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的反社會主義謬論

——駁林蘊暉《從消滅私有制到以人為本》一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是一個謬論制造工廠，有一批人專門制造謬論，一年四季謬論不斷，層出不窮。最近，在其今年第6期上，又刊登了一篇該刊“核心作者”林蘊暉的大作——《從消滅私有制到以人為本》就是其反社會主義謬論的一個“新成果”。

一、《從消滅私有制到以人為本》的題目就是錯的

我們先且不談林文的論證，單單這個題目——“從消滅私有制到以人為本”本身就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消滅私有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共產黨宣言》里用以概括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句話。他們說，

“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的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用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埃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林文說“從消滅私有制到……”，其實也就是丟開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丟開《共產黨宣言》所確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思想，這不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共產黨宣言》基本思想的背叛是什么？！這還不是一個錯誤，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嗎？！

還需要指出的是，“消滅私有制”是從所有制這個社會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說的，但是，“到以人為本”卻是從道德觀念這個意識形態上層建筑角度來說的。二者顯然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我國，現在人們講得很多的“以人為本”，是2001年9月公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的指導思想部分部分提出的。這就清楚地表明，它屬于道德范疇，屬于上層建筑領域，而不屬于經濟基礎的領域。而從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以人為本”的使用情況看，人們往往將“以人為本”與那種“見物不見人”、“拜金主義”的不道德行為相對立，實際上也是將其當作是一種道德觀念看待的。怎么可以用“以人為本”這個屬于道德觀念的問題來取代“消滅私有制”這個屬于社會生產關系的問題呢？這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

二、中共“最早對社會主義怎樣認識”“沒有人作過回答”嗎？

林文說，“首先得弄清楚，中國共產黨人最早對社會主義是怎樣認識的？這個問題過去沒有人作過回答?！?/p>

讀了林文的這句話，不禁令我大為詫異：曾是國防大學的中共黨史教授，后來又曾是某黨史研究機構特約研究員的林蘊暉，研究了幾十年的中共黨史，竟然說“中國共產黨人最早是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過去沒有人作過回答”！我檢索了一下，有關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的著述有一大串：《社會主義史》（三聯書店1950年版）、《社會主義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從空想到科學：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社會主義由西方到東方的演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對這些書只要初步翻一下，就可以知道，他們幾乎沒有一本不提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林文怎么可以信口開河說什么“這個問題過去沒有人作過回答”呢？林蘊暉也不想一想，共產黨就是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科學社會主義都沒有認識，中國共產黨還會在1921年誕生嗎？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先進分子上了共產主義的一課，”（《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對中國來說，尤其是這樣。雖然早在1905年，朱執信就在《民報》第2期上介紹過《共產黨宣言》；而在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還連載過施任榮翻譯的恩格斯的名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很不發達，無產階級人數還很少，這些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都沒有在中國產生多大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的資本主義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無產階級人數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因此，十月革命不僅極大地震動了全世界，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先進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在這方面，毛澤東特別提到了陳獨秀，說“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同上，第294頁）“陳獨秀起了大作用”也體現在他在上海主持出版的《星期評論》編輯部決定物色人選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參與《宣言》的校訂、組織出版這件事上。據倪墨炎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和葉永烈的《紅色的起點》介紹，當時擔任《星期評論》主編的是戴季陶。戴在日本留過學，并有一本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他想自己譯卻苦于此一譯事之艱難，《宣言》的第一句話就把他難住了。后來，邵力子向編輯部推薦了思想進步、具有一定馬克思主義學識、精通日文和英文的陳望道翻譯《宣言》。陳望道的具體翻譯工作也得到了陳獨秀的大力支持：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借得一本《宣言》的英文本供陳望道作為翻譯的底本，與此同時，戴季陶則向陳望道提供了他的《宣言》的日文本作為翻譯的參照。陳望道于1920年4月回老家浙江義烏進行翻譯，用了3個多月時間完成全書的翻譯。后來陳獨秀和李漢俊又對全書進行了校閱，提出了修改意見由陳望道進行訂正。 8月中旬，陳獨秀將《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交送剛成立不久的社會主義研究社正式出版。陳獨秀經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討，由維經斯基拿出一筆經費，幫助建立了“又新印刷所”，負責承印《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豆伯a黨宣言》出版后曾在進步知識分子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中廣泛流傳。魯迅、毛澤東都是是最早讀到此書的讀者。毛澤東曾對《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求那是我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刻掌握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思想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從以上的敘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就是接受《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并把它作為一種信仰而為之奮斗。因此，當五四時期出現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時，他們曾堅決地與之展開了斗爭。這里既有李大釗與胡適之間關于“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有陳獨秀、李達、毛澤東與羅素、張東蓀之間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特別是后一場爭論，意義十分重大。這場爭論是由梁啟超的研究系邀請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來華演講引起的。羅素從1920年9月到1921年7月作了五次演講，大反十月革命，大講世界主義；大反階級斗爭，主張階級調和；宣揚中國發展實業，反對社會革命。羅素的觀點受到研究系的張東蓀的追捧。陳獨秀先后給羅素、張東蓀寫信，對他們都觀點進行了批駁。他在致羅素的信中說，“資本主義雖然在歐洲、美洲、日本也能發達教育及工業，同時卻把歐、美、日本之社會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而且過去的大戰爭及將來的大革命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保ā蛾惇毿阄倪x》，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頁）而在復張東蓀的信中還進一步說，“資本生產制一面固然增加財富，一面卻增加貧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的。歐洲及其初興資本初發達的時候，失業者眾多的恐慌，這種歷史的事實，無人能夠否認的?！保ㄍ希?54頁）這是中國早期共產共產主義者或科學社會主義者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潮所展開的一場大論戰，展示了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嚴正立場和堅決態度，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現在有人想為這場論戰翻案，他們認為，當年中國共產黨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脫離中國國情的。在他們看來，中國經濟很落后，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種“庸俗的生產力論”的觀點。他們沒有看到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局面的巨大變化，沒有看到在十月革命后，中國的革命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即使就民主革命而言，也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了在一定條件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即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而在1882年，當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普列漢諾夫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俄譯本撰寫序言時還曾指出：“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當然，這個條件并沒有在俄國出現，俄國迅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俄國的民粹派不顧條件而否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是錯誤的。但是，中國不同，由于有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就為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一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里都有很精辟的論述。關鍵在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也證明了這條道路的正確。顯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想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三、豈可以李銳的所謂“我的社會主義思想史”作為依據？

