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開放時代

從農場到工廠：韓國的無產階級化歷程*

[文 / 具海根]

[內容提要]東亞工業化經濟中的無產階級化歷程，無論是與基于西方早期工業化經驗的無產階級化理論相比較，還是與拉丁美洲或非洲半邊陲式發展的模式相比較，都是極其不同的。與半無產階級化命題的預測相反，伴隨韓國的依附式資本主義發展的，是一個比發生于19世紀與20世紀的歐洲更為快速、突然和密集的無產階級化歷程。在這一被壓縮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數量的激增，以及女性在白領工作的就業比例的快速增長。韓國工人之所以沒有對無產階級化表現出強烈的集體回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對勞工運動的鎮壓性的控制，以及韓國缺少強有力的手工業文化傳統。不過，急劇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還是促進了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與資本的自主性活動相比，國家所扮演的發展角色對韓國產業轉型的特殊模式及工人對該模式的反應的影響，要更為深刻。

Abstract： The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in East Asia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either what is described in the 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est， or the 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al pattern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semi-proletarian proposition， what goes along with the subsidiar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is a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much more rapid， abrupt and concentrated than what happened in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n such a condensed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there occurs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oth blue collars and white collars， as well as a rapid growth of women’s employment proportion in the white-collar class. That the Korean workers did not demonstrate a strong collective reaction to the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is largely due to the state’s suppressive control of labor movement and to the lack of a strong tradition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Nonetheless， the rapid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has given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s’ movement. Compared to the autonomous activity of capital， the state has played a more profound role in swaying the special mod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he workers’ reaction to that mode.

一、引言
　　
　　無產階級化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關鍵階段。就其對社會的影響而言，無產階級化或許是“過去數百年中西方世界所發生的最具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革之一，總的來說它在今天的社會仍然在繼續著（Tilly， 1981：179）?！惫蛡騽趧拥脑鲩L，對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及彼此的關系，也改變了家庭和社區的結構，創造了新的政治需求與集體行動。如果說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已經成為歐洲昨天的經驗，那么，在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工業化國家，它卻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今天，不僅在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夠觀察到更為劇烈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兩個世紀以前發生在歐洲和美國的大規模產業轉型過程，正在這些國家上演，只不過其方式和社會后果不同罷了。

　　本文將關注所謂四小龍中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國家——韓國的無產階級化模式，考察其產業轉型模式與早期歐洲經驗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同之處，檢視韓國工人如何以與歐洲和美國同伴不同的方式，來對無產階級化過程作出反應。在這里，無產階級化被定義為：數量不斷增長的人口失去對生產工具的控制，而不得不依靠出賣自身的勞動力而生存。

　　最近數十年中發生于東亞的晚期工業化過程，與19世紀歐洲的工業化模式相比，存在諸多不同，譬如：工業化啟動的歷史時間節點；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陲或半邊陲的位置；文化與制度環境；國家的經濟干預方式等等。遺憾的是，我們關于工業化過程的社會學知識的主要儲備，主要還是來自19世紀的歐洲經驗。只是在最近，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工業化理論，才遭遇到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挑戰。而依附理論的視角本身也具有區域的局限性，其基本靈感來源于拉丁美洲的經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東亞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許代表著一種新的產業轉型的類型（Deyo， 1987； Berger和Hsiao， 1988； White， 1988）。盡管人們對東亞“經濟奇跡”發生的原因抱有很大的興趣，卻很少有人去關注深刻改變這些社會的工作結構與社會生活的工業化過程的性質{1}。本文通過考察韓國工業無產階級的誕生方式，期待進一步加深對正在發生于資本主義東亞的新式工業主義的理解。

二、工人階級的半無產階級化？
　　
　　最近的關于無產階級化的研究，引發了諸多新問題：譬如，在歐洲和美國所發生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的啟動時間是什么時候？其形式何在？其動力何在？等等（Walton， 1987）。傳統的觀點認為，隨著蒸汽機和機械化工廠生產方式的引進，歐洲工業化過程發生于1760年左右，它是一個突生的、非連續性的變遷過程。但新的歷史學研究表明：歐洲的工業化是一個緩慢發生、逐步成長的連續性過程，它從16世紀的原始工業化開始，經歷了超過五個世紀的時間（Tilly， 1981 ；Kriedte、 Medick和Schlumbohm， 1981； Levine， 1984； Walton， 1987）。

　　原始工業化或“工業化之前的工業化”（Kriedte等，1981：6），主要由商業資本所組織起來的鄉村散工制工業（rural putting-out industries）組成。正是在一些市場和行會對勞動力的控制匱乏或薄弱的地方，鄉村工業才得以建立起來。

