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早年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何新先生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想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建議從頭閱讀：

建議從頭閱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一）：始啟疑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073.html

http://www.w

http://www.wyzxsx.
我的思維之路（二）：浪命燕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754.html

另請參考:　　

《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547.html　

《何新：改革開放及其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9188.html

《盧麒元：贊美何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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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之三）：勞身苦智　　

記者：您回到兵團后情況怎么樣？
何新：當然糟透了。我已一年多沒有工資，身上一文不名，吃飯都要借錢。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見了，眼看就要過冬了，連條棉被都沒有。因為在一年前，我是作為壞分子在未解除監管的情況下從醫院逃走的，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給農場保衛處轉來了關于我的收審材料。
    但幸運的是，這個時候“一打三反”運動由于林彪事件的發生而告結束了。9·13事件后，周恩來發動人們批判極左路線，贏得了對文革運動不滿的那些人們的支持。這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變化，現役軍人撤走，兵團恢復原來國營農場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農場的老干部擔任領導。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與那些粗暴的軍人在作風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上臺后比較講政策。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兵團整死了好多知識青年，整個兵團大概有幾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殺，或者成為精神病。許多受冤者的親屬上訪上告中央，國務院派工作組來調查，認為這個運動搞“擴大化”了。因此當我回到這農場的時候，政治氣氛已比較寬松，機械廠讓我回去當翻砂車間的工人。
    當時工人中有一句話，“車鉗銑，沒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廠的各種工種中，翻砂鑄造是最臟最累最苦的活計。不僅如此，有一段時間還讓我到磚場去燒磚，當窯工。當窯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磚窯里燒完磚后仍有40-50度的余熱，而燒磚不能在冬天燒，只能在夏天燒，因為在冬天磚的泥坯會被凍裂，夏天外邊空氣30多度，窯里殘熱40、50度，而且烏煙瘴氣，空氣中彌漫著紅磚的粉末。我的工作是從窯里推車往外運磚，那真是苦不堪言。但干這活有一個好處，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個小時。這一點讓我特開心，因為有了閑暇時間可以讓我用來讀書。
記者：你當時還有書讀？
何新：我從北京被押回農場的時候，大部分的書都被警方沒收了。但我隨身的一個小書包，里面還剩下幾本書，竟奇跡般地保存下來。 一本是列寧的《哲學筆記》，一本是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還有一本黑格爾著、賀麟翻譯的《小邏輯》。這三本書當時令我入迷，是讓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糧。這三本書，我一直保存和苦讀了許多年。
記者：為什么您對這幾本書特別地情有獨鐘呢？
何新：不是情有獨鐘，而是可以說，這三本書中蘊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學觀念。我從這三部書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記者：哪些道理? 
何新：可以這么說——《哲學筆記》和《小邏輯》教導我掌握了哲學方法；《德意志意識形態》則塑造了我的社會歷史觀念；列寧的《哲學筆記》中有1915年列寧在瑞士伯爾尼流亡時研讀黑格爾《邏輯學》所作的一些筆記，表明列寧對黑格爾的邏輯思想懷有特別濃厚的興趣。但是，列寧的研究工作沒有作完，在讀這部筆記時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就是試圖把列寧這部曾考慮要寫而沒完成的書寫出來——也就是說，建立一個關于辯證邏輯學的新體系。這一設想當時頗令我為之著迷。那時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讀書，一邊讀一邊不斷地思考和寫東西。
