雖不是科學成就，卻是取得某種科學成就（在我們自己的時代）的先決條件。（《經濟分析史》2-195頁，1960商務版）
熊彼特的祖國是奧地利，他是作為一個德語民族的學者而講了這樣贊頌的話。他所說的“那幸運的國家”就是指英、美、法國。但是，在英美多種主流經濟學者撰寫的經濟學說史中卻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象這個人在歷史上沒有存在過。毫無疑問，英美政治家不希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們研究他的理論，尤其害怕這些國家采納李斯特所建議實施的民族主義產業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卻驚訝地發現，在瀝除了空想主義、平均主義的成分之后，30年代蘇聯和50年代中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作為一種民族工業的催生和保護體制，與重商主義、李斯特主義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工業體制，同時與德國、美國19世紀的民族工業保護體制，具有驚人的歷史相似之點。換句話說，20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除了通常被指責的“空想主義”以外，還另具有一種現實主義的歷史合理性及必然性。這種現實性，正是蘇聯、中國能夠實施快速的工業化革命并取得驚人成功的原因。正是在這一新認識的基礎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
第四階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這個階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圍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關于國家現實經濟方針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辯論。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開始發表屬于我個人的一些獨特的經濟觀點。1987-1988年，我是當時國內最早在專業報刊（經濟學周報）上公開撰文挑戰“休克療法”，指出趙某些智囊們提出的激進改革方案會引發惡性通脹和社會動蕩的知識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諸侯經濟”和當代黑社會的存在這個問題的人。正因為如此，這些批評引起了包括鄧小平、陳云也包括趙紫陽的注意。這些觀點后來收入到《何新政治經濟論集》、《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新戰略論》等書中。
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經濟問題的大致過程。
記者：盡管您出版了許多關于經濟政治問題的著作，盡管人們知道你關于經濟問題的一些觀點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了高層決策。但是，學術界仍然很難承認您是正宗的經濟學家（不僅因為您師出無門），也有人始終懷疑您對于經濟問題發表議論的資格。
何新：（笑）應該說這是一種學術霸權。但是，霸不成。他們有言論自由，我也有言論自由。我不會介意一些人承認不承認，我追求的是另一種承認——被歷史所承認。
資格就是一種限制，各種專業、行業之間都有一種俱樂部(行會)式的組織，存在著一些圈內人制訂的游戲規則，突破了這種游戲規則的闖入者總是不受歡迎的。熊彼特曾說過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時代都提供了令人發笑的例事，說明科學界是如何反對標新立異者的。”(《經濟分析史》1-130，商務版)
其實我本來也無意闖入。然而，經濟理論問題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種職業或游戲，它關系到國家的宏觀決策，關系到國計民生，關系到千百萬人的生計與安全。1988年以前我從來沒有就經濟問題發表過言論。但是當一些智囊們提出高速通貨膨脹無害論，提出關于全面推進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拋出了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的時候，我開始懷疑引導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方向發生了問題，我意識到國家可能終將面臨由于經濟秩序崩潰而陷入的動亂和分裂，因此我不得不發表我的經濟觀點和批評。我的批評引起了反彈，反彈又引發了辯論，于是一發而不可收。我只是這樣才闖入了某些專業人士所設置和試圖加以壟斷的經濟學這塊領域的。最大的一場辯論發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報》以頭版要聞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發表了我與日本S教授關于中國經濟及政治問題的長篇談話錄之后，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回應。（見文后附錄）
記者：您剛才談到1990年圍繞你的經濟觀點而發生的一場大辯論，我在1990年也曾讀過你與日本教授的那篇談話錄。這個談話錄當時在海內外不僅產生了轟動，而且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將這篇談話錄引發的轟動效應稱作“何新旋風”。人民日報是黨報，在第一版顯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發表這樣一篇談話錄，是十分不尋常的。