　　隨著手工業工人（artisan）被吸收到工廠中去，城市手工業生產逐漸被工業資本主義所摧毀。直到19世紀晚期，在工廠工作的工人還只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產業工人中的一小部分。直到大規模的工廠化生產時代，家庭依舊是最為重要的生產單位。在法國，“工人不僅沒有成為服從機器的抽象原則和詳盡工廠管理規則的原子化的大眾，相反，大多數工廠性質的工作似乎發生于家庭這一單位，并在父母、叔叔、嬸嬸的監督下進行（Sewell， 1986：69）?！碧貏e對女性工人來說，這一情況尤為顯著（Tilly和Scott， 1987）。

　　歐洲的無產階級化的歷史，是一部手工業工人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發生持續沖突的歷史（Thompson， 1967a； Aminzade， 1981； Calhoun， 1981； Katznelson和Zolberg， 1986）。面對資本家對生產的手工業工人組織的侵蝕，手工業工人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戰斗。原始工業化過程之所以能夠在鄉村區域得到發展，原因正在于城市勞工被16世紀的各種行會組織所牢牢控制。

　　為了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商業資本將散工制工業引入到那些并不存在強大的手工業工人組織的區域（Kriedte等，1981）。最后，手工業工人淪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犧牲品。許多手工業工人在新的工廠中尋找工作；有些人則因競爭而失業；而手工業主中的一小部分人，則成為了小資本家。不過，“涌入工廠并不意味著手工業工人的最后失??；盡管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小店鋪，他們依舊集體控制著車間層面的生產的各個方面（Aminzade， 1981：11）?！笔止I工人而不是工廠中的工人，在這一早期階段的斗爭中表現得最為積極。

　　與這一歐洲的早期經驗相比，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似乎并非是抗爭的一個主要來源。相反，經濟發展不足以吸收快速增長的勞動力并使其成為全職的雇傭勞動者，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在發展中國家，部門間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并非是從第一部門（農業）向第二部門（工業）再向服務業轉移（Clark，1940），而是直接從第一部門向主要是由小型貿易以及大量個體服務組成的第三部門轉移。通常，第三部門的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從事著各種邊緣形式的貿易與個人服務活動。因此，“第三部門化”或“虛胖的第三部門”所暗示的，更多的是該國的不發達狀態，而不是發達狀態（Browning和Roberts，1980； Evans和Timberlake， 1980）。

　　即使是在制造業部門，許多產業工人基本上是臨時工人；他們或者是自我雇傭者，或者是家庭作坊工人，或者是作為雇員在無勞動合同、無政府勞動保護的狀態下工作（Bromley和Gerry， 1979；Portes、 Castells和Benton， 1989）。在拉丁美洲，制造業中的這些“非正式工人（informal workers）”的比例，在自1950年以來的整個快速工業增長期間，基本上沒有發生什么改變（（Portes和Benton，1984）。大量非正式經濟的出現及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表現出的穩定性，說明這里的無產階級化處于受阻礙的過程中，而在其它的各種邊陲經濟體中，人們也能夠觀察到這一現象（Amin，1976）。

　　世界體系理論家們將這一現象解釋為資本積累的全球化過程的一種邏輯結果。Portes和Walton（1981）認為，通過為正式部門的工人提供廉價生產的各種產品和服務，以使他們能夠在低于生存線的工資狀況下維持生存，這種非正式部門實現了對正式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補助。沃倫斯坦使用“半無產階級化”（semi-proletarianization）這一概念，在更寬廣的歷史時段中對這一過程進行了解釋。他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基本上是一個尋求更低成本的勞動力的過程。資本家“更愿意其雇傭工人位于半無產化的家庭中，而不是處于無產階級化的家庭中（Wallerstein， 1983：27）”，因為半無產階級化家庭中的工人們，更可能接受低于生存和再生產最低成本之下的工資。從半無產階級化家庭向無產階級化家庭的轉型，將導致實際的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沃倫斯坦認為，無產階級化的壓力并非來自資本家而是來自工人：“他們（工人們）常常比那些自稱是工人代言人的知識分子更清楚地知道，半無產階級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剝削，要比更為完全的無產階級化的家庭所遭受的剝削，要嚴酷得多（Wallerstein， 1983：137）?！睂ξ謧愃固苟?，問題并不在于為什么無產階級化是不完全的，而在于無產階級化的程度究竟如何。他認為，隨著邊陲經濟中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工被納入到全球勞動分工中去，加劇了核心經濟體中的不受限制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發生。

　　這種半無產階級化的論點，主要是基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經驗；而上述的無產階級化模式，則幾乎完全來自歐洲和美國經驗。東亞資本主義國家的最近的經驗，會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這些模式？本文將揭示：韓國的經驗不僅與世界體系理論家們的半無產階級化的論點相矛盾；同時，在無產階級化的速度、形式以及社會動力機制等方面，與無產階級化過程的歐洲模式，存在著巨大差異。

