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按公權力分配（45）　　 　

聽嬋釋禪　　

在對“本論題”進行理論論述之前，我們需要對所涉及的相關“概念”的定義和“理論分類”進行必要的復述，以便使人們能夠對本論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的特定含義和反映事物內在機理的“理論分類”等經濟分配理論問題有一個更加清晰透徹的理解和認識，從而把握市場經濟“分配”環節之“分配理論”的內在邏輯關系的脈絡。這也是研討聽嬋釋禪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因為聽嬋釋禪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架構，是從構建“市場經濟學”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的最基本概念的定義、基本理論分類、原理等最基礎的理論問題的“窮根溯源”新的理論起點上開始的，其是與世面上相類似概念的含義是有很大區別，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如果用老概念的含義來理解這個“新理論架構體系”，往往就會有說不清，道不明之南轅北轍之謬，并且“這個理論”也就根本談不上所謂的創新創建和獨樹一幟了。　　

一、“按公權力分配”及其衍生的“按需分配”方式的理論追述　　

分配，做為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中使之得以“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的關鍵環節，自古以來，一直處于人類的“市場經濟運行”的主導和統領地位。其無論是“原始市場經濟、封建市場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共產市場經濟”，其都概莫能外。這就是人類“和諧穩定地共存共處”所需要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等的 “財富分配”的社會屬性，否則就會因為不合理、不公平、不平等、不民主、不正義、不公正的“財富分配”而陷于整個大社會里的各個家庭、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等利益集團或是階級之間的矛盾、糾紛、爭斗，血淚交加，乃至暴力對抗，甚至是戰爭方式的改朝換代的革命性的重新洗牌。　　

       人類社會在各個不同的“市場經濟運行”的歷史發展時期，其“財富分配”格局和方式總是會有很大差異的。 這即取決于科學技術推動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手段或是叫生產力，交換手段或是叫交換力”等的進步程度所能創造的“社會財富量的多少”，更取決于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主導者們”，對這種“不管是多少的社會財富”采取怎樣的“財富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組合形態”。也即“蛋糕”能做多大是一回事，怎么分配“蛋糕”又是一回事。能做多大“蛋糕”，取決于科學技術也即“科技主義文化”推動商品生產手段、交換手段等的進步程度，而怎樣分配“蛋糕”，則取決于各種不同的有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財富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的組合形態”。關于此類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等概念的定義或是叫“財富分配格局和分配方式組合形態”，在以前的文章里都有專門論述。　　

從社會財富的“大分配格局”上看，聽嬋釋禪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大致將其劃分為“兩大基本分配格局”和“四種基本類型”的分配方式。這“兩大基本分配格局”是：一是以公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二是以所有制形式進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四種基本類型的“分配方式”是：一是按勞分配方式；二是按資分配方式；三是按公權力分配方式；四是以公權力謀取私利的分配方式。　　

“以所有制形式進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了“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兩種基本類型的分配方式。 “以公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變、衍生了許多類型的分配方式。其中，“按需分配”就是“按公權力分配”衍生出來的極為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當然，隨著“按公權力分配”方式的出現，也與之相對應地“伴生”了“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這種重要的分配方式。聽嬋釋禪在《論腐敗的根源和制度反腐（35）》一文中，著重對“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定義、制度反腐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本文則著重對“按公權力分配”進行系統的論述，并簡略地對其衍生出來的“按需分配”方式做一宏觀視角上的采樣。 　　

二、“按需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之間的“劃分歸類”差別　　

這里之所以把“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劃分歸類為與“按公權力分配”相“伴生”，而不是由“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一種獨立的分配方式，是因為在一個“理論意義”上非常清廉的政治運行體或是經濟運行體等內，一切都按章辦事，一切都遵紀守法，那么“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就會消失，但“按公權力分配”方式卻不會消失。自古以來，因為有了代表國家、企業、家庭等行使公權力的“朝廷或是政府、企業主、家長”等行使“公權力”的主導者們，也就有了“按公權力分配社會財富”的這種分配方式。而那些違反當時“朝廷或是政府、企業主、家長”等主導者們規定和界定的“財富分配法則和規定”的違法亂紀多吃多占的“個人和利益集團”等，就是“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也就是說，從古至今，自從有了“按公權力分配”方式，那這“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就一直陪伴在其左右而從來沒有消失過，只是有的時期嚴重一些，有的時期比較輕一些罷了。即使在毛澤東時代那樣清明的時代，也還有個叫做“走后門等的不正之風”的那種輕微形式的“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的腐敗行為。未來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共道德蔚然成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期，這種“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也許就會不消自滅的，至少也會降低到絕大多數人能夠容忍的限度。　　

