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時代》雜志

專題：中國海外研究（上）

中國海外研究（上）

[文 /  劉小楓 何新華 老 田 唐仁虎 錢 江 汪新生
嚴海蓉 陳宜中 李安山 蘇振興 索 颯 舒詩偉 等]

　　
編 者 按

　　第七屆開放時代論壇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廣州白云山“山莊旅舍”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海外研究”。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我們多年習慣于接受“海外中國研究”的說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國海外研究”的議題。中國未來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發展，需要進一步了解發達國家之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以矯正我們對世界的片面認識。同時，中國經濟活動的觸角已廣泛延伸至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中國經濟全球化在所在國產生的負面影響，也需要我們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與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題為“中國海外研究”的本屆論壇，將聚焦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本屆論壇涉及的具體議題包括：中國的“天下觀”和“第三世界”理論、亞非拉研究、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發達國家的海外研究經驗、當代中國的世界觀等。

　　以下文字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并經發言者閱校和編輯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將分兩期發表本屆論壇的研討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訪問開放時代網站（www.opentimes.cn），瀏覽完全根據錄音整理的原始版本。

開場白

　　吳重慶（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開放時代雜志社）：中國作為一個敏感的軀體

　　今天我們既在此舉行第七屆開放時代論壇，同時也順便慶?！堕_放時代》二十周年。《開放時代》的前身為創刊于1982年的《廣州研究》，從1989年第1期起，《廣州研究》改名為《開放時代》。如果我們仔細端詳“開放時代”這四個漢字，可見其本分的表情。正因其表情內斂，方可希望她容納各異的聲音，并最終形成一種平穩的表達。在我看來，“本分”事實上是指，它能夠敏感而均衡地去領略所有新興的力量。

　　選擇在廣州白云山“山莊旅舍”討論“中國海外研究”這個話題，能感受到時間與空間上微妙的穿越性。因為在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十周年之際的1965年5月28日，周恩來、陳毅就曾在我們今天租用的這個會議室里與印度尼西亞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討論第二次亞非會議怎么開。“萬隆會議”是世界現代史上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與的、完全由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發起組織的國際會議，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開始，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政治面貌和國際關系格局。然而，由于美國和當時蘇聯的遏制，第二次亞非會議無法如期在非洲的阿爾及利亞首都舉行。直到四十年后，2005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亞非峰會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召開?？梢娭亟ㄊ澜缰刃蛐枰嗝淳瞄L的峰回路轉！

　　在這個會議室里，我們將用兩天的時間，縱橫古今天下，并且“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從中國古代的天下觀，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理論”，直到有關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討論。我們希望能穿越時空，感受中國作為一個敏感的軀體如何謹慎地在今天這個世界格局中樹立自己的形象。

第一部分：中國世界觀的思想資源

　　何新華（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兼評清代中國政府的三項外交原則

　　我發言的題目是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內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國傳統儒家的世界觀念；二是清代的外交原則及其評價；三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外交思想的價值。

　　一、傳統儒家的外交觀念

　　古代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觀念，主要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中國儒家思想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它決定著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方向。儒家思想本身并沒有專論外交思想。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儒家這一系統中剝離出一些對外交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大一統、華夷之辨和懷柔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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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體系中，最能關系到整個宇宙秩序、世界秩序建立的思想就是“大一統”。這一思想體系不僅影響著中國國內的政治制度，而且對中國的對外關系同樣影響深遠。

　　 “大一統”思想的內涵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大一統”一詞，最早見于《春秋公羊傳》，其中“大”為尊重、重視之意。“統”為開始之意?！按笠唤y”之含義為“尊一始”，這正是它的初始涵義。到了秦代，“大一統”含義開始發生了變化。李斯提倡“天下一統”，他說的“天下一統”，是統一天下于秦?！耙唤y”這一概念，在春秋與戰國的幾百年間，由于歷史階段不同，使用的人不同，便有了新的內涵。至漢代，董仲舒關于“大一統”的論述在“大一統”含義演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為公羊大家，董仲舒依然把“大一統”理解為“尊一始”，然而董仲舒在談到“大一統”時，卻與實現“大一統”的手段聯系了起來：統一異道，統一異論，統一百家，統一旨意，統一法制，統一法紀。以致原初的“尊始”觀念里混入了“大統一”的含義?！按蠼y一”貫穿著一個“力”字，王道盡失，霸道凸顯，以致湮沒了“大一統”原初的“尊—始”觀念，“大一統”變得更像“大統一”了。

　　“大一統”思想經過春秋、秦漢等時期的發展，最終完成了一個概念的重構和更新，此后的“大一統”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道統一元。這是由“大一統”思想中最初的含義“尊—始”發展而來。就道統的一元而言，萬法歸宗，天命歸一。道統是實現統治天下合法性的主要途徑，是一個政權具有正統性的標志。道統思想是“大一統”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深刻反映了儒家之仁與王道的政治理想。王朝統治合法性主要來自于道統這種軟實力，而非霸道。

　　第二，時間一元。這同樣是“大一統”思想中具有的原始含義?！敖y”之觀念與歷法最為密切，頒正朔就是這種時間一元的體現。這種正朔就是《春秋》所言“王正月”。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自然的時間演化成了“天人合一”的政權合法性。天下的時間都在天朝的時間節奏中。不僅中國國內要實行“正朔”，屬國也要執行中國的這種正朔。因此每到王朝一統時，中國都要向屬國派出官員頒布不同的歷書，以示皇天眷命。

　　第三，空間一元。這是 “大一統”思想中后來出現的含義。這一概念與國家分裂相對立，是指在廣大的領域內建立統一國家，在最大的空間范圍內達到統一。而這一最大空間范圍，即是中國特有的天下觀念。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世界上沒有一處不歸王者所有。

　　總之，秦漢之后的“大一統”思想中最終包含了道統一元（天命歸一）、時間一元（萬世一系）、空間一元（普天之下）之意。世界萬物全部籠罩在這種一元性的秩序之下，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

　　“大一統”理念影響下的中國對外關系，一切政治關系皆為內政，沒有“國家間”外交，沒有與中國平行的、多元的國家觀念，“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在“大一統”思想和政治格局支配下的對外關系，只有君臨天下的一元等級世界秩序：中國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邊的萬邦屬國。有西方學者把“大一統”看作“中國的世界觀”。

　　（二）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是儒家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另外一種理論。

　　“大一統”觀念具有強烈的一元與整體意識，然而這種整體并非是部分的簡單疊加，而是內外有別、遠近不同。中國、諸夏和四夷從中心向邊緣漸次擴展，最終形成一種“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華夷之辨就體現了這種構想，它成為儒家外交思想中另外一個重要部分。

　　華夷之辨原理包含有兩種含義：

　　其一是“嚴夷夏之防”。夷夏之間保有嚴格的尊卑之分，保持著嚴格的距離和相對穩定的關系。華夏不主動去勤邊遠略，“王者不治夷狄”。四夷不得侵擾華夏并覬覦中國的權力和財富：夷不謀夏、夷不亂華。

　　其二是“以夏變夷”。夷夏之間，華優夷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這是用夏變夷的前提。因此孟子認為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以夏變夷”又表明華夏文明包舉天下、不忍四方長期陷于蠻荒狀態。

　　華夷之辨的兩種內涵相應導致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嚴夷夏之防”導致了種族上的“華夷之辨”。在這種原則指導下，華夷的身份由其血統來決定，后發展為漢族中心主義、種族沙文主義，這是華夷之辨的負面影響。而“以夏變夷”則導致了文化上的“華夷之辨”。在這種傾向下，華夷之間的劃分僅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分別。四夷與諸夏之區別，不是“民族”界限而是“文化”優劣的區別，古代諸夏代表的中國是一個“文化中國”，即“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華夷之辨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對外關系，一方面確立了華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優越感，進而形成了對外關系格局里中國居高臨下、傲視萬國的情勢。但另一方面，華夷之辨理論中的“文化中國”概念又確保了夷夏關系的開放性，成為推動天下秩序內部發生變化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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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柔遠人是傳統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第三項原則。這一觀念來源于仁的概念。仁是儒家理論中最為重要的概念，它不僅適用于人際關系，也推及到了國家間關系。在國家間關系上，儒家主張由華夏中國行“仁道”即“王道”來德化天下。

　　從“王道”理論中延伸出傳統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兩項原則：“和平”與“禮治”。和平觀念導致中國傳統對外關系中出現了慎用武力征伐、強調整個世界和諧相處的觀念。禮治觀念導致中國與他國互動時，采取禮的方式，即“事大志小”的模式。

　　懷柔遠人指導下的對外關系，是一種對外國單方面施恩、關懷的體現。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儒家的世界觀念。傳統的儒家對外思想，強調世界為一整體；在構成世界整體的中心、邊緣各部分，其地位有尊卑之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和平交往。

　　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的這些對外思想，長久以來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流模式。首先，從對外決策的過程而言，儒家思想體現出的外交理念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歷代政府的對外決策過程。其次，儒家外交理念具體轉化和內化為一系列復雜的制度、規則和禮儀，永久地規定著帝制時代中外交往的性質和范圍。

　　二、清代的外交原則及其評價

　　如果說儒家世界觀念是中國歷代王朝對外交往的普遍指南，那么清朝的外交原則是這種普遍理念的具體化。在儒家外交思想影響之下，清代在對外的實踐活動中發展出了處理對外關系的三項具體原則：不干涉屬國內政原則、不介入周邊國家戰爭原則和“興滅繼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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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干涉屬國內政的原則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外交觀念，主張“王者不治夷狄”，實際上就已包含了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到清代，這種傳統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則與清代統治者特有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策相結合，匯成了清代對邊疆地區和外國實行的不干涉內政的政策。

　　不干涉屬國內政的政策有兩項內容：其一，對于屬國的各項國內政策，清廷從不進行干預。清代即使對于最為核心的屬國，也不駐軍、不設官、不征稅、不實行司法管理。其二，對屬國內部的動亂，不進行任何干預。

　　這種不干涉政策，使屬國的獨立得到完整的維護。按照現代國際法的標準，中國的朝貢國沒有一個失去主權與獨立。外國學者評論：“中國的外交策略愿意對這些遙遠的入貢者發號施令……它明智地滿足于擁有皇朝最高權力遍及世界邊緣的名聲?！?/p>

　　中國這種不干涉內政的政策使中國的“屬國”概念與西方國家的屬國概念有了本質的區別。西方概念下的屬國，其內政、外交全歸宗主國所有。朝貢體制下的屬國概念明顯不同于西方帝國主義制度下的屬國。在晚清時代，中、西兩種不同的屬國概念發生了沖突。

　　2. 不介入周邊國家戰爭原則

　　“蠻觸相爭，不與過問”，在屬國之間、周邊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在不威脅中國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一般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嚴守中立。清代，在比鄰中國的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常有鄰國之間的戰爭。對于沖突一方要求中國支持、干預的請求，中國一般不問緣由，一律嚴詞拒絕。

　　3. 興滅繼絕原則

　　不干涉內政、不介入鄰國之間的戰爭，并不等于中國對屬國的命運漠不關心。對于那些即將滅亡或已經滅亡的屬國，中國又采取“興滅繼絕”的方針。清代的興滅繼絕政策一般采取兩種手段。

　　其一，出兵保衛或者扶持原先的政權復辟。一般而言，在多數情形下，對于周邊國家的內戰，清廷采取不介入政策。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清廷在接受到內戰一方請求的情形下，派兵參戰。19世紀中期之前，清代只有一次派兵干涉了屬國的內政。18世紀末期，安南發生西山農民軍叛亂，在舊政權的請求之下，乾隆皇帝以維持正統為名派兵進入安南境內，扶植原來的后黎朝國王黎維祈上臺。

　　其二，對于舊政權的王室成員，給予禮遇，妥善安排，給予政治庇護，避免被新政權趕盡殺絕。清代前期，暹羅、南掌、安南多次發生政權交替，清廷都堅持這種興滅繼絕原則。

　?。ǘη宕饨辉瓌t的分析與評價

　　1. 不干涉屬國內政原則促進了多元文明和諧共處

　　清代不干涉屬國內政原則，對于異質文明國家有很強的包容性。

　　中國的朝貢國家中，有三種不同的文明形式。除了朝鮮、琉球、安南三國與中國同屬儒教國家外，暹羅、南掌、緬甸是小乘佛教國家，蘇祿等南洋國家又是伊斯蘭教國家。清朝時期，蘇祿國王為了與外來勢力斗爭，甚至派遣使者要求將“版籍”奉給中國以求中國保護。在廣州體制和恰克圖體制下，清代又吸納了西歐國家和俄羅斯。在各種世界秩序中，朝貢體系是最具包容性的一個體系，很難想象在朝貢體系的世界中會發生所謂的“文明沖突”現象。

　　2. 不介入鄰國間戰爭原則維護了地區和平與穩定

　　清代政府不介入鄰國間的戰爭，是基于對國家間戰爭會引起生命死亡、流離失所的深刻認識。在保障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清代的這一外交原則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這種不干涉周邊戰爭、采取等距離和中立的政策，看似被動，實際上起到了控制戰爭規模擴大，盡快結束戰爭的作用。沖突雙方不會出現利用強大外力援助戰勝對手的企望，缺乏了戰爭意志，交戰雙方的敵對行動是很難繼續下去的。這是危機處理中一種非常高妙的手法。從效益上進行分析，對于大國，限制自己的軍事行為，表面上可能有所損失，但是大國可以集中財力發展本國經濟，使大國獲得一種長治久安的局面。肯尼迪在其《大國興衰》中曾指出帝國衰落的原因在于帝國“過度的擴張”，這種過度包括追求額外的土地、財產的現實行為，也包括追求帝國榮譽而戰的虛名。中國是一個擁有漫長“帝國”史的國家，若從秦代開始，大的帝國就經歷了兩漢、隋、唐、兩宋、元，到明清時代，歷代中華帝國已經幾度興衰。對于一個具有以史為鑒傳統的大國，中國很早就懂得帝國過度擴張對一個農業國家的危害。為了萬世基業，統治者愿意限制本身的權力，對于這點，統治者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智慧。

　　現代國際體系下，很少有戰爭沒有大國在后臺操控。與中國這種政策相對照，在周邊發生戰爭之后，大國很少有不利用這種機會為其牟利的，以致有的在第三世界發生的戰爭干脆被稱為“代理人”戰爭。代理人戰爭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后，一些大國甚至會親自操刀走向前臺，在戰場與敵人面對面廝殺。這種大國參與、操控的戰爭不僅給當事國造成危害，對于大國而言也成本巨大。一個陷入戰爭很深的大國，無論成敗，都會深陷戰爭泥潭。

　　3. 興滅繼絕原則體現了古代中國人道主義精神

　　興滅繼絕原則，是古代中國的家族倫理觀念在國家間關系中的擴展與應用，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春秋大義，是儒家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在中國的對外關系原則中，國家就如一個擴大的個人、家庭。國家間關系同樣應該遵循“人倫”原則。儒家倫理中，傳續血脈、傳宗接代是個人生命的重要意義之一，推而廣之，國脈牽涉到血脈，國脈的滅亡就如個人血脈的滅亡。維護一國國脈永存，這是儒家倫理中的重要原則。中國不僅不輕易滅他人之國，而且在屬國危難之際，還要挺身而出，盡力維持這些政權的統續。在這些被滅亡國家的君主流亡中國后，清廷給予合理安排，清初流亡中國的安南莫氏家族被安插在廣西，乾隆末期安南流亡國王被安插在北京，這實際上開了政治避難的先河。

　　三、重新發現中國傳統外交思想的價值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以中國傳統外交思想為基礎的東亞世界秩序——朝貢體制運作長達一兩千年之久。一個制度能運行這么久，它肯定是有價值的。盡管傳統外交思想以及朝貢制度有頗多可議之處，但仍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任何外交原則及其指導下的世界秩序，其背后都有一種基本的文明價值作為支撐。正如現代國際體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一樣：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國際關系，折射了西方文明中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觀念。清代外交原則和政策，也是中國禮制文明在對外關系中的體現。禮樂是中國禮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其中“禮”強調等級，“樂”強調和諧。

　　中國傳統外交思想、觀念及其原則構成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思想資源，它們是中國外交創新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中國傳統外交思想也是建構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思想資源，是建設世界新秩序的一種可能性方案。

　　以上內容如有不當，敬請批評指正，謝謝。

　　
　　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山大學逸仙講座教授）：毛澤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

　　這個發言題目不是我選的，而是會議主題設計者非要我講的。坦率說，我很不愿意講這個題目。但議題設計者是朋友，而且我沒法反駁他的理由：他說我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毛澤東與現代中國。的確，我做過一點兒研究，但我不愿意談，因為自己的研究還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談這個題目，如果你不從自由派角度來一通批判，就會被看作“新左派”。不過，最終促使我決定還是談這個題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這樣的顧慮。其實，我并不擔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說得面目全非，而是憂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著眼點實際上會有礙我們研究毛澤東與中國這個題目——我們需要擺脫的恰恰是這樣的著眼點。

　　有人馬上會說，你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著眼點。沒錯，我有興趣嘗試的是，從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來看毛澤東與中國這一大問題。什么叫做“古典學問的著眼點”？我先用兩個例子來簡要說明，然后馬上轉入正題。古希臘、羅馬的偉大紀事作家，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實際上都是當時的政治哲人，他們的紀事作品（如今稱為“史書”）都是研究自己所處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他們絕非僅僅在紀事，而是以一種如今可以稱為“古典政治哲學”的眼光來認識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我想嘗試的是，用他們的觀察視角來看我自己經歷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其次，我們知道，晚清學人意識到，中國如今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我看來，這場變局的實際含義關鍵在于兩點：一是中國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二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晚清學人——尤其廖平、康有為面對這一變局的思考——無不以中國傳統古典學問為基礎，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他們并未掉進后來從現代西方涌入的各種“主義”的觀察點。1898年7月，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時，康有為給皇上進呈了一篇《法國革命記》，在進呈“序”中，康子說：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嘆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8頁）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現代國際政治格局形成的開端是法國大革命，這意味著：西方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拿破侖的征戰拉開了西方國家也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來看，中國學人面臨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為的問題感覺仍然來自孔子，如今我們會覺得實在過于迂腐。可是，僅憑這一句，我們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來對應法國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澤東與中國這一大課題，應該以晚清學人的古典意識為基點。鄒讜教授的長文《論中共政黨國家的形成與基礎》就以康有為1895年的上書起頭（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毛澤東面臨的中國問題明顯承接自晚清志士，這就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制度挑戰和國際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國志士誰個不是如此？毛澤東并沒有什么特別。當毛澤東正在進入領導中國革命的位置時，他以詩詞這一古典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這就是著名的詞句“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中國”（據說在60年代才改為“一截還東國”，理由是“不能忘記日本人民”）。

　　中國是亞洲最早建立民主憲政的國家，然而，早產的民主憲政把中國帶入軍閥割據的內戰狀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針對的是所謂偽民主憲政，但反過來也可以說，孫的革命破壞了已然建立的憲政秩序，斷送了第一共和。事實上，隨后出現的軍閥割據亂局以及日本太陽帝國乘機蠶食中國，都是二次革命導致的結果，甚至為“漢奸”論提供了現實依據。汪精衛宣稱，日本人是來幫助我們結束內戰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法結束內戰狀態。值得對比這樣的史實：第一次歐戰爆發時，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已經面臨介入國際沖突的抉擇問題，并最終選擇了參戰，派出了數百人的工兵部隊，人數雖少，國家角色卻不?。蝗欢?，第二次歐戰爆發時，中國卻處于內戰和外敵入侵的雙重煎熬，氣都緩不過來。

　　毛澤東在內戰狀態中仍然不忘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國。完成中國的基本統一之后，毛澤東對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慮成了他首要的政治關切。70年代初與美國的和談因臺灣問題陷入僵局時，毛澤東的一句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臺灣事小，世界事大?！睉鹇灾攸c的轉變，在我看來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鮮半島上爆發的那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現在已經清楚的是，這場戰爭并非毛澤東所希望的，他的當務之急是統一中國。美國強勢介入使得戰爭態勢突然發生逆轉后，毛澤東決定積極介入的決心越來越強（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戰役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片歡騰，東德總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拋向天空。朝鮮半島戰爭之后，毛澤東的兩個大舉動實際上都與他對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的想象有關：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超英趕美”為目的，這是晚清洋務派早就夢想過的；60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的目的聯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決志發動“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嶺閉門一月，首先審度的是國際局勢，打破“冷戰”格局的戰略意圖就在這里形成（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 14頁）。