　　
三、韓國無產階級化的速度與形式
　　
　　韓國的第一次大規模無產階級化過程，發生在日本殖民時期。1910年日本對韓國的殖民，造成了韓國經濟對日本經濟的依附，韓國主要是為日本供應農產品。而隨著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遠征，它需要更大的工業基地；因此，在上世紀30年代日本開始發展韓國工業，鼓勵其財閥資本對韓國的采礦業和制造業進行投資。30年代，韓國的工業生產急劇上升，特別是在一些與日本戰時經濟有著密切聯系的產業，如化工、金屬、機器產業等。從1933年到1938年期間，雇傭工人的數量大幅度增長：工廠中的工人數量，從99000上升到183000；礦工從71000上升到224000；建筑業工人則從44000上升為193000（J. Chung，1984）。到1940年，掙工資的人口已近60萬人，占整個勞動力人口的約7.3%。

　　隨著二戰的結束，這一殖民化的工業化歷程遽然結束。由于失去了與日本這一宗主國經濟的聯系，加之韓國本土產業之間缺乏橫向聯系，韓國的工業不再能夠充分發揮其功能。另外，在韓國獨立之后和朝鮮戰爭（1950 ~ 1953年）期間的政治動蕩，也破壞了大多數日本殖民時期所建立的工業企業。此外，大多數工業設施位于韓國北部地區。因此，在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而生存。在上世紀50年代，韓國的經濟保持了適度的增長速度（1954年到1960年間的GNP增長率平均為4.6%），并且，它追求一種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模式，其紡織、食品加工以及水泥產業中的原材料，基本上有賴于美國經濟的援助。隨著美國援助的逐步取消和狹小的本土市場的飽和，這一發展策略在50年代末期走到了盡頭。

　　1961年，樸正熙領導下的韓國建立了軍事政體，其經濟也在新的發展方式下起飛。樸正熙體制下的韓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在告別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模式后，決定聽從美國經濟咨詢者的建議并將經濟重新定位為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模式 （Cumings， 1984； Koo，1987）。該戰略被證明是在恰當時機作出的正確選擇。韓國的出口顯著增加，其金額從1962年的僅有5500萬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價值24.4億美元。出口產品的構成也發生了改變，從主要出口糧食和原材料轉變為出口輕工業產品，再轉變為出口具備更多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在整個60到70年代，韓國的經濟以國民生產總值（GNP）每年增長10%的速度保持著增長，制造業的增長速度更達到了GNP增速的兩倍。1966年，制造業生產總值僅占GNP的13.4%；到了1985年，就達到了33.4%。

　　相應地，勞動力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表1表明，有大量的勞動力流出了農業部門。上世紀50年代晚期，韓國每五個勞動者中就有四個是農民，但在不到30年的時間中，每四個勞動者中只有一個依舊在農業中工作。第二產業部門中的勞動力增長，要比第三產業中的勞動力增長要更快；從1958年到1985年，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在整個勞動力中的比例，從4.6%上升到24.5%，而第三產業的比例則從13.8%上升為50.6%。

　　世界上很少有哪個社會像韓國那樣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向一個充滿活力的工業社會的劇烈轉變。韓國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工業化變遷的規模，要比歐洲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所經歷的變遷規模更為巨大{2}。盡管突然的、非連續性的工業化歷程，并不適合于對早期歐洲工業化過程的精確描述，卻似乎很適合用來描述韓國及其它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后發的工業化歷程{3}。

　　這種經濟的結構性變遷，導致了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韓國雇傭工人的數量，從1963年的240萬上升到1975年的約480萬，到1985年達到近810萬（參見表2）。制造業中的雇傭工人的數量增加最為迅猛，在這20年中增加了7.5倍；從事商業和服務業的雇傭工人，則增加了3.5倍；在這一期間，農業部門雇傭勞動者的數量則實際上處于下降過程中。

　　雇傭工人的產業分布，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在1963年，只有17%的雇傭工人在制造業中工作，且幾乎每三個雇傭工人中就有一個在農業部門中工作。到1985年，制造業中的工人數量占雇傭工人總數的39%，而農業勞動者的比例則下降到5%。從1963年到1985年，第三產業（商業和服務業）所雇傭的工人比例有輕微的增長，從占所有工人數量的53%增加到56%。

　　同樣，在上世紀70年代的后五年，制造業自身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1963年，大約有60%的制造業雇傭工人工作于輕工制造業中；但這一比例從1978年的53%下降到1985年的47%。在80年代的后五年里，多數雇傭工人在重工業和化工工業中工作，譬如汽車、鋼鐵、造船、機器制造以及石化產業等。

