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四）：窮通自轉

何新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早年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何新先生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想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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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三）：勞身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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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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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改革開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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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麒元：贊美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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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想之路（四）：窮通自轉　　

記者：在您的個人經歷中，有一段經歷是重要的，但也使人會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沒有讀完大學，但是您卻成為了大學教師，憑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參加大學高考。1977年考試，78年進校門，但是三個月后我就退學了。
記者：當時，對你們這一代老知青來說，在1978年能考上大學應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為什么要退學呢？
何新：在上大學之前，我在東北友誼農場中是一名“知青”。但對于我個人來說，盡管是處在那樣的年代中，我并沒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學各種知識，同時寫了很多東西。
記者：這與您退學有什么關系呢?
何新：那時我寫的東西中有一篇是關于邏輯學革新問題的，1977年我將這篇文章請人轉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學研究》雜志邀請作為列席者參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次邏輯理論研討會。
記者：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禍所伏。其結果是我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學除名，最終是我不得不從這所大學退學。
記者：這個事件在您的個人經歷中相當重要。您可以更詳細談談嗎?您那篇論文的主題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邏輯論文的中心論題，是認為有必要對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古典形式邏輯體系進行改革。
記者：改革邏輯體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約2000年前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邏輯體系。康德說：“邏輯起源于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這是一門已被完成的科學。”這個體系在后來的很長時期里沒有取得發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謂“先驗邏輯”的存在，發動起對傳統邏輯學革新的潮流。19世紀初黑格爾從根本上打破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提出了徹底改革傳統邏輯的一系列新的邏輯思想。但是，黑格爾的邏輯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現代西方哲學界的真正理解。
記者：這是您的論文的主題嗎？
何新：是的。在那篇論文中，我提出了對黑格爾邏輯理論的一種全新的解釋，并且認為應當據此改革舊的邏輯理論體系。
記者：這是很奇特也很大膽的想法。你的論文是否發表了出來？
何新：在當時當然不可能。事實上，這些論文直到1980年后才陸續發表出來，有一些發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這篇文章發表后，我將它們寄給當時正在倡導研究“思維科學”的錢學森先生。錢先生讀后似乎頗為贊賞，給我寫了回信，并且將我所描述的一種概念系統樹（歷史概念系統）稱作“何新樹”。但還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現在我也還未作整理和發表。
記者：那么，你接到邀請以后，去開會了嗎？
何新：收到《哲學研究》的邀請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學校請假，要求去北京開會。你知道，這種機會對一個大學生是很難得的，我請求學校批準我去。但學校說，你是剛剛考入大學的學生，任務是學習，不同意我出席這個會，這對我是當頭一棒。我堅持要去，校方說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話，那就請你退學。這對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我思想斗爭了一番，最終我想，機會難得，人生總有要拼搏的關頭，不管結果如何，這個會我一定要去！結果，不顧學校的阻撓，我硬是到北京去參加會議。這是1978年初的事，這個會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黨校舉行的，我記得當時這個會的主持人中有于光遠和李寶恒先生。
記者：這個會議開得怎么樣?
何新：事實上，我在這個會上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因為我并不是作為正式的會議代表，而只是一個列席參加者。在與會之前，我本來是抱有一種能夠使我那一套新邏輯理論受到重視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學研究》雜志將會發表我的論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會得到與會者的重視。但是這些期望都落空了。
記者：為什么？
何新：《哲學研究》編輯部覺得我的邏輯觀點雖然新穎，但卻難以發表，主要原因是兩方面。第一，因為我的身份太缺少權威性。他們認為我只是一個在校大學生，而且這時學校的電話也追過來了，要求會議動員我回去上學。第二，是因為哲學所的主流學派是羅素的邏輯斯蒂即邏輯實證主義，這一派學者根本不承認黑格爾的邏輯思想具有學術地位。在這次會上我有幸結識了一些有盛名的邏輯學界前輩，例如金岳霖、莫紹揆等先生。但是總的來說我的處境是十分難堪的，在會上我沒有得到正式作發言的機會，而且人微言輕，就是講話，當時也不會引起任何重視。回到學校，因為我自行外出開會被認為是逃學，校方要給我紀律處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跟學校抗爭，我只能選擇退學。所以我在大學里實際只呆了三四個月，而且這三四個月里有半個月是在北京開會。
記者：退學后您怎么辦呢?