　　所謂“冷戰”，絕非僅僅美蘇兩個“雅爾塔協議”的最大受益者之間的直接對抗，而是蘇聯操控 / 夾持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家集團與美國操控 / 夾持的“聯合國”集團之間的國際對抗，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他的內戰戰略原則基本上一脈相承：一是跳到外線作戰，獨立開辟新的戰場；二是農村包圍城市變成了貧窮國家包圍富豪國家——支援亞非拉。如今學界所樂道的毛澤東為中國打開的新世界格局，的確與這一重大戰略行動有直接關系，或者說屬于這一戰略行動的直接戰果之一。

　　令人感興味的問題來了：毛澤東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兩次與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有關的行動，都以建立“公社”為直接的政治訴求，而“公社”作為政制理念恰恰是現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來的法國大革命與此有實質性的內在關聯。讓我們把視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說用清末民初康有為的問題意識來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國，我們可以問：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戰化解了嗎？中國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從皇權政制經民國憲政（第一共和）和內亂及外敵入侵，毛澤東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著制度挑戰得到化解，否則，不僅中國政制傳統中的優良成分將一筆勾銷，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負也被打上了一個大問號——我們不能忘記，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澤東曾經再次以古典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p>

　　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毛澤東替中國找到了一個位置：劃分三個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現在看起來，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是階級沖突政治論在國際政治斗爭中的翻版。當時的處境是，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實際政治利益的強權國家正在繼續角逐世界政治的領導權，毛澤東的實際政治戰略——續鐵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識形態外衣，從冷戰外線切入世界政治領導權，其戰略意識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自立訴求。冷戰結束意味著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國家分享政治領導權的政治格局解體，新一輪爭取政治領導權的國際沖突格局開始形成。可是，冷戰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國的強權壓過了俄國的強權，而是中國在毛澤東帶領下爭取民族國家自立突圍冷戰格局。民族自立是強有力的政治原則，與美國的普世價值形成競爭格局。

　　我不得不感興趣的是：毛澤東最終賦予中國的“國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關系究竟如何？康有為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用來對應第二共和建立后的兩次革命行動（“大躍進”和“文革”）恰當嗎？這是我給自己出的思考題。

　　我的發言已經超時，只能講到這里了。謝謝各位。

　　老田（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院）：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及其背后的認識論基礎

　　一、毛澤東思想的實踐特色與管理學維度

　　毛澤東與馬克思、恩格斯這些理論家不同，他是在行動以后開始思考的。他領著一支失敗的小部隊上了井岡山以后才開始他一生中間最重要的思考。他最重要的思想（文章）都是在實踐中遭遇問題之后才提出來的。弱小的紅軍在面對強勢的國民黨政權和軍隊時，如何生存下去、發展壯大并實現勝利目標？正是在這里，產生了毛澤東思想中間兩個核心問題意識：一是如何把農民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集結起來以支持革命目標，這是一個很標準的管理學課題；二是以弱勝強的問題，即競爭方略問題。我結合管理學、組織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競爭的力量對比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特別的是毛澤東的競爭思想。

　　美國學者克萊因提出“國力方程”，他把一個國家的國力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項構成，其中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經濟能力主要包括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軍事能力包括技術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為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兩項。第二部分中的兩項最高分為1分，最低分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與經濟和技術相關的，我稱之為“有形實力”，第二部分是力量運用的主觀方面，我稱之為無形實力，那么競爭性的國力就等于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之乘積。

　　國力=（基本實體 + 經濟能力 + 軍事能力） ×（戰略意圖 + 國家意志）

　　對于提升無形實力，毛澤東有一個簡潔的說法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毛澤東始終不認為弱勢競爭者一開始就應該選擇出局，而是有著勝利的希望，關鍵是還有無形實力提升的文章可以做。他在1964年7月9日說：“有人說，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們反過來說，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機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長而已。”這個看法延續了《論持久戰》中間的認識：“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备鶕珴蓶|在革命根據地的實踐，有必要把克萊因的方程的后一部分做點修改，這樣無形實力就由“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兩項之和構成。

　　競爭力量＝（基本實體 + 經濟能力 + 軍事能力） × （競爭意志 + 組織程度）

　　在中國革命年代，共產黨領導的平民革命始終是力量弱勢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槍”戰勝“飛機加坦克”裝備的敵人，就不能不在提高無形實力方面想辦法，這就限定了競爭方略的選擇：弱勢博弈者必須在組織和管理方式上勝過對手，有形實力不足要以更高的無形力量（更高昂的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水平）的優勢來彌補。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實現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大于國民黨軍隊，這才是共產黨戰勝強敵的關鍵所在。其實孫子說“上下同欲則勝”，就是指無形實力決定勝負這樣一種思想。而無形實力的提升就得依靠發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美國記者塞爾登在國民黨軍隊中間發現“五不和”：軍政不和、軍民不和、軍軍不和、兵將不和、兵兵不和，這是無形實力受損失的幾個主要方面。反過來，共產黨八路軍強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

　　我們來看看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后，是怎樣實現“上下同欲”以提升無形實力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供給制。據黃克誠老將軍回憶，開始很多軍官是不愿意接受供給制的，在國民黨軍隊中間軍官可以吃四菜一湯，少校每月有180元大洋，但井岡山地方很小，給養困難，不同意也不行，只能接受供給制。就管理而言，這就取消了上級干預、影響或者挾制下級的關鍵手段，“文革”經常批判的“物質刺激”其實在井岡山時期就取消過。然后，通過建立士兵委員會，推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在管理權力的分配上也極大地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離，這相當于搞政治上的平均主義。

　　除了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平均化之外，毛澤東在上井岡山的路上，還偶然發現，共產黨員比較多的連隊，士氣很高，也很少有逃亡現象，而且下級監督上級也不錯。這樣，他就開始探索在專職的管理者之外，發揮積極分子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三灣改編”的時候，他就把積極分子的作用制度化了，在各個連隊建立“戰斗堡壘”。結果這開創了毛澤東最為獨特的管理思路：既要提高自己的組織程度，同時又減少強制手段的運用。

　　二、對正規管理模式的揚棄與“反修”思想的根源

　　在紅軍中間，專業管理者權力降低了，干預下級的強制手段也減少了，再結合分配上的供給制，其經濟利益也下降了，這樣就構成了社會學所說的“相對剝奪”，而相對剝奪容易激發管理層的右翼激進主義。后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把整個黨史說成“路線斗爭史”，核心問題意識是井岡山時期就已經形成的，因為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所以，引發了官員持續的不滿。毛澤東把抑制管理層不滿的全部努力過程稱為路線斗爭，并且把歷次黨內分歧逐漸產生管理層的不滿進行結構化理解，認為這種情況與階級利益一樣，肯定是要自動回歸的，解決一次之后，下次又會自動恢復，這樣就需要在外部尋求一種力量或者壓力，來平衡和抵消管理層的“復舊”趨勢，就跟階級斗爭必然會有兩個方面一樣。這就把黨內政見分歧理解為管理層持續不斷地回歸權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趨勢，為此需要在管理層之外的被管理層中間組織起必要的力量來進行平衡，這就構成一個“一分為二”的觀察視野。

　　根據地時代，管理層的右翼激進主義在共產黨內一直受到外部壓力的抑制，因為處于蔣介石和日本人優勢兵力的威脅之下，管理層的不滿無法走出很遠，就要遭遇一個必須回頭的惡劣形勢。比方1929年紅四軍七大的時候，一些軍官很討厭毛澤東堅持扁平化管理，因為這降低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于是他們把毛澤東這個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候選人給選掉了。但是非常不幸，隨后出擊閩中、梅縣等地遭遇慘重的失敗，紅軍兵力損失三分之一，結果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的發言權下降了，這樣，很多人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不足，這才有了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的條件。這個文件對共產黨內部軍隊管理模式和上下級關系是一個根本性的綱領性文件。

　　長征之后，經過延安整風，通過小組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壓力，來敦促官員反省自身的認識不足，毛澤東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此時被重新命名為“群眾路線”，在整風的壓力之下再次得到多數人的贊成，同時，弱勢條件下的競爭方略也得到大家的認同。借此次整風運動的推進，毛澤東那種與正規管理和正規戰爭完全不同的兩大思想要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廣。延安整風結束后，共產黨歷史上群眾路線或者說扁平化管理處于歷史最高點。

　　毛澤東晚年的“反修”問題意識，是從井岡山時期突破正規化管理的各種要求之后產生的。這個認識在黨內不同政見的爭論中間逐步深化，得到提煉并概括為“路線斗爭史”；而與蘇聯爭論的深刻分歧，與黨內的持久爭論在內涵上相當一致——管理中間上下級關系如何定位以及被管理者參與管理的程度。在大連中蘇兩黨干部的分歧和相互看不慣，就是后來“反修防修”的實質內容所在。毛澤東思想與“蘇修”開叉的地方，就是扁平化管理和正規化管理的不同之處。這在毛澤東看來，必須走出正規化管理的局限，不僅意味著與統治階級正規化管理形成區別，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有效凝聚農民群眾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是提升無形實力的關鍵領域。

　　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和軍隊是弱勢群體，官兵關系要親密，軍隊和老百姓關系要親密，有外部壓力的時候，扁平化管理能夠維持，由此促成并維護內部高強度的合作。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成了執政黨，外部壓力消失，結果導致官兵關系、官民關系的疏遠，上下級之間的距離符合社會分層的規則。但毛澤東對此很擔憂，不停地設法阻止干部脫離群眾。有人說，戰爭是對政體和管理績效最嚴格的檢驗，因為經過了以弱勝強的革命戰爭檢驗，所以，毛澤東畢生篤信扁平化管理的效力，反對專業化管理中間的權力壟斷，堅持群眾化，在許多黨內同志都改弦更張之后，他依然堅持不改初衷，這就擴大了彼此之間的思想差距。由于差距越來越大，他傾向于把這個方面的不同政見，向上和向下聯系，形成一種全局性的思考框架——“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并且總是以路線斗爭的內容去注釋階級斗爭，以路線斗爭的結果去預測社會制度的演變趨勢，并聯系到公有制社會的社會分化和階級對立維度，去理解不同政見背后的利益權力要求，還給赫魯曉夫的“變修”以社會學解釋——說他代表蘇聯的高薪階層；向下聯系到建國后系列政策失敗和干部執行上的左右搖擺，認為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是因為追求不同于工人農民的獨立階層利益。

　　對于毛澤東作為革命者和建設者的一致性，日本學者近藤康邦指出：“毛澤東對外對抗侵略，對內突破束縛（‘沖決羅網’），發揮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國家獨立和革命結合起來。他這一根本思想是一貫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從外部對帝國主義的‘絕對批判’?！薄霸诟锩鼤r期，他把‘人民’理想主義和‘實際’現實主義緊密結合起來，在建設時期，他的根本態度沒有變，在軍事、外交領域相當成功地把兩者結合起來，但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卻出現了背離，陷入了困境，便傾注力量于再結合?！苯龠€認為到197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國的“救亡”課題到這個時候才得以解決。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發展出來的思想認識，被否定，被視為晚年錯誤，但那卻是他從井岡山時期開始的問題意識的深化和推廣，是他畢生所思所想的邏輯延伸。如何發揮人民的力量來推動經濟建設，一個經濟技術落后的國度如何自存于競爭的全球秩序之中，這不是抄襲第一世界的制度就能夠實現的，這是毛澤東對“先生打學生”命題的深化。

　　三、毛澤東思想與美國制度實踐的另一次開叉

　　除了跟蘇聯人對于正規化管理的思想開叉之外，毛澤東思想在另一個方面是跟美國的制度實踐開叉，按今天自由派的說法，是跟普世價值、主流文明不同。毛澤東時代既反帝又反修，除了政治和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認識論方面的開叉。就“反修”的實質內容而言，他否定正規化管理，認為這不可能在農村地區生效。另外，他也始終不相信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制度，能夠整合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甚至，這種制度還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安定。他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說：“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边@仍然沒有脫離“弱勢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的基本認識邏輯，不過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層面，不僅戰爭中間有形實力不足要追求不同于敵人的競爭方略，和平年代的經濟建設，也一樣不能抄襲先行國家的制度。

　　1949年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這場革命對于全球格局的影響是很大的。1946年毛澤東評估世界力量時說美帝是“紙老虎”，還內在地假設美國國內各個階級的不統一：只有極少數資本家喜歡戰爭，大部分美國人民持反對態度。他把國內內戰的兩方分野搬到國際論證當中，不僅美國國內不一致，而且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后的全球格局，也如同中國國內的階級對立，在帝國主義主導的一個壓迫剝削陣線之外，還有與其對立的另外一個反壓迫陣線，這兩者之間關系也是兩分的和對立的。

　　剛才劉小楓教授講到了朝鮮戰爭，這場戰爭給毛澤東的國際格局思想帶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當時美國很輕視中國的軍事力量，麥克阿瑟說過“中共軍隊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而他手下的情報官威洛比則說，中共軍隊是游擊戰出生，從未和任何一個軍事強國直接作戰過，而且裝備不統一，后勤保障很困難；關鍵是中共介入朝鮮戰爭的最有利時機早已過去。而毛澤東從政治出發，考慮的是如何在與美國的軍事較量中建立中國的威懾信用，這樣來看，把美軍放到鴨綠江邊來，再趕回三八線去，更為理想。毛澤東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戰場指揮官的計算損益方法。

　　毛澤東曾經說過，鴉片戰爭之后一百多年，中國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打過，除了抗日戰爭因國內外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投降之外，每一次侵略戰爭無不以戰敗簽署辱國條約而告終。對于飽受侵略苦難的國度而言，建立起自身的威懾信用，以終結列強的野蠻侵略，就是極為稀缺的無形資產，對于減少侵略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有著巨大的價值。

　　朝鮮戰爭以后，毛澤東自信心很強。他在1953年說，抗美援朝的勝利有可能阻止美國進一步的軍事冒險，而且可能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他還有點得意洋洋地說，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和平也可以，戰爭也可以，兩樣都可以干。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不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疊遭侵犯的歷史開始扭轉，憑借自身的力量在與超級軍事強權的戰爭中間建立有效的威懾信用，成本當然不低，但在毛澤東看來所得大于所失。要在戰后的世界里建立有效的威懾信用，在他看來，最好是和世界超強的美國打，而且是把美軍放到中朝邊境來打，直到最后把他們趕回去。等到美軍的全部軍事優勢盡情發揮卻還不能取勝，中國所獲得的威懾信用作為“無形資產”，才能夠在全球生效，并可以保障中國很長時間的安寧與和平。正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后，毛澤東開始全面規劃國內的經濟和技術發展，親自敦促訂立12年的科技規劃、12年的農業綱要等等。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他相信長期和平是可能的。

　　1954年，中國幫助越南把法國軍隊趕出北方，周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新中國第一次走上國際舞臺。如果按照歐洲的均勢外交傳統，中國這時已經是越南局勢的一個擔保方了。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越戰爭的時候，中國就警告他們，如果他們要違反日內瓦協議，就如何如何。話說得最厲害的要算陳毅元帥，他說等著美軍打進來，等了16年，頭發都等白了。

　　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間，美國拆英法的臺，這也讓毛澤東感到高興，他看到西方陣營內部并非那么一致，還認定以炮艦政策為代表的舊殖民主義趨于沒落。1957年他在莫斯科提到“東風壓倒西風”，體現的就是這種信心。1958年他決策炮擊金門戰爭，在內部講話中說要以邊緣政治政策對付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警告美國海軍尊重中國12海里的領海范圍，抗議36次之后美軍才勉強聽話。這一事件之后，毛澤東對于中國安全的看法，傾向于輕視外部因素，又把眼光轉到國內來。1959年他提出防范杜勒斯所說的“和平演變”問題，并對赫魯曉夫在美國的表現給出一個修正主義評價，判斷他代表蘇聯的高薪階層，還說“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余，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70年代報章上狠批階級投降與民族投降，并認定兩者有內在的一致性，其認識源頭即在于此。

　　與美軍交戰并且戰而勝之，中國的威懾信用建立起來了，經過1958年金門炮戰的測試，他開始輕視美國的軍事威脅。內部講話中間說美軍困在全球各個基地里頭，就像“牛尾巴綁在樁上”，不像是進攻態勢，不再視為有威脅的力量。中國外部威脅可以在自己的力量基礎上解決，關鍵則在于自己的力量能否組織起來，能否讓社會上層保持足夠的對外競爭意志，而不像赫魯曉夫那樣代表高薪階層，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搞民族投降。這樣，國家安全態勢改善，就與井岡山之后的系列政見分歧在因果關系上相互支持和證實，把問題意識收斂到管理層是否產生獨立的利益和追求，是否脫離群眾并回歸統治階級的舊路，這是中國能夠有效凝聚老百姓的力量，消弭階級分化的鴻溝，團結一致對外的關鍵。這樣一來，近代史中間統治階級的表現，也成為一個反面參照物，毛時代經常宣傳慈禧太后和蔣介石這樣的統治階級代表，總是選擇對外投降和對內鎮壓，這也被解釋為內部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的結果。這樣，中國的安全問題，在毛澤東那里，就變成共產黨是否會退化為統治階級的問題，如果中國的共產黨要蛻變成那樣，就會與人民大眾處于矛盾激化狀態，同時會導致對外的民族投降和喪失競爭意志，那樣中國的安全就毫無保障了。

　　總的來說，經過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認定中國雖然有形實力尚弱，但可得到無形實力方面的彌補；而無形實力的提升，根據地時期的經驗是必須實現管理層的群眾化；而管理層常常從權力和利益訴求出發反對群眾化，這就構成“文革”期間的“路線斗爭史”敘事線索。特別是后來越南戰爭美國人陷入泥坑，再次讓他看到美國人必然失敗的趨勢，這也強化了“紙老虎”不可怕，內部因素起決定作用的認識。最終，毛澤東把在國內戰爭中間的競爭方略普遍化了，并運用到國際競爭的分析中去，把管理層拒絕的管理模式視為第三世界國家有形實力不足條件下的唯一致勝方略。只要國內的“反修防修”取得勝利，對外競爭勝負就是一個無需討論的問題。這樣，他就超越了“社會制度標準”和“地緣政治標準”，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與其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如何侵略壓迫別國，不如說“蘇修”的壞樣板使得劣勢競爭者內部無法提升無形實力，特權階層的存在妨礙了選擇對列強競爭的有效方略。在毛澤東看來，中國要解決在世界格局當中的問題，還是內部管理層的障礙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種認定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走出了“極左”或者超越了意識形態爭執的看法，是不準確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國的對外競爭歸結為內部管理層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這條“革命路線”的問題。

　　四、一個小結：毛澤東到底看到了什么

　　毛澤東在井岡山實行的管理模式，我稱之為“扁平化管理”，按照今天的說法，其三大特點是：經濟平均主義、政治平均主義，還引入大量積極分子幫助專職管理者開展工作。由此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這在共產黨根據地，就已經形成了三大差別很小的社會景觀，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就會帶來一個社會扁平化的后果。此時，無需依賴強制性的規范管理，就能夠把無形實力提升到足以克敵致勝的程度；紅軍內部的組織程度提升，就不是依靠強硬的管理手段起作用，而是靠激發下層的自覺性，這與競爭意志（當時稱為階級覺悟）的提高一樣，都要依托于管理層的群眾化過程。

　　按照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毛澤東的管理要求，實質上接近于一種追求異化程度最小化的管理模式，在這種管理模式中間，不是追求上級對下級的有效控制，而是追求一種下級的自覺和上級的引導相結合的效果。按照毛澤東自己的總結，就是要追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這種方式的管理效果，而不是通過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處理全球格局的競爭性視野中間，復活了國內戰爭中間的競爭經驗。50年代末期，他已經傾向于把內部管理層的問題和弱點視為對外競爭失敗的要點（“變修”意識），“文革”期間對黨史按照“路線斗爭史”進行重新梳理，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認識。到70年代初期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時，對外競爭的勝負就完全被看作是內部管理層蛻化的一個必然后果，而赫魯曉夫的對外投降則被視為蘇聯特權階層、高薪階層產生了獨立階級利益的標志性事件。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從贛南根據地的群眾整風運動，到延安的小組批評，1957年提出“開門整風”要求給老百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力，到“文革”時期號召老百姓組織起來并且用輿論批判的方式制約社會的上層，他畢生都在尋求一種制約管理層脫離群眾的有效壓力機制。毛澤東的認識走了一個循環：為了有效地對外競爭，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內部團結，為此就不能不敦促“不情愿”的管理層放棄統治階級的常規管理路線，選擇群眾化的路線。研究毛澤東政治思想的人都發現，他關于對立面之間的互動和結構之間“一分為二”的思想始終不變。與后來宣傳“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意識相反，毛澤東從不把被管理者的消極面視為重大問題，而是始終把管理者本身視為管理績效差的首要問題。到了晚年，他這一思想越發篤定。1964年他對龔育之等人談哲學的時候，把這個認識上升到世界觀的高度，雖然他謙虛地稱自己是“土哲學”，但他卻按照“土哲學”標準把握馬克思，他說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斗爭。

