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五）：初弄時潮

何新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早年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何新先生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想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建議從頭閱讀：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一）：始啟疑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073.html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二）：浪命燕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754.html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三）：勞身苦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8/173697.html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四）：窮通自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8/174377.html

《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547.html　

《何新：改革開放及其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9188.html

《盧麒元：贊美何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371.html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之五）：初弄時潮

記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還存在很多禁區，為什么你敢于寫出并發表一些大膽的東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寫出這些東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學習、思考和個人經歷有密切關系，這里有一個很長的思想和政治準備過程。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從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諸方面對文化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問題。我當時曾試圖與毛澤東對話，那時我不斷給他老人家上書、寫信。當然，毛澤東從來沒有看到這些信件，官僚機構封鎖著他得到信息的渠道。這些信件最終往往被退回到它們的出發地，被我那個農場的政治部門拆閱。由于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兩次成為有“反動”思想的“壞分子”。
記者：改革開放初期，學術雜志很少，普通的人發表東西很難。你的稿件為什么發表率比較高呢？
何新：當時我的東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發表，并且得到回應，可能是因為我表達的一些新銳觀念代表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雜志編者們的心聲。我當時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論點，具有一種先鋒性，所以發表以后往往能對思想界產生震動。
記者：您當時在哪些領域的研究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何新：先是在哲學、美學，后來是在政治思想領域。1980年初，香港《抖擻》雜志發表了我的《試論審美的藝術觀》一文。《抖擻》雜志是一個非營利的文化學術性雜志，它的編者主動將它向內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機構贈閱和散發，當時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能接觸到外部信息的高級官員和知識分子們影響較大。在這篇論文中，我明確提出藝術美的本質取決于形式，而不取決于與政治主題有關的思想內容。這在當時的美學中是一種非常大膽的挑戰性觀點。這個觀點很快在國內的藝術界得到回應。著名畫家吳冠中看過此文后寫信給我說：“講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銅墻鐵壁，哪怕他皇親國戚！”1981-1982年前后，中國美協的機關刊物《美術》雜志在栗憲庭君的主持下先后發表了我有關這個論題的一系列論文。在栗君推動下，《美術》雜志展開了關于形式美問題的討論。正是由此引發的一系列討論，推動了后來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藝術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憲庭就是在讀了我在《抖擻》雜志發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動來找我約稿的。栗君后來一度主持過《中國美術報》，是八十年代新美術思潮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為意識形態焦點的關于“人性異化”的問題，我也是比較早地研究和論述這個問題的人之一。
記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時候，怎么能寫出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剛調進科研局的時候，可能局領導對我的期望很大。他們認為我經過長期實踐磨煉，又有理論素養，應該比文革中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強。當時有很多大學生想調進這個局，局領導不要他們，卻接納了我。但是，我后來的表現不幸讓他們大為失望。
記者：為什么？
何新：他們認為我“不務正業”，因為我不能認真對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給我的課題和工作。
記者：你當時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學片”，負責與哲學、文學、宗教等研究所的學術聯絡工作。后來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關于全院科研的學術檔案。
記者：這個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沒有去做。在上班的時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據自己所選擇的課題，讀書、思考和寫作。雖然人每天坐在辦公桌前，思想卻飛在天上。
記者：科研組織局在中國社科院中是一種什么機構？
何新：科研組織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中樞機構，是直接為社科院院長會議服務的。在這個機構中工作，有機會直接接觸到高層的信息，包括聯系某些中央領導。同時它還掌握著全國各省社科院以至國外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學術信息和動態。正是在這里，我有機會接觸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別是國外信息，可以直接閱讀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機要檔案。這個局有一個總量雖不很大但藏書品類甚豐、品位和質量很高的圖書館(包括訂有很多港臺報刊)，僅國內外的各種報刊就有100種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這些資料，每天幾乎都沉浸于癡迷地讀書和寫札記。
記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價你在科研局這一階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這里工作的那一年間，對我的思想發展異常重要，不僅我的視野大大地開闊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當時我在北京還沒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辦公室里，睡在臨時拼起來的辦公桌上。這樣，除了吃飯和睡覺以外的幾乎全部時間，我都在閱讀和寫作。當時我的辦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樓，那座樓的三樓有一個辦公室是“中國社科院寫作組”。這個組里有幾位和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麗，氣質不俗，她后來在我多年的事業和生活中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如果說黑龍江的農場是我的大學，那么實際上我的研究生階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當時科研局的幾位領導資歷都比較老，級別也不低（這個局中除了我沒有職員，都是處長或局長）。他們對我還算寬容，就是那種前輩對待后生的那種寬容，他們沒有公開責怪我上班只顧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為我辦理了轉正和提干手續，同時局長讓人事處長通知我，他們認為我不適合繼續留在科研局，而建議我自行聯系調動工作。因此，僅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須打起背包走路了。