何新：退學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誼農場。從大學退回到農場，這在當時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記者：那是當然。
何新：但非常幸運的是，這個時候農場知識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醫院去搞了一個有病的證明，作為一個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識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記者：您回到北京后應該是失業了，您如何謀生呢？
何新：很幸運，我有一位非常愛我的父親。我在文革期間寫過很多東西，異端的東西，當時這些東西最重要的讀者是我的父親。我父親是一位處世待人很柔和，但內心則相當有信念、有原則的正直知識分子。文革期間他讀我寫的那些東西，不表態，只是警告我不要輕易給別人看。但他有時卻把它們送給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過這些東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的寧可教授。寧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農民戰爭史而聞名，他是我父親的朋友，父親當時曾請托他幫助我介紹一份工作。
    就在這個時候恰好出現了一個機會。一所大學，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這本來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學校，1978年被國家批準恢復而重新組建。當時師資非常缺乏，這位教授就把我作為一個具備師資條件的人才推薦給中財院。當時的社會背景是鄧小平提倡人們作伯樂去發現人才，社會上開了這個風氣。這正是鄧小平的改革帶來的，他鼓勵大家當伯樂，鼓勵破格用人。而幸運的是，在這幾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幾位伯樂，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漢語教研室的領導人閔庚堯先生。寧可先生推薦我后，閔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對我表示興趣。他組織幾個老師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組織人員讓我試講了一次課，人們覺得還可以。于是閔先生說服了學校的人事處，這個學院同意決定破格錄用我。這在當時應該說是非常破例的，因為我的個人檔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僅僅是一個入大學三個月即退學的大學生，而我所面臨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來同屬一屆的大學生們授課，講解古代漢語和古代經濟論文。我在內心中深信自己能夠勝任這份工作，因為在此前，在兵團生活的后期，我曾擔任過當地一所師范學校的哲學和中文教師，我當時作得很成功。但是中財院的校方，學校領導層中，對我能否勝任以及是否有資格做這份工作卻仍具有很大的爭議。當時多虧閔先生為我力爭，最后人事處同意暫時辦一個招聘臨時工的手續，先予試用。結果，就讓我擔任了古漢語和寫作課，還有《古代財經文選》(古代經濟史論)這三門課的代課教員。但我當時的身份仍然只是個臨時工，這一年我正好30周歲。
記者：“三十而立”，你的學生們對您怎么看？
何新：學生們很快就知道了我的來歷。不要忘記，我本來是和他們同一屆應考和入學的大學生(笑)。我在大學被退了學，結果反而來到北京作這些新大學生的教師，人生中命運的某些轉折真是不可思議！一些學生，特別是幾位年齡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幾歲的男同學對我很不服氣。但多數學生們還是接納我，特別是女孩子們對我比男同學更友善。(笑)我那時正年輕，風華正茂，許多女同學晚上主動到我的宿舍來聊天，用現在的說法也許是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個女學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時就發現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達能力。那女學生當時學的是會計專業，我勸她改行，建議她嘗試寫小說，我認為她將可以成為一位好的作家，后來也是我將她的處女作推薦給《北京文學》雜志。當時她對自己似乎還并沒有信心，但是后來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聽說最近已出版了全集。但是，我與一些女同學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別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學的嫉妒，一些流言開始傳播。恰好這個時候，中國社科院同意調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請求調動。校方顯然也耽心繼續留我在這里會發生緋聞。結果，因禍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學期開始時，我離開了這所學院，而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從事新的工作。
記者：這也是極其具有戲劇性的。您在這個學校前后一共工作了多久？
何新：從1979年到1980年，大約一年，其中正規教課大約只是一個學期。
記者：您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什么時間？
何新：那是1980年。在這之前，我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作教員。1980年初，我已故父親的一位朋友(樓靜波女士)把我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那時是剛打倒四人幫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還處在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記者：您當時以什么資格而調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呢？聽說是經院長胡喬木特批的？
何新：我剛進社會科學院的時候，身份還不是干部編制，實際身份只是一個臨時工。那時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雖然我已經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擔任教師，但是我的身份卻是工人，而且還是未轉為正式員工的臨時工。根據當時國家人事制度的規定，臨時工必須要工作滿三年后才能轉為正式職工；又必須有非常特殊優異的表現，才能由工人提升為干部。因此，當時以我這種身份，調入社會科學院的中樞機構成為國家干部，是必須經過院長辦公會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組織局要調我，關于我的情況被報告給梅益秘書長，在院長辦公會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辦理手續。我調進社科院一年以后轉為正式干部。由一個沒有高等學歷的臨時工而直接轉成國家正式干部，這在當時應該是非常破格的。
記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關系或某種后門呢？
何新：不是。當時社會風氣還比較好，干部任用審核制度非常嚴格。我的晉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關系。
記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業績。
何新：也許我在學術上當時已有一些表現，可能是有一些業績。但這也難說。因為對我的學術成就始終存在著嚴重的爭議，我已經不指望在我活著的時候得到定論了。(笑)
記者：為什么，何必這么悲觀？
何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人文精神和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斷裂的時代。美雨歐風，西風東漸，風雨飄搖，人心不古，“道術已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篇》)“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康德《理性批判·導言》)這個時代的許多東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況意識形態和學術不是一種單純的東西一種抽象的價值，而關連著人們的現實利益。當人們的利益發生沖突，當社會的前進方向仍然面臨著不確定的多種選擇，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們對事物會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觀的評價呢？王安石有一首論史詩，他曾感慨說：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黮黯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所謂世俗亂真，糟粕粹美，我想許多在歷史上作過事的人都會有相類似的感慨吧！
記者：有爭議并不一定是壞事。創新的學術，總是會引起爭議，爭議愈大，影響也愈大。
何新：陳寅恪曾指出——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錯綜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氣與舊社會風氣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氣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際，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我雖非其所謂“賢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而迎合環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陳寅恪編年事輯》第158頁)，我反省平生，確信自己是做到了這一點的。
記者：那么，您以什么資格調入中國社科院這個國家社會科學的最高學術機構？
何新：我當時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轉正的臨時工。但是在那一年當中，我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有《學術月刊》、《學習與探索》等重要報刊上開始發表了一系列東西。當時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屆3中全會特別是理論務虛會后，在中國正在興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過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異端思想可以說適逢其時，際會風云，于是頃刻噴發而出，一發不可收。這些東西發表后，我在學術界、在知識界中開始獲得了一些知名度，這是我能被破格吸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基礎。
記者：人們還是會感到有些奇怪。從你的經歷看，你并沒有受到過系統化的高等教育和訓練，你是如何……
何新：我應當說，上帝對我是十分厚愛的。在1978-1981年的這幾年里，我驚人地幸運。這種幸運甚至使一些厄運也不斷轉化為幸運和機會，例如我從大學的退學，例如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機遇。實際上，如果沒有在中財院發生的那些緋聞，那所學校是不會輕易同意讓我調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沒有錯過這些幸運的機會，又與我此前的多年積累、多年磨練有直接關系，正是過去的長期努力，為后來遭遇的那些轉機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