　　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認為像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大國，就跟戰爭時期的以弱擊強一樣，關鍵是要實現高水平的內部整合，精英階層與人民的距離不能太大。他所關注的始終是：要在外部成功地“反帝”，必須在內部解決好“反修”問題。這樣，在毛澤東那里，階級分析法超越了國界，內部的“走狗”式統治階級是列強剝削和壓迫事業的代理人，而全球統治階級的聯合則是第三世界國家受剝削壓迫的關鍵，這才是毛晚年思想的關鍵邏輯。今天看來，他對于全球力量對比和弱國管理層的消極性判斷，得到了部分證實，這個問題意識得到了歷史驗證，但并不代表就能夠解決實踐中遭遇到的諸多難題。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評論

　　馮達文（中山大學哲學系）：中國古典天下觀的另外路徑

　　何新華老師的演講給我很大啟發。但是從評論的角度來說，有點不夠滿足的地方。他談清代外交的三項基本原則時，其與儒家的關系展開得不夠充分。另外，我們理解的作為人文教養的儒家和后來作為政治制度的古典社會的建構其實有很大的差距。古典社會的政治建構不純粹是儒家的，還包括法家、陰陽家等。從“大統一”的觀念來講，雖然董仲舒很強調這一點，但是“大統一”的觀念后面有宇宙論作為支撐，這種宇宙論與農業文明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春夏秋冬的變遷與政治建構的變化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從農業文明的角度來看，可以說這種建構體系把農業文明的長處推到了極點。只是我們現在從工業文明的角度來看，它似乎還有很多問題。我們評論“大統一”的觀念，一元等級的秩序和華夷之辨，恐怕都要放在農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宇宙論框架體系下來考察，才會有更圓滿的結論。

　　我再補充一點，中國古典的天下觀其實有另外的路徑值得我們注意?！按蟮乐幸?，天下為公”，最后歸結到我們要建立大同的社會。其實天下為公的思想對古典知識分子影響非常大，它強調“同”。與此相聯系的還有《莊子•天下篇》，它強調人跟天地宇宙的關系，也是“同”的。他對“道術將為天下裂”、“往而不返”，感覺很悲哀?！抖Y記•禮運篇》的“大同”的觀念跟《莊子•天下篇》的“道”的觀念是非常接近的。馮友蘭認為《禮記•禮運篇》的大同觀念不是儒家的，而是道家的，這個是可以討論的。我提出要注意這兩篇文章的意義，不是現實的政治建構，也不是可以操作的東西，而是它們對于文明的反省。

　　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不應刻意剝離意識形態

　　聽了三位教授的報告之后，我有一個印象。我感覺，我們研究古代史，哪怕清朝，我們會把意識形態的文本當作實際的東西，反而講到1949年以后的中國的時候，我們刻意把意識形態剝離掉，將其簡化為國家實力和競爭的問題。

　　何新華老師的講演，在我看來，比較注重文本分析。著名的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吉爾茲）曾經做過印尼爪哇和巴厘島的民族志研究，寫出了文筆優美的民族志，可是他的書出版后，1965年印尼發生了大屠殺。讀者會問，為什么讀你的書，完全想象不到這個社會在暴風雨的前沿呢？我向何老師提的問題是：我們按照古代哲學文本去看的話，很難看得到中國是經歷過數次農民革命的國家，我們又如何按照正統的天下觀、文本的天下觀來解釋農民革命的問題呢？第二，關于古今對照的問題：我們先前的天下觀的體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天下觀的基礎是什么？其生產關系的基礎是什么？在新的世界格局體系下，我們能不能隨心借用古代的觀念？

　　劉小楓教授提出了制度的問題，我非常同意。但是制度的問題和政治治理的問題還是有所區別。政治治理的問題是制度問題之一，制度問題涵蓋面更寬。講制度問題就要講到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的問題。從清朝到毛時代，再到改革開放，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疾烀膽鹇院颓宄麄€現代化過程，在我看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應該放在理解制度問題的核心位置。

討論

　　李江濤（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遠交近攻”與“近交遠攻”

　　向何新華教授請教。我們在春秋戰國有 “遠交近攻”的外交思想，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外交策略剛好相反，是“近交遠攻”。那么從春秋戰國到清代，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外交思想的演變脈絡是怎樣的？您如何評價“遠交近攻”的外交思想？

　　黃萬盛（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綜合考慮意識形態、文化、制度和利益關系

　　幾位老師的發言都非常精彩，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本杰明•史華慈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跟何新華教授發言的題目類似，但你們二位對中國古代世界觀的理解實際上有很大差距。我想，馮達文先生剛才講到那兩篇古代重要的文獻，可能應該有更多的考慮。余英時先生在榮休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為他舉行了一個紀念討論會。香港中文大學的陳方正教授在會上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為《吸取中國古代協和萬方的外交理念，處理當代國際事務》，也是討論中國古代的世界觀念。我年輕的時候讀一些明朝的文獻，記得在《明實錄》中有這樣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過程與血腥相伴。我們僅強調其拓展外交，而在軍事暴力方面談論很少，但是鄭和下西洋之后，的確廣泛拓展了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外交事務的進展，促進了永樂之后朝貢制度的發展，此后東南亞地區的沖突和戰爭大規模減少。我們從明史中讀到，東南亞國家來朝貢的時候提著當地的土特產，價值并不大，但是皇帝看他們臣服，非常高興，賞賜的都是金銀珠寶。進貢品和賞賜品的絕對價值差距很大，乃至于后來一些海盜也三五成群地組織起來到朝廷朝貢，皇帝照賞，導致明朝國庫漸空，后來朝貢制度在明朝后期就停下來了。所以，我很贊成剛才小楓講的“禮治”和“德治”的理念，它不完全服從今天我們講的表面平等的原則，它后面有很復雜的利益交互。這些問題我們如何了解？這是一個深刻的資源，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小楓教授突出“禮治”的問題，在此，我想提供一個參考。我們經常將“禮”翻譯為ritual，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博士韓載鶴（韓國人）的論文在法學界影響很大，他將“禮”視作Chinese constitution，從根本大法的角度來考慮“禮”的問題，這樣就把“禮”從一般的等級制度引伸到國家根本大法的觀念上。我想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剛才嚴海蓉的評論是非常典型的人類學家的立場的看法。中國復雜的外交理念和海外的世界觀，我們很難用今天的一些概念、符號來切割，比如我們是在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慮它的政策還是在政策的角度考慮它的意識形態，或者制度與因素等等。我的基本立場是，它是一個復雜結構，其中毫無疑問有意識形態的要素，有文化傳承的習慣，甚至有那個時代復雜的利益關系。比較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對利益關系的考慮不夠充分、透徹，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更愿意看到一些把意識形態、文化、制度和利益沖突的要素綜合起來考慮的歷史的個案研究。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正反都要考量

　　對中國的傳統，我們發掘其資源，很好，但是要兩點論，正反都要考量。

　　何新華教授將“興滅繼絕”提到很高的層面，認為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黃萬盛教授剛才提到權力和利益等因素，我覺得這種“興滅繼絕”肯定有權力和利益的考慮，所以我們不宜把它拔高。

　　老田談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拔母铩睍r期，中國的外交出現了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于過分強調意識形態，搞“輸出革命”，也使一些國家與我們中止了外交關系。在非洲，我們與相當一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但由于中共強調只與非洲的共產黨建立聯系，結果與中共有聯系的只剩下幾個共產主義小組了。
　
　　何新華：內向型政府

　　謝謝大家的評論。馮達文教授提到人文儒家與政治儒家的區別。天下觀的確是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非常感謝馮教授提到《禮記•禮運篇》和《莊子•天下篇》，值得我進一步學習。

　　李江濤教授談到“遠交近攻”。“遠交近攻”始于春秋戰國時期，它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非常特殊的思想，我認為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一統”政府，即歷代的帝國政府。歷代帝國政府都是內向型的，除了元代，大都向內發展。

　　李安山教授提到“興滅繼絕”，我想除了人道主義精神之外，確實還有權力和利益的考慮。

　　劉小楓：中國的“禮”是constitution

　　謝謝剛才幾位的評論。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先對老田的講題談點看法。老田對毛澤東的分析很精彩，掌握的材料也很細膩。我只是感到奇怪，老田把毛澤東看作一個大政治家、戰略家，但在分析毛澤東時采用的卻是管理學的知識框架。一個管理者和一個政治大家的差別實在太大了。管理者——用韋伯的說法，不過是技術官僚而已，缺乏政治家的眼光、抱負和能力。

　　非常感謝黃萬盛教授。您給我的這個哈佛大學博士的例子讓我看到，美國的漢學界現在大有進步，現在終于有人出來說，中國的“禮”不是ritual，而是constitution。陳寅恪在他關于隋唐政治制度的書中，開篇就是講“禮制”，隨后還有學制、兵制、財政制度等等，好多具體的“制”，“禮制”不僅在首位，而且占全書大半篇幅。中國的“禮”是constitution，在我們這里是常識，現在美國漢學界才有了我們的常識。

　　老田：管理本身的全局性視野

　　對于管理這個詞，我個人的看法是，對于毛澤東這樣的革命家和他的同志們而言，管理本身就是一個全局性的視野。如果類比的話，先秦史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從大同時代那樣一個無管理時代演化到管理時代，大同是整個世界不需要人為干預就能獲得很好的秩序，而管理時代意味著人為地、刻意地追求秩序，政治、經濟和文化都作為手段使用。對于革命者而言，有很近似的地方，革命是要重新安排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革命者從來都不同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可分，認為這都是競爭手段，都是制度領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就是成了體現人們干預社會的四條腿。

　　從一個故事中間，我們可以看到革命者看世界的眼光是怎樣的。1924年毛澤東從上?；氐嚼霞遥》?925年韶山大旱，到七八月份很多人無糧可食。鄉村財主聯合起來，將每升米從60文漲到160文，還將米運到湘潭，進一步惡化本地的供求關系。改變供求關系以及搶在窮人談判地位最為不利的時節提升價格，這就是富人的博弈手段和策略。窮人呢？窮人的優勢就是人多。1925年毛澤東在韶山組織了“雪恥會”，表面上是聲援在上海五卅慘案中受帝國主義殘害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通過“雪恥會”這樣一個組織展開與富人的博弈，進行平糶、阻止米谷出境的斗爭，甚至對不合作的富人搞殺豬、出谷、吃大戶等等。在這一過程中，輿論動員也很重要，毛澤東動員鄉下教師，在祠堂里給農民上課。整個博弈過程中，農民有人數優勢，組織起來就有力量，這是窮人主要的博弈依靠和力量；富人在市場上有優勢，可操縱供求關系，操縱價格。對雙方而言，輿論都很重要，要爭取鄉村的知識分子。后來，共產黨干部中間，凡屬經歷過土改、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政權的那些人，都不承認有獨立的文化和研究空間。建國之后，知識分子和政權之間沖突很多，關鍵在于雙方對于文化、學術的看法不同，絕大多數官員都不承認學術獨立，這接近于新制度經濟學把意識形態視為非正式制度的看法——新政權總想管制輿論和思想，這是在戰爭和根據地時代就形成的經驗認識。有種解釋說，新政權與知識分子的沖突，是出于毛澤東本人的意愿，甚至說因其1920年在北大受到冷遇，所以記仇、報復。這個解釋把兩大群人的世界觀的沖突簡化為個人意志，沒有解釋力。核心問題是，革命者和知識分子在如何看待社會上，有著巨大的分歧，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劃分在革命者眼中是沒有合法性的，從革命中走過來的管理者總是要求管理一切。

　　李安山老師說到“文革”期間的中非交往，其間我們的對外工作有很多強加于人的東西，這引起別人反感。我看到過內部批評意見，當時毛澤東說到一個帝國主義、一個共產主義、一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較近，是我們的同盟軍，并不要求別人搞社會主義。所以盡管毛時代很窮，但是援助第三世界是不遺余力的，絕大多數受援國并不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與中國相同的國家。

第二部分：亞洲研究

　　錢江（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非傳統安全——亞洲研究的新視角

　　我在有關亞洲研究的幾個學術機構里工作了很長時間。這十多年來，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一直在參與國際學術界的非傳統安全的合作研究，而我發現國內學術界對這方面的關注還比較少。因此，我想在這里介紹一些有關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視角，供大家參考。

　　亞洲研究在我國有很悠久的學術傳統，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就在全國各地高校中陸續設立了一批研究亞洲各地區或國家的研究機構。1978年以后的30年，中國對亞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最近這幾年在許多方面出現了衰退的跡象?？偟膩碚f，目前我國的亞洲研究，還遵循著傳統的按照國別與地區劃分的框架來組織進行，跨國的研究課題不多。我們知道，從北到南，可以數得出來的研究機構有中國社科院的日本所、亞太所（但亞太所也做APEC研究和東南亞研究，雖然有關的研究力量并不多）；北大的南亞研究比較強；東南亞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幾個省，如廈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現在叫南洋研究院），廣州的中山大學與暨南大學都設有東南亞研究所，中山大學現有亞太研究院；東盟博覽會在廣西設立后，廣西的東南亞研究發展得比云南快；云南的研究機構這些年慢慢地在轉向，逐漸將南亞也包括進來，但他們在跨境研究方面做得比較好。我原先是在國內受的訓練，后來長期在香港做研究，發現兩地的學者做得不一樣，思維方式很不同。我的總體感覺是，國內的研究者長期受到國別研究這種舊有的思維框架習慣性的作用，許多研究項目與課題都在這個舊的框架中展開，國與國之間的跨國研究做得比較少。在這個意義上，非傳統安全研究也許能夠為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好的視角與平臺。

　　我接觸非傳統安全研究是從1998年開始的。當時，聯合國在亞洲成立了一個研究群，中國的牽頭單位是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具體負責人是張蘊嶺教授，現在轉交給韓鋒教授負責。一般情況下，由北京方面指定中國的某幾個研究所派代表參加國際上的會議。香港方面牽頭的就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此外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學術研究機構，基本上是在原來國際戰略研究所網絡的框架下組成的非傳統安全研究群。該研究群的經費主要來自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比較充足，每年開3到5次不同類型的研討會。亞太區域的協調總部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下面的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原來叫作IDSS，即新加坡的國防戰略研究所，做得非?；钴S。他們的許多研究任務都是政府下達的。他們一方面做傳統安全，另一方面，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做非傳統安全，他們主持的亞太地區非傳統安全研究做得很好。

　　非傳統安全的定義（內涵與外延）在學術界還有爭議，但最近幾年，中國政府也在大量談非傳統安全，并將之作為外交部門比較重要的任務。非傳統安全，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是學術界不斷加以討論與完善的新的安全觀念，英文叫new-security（新安全）。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非傳統安全是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的，指的是一種安全的觀念，它的涵義可以表述為由非政治和非軍事因素所引發，直接影響甚至威脅本國和別國，乃至地區和全球發展穩定和安全的跨國性問題，以及與此相應的新的安全觀與安全領域。具體來講，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環境安全、水資源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食品安全、資訊安全、民族分裂、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文化安全、武器擴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販賣婦女兒童、海盜、網絡犯罪等，范圍非常之廣。冷戰結束之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間的依賴程度不斷加強，導致國家安全受外部影響的敏感性與脆弱性也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安全問題，已不再局限于政治、軍事、領土等傳統安全問題，解決手段也從軍事對抗沖突朝著談判、對話或合作等非軍事化方向發展。與傳統安全相比，非傳統安全超越了以軍事安全為中心的傳統抗衡，更多地強調以人為本，更多關注周圍的個體與全人類的安全，從而也就更多關注經濟、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安全問題。傳統安全的威脅多半來自外部，是國家對國家有意的威脅，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有邊界沖突或局部戰爭；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來源更加廣泛，既可以來自外部，又可能是內部發生，也可以是內外兩方共同作用產生；非傳統安全威脅可以是有意制造的，也可能是無心之過造成的災難，可以是由國家主導造成，也可由某個組織、團體或個人造成。非傳統安全具有不穩定性，會使矛盾互相轉化，處理得不好，就會轉化成傳統安全。

　　下面我講兩個例子。一個是水資源安全問題。2004年，云南省省長曾率團到香港來推廣該省的投資項目，找了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夠帶頭，找一批香港的大財團到云南去投資他們的基礎建設和旅游建設，董建華先生的態度比較謹慎，所以特區政府就委托我們研究中心去云南考察。我們那里的學者中洋人較多，華人就我一個，我就被派去。當時我們到邊境跑了一下，回到昆明同省政府秘書長談了很久。他當時提出來一個很大膽的設想，討論如何通過鋪設跨境石油管道來搞活云南的經濟。同時，他還提到，準備在云南省境內的三江合流這一帶搞水壩，截水發電，振興當地經濟。這個項目其實當時已經開始做了。我一聽就皺眉頭，說你們不怕東南亞國家有意見嗎，這個容易出問題。他們說，水在我們的區域內，是中國人的，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我們怎樣處理都可以。我說這樣處理肯定有問題，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我經常在東南亞各國跑，比較了解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印支半島國家的情況。如果中國政府在處理上游水資源問題上不謹慎，只從自己這一方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勢必會帶來麻煩。柬埔寨的洞里薩湖，從前湖里的魚是可以隨手就捕撈到的，當地人民將洞里薩湖稱之為“母親河”。但現在的情況很糟，洞里薩湖干涸得非常厲害。他們因此對中國的意見非常大，但又敢怒不敢言。后來我回到云南，找當地的學者了解情況。他們中也是有兩派意見，爭論很激烈。我記得《開放時代》2009年第9期有童志鋒的一篇討論怒江反壩運動的文章，當然他談的是環保問題，談NGO在反壩運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是從亞洲研究的視角來研究跨國問題。云南省方面說自己的水不夠用，但億萬年來，水資源是人類共同享有的，所以我覺得應該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溫總理曾經對云南省的截流建壩問題提出緩建，但還是沒有擋住，水壩照樣還是在建。這個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非傳統安全問題就會轉化成傳統安全沖突問題。

　　第二個例子是非法移民問題。有人說現在非法移民情況已經不多，事實并非如此，特別是在印支半島地區。非法移民的辦法五花八門，比如花錢購買一個去世的當地人的身份，改成他們的名字居留下來。印支半島的邊界線很長，造成非法越境的方便。我去過金三角，看到的情景令人吃驚，大量的中國非法移民通過金三角地區，沿著緬甸、柬埔寨、老撾而移居國外。非法移民問題，不再是人們傳統印象中多發于廣東、福建沿海地區，而是漸漸地轉到了貴州、湖南、四川等地。我曾經到中緬邊境的果敢地區考察，當地的非法移民有五萬多人。這些人的身份復雜，逃犯、毒販、妓女、生意人、打工仔，各色人都有，其中不乏犯罪分子。漫長的邊境線給非法越境帶來極大的便利，幾乎抬腿就可以過境。我經過邊境的時候，與邊防戰士有過交流。他們說非法越境問題防不勝防，事實上邊防也管不過來。果敢地區因此偷渡者眾多。在中緬邊境地區，甚至有內地偏遠鄉村整個自然村的人全搬過來開荒種田。這一地區的歷史、政治情況復雜，明朝時期果敢曾是中國的領土，后來被英緬當局占領。當地居民對自己的生存現狀心存不滿，因為他們想做中國人而不能。至于緬甸軍政府，他們對中國是又恨又怕，因為現在實際控制著中緬邊境的是原來緬共的軍隊。非常移民活動給當地帶來很多麻煩，主要是各種犯罪活動猖獗。在果敢，支撐當地經濟的主要是毒品和地下賭場，公安部想了許多辦法要根除，但面臨的困難也很多。非法移民的問題，不光是印支半島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通過研究非法移民問題，就可以把跨國性的亞洲區域性的問題帶動起來研究，就能夠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與合作。

　　事實上，這些年國外學術界有關亞洲研究的方向已經轉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區域性問題上，著重研究涉及各國發展的大問題。我們的學者在這方面有些落后，希望以后能迎頭趕上去。

