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八）：獨干時策

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建議從頭閱讀：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一）：始啟疑蒙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二）：浪命燕京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三）：勞身苦智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四）：窮通自轉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五）：初弄學潮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六）：追問大同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七）：漸預風流

《何新：社科院往事憶舊（修訂稿）》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之八）：獨干時策　　

記者：海外曾經有評論說您是李鵬的總理“幕僚”，您認為是否屬實？　　

何新：和李鵬總理，的確有過一些直接聯系，總理約見過我。但是什么“幕僚”之類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我只是曾就當時一些經濟問題向總理反映過一些個人意見而已。我認為李鵬總理最大的歷史功績是，在他的任內，盡最大可能地頂住了“休克療法”。這在當時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浪潮，勢頭很大，可以說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經濟改革的主流聲音。由于李鵬總理一直堅持漸進改革的方針，因此被指責為“保守派。”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鵬總理的。　　

記者：您主要就哪些經濟政策問題向李鵬總理提過建議？　　

何新：比如關于“生產過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對中國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主要貢獻。你查閱一下從 1988 年到 1991 年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常說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是由于“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這是什么意思？就是講社會需求過大，經濟供給不足。這種觀念的理論根據實際是八十年代在中國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個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科爾奈，匈牙利改革經濟學家，著有《短缺經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天然存在投資饑渴癥，癥狀表現為供給瓶頸，排隊搶購和商品短缺。這種理論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國經濟學界十分流行。）但是在 1989—1990 年間我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真正問題，根源并不是供給不足，而是“生產過剩”。所謂“生產過剩”，就是說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就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這與前面官方的說法正好相反，與當時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李鵬總理在知道我的這一新看法后很重視，他曾派秘書專門聽取我的意見和建議，后來又親自約我談。　　

記者：“生產過剩”與“供給不足”，這兩個提法的確是相反的。但這是否只是一個提法問題？如果落實到實際的經濟政策上，會有什么差別呢？　　

何新：如果根據“短缺經濟”的觀點解釋，那么發生在 1988—1990 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國生產力落后，許多部門出現“瓶頸”，導致供給不足。當時我曾看到國務院發展中心送給中央的幾個材料，那是他們 1988 年邀請來華訪問的幾位美國經濟學家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給趙的一封信。這些美國專家從新自由主義和新貨幣主義學派的立場看中國經濟改革，認為制約中國經濟的根本原因是供給不足，所以必然會發生經濟過熱。在價格一旦放開后，就導致了通貨膨脹。當時中國銀行中有比較高額的社會儲蓄，這些美國專家警告中國政府，說這巨額的人民幣儲蓄就好比正關在籠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來沖進市場，就會導致搶購風潮，從而會使物價上漲得更快。據此，他們給中國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議——　　

（1）多囤積商品、物資，以防止通貨膨脹，準備應付搶購風。　　

（2）多進口、少出口。　　

（3）提高銀行利率，吸引和鼓勵儲蓄，把貨幣老虎關進銀行。　　

（4）結束外匯管制，放開匯率。讓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由市場決定。據說這是消除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　　

還記得這一段歷史的人會知道，這些政策在1989—1990 年間，事實上大部分（除第四點外）已經被國家在政策上試著采納了。　　

記者：聽起來這些美國專家的意見也很有道理。您當時認為不應該同意嗎？　　

何新：是的！在 1989—1990 年間，我正在重新研究《資本論》。當時中國經濟中發生了嚴重的企業三角債問題，我觀察所謂“三角債”的發生往往與企業銷售產品困難有關。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于是資金就收不回來，于是就還不了欠債。我意識到，這個“三角債”問題其實質就是馬克思講的金融信用危機。而發生金融信用危機的原因，則是由于企業生產出的成品大量積壓，也就是發生了古典經濟學常講的“生產過剩”。因此我認為，1988 年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根源實際是出在金融流通鏈條的阻斷上。由于經濟改革已造成市場流通的多元化，破壞了原來國營商業對于企業產品統購統銷的體制，導致國有企業的產品銷售困難大量積壓。因此，盡管當時表面上是某些基礎產品呈現著“短缺”，發生所謂“經濟過熱”。但是看一看當時商業和企業中的庫存情況就知道，各地出現了大量產成品積壓，導致商品庫存不斷上升。正是產品銷售困難導致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導致還債困難，又導致相互拖欠的債務問題。由此導致的經濟危機，實際正是馬克思所講的表現為“生產過剩”的流通危機。因此我認為，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恰恰不能采取美國專家們所提供的那種建議。也就是說，不能囤積物資，不能以高利率吸儲，不能擴大進口商品（消費品），因為那只會使國外商品涌進來進一步擠壓占領國內產品的有限市場空間，會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　　