“按需分配”方式，則是“按公權力分配”衍生的一種極為重要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是“共產主義社會”占主導和統領地位的一種基本分配方式。但從人類的社會財富分配歷史來看，“按需分配”也是古往今來所有公有制運行體中按照其“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等所能提供的“蛋糕大小”進行“按需要分配”的重要分配形式。其中，“家庭”就多是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主要采用“按需分配”方式的重要組織體。誰能說一個貧困家庭里那一鍋粥飯的共享不是最人性的共享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呢？　　

這里之所以把“按需分配”方式，劃分歸類為“按公權力分配”的一種“衍生”分配方式，是因為“按需分配”總是需要在一個群體性分工合作的“組織體內”才能進行和實現。不管這個“組織體”是政府，還是企業和家庭。離開了這個組織體，其就無法實現財富的“按需分配”了。任何個體一旦離開各種組織體，也即沒人或沒有相應的組織體為其提供“所需”之供應，也難以實現“按需分配”。私有企業的以“按資分配”為主的私企業主，其“按需分配”方式的實施更多地是退縮到“家庭或是家族”的層面上去實現。同時，這里還必須要明確就是，“按需要分配”不是“按欲望分配”。“按欲望分配”是任何生產力發展水平也是難以達到和滿足其欲壑難填、窮奢極欲之“欲望”的。也就是說，即使是在現代高科技手段條件下，也不是有了錢和權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滿足某人想到月球上去旅旅游的這一非常“欲望”之分配的。　　

三、“公權力”的定義　　

從“按公權力分配”方式入題之前，還要首先搞清楚“公權力”這個概念的含義，并為其下一個科學的“定義”。　　

    人類自從形成了群體性分工合作的大社會或是叫“大世界”，并在這個大社會里形成了“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的各層級組織體，就有了這各層級組織體里的社會成員賦予這些組織體“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社會公共管理權力”，簡稱“公權力”。這些“公權力”，不僅是用來“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和交換”活動的，而且也是用來“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的“分配和消費”活動的。在“短缺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對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上，而到了商品“生產“已不在話下的“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其政府、企業等各層級組織往往就會把“精力或是職能”更多地轉變轉移并均衡分布在這“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四個環節或四大方面上。　　

所以，也就有了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通過國際法、憲法、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去“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按公權力生產、按公權力分配、按公權力交換、按公權力消費”等的“公權力”行使。“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世界各國的“聯合國組織體”的公權力，是由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賦予的；各個國家的政府的“公權力”是由各個國家的全體人民賦予的；企業、行會、民間團體、經濟合作體等層級組織的“公權力”，是由各層級組里的社會成員賦予的；各個家庭的“公權力”是由各個家庭的全體家庭成員賦予的。區別只在于賦予給這些組織體“公權力”的社會成員的多少，而對于“個體”社會成員來說并不存在哪些公權力很重要，哪些公權力可以忽略不計。一個“家長”對其家庭中嬰兒的“公權力”行使的照顧關愛之職能，往往就要比政府、企業的“公權力”對其行使的照顧關愛之職能更加重要。但從更大人群的整體利益上講，行使“世界范圍內”和“國家范圍內”的“公權力”的好壞，對大多數人的命運和福祉的影響可能更大更深遠。　　

而所謂的“公權力”和“私權力”，則是相對而言的。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大政府”通過憲法、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的對“公權力和私權力”進行了劃分和界定，才有了“公權力和私權力”在各自領地范圍內的全情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間。一個國家的權力對于別的國家來說是“私權力”。人們經常會聽到“不要干涉別國內政”這樣的話，這就是各個國家對本國“私權力”的維護。但這個對別國來說是“私權力”的權力，對于本國的全體人民來說，則就轉換成了“公權力”。企業由國家法度界定的“權力”對企業外部而言是“私權力”，但企業的“法定權力”對于企業的全體員工來說，那就轉化成了企業全體員工的“公權力”。而不管這個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除非這個企業不想運用這個社會的任何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和在這個國家混了，否則其就要必須承擔這種由國家“法度”界定的社會責任所形成的“公權力”并公平正義地行使之。比如：現今時代私企業主的“按資分配”收入是“法度”所允許的，這是一種“公權力”，但私企業主也必須要執行國家的各項“法度和政策等，特別要執行國家的稅收調節和對企業及其職工頒布的各項工資、公共福利等的分配政策這類“公權力”。所有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任意踐踏工人農民法定權益的企業的“公權濫用”，都是把“公權力”變成“私權力”犯罪和不道德行為。 家庭的權力對于家庭外部而言是私權力，但對家庭的所有成員來說，那就又轉化成了家庭全體成員的公權力。而這種家庭“公權力”也是由一個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公共道德”等法定和規范的。也即“企業和家庭”等的“公權力”，是要受到國家的嚴格法定和規范的。任何人、任何集團都沒有“制外法權”。所不同的是，這些國家嚴格法定和規范的“公權力”是由政府、企業、家庭等的不同層級組織體各負其責任、各司其職能地“分別”進行執行的“分工合作”罷了。　　