林文還有一點令人感到驚詫的，是它為了“回答”“中國共產黨人最早對社會主義是怎樣認識的？”這個“過去沒有人作過回答”的問題，居然引用了《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的“一篇署名笑蜀訪問李銳老先生的文章，標題是：《憲政主義與現代中國》副標題是：《李瑞訪談錄：我的社會主義思想史》”

李銳既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更不是什么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也沒有專門研究過社會主義思想史，他哪來什么“我的社會主義思想史”？出此狂言，真讓人感到大言不慚，可笑之至！不過，我查了一下該期的《炎黃春秋》，那題目卻大不相同，白紙黑字引的題目是：《“總起來看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李銳談社會主義與中國》?？磥恚瓦B《炎黃春秋》雜志也感到那樣的題目太過離譜，如果按照原題照登會貽笑大方，所以不得不對其做了修改。不知林文為何還要堅持用那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原題？！

林文引用了該文的如下一些對話：

“訪者：你們當時理解的社會主義主要是哪一種？
“李銳：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那時我們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義?！霸L者：為什么？
“李銳：因為蘇聯強大。當時我們認為，蘇聯強大是計劃經濟的成就，對計劃經濟是正面理解的。蘇聯那時候被我們看成是人類未來的樣板

“訪者：你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銳：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淺的書可讀，那時我們接觸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聯共黨史》，這本書是1938年出版的。毛澤東也是相信這本書的，尤其是《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這是當年的干部必讀書?！?/p>

其實，李銳是1940年才到延安的，他的看法根本說不上是什么“中國共產黨人最早對社會主義是怎樣認識的”。不過他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社會主義”倒是說對了，因為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社會主義取得了像蘇聯社會主義所取得的那樣巨大的成就：它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它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表現了比資本主義經濟無比巨大的優越性，使落后于歐洲許多國家的俄國走到了歐洲各國的前頭?？上У氖?，他沒有能夠堅持反而背叛了這一正確的認識。