關于我國經濟發生了“生產過剩”這一新的經濟觀點，我首先通過 1990 年 11 月 23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與日本“ S 教授”的談話錄，明確地提了出來。我說當時中國經濟并不是面臨“短缺”，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這個觀點是向主流經濟觀點所宣示的一個明確挑戰，結果立即引起了經濟學界一片反對和怒罵之聲，說何新是胡說八道，簡直不懂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記者：那么在當時，您認為可供選擇的對策是什么？換句話說，您提出“生產過剩”這一理論的具體政策涵義是什么？　　

何新：既然問題出在“生產過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據這種新的認識，我當時向國務院領導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議（1）削價清理庫存囤積品，換取資金回流，加速資金周轉速度；（2）降低利率，釋放儲蓄，鼓勵消費，激活市場；（3）抑制進口，積極鼓勵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從而換取外匯；（4）控制投資規模。　　

你可以注意到，這種思路與那些美國專家們的建議恰恰都是正好相反。總理為此派秘書和我談話，詳細聽取了我的意見，并作了筆錄。其后，我又寫了一系列文章呈報國務院領導人，進一步論證關于“生產過剩”這個問題。（參看何新 1991 年 7 月致李鵬總理的信，《何新經濟政治論文集》368頁）　　

盡管經濟學家們發生了巨大的反對之聲，但是我的意見還是被領導聽進去了。國務院根據新的思路，陸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舉措。例如，連續幾年間不斷調低存款利率，實行雙休放長假制度以鼓勵民間消費，遏制重復建設壓縮投資項目等等。特別是后來采取出口退稅等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場。不難看出，所有這些政策措施，實際都是基于中國內部生產力已存在過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這些措施很快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因此到 1993 年以后，中國的這一輪經濟危機已基本得到擺脫。不久，政府工作報告中也不再講什么“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這種莫名其妙的提法了。正是由于國家采取了鼓勵出口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的政策，中國現在成為了所謂“世界的工廠”，迅速地融入了國際經濟體，使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幾乎滲透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記者：但是，現在有的經濟學家更樂于提倡“內需主導”的發展思路。　　

何新：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為中國存在巨大的過剩勞動力資源，二是因為中國在許多生產部門現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產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內資源有限，人均資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憐，中國已經根本沒辦法再走關起門來搞建設的閉鎖之路。中國已經與全球市場、全球經濟體制形成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的共生關系，中國一旦失去外部市場，失去外匯資源，中國的失業問題、生產力過剩問題就根本無法解決。靠“內需主導”，只能是一條愈走愈窄的死路。必須拓展出口，設法占有份額不斷擴大的海外市場，通過國際交換換取外匯，從而汲取國際資源，才能使中國經濟日益強大，并且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　　

再回過頭看一下當年弗里德曼關于中國改革的建議，也許其中只有一點是可取的，即通過市場改革解放原來在計劃體制下被牢固地束縛著的人力和資源要素。事實上，中國 90 年代期間的高速發展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內廉價勞動力的解放、開發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場的開拓。正是由于中國政府在九十年代實行了積極鼓勵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國保留了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外匯管制體制，這才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即隨著出口額度的增加，中國國家的外匯儲備得到了大幅度增加。近幾年來，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都解體破產了，但國家的經濟實力并沒有明顯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國家手中掌握著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額外匯儲備。　　

而現在回過頭再去看當時那些美國專家提供的改革建議——雖然我并不認為他們是出于惡意的動機。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國政府所提建議中的第一條就是——“盡快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讓人民幣自由兌換”。試問，如果當年中國真的采納了這一建議，那么中國能否承受住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還會有今天嗎？　　

記者：很多人仍然認為，中國今天驕人的經濟成就，中國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道路。而這條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引導下走過來的。　　

