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啟示的中國與世界意義（三）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五、人民上帝、人間正道、民心向背的“天道政治”與“天理管理”
合法性是什么？法制的法律依據和源泉是什么？統治資格還是服務宗旨？程序公正還是真實與結果的客觀公正？機會均等若沒有稟賦和一定的結果公正，如何能夠出現，如何加以實踐和不斷得到保證？真理、科學、道義、審美的終極標準是什么？依據在哪里？根基何在？“替天行道”、“天賦人權”和“君權神授”等等論斷，都一方面秉持一元論，另一方面統統走向一神論，走向天理，走向上帝。
中國古代大智慧，從老子甚至更早的黃帝，經由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程朱理學，就已經初步形成了大道、天道、天理的“自然法律系統”。而民心向背性的替天行道，又在統治與被統治的全部現實存在中，建構了政治政權與社會統治倫理顛覆原理和規則。這既不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也不是法國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強權即真理”。
由中國古代的新興統治崛起力量利用和駕馭民心，而一舉轉變成人民上帝，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徹底地匡正了數千年人類階級社會的政權與統治整治倫道。
人民當家作主，是剝奪剝奪者的徹底推廣，是一切主權、政權、管理、經營之演進的核心與基石，是真正的最廣大的最高的人民人類民主文明的神圣奠基。它包含著：第一“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重”。民心民意有權有能力推翻政權，變更一切欺凌、掠奪、不平等的舊秩序、舊體制、舊政權；第二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在民心向背時具有社會理性與天然合理性，無論通過暴力還是議會制的權力變更，代表人民意志、意愿的人類主權與政權，必須也能夠“砸碎”舊的國家機器；第三人民主權決不能僅僅停留在推翻舊秩序，砸爛舊機器階段上，還將在建構與管理新生政權與維護新秩序，并保持其永遠的人民意志的意識形態形式、地位和實質維護上，不斷革命，充當主體，形成事實上的管理與統治。
就如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樣，憎愛從而深層審美價值同樣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從哲學到宗教，從法律到經濟，從管理到社會，從文學到藝術，從科技到體育，人民的意志而非少數人的，哪怕是精英的意志，人民的心聲而非話語主宰小群體的輿論操控，人民的偏好與選擇，構成社會從而改造自然的法則與基礎。
那么，是否只能是尾巴主義、民粹哲學？抑或是“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呢？進一步說，人民有無犯錯誤的可能與時候，民眾會不會同真理相悖，與規律相反呢？對前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對后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由此，會不會發生《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作者們所宣揚和用來恐嚇民眾的、領袖意志主宰和形成另類專制呢？希特勒是在民主口號、規則和法度下，走向全面獨裁專政的。這提供了民主制下的反例。斯大林是在特定的社會主義時期，在一些事物上，形成了獨裁與專制的反例。因此，無論是西方民主，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都存在著人民意志與領袖精英意志的倒置之政治統治問題。人類大千史也同樣表明，人民或民眾的集合，并不天然走向人民意志的正確和集體理性的合理，否則，在希臘雅典邦民主下的蘇格拉底的被處死等等不計其數的悲劇，就無從解釋。
那么，如何防止這類悲劇發生，人民意愿同其核心利益違背，被“民眾沖動”所替代，形成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時候又如何處理呢？人民主權的風險防范保護傘在哪里呢？這就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集體領導原則與群眾路線公式，這就是批評自我批評手段，這就是民主協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就是科學與輿論自由，同下級服從上級的對待不同，學術而非決策問題，不得不加以不同處理的原則與建構。
喚醒民眾同人民主權并不矛盾。因為，喚醒者必須是人民中的一員，而且必須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言人。人民主權同領袖、政黨的政治運作也不矛盾。因為，他們必須是人民的領袖，社會的公仆而非老爺，必須是人民的政治團體一員和其中的領導中堅。