上述對話也清楚地表明，李銳這個“老革命”在延安并沒有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不過他說“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淺的書可讀”，卻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已譯成中文出版：《共產黨宣言》不僅有陳望道的譯本，還出了華崗的譯本，成仿吾和徐冰的譯本；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的全譯本也已在1938年出版，當時被運到重慶，其中有一部分也運到了延安，延安還成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資本論》學習小組；吳黎平翻譯的《反杜林論》也已在20年代末出版，1940年延安的解放社還出版了“訂正版”。李銳當時是《解放日報》評論部的組長，如果他真的想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還能找不到這些書？可惜的是，他只能和一般干部一樣，僅僅讀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布爾什維克花十二條》。

李銳就是這么個水平，可是林文居然還要引用他的訪談作為回答“中國共產黨人最早是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的依據，而李銳居然還把這些說成是“我的社會主義思想史”，這樣的相互吹捧和自我吹噓真是世所罕見。

更有甚者，李銳還在那個訪談里吹噓自己是“職業革命家”，是“大知識分子”。我們知道，“職業革命家”是列寧在上世紀初反對經濟派的自發傾向過程中提出來的一個重大問題。他說，“運動的群眾性不但沒有減輕而且加重了我們建立一個鞏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組織的責任，這個組織既能領導準備性的斗爭，又能領導任何突然的爆發，并且也能領導最后的決定性的進攻?！保ā读袑幦返?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28頁）在《怎么辦》中，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保ā读袑庍x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頁）“職業革命家”絕不僅僅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他們應該是是運動的領導者或領袖人物。列寧認為，“在現代社會，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保ㄍ?，第401頁）他還說，“‘學生組成的委員會不中用，因為它不穩定’——完全正確。但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有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委員會，至于能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是學生還是工人，這都一樣。”（同上，第402頁）李銳這樣的人居然自命是“職業革命家”實在讓人感到惡心。

至于所謂“大知識分子”，無非是他在武大讀了三年機械系，是個“大學生”。但是，難道“大學生”就是“大知識分子”？這也未免太抬高自己了。毛澤東說，“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任何部門里去。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它的知識還不完全?！晕覄衲切┲挥袝局R但還沒有應用到生活和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頁）對于李銳來說，學的機械方面的知識并沒有到實際生活中去應用，而所學馬克思主義的書本又少得得那么可憐，這樣的人連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都不夠，又何言什么“大知識分子”？當然，延安也不是沒有大知識分子，問題在于，是不是大知識分子并不是以學歷來衡量的。同樣是學機械的沈鴻就是一個有重大貢獻的大知識分子，但他的學歷只有小學四年半。他通過自學中學的數理化和外語，通過自學劉仙洲的《機械學》、《熱機學》，后來又通過自學尤佳章編的《汽車學》和英文版的《汽車修理大百科全書》，掌握了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僅有書本知識，而且邊學邊干，實際運用說學得的知識，做出了彈子鎖，開辦了利用五金廠，并且做出了汽車閥門，正準備“大展宏圖”時，抗日戰爭爆發。他先到武漢，后經介紹到延安。他帶去了中外文書籍和成套小機械廠設備，為八路軍的軍工生產及當地的民用生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毛澤東曾親筆題詞“無限忠誠”四字給以鼓勵。建國后，他成為科學院學部委員和院士，主持設計了12000噸水壓機，并為我國填補不能生產火車車輪輪轂的空白做出了貢獻。這才是真正的大知識分子，李銳只是在武大讀了三年機械系而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實踐，能與他比嗎？當然，延安還有一批“大知識分子”，像成仿吾、范文瀾、何干之、吳黎平、艾思奇、陳伯達等，還有著名科學家高士其、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著名美術家古元、著名詩人艾青等，他們都學有專長，在去延安之前就已在各自的領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績，這些又哪里是李銳這樣的“萬金油”式的干部所能相比的？真虧他還自命是“大知識分子”！

人貴有自知之明。一個人的地位和作用是客觀存在，靠自我吹噓是不會成功的，而且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成為世人的笑柄。李銳今年已是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看來他的為人處世并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成熟起來，似乎至今還不懂得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