記者：你離開了嗎？
何新：這時我又一次受到命運女神的眷顧。三位中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侯外廬、尹達、黎澍當時都正在尋找學術助手。尹達想成立一個史學理論（方法）研究室；侯外廬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國思想通史》；黎澍則屬意于開拓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聯絡，表示有意選我作助手。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廬先生。但是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廬過去的助手之一，當時是新任宗教所所長，到科研局找局長表示想調我協助侯外廬，參加重新編撰中國思想通史的工作。這位局長竟從座位上跳起身而對他雙手拱拜說：“謝謝你，你是伯樂，請你快把這匹千里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來告訴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測高深，同時人們也聽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說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這個何新。結果侯先生不調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調我去作了他的學術助手。
記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時，他擔任什么職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資歷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黨，40年代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在國統區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擔任《歷史研究》主編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我跟隨他時，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和《歷史研究》雜志社長兼主編，同時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長等多項重要職務，在史學界聲望卓著。
記者：這對您應當是一個好機會。
何新：可惜我并沒有能善用這個機會(笑)。黎澍選我為助手，使我遭到許多人的嫉妒。為黎澍作助手，這個位置是當時許多高學歷、學術輩份令我望塵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我至今難忘黎澍先生見我的第一次談話。他說：“很多人想到這里幫助我，我不用，現在用了你。你會招人嫉妒。聽說你這個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點難免。但是，你會招來‘群妒’的。我勸你小心，要謹慎！”這一番話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桀驁不馴、直言快語的個性幾乎使我把圍在他老人家周圍的一批人得罪了一個遍。因此不過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轟走了。(笑)
記者：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有幸跟隨像黎澍這樣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權威學者，是難得的機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請問是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國歷史學會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大型學術討論會，論題是關于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會議地點在天津。黎澍沒有出席會議，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臨行前他叮囑我說：“這個論題在政治上很敏感，自從30年代以來一直沒有搞得清楚。你去到會上，人家會說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講話，別人會認為是我的意見。所以，你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只聽不要說。”
記者：究竟什么是“亞細亞生產方式”？
何新：為了參加這個會，我事前作了一些準備。我認真地研究了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正是在這部手稿中提出了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我注意到，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馬克思發現近東的俄國、印度以及東方的中國、日本古代社會制度，與西方歐洲的古代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東方社會發展道路與西方發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馬克思認為，正是這種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東方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未能發育出近代歐洲類型的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組織和社會制度。
記者：這個觀點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強調了東方社會，東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記者：你在會上發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這個會的氣氛給我的感覺是十分沉悶。到會的學者多數是一批剛剛經歷了文革、似乎還未從噩夢中完全醒來的老一代的史學界權威人物。許多人在文革時期幾乎一直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他們的思想仍停滯在斯大林《聯共黨史》中關于社會發展五大階段的公式上，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當時的多數與會者都把這個公式當作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必然規律，深信人類一切社會和文化必須服從統一的發展道路和樣式，最終必須選擇同一模式的社會組織、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制度。
記者：我們在上大學時，教科書里也是這樣教的。
何新：而我對這個問題當時卻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識到，從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對于當時中國正在鄧小平、胡耀邦推動下開始發生的經濟、政治改革進程具有重大的現實性意義。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正面臨革新，類似斯大林體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應該打破和改革。當然，還有一點，我當時也很想利用這個會的場合嶄露一下頭角。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對我的叮囑丟在一邊，在會議結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長篇發言。回想起來就覺得好笑，我記得我那次講話一開頭就說：“聽了幾天會，聽各位的發言，仿佛霧里看花，總覺得隔了一層。”這種目空一切的說法自然會把所有的與會者得罪個遍。接著我講，我的看法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命題的實質，是關于東方社會制度的獨特性，特別是中國歷史以及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我認為，中國的歷史發展與抽象于歐洲歷史的五階段歷史公式不一致，我認為斯大林提出的社會發展五大階段的公式不適用于中國。這個論點當時立即語驚四座，震動了到會的各位學者。你要知道，關于中國是否屬于“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獨特性的問題，在當時是一個政治上極其敏感的問題。
記者：為什么？