　　顯然，城市中的制造產業已經成為韓國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場所。由于韓國農業的小所有者的結構{5}以及鄉村工業的不發達，韓國的無產階級化伴隨著農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動。這和歐洲的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谄鋵W洲過去幾個世紀的無產階級化歷程的分析，蒂利作出了這樣的結論：“事實上，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中，農業與鄉村工業是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場所。盡管城市和大規模的制造業是無產階級聲名遠揚的地方，但只是在某些時刻才成為無產階級產生的主要場所（Tilly， 1981：183）?！憋@而易見，韓國的經驗背離了這一模式。

　　表3所揭示的，是這一被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的職業構成，從中能夠發現幾個有趣的趨勢。第一個主要的趨勢，表現為從事體力勞動的生產工人數量的快速而持續的增長，他們構成了無產階級人口中的核心。從1960年到1980年，從事體力勞動的生產工人在所有雇傭工人和領工資的工人中的比例，從34%上升到51%。第二個同等重要的趨勢，是白領雇傭工人的快速增長，特別是文職工人（clerical workers）的增加，顯得尤其劇烈——從1960年到1980年，文職工人在所有雇傭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從12%上升到了22%。其三，隨著時間的推移，女性在文職工作中的就業比例快速增長。1960年，只有6%的文職工人是女性，而到了1980年，每三個文職工人中就有一個是女性。在工業化的體力工作中，女性工人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盡管其增速沒有像在文職工人中的增速那么顯著。盡管韓國體力生產工人的增長，遵循了19世紀歐洲的無產階級化模式，但白領工作的快速增長及其就業的女性化，則表現出一種與20世紀早期西方所發生的職業變遷模式一致的模式（Bairoch、 Delycke、 Gelders和Limbor， 1968； Braverman，1974； Szymanski，1971-1972）。

　　因此，韓國的工業化過程表現出一種綜合的過程：既有19世紀無產階級化模式的過程的特點，又有20世紀歐洲和美國無產階級化模式的過程的特點——同時出現了藍領工人與白領工人數量的增長，以及白領職業的女性化。這一綜合的過程，似乎構成了存在于早期工業化歷程與后發工業化歷程之間的一個重要的差異，后發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借用外來技術、趕超發達經濟體的規模經濟的基礎之上（Gerschenkron， 1962；Amsden， 1989）。由于韓國的工業化乃是一種被壓縮的產業轉型過程，因此與歐洲的同伴相比，其無產階級化人口的異質性更大，其內部的身份分化也要更加顯著——與數目巨大的的產業無產階級相伴隨的，是相當數量的白領階層。

　　與此同時，韓國非正式經濟（小商品生產）則處于穩定的消減狀態之中。表4所顯示的，是自我雇傭或者是被小型的家庭企業所雇傭的勞動力的比例。這一消減的趨勢，在制造業中表現得尤其顯著。1960年，制造業中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屬于自我雇傭者或在雇工不超過5人的小企業中工作；到1981年，該比例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一。這與拉丁美洲形成了對比，拉丁美洲的非正式經濟中從事制造業的工人的相對規模，在過去30年中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Portes和Benton， 1984）{6}。

　　資本家更喜歡非正式地雇傭工人，即在沒有正式合同、支付低工資和規避各項政府勞工法規的條件下雇傭工人。這種非正式的雇傭模式是資本家使用的一種策略，能夠達到獲得廉價勞動力和靈活用工的目的。因此，非正式就業在一些工會和政府勞工法規的實施更為強有力的國家中，可能更為普遍。韓國的非正式雇傭相對來說是無足輕重的，因為勞工的組織化程度較低，且韓國政府采取了一種抑制勞工的態度。由于缺乏保護性的勞動立法和政府行動，韓國雇主們對于正式工資體系下的勞工雇傭并不感興趣。韓國之所以發生了不可遏止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其原因在于國家所推行的鎮壓性的勞工政策，使工會在決定工資方面并不能施加什么有效的影響。

　　一項對工資決定過程的詳細分析發現：在韓國的各個產業中，工會的出現并未對工人的工資產生顯著的影響（Song， 1989）。對大多數韓國產業工人來說，企業的規模和市場的分割（這種分割存在于核心產業與邊陲產業之間），并沒有對其工資產生顯著的影響。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所存在的這種獨特的工資決定機制，同樣得到了Fields和Wan（1986）的研究的支持：在這些經濟體中，決定工資的主要因素并非各種制度的因素（如最低工資立法、工會以及保護勞工的立法），而是勞動力市場中的供給與需求。簡言之，政府對韓國勞工的壓制，促進了正規資本主義企業對勞工的不受限制的吸收。