四、駁林文對《聯共黨史》里所表述的的社會主義的“概括”

林文在引用了對李銳的訪談后接著說，“關于《聯共黨史》里所表述的社會主義，概括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輿論一律。”

但是，《聯共黨史》里并沒有這樣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表述，更沒有這樣的社會主義“公式”；這樣的“表述”和“公式”完全是林文強加給《聯共黨史》的。

其實，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里早有明確的論述，也不需要等到1938年才由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里來加以“表述”，更無須林文來加以“概括”。

《共產黨宣言》的概括就是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資本論》里為了和商品生產的社會對照，曾經設想了一個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賓遜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賓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隨著社會生產機體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是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講到了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講到了社會勞動時間的有計劃分配，還講到了勞動是計量生產者個人消費部分在共同產品中所占份額的尺度?？梢哉f，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三大特征都已經十分明確地講到了。

如果誰要反對社會主義的這三大特征就直接批評《資本論》好了，何必說成是《聯共（布）黨史》的表述？

問題還在于，林文把無產階級專政和輿論一律也作為“社會主義”的表述，顯然也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是一種生產關系，顯然不應該把政治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內容也放在里面。事實上，在《聯共（布）黨史》里講到社會主義時也根本沒有涉及這些內容。斯大林在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曾講到“蘇聯勞動者之間的階級界限已在愈益泯滅，舊時的階級特殊性已在愈益消失。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間的經濟上政治上的矛盾日以降低和泯滅。于是就造成了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統一的基礎?！保ā堵摴玻ú迹h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9年中文版，第421頁）但是這和“輿論一律”顯然不是一回事。對斯大林關于“道義上政治上統一”這個觀點，毛澤東是持批評態度的，因為它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至于“輿論一律”，按照林教授的年齡，他應該是很清楚的：“輿論一律”是胡風在1950年8月13日寫給其團伙張中曉信中講的話，胡風事件曝光后毛澤東曾在1955年5月24日寫過一篇《駁“輿論一律”》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毛澤東在文章中說，“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資源，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窃趪H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時代，奪去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的目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頁）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法國大革命時對于被推翻的封建統治階級不也是這樣做的嗎？不過，盡管“輿論一律”有它的道理，但是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不會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內容，道理很簡單，這不是經濟制度的問題，而是上層建筑的問題，兩者顯然不應混為一談。

五、駁林文所謂的中共八大的“新設計”及其“夭折”問題

林文說，“中共八大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構成提出了新的設計，這就是有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具體內容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主體，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做補充?！薄巴?2月，毛澤東同工商界負責人談話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八大在提出一系列新政策的同時，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中則繼續寫道：‘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各方面都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繼續采取正確的辦法，把資本家所有制的殘余部分改變為全民所有制，把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的殘余部分改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并且杜絕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因此，八大前后所產生的上述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就不奇怪了。這說明，要從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觀念中突破出來，并非易事?！?/p>

從表面上看，林文在這里擺了事實，也講了道理，但是這些事實具有極大的片面性，并不能反映客觀的真實情況，因此其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要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做出正確的結論，我們首先要說的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極其偉大的勝利。不僅毛澤東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的中央領導人，包括陳云、鄧小平在內，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陳云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采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采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這是史無前例的。應該說，我們回家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這是我們國家和全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幸福生活的勝利?！保ā蛾愒莆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頁）鄧小平也說，“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面我們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面把它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愿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制，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應該說，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所取得的成功是一個偉大的創舉。通過這個改造，我們不僅改變了舊的生產關系，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改造了人，改變了人的世界觀。中央黨史研究室1991年為慶祝建黨70周年而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總的來說，不但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且保證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以糧食產量來說，合作化過程中逐年都有所增長。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在合作化過程中逐年都有所發展。原有私營企業在接受改造過程中，生產增長和效益提高也十分顯著。農業的改造要動搖農民對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觀念和各家各戶自主經營的習慣，自然也會引起相當的抵觸。但是，黨用事實向農民群眾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農村人口多數的在生產條件方面還有各種困難的貧下中農得到利益，至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對合作化是擁護的或者是隨大流的。比較富裕的農民在黨的自愿互利政策沒有得到很好執行的情況下會吃一點虧，黨注意這些偏差，并且向他們表明，合作社生產的發展也會使他們得到利益，因此，大勢所趨，他們也是可以擁護或者隨大流的。私營工商業的全面公私合營，工人當然極力擁護。資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他們為形勢所迫，又于心不甘。但是黨不采取斗爭地主的辦法對待民族資本家，還繼續支付定息，給予工作，保留他們的代表人物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因此他們也是可以接受或者隨大流的。有一位被稱為‘紡織大王’的資本家，當被問到作為資本家為什么接受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他說，‘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他歷述作為一個中國資本家，他如何一直夢想興辦工業，救國圖強，可是在舊社會受盡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貸款、委托加工和收購產品，才使企業擺脫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然后說：‘五年計劃開始了，全國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私心的比夢想還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哪能有今天？’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對于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賦予、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從物質生活上看，實際上我并沒有失去什么，我還是過得很好?！瘡倪@一席話，可以生動地看到黨對民族資本家采取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根據和效果。”（《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4頁）