　　汪新生（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反思中國的東南亞研究

　　我談的是東南亞研究問題，事實上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可以從側面來反映中國對國際社會的研究。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起伏的發展過程，20世紀80年代，我們進入了東南亞研究良性的發展時期。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東南亞研究的新熱潮。有人認為這是東南亞研究新的高潮時期。下面我會對這個看法做出自己的修正。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新的東南亞研究機構在中國成立相當普遍，有些內地省份高校也成立了東南亞研究機構。這跟中國與東南亞經濟關系、自貿區的建立等發展背景相關。中國已將東南亞看作一個潛在的市場與可能的合作對象。但這個時期的東南亞研究以及研究機構與研究隊伍，關注的課題主要是經濟與區域合作方面，而區域合作方面也基本是經濟合作，包括學術專著與期刊，討論的熱點都是這方面的問題。這種研究偏好不僅源于學術界，也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鼓勵、企業的積極協作、媒體的關注，其中媒體關注的熱點也成為調動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2000年之后，學術界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學術成果，包括國外名著《劍橋東南亞史》的翻譯，季羨林主編《東方文化集成》中東南亞歷史文化著作系列（含《中緬關系史》等），陳序經先生的《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北大周南京主編的《華僑華人大百科全書》等名著和工具書。在專題研究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兼具現實研究與理論成果的著作，比如有任一雄的《東亞模式中的威權政治：泰國個案研究》，還有韋民的《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的互動：東盟研究新視角》，此外還有段立生的《東南亞宗教嬗變對各國政治的影響》，范若蘭的《伊斯蘭教與東南亞現代化進程》，曹云華的《變異與保持——東南亞人的文化適應》等。它們不僅是對東南亞現狀與歷史的個案或整體研究，重要的是它們還帶有理論性的思索。

　　1980年代之后，“以改革促發展”已經成為全國上下強有力的指導性理念。在教育和學術領域，經濟體制改革的主題被不斷強調，其中“官產學研”結合成為時尚，為國家改革目標服務被稱為復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正確道路，國內的國際與地區研究也就被要求貼近政府決策需要。這給高校和科研機構帶來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資助和企業支持，研究經費大增。然而，這種研究熱潮也使研究出現實用主義和市場導向。在區域研究繁榮的同時，傳統基礎性研究和扎實的系統研究被忽視，甚至有被邊緣化以致被取消的危機。其中最顯著的問題在于，少數有志做基礎研究的青年學者由于很難在“非實用”課題上獲得資助而放棄他們的研究。與此同時，大量重復性的，比較膚淺的政策和“主旋律”研究（對策研究）則充斥于各種出版物。這種應用與現狀研究的覆蓋作用，使得我國東南亞研究方面具有傳統優勢的歷史問題研究、理論問題研究和研究方法問題的探討所占的比例明顯下降。根據一項有關中國大陸東南亞研究載文數量的統計，從1996 ～ 2000年，有關地區經濟合作和金融危機的論文約有280篇，而理論探索的文章只有38篇。另一份統計顯示，在兩份最主要的東南亞研究刊物中，1994 ～ 2004年的十年中，經濟類和政治、國際關系類文章（主要是對策性研究）占67.8%，而歷史類只占9.4%。東南亞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即華僑華人研究，這個研究領域的歷史類文章已經從1995年以前的第二位，大幅下滑到第九位，有關方法論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

　　日本著名亞洲問題專家濱下武志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作為世界學術研究的一般趨勢，亞洲研究應該從微觀和個案研究起步，但是應該將目標瞄準宏觀的解釋和規范的分析（macroscopical explanation and normative analysis），事實上就是理論的分析、理論的提升，以便深入洞察各個地區在歷史、地理和文化上是如何能夠被稱之為一個整體的。這兩天，我們的亞太院就在濱下武志教授的組織下開展了一個名為 “海上跨文化交流對亞太地區的跨學科思考”的研究。我認為，為了縮小中國東南亞研究與國外的差距，基礎性理論研究必須受到足夠重視和提倡。為了認識區域一體化的內部規律，必須更加注意學習和吸收各種相關理論。剛才錢江教授也提到了中國社科院亞太所的張蘊嶺教授，他曾有一個觀點，他說現在已不再提東南亞，而是提東盟，即東南亞是一個區域整體，所以我們必須更加注意來討論區域一體化的內部規律，比如世界體系理論、長時段歷史理論、一體化理論、相互依賴理論、國際關系方面的理論等。但是，目前我們的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由于缺乏理論性、廣泛性和經驗性而滯后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我國的東南亞研究發展近30年，但我們還沒有一本具有較強理論性的國別或者地區史專著。與此相比，臺灣的東南亞研究學者近年的成果在這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出版了《東南亞政治學》和《東南亞區域研究與政治經濟學》這樣理論與實際研究兼備的著作。對于這一點，新加坡著名政治學教授廖建裕和北京大學梁志明教授都有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過于注重一般性研究成果的數量導致了低水平的重復，即使是經濟問題的研究也太注重微觀層面的地區經濟研究，而忽視了世界經濟的整體架構，尤其是對國際經濟學前沿理論重視不足?？梢钥吹?，前后兩次金融危機，在我們的學術界都沒有出現具有前瞻性的討論。

　　造成這種缺陷或者滯后的原因，在有的學者看來可以歸結為：學術與政府之間的平衡難以協調，從而影響長期性和基礎性研究的開展。經濟學研究，包括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自然科學研究，學者的興趣比較容易與政府的興趣達到某種平衡，但在國際和歐元問題研究方面，我認為，政府的興趣與學者的興趣往往不一樣甚至沖突，政府關注的不是學術貢獻，而是清晰實用的政策建議。因此，學者經常要放棄長期性的基礎研究，而去做短期性的對策研究。另外，社會（尤其是媒體）對通才和熱點的過分追捧也導致具體領域（如國別）的持續性、系統性研究受到冷淡。

　　在如何將傳統研究方法與中國東南亞研究相結合的問題上，著名東南亞學者王賡武教授指出，應該在選題方面注意以下幾個問題：西方和東北亞對東南亞文化和宗教影響的比較研究；東南亞各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研究；東南亞國家政府與政黨關系的典型分析；不同族群和社會群體的現代化模式研究等。濱下武志教授也建議，應該注意東南亞國家共同面對的環境、生態和人口問題，以海洋為媒介的跨文化傳播問題等。這些都需要做長期持續性的基礎研究課題。上述研究可以說是解釋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差異明顯的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和一體化趨勢的歷史與人文基礎的重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既有理論性也有現實性。

　　中國東南亞研究的另一個不足在于檔案文獻的建設。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是我國東南亞研究的人文社科基地，但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圖書資料相比，廈大雖然有52，000種圖書和1600多種期刊，但分別只是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10%和18.5%。另外，研究隊伍稀缺，具有跨文化研究素質的人員，比如掌握小語種的人員還不多，有一個統計數據說懂東南亞小語種的研究人員只占總數的21%，我對這個數字持保留態度。我在2009年第9期《開放時代》上看到項飚先生的文章，他認為目前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重新被邊緣化。事實上，在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中也有被邊緣化的趨勢。所以，我認為1997年以后，我們的東南亞研究在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方面是在走下坡路，而不是進入高潮，很少有人愿意去學習小語種，研究人員一直缺乏，這給從事深入的田野工作帶來障礙。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是要引起重視的。
　　
　　陳宜中（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北亞的和解之路

　　在座有許多區域研究的專家，而我自己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關心當代大陸思想界的辯論。今天我為什么會講這個題目呢？這有一個緣起。吳重慶兄來臺北時曾經問我：“為什么你們季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似乎很關心東亞？”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看法未必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其他同仁一樣。我個人認為，從鴉片戰爭以來，外界勢力打中國都是從東邊來的，而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未來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礙與挑戰，大概也會從東邊來。這邊是重兵部署，除了沖繩的美軍基地，還有日本的橫須賀港也安置著美日在東北亞地區的海軍基地，還有在韓國的美軍基地，等等。此外，兩岸關系的隱憂還在。這些都是非常切實的考慮，也促使我特別關切東（北）亞共同體這個問題。

　　據我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的金大中陣營（韓國的進步派或自由派）有一個很強的意識，他們認為兩韓問題不可能由這兩方單獨來解決，肯定要牽涉到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等各方面的力量。換句話說，兩韓的和解乃至終極統一，與促進整個東北亞的和解其實是同一個過程。同樣的，雖然中國大陸向來強調兩岸問題是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但事實上中國政府也已經務實地看到，兩岸問題牽涉到整個東（北）亞區域的各種力量，特別是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和影響力。我這么說，并不是要把兩岸問題給區域化、國際化，而是說我們要務實地理解到：兩岸的和平發展甚至終極統一，與整個東北亞區域的未來發展是有聯動性的。

　　奧巴馬訪問中國大陸，引起了周邊普遍的焦慮。我覺得《經濟學人》對奧巴馬此行的評論比較到位，它說：“奧巴馬沒有足夠的自信，北京也沒有足夠的自信。”2009年11月初李光耀訪問美國時說，美國除了應該在鳩山倡導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發揮重要作用，還應該更積極地介入亞洲事務以制衡（balance）中國的崛起。大陸的網友對此非常不高興，他們認為新加坡一方面依賴中國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卻引狼來對付中國。不過李光耀的話反映出一個事實，就是東亞周邊都在防華。現在中國經濟勢不可當，東亞周邊不得不低頭，但大都提心吊膽，于是搞兩手策略，一邊跟中國改善關系，一邊向美國買保險。去年我去印度時，發現印度的官方和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崛起極度焦慮，他們非常不客氣地說，你們怎么可以與中國（大陸）改善關系呢？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有很多國家想和中國做生意，但是他們心里面似乎把中國看作一個崛起的霸權，不是王道，是一個崛起的潛在霸道。

　　再舉兩個例子。韓國《朝鮮日報》2009年11月20日的社論說，因為中國的影響力迅速增強，所以韓美的FTA（自由貿易協議）已經不完全是貿易問題，而是從根本上進一步提升韓美結盟關系的契機。在日本，鳩山的背后是小澤一郎，小澤是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創始人，他希望日本能擺脫和平憲法的包袱，在美日關系中能平起平坐，讓日本對自己的軍事有更大的掌控能力。所以說，鳩山在調整與美國的關系并在改善與中國關系的同時，對中國的提防也是很厲害的。日本民調顯示，對中國有敵意、有懷疑的日本人，還是占很高的比例，并沒有下降。

　　就臺灣來說，大家可能會覺得目前是兩岸關系最好的時候。但是民間交流和經貿關系的發展，究竟能不能使兩岸之間的政治關系有更好的發展，恐怕還是不容樂觀。在政治上，臺灣島內的趨勢很清楚，整個綠營加上藍營的主流派是擁抱美國大腿的。綠營已經硬化成了一個抵制中國大陸的集團，就算這個集團不會重新執政（這點還很難說），但由于它背后有美國或隱或顯的支持，它肯定還會這樣一直抵制中國。至于藍營的主流派，一方面希望促進與大陸的民間交流和經貿關系，但是在政治上也是相當親美的。

　　據我的觀察和判斷，中國大陸目前正在爭取20 ～ 30年的所謂戰略機遇期，想要崛起成為全球性的大國。在東（北）亞共同體的問題上，目前中國政府著重于經貿議題，回避政治整合。正因為中國政府相當務實地看待美國的利益和角色，中國政府對東（北）亞共同體其實并不熱衷。日本也不熱衷，而主要是希望把印度、澳大利亞等拉進來牽制中國。所以說，照目前的趨勢來看，所謂的東（北）亞共同體只是雷聲大雨點小。

　　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路線有兩大特征，一個是俾斯麥式的國家主義的富國強兵道路，這種俾斯麥式的國家主義似乎是引起周邊焦慮、不信任的主因之一，使周邊在所謂的安全問題上倒向美國，向美國買保險（雖然同時也想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第二個特征是拒絕所謂的西方式民主主義。韓國的進步派刊物《創作與批評》有個主要觀點是：如果中國大陸要在區域內平衡美國的霸權，硬碰硬走俾斯麥式的國家主義道路可能會適得其反。中國大陸必須要建立更深厚的東亞紐帶，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走的是俾斯麥式富國強兵的道路，而不是某種循序漸進的民主主義道路，它對韓國、日本、臺灣等周邊地區進步派的吸引力就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地區的親美右派更會緊緊抱住美國的大腿。對此，韓國《創作與批評》的總編輯白永瑞有個重要觀點，他說：“如果中國不是立足于民主主義，而是通過復興大一統的歷史記憶來追求權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創出克服其弊端的獨特發展模式，那么即使中國有意要主導東亞秩序，也不容易讓周邊國家自發地參與其中。”白永瑞在韓國是被定位成親中派的，他并不是親美反中派。他的觀察，我基本是贊同的。中國大陸未來的道路如何走，將連帶地影響著日本、韓國、臺灣內部政治勢力的均衡與變化。

　　從目前趨勢看，中國政府對東北亞、東亞共同體并不太熱衷。中日韓民族主義之間的沖突依然在上演，這三國的民族主義都還是處于青春期的民族主義，不是度過了血氣方剛時期的比較成熟的民族主義。所以在我看來，東北亞的和解之路是有許多隱憂的。事實上，美國對東亞的政策與對歐洲是不一樣的。在東亞，美國采取雙邊主義，而且利用各國之間的民族主義矛盾見縫插針。如果中國大陸對東北亞的策略不調整的話，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些周邊國家會不會更與美國這個衰落中的霸權走近，從而加劇東北亞的離心力？這可能是值得深思的一大隱憂。

　　我認為，歐盟有部分的經驗是可以參考的。歐盟各國的民族主義相對來說比較不這么血氣方剛。德國、法國、西班牙、北歐、中歐等國并沒有結合成為一個所謂的大歐洲國，它們各自的國族認同比歐洲認同更為重要。但是，它們的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卻似乎已經度過了“為了我的國族尊嚴而踐踏你的國族尊嚴”的那種青春期，也就是較為平和，而這也許正是東北亞這個區域所需要的。

　　孫中山曾有一個演講，他當時勸日本不要去走西方式的霸道，要學學我們中國老祖宗的王道，他說我們的王道是讓周邊心悅誠服的。我同意，中國傳統中有些重要資源，也許有助于我們超克東北亞青春期的國族主義對峙的局面。中長期來看，目前這種局面對所謂的中國崛起是不利的。中國傳統的資源，當然包括《孟子•梁惠王篇》所說的“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以及《論語》中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這里我想強調，孫中山所謂的“王道”不能理解為我們所固有的，不能理解為“我的所做所為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完成式，它應該是與時俱進、尚未完成的現在進行式，它是一個需要努力以赴的目標。是不是王道，不是自己說了算，不能只搞所謂的“自我肯定”，不能自我感覺良好，而必須被別人肯定為王道才算是王道。王道的目標是要讓周邊都說你是王道，說你就是不同于美國的霸道。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霸道和霸權才會最終淡出這個區域。白永瑞說恐怕中國最終還是得走民主主義的道路，才能在東亞取得主導權，我的看法與他是有些接近的。今天早上劉小楓教授提到政治制度問題，在我看來，政治制度問題就涉及中國“文明崛起”的問題，而不是“文化差異”或“文明沖突”的問題，不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這其中涉及文明高低的問題，而放眼未來30年、50年，中國崛起也許正應該理解為一個由中國帶動世界文明崛起的過程。文化差異無所不在，我們當然不一定要走所謂的西方式民主道路（其實所謂的西方式民主也不是鐵板一塊，有美國特色、英國特色、法國特色等等），但重要的在于，我們可以也應該用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去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公民的基本權利，去達成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所包含的重要政治目標。中國若要文明崛起，這些有限的文明標準是一定要漸進達成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提升人類社會的政治文明，讓別人不但認識到中國的文化特色或文化差異，還心悅誠服地肯定中國的文明高度。我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所應該追求的一個長遠的使命。

　　唐仁虎（北京大學南亞系）：超越糖與茶——印度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反應

　　中國和印度交往的歷史已有兩千多年，但是兩國互相之間的了解很不夠，今天我要說的是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魯迅以前說：“印度則交通自古，貽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藝術、無不蒙貺，雖兄弟眷屬，何以加之。”印度獨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印兩國之間也有過一段美好的歷史。但好景不長，1959年之后兩國開始出現摩擦，中間有十多年，兩國由大使級關系降到代辦級關系。后來又經過一些努力，兩國關系開始恢復，現在兩國也提出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但矛盾仍然很大。這里我主要說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糖與茶，印度對中國形象的認知轉變”。印度人以前認為糖是中國傳去的，事實上糖在變成砂糖之前是印度就有的，只不過是紅糖，后來傳到中國，中國又把它變成白糖，然后又傳回了印度。這個歷史很長，季羨林先生寫的《蔗糖史》，洋洋七十多萬字，對此已有記述，這里我們只能簡單提及。在英國統治印度之后，英國殖民者把茶從中國引到印度，種植在阿薩姆邦等地。現在印度的紅茶出口量一年有100多萬噸，中國只有30多萬噸，所以兩國是有技術層面的交流關系的。

　　中國對印度的了解以前主要是通過佛教，那個時候中國對印度的了解與我們一般中國人現在所認知的當時的印度是不一樣的；古代的印度與現在的印度、英國殖民統治前的印度和獨立前的印度也是不一樣的。簡單地說，印度在獨立之前有近600個土邦國，英國對它們采取收買政策，土邦國王有一定的衛隊，經濟條件非常優厚，但政治上是沒有權力的，英國不允許它們有強大的軍隊。所以，印度之所以能成為現在統一的印度，事實上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結果。如果不是英國的殖民統治，印度還不知道是多少個國家。以前玄奘訪問印度時，將印度這個國家譯成“印度”，依據的是印度河的名字。事實上這條河現在巴基斯坦，而不在印度。

　　印度對中國的改革，既在學習，又有很強烈的反應，兩國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兩國之間互相在博弈。我認為這種博弈還是比較激烈的，當然，其原因主要是在印方。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對印度的影響。主要有三點：其一，中國改革從1979年開始，印度于1990年代初開始改革。中國1978年的GDP是1473.211億美元，印度是1338.731億美元，分別排在第11位與12位，兩國的經濟情況在當時都不是太好。其二，中國改革開放十年之后，國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許多，但按美元來計算，中國的GDP與印度差距不太大，中國是3546.444億美元，印度是3169.374億美元，中國居第11位，印度降至第13位。在這十年中，中國的人口增長大大減慢，但印度人口增長很快，雖然中國總人口量比印度多，但中國的經濟水平與1979年相比已發生巨大變化。印度在1990年前后，GDP與中國相差不多，但它的美元儲備在最少的時候是20億美元。1989年前后我正好在印度，一年時間美元對盧比的比價，官價貶了百分之十幾，黑市上的價格是官價的兩倍。1991年的拉奧政府中，辛格是財政部長，他是經濟學家，曾在英國學習，成為推動印度經濟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曾經提出，印度要向中國學習，他特別說孟買應該向上海學習。其三，拉奧政府當時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積極融入并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經濟崛起有助于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我這里是說有助于，不是說能夠直接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我認為要依靠中國經濟的發展來促進中國軍事發展，中國不僅要成為經濟大國，還要成為軍事強國，才有可能真正促進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目前在有爭議地區的駐軍與建設投入很大。1987年印度將中國的藏南地區改稱為“阿魯納恰爾邦”，之后兩國差一點擦槍走火。1988年底，拉•甘地到中國來訪問，以期與中國修好，兩國關系才慢慢回暖。

　　第四個問題是印度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反應。印度學者中有三派觀點，一派是親善派，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對印度構成威脅；另一派是對抗派，以軍方人士為主，也有一些學者，他們認為中國軍事力量強大，對印度是很大威脅。1995年印度原子彈爆炸，印度國防部長直接說，中國對印度有威脅。他們說他們的導彈可以打到中國的哪個地方。雖然這些強硬派的人數不多，但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第三派是中間派，一般來說他們不直接發表意見，但第三派容易跟著第二派走，因此在印度整個輿論界與軍界，包括知識分子，對中國一直耿耿于懷。在之前第13輪中印雙方邊界問題會晤之后，他們就說中國的軍用直升機進入他們的領空，這件事印度媒體炒得很厲害，媒體得到的消息就是軍方人士透露的。而據我所知，印方進入我們認為的邊界線的次數要多得多，但我們現在不大報道這方面的問題，這與我們現在提出的要和平穩定，發展經濟的主旋律有一定關系。最近這幾年，在印度也總是出現中國威脅論的噪音，所以印度對中國反傾銷案的調查開展得很多。此次辛格總理到美國訪問，他連連發表對中國不滿的言論，他認為“中國有點過分自信”，“我們不會選擇中國的道路”，他認為印度有與美國相同的價值觀，有自由、民主、多元性等等。這些言論都似乎有點挑撥離間的味道。

　　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印兩國的關系，在短期之內是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但競爭恐怕還是最主要的。未來中印兩國之間的合作必須超越“糖”（在封閉體系內的純技術交流），也必須超越“茶”（市場競爭），才能夠真正實現互信互惠，共同崛起。

評論

　　陳春聲（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歷史的“大智慧”

　　《開放時代》舉辦此次論壇討論的問題很有意義，它討論轉型時期的中國要面對的世界格局，這個問題是非常符合《開放時代》的立場與品味的。剛才聽了四位教授精彩的報告，我講一些令自己特別有感觸的地方。