　　另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大型企業中雇傭工人的不斷增長的集中。在1985年，幾乎有三分之二的韓國工廠工人在雇工人數達到100及以上的企業中工作；而在1959年，這一比例僅為三分之一（參見表5）。與之相伴隨，工作于雇工少于20人的企業中的工人比例，從1959年的33%下降到1985年的10%。韓國各產業的資本密集程度是很高的。在整個60到70年代的快速產業轉型期間，大企業保持著持續的增長。由于紡織、服裝和皮革產品工業中的大雇主的減少，以及與壟斷資本有著密切聯系的外包生產的發展，這一趨勢在80年代才逐步減緩。小企業以及中等規模的企業，承擔了大量的外包生產任務，其基礎依舊主要是生產的資本主義組織。

　　在韓國，確乎存在著工業化的家庭工作（Industrial home-work）；有證據表明，這種非正式的外包工作在上世紀80年代有所增長。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為不斷上升的勞工動蕩（Cho， 1985； Yun， 1984）。和其它地方一樣，大量的已婚婦女作為外包工人（outworkers），從事著這種家庭層次的生產。盡管很難測量這些非正式經濟活動的規模，我們似乎還是能夠推論：韓國的工業化的家庭工作，遠不如拉丁美洲那樣重要（Beneria和Roldan， 1987）。
　　

四、韓國工人階級的人口學構成
　　
　　韓國的工業發展，主要集中在以首爾和釜山為主要軸心的少數大型都市區域。1984年，在所有的制造業工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首爾—敬仁（Seoul-Kyungin）區域（該區域聯結著首爾與仁川）；而另外40%的制造業工人，則集中在東南的嶺南（Youngnam）地區（Choi， 1987）。這種工業發展的集中模式，必然需要鄉村人口向大都市中心的大規模流動。根據一項估計，在1957年到1980年間，大約有1100萬的韓國人從鄉村地區流動到城市地區（Ban， 1984）。農業人口也隨之從1960年的1460萬下降到1980年的1080萬，盡管在這一期間韓國的人口增長了150%。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主要由年輕人構成，他們到城市或尋找工作，或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1980年的韓國普查顯示：在1979到1980年間的城市移民中，有55%其年齡在15 ～ 24歲之間，只有15%的移民其年齡超過30歲。

　　政府的農業政策，成為了促進勞動力從鄉村流向城市的一個工具。除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少數年份外，韓國政府一直確保谷物價格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迫使農民以大大低于市場價格的水平出賣其谷子；在整個60年代到70年代，谷子的政府價格大約是其市場價格的85%（Y. Chung，1984）。這一價格政策穩定了城市消費價格，使得城市工人能夠依賴較低的工資生存下去。

　　從理論上來說，農民家庭能夠通過非農就業來增加收入；然而，由于韓國鄉村工業化進程緩慢，非農業收入在整個農民家庭收入所占的比例甚小。在1970年，24%的農村家庭收入來自非農業收入；到了1980年，這一比例達到了35%。而在70年代的這一非農業收入中，有40%屬于轉移性收入，其大部分來自移民到城市的家庭成員的匯款（Y. Chung， 1984）。

　　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工業部門找到了工作。一項關于鄉村移民的抽樣調查表明：有66%的流動者在城市的工廠中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11%的人找到的是非工業性質的體力工作，另有19%的人找到的是各種文職性質的工作（Lee和Kim， 1982）。鄉村移民的流動模式，隨年齡不同而不同。年輕的移民傾向于直接進入工廠工作，而更年長的人則傾向于在城市非正式部門中工作，從事諸如建筑工人、小商業經營者或地方服務工人之類的工作。許多工廠的工人在40歲左右的時候離開工廠，或開始他們自己的生意，或在建筑業及服務業中充當臨時工。

　　這種以城市為基礎且地域集中的工業化模式，促進了勞動力從鄉村到城市的長期移民，促進了勞動力完全從事城市中的產業工作，因此推動了全面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城市中的年輕移民工人不太可能回到鄉村地區，并且，他們很少接受來自鄉村家庭的經濟支持。事實上，他們給仍舊居住在鄉村的家庭成員的匯款，在鄉村家庭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此，韓國的大部分移民的雇傭工人，顯然并非“半無產階級”（semi-proletarian）或“業余無產階級（part-time proletariat）”（Gates， 1979）{7}。此外，各種人口密集的工業化城鎮的出現，如庫若（Kuro）、蔚山（Ulsan）、庫米（Kumi）、昌原市（Changwon）及玉浦（Okpo）等，極大地促進了工人階級社區和工人階級團結的發展。