何新：其實，人民日報決定發表此文前我曾向編輯部建議，為避免此文造成過大的轟動，希望將此文分為若干篇，采取連載的形式陸續發出。但是高狄社長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就是要轟動一下。結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轟動，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記者：現在已時隔多年，你可以談談關于這篇文章發表的整個背景情況嗎？
何新：矢吹晉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國問題專家，1990年來中國訪問，一位日本友人介紹我和他認識。矢吹晉不懂中文，當時為我們的交談擔任翻譯的是日本共同通訊社駐華記者部的一位負責人。在矢吹晉下榻的北京長富宮酒店咖啡座中，我們就當時中國的內外形勢以及國際經濟政治問題進行了一次深入交談。
記者：你的談話錄在人民日報發表以后，矢吹晉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他稱這個談話錄是偽造的，他甚至否認發生過這樣一次談話。
何新：（笑）那天談話在現場的包括我帶的記錄人，還有擔任翻譯的共同社記者，一共有四個人。證據是很強的。
記者：那么他為什么要否認？
何新：這里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這個談話發表后對矢先生的處境造成了不利。他在與我交談時，盡管總是他提出問題我回答，但他常常處在一種很被動的地位，因為我對一些問題的見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驚，經常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只能驚訝地說“哦”。(與我交談過的許多西方記者，包括一些極著名的記者，都曾遭遇過這種情況。)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觀點，但對我的論點又難以作出強有力的現場反駁。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頗有地位和名氣的右翼學者，又是中國問題專家，所以這個談話錄發表后對他很不利。據說在這個談話錄發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臨在大學中被解職的壓力。要知道，在日本學術界，右翼民族主義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主流。對由于這個談話錄的發表而給矢吹晉先生造成的困難，我個人一直深感遺憾。
還有第二個因素。就是這個被發表的談話錄，確實經過我的加工和修整。因為這個談話記錄不是錄音記錄，而是根據當時我的工作人員現場作的不完整的筆錄，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補充和修訂。當然，我作修訂的原則是，對對方的提問和觀點，盡量保持原貌，只對我的回答作補充和修整。
記者：我認為這件事你處理得不妥。不管對方觀點如何，你不該不經他同意而公開發表一個不忠實的記錄。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這樣做，那么我的做法當然不對。但事實并非如此，這里有一個誤會。失誤點是發生在新聞單位對這篇文件的處理上。
矢吹晉在與我交談時所提出的關于中國形勢及改革的一些問題，是當時帶有某種普遍性的問題，而對于這些問題我當時已形成比較系統的一系列嶄新的思路和想法。因此在這次交談之后，我認為有必要將這個談話錄立即整理出來。整理出來以后，我立即將它直接送報給了中央最高層鄧小平、陳云、江總書記、李鵬總理、王震、丁關根等領導同志。這個談話錄我最初并未考慮要公開發表。但是這個談話錄在內部流傳開來，先是《北京周報》的負責人耿先生找我約稿，接著《人民日報》高狄社長也派理論部主任孫友仁找我約稿。他們索取這個談話錄看后，都希望發表。我對他們說，這個記錄已不是原始記錄，希望發表時不要使用“矢吹晉”的原名，而改稱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報采納了我的意見；但《北京周報》編輯部認為，有真實對話者對外宣傳會更有力，因此沒有采納我的意見，也未特別告知我，就直接以“與矢吹晉的談話錄”為題迅速地譯成七十多國文字予以全文發表。由于《北京周報》也有日文版，所以這個“談話錄”發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隨之引起了矢吹晉先生強烈的抗議。而港臺一些媒體則趁勢鼓噪起哄，對我進行從人身攻擊到觀點批駁的強大聲討，引發了一場席卷海外傳媒的喧然大波。
記者：當時海外媒體確實曾爆妙此事，對你的輿論壓力應該是很大的。你當時感受如何？
何新：當時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風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覺得頗為好笑，有看熱鬧之感。冷眼看他們如何借題發揮，大炒特炒。多年來，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對手，我總感覺他們有些弱智，他們竟認為我會犯象那樣低級的錯誤。（笑）
記者：現在已過去了10年。如果你重讀這個談話錄，你對它評價如何？
何新：我驚訝當時交談中曾談到的一些問題，現在居然仍未過時。
記者：重讀一遍，確實還是很有意思。
何新：請注意，在國內外當時所有的經濟文獻中，我的這篇東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國經濟中存在由于生產能力過剩而導致的經濟危機。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這一觀點在當時所造成的沖擊力，應該考慮當時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況——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直認為“生產過剩”是一個過時的、無意義的概念，應該予以丟棄。(他們試圖用“短期波動”置換這個概念)
第二，當時國內正流行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形態屬于“短缺經濟類型”。