　　錢江教授講了好幾個重要的例子，比如有關國際河流的問題，中國的態度與河流下游國家的反應差別很大，我們地處河流上游，不自覺地表現出一種“占有”的觀念，而下游的國家卻強調一種“自然”和“歷史”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也許要強調“將心比心”的重要性，在做決定的時候，同時也要考慮別國的利益和感受。水是一直流動的，這些流動的東西不能說完全是屬于源頭所有的，特別是河流本身有其自然的節律和歷史的沉積。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有更宏大的發展視野與人文關懷。

　　汪新生教授是中大東南亞研究領域的領頭人之一，他非常系統地回顧了中國大陸東南亞研究的現狀，他的許多經驗我是非常同意的。他從現狀出發，強調了小語種的重要性、檔案文獻建設的重要性，對中國東南亞研究的發展趨勢作了評論。他的結論是我國的東南亞研究正在走下坡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警醒。

　　陳宜中先生講東北亞的和解，但背后的關懷卻是兩岸的關系。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他指出，中國大陸要爭取20 ～ 30年戰略機遇期。按他的理論推導下去，即在這個戰略期中，大陸處理兩岸關系、中美關系的許多政策也許是一種權宜之計，過了戰略機遇期后，這些也許是會改變的，這是一個可怕的假定。他提出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兩岸統一要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應該以大一統的思想為前提。而我想問的是，如果大多數普通民眾都用大一統的觀念來看待國家民族的時候，我們實行民主有什么結果？臺灣人總是覺得大陸實行民主就好了，但他們并不真正明白，大陸一旦像臺灣那樣推行選舉政治，主流的民意肯定是盡快解放臺灣，以大一統的口號最容易拿到選票。所以，中國大陸若能長時間維持目前的政治體制，對兩岸和平可能是最有利的。這也許與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念不同，但卻是務實的。我覺得，歷史學家看待國際政治的問題，也許更長遠一點，更理性一點。對于東北亞關系以及兩岸關系來說，我們也許有時要能夠容納人性中必然有的許多矛盾，要能夠允許一些反常識的思維，甚至要允許我們的政治家做出與我們的感情和利益不盡一致的那類“大智慧”的判斷。

　　唐仁虎教授在他的發言中有一個重要的提醒，即古代的印度與現在的印度完全是不一樣的，一般的中國人對印度的想象，大都還是停留在《大唐西域記》的層面上，多數中國人對印度的認識，也停留于那是一個佛教古國，其實目前印度人不只是信佛教了。唐教授對印度的問題有精深的研究，他還講到1959年兩國開始有摩擦。我自己正好是那一年出生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由此想到兩國關系的起伏與漫長。中印兩國對對方的反應與認識似乎也有差異，中印沖突之后，印度的一般百姓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輿論也強調中國對他們有很大的威脅，而中國一般百姓心中的印度卻還是以前的印度，并不認為印度對中國的發展有多大的關系。

討論

　　錢江：中印關系

　　唐老師對印度的觀察很準確。三天前我們香港大學開了一個閉門會議，請了印度的一些高級外交官員來，并由印度駐港總領事陪同。會上大家討論印度與南亞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等）關系、印度與東盟的關系等問題，最后花了很多時間來談印中關系。令我吃驚的是，印度官員對西藏問題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藏獨立場。他們對于臺灣與大陸和解也很憤怒，認為臺灣可以牽制大陸。我問他們為何在公開的媒體上，印度軍方與外交部的言論經常不一致呢？他們予以否認，他們認為他們的軍隊與中國不一樣，因為他們的軍隊是由國家、由政府總理控制的。后來我又問他們，1962年你們在中印邊境上吃了一場敗仗，在未來的數年內，你們認為印中兩國會不會在麥克馬洪線上再次發生沖突？印度官員回答說，也許不會發生沖突，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準備好。他們還說，如果未來中印邊境再打起來，1962年的慘劇絕不會再發生。

　　唐仁虎：和中國下圍棋

　　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的時候，麥克馬洪劃了一條印度和中國的分界線。印度繼承了英國殖民者的思想，而且將所占的中國藏南地區稱為“阿魯納恰爾邦”，把阿薩姆邦的一小部分劃到里面去了。印度到阿薩姆邦有鐵路，它還計劃把鐵路修到“阿魯納恰爾邦”。達賴六世是藏南達旺地區的人。但是，印度提出他們可以讓的地方是無人區，有人區他們是不會讓的?，F在美國把先進武器、戰斗機賣給印度，同時與日、韓有軍事同盟性質的關系，實際上等于在亞洲將中國包圍了，就好比在和中國下圍棋。

　　陳宜中：不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

　　剛才陳春聲教授有幾點是誤解我了。事實上，我并不認為中國大陸馬上民主化對臺灣有利，或對大陸有利。臺灣小、問題少，民主化后都出現了不少負面現象；中國大陸那么大、問題那么多，目前恐怕還無法承受突然民主化的風險。這樣做還可能引來戰亂的風險，以至于不會有成功的民主化。我不是那種庸俗的民主派，也不認為臺灣不應該跟大陸目前的“開明專制”協商兩岸和平發展。最近我還在報紙上主張臺灣要接受“PRC（中華人民共和國）與ROC（中華民國）同屬整個中國”的整個中國框架，與大陸展開“解除敵對狀態”的階段性政治談判。所以，我剛才講的話，并不是陳教授所想象的庸俗民主派或“臺獨”派講出來的話。我提到的白永瑞，在韓國也被認為是比較反美、比較親中的。我個人覺得，正是因為中國被欺壓得太久了，現在這一波的發展帶來了一種自我肯定的民族主義和俾斯麥式的國家主義。但是放眼未來三五十年，更遠大的目標應該是中國的文明崛起，包括政治制度的超英趕美，從自我肯定變成讓大家都肯定。到那個時候，美國的霸道和霸權力量不淡出也不行。那個崛起的中國，不僅是東北亞、東亞，而且是世界上新崛起的王道，而不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

　　何新華：王道重要還是霸道重要

　　我向陳宜中先生提一個問題。你剛才講到王道與霸道的關系，但我覺得王道是建立在霸道的基礎上的，西方的價值觀于近代在東方傳播也是炮艦的結果，至于臺灣從大陸分離更是日本霸道的結果。那么你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是王道重要還是霸道重要？

　　陳宜中：王道要以武力做后盾嗎

　　從美國的盤算來說，臺灣是個人質，扣留住這個人質的主要目的是牽制中國大陸。那么，王道要以武力做后盾嗎？的確，世界上的強權都是以武力來作為后盾。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如果中國大陸走的是目前這種俾斯麥式的國族主義道路，周邊會繼續支持、鞏固美國這個超級軍事霸權在東亞的存在，這種效應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至于臺獨運動的成因，比較復雜，我們大概不能把“臺獨”運動完全歸因于日本。日本因素當然重要，但不是全貌。

　　黃萬盛：文明崛起的真正涵義

　　剛剛這組的發言讓我學到很多，這組發言的心態與立場也令我感動。最近海外的媒介對中印沖突，特別是藏南地區爆發事端的可能性的報道很多，但我們僅僅去檢討兩國歷史上的各種沖突事件的復雜性，這樣偏頗的立場顯然是不夠的。幾年前，哈佛大學教授阿瑪蒂亞•森曾寫過一篇重要的論文，論文談到從6世紀到16世紀之間，中印兩國的相互學習，包括許多制度上的學習（如醫療制度等方面），給我很多啟發。我想如果我們去檢討一些歷史上留給我們更為積極的財富，或許可以提升我們的境界，幫助我們以更寬廣與平和的心態來面對這些復雜的問題。陳宜中先生的發言，我非常贊成他后面的核心理念，用我的表達方式來說，即中華民族的崛起對于世界而言，到底是什么樣的文化消息？過去我們受過許多屈辱，傳統的說法是“我為魚肉，人為刀俎”。中華民族有一段被宰割的苦難的歷史，要我們這個民族輕易地把這個歷史記憶抹掉是很困難的，這是一個心理事實和歷史事實。然而，既然有這樣一段歷史，我們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一個現象，即當我們強大的時候，“我為刀俎，人為魚肉”呢？如果中國崛起之后采取這樣一個心態，那么整個東北亞就沒有安寧之日，世界也沒有安寧之日。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群體應當做的一個建設性的工作是，盡量去考慮所謂文明崛起的真正涵義是什么，所謂的中華文明的再次崛起能不能給這個充滿苦難與沖突的世界帶入一個更新的價值體系，來幫助人類持續與平和地成長。我想這才是關鍵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在日本與臺灣問題上具體采取一些什么策略和手段。如何通過中華民族的智慧給人類創造一個新的生活典范，才是一個具有持久韻味的課題與任務。

第三部分：非洲研究

　　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非洲的中國視角

　　我不是做非洲研究出身的，而是半路出家，我和香港科技大學沙伯力合作研究的是中國和非洲之間的投資和移民的狀況。先介紹我們研究的背景。從2004年到2008年，我們利用每年夏天的時間到非洲去做研究，一共走訪調研過9個國家。在過去的兩年里我們在9個國家（包括博茨瓦納、埃及、埃塞俄比亞、加納、肯尼亞、尼日利亞、南非、蘇丹、贊比亞）做了問卷調查，除了尼日利亞還沒有去過之外，其余8個國家都走訪過（坦桑尼亞我們做過調研，但是沒有包括在問卷調查里）。2008年，我在贊比亞和蘇丹還做了比較長時間的田野調查。今天介紹的問卷調查是我們整個調研的一部分。

　　前段時間，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做了一個講座，主要是關于中國銅礦公司在贊比亞的投資狀況的分析。在研究中非聯接的幾年里，我們思路有很大改變，這個改變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是從2006年的中非峰會以后，西方媒體就開始把中非關系變成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最近有個國內學生對我說：“我是出了國才知道，中非關系是這么熱的話題?！眹H媒體不斷地炒作中非關系的話題，并形成了某種定性和定型的看法，即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中國在非洲只是攫取資源。這背后有個假設，就是中國跟西方相比，西方在非洲搞的是良性資本主義，促進和推動良政、民主化以及管理透明，而中國的所謂不干涉內政的政策，在西方看來，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不管跟獨裁政府或其他什么政府，中國都與之打交道，因為你不干涉內政，只要為了中國自己的利益，和魔鬼打交道都沒有問題。在西方的媒體里面，西方就變成了一個負責任的良性資本主義，而中國在非洲所作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西部牛仔式的資本主義。因為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個話語論述，那么我們在做中非研究的時候就必須要明確地面對這個問題，闡明自己的觀點和視角，否則別人會不斷地把你的東西拉入到這個既定的框架里來進行理解。

　　通過田野調查，我們基本上認為，可以利用世界體系的概念來說明中國現在在世界上是一個半邊陲國家，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行為，跟核心國家的投資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也都是現在世界體系里的一些共有特征，但是中國當然跟西方國家的投資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這些不一樣的地方反而是中國從“萬隆會議”以來所保留的一些傳統，比如說國家之間的平等和不干涉內政，比如說中國去的一些工程師相對來說仍然具有一些底層的特色，他們的生活條件以及和本地工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白人工程師是不一樣的。中國人基本上還比較缺少傲慢和優越感，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說，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中非關系的判斷也涉及到我們國內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在國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中國特殊論”，認為我們在世界體系里有自己長遠的歷史，有很多自己的政治思想資源和獨特的治理結構，今天，我們在會上也聽到了中國特殊論。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里越來越拋棄了原有的社會主義的特色，越來越具有世界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共有的特征。所以，我和沙伯力的研究正好也介入到這個爭論里。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從具體的企業行為來說，和西方投資的具體的企業行為越來越相像，共同點越來越多，差異性或者說特色在減少。這是一個背景。

　　另一個背景，我需要講一下，也正好回應今天會上出現的一些聲音，就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從我們的研究來看，現在觸動國家改革或變革、國家性質轉變的（力量），當然有知識分子起的作用，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今天會上沒有提及的——是資本的作用。從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來看，一種是國有資本，一種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或多或少受制于國家大的宏觀政策的掌控，畢竟代表國家的形象，因此要更多地顧及到當地的利益，不是因為愿意，而是因為它與國家外交政策相勾連。而民營資本，比較專注于利潤，是資本最赤裸裸的形式。大家如果關注一些非洲商人或非洲華人的網站，會發現民營資本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國家，而是我們駐當地大使館和駐外官員），其實是非常緊張的，網上抱怨的聲音非常多。整個民營資本不斷地需要我們國家動用國家能力對他們實行保護，實行政策上的調整。而當中國的資本利益在非洲越來越聚集的時候，當我們的國有公司也股份化在海外上市的時候，比如中石油，那么國家對資本的掌控能力越來越弱，而資本改革國家的能力越來越強。所以，今天當大家說作為知識分子，我們要為國家進言，我們有自己的責任心，這一方面當然是知識分子的意愿，但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資本這方面的能動性比知識分子要大得多，而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如何通過審視資本和國家的關系來進言，提供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在我看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我講一下問卷調查。對國內不做非洲研究的人來說，非洲好像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大家不太能夠區分國家與國家之間有怎樣的區別，這些區別有怎樣的意義，所以我擔心大家會覺得這些數據有點枯燥。這項問卷調查是在9個非洲國家的大學里做的，由每所大學的助手發出250份左右的問卷，大致比例是150份給本科生、50份給研究生、50份給老師。我們一共有13個問題的答案統計表格，我選幾個講一講。如果有時間，我會講講非洲的中國研究的狀況，非洲學界和學界以外的精英是怎樣看中國的。

　　先請大家看這個表，“你認為中國與非洲有多少共同利益”（見表1.1）。

　　在這個表格里，埃塞俄比亞、蘇丹和肯尼亞的受訪者（分別為84%、83%和81%）對中國和非洲共存的利益看法最積極，認為中非之間有“極多”“很多”和“一些”共同利益。而南非、博茨瓦納和埃及的受訪者對于這個問題是最為消極的，這個比例分別只有31%、43%和48%。贊比亞則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中非之間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共同利益，認為中非之間沒有共同利益的確實還是占少數的?；旧希覀兘酉氯ヒ吹降膸讉€表格，差不多有類似的格局，就是非洲人對于中國的各個方面的評價不像西方媒體那么負面，但也不像中國媒體說的完全正面。

　　再看下表，“對于中國在非洲只是為了尋求自然資源這一說法，你的看法是……”（見表1.2）。

　　這是在中非關系上不斷被西方媒體所評述的一個問題。國際媒體經常認為，中國在非洲只是為了攫取資源。在這個問題上，贊比亞有58%、蘇丹有51%的受訪者認同這個觀點，這兩個國家又恰好是中方投資比較多的國家。隨后是埃塞俄比亞46%、博茨瓦納41%。南非只有7.6%的人同意，這當然跟中國在南非投資比較少有關。南非的人均GDP還是比中國要高出很多。

　　再看下表，“你認為對于非洲來說，中國的‘不干預政策’是……”（見表1.3）。

　　選擇有“好政策”“基本上是好政策”“弊大于利”“相當不利”，還有“無法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多的人對于中國的這個政策是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蘇丹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人是最多的，高達77%?，F在蘇丹受美國的制裁是比較嚴重的，因此中國的“不干涉內政”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正面的東西。在博茨瓦納、埃塞俄比亞、肯尼亞、贊比亞這些國家，表示支持的人還是比表示不支持的人超出兩倍或者更多；在南非和尼日利亞的差距比較小，而且有很多人選擇不知道。這里也反應出一個問題，就是說，非洲確實是有不少國家，其政府是有問題的，極度腐敗或者獨裁、違反大多數人的利益。美國的干預政策對于非洲精英來說很不爽，對于非洲老百姓最基本的民族自尊和基本利益來說（因為受制裁傷害最深、最廣泛的還是老百姓），也是不利的。中國的不干預政策，可以滿足老百姓、精英的自尊心，但是對于他們內部的矛盾怎么處理，中國確實也給其政權繼續存活以很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資源。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非洲老百姓面臨著的問題，即怎么處理“萬隆會議”以來形成的這種發展中國家之間互相尊重的、50年后中國還在執行的外交遺產。非洲受訪者中，許多人是有保留意見的。但是，美國式的干預，他們又是肯定不愿意的。那么國與國之間相互的尊重，在當今變化了的政治經濟關聯中到底應該以怎樣的方式表現？8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給非洲施壓，要求他們把國有資產私有化。贊比亞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基本上是在世行的直接壓力下最快速私有化的非洲國家之一，這給老百姓的生計帶來非常大的困難。當非洲老百姓要尋找發展的另類途徑的時候——這個“另類”用英文比較好說，叫alternative，指和主流不一樣的道路——中國是不是這個“另類”？中國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中國是什么？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國內外學者關于中國是什么的爭論，還沒有完全被非洲的學者所了解，所以，非洲的學者看中國猶如霧里看花，但是，他們還是漸漸地了解到，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共同性還是多了，以前非常“親中國”的人現在維護中國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在這里有自身的利益，跟別國也是一樣的”。這種辯護也反映出他們的認識，即在當今的世界經濟體系里，中國并不是一個alternative（另類），而只是another option（另外一種選擇）。就是說，世行給我的貸款有很多附加條件，而中國給我的貸款，沒有這些附加條件，是與基礎建設捆綁的，這對我的國家可能好一點，這就是another option，是在同樣的世界體系下的多一種選擇而已，但它并不是alternative。我想，非洲很多知識分子或者從事思想工作的人需要從中國投資的過程中不斷去把握中國是什么，也逐漸認識到中國不再是一個alternative。

　　接下來看，“對于你所在國家中的中國小型企業，你的看法是……”（見表1.4）。

　　西方媒體強調的是中國小型企業將南非的紡織企業都打垮了，減少了當地人的就業率。但是，在我們調查的國家中，多數還是認為中國的小型企業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幫助。不過，非洲人現在對中國的看法也越來越復雜，選擇“有幫助，但是也給當地人民帶來問題”這一項的人還是占大多數，其中看到問題的人比我們想象的要多。

　　接下來看表，“與西方相比，你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政策是……”（見表1.5）。

　　在接受調查的9個國家中，除了博茨瓦納和贊比亞以外，認為中國政策大體上比較有利的人還是占多數。這個結果毫不奇怪，因為中國在非洲任何國家都沒有殖民歷史，而西方有這樣的丑陋歷史，這對于很多非洲人來說，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直到現在，中國對于非洲沒有正式的干預，只和7 ~ 10個非洲國家有軍事上的關系，而美國和48個非洲國家有軍事上的關系。在奧巴馬上臺之前，美國想把他們的非洲司令部從歐洲遷到非洲，遭到很多非洲國家的抵制。

　　再看下表，“你認為中國的崛起會給非洲帶來什么影響”（見表1.6）。

　　認為中國崛起“可能非常有利”或“可能較有利”的人數還是多于持相反觀點的人數。其中，蘇丹和肯尼亞的被訪者是最樂觀的。尼日利亞、博茨瓦納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持積極的態度。

　　下面的問題是比較敏感的，“對于中國在非洲實施新殖民主義這一說法，你的看法是……”（見表1.7）。

　　在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博茨瓦納、埃及、加納5個國家，很多人都選擇了“中立”或者“無法評論”，而在贊比亞、博茨瓦納和埃及，很多人表示同意，在其他6個國家，有很多人不同意這個觀點。當然，這個問卷設計有一個缺陷，就是我們并沒有定義什么是新殖民主義，那么填寫問卷的人就根據自己關于新殖民主義的理解和想象來回答問題。盡管我個人不認為中國在非洲實施新殖民主義，而只是一般性的資本主義，但是，非洲受訪者有這樣一個反映，值得我們警醒。

　　請看下表，“對于不斷增長的中國移民會有利于非洲發展這一說法，你的看法是……”（見表1.8）。

　　基本上，所有的國家，包括歐洲，對于移民的反映都會比較負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博茨瓦納、南非和埃及持否定態度多于肯定態度，其他國家有很多表示“強烈贊同”或“贊同”，也有保持中立的。中國人移民到非洲的歷史還非常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洲老百姓對于中國移民的態度是非常寬容的。不過，大家也應該看到，表示“不贊同”和“強烈不贊同”的人數也不少，而且是有份量的少數。

　　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還選擇了其他幾個民意調查做比較，其中一個是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調查中心是一個美國的調查公司，他們做的全球民意調查的量比我們大得多，2007年他們在所調查的每個國家（其中包括10個非洲國家）隨機抽樣700 ~ 1100個成年人，而我們在每個國家只設置了250人，并且我們是在大學里進行調查，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師，所以，我們的問卷覆蓋面是有限的，反映的是一些準知識分子或者說準精英的看法，但是我們的問卷對中非關系更有針對性，所涉及的問題比Pew的調查更深入。我們的調查和Pew以及其他機構的幾個調查可以相互印證。

