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澤東的發展觀

高為學

發展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毛澤東說：“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我們現在研究的“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發展，而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一再強調要堅持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回答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我們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不能不想到毛澤東，想從毛澤東思想中挖掘出解答這方面問題的精神寶藏。現在，試從以下三方面來探討一下毛澤東的發展觀。

一、關于發展的目標問題

我們要回答“什么樣的發展”問題，必須首先弄清楚中國發展的目標問題。這在毛澤東那里，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他早在1939年講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時，就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這就表明，中國的發展，不能按照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去發展，而要按照中國社會主義原則去發展。不明確這個問題，就猶如盲人騎瞎馬，必然誤入歧途。因此，我們在研究發展觀的時候，必須把發展目標問題，當作頭等大事來解決。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了中國的發展目標和方向。他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我們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后，他對這一目標又進行了多次闡述。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講話中說：“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1956年9月24日，他同參加黨的“八大”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時又強調指出：“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時光。”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又尖銳地提出：“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在中國講發展，首先必須明確我國發展的目標：只能是向社會主義發展，而不是向資本主義“發展”。

毛澤東不僅強調中國發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目標，而且告誡我們，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的長期性。他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他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從此，我國就明確提出要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他在1957年5月25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號召：“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斗。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在50多年前的這些告誡，現在并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

從毛澤東的上述大量論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發展觀，首先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目標并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進行長期斗爭的發展觀。這樣的發展觀，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發展觀。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發展”問題，首先就要堅持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前兩年出版的關于“毛澤東論科學發展”的資料中，收入了毛澤東“關于科學發展的重要論述”近70段，計一萬多字，卻沒有一段甚至也沒有一句話講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和方向，似乎毛澤東從來沒有講過這個頭等重大的問題，這種情況正常嗎？這只能表明，在那些編者的心目中，發展就是發展，不必區分發展的社會屬性，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如果這些編者堅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怎么可能把毛澤東大量論述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和方向的內容打入冷宮，一概不予收入呢？馬克思、恩格斯從創立馬克思主義開始，就把自己的理論稱之為“共產主義理論”，把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稱之為“共產主義事業”，把自己所要創建的社會制度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他們用畢生的精力，創立和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發展理論，從事了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列寧和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先后在蘇聯和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但是，現在有些人卻不愿甚至不敢講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和方向，這不是歷史的倒退嗎？

鄧小平在1987年初指出：“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這就清楚地指明，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四化”，就是“忘記了事物的本質”，“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同樣的道理，現在有些人只講“發展”，不講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和方向，不也正是“忘記了事物的本質”，“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嗎？

有的學者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這是非常正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掠奪的本性，必然導致社會的畸形的病態發展，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發展。而社會主義制度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種種弊端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為實現科學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創造了基本前提。具體地說，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實現科學發展的經濟基礎；堅持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文化支撐。總之，離開社會主義制度的所謂“科學發展”，不僅是根本無法實現的空話，甚至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二、關于發展的動力問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毛澤東早就在《矛盾論》中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這是毛澤東關于矛盾是事物發展動力的經典性的表述。

那么，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的表述，但是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為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指明了方向。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后，曾經預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可惜，由于他的早逝，這一光輝思想沒有得以展開。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直到逝世前一年，他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表明斯大林的認識有了進步。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這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承認社會基本矛盾，而且要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也有人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只有團結和統一，沒有矛盾和斗爭。毛澤東針對這種思想，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指出：“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他不僅澄清了社會主義社會無矛盾的觀點，而且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樣，他就鮮明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

毛澤東不僅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存在的客觀性，而且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性。他認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適應的非對抗性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因此，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要特征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作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主要內容的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能夠起積極推動作用。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優越性。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它還很不完善，除了基本適應之外，還有不相適應的情況。我們必須按照具體情況，繼續解決這些矛盾。怎么解決呢？這就需要通過改革。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他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就把改革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聯系起來，并強調這種改革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來進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觀點，對于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的。

毛澤東自己也曾進行了探索。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接著，他在1960年3月，對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的報告》的批示中，把鞍鋼包括“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稱之為《鞍鋼憲法》，說“這個報告，……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里講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指的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三結合。毛澤東肯定的這種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充分調動了工人和企業全體人員的積極性，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互助合作關系。現在，對于這種體現工人是企業主人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經驗，即使在公有制企業中，也早就被拋到九霄云外，職代會形同虛設，職工根本無權參加企業管理，企業領導人員同職工的關系，在不同程度上變成了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更不可能有什么“三結合”了。這樣的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完全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的性質是極為嚴重的。