　　最近關于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研究文獻，傾向于將其描述為一個生活史的變遷過程：農民成為工廠的操作工，或者，獨立的手工業工人被迫離開其行會而成為雇傭工人。不過，蒂利（Tilly， 1984）認為，代際之間的流動以及城市工人階級人口的自然增長，是過去五個世紀以來歐洲無產階級增長的主要來源。在韓國，無產階級化基本上表現為一種代際之間的職業變遷——在韓國，不是農民或者獨立的手工業工人自身成為工廠中的操作工，而是他們的子女成為了工廠中的工人。1976年在敬仁地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56%的工廠工人來自農民家庭，14%的來自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家庭，其余的或來自小商業主家庭或來自白領家庭（Bai和Park， 1978）{8}。

　　上世紀80年代，在經歷了二十年的從鄉村地區到城市地區的大規模家庭移民后，城市出身的產業工人所占的比例變得越來越大。這一趨勢將在90年代加速，使得韓國無產階級的構成具有更多的城市特征。

　　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過程，導致女性工人的無產階級化速度比男性工人要更快。1963年，在制造業中工作的女性工人數量是18.2萬，到了1985年則增加為140萬。與之相比較，制造業中的男性工人數量從42.8萬增加到210萬（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2，1985）。女性工人主要集中在少數輕工制造產業中，如紡織、服裝、制鞋、電子產業等。大體而言，女性工人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出口產業，這些產業在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中期，其增長最為迅猛；而男性工人則不均衡地集中在重工業與化工業，這些產業從70年代開始擴張。因此，制造業中的女性工人的比例從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處于增長狀態，但到7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在1960年，制造業雇傭工人中的女性比例是40%，1973年這一比例是53%，1985年為46%。與女工在藍領工作中就業比例的相對下降相伴隨的，是女工在文職性工作中就業比例的急劇上升。

　　
五、工人對無產階級化的反應
　　
　　盡管韓國所發生的變化其速度很快且具有非連續性的特點，農業人口向工業勞動力的轉換卻是相對平穩的。韓國工人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他們在適應工廠生活的過程中并沒有表現出反抗，而是很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技能與工作習慣。打造一個產業勞動力，“需要一個對各種工作習慣進行嚴酷的再造過程——這些工作習慣包括新的工作紀律、新的工作動機，以及使得這些動機得以生效的新的人性的再造（Thompson， 1967b：57）?！痹跉W洲，這一過程的進行并非易事；在美國，這種再造更是令資本家們頗感沮喪，因為他們不得不和一波又一波來自農民家庭背景的工人的前工業價值以及工作習慣作戰（Gutman， 1977）。

　　韓國資本家以及外國投資者則并沒有面臨這類問題。以下幾個因素能夠解釋韓國工人為什么能夠很容易地適應工廠工作：韓國的城市化水平及正式的教育水平很高{9}；從殖民時期開始，韓國就有了連續的、大規模的區域性和社會性流動；韓國對男性有強制性的軍事服役要求，這教會他們遵守時間并服從正式的權威。

　　使得韓國工人區別于其19世紀的歐洲工人前輩的，并不僅僅在于韓國工人的個體特征，更在于其所擁有的文化傳統不同。在歐洲，手工業工人及其行會組織在型塑工人對于無產階級化的反應方面，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正是手工業工人及其行會組織，為新生的工人階級斗爭提供了各種主要的議題、語言以及領導。手工業工人們對于無產階級化的反應，更多的是出于社會的和道義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經濟的原因——他們所關注乃是獨立、對技藝的自豪以及被道德所調解的各種工作關系。正如塞維爾所指出（Sewell， 1986），這是因為手工業工人們對于自身的勞動，有了一種基本的“社會認識（social understanding）”——調節其工作的是各種行會規則與紀律，其工作是在一種社會交往的親密網絡和共同的情感中進行的。正是從這些職業共同體中，他們獲得了各種物質的、社會的以及私人的資源，來對無產階級化過程作出強烈的集體響應。

　　韓國的工業化，是在缺乏任何類似的手工業工人文化的條件下發生的。直到19世紀，韓國的手工業生產都沒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大多數手工業工人被政府所雇傭，為朝廷及貴族生產紙張、器皿、專門的衣物以及其它各種奢侈品（Song， 1973）。在韓國的儒家身份體系之下，手工業工人和商人的社會等級位于農民之下，幾乎處于等級體系的最底層。事實上，在李朝時期，許多手工業工人都是從奴隸中招募而來的。在19世紀后半葉，當商業和工業活動興起之際，手工業工人的表現也遠沒有商人那樣活躍。那些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的商販們（Back-peddlers），基于其全國性的網絡建立起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各種行會組織。一些大商人也成立了各種“資本社團”（capital associations）來保護和強化其在市場中的壟斷地位。而手工業工人，則并沒有發展出類似的各種組織。