第三，當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講，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也就是供給不足。
第四，傳統的中國政治經濟學一直認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目標就是必須無限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講過很多次)
第五，關于以過剩產品向海外市場積極輸出這一建議，與當時國務院得到的來自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正好相反。當時一些美國專家認為中國發生通貨膨脹是由于供給不足，因此建議中國政府囤積物資、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間儲蓄老虎出籠沖擊市場。
中國早期經濟政策，自在計劃經濟時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天然影響，即相信生產力的無限發展會自然帶來無限的需求(薩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產過剩”問題，也就隨之引出了實施“需求管理”的問題。所以其他不談，這篇談話錄中僅僅提出這種新觀點，就已足以產生巨大的沖擊波以及必然會引起強烈的反彈。
還有文中談到的關于下崗的問題，在今天已經成為全國范圍的當前現實問題。
記者：現在，關于中國經濟中存在著嚴重的生產力過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
何新：但當年這篇談話錄最初發表時，多少經濟學人憤怒地指斥我這一觀點是荒謬和無知呵！因此對我的觀點，有的后來被聽進去了，有些就沒有被聽進去。
記者：你現在對中國經濟還是這種觀點嗎？
何新：不。我認為我們已必須面對新的現實。畢竟已經隔了十年，中國的現實，當代世界的現實，都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面對WTO，面對“全球化”，面對國有體制可能逐漸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國際資本和私人資本的進程，更進一步說，面對中國可能最終再度陷入由這一經濟進程所引發的社會動蕩，我認為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國究竟會向何處去？世界會向何處去？
近幾年來，我再度向中央就經濟問題多次進言，提出我個人的獨立見解、批評和意見。我認為當代有責任感的經濟學家，有責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和關于經濟改革的指導理論。
記者：你對經濟形勢問題的看法，是否看負面的東西太多？因此而難以被人們普遍認同。
何新：可能是。我個人的悲劇也在于此。古希臘智慧女神密納發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鳥，不是喜鵲，而是一只貓頭鷹。這個象征是意味深長的。而黑格爾說，密納發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到來時才會起飛。
我們所面對的是21世紀。回顧20世紀的整個歷史，在前90年，我們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10年，我們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歸于以西方為中心的新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化”運動。歷史使人發笑。每一代人都會具有一種自我永恒的幻覺，50年前斯大林主義對世界說我們必勝，現在是小布什一類說我們必勝。其實這兩種喧囂都不是上帝，都不過是歷史之流行進中產生的虛幻的政治意識形態泡沫。人類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諷的歷史感呵！但是，上帝總是會嘲弄人的。
記者：您為什么會有這種感慨呢？
何新：我也是有感而發，我針對的也是福山一類“歷史終結”的宣布者。歷史并不終結，而且永不終結！50年前，主導世界經濟革命的主流是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以后，主導全球經濟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場經濟學的庸俗版——新自由主義。從一極轉到另一極，歷史有時的確很荒謬！
附錄：
《何新與S教授談話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547.html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之一)《經濟學不能從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之二)《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自由經濟嗎》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之三)《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根本大計》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之四)《存在一個系統地摧跨中國國有經濟的陰謀計劃》
《何新北大演講：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中國人何處是家園？》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7652.html
《何新：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9/178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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