1984年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里認為我國的改革，只能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其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是符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正確論斷。胡錦濤在《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一文中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決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制度”。這就再一次重申，改革決不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有些人卻大唱反調，公開宣稱改革就是要“突破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就是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趙紫陽講得更加徹底，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他們所鼓吹的這種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所謂“改革開放”，決不可能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只能是“革社會主義的命，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反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

因此，我們在講“改革是發展的動力”時，必須首先明確，這個“改革”是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而不能只是籠統地講“改革”，回避講“改革”的性質。因為，歷史和現實證明，在中國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鄧小平在1989年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此后，黨中央曾多次強調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并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因此，我們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它才能成為“發展的動力”，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保證。反之，如果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那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而是發展的阻力、破壞力，最終必將導致葬送黨和人民幾十年奮斗的全部成果。

三、關于發展的方針問題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開宗明義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接著，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再次強調：“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他提出“統籌兼顧”，就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具體化了。這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是毛澤東把群眾路線的思想進一步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體現，是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方針”。

究竟“什么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毛澤東作了如下的回答：“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做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這里通過對各種力量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認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首先必須依靠工人和農民這個“基本力量”，而對于中間勢力要“爭取”，對于反動勢力也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和利用”，“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就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辯證方法。

毛澤東講的十大關系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種關系，也就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十大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提出的“統籌兼顧”，正是辯證地處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中各種矛盾的科學方法。由于篇幅所限，這里不可能對十種關系作全面的論述，只能就其中某些關系談談學習體會。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首先論述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他認為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主張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實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并提出按農、輕、重的秩序安排國民經濟。這樣做的基本精神，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既要使人民有吃有穿，又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把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結合起來，這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的。這條道路，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這是使工農結合、城鄉結合、工人和農民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

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還存在著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從根本上說，它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又有差別，還存在著矛盾。正確認識和處理三者利益關系，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于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后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貫徹“三兼顧”的原則，既要照顧集體的和個人的局部利益和當前利益，更要照顧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他強調要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他還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他在《論十大關系》中，對此有一段總括性的話：“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毛澤東在54年前講的這些話，今天仍有其現實指導意義。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還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他在1956年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是十分適時的，這表明他在當時確實是要打開國門的，有人把他說成是什么“閉關鎖國”論者，完全是違背歷史的誣蔑不實之詞。當然，毛澤東主張“向外國學習”，決不是要照搬外國的東西。他認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后來，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強調，在學習時，要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而要提倡“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絕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好經驗”、“有益的經驗”，決不能不分精華和糟粕，全盤照搬；我們要和帝國主義國家“做些生意”，但又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思想原則，對于今天的對外開放，難道沒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嗎？

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從“路線”高度對中外關系作了全面深刻的論述。他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該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走進死胡同，請問有什么出路呢？”這是毛澤東在1958年6月17日為向中共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印發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寫的批語。今天，我們重溫毛澤東的這個重要批語，不能不對那些拒絕接受這條路線的，鼓吹全盤西化、言必稱美國的洋奴們大吼一聲，你們如仍執迷不悟，將會成為“走進死胡同”的“絕物也”！

以上三方面是毛澤東發展觀的主要之點，包含著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普遍指導意義。但是近幾年來，有些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而毛澤東思想則不能起指導作用。有的主流媒體發表的權威性文章，竟然公開宣稱“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沒有別的主義能夠指引我們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對立起來，只肯定前者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作用，而完全否定后者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作用。這是違背黨章和憲法關于我們黨和國家在指導思想問題上的規定的。從發展觀問題上來說，他們否定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作用，就是為了淡化甚至否定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就是為了用抽象的“改革”來抹煞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是為了否定工人和農民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論斷。這樣的發展觀，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在黨的基本路線中，作為“兩個基本點”之一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礎；而作為四項基本原則的靈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是我們“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因此，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堅持作為根本指導思想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則，我們就失去了“立國”的正確方向，也就失去了“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既然這樣，我們只有始終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才能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向前進。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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