何新：我之所以要回顧 90 年代這場政策爭論，就是為了回答這一個問題。歷史提供鏡鑒。各位可以比照 1988 年弗里德曼給趙的市場改革建議，認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當時給中國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實弗里德曼的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的一個大綱。的確，那些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今天仍把中國的經濟成就說成是私有化的市場改革的結果，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也這樣相信，所以他們還在鼓吹要“深化”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參照我的上述回憶，人們可以想一想，如果當年李鵬總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議，而不是實行與之相反的經濟對策，中國在 90 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 1988—1991 年的嚴重經濟困難？
關于這一段政策爭論的歷史，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對外講過。但是現在，我認為有必要講出真相了。因為當年的當事人們都還在。也因為今天，中國又一次站在面臨選擇的十字路口上。中國今天的確已取得了極其巨大的經濟成就，但是中國今天也面臨著極其尖銳復雜的種種問題，比九十年代初期面臨的問題復雜得多、嚴重得多。面對紛至而來的“深化改革”的建議，當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選擇。我認為，中國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東歐、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國政府實行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經濟政策，而拒絕照抄類似“哈佛計劃”、“ 500 天計劃”、“弗里德曼建議”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國之所以面臨著國企崩潰、失業嚴重、社會對立尖銳的危機和困難，恰恰也正是由于后來(要是在 1998 年以后)仍然采納了許多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記者：在國務院更換新的經濟領導人以后，您還提過建議嗎？
何新：新的領導人在主持經濟工作之初，對原來的一些經濟政策仍然是堅持的。但是，我注意到新領導關于經濟問題的某些“新思路”，從政企分開到產權改革，主張砸“三鐵”、消滅養“懶漢”機制，特別是提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后來承諾在三年內解決國企問題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思路。對這些問題，我都有不同意見。后來的所謂“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項。一是實現“產權革命”，使多數國企私有化了；二是改革了原來由中央統管的財政稅收體制，建立了分灶吃飯的“分稅制”；三是實現了入關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醫療衛生系統，將其市場化了。還有一項，就是原準備全面改革金融、會計及匯率制度，使其與“國際全面接軌”。但 1997 年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后來未能改下去。
    對于國企產權私有化問題，我注意到領導人多次公開講過反對。但正是在這時，有經濟學家提出了要搞所謂“現代企業制度”，于是各地開始大搞所謂“法人治理”，“讓管理者變成業主”，從而發起了使國有產權大規模私有化的運動。然而，新領導對此并沒有進行有力的干預。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時，新政之初即發起了鼓吹積極推動“入關”（WTO），為此要尋求在一切方面與國際接軌。我預感到，中國經濟將會經受一番大折騰。1992 年鄧大人在首鋼的講話中稱贊新領導“懂經濟”，香港有報章稱頌新領導是“經濟沙皇”。我當時曾寫了一封信送給鄧大人，我說我認為新領導未必真懂經濟。
記者：您居然敢給鄧大人寫這樣的信。
何新：1994 年 2 月臺灣《中國時報》知名撰稿人　何頻　先生打電話提出想采訪我，我要他將采訪提綱傳真過來。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其中有一個是，“最近中美財長會談，中國已同意金融與國際并軌，國內金融市場將走向開放，人民幣將走向自由匯兌。”他問，“您如何評論此事。”我回答說，這表明美國贏了，我講我擔心如果這樣走下去，國家會失去主導金融的自主權，那么本世紀末中國金融將會走向崩潰。（參看《何新經濟政治論文集》第10頁）在這次談話中，我還尖銳批評了私有化的問題。我在當時講這種話，當然是有所指的。這個談話當時在臺灣和海外都公開發表了，我當時也將這個談話全文報送給鄧小平同志和中央。
記者：這是否表明，您當時對金融改革問題是持有異議的。那么，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您是否已經有所預感？何新：是。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我已從香港報刊上注意到國際金融力量對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熱炒。我感覺到香港股市和房地產市價的急劇飆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來自國際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我記得 1997 年 5 月我在昆明，曾當面對一位領導講過我的憂慮。事實上，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我已幾次就金融問題向中央進言要警惕爆發類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貨幣危機的問題。這些話在當時是一種不和諧音，但是不能說沒有起任何作用。
    我推薦你讀一讀我的這篇文章《何新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這是 1997 年 3 月即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前夜我寫報中央的一個金融問題研究報告。（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296頁）我認為這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經濟論文之一。這篇文章中指出——
        自 1994 年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在金融資本主導下對產業結構實施汰選和重組，眾多國有企業的破產化已成為這一進程中引人注目的趨勢。
    文中主要談金融投機和房地產投機問題，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關于在土地私有化進程中發生的地租攫取和“級差地租”的問題。我反對當時流行的所謂“軟著陸已獲成功”的說法，我說——