　　接下來花一點時間，說一下我們從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什么。其一，中非關系不像西方媒體描述的那么負面，也不像中國官方媒體那么樂觀，存在的很多問題已經反映出來了。其二，非洲人對于中非關系的認識是在變化的，人們大多避免對中非關系兩極化的觀點。那些對中非關系持樂觀態度的人并不否認在不少領域存在矛盾；那些總體上對中非關系持負面態度的人也對中非關系的有利方面表示認可，可以說心態是相當復雜的。第三，西方媒體一向認為只有非洲的統治精英對于中非關系是積極的，而老百姓是不積極的。那么，西方媒體怎么知道老百姓是不積極的？那就是通過非洲的反對黨，因為他們認為反對黨代表老百姓的聲音。反對黨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國家，比如贊比亞、博茨瓦納等，把中非關系變成一個“反華”的問題，西方媒體和各方面都在炒作，形成精英支持中國、老百姓反對中國這種兩元的觀點。這和我們的調查結果不相符合，我們認為老百姓和精英對于中國的看法都是復雜的、多層面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非洲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雖然會在政治上吵來吵去，但是在政治經濟上的取向往往是非常相同的。舉一個例子，贊比亞現在的執政黨MMD（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和兩三個反對黨基本上都接受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政策上相當同類，但其中一個反對黨決定打 “反華”牌來贏得選票。

　　最后一點，就是在贊比亞、博茨瓦納、納米比亞和南非，當政黨競爭炒作“中國問題”的時候，“中國”之所以成為問題主要跟其內部政治相關，而跟中國本身在某個國家的具體政策不一定有什么特別的關系。所以，中國在贊比亞之所以成為競選政治的熱點問題，是跟它黨派之間政治競爭和競選策略相關的。而在有些國家，如果它的反對黨沒有這樣一個政治需求來打中國牌的話，競選政治中就不會有“中國問題”的出現。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的發展經驗對非洲國家的啟示

　　我首先要說明一下，我為什么搞非洲研究。我是77級的。77級，我自己覺得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知識結構很不系統，三教九流什么都有；第二呢，社會責任感比較強。我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對國家的前途十分關切。我當時對民族主義比較感興趣，覺得從非洲切入比較合適，就這樣選擇了非洲。大概從大三開始，算起來，已有30年。

　　我為什么提出“中國的發展經驗”這個問題？北大每年辦一個“非洲外交官培訓班”，我開了兩門課，一門是中非關系，一門是發展學。他們聽了很感興趣，希望能了解中國為什么發展得這么快，而我更希望除了介紹光鮮的這一面，也能總結出其他的經驗。關于這個問題，我想談四點，實際上，對中國學者來說，并不是很新鮮。

　　第一，政治領導權的問題。我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在非洲，政權交替也曾經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動亂或者危機。中國的領導人從毛澤東起，就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也強調選擇干部的“四化”。我這里主要想強調一下中國最高領導權的繼承問題。2003年，哥倫比亞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權力繼承的論文，認為中國的權力繼承目前已經呈現出程序化的趨勢。他當時是分析了十六大，舉了幾個方面，比如，最高領導人說退就退，帶了一個好頭；另外老人干政、軍人干政的現象沒有出現；第三，盡管我們知道誰是誰的后臺、誰推薦了誰，但是后來新選的政治局成員基本上都有從基層打拼上來的經歷，有基層經驗，而且他們中有5個在1982年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了。還有一點，他覺得老一屆政治局在（候選）人選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所以，他說，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權力繼承已經進入程序化的階段。那么，這就給經典的政治學理論提出了挑戰。因為經典的政治學理論認為，像中國這種所謂權威主義國家的權力繼承是最成問題的。那么，我覺得這一點是不是可以給非洲領導人一點啟示。

　　第二，社會穩定。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當然也產生了很多副作用，但是穩定也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而這一點，像有些非洲國家也是如此，有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雖然有各種不良社會現象存在，如貪污，但社會的總體穩定有助于其積累，為今后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穩定大致可分為三種：傳統性穩定，即中國學術界所謂的“超穩定結構”；強制性穩定，即通過強制力量來達到穩定；還有機制性穩定，這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尚無條件達到機制性穩定的情況下，強制性穩定是必要的，因為這種穩定有利于秩序的建立，而只有秩序可以保證社會穩定，只有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才可能逐步進行各種制度建設，從而最后達到機制性穩定。

　　第三，農業和糧食問題。我們都知道，無糧不穩。不過這一點目前在中國還存在爭論，有些經濟學家可能就不太認同把精力放在國內的糧食生產、糧食自給的基點上。但是作為國家領導人或者政治家，要從國家大局上考慮，因為經濟學家從成本上考慮，他們會認為從國外進口可能還便宜一些。雖然還有分歧，但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驗表明，農業問題如果搞不好，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從1982年以來，中共中央每年的第1號文件都是有關農業問題的。隨著國力的增強，隨著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我們也看到，農業也在一步步得到促進和發展。非洲在獨立時期的糧食自給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特別從《博格報告》提出來以后，非洲的很多國家經濟發展又陷入困境。不能僅靠國際組織和國外援助，援助要附加條件，比如世界銀行對加納的援助就要求打開加納的糧食市場，而美國便宜大米馬上進來，搞得加納在糧食問題上十分被動。

　　最后一點，主動性和援助的問題。中國的援助也有其經驗和教訓。中國的經驗是自立更生為主，外援為輔，將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非洲接受的西方援助從數目上是非常驚人的，50年超過1萬億。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2006年發表過一部著作《白人的負擔：為什么西方援助收效甚微》（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中文的翻譯本將副標題中的“為害甚多”省略了）。今年，有一位名叫莫約（Dambisa Moyo）的贊比亞女學者，她在世行工作過，發表了一部更為激進的著作《死亡的援助》（Dead Aid）。她希望在幾年內結束外來援助，因為西方的援助并沒有帶來多少好處，卻帶來很多毛病或者說負面影響，比如對援助的依賴心態，比如由此產生的貪污腐敗，比如為得到援助改變自身特點，制定一些權宜政策去迎合西方的要求。

　　中非關系現在成為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這對學者可能有一些好處，但是我個人認為也帶來一些副作用，比如，學者很難沉下心坐下來研究一些問題。剛才，嚴海蓉提到中非關系產生的一些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好事，因為沒有接觸就沒有問題，接觸越多問題越多。重要的是，雙方能夠面對，然后平等地共同討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評論

　　莊孔韶（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援助非洲的角色把握

　　我覺得嚴海蓉老師的發言是分解性的。原來，大家對非洲的印象是一大塊，國別的問題不是那么清楚。而李老師參與了國家對非洲援助的智囊（團體），他更是概括性的。兩個人講的兩個角度都很重要。今天，黃萬盛老師提到，文化和文明的問題。比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我們談到美國是一個偉大的文化，但是也是一個偉大的文明么？軍事打擊肯定不能讓任何一個政權服氣。曾經有一個美國學者說，到底美國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四千年后見分曉。也就是說，需要拿出很長一段時間來看待這個問題。

　　嚴老師講的大體上是一個一般的資本主義，從問卷上來講，并不具有殖民主義的特點，但是誰來把握這個事情呢？未來的發展是不斷變化的。我們國家對非洲的援助，很多是國家行為，但有些是由公司來承包的，那么中國援助非洲的具體指導思想應該用什么樣的角色來把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中國的援助進入了非洲，而這些中國人是攜帶了一些中國文化的特質進去的。比如，同是中國的公司在談項目時的互相詆毀壓價。我們進入非洲后，如果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賺取利潤的原則下，一些情況就會發生變化。我想問的就是，如果一個國家已經在外交政策上標榜了非殖民主義這一原則的話，現在誰來把握這一點？所有的援助要落實到最細部去，比如有的非洲農民在作物栽培上拒絕浸苗，一年兩年三年，他不浸苗，莊稼就長得不好啊，但是他還是不浸苗，那么，這是他們這個族群的認知系統的問題，還是科學主義的教育達不到的問題呢？我想問的是：中國無論是國家還是公司進入非洲，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中小企業，他們出去前有沒有進行培訓？除了國家政策的培訓，區域性文化的培訓有沒有？

討論

　　陳宜中：后發劣勢

　　我有問題想問嚴海蓉。第一個是贊比亞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臺灣媒體也炒，因為西方媒體炒得很厲害，而且選舉的時候也把它作為一個例證，說中國實際上在干預內政。好像是在選舉中，說大陸支持執政黨，而其反對黨被炒作成是支持“臺獨”，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以前臺灣和非洲的接觸很少，但對黑人的歧視卻經常出現。所以，我好奇的是，當中國進入非洲，與非洲開始交往的時候，漢人，尤其是近代從章太炎開始就歧視黑人的傳統有沒有在今天發酵？或者是否變成一個隱憂，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廣州？

　　第三，在這一波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真正把握住契機的金磚四國里，大概最好的就是中國，其次就是印度，俄羅斯主要靠賣原料，巴西主要靠農業。中國盡管可能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大家還愿意去套亞非拉第三世界的論述，可是好像客觀的形勢已經讓非常多的國家不認為你是過去第三世界國家論述中的那個第三世界了。就好像，你已經變了。我不曉得，大陸這邊的朋友怎么看這個問題？怎么與過去的第三世界再連接？

　　第四，從海蓉的論述看起來，非洲人對中國人的態度都不是那么糟糕。有個問題，我想拋出來，其實中國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后發劣勢。以前，洋人在殖民時期，什么壞事都干盡，殺人都做過，這些事情，中國一件都沒有干過。但是時代不同了，整個道德標準都不同了，以前洋人可以干的事，包括英國的童工、美國的奴隸，今天已被禁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感覺有一種后發劣勢，明明中國現在干的事和洋人過去干的事比起來天差地別，可是為什么一部分人對中國有好感，另一部分人對中國又不夠好感？這個“不夠”，我認為與后發劣勢有關。
　　

　　何新華：新殖民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的區別在哪里

　　嚴海蓉老師剛剛提出了兩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新殖民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我覺得，中國在非洲的企業，無論是國營還是民營，大約后面都有國家主導。中國的企業在非洲的擴張，恐怕不純粹是資本的力量，大約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或掌控。

　　我想問嚴老師的是，新殖民主義和一般資本主義的區別在哪里？

　　嚴海蓉：在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格局下看中國援非

　　第一個問題，就是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很多西方媒體把中國的行為當作殖民主義，他們把殖民主義簡化成：中國把工業成品傾銷到非洲而換回非洲的初級產品，并認為這種不對等的交換本身就構成了殖民主義。這是偷換概念，不一定是有意的偷換，而是很多歐洲人患上了健忘癥。殖民主義在我看來，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階段或者說具體階段，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模式。殖民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即和其他資本主義階段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宗主國動用政治和軍事的力量，通過政權的控制方式直接控制殖民地經濟，那么在殖民主義的基礎下，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壟斷貿易。比如，印度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沒有別的國家可以不通過英國和印度做生意。這是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語言等方面綜合統治的模式。今天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公司和工人之間的交易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在我看來，已經屬于在全球資本主義格局下的一般性特征，不具有以前的殖民主義的特征。

　　什么是新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這個概念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隨著新興的國家民族獨立解放，他們發現政治上獨立了，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從經濟上真正擺脫原來宗主國對他們的控制。于是，很多學者就提出了新殖民主義的概念，即政治上獨立了，但是經濟上依然受制于人。它認識到了整個經濟不平等的格局，但缺陷在于完全忽視了新興國家執政集團在內部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將整個不平等完全歸咎于外在的力量控制。所以，新殖民主義的概念，在我看來，忽視了內部力量本身的不平等性以及內外力量勾連的作用。后來，又有學者（Hamza Alavi）提出，用“后殖民主義”（他的這個“后殖民”概念和后來興起的后殖民研究所用的“后殖民”概念不一樣）來表述這樣一種關系，就是說既認識到政治經濟格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同時也看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統治精英在里面所起的各種各樣的作用，他們協助了這種不平等的持續和延展。

　　中國未來有沒有可能走向新殖民主義？如果中國以后真的變得非常強大，必須要進入到國際市場的資本競爭中，那么中國現在的不干涉內政的做法在內外壓力下變得越來越困難。“萬隆會議”的精神這些年來有所維持，但現在的困難在于，中國在非洲很多國家的確有其利益。這些利益怎么去保護，又怎么不干涉內政？而且美國也在不斷給中國壓力，希望中國放棄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所以，將來的事情也要看中國本身發生的變化。

　　第二個問題，中國國際援助和公司承包的關系。有些國家或者組織的項目，像世行的一些項目，完全是公開競標的，但是歐盟的援助項目往往是給歐洲的公司，所以，中國的援助項目給了中國的公司，在中國公司之間進行競標，這個現象是不奇怪的。美國的很多援助也是通過美國的NGO在做，這種勾連的關系本身在國際上并不奇怪。

　　那么，中國援助的指導思想是什么？我覺得李安山老師可以把這個問題多講一點。我自己的看法是，幫中國公司在海外開拓市場。所以，我們的援助不是一個沒有利益的援助。但是對中國還是要分兩個階段看。毛澤東時代，整個政治邏輯和對外邏輯都不一樣，不能混在一起，早期我們派出的醫療隊是無償的，很多都是面向基層的?，F在派去非洲的醫療隊，在很多地方，變成了收費的服務，所以，當我們在非洲的定位發生變化時，援助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中國的公司進入到非洲時，有沒有進行培訓？基本上是很少的。在毛澤東時代，比如說援建坦贊鐵路，要挑選又紅又專的人，經過一兩個月培訓才送出國去?，F在中國政府針對無論公民也好公司也好，去非洲的門檻越降越低，整個國家對于投資的掌控能力也在減弱。最近商務部還在將門檻降得更低，希望以國外市場拉動國內市場，這是目前的一個方向。因為培訓非常少，所以民間出現一些摩擦就難免。比如在蘇丹很熱，中國男人晚上不穿上衣跑到陽臺上乘涼，這在穆斯林國家最基本的禮儀規范里是不被允許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和“第三世界”理論的話語現在怎么勾連以及后發劣勢的問題。我引用兩個人的話。一個是中國的老外交官（曾經在非洲做外交官），他說：“在非洲，中國人的臉就是通行證?！绷硪粋€是我們一位正在贊比亞做為期一年交換學生的博士生，寫信跟我說：“我們給了贊比亞這么多，幫他們建鐵路，他們為什么不感恩？為什么我們在這里聽到對中國的批評那么多？”我們在國內看到的宣傳報道是有選擇性的。贊比亞原來國有的銅礦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壓力下全部私有化，是非洲私有化最快的國家。私有化之后，整個國有的銅礦被肢解成七大塊，賣給不同的外國公司，也是在這樣一個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過程中，中國公司才得以和其他外國公司一樣進入贊比亞的銅礦收購過程。早幾年前發生了贊比亞銅礦史上最大的一次災難。當時有50名左右的贊比亞礦工在中國擁有的銅礦公司中被炸死。很多人因為是非正式勞工，連姓名都不知道，這對贊比亞人民的打擊是非常大的，而西方媒體一下子就炒作出來。這個事件當然有中國公司的問題。另外，中國商人進入贊比亞后，確實也給當地的小商品市場帶來了沖擊。所以，當時贊比亞的反對黨Michael Sata上臺時，被動員起來支持他的都是城市平民、工人和小商販。他上臺時說，要把“中國人”趕出去。其實他競選時接受了臺灣的錢，于是他才說，他上臺后要與臺灣“建交”，把所有“中國人”都趕出去。反對黨也發話說：“白人是壞的，印度人是更壞的，中國人是最壞的。”由此宣揚一個新的種族等級框架。西方媒體也在幫著炒作這件事情，Michael Sata被邀請到倫敦、哈佛到處做演講，他說，從開羅到開普敦，都是中國人在侵略。這種話不斷由西方主流媒體播出，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不把非洲出現的問題視為世界經濟體系問題的總的體現，而看作是中國的問題，這樣整個西方資本主義所應承擔的責任就被開脫了。所以，他們說西方是良性資本主義，我是一刻也不會相信的。這個問題一定要整體性地去看，而不是把它變成種族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對于非洲的判斷必須建立在了解不斷變化的現實基礎上。我們在非洲的作為，從建坦贊鐵路到今天，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對非洲的整個政策以及中國人到非洲去的種種行為已經變得非常復雜。我知道，中國人會有這樣的一種情緒，就是我幫你建了鐵路，也犧牲了很多人，為什么今天對我這樣子？可是，今天發生了多少變化？我們必須抓住這種變化的復雜性，才能了解為什么我們的行為招致了這么多批評。

　　李安山：中國援非的主導思想還是平等的

　　第一點，非洲實際上是53個國家，有很多比我們還要強的，很難把它們看作鐵板一塊。比如，我有個突尼斯的女博士，她們國家的大學教育是免費的。比如博茨瓦納，人均GDP是5000美元。

　　第二點，非洲人對中非合作或者對中國人的看法，剛才海蓉也說到，是千差萬別。不過，2006年我們在香港舉辦一個國際研討會，尼日利亞駐香港的總領事有一個“午餐發言”，他說得很直白：“我們就是愿意和中國做生意。因為我們可以坐下來平等地談，可以平等地交換意見，你爭我吵都可以，但是我們和西方人就不可能這樣?！比麅燃訝柨偨y在2008年1月24日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有一篇文章專門提到中國和西方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區別，他說西方應該向中國學習。他舉了幾個例子，包括他們向世行申請一個項目，幾年未果，后來跟中國領導人一說，就拍板了。最近，在起草FOCAC文件的時候，有一兩個非洲國家提出是不是要在文件中提到三邊或多邊合作（指和西方），絕大部分非洲國家反對，認為美非有合作渠道，歐盟與非洲也有合作渠道，為什么要將它們扯入中非合作呢？實際上，一些非洲人對西方的傳統做法比較反感。

　　第三點，西方對中非合作的態度有三個階段。最開始是不怎么理睬。后來發現中國擴展很快，英國外務大臣在尼日利亞有一個講話，說中國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和英國一百年前做的差不多，這就掀起了新殖民主義論。從前兩年開始，在援助非洲事務上，西方想和中國合作了。我個人的觀點是，合作可以，但是要經過非洲人的同意。

　　第四點，我們現在對非洲的援助，比較多的是一種被稱為“安哥拉模式”的方式。比如說，因為戰亂，沒有錢，就把礦藏的開采權包給你多少年，你則要幫人家建鐵路、公路和其他重要的基礎設施，將潛在的財富變成現實的財富。有個美國記者拍的錄像“在非洲的唐人街”（China Town， Africa），可以在美國新聞節目的“世界焦點”（World Focus）網頁上看到，主要反映中國在安哥拉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情況。中國在安哥拉的鐵路等大項目都在進行，這是我們援助的一個特點，不是給錢，而是建鐵路、修水電站，因為給錢可能引起貪污或難以落實等問題，但這種基礎建設項目可以給當地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的援助還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點，也有一些問題。但至少，在國家層面上，主導思想還是平等的，是共同富裕，我個人還是看好其前途的。

　　嚴海蓉：不應有種族歧視

　　有個蠻重要的問題，是剛才陳宜中提出來的，就是歧視的問題。我的問卷調查中，非洲人對于中國人的印象，基本是比較正面的，認為中國人勤勞、友善。其中有一個問題是關于中國人是不是種族主義者，非洲受訪者認為基本上沒有或者很少。但是我想提及另一個調查，是我參與的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做的一個調查，對歐美、日本、中國和非洲各方面進行評價。在國內的問卷調查表明，我們國內的精英對于非洲人是非常歧視的，認為他們政治能力不夠、智力不夠、文化不夠，在全球等級排序中是最低的。但是為什么非洲人沒有看出來？我訪談的中國人，在贊比亞或別的地方，他們對非洲人的稱呼聽起來也是很不舒服的，他們不會分國別，稱贊比亞人或蘇丹人，而會說“老黑”。很多中國人都會認為非洲人素質太低、沒有能力，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了解這些國家走過的政治歷程，內外交困的狀況，比如說，非洲的國家自由化以后，不是由本國的統治精英，而是由國內和跨國的精英機構共同管理。當看到贊比亞田地很多，而糧食不能自給，就認為一定是非洲人很懶，很簡單“短路”的結論。其實，在國內，對農民、農民工在文化上、素質上的歧視也是非常厲害的，國人把國內的邏輯推展到國外去。這方面的歧視問題是我們要面對的。我們中國歷史上有沒有種族主義？種族這個概念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還是自古以來都有膚色歧視？這是可以辯論的。但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建坦贊鐵路時，非洲人對中國人的記憶是完全沒有種族歧視的，中國人不恥于體力勞動而白人的種族歧視強烈地體現在分工方面，白人是管理者，而黑人是體力勞動者，但我們本身，要反省這樣一個問題。而且，中國的崛起給很多中國人的感覺越來越好。當然，中國人和白人有不一樣的地方，中國人在非洲作為外國人的優越感還沒有完全形成，但在今后會加強而不會減弱。這些和我們國內的歧視和等級化的問題都可以結合起來討論。