何新：問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蘇聯共產國際中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關于中國問題的政治爭論。圍繞這一爭論，國內史學界在30年代曾發生了以侯外廬、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等為一方，以及第三國際中的魏特夫（德國人）、中國的劉仁靜為另一方，關于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的爭論。那些主張中國社會形態具有東方特殊性的學者被郭沫若、呂振羽一派的學者壓倒了下去，以至主張“亞細亞生產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觀點被認為是反對中國革命，反對走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道路，因而被定性為“托派”的觀點。新中國建國以后，郭沫若、范文瀾一派觀點的《中國通史》成為中國歷史學的正統理論范式和教科書范本，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討則成為了一個理論禁區。在郭、范這一體系的教科書中，中國歷史根據“原始公社→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態的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大階段公式而進行塑造，任何背離這一模式的觀點都具有政治反動性的嫌疑。因此，我在這個討論會上發表主張打破這個公式的觀點自然是十分聳人聽聞。我的這篇發言稿后來寫成了論文，發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晉陽學刊》。
記者：當時在會上，人們如何評價你的發言？
何新：那天會議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書林甘泉先生（后來曾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所長），會議限定每個人的發言時間以15分鐘為限，由林先生按鈴，通過鈴聲向發言者提示計時。我平生從來沒有在這種大型學術會上公開發言的經驗，心情非常激動，在講話時竟忘記了會議規定的時間。林先生試圖以按鈴制止我的發言，據說當時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鈴，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辯。(笑)
記者：會場的反應怎么樣？
何新：整個會場對我的發言的整體反應是鴉雀無聲，似乎當時人們都被驚呆了。那天散會后，許多過去不認識我的人紛紛議論這個毛頭小子是誰？是從哪里冒出來的？發言竟如此狂妄膽大！當他們知道我的來歷后，紛紛搖頭。于是會后許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狀，說我在會上發表了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在當時是政治上的一條大罪。
記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罵了吧？
何新：比挨罵還要慘。散會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談話，嚴厲地批評我。我記得，當時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風揚塵，天氣非常陰郁。但是，我們談話的氣氛比這天氣更加陰郁。黎澍說，這兩天來他這里告狀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門。他說，他生平很見過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這樣的程度，還從來沒有見過。他說：“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簡直狂得沒有邊際！”他還說：“我看你一定要走沈元的那條死路。”
在文革運動以前，黎澍曾有一個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據說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學識。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論，在讀大學時就成了右派。畢業后沒有工作，也沒有人敢用他。他寫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國的論文投稿給《歷史研究》，當時黎澍是主編，見此文后深為欣賞，頂著不同意見的壓力將其發表出來。后來，黎澍又把此人調到《歷史研究》編輯部，作為自己的工作助手。但是文革降臨了，對這個人的任用被學部的造反派定為黎澍的一條大罪，黎澍為此吃了很多苦頭。這個人在運動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寫了很多日記，表達對文革的不滿。這些日記被造反派發現，他就被當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來。最后此人被專政機關定為思想極端反動分子，而于1970年槍斃了。我剛到黎澍身邊工作的時候，老人就給我講了關于這個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誡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謹慎。
記者：這也是好話嘛。
何新：但是，老人當時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卻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實人頭也已經好幾次臨近落地了，無非如此而已。所以盡管黎澍當時講得很重，我卻漫不經心，這種輕慢的態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那天老頭子真是動了大怒，他敲著桌子呵問我：“你狂，有什么本錢呢？你通讀過二十四史嗎？你通讀過十三經嗎？經、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讀了多少？”他這些話轟下來，我的感覺倒真是如雷貫耳，我被他說到了痛處。當時對于經學，對于中國的傳統學術，我的確所知尚少，24史中我當時還只讀過《史記》和《資治通鑒》，對經學則連門還不能入。而我也就是從這時起開始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讀通經史，深入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第二天，我寫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辭職。
記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沒有答復我，但是把這封信轉給了近代史所人事處。人事處本來對調我這么一個學歷資歷均十分淺薄的年輕人給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見。因此，一個姓劉的處長立即把我找去訓話，勒令要我自行聯系調動工作，三個月內如無單位接收，即予除名。
記者：你慘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專家丁守和先生、劉志琴女士當時正在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們也早知道我，認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處作調停。而黎澍對此也沒有表示反對，這顯示了這位老人的厚道和寬容。這樣，我的編制就由黎澍設在中央黨校的辦公室而被轉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直到一年后，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這個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溫濟澤把我調到研究生院任該院學報的編輯，1985年經劉再復幫助又調到了文學研究所。1991年，我由文學所調到全國政協擔任專職全國政協委員。其間經歷各種風風雨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記者：現在黎澍先生已經故世。你如何評論黎澍？
何新：黎老是個好人，是一位樂于提攜后輩，而且思想十分開明的長者。我跟隨他作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對我來說，這一段資歷在我的履歷中仍十分重要。老人家當年告誡我的一些話，時間愈久，愈令我刻骨銘心。特別是所謂“群妒”，我后來是深嘗其滋味。我跟隨他時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淺，急于求成，未免過于年輕氣銳。(笑)在我的一生中，我會永遠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頓的時期提攜扶助過我的那些師長和友人——寧可、閔庚堯、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劉志琴等等先生，還有待我如諄諄長者的社科院的兩位老院長——胡喬木、胡繩，甚至也包括曾幫助過我、但后來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的劉再復。我雖然并非千里馬，但他們的確都是伯樂。當年若沒有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攜，我絕不可能取得后來的任何成就。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一）：始啟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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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二）：浪命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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