毛澤東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武裝（人民力量）”，“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兵民是勝利之本”，“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等論斷，都是在根本立場、認識與智慧源泉，情感與認知維系上，帶有絕對價值指向性的方向、路線和原理原則。
“人民萬歲”是人民上帝的一種口號與宣揚。人民上帝把民心向背的政治倫理、大千世界倫綱朝序，徹底地顛倒了一個個，從而使得人民軍隊和根據地革命時期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升華為國家統治、治理的政權存在及其一切治理規范，包括法制的根本準則。

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走與人民大眾結合之路是精英唯一通途
為少數人張目，替少數剝削集團“游說”、“辦事”，不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永遠是生活在陰謀、自私和卑鄙之中的。人類社會的主體是人民大眾，社會實踐與財富的創造主體是人民大眾，人類智慧與真理的終極源泉也是人民大眾。哲學、智慧、科學、藝術等等，作為人類的精神武器，永遠必須同人類大眾這一物質武器結合在一起，才能獲得永生與永恒的價值。
人類發展史的絕大時期都是英雄崇拜與圣人治理的暢順、公平史，而自所謂的較為發達的文明史以來，則歷經“能人”專制、貴族幫兇瓜分、（少數）精英操控、中產崛起民主之歷程或混合存在。而以往的所有階級社會，都是少數人專政、專權、專富。當代資本主義通過中產階級龐大、崛起、民主政治游戲規則和福利社會結構，造成了一種推進人類平等、自由、博愛的現象與假象。其本質依舊是以金融-資本幕后統治，發達國家依賴全球性的財富、資源、價值，甚至環境補償而造成中產階級豐裕，從而在全人類的世界范圍來看，依舊是少數人專權、專制、專富（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最近在澳大利亞的講話從另一方面已經說明了這一點），而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價值一世界觀，才不但是人類的平等訴求，而且是所有階級、階層、種族與個體的自由、平等與解放。
走向平等、走向和諧、走向共同繁榮、富強是人間正義，是自然光明大道，是歷史的意志與人心向背的鐵律與法則。這種政治宏觀換算是基于真正意義上的人性、人格操守，是自由人的終極意志與美好愿望。這不但源于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圣潔的愛人靈魂，而且來自于深層的“己所不欲無施于人，己之所欲也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下的人類政治生態倫理的自然演進。
知識分子、精英集團在靈性與核心價值偏好上，一定是“自我價值實現”。這是亙古不變的“士為知己者死”的次級人性鐵律。而財富、世俗追求都永遠不可能成為價值實現本身，甚至權勢與權柄也不可能成為價值實現本身，只有那種成為民心向背基礎上的英雄主義，政治生態體系下的民族、國家魂靈導引與創造，世界發展大潮下的形勢推進，才能成就真正的靈魂歸屬和精神寄托，才能使自我事業放置到永恒的價值追求之上。這既是佛祖拋棄財富權勢，甚至王位繼承，離妻別子去在苦行僧式的境遇下頓悟真諦、洗滌靈魂、成就佛業的最深層的推動，也是中國革命時期無數的仁人志士，棄小家、散家財，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家人之安危、幸福，棄高官厚祿、榮華富貴而奔向延安，舍棄小家與小我鬧革命的最真實的最深層的推動。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民志不可奪，民情不可踐。人民是寬宏大量的，也是能夠忍辱負重的。人民可以接收甚至容忍過程中的失誤、錯誤和一時的算計失誤，人民也會一時自怨命運不佳、家世不濟、性格不堅、智謀不足，但人民遲早會頓悟、覺醒，一旦其發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成為所謂市場經濟的潛規則甚至顯規則，一旦釀成了舊中國四大家族的格局和倫敦-華爾街軸心下的龐奇游戲時，人民的怒吼與反抗，就會如火山噴發，如地震海嘯，勢不可擋。
毛澤東的人民上帝不富明示這樣的人民上帝之怒火，毛澤東文革在全球而非僅僅是中國所掀動起來的人民之狂濤，正是人民上帝之怒的真實寫照。
在互聯網的今天，在全球定位系統的今天，在電視、電話、電傳、電郵，海陸空一體化、四通八達的當下，全球化的同步早已在強化偽精英的話語暴力的同時，也給人民上帝之怒，提供了全球性的超級大烽火臺（烽火戲諸侯的反意），走與人民大眾相結合之路是一切真正精英的唯一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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