第四部分：拉丁美洲研究

　　蘇振興（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經濟五十年的波動

　　說實在的，拉丁美洲可以講的故事很多，各位愛聽哪一段，我心里沒有底。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問題希望不要掃大家的興。我講的題目是“拉美經濟五十年的波動”。我這里準備了一個ppt。請大家看下表，“拉美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一覽表：1950 ～ 2000年”（見表2.1）。

　　1950年到1981年，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率是5.3%，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81年到1990年，拉美經濟增長率是1.3%；第三個階段是1991年到2000年，拉美經濟增長率是3.3%。如果延伸到2002年，則1991年到2002年的增長率不到3%。可見，從1950年以來的這52年，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呈現出大起大落的狀況。前三十年情況比較好。1981 ~ 1990年，拉美人均GDP增長率為- 0.9%，那是拉美的經濟衰退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19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華盛頓共識”出來以后，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規模結構改革。改革的十年間比前三十年經濟增長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這三個階段后面的故事很多，我想講三個問題。

　　一是在1950 ~ 1981年這三十年間，雖然拉美的經濟形勢不錯，但是經歷了一場大的社會—政治危機，我稱之為“參與危機”。在拉美的現代化過程中，這三十年是工業化的高潮期，社會轉型加速，但從社會政治層面上看，廣大的民眾并沒有獲得應有的參與，從而引發參與的危機。從政治層面看，廣大民眾沒有獲得相應的權利；所謂經濟參與，首先是要獲得就業，從而能夠參與初次分配，其次是要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從而參與再分配。因此，經濟參與首先表現為社會參與。拉美的一般民眾，特別是進入城市的農民，第一代人要獲得資產是很困難的。由于這些問題拉美都沒有解決，從60年代中期開始，拉美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危機，人們至今記憶猶新。

　　這場危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民眾社會抗議運動普遍爆發，持續高漲。其中有兩次事件影響很大。一次是墨西哥1968年的學生運動。墨西哥學生在特拉特洛爾科廣場游行示威，遭到鎮壓，很多人犧牲，被稱為墨西哥“悲慘之夜”，是一次標志性事件。二次是1969年阿根廷的科爾多瓦風暴。科爾多瓦是阿根廷第二大工業城市，當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造成大規模的風潮，很多人被鎮壓。第二，游擊隊的暴力活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后出現數支城市或鄉村游擊隊，持續的游擊隊運動深深地震撼了整個拉美大陸。第三，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例如，“解放神學”、“游擊中心論”、“依附論”等相繼問世。就發展理論而言，如果說50年代出現的“拉美結構主義”理論主要體現一種民族主義思想，那么，60年代問世的“依附論”則強調自己屬于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選擇路徑。第四，激進與保守兩派勢力在政壇上激烈較量。激進的政治勢力在一些國家上臺執政，實行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革，其中以智利阿連德政府的變革最為激進。保守勢力則大力反撲，集中表現為右翼軍事政變連連發生，從1964年推翻巴西若奧•古拉特政府開始，一直到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軍政府上臺，到那個時候，拉美大陸上除了四個國家，其他都是由軍政府掌權。美國政府把拉美的這場危機歸咎于古巴輸出革命，歸咎于“共產主義顛覆”，大力支持右翼軍人進行鎮壓；與此同時，美國也并非不了解這場危機的社會政治根源，因此才有60年代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

　　另一場危機是1982年爆發的拉美債務危機。這場危機導致的“應急性調整”使拉美經濟陷入衰退，整整十年都沒有走出來。20世紀90年代末“華盛頓共識”出臺，拉美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進行結構改革。改革十年中發生了三場大的金融危機，首先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然后是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最后是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梢哉f90年代前期還比較好，后半期越來越差，甚至有人說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是又一個“失去的五年”。

　　二是拉美國家社會分化現象的剛性特征。請看下表，“1970年前后拉美國家的家庭收入分配情況”，包括了10個拉美各種發展水平的大、中、小國家（見表2.2）。

　　第一個看點是1970年前后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只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這兩個國家。第二個看點是，反映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最低的是阿根廷，為0.44，但也超過了0.40的國際警戒線。巴西是0.66，全世界最高，40%的人占有5.7%的國民收入，10%的人占有58.7%的國民收入。第三個看點是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是拉美最落后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只有275美元，基尼系數是0.63?？梢?，一個國家的分配情況并不取決于其經濟水平是高還是低。

　　再看下表，“1970年前后拉美國家的社會貧困狀況”（見表2.3）。

　　從這個表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1970年前后，只有阿根廷和烏拉圭處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比較少，其他國家貧困問題都比較嚴重。整個地區處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占家庭總數的40%，其中赤貧線以下家庭占19%。下面，我們來看看1980年以來拉美地區貧困發生率和貧困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化情況。

　　下圖表示1980年以來的貧困率（見圖1）。1980年是40.5%，到1990年達到了48.3%的歷史最高記錄。從1990年以來一直到2005年，貧困率始終沒有降到40%以下。接下來的圖表示拉丁美洲貧困人口和赤貧人口數量的演變（見圖2）。1980年貧困人口是1.359億，到1990年達到2億，最高是2003年，達到2.26億。2003年以后，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才有所減少，但是直到2005年，貧困人口依然高于1990年的2億。拉美的貧困問題還有一個特征，拉美的城市化水平很高，比歐洲還高，因此城市的貧困人口增速也很快，稱為“貧困城市化”。

　　為什么我要研究拉美這五十年的經濟波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貧困、貧富兩級分化狀況的問題？這和我們國家的現實需要是相關的。拉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處于工業化高潮期，社會轉型處于加速期。60年代以來，拉美的人均GDP經歷了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過渡，現在超過3000美元了。在我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許多人說，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的高發期，或者說是危機高發期。我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人均GDP增加到1000美元左右的時候，社會矛盾可能會加劇，但不一定會引發社會危機。拉美國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過渡期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頻繁發生危機，但是這是一種具有拉美特色的現象，并不是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各種社會矛盾只要我們處置得當，危機是可以化解的。我提出的第二個觀點是，在這個社會轉型的加速期，社會的方方面面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有一個理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內源性現代化，在某個特定階段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屬于外源性現代化，受初始條件的限制很大，往往各種社會問題同時出現，“疊加”在一起，解決的難度極大。例如，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左右時，貧富分化現象、農民工問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出來了。如果我們對這類問題不給予特別的關注，特別是學術界不給予超前的研究，缺乏預見性，那可能是要發生危機的。所以，我很贊賞《開放時代》倡導的“以學術關懷社會”的理念。我認為，社會矛盾激化絕不會都以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這個“量化”指標為指示器；社會沖突也不會因為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就自動化解。我的第三個觀點是，經濟增長是解決社會問題和危機的物質前提。沒有經濟增長是空談。增長率多高才合適，這要根據各個國家自己的實際情況。至于我們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長是否都需要超過10%呢？我看不見得。至少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的高潮已經過去了，我們ＧＤＰ的基數大了，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所包含的絕對量比十幾二十年前多多了。所以說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但不是一味要高增長。我的第四個觀點是，我們現在實行大面積“低保”政策、大力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還談不上“福利趕超”。我們看一看，拉美國家四十年來貧困人口都占40%左右，為什么就是解決不了？一種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并相對固定化，恐怕想改也難，因為在這種利益分配格局后面會形成一種相應的權力分配格局。所以，我們國家要趁這個機會，在社會分化不是很嚴重，矛盾不是很尖銳的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拖下去的話，是要出問題的。像拉美四十年有增長、沒有發展，四十年以后，大家看看，依然是兩級分化的社會。這是我們想要的嗎？當然不是！

　　第三，我要講一個左派的問題。我估計大家對現在拉美左翼當權很感興趣。為什么拉美這么多左派？拉美政壇的左傾化是從1998年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開始的，由此開啟了一股拉美政壇“左傾化”的潮流。最近十年來，一批左翼政黨紛紛上臺執政，按照國際上的看法，有激進左翼當政的國家，如古巴、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有溫和左翼當政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和薩爾瓦多等。左派當政的國家都是拉美重要的國家，可見，拉美左派當政成了潮流了。我要說明一點，左派右派的劃分沒有嚴格的標準，一般根據國際輿論的評價來定?！凹みM左翼”與“溫和左翼”之分主要是根據其內外政策來判斷。其他國家的政府是否就是“右翼”政府？我認為，事情不能那么簡單化。這些國家的情況也比較復雜，可能是其內外政策比那些“溫和左翼”政府更溫和一些，或者是與美國的關系更緊密一些，或者是執政黨屬于右翼政黨。其中一些國家，像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家與中國的關系都很好。相反，激進左派當政的尼加拉瓜卻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為什么拉美國家左翼當政會成為一個風潮呢？第一點是政治參與沒有解決；第二點是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右翼軍事政變成風，到70年代后期仍然保持民選的文人政府當權的國家僅有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哥斯達黎加四國（不含加勒比國家）。1978 ~ 1990年又出現一個政治民主化潮流，所有軍人政府都退出政壇，拉美又成為“一片民主的大陸”。但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只是一種“選舉民主”，政府和議會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所謂公民的民主權利也就是大選時投一票，選舉完了依舊是精英政治，民眾監督不了，矛盾依然尖銳，民主非常脆弱。

　　上世紀90年代，拉美國家進行一場由新自由主義指導的經濟改革。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如實現了由內向發展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由國家主導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克服了高達3 ~ 4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等等。但是，如我們在前面介紹的，經濟增長率比改革前要低得多，大批中小企業倒閉，大批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失業率和貧困率居高不下。因此，民眾反新自由主義的浪潮興起，如“世界社會論壇”，1997 ~ 2001年，拉美先后有七位總統在民眾抗議浪潮中被迫提前退位。因此，查維斯政府的內外政策是有其針對性的，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外部干涉；對內進行變革，維護民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權利。

　　最后我要介紹一下中國和拉美的經貿合作以及中國和拉美的關系。1999年中拉雙方的貿易額為82億美元，就是說，從新中國成立到1999年經歷了五十年雙方貿易才達到82億美元。2000年為125.96億美元，首次超過100億美元。2000年到2007年，八年間突破了1000億美元，2007年達到1026.11億美元。2008年達到1434億美元。這是一種跨越式的發展。為什么會出現跨越式發展呢？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的快速發展需要引進拉美大量的資源。例如，我們進口的大豆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們進口的鐵礦一部分是巴西的；進口的魚粉是秘魯、智利的；進口的銅礦是秘魯和智利的，我們還需要拉美的鎳、鋁等礦產以及石油和農產品?？梢哉f，拉美和中國的貿易合作，在中國發展的全局上，即使不是舉足輕重，也至少是相當重要的，中拉關系在中國發展的戰略棋盤上是有分量的重要關系。

　　索颯（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關于中國的外國問題研究——從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談起

　　我想說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要重視對“第三世界”的橫向研究?！　?/p>

　　無論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后殖民國家、南部世界諸種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運的地區和國家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把它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們都“在歐洲文明的筵席上姍姍來遲”。

　　有人說全球化進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趨勢，不必大驚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這一進程中發生的質變。

　　隨著技術交通手段的進步，人類交往一直在持續發展，此間文化和經濟動因兼有。鄭和為弘揚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圖塔出于朝覲的初衷和“哪怕學問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記錄了南國泉州被稱作“榟橔城”的軼事；多重背景的“十字軍東征”也有明張的宗教因素。前哥倫布時代既已存在的亞洲與美洲的聯系，大洋洲與美洲的聯系，非洲與美洲的聯系也都在持續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出現，尤其是金融經濟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規模迅猛發展，并發生了本質變化。全球化從人類生活中的簡單交換需求，從對財物的原始掠奪戰爭，發展成導致人類生活全面異化的唯“利”是圖，直到我們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圍內的對自然資源的新一輪瘋狂爭奪。經濟利害的趨導、競爭的思維模式，已在人類文明集團的交往中占據本質地位。如果不改變這個占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和諧只是一個幻想，只是一個皇帝新衣式的謊言。

　　在這個變異過程中，1492年是一個象征，與這個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一個關鍵性的起點。由于它作為犧牲品的“領先”地位，它的經驗教訓對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區和國家具有啟示性。

　　這些地區的命運由于資本主義鏈條而緊密相關，但這些地區和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覺意識，即缺少“覺悟”。它們更重視對西方的縱向研究，而輕視對第三世界的橫向思考。

　　最近有兩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淺論亞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響》的論文成為拉丁美洲在此一領域進行“開拓性”研究的先鋒，這是一個遲到的覺悟的象征?！　?/p>

　　舉兩個例子說明第三世界的命運是如何被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聯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國的鴉片戰爭與美洲的奴隸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獻給該國獨立戰爭中中國戰士的紀念碑，上有銘文：“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叛徒，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逃兵。”

　　只有細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隸制歷史，才能體會其中飽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紀上半葉，機器工業發展迅速。英國根據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發現——提出廢奴。由于黑奴的減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島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當局決定引進替代性勞力（甘蔗園、榨糖廠離了大量的勞力無法運轉）。引進歐洲窮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勞力的舉措相繼失敗。這時，從東方傳來了消息。

　　在遙遠的中國，1840年把中國帶入半殖民地歷史的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在鴉片戰爭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國的英國資本家首先開始運送大量華工到英屬加勒比群島的牙買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達作苦力，并啟發了古巴奴隸主，后者上報王室請求引進“來自用棍棒管理之國的子孫”。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委托兩家公司招募華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國倫敦公司”。1846年，英國人已在廈門修建了大量板房作準備。雇傭苦力的辦事處設在葡屬澳門和英屬香港。1847年，第一批華工抵達古巴，最早的兩艘運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國船。

　　苦力是簽約的奴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本地奴隸的逃亡。在古巴的獨立戰爭中，早就出現了華工組成的團、營，個個驍勇出眾，堅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軍的戰士。他們的事跡被古巴人記錄成書，榮譽被刻錄在上述碑文中。這樣的特殊地位是華人戰士用鮮血和生命換得的，這樣的付出生命是由慘無人道的資本壓迫造成的。古巴與中國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國度，由被壓迫者的國際主義締造了最初的友誼。如今，華人已經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來源之一?！　?/p>

　　其二，大帆船貿易。

　　1521年，為西班牙王室服務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穿過后來的“麥哲倫海峽”，“發現”了今之菲律賓群島，從此，遠近七千個島嶼上的土著陷入與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稱作“中國印第安人”。

　　持續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呂宋—中國的“太平洋航線”出現了，來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貿易船只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或“中國船”?！按蠓Q易”是資本主義全球發展鏈條上重要的一環，造成了亞洲與美洲在近代的聯系：在墨西哥出現了“普埃布拉的中國姑娘”傳說，其原型是身世為印度莫臥爾帝國公主的女奴；歷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語—漢語詞典因緣名為《呂宋華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貿易”中，中國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與中國的貿易，西班牙難以維持它在東方的這個殖民地。白銀和貨物在歐洲和亞洲（主要是中國）間出現了反向流動。貢德•弗蘭克以此為重要例證在《白銀資本》中解構了西方經濟歷來領先、西方文明具有內在進步性的神話。

　　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從西班牙手中搶奪了菲律賓，迅速普及的英語替代了西班牙語。被菲律賓人視為國父的獨立運動領袖里薩爾（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寫作的愛國檄文已無法為后來的國人讀懂，但它們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編輯的大型文庫《阿亞庫喬文集》。介紹里薩爾的墨西哥已故哲學家萊奧波多•塞亞（Leopoldo Zea）寫道：“里薩爾在我們的美洲和亞洲、非洲人民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盡管我們的語種不同，但我們都能懂得人類歷史上層出不盡的解放者的語言?！?/p>

　　為了掩蓋全球化進程中的這種本質變異，“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沒有退場，而是成為“強者”、勝者解釋歷史、證明歷史的被動工具。

　　阿根廷哲學家恩里克•杜塞爾（Enrique Dussel）在《論對“他人”的遮蓋》一書中嚴厲抨擊西方精神巨擘黑格爾：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陸”的被“發現”，找到了一個證明西方文明優越的“他者”代表，黑格爾是當時歐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歷史學升華到哲學領域，在《世界歷史哲學》中這樣表述：

　　世界歷史從東方向西方發展。歐洲絕對是世界歷史的終結……世界歷史就是由無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觀自由發展的學問。

　　論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馬克斯•韋伯，為美國近代擴張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天定命運”和“邊疆理論”，直到20世紀末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先后為成功者的歷史證偽。

　　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歷史進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現了綿延不斷的思想論戰，有幸地成為一塊思想豐富的大陸。圍繞“現代化”、“文明”以及發展道路的討論熱潮幾起幾落，其中有代表性的兩本經典文化論著是針鋒相對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著）和《從善良野蠻人到真誠革命者》（委內瑞拉作家卡洛斯•蘭赫爾［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亞那作者寫了一本書，題為《歐洲如何使非洲不發達》，論及非洲大陸因奴隸貿易損失的人口至少有1億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與青壯年當年被掠有關的觀點。

　　一百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對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等歷史的討論并未停止、終結。這些似曾相識的討論也證明了第三世界命運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鑒啟發意義重大。與其盲目吞咽歷史進程、文化背景、經濟基礎與我們差異很大的富裕國家的經驗，全美“大國崛起”之夢，不如多潛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拉美大陸上先后出現過“實證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論戰，是拉丁美洲地區現代化初期的精神脈動。論戰中所涉及的進化與傳統、經濟與文化、西方文明與民族精神、窮人與富人、民主與專制等等命題幾乎無一不在當今中國再現。

　　遺憾的是，對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長期處于“不發達”、“發展中”狀態。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問及“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學那樣被世界熱衷”時回答說：“我們的文學就好像我們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級產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隨意解釋；而我們的思想則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東西?！蔽覀兊睦∶乐尬幕芯渴且粋€相對年輕的領域，我們沒有從美洲民俗、具體的藝術門類起步，而是從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寫了作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豐饒的苦難》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這些更似姿態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現：拉丁美洲是一塊有著豐富思想資源的大陸。

　　第二個問題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朧提法，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也只是一種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視角指公開的或潛在的殖民主義視角、“歐洲中心論”視角、把研究對象“物化”的視角。內部視角指基于歷史知識、文化認識之上的人道主義視角，指對待作為“他者”的被研究對象的平等意識，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的覺悟，并由這覺悟而導致的人性化研究態度。

　　在廣義的對“第三世界”研究中歷來有兩種視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經出現了兩種對“他者”研究的對立視角。16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譯為道明會）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Las Casas）是這種內部視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護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對抗外部視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宮廷史官對美洲印第安人的無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長篇《前言》里，拉斯卡薩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學家的觀點開宗明義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幾種目的：表現學識撈取名譽，向權勢獻媚，恢復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遺忘的事實。緊接著，拉斯卡薩斯又引證說明“歷史”在古希臘語中的原意為“看見”或“認識”，即歷史應該是基于親歷的真知。中世紀的史家拉斯卡薩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飾地宣布：我所寫的歷史是有立場、有目的的歷史，是“主觀”的歷史。

　　然而，正是這種“主觀”的史書記錄下了更加準確的客觀事實。

　　人類學作為一種近現代興起的學科，起步時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陰影是確鑿無疑的。經過多年的長足發展，人類學內部產生過重要的爭論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為促進文化多元化、幫助弱勢文化群體的學問。但是，人類學發展史是否經過徹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學主義的繁雜方法論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調查”、“問卷調查”方法中，是將被研究者作為“文明的主人”并輔助其成為自身文明的闡釋者呢，還是將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產品作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類學是一種純客觀的科學研究呢，還是應該具有鮮明的目的性？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題。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區爆發了如今舉世聞名的薩帕塔游擊隊運動，那里的居民從體征和語言上屬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瑪雅人。長期以來云集于恰帕斯地區的各國人類學研究者并不關心當地印第安人的苦難命運，對潛伏十年的游擊隊活動一無所知，只是把他們當做“瑪雅化石”來“研究”。印第安農民起義如石破天驚，暴露了那種人類學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癢；用當地人的話說，“好像我們是顯微鏡下的蟲子”。這也是一個外部視角的寫照。

　　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中潛在著“后殖民”思維，他們以西方文明準則為自己的文明準則，在日常的言行中頻頻發生這種外部視角的言論。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層領導言及“與印第安人怎么能講平等”時，如同談論一個天經地義般的共識，如某高等學府的學術委員會成員輕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這樣的思維導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當專業研究人員脫口說出“拉丁美洲出事當然不是好事，但是對于我們研究人員來說，出事越多越好”時，就不足為怪了。 　　

　　內部視角需要一個人道主義起點，起碼要達到前述中世紀修士拉斯卡薩斯所體現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觀念。他曾潛心學習印第安語言，就近觀察、悉心體會他們的思維方式，努力理解他們的文化，并逆國家主義潮流，不畏懼宗教裁判所的大棒，為弱勢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們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辯護。