由此，也就可以給“公權力”下一個內涵和外延相對鎖定的定義了。也即 所謂“公權力”，就是通過世界、國家、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所制定的國際法、憲法、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進行規范和界定，并由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體為其各層級組織成員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職能和權力。“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由于是對“按公權力分配”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濫用。所以，其就要受到整個社會的排斥和追究。　　

四、“按公權力分配”的定義和對其的進一步分類　　

“按公權力分配”，是從國家、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對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過程中抽取出來，并專門針對“分配”環節的“公共財富分配職能和權力，也即公權力”的行使。其與“按公權力生產、按公權力交換、按公權力消費”，共同組成了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方面。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這類“公有制”性質的企業，在進行“按公權力生產和分配”等方面，往往要比“私有制”性質的企業能更加“合情合理合法”地行使這種“公權力”。　　

所謂“按公權力分配”：就是指代表國家、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行使社會財富分配職能和權力的政府、企業主、家長等的主導者們，根據各層級組織內部全體成員的意愿和訴求，運用“公權力”對各層級組織內部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產資金資本利潤等財產、國家安全、國家財政收入、國家外匯收入、基礎設施等各層級組織里所有成員“共同所有”的社會財富”進行公平正義性、均衡全局性、平等民主性、公正合理性、協調可持續性、科學發展性等的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　　

    “按公權力分配”可劃分為：一是按管理和安全的分配方式。二是按公平分配方式。三是按公益分配方式。四是按公共分配方式。五是按需分配方式。六是其它公權力分配方式等。　　

    從國家和代表國家行使“按公權力分配”職能和權力的“大政府”層面上講： 一是按“管理和安全”的分配方式。也即對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管理國家的大政府體系、國家安全的國防及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等的各種資源及國家財政收入等擁有“支配和分配權”并進行有效合理公平的“分配”方式。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資源分配，國家財政收入的支出等，是保證國家資源得以有效合理公平的分配，保證政府系統和各項事業等得以有條不紊地正常運行，保證國家不受外來干涉和侵略的國家安全等的最基本硬性支出。　　

    二是按“公平”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對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夠不著”的有如教育、醫療、養老、失業、住房等方面的“生活必需品”，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多少能從中受益并人人有份”的“按公平”進行的社會公共財政分配方式。這種“按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現代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條件下的高效率、高效益，國家最基本、也是最需要首先建立健全的分配方式，其不僅可以緩解社會的分配不公平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而且還為市場經濟之四個環節的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奠定了最基本的“分配與消費”基礎和基數。　　

    三是按“公益”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對國民經濟初次分配遺漏的縫隙和漏洞的有如解危濟困、各種自然或社會性災害、喪失勞動能力者基本生活保障、福利院、養老院等的救助和支援的“公益性”的社會公共財政分配方式。　　

    四是按“公共”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因法律政策和國民經濟運行之必需等原因，使其不能正常按市場經濟的供求規律運行造成的，或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必須要進行“保護和扶持”的產業和行業進行的必要補貼、優惠、投資等進行支持和扶持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如糧食等農副產品、水電氣油公共交通通信等“生活必需品”，及環保、節能、科研、文物保護等的一些投資大、見效慢、賺頭小，社會資金干不了，或是不愿干的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的社會公共財政分配方式。　　

 五是其它有關帶有全局性、均衡性、協調性、科學發展性等投資的社會公共財政“分配”方式。　　

同時，除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體系外，還有代表國際社會組織、代表行業協會組織、代表企業組織、代表家庭組織等行使“公權力”組織體中的主導者們，其對組織體內部各種資源的分配也屬于“按公權力分配”的范疇。也就是說，一個高技能的醫生之所以能夠收取“紅包”，多是要靠其所依托的企業或是事業組織這個平臺、品牌、公信力等的“公權力”來獲取的。誰見過一個即是院長、又是唯一一個獨挑大梁的個體門診醫生，即正常收費，同時還要收取患者的“紅包”的怪現象。　　

總之，“按公權力分配”，做為組成人類所有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條腿之一，架構起了人類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幸福美好生活的關鍵性的橋梁。而我們之所以要通透明晰“按公權力分配”的內在機理和分配類別，就是為了能讓人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這種從古至今人類一直運用并造福人類的分配方式，并為人類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奠定經濟分配理論基礎。而由“按公權力分配”所衍生的“按需分配”方式，則將在下一專題里做出更加讓人驚世駭俗的專門系統的解讀和論述。　　

　201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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