記者：現在很少有人還讀這幾本書，您是否可以談談您對這三本書的心得？
何新：讀書也有時髦。在市場經濟時代，流行文化銷蝕一切。但是盡管如此，經典仍然是經典。經典是人類優秀文化中最精華的結晶，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經得起人世滄桑的風吹雨打！這三本書就是經典。一本是列寧對西方哲學思想的總結(《哲學筆記》)，一本是黑格爾對方法論的總結(《小邏輯》)，而《德意志意識形態》（主要是第一篇）是馬克思對西方歷史哲學的總結。我的體會是，它們分別代表了19-20世紀歐洲哲學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最高成就。我個人認為，20世紀西方的各種現代思潮，無論是現象學或語言分析哲學，無論是新歷史主義或非決定論或文化史觀，在哲學高度上從來沒有超越它們，至今也未能超越它們。
記者：在上一次談話中，您曾談到，您1972-1973年間在哲學、邏輯學方面的研究被政治問題中斷了，為什么？
何新：9·13事件后，周恩來乘批林之勢發動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實際揭開了一場新的政治斗爭的序幕。所謂批極左思潮，針對的是文革路線；批無政府主義，則針對著造反派勢力。這是周恩來所代表的老干部勢力趁著林彪軍事集團的失敗，試圖扭轉文化革命政治方向的一次重要嘗試。然而，此舉引起江青一派所代表的文革新興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擊。1973年春，人民日報、文匯報、紅旗雜志等中央報刊開始連續發表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這些文章表面上在批孔、批儒家，實際上在批“周公”，影射著阻礙“新興法家”進行變革的“復辟勢力”。批林批孔運動的這一實質，其政治涵義是十分明顯的。
    我當時雖然僻處邊陲的小鎮，但通過報刊也窺察到這場新的政治斗爭的動向。我發現報上那些文章以及當時上面印發下來的一些小冊子，以“儒法斗爭”為綱重新包裝中國歷史的種種說法，幾乎完全是一派胡言。我當時已經意識到，這場批儒頌法的運動，其實是文革派反擊周恩來(周公)所代表的老干部派的一場政治斗爭。批孔子林彪的“克己復禮”是假，批周恩來“克己復禮”以阻止其恢復和重建被文革所破壞的社會秩序的努力是真。而就我個人來說，家庭與個人自文革以來深受沖擊，內心早已對文革深懷不滿，當時我的思想感情非常本能地投注到周恩來代表的老干部派即“復舊派”的身上。因此，在1974年初，我撰寫了一篇長文章，題目是《論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與唯物史觀》，副標題是“為什么儒法斗爭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投寄給上海《文匯報》。
記者：這個副標題很有意思，你的文章內容是什么? 
何新：題目雖然很精彩，但內容其實還比較幼稚(笑)。我當時大概是想給《文匯報》的編者們上課(笑)。這篇文章我寫的很長，至少有兩三萬字之多，其實大部分內容是長篇摘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語錄，中間連綴以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當時毛澤東正號召人們“認真看書學習，弄清真假馬克思主義”，我也引用這個說法。我的文章的結論是，《文匯報》所宣揚關于儒法斗爭的理論是唯心史觀是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欺人之談。這篇文章我抄寫了許多份，分別投寄給《文匯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我那時非常幼稚，竟然期待著《文匯報》會把我的文章登出來，哪怕是作為批判的靶子登出來也罷。
記者：結果呢？
何新：結果當然不會登出來。其他報刊并沒有理睬我，但是《文匯報》把我的文章寄回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而且附有編輯部的一封信。這封信說，“此文觀點有嚴重政治錯誤，請審查此人政治背景和活動目的。”這樣一個評語，在當時等于是對我又一次宣判政治死刑。當時批林批孔運動正在掀起新高潮，于是我第二次又被揪出來，成為活靶子，與主張克己復禮搞復辟的千古罪人孔老二、周公一起接受大會小會的批判。但是形勢畢竟與幾年前已經不同，這時期的批判已經文明多了，不揪上臺，不用低頭認罪，只是輪流去廠里的各個車間——當時叫“批林批孔的戰場”去現場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聽工人們念從報上抄下來的批判稿而已。在這里我特別想提一句，當時我所在的那個工廠的黨委書記劉從占是一位被打倒后又得到起用的農場老干部，他阻止了當時一些人對我作任何過激處理的動議，暗中給了我許多保護。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這位老人居然在黨委會上提出——何新懂歷史，讓他給工人講一講儒法是啥回事。我到了會上，給大家大講了一通《三國演義》——因為曹操、諸葛亮都是法家嘛——講得工人們興奮不已。(笑)