　　因此，新一代的韓國工人在經歷無產階級化過程中，并不擁有任何令人自豪的工人階級文化遺產。他們也沒有從殖民化時期的工業化中受益——原因不僅在于該時期的工業化過程太短命而不足以產生一個穩定的工人階級，還因為這一時期的各種技能和技術工作，基本上都為日本人所占據，它并沒有產生一個技術工人階層。倘若要在韓國尋找什么工人階級傳統的話，那就是韓國從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后，立即表現出來的富有戰斗精神的勞工動員。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這一勞工運動卷入到極端動蕩政治環境下的左派與右派之間的激烈政治斗爭中去了。在經過兩年的激烈斗爭后，左翼勞工工會被右翼群體所粉碎，后者得到了在1945年到1948年期間占領韓國的美國軍事政府的支持。戰后的這一經歷，給未來的勞工運動留下了一種不幸的遺產——政府將勞工動員等同于共產主義暴動；同時，甚至是溫和的工會主義措施，也會激起右翼的強烈反應。

　　由于缺乏任何的工人階級組織或文化資源，新的、被無產階級化的韓國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孤立的個體去適應其所面臨的處境。韓國工人對于無產階級化的反應，并非出于失去了獨立性和處于對自身技藝的自豪感，而主要是針對工作場所中的經濟性的艱難困苦——譬如，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危險的工作條件、低廉的工資以及專橫的管理控制等等。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韓國的勞工抗爭水平是很低的——平均每年只有100件勞動爭議案件發生。并且，這些勞動抗議基本上是非組織化的、自發的和短暫的。只是從70年代中期，工人才開始逐漸為了發動工會運動而動員起來，并從教會群體以及學生活動分子那里獲得支持。

　　如果說，手工業工人文化與組織的缺失，深刻地影響著韓國工人對無產階級化的反應；那么，強大的、奉行干預主義的國家，則影響著韓國工人階級斗爭的形式。通過對經濟的各個方面進行滲透，韓國政府領導著發展的過程。國家反對有組織的勞工的鎮壓行為，構成了國家發展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或多或少是其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所需要的（Koo、 Haggard和Deyo， 1986）。韓國政府采用了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武器和強大的安全力量，去鎮壓任何草根性勞工運動，并使得勞工處于非組織化的狀態，處于與其它產業部門隔離的狀態之中。

　　因此，韓國工人處于雙重困境之中：一方面，他們缺乏工人階級的文化資源；另一方面，他們面臨著一個強大的、壓制性的勞動體制。然而，正是無產階級化的本質——無產階級化的急劇速度與密集程度——以及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為工人階級的斗爭提供了動力。由于缺乏各種內部資源，韓國工人從宗教共同體和知識共同體那里獲得了重大支持。逐漸地，草根性的勞工運動和處于更廣闊社會中的民主化斗爭走到了一起，并且互相支持。上世紀80年代見證了勞工運動的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過程。盡管有政府的嚴酷鎮壓，工人還是在創建草根性的自主工會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他們的集體行動，也表現出高水平的階級團結與政治意識{10}。

　　
六、結論
　　
　　與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經驗相比，韓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了突出的特征：

　　首先，韓國職業的結構性變遷的主導趨勢顯然是無產階級化過程，而不是半無產階級化過程。韓國的依附式發展，并沒有阻礙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而是使這一過程較19世紀歐洲與美國的工業化來得更為快速和劇烈。韓國的產業轉型中所包含的變遷的突然性與非連續性，在很多方面都甚于歐洲的產業轉型。

　　第二，韓國的后發工業化過程導致其無產階級化過程，具有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與美國無產階級化模式的雙重特點。在韓國，典型意義上的產業無產階級和更現代的白領工人同時出現，并以相似的速度增長。因此，韓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比西方早期工業化時期的工人階級政治，要顯得更為復雜{11}。

　　第三，決定韓國無產階級化的速度和形式的最重要因素，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資本的自主性活動。通過采取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以及鎮壓性的勞工政策，韓國的發展式國家不僅對勞工流動的主導模式產生了影響，還對各產業中的就業結構與工作關系，產生了影響。

　　第四，韓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主要是一種城市現象。韓國的農業部門是工業部門的產業勞工的來源，農業部門并非無產階級增長的一個地點；這和早期歐洲的工業化進程頗為不同。韓國工業化的區域集中模式，推動了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持久性移民，使得移民工人完全從事各種產業性工作，并促進了各種工人階級社區的快速發展。