我之所以如此不厭其詳第介紹社會主義改造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因為現在有一些人妄圖根本否定取得了如此輝煌成就的社會主義改造。林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在林文里，社會主義改造只有問題，而根本沒有一點成就。這符合事實嗎？這鐵一般的事實否定得了嗎？

當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也不是一點問題沒有。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早在1956年3月5日聽取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情況時就曾針對手工業改造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某些調整的意見。比如他說，“你們說，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現在怎么辦？‘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說，“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能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的好東西，搞掉了的，一定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他還說，“合作社開始時期經濟基礎不大，需要根據幫助。國家將替換下來的舊機器和公私合營幷廠后多余的機器、廠房，低價撥給合作社，很好。”（《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4、265頁）

林文說的陳云在八大提出的“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其實并不是什么“新的設計”，應該說，這一思想在毛澤東3月 5日的指示里已經現其端倪。至于林文說，這一“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顯然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就在1956年12月，毛澤東又根據某些地方出現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的情況，又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觀點。當然，這里說的“搞”并不是“大搞”，只是為公有制設立一個“對立面”，有利于競爭，促進公有制經濟改善經營管理。1957年5、6月間，我們班在上海進行生產實習，主要是參觀工廠，請華東和上海市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介紹情況，當時一些領導同志就毫不隱晦地談到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的問題，說他們“白天像條蟲，夜里像條龍”?？磥懋敃r是準備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將他們由地下轉為地上，由非法轉為合法的。后來，可能是由于畏懼反右派運動強大的政治威力，這些地下工廠和地下商店也大為收斂了，他們悄悄地自動地偃旗息鼓了。至于一些手工業個體經濟，由于是按照政策的要求恢復保留下來的，因此長時間一直保存著。鄧小平說，“我們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說的正是這一情況。既然有手工業個體經濟存在，農村也有自留地的生產經營，自由市場（即農貿市場）當然也是一直存在而沒有被取締的。因此林文的所謂“夭折”說顯然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至于林文說八大黨章總綱沒有體現“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而講“把資本家所有制的殘余部分改變為全民所有制，把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的殘余部分改變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并且杜絕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似乎很矛盾。其實，黨章總綱是一個綱領，是一個奮斗目標，它是長期起作用的；它不同于當前政策，當前政策則是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起作用的，二者當然應該有所區別。對于共產黨來說，當前政策可以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而“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卻需要進行長期的奮斗。如果改掉了這個大目標，那也就不是共產黨了。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政策的某些變化，有些人認為當初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錯了，他們不僅要否定這一段歷史，而且還想改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內涵，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說成是什么“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喪失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背離社會主義信念，背叛共產主義信仰的機會主義傾向，一切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堅持社會主義信念、堅持共產主義信仰人們，應該行動起來，毫不留情地同這種喪失原則、背離信念、背叛信仰的機會主義傾向展開堅決的斗爭。

林文還有不少謬論，都是些老調重彈，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里已做過批判，其他許多同志也曾進行過批判，相信已沒有什么人對他的這類貨色還感興趣，我似乎也沒有必要再為此多費筆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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