        所謂“宏觀調控得到成功，國民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所謂“宏觀形勢好，微觀不好”一類提法，實屬不切實際之談。當前形勢的真相是，我國經濟可能發生“休克”，即眾多國有產業陷入連鎖破產狀態，國民經濟危機逐步走向深化。就業問題已成為當前關系社會穩定的首要問題。從形勢走向看，愈來愈多而且在明后年還可能有不斷增多的勞動者正在喪失工作機會，“下崗”即失業，而陷入生計無著之境。
    我又指出——
        期貨及股票證券投機在 1995—1997 年間導致一個極其引人注目的現象，中國已迅速崛起一個擁資巨億的即擁有龐大私人金融資產的食利者階層。這表明中國已形成金融業資產階級。江浙、廣東、中南及東北地區均出現擁有巨額資金及金融資產的民間金融財團操控證券期貨市場汲取巨額資金。
    我在這里所指的，其實就是最近兩年已浮出水面的“溫州炒金團”，他們近年在京、滬“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樂乎！溫州這個地區在中國很有意思，很特殊。20 世紀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時期溫州人已經開始做小生意看；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開始私人資本原始積累；九十年代成為上海若干紡織、機電產業技術轉移的新加工產業區；而在九十年代末通過股票證券市場脫穎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為今日中國的地下金融“華爾街。”在那篇文章中我當時還指出——
        近年中國經濟中出現一種畸形的表現，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強，技術落后淘汰技術先進，鄉鎮企業淘汰國有大工業。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桿而實現的。
        隨著第二金融體系的形成，中國當前的社會產品分配形式亦隨之發生重大變化，由按勞分配（改革前的按級別分配）轉變為按資分配，代表純粹貨幣資本的食利者階層隨之出現。這一寄生階層的生成及壯大加速了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階層，國家在稅收征管上至今無所舉措，盡管其個人收入，年利以千萬甚至上億為計。
    當時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們高呼“以內需推動增長”的“增長方式轉變論”，主張壓抑出口產業。我在文章中給予了反駁——
        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經濟學家建議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對出口業實施高稅率，正在嚴重打擊中國出口業，1995—1996 出口年度中進出口一度出現貿易逆差。出口業的這種衰退使 1992 年以來中國工業進軍開拓國際市場的有利攻勢將失去前進的勢頭。出口工業的不景氣，是近一年國內產業急劇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問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為什么在經濟政策上不對進軍國際市場的產業給以積極扶植和保護？近代各國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國際市場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動國內工業景氣的標志，出口加工業的繁榮與否直接與國內就業率有關。沒有國際市場，就不會有國內產業的高就業率和經濟繁榮。
    我在該文中還指出——
        巨量貨幣在少數人手中過快積累，并且由于國內經濟不景氣而導致資本外逃、外流。國內資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釋香港經濟目前在亞太經濟整體不景氣形勢下獲得的特殊繁榮。
    我警告當局——
        可以預測，中國經濟在近年內可能暴發嚴重深刻的金融危機。可以說，正是通過金融這一杠桿，中國國有企業當前普遍陷入困境。隨著破產浪潮的涌起，其最終結局是私有化進程的加劇。當前，經濟危機已在轉化為社會問題。絕望者為謀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鄉犯罪浪潮是這一危機的表現。
記者：您的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讀過，也許算得上“苦心孤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響嗎？
何新：在該文的結尾部分，我向國務院提出了十條建議。其中有一些，當局后來還是有所采納。
    事實上， 1995—1996 年間，中國明顯地放慢了關于人民幣自由兌換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進度。現在人們公認，正是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匯兌，由于中國金融市場沒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接軌，所以 1997 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未能禍及于中國。這當然是由于中國領導人，包括當時擔任主要經濟領導責任的　朱镕基　先生的明智和決斷，他還是聽取了一些不同意見。
    我最近重讀了一下此文。從今天看，個別論點不能說沒有片面性。但總的來說，仍仿佛是針對當前問題而寫的。換句話說，當時我看到的問題，目前非但沒有得到解決，有的反而更嚴重了。
記者：直到今天，中國金融改革及匯率問題仍是改革的焦點問題。美國總統布什、美國財政部今年以來不斷施加軟的和硬的壓力，要求中國解除匯率管控，實行人民幣自由浮動，加速中國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與 1988 年弗里德曼的建議一樣，是為了幫助中國改善通貨膨脹壓力。
何新：在國有企業已經被私有化運動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國有金融體制顯然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最后一道防線。結合美國今天在匯率和金融改革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我們回過頭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書，就會發現其中第一條正是要求中國“立即解除外匯管制，實現人民幣的國際自由兌換”——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也許我們可以對此給予一種非常善良的解釋，那就是美國政治家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一直是如此地熱愛中國——因此他們一直在急切地想著用推動金融匯率改革的辦法幫助中國快速走向富強。而我們那些愛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也一直在幫助他們這樣做！
    阿門啊，上帝！
《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