    后來我被安排監督勞動，廠里給我調換了一個新工作，讓我到煉鐵爐前當大爐工。給我干的是最重的一件活兒，每天掄22磅的大錘砸鑄鐵塊，每個鑄鐵錠重百十公斤，要掄圓大錘把它砸成三段，以便熔鑄。一天干六、七小時，砸開的鐵塊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自己一個人用獨輪推車把它們推到100米外的煉鐵爐前，裝滿了鐵錠的車足有千斤重。這活兒又苦又累，完全在露天干，風吹日曬，干一天活兒下來，渾身骨頭就像散了架，晚上肌肉疼得睡不著覺。但干了一年后，卻把我的身體鍛煉得鐵打似的壯。許多人看我的外表不像個文人，殊不知就是年輕時在這樣的環境中苦煉出來的。我們工廠有400多工人，我當時舉重、掰腕子都在全廠居前三名之列，是公認的大力士之一，而且因為我早年練過武，會幾手拳腳，所以盡管我的身份是壞分子一類，廠里的工人們很多人佩服我，對我卻不壞。
    那時我還是每天只要找到時間就讀書，只要有一點點空閑的時間，全部用來讀書。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樣一個怪人——身份是屢受批教的壞分子，破衣爛衫，腰上纏著一根爛麻繩，干著最臟最苦的活，但腰帶上卻別著一本外國哲學名著或馬列著作。那時我周圍的許多人(特別是女工)，都認為我這個人是有“魔癥”，就是瘋子、精神病。
記者：(笑)在那個年代，你的表現是有點不正常。
何新：1975年鄧小平復出，社會政治環境又有所寬松。魯迅的書、《紅樓夢》、《水滸》，還有一些自然科學的書在書店里已有得賣了。我當時一個月基本工資是32塊錢，吃飯穿衣大概要用20塊錢，剩下的錢全用來買書。我記得，這個時期我系統地通讀了當時開始陸續出版的新一版《馬恩全集》，工廠的圖書室購買了一套。
記者：但是，馬恩的書是很難讀的，語言和意義都不好懂。
何新：我當時已不感覺很困難。我那時記憶力好，理解力極強，讀書的效率非常高。馬克思、恩格斯可以認為是19世紀知識最淵博的人物，也是人類文化史上，可與亞里士多德、達·芬奇、黑格爾相比美的百科全書式人物。讀他們的書，如果你真讀進去，你就不知不覺地要深入到去了解世界史、哲學史、經濟學史、自然科學史甚至數學史。《馬恩全集》的注解也編得不錯，包羅萬象，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和索引。我后來獲得的很多學科知識，邏輯學的、歷史學的、經濟學的、哲學的、哲學史的、美學的、生物學的、地理學的，基礎都是在那些年代里通過這種刻苦的研讀而獲得的。
記者：在這一階段的讀書中，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何新：我最重要的收獲是系統地研究并理解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社會理論，從而逐漸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觀和政治歷史觀。在《文匯報》的事件以后，由于連連碰壁，屢戰屢敗，我寫東西已比較謹慎了，也不再輕易向報刊投寄稿件。因為我意識到，除了給自己添苦頭，這種作法沒有任何其他結果。但是，通過搞通搞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我掌握了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的一些基本方法。
記者：是什么使你在如此的逆境中，一直有動力堅持讀書思考呢？
何新：也許你不信，那完全是在追求著一個超越世俗的目標——尋求真理。
記者：今天的年輕人似乎很少有人還會去鉆研馬克思。馬克思死去已經120多年了，他的理論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呢？
何新：一種偉大的思想體系，正如一種偉大的藝術作品，歷久彌新，永不會過時。老子過時嗎？孔子過時嗎？釋迦牟尼過時嗎？《圣經》過時嗎？柏拉圖過時嗎？亞里士多德過時嗎？不！永不過時。在藝術和學術上，只有創新，但是沒有過時。所有的高峰都是永恒的高峰，永遠是后來人的典范。馬克思的思想是人類歷史上已經經典化的社會科學思想。對于中國人，它今天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國教教義。但是，它是一個深刻的社會分析工具系統，它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對于研究社會問題，我認為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
記者：有人說，在文革時代，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政治性宗教。
何新：這話不無道理。文革時的中國，受蘇聯制度的影響，當時情況似乎是政教合一。
記者：什么叫政教合一？
何新：所謂政教合一，就是政治與宗教或準宗教的意識形態直接結合，即以宗教理念作為政治工具管制思想文化和社會，以宗教意識形態作為政治統治的直接工具。文革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承擔了準宗教的功能。政教合一是與法制主義的精神相對立的。西方古代的羅馬教社會、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都是政教合一的體制，今天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是政教合一的。中國歷史傳統中沒有政教合一。中國歷史上有過針對文人的焚書，有過文字獄，但文字獄只是一種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國歷史上有過專制制度，但是沒有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國歷史政治中貫穿著儒家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政治精神。