　　第五，韓國的工業化過程，很少包含前工業化文化模式與現代工業化工作要求之間的沖突。盡管韓國工人主要來自農民家庭背景，卻能夠很平穩地適應工業化的工作節奏及其權威結構。高度的城市化與教育水平，極大地促進了韓國工人從農場到工廠的轉型；而儒家文化所反復灌輸的守紀律的工作取向，也極大地促進了這種轉型。

　　第六，手工業工人的組織及其文化傳統，在型塑韓國工人對無產階級化經驗的集體反應方面，并沒有發揮重要作用。由于缺少這樣的文化資源，韓國工人以孤立的個體身份對工作場所中的艱苦工作條件作出反應，他們缺少有效的反向意識狀態（counter-ideology）。這一點能夠解釋在韓國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進程的早期階段中，其產業關系為什么處于高度和平的狀態。

　　最后，盡管韓國工人對無產階級化的最初反應是微弱的，他們還是在一個關于工業化經驗的相對較短時期內，發展出了一種強有力的工會運動。這一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是韓國迅速的工業化進程以及韓國工人之中所存在的無產階級經驗的密集程度。工業發展的高度集中模式，促進了工人階級社區的發育，而國家對工業領域的廣泛干預，也使得工作場所中的勞動關系具有政治化的色彩。作為一種結果，與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的工人階級形成相比，韓國的工人階級形成要顯得更為迅速和突然。

　　*原文：“From Farm to Factory： Proletarianization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Vol. 55 （October： 669-681）。

（譯 / 劉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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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最近，在韓國有大量的新的經驗研究，探究了韓國勞動力結構和階級構成結構方面的變化。特別有用的研究包括Suh（1984；1987）和Kim（1984；1988）對普查錄音帶所做的仔細分析。本文引用了其研究結果。
{2}從1841年到1961年，英國的農業勞動力的比例從26%下降到7%，而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則僅僅從41%溫和地增長到44%。在法國，從1840年到1962年間，農業勞動力的比例從53%下降到22%，而第二產業的的勞動力比例則從25%增加到37%；德國經歷的是一個要比英國更快的“后發工業化過程”，其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比例從1882年的50%下降到1961年的16%，同時第二產業中的勞動力比例，從32%上升到45% （Bairoch、Delycke、Gelders和Limbor，1968）。
{3}其它新興的東亞經濟體也經歷了類似的結構性變遷。譬如在臺灣，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比例，從1960年的50%下降到1986年的17%，而第二產業中的勞動力比例，從21%增加到42%，第三產業中的勞動力比例，從29%增加到42%。
{4}此處的1963年和表中的1960年不符，原文如此——譯者注。
{5}韓國農業土地產權的小所有者性質，是上世紀40年代晚期大規模土地改革的產物；并且，法律制度對于每個家庭所能夠擁有的具有土地產權的田地數量予以了低標準的限制（最多3公頃）。盡管不同學者對1950年韓國所進行的土地改革的評價意見存在分歧——一些學者認為，它是第三世界農業變革的典范；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是一個失敗——因為它摧毀了地主階級并將韓國的農業轉換為一種小型的自主農場體系。從1949年到1957年，韓國的自主農場主的比例，從36%增加到88%，而佃農所耕種的土地在全部土地數量中的比例，則從1945年的63%下降到1957年的5%。很少有哪個國家實施過如此劇烈的農業改革。
{6}同樣，韓國的商業和服務業擁有數量巨大且比例穩定的非正式工人。在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中，自我雇傭以及在家庭企業中工作的工人比例的變化是平穩的，1965年其比例為45%，1975年為43%，1985年為40%（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2，1985）。在自我雇傭者中，小販和從事本地服務業的工人的比例，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而店主和獨立生產者的比例則出現了顯著增長。顯然，韓國這一個案，并不符合所謂“邊緣化過程”（marginalization）的描述。
{7}韓國的情形與臺灣頗為不同；臺灣的工業發展更為集中，它鼓勵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臺灣，鄉村工業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平均每個農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來自非農業收入（Ho，1982； Moore， 1984； Oshima， 1986）。
{8}或許，其它地理區域吸納的來自農村的工人所占的比例更大；譬如，敬仁地區因環繞首爾，其城市化水平在整個國家中是最高的。
{9}在1984年，有三分之二的韓國工廠工人具備至少中學教育水平（九年或九年以上的教育經歷）。
{10}讀者可參考近期的數篇美國博士論文：Choi（1989），Lee（1987），Cho（1987），Lee（1989），Song（1989）。Deyo（1989）的著作也值得一讀。
{11}盡管本研究所關注的主要是藍領工廠工人，白領工人階層的大量出現，同樣值得研究者考量（Koo，1989）。

　　具海根（Hagen Koo）：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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