歐洲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擺脫了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學和思想，但是斯大林時代蘇聯又搞起了政教合一。中國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圖搞政教合一，但是沒有搞成。毛澤東1956年支持“雙百”方針，其實就是為了抑制這種傾向。但到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時代，毛澤東在《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的一切領域對資產階級思想實行所謂“全面專政“，這就意味著徹底放棄了”雙百方針“。在1966年到1976的十年間，政治意識形態、毛澤東語錄，被文革派尊奉為規范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絕對尺度和指針，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極端。其結果，就導致了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絕對專制，完全扼殺了社會文化的生機。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國找不到主流政治傳統的支持，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運動中，為了建樹與統治集團對抗的新精神偶象，農民由于其精神與文化的愚昧性，而搞過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宗教是人類歷史上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它一旦與政治運動相結合，就會誘發巨大的破壞力量，如漢末的黃巾、五斗米道、元明的摩尼教、白蓮教、明教等，特別是太平天國，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順便說一句，我認為，對漢末的黃巾、唐代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清末的太平天國這種農民造反運動，過去的歷史學評價得太高，人們往往忽略了它們毀滅文化的極端愚昧性的一面。
記者：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的政治學說，為什么在中國也會產生宗教性的力量？
何新：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它所面對的內外敵人非常強大。因此，它不得不尋求強大的精神力量。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學術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單純是書齋中的一種學者學說。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而問題在于必須改變這個世界。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宗教有相似點。宗教與一般社會意識形態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國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實踐救世的現世性。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實踐性、現世性，使之成為一種革命性的教義。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棄塵俗、現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犧牲以至有代價或無代價的獻身。所以西方自由主義永遠不可能在中國成為一種有組織的革命性意識形態，因為它是現實的、功利的并且是個人主義的，它只是一種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種組織化的工具。
    在20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以一種強有力的精神力量，將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傳統經濟社會秩序崩潰瓦解而游離出來的億萬被侮辱被損害的中國勞苦大眾，凝聚成一股無堅不摧的鋼鐵洪流。西方資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這幾億只從來未被他們放在眼中的藍螞蟻，最終竟可以聚結成如此強大有力的一種社會力量、政治力量，將17世紀以來西方開拓東方謀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沖了個粉碎！
記者：馬克思說，宗教是安慰被壓迫者的精神鴉片。
何新：這話流傳很廣，其實有片面性。這話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講的。當時馬克思的理論還不成熟。 宗教問題非常復雜。以后我還想專門找個時間與你細聊一聊。但今天我暫時不想深入談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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