　　由內部視角出發，語言（在對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僅是對西班牙語的掌握，而且要求對印第安語言的某種了解）的重要性突顯，語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橋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語言會影響結論上的差異。

　　由語言問題還可以引申到翻譯問題。在外國問題研究領域，翻譯被研究對象是一項重要內容，準確地翻譯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確、貼切理解他者的言說。在西班牙語譯界，存在嚴重問題?！队衩着c資本主義：一個私生子的歷史》是一篇經典論著，但是它的英譯本譯者刪去了其中的思想精華（經過了也許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據英語本的漢譯本更是錯誤百出。翻譯的粗糙不僅僅是語言水平和工作責任心問題，其中潛藏對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寫道：我們對歐洲人名地名的翻譯小心翼翼，從來不出錯；而相反，他們對我們的翻譯總是漫不經心，誤差不斷。

　　掌握了語言，也并不能保證思想的準確傳遞，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態度在翻譯問題上同樣屢屢作祟。古巴愛國者何塞•馬蒂有一篇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著名散文：《我們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漢譯譯文很能說明問題。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歐洲圣賢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結的血液重新開始流動”（大意），譯者譯成“一句歐洲圣賢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煥發熱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歷史凝固了他們的血液——對文化的理解直接影響著翻譯的差異。

　　由內部視角還可以引伸出學院式研究與實地考察的關系、重視非主流資料、重視底層民眾等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　?/p>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眼光與民族主義?！　?/p>

　　中國的外國問題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國主義的研究從來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國的長期閉關鎖國歷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歷史、西方中心論又造成了知識界的民族自卑感。我們的外國問題研究囿于專業的藩籬，無法從世界體系的高度認知專業研究范圍中出現的命題。中國文明的新崛起必須具有世界眼光，我們作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員必須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對世界發言。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朝這樣的方向徐徐努力，他們在上個世紀中葉提出的“依附理論”、“解放神學”等都具有世界意義。最近玻利維亞印第安人出身的總統艾沃•莫拉萊斯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觀的“新十誡”。這種敢于挑戰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種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現。

　　拉丁美洲問題研究理所當然可以囊括對其宗主國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亞洲，理解非洲之時，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對拉丁美洲的研究。

　　這種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狹隘民族主義”。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固然可以也應該為政府決策提供必要的咨詢，但是作為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更應該是關乎全人類的長遠命題，也只有在達到科學認知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出更準確、更正確的政策咨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規出臺的諸如社會保險、小額貸款等具項研究，我們更應該關注對象國、對象地區的發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觀問題，即使微觀問題的研究也是為了達到對全局的理解，而不是應景之作。至于揣摩領導意圖、歪曲事實真相的研究題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問題了。這種為了獲得個人利益而對民族、對人類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紀史學家拉斯卡薩斯指出的“向權勢獻媚”，是社科研究領域里比剽竊更嚴重的問題。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幟；在當一個民族——尤其是一個飽受列強欺辱、近代以來從未成為強者的民族——開始富強、逐步成為崛起的大國時，則要警惕大國沙文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義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義升華，真正產生對人類社會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基于人道主義的積極烏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將紀念取得政治獨立二百周年。論及獨立運動，拉美知識分子常常引述兩個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爾寫于獨立前夕的《牙買加信札》，其中寫道：

　　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我們擁有被遼闊的海洋包圍著的一方天地，這個偏遠的世界盡管在管理社會方面有一些比較古老的傳統，但在藝術和科學領域是全新的……我們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歐洲人……我們仍是一個醞釀之中的族類……隨著世紀的推移，也許將由此出現一個逐漸覆蓋全世界的、兄弟般友愛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曾描寫新生美國的一段話：

　　大自然和寬闊的海洋把我們與來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毀滅性的混亂隔絕開，我們所擁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蝕，我們崇敬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將一切祝福賜于我們，向我們證明它為人在塵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擁有如此多的祝福，我們怎么能不成為一個幸福的民族呢？

　　比較兩個內容近似、本質相異的文本，我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文化思維模式，它們在歷史進程中將導致人道主義關懷和民族利己主義兩種文化傳統。

　　主張競爭、適者生存的狹隘民族主義不是唯一的歷史選擇。帝國主義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們制定的競爭規則，“與世界接軌”，并會在這種競爭中老謀深算地扼制我們，對我們分而治之，讓我們互相消耗，坐收漁翁之利。為此，它們堅持“歷史的終結”。早于19世紀末，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就這樣絮叨：批評勢在必然的東西是徒費心力，托爾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腸是于事無補的……

　　拉丁美洲文化傳統中的積極烏托邦思想也許是一件武器，可以用來抵御這種無所作為的“終結論”。解放神學中的“希望”觀念，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作的關于“也許至今的全部歷史才是一場烏托邦（輪到我們真正有所作為的時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積極烏托邦的體現。

　　理想主義嗎？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構達幾個世紀之久后，已所剩無幾；我們必須珍視包括中國文化、伊斯蘭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內的寶貴的思想資源，提出新的發展模式，否則人類只能面對毀滅的絕望前景，如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的詩句“在千百次冒險滾動后，地球已是個被磨圓的色子，它已無法停止滾動，除非落入一個坑里，一個巨大的墓穴之坑”。

　　舒詩偉（臺灣《青芽兒》雜志）：拉美情緣

　　二三十年前，我在美國念書時碰到加州伯克利一位念人類學的女研究生。她在瓜地馬拉找了一位當地的報道員，跟她一起住、一起吃。到兩年后要離開時，那個報道員跟她說：“我從來就不相信你，很多東西我都在里面做假。你們是白人，你們欺壓了我們五百年。你現在還要來做什么東西？”這位女研究生很傷心，跟我談起這些。她說： “我這么真心地對待她，與她一起相處的這么久。為什么她還要懷疑我？”

　　我想這或是當今一些白人的“原罪”？他們的前人、甚至是他們這一代，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而我們是黃種人，我們或對拉丁美洲那邊的人沒有什么欺壓，所以人家比較不會“先天地”懷疑、甚至仇視我們。我有時覺得有些白人也蠻“可憐”，他們碰到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人家不會那么容易來相信。我想，不同族群之間的歷史、文化、經濟關系，也會有形、無形地影響我們去理解另一個地方的方式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跟拉丁美洲的情緣，這其中也可涉及到：知識到底是由誰來生產，怎么生產，知識生產出來到底要做什么等一些研究上的議題。

　　我跟這些地方的關系，仔細想想，主要還是與行動有關。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我們會去街頭抗議美國政府封鎖剛成立新革命政權的尼加拉瓜、反對拉丁美洲許多軍事獨裁政權對人民的鎮壓等等。

　　我也自問過：為什么會想去研究拉美？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去了解世界。臺灣出去的，很多只會看到美國。可是我覺得，為什么不能去看看第三世界？看看拉丁美洲？看看非洲？看看亞洲其他國度？

　　我后來決定應該以拉丁美洲，尤其是以中美洲為出發點來了解世界。因為那時候是1983年至1985年間，尼加拉瓜方革命不久，桑定諾政權一方面忙著國內的社會改造，另一方面也承受著尤其是美國的極大壓力。至于薩爾瓦多，則是內部打得一塌糊涂；瓜地馬拉，也是打得一塌糊涂。當然，這其中，有各種國內、國際的勢力在相互糾纏著。但尼加拉瓜，或是中美洲，可能走出另一種新的路子嗎？

　　我修的一些課，蠻有意思的。其中有一門叫做“美國如何顛覆拉丁美洲進步政權”。每一個學生選個題目做研究，然后做報告。我選的題目是，智利在1973年，民選總統阿葉德（Allende）的政權是如何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費了三年時間，搞到垮臺，而阿葉德也死在總統府中。逐漸地，我想研究的方向也慢慢浮現——中美洲的國家與新社會運動。

　　我選這個研究方向，也和臺灣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有關。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讓許多臺灣“黨外”、爭取民主的人士（不分外省 / 本省、統一 / 獨立）因之入獄或流亡。在之后幾年的高壓、沉悶的氣氛后，整個社會又開始涌出新的沖撞力，先是由環保、社會議題（如“鹿港反杜邦”、“老兵返鄉”等運動），再擴大到政治議題（如戒嚴、民主選舉、黨禁、報禁等）。整個社會、政治開始動蕩。臺灣社會要怎么走下去？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更民主、正義與公平的社會？這也是當時我以及許多人所關心的。

　　因此，我想做的研究，不只是“朝外看”，多了解世界，尤其是中美洲；也更是“回頭看”，透過外地的狀況，來反觀、檢查與開創臺灣的社會。當時我想，出來學了洋的、新的東西后，再與自己社會的現實相關照，來看我們自己的社會怎樣走向更好的方向。到后來，對洋的知識少了這種想像，而是認為洋的思想、觀念，或多或少有助我們理解自己社會，有所啟發；但有生命的、有關自己社會的知識，還是得由自己具體的社會現實中發展出來，而且能與具體百姓的生活相扣連。更何況，在洋知識里面，不少隱含著西方中心或美國中心觀，而且有些是霸權式意識形態。

　　我有幾次都快念不下去了，尤其看到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系：美國對拉美諸國長久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各種或明或暗的、令人發指的作為。看到拉丁美洲底層民眾承受苦難，也能奮起，很多時候我根本坐不下去，只想把筆一丟，書一拋，去中美洲與底層民眾在一起。在這期間，我開始學西班牙文。

　　真正沒能再繼續學業的一個原因，是家中出了事。我父親過世，留下母親一人在臺灣。在考慮一陣子后，中美洲沒能去得成，我反而是回到臺灣。

　　在臺灣，我有四五年時間在臺北，教些書，參加些活動，但總感覺不踏實。1994年，我很意外地住進臺灣偏北的一個陌生的小農村，后來，就一路這樣生活下來。

　　在農村兩三年后，慢慢認識了些村民。于是也意外地與大家一起組織社團，為地方的教育、環保、產業等事務努力，也與一些村民共同來做家鄉的文史調查、景觀改造等等。2002年，臺灣加入WTO。既然身在農村，我開始把關注焦點集中在“三農”議題。

　　在農村這段時間，我與拉美、與世界的緣份是斷了嗎？好像是，好像也不是。由我們的村子到臺北，物理上的距離約120公里。但在心理、生活上，臺北似乎是遠在天邊，更不用說什么拉丁美洲了。

　　但拉丁美洲，對我也似乎并沒遠去。那兒有我的一些朋友，還能定期收到我所訂閱的有關拉美的期刊，更何況有電腦網路。1990年代中期，有兩年時間，我為報刊書寫有關拉美狀況較深度的報導與分析，每兩周一次，每篇約3500字，后來結集成《拉美地志•魔幻行腳》出版。

　　自2003年起，由于關注重點轉向“三農”，除了關心社會中具體的“三農”狀況，我也在有限的能力下，特別去把握其他地方，尤其是拉美的“三農”發展。像古巴在1993年遇到糧荒后，所致力的有機農業、都市農耕；巴西的“無地農運動”（MST）；委內瑞拉查維茲政權對既有的糧農體系的改革；“農民大道”（Via Campesina）的“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等。這些，也在《青芽兒》刊物中，盡力以白話文的方式，一篇一篇地刊載。

　　去研究、了解海外，除了增長見識，以包容的心態尊重多樣文化，以及促進“四海皆兄弟”的國際團結之外，我想，對我更重要的一點，是立足在自己的土地上，透過國外情況的關照，通過各種知識的散布與交流，讓我們社會中有更多的人，以更寬闊的姿態、更扎實的做法，共同努力；讓我們的社會，一步步走得更穩健。

評論

　　黃萬盛：拉美與中國之間的特殊管道

　　三位的發言我非常受益，學到很多東西，既有很多知識意義上的學習，也有很多心靈交匯，很多生命享受在內。

　　我想三位的發言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敘事，可是他們有著共同的主題和關懷。蘇振興教授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個非常周密、非常仔細和長時間的研究，用短短20分鐘的時間，把拉丁美洲五十年變化過程當中的經濟和政治的經驗教訓，嫁接到中國的現實處境當中。所以在聽他講拉丁美洲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警惕著這種經驗教訓和我們自身有多大相似。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學術敘事。唯一我覺得可以再發揮一下的，可能與我自己的關懷有一定關系，是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左派運動，后面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如果對這些原因的檢討能夠被發掘出來，對中華民族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應該有深刻的價值。去年2008年，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四十周年，我參加關于“五月風暴”四十周年的討論會。當時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1968年的“五月風暴”不只是巴黎的。我們知道在整個拉丁美洲，“毛主義”的傳播跟格瓦拉、墨西哥的學生運動之間的內在聯系。1968年的稍后，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里面有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伯克利的大學生甚至把校長夫人的裸體照片放大到四層樓大小張貼在校園里。背后的年輕人的激情，跟什么樣的意識形態的理念聯系在一起？除了教訓以外，還有什么值得今天反思和汲??？我想拉丁美洲跟中國的情緣，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管道，很難在這個管道當中，讓其他的族群去了解，因為這個聯系是特殊的，是我們自我的。我想并不只是我一個人會關心這個領域的探討，而且這方面的討論對中國的年輕人，可能在一個特殊的階段會變得格外重要。我現在有一個判斷，中國年輕一代對拉丁美洲的了解，僅僅只通過格瓦拉。這比較危險。

　　索颯教授給我們的是一個女性敘事。從女性學者的角度，探討整個拉丁美洲的思想文化跟社會演變之間的關系，非常細膩，非常感性化。索颯女士的女性敘事的方式我特別能接受，因為我個人跟拉丁美洲這個地區有比較膚淺的關系。我的夫人的父親在牙買加出生，他就是索颯女士說的最早被賣到加勒比海地區的勞工的后代，后來在牙買加發展出當地最大的零售業，這是曾氏家族用苦難熬出來的。我對牙買加的感受是，在這片土地上，你用現代社會賦予你的所有概念系統都沒有辦法解讀，因為它有很大的特殊性。

　　我想用索颯女士的敘事方式來對她的發言做一個評論。

　　在紐約的大街上，你會遇見一些黑人提著水桶幫你擦汽車。當紅燈來的時候，他就撲上來。你想說“對不起，我不需要”，他不等你的話說完，已經拿一塊抹布在你車上開始擦了起來，要記住，這是一塊染滿油污的抹布，擦完這車就非擦不可，否則你看不見。這樣的情況在牙買加同樣有，一個黑人會提著水桶站在路邊上，等你的車過來。他會過來問：“先生，要不要擦車?！蹦阏f：“對不起，不需要，謝謝?！薄昂?，謝謝。”他就會退到一邊去，非常文雅，非常有禮貌地站在路邊等下一輛車過來。雖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這個生命風度是怎么建立的？是怎么保存的？它后面真正有一些剛才索颯女士提到的那個民族族群的文化性。

　　不過，牙買加在加勒比海地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最早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在英國殖民者打敗西班牙殖民者的過程中，島上的居民被全部殺光。就是說，西班牙運來的奴隸一個都沒有留下來，全部是英國人把黑奴從非洲再運到牙買加來。今天你到牙買加中部去的時候，有一個叫西班牙鎮的地方，就是西班牙統治時期的牙買加首都。現在那里已經是一個廢墟了，很少人居住。當年西班牙的行政大樓跟西班牙的小城堡非常像，我們今天去看的時候，它是完全沒有修繕的廢墟。我用過一個詞，叫“自然主義的歷史紀念”，即盡量按照它應當有的價值去保存它。這種情況在加勒比海地區比比皆是。

　　牙買加餐館最著名的一道菜是Saltfish and Ackee（阿開木果煮咸魚）。saltfish 是咸魚，ackee是原本生長在非洲的一種喬木，它長出的果子有很多蛋白質和維生素。奴隸被捕捉后運到加勒比海地區，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能夠活下來是靠這種果子。因為ackee的果子蛋白質含量高，加了咸魚在里面，以高鹽分來保持必要的營養并使得果子不易變質。每一位船上的奴隸懷揣著夾了咸魚的ackee，當他們到達加勒比海地區的時候，果實的種子落到了加勒比海地區的土地上，現在加勒比海到處可以看到郁郁蔥蔥的ackee喬木。你到牙買加的餐館，黑人侍應給你推薦的第一道菜就是Saltfish and Ackee。食品成為一個記憶符號，把販奴的苦難歷史總結到日常生活當中，而不是靠任何思想運動和文化模式來維持這種苦難的記憶。如果了解這些，我們可以知道在拉丁美洲地區、在加勒比海地區產生那么強大的反抗激情，而且這種反抗的激情很容易被組織成反抗的運動，這背后是有深刻的歷史譜系。索颯女士的發言，勾起我很多的想法。

　　舒詩偉先生發言的時候我一直在感動。學者往這兒一坐的時候經常使用的是概念、符號和邏輯，很少可以不依賴于概念、學術邏輯來談精神歷練、心路歷程這類深刻的題目。因此我很感動你的發言。但是我想說的是，這太不容易，至少你個人的行為不容易成為一個典范。史景遷先生研究張岱，在明朝崩潰的時候，清人進來，張岱堅決不跟清人合作，很有一些我們現代人不跟美國人合作，不跟現代性合作那種決絕的志愿。他跑去隱居，但是隱居了幾個月，他發現實在受不了，因為他原本的生活方式在隱居的環境中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最后他終于相信，中國自古以來流傳不侍二主、忠心耿耿的隱士，真是有在隱居中被活活餓死的，最后他放棄了隱居，回到現實的生活當中。個人把修煉當作自我成全，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可是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真正偉大的譜系是在紅塵中轉變紅塵。我們要回到這個紅塵當中，盡管這個凡俗世界不可愛，可是我們有這個責任、這個使命來轉變它。

討論

　　嚴海蓉：三大洲會議

　　我想問一下，在古巴，在拉美也有一個三大洲的聯合的思想，英文是Trio-continental，他們也召開過一個大會。這個會議和萬隆會議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它在今天的拉美還有沒有留下影響？

　　田力為：開放過度的問題

　　我向蘇振興老師提一個問題。我以前看過蘇老師翻譯的《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是一本很有知識性的書，使我很震撼。我看過對改革開放最激烈的一個批評是，認為開放太過度了。過度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國滅掉了自己的重工業和創新技術，導致創新技術依賴外國；二是放棄了中國人的自主品牌和市場渠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現在開放的有三十幾個行業，估計75%以上的前五位全部受外資控制，那么中國人在開放的過程中就喪失了股權，喪失了管理權，喪失了品牌和市場渠道，最后淪為一個打工的。最形象地說，中國實際上拉美化了。

　　蘇振興：“另一個世界”

　　嚴海蓉老師剛才提問“三大洲會議”的問題。“三大洲會議”是古巴革命勝利以后，古巴革命軍政府在哈瓦那召開的大規模會議。那個時候調子比較高，“三大洲團結起來”搞革命，反對帝國主義?，F在應該說無論是古巴還是其他拉美國家，這個思想也還存在，但是更多的是謀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而不是著眼于反帝。那么有沒有更激進的思想呢？有，那就是“世界社會論壇”?！笆澜缟鐣搲睂嶋H上是拉美搞起來的，首屆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舉行。他們是比較激進的，反對新自由主義，提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田力為先生提及開放過度的問題，我不敢做這個評價。拉美是有開放過度的問題，很多產業開放以后，本來是國有的，私有化了，很多東西都是外國來主導，自己的品牌、產業都沒有了。

　　王首燕（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想象古巴

　　我讀過古巴的一些資料，感覺人家更加符合我對社會主義的想像，但是我沒有去過。索颯老師可以對古巴再作些介紹嗎？

　　索颯：古巴不是一個“他者”

　　我覺得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恐怕也是所剩無幾了。的確，講古巴問題不是在講一個“他者”，而是和我們自身的感情、矛盾等糾纏在一起。我們去古巴的時候也不到處去問怎么樣呀，從來不胡亂打聽。我們在用我們的眼睛認真觀察，用我們的心去體會，用我們自己的歷史去和她比較。我們這次去古巴，避開了她的政治問題而考查她的歷史，革命的基本成因是什么。他們講一個是黑奴制度，一個是單一種植。古巴的革命是必然的，除了當時的政局以外，還有古巴的歷史原因。革命以后古巴遇到的種種困難也和這個歷史原因有關。比如說，古巴沒有農業傳統，這和種甘蔗有關。革命以后卡斯特羅非常關心生物工程、遺傳工程，為什么？因為他要打出一個世界品牌來，過去只有甘蔗。他把甘蔗全都砍了，砍了還是不行，又恢復種甘蔗。后殖民國家都面臨著殖民者留下的這樣那樣的問題?？ㄋ固亓_不斷有給人民的信，每天寫一封，對世界發言。但是經過這么多年勒緊腰帶生活，下面的老百姓怎么樣？

　　你要看古巴的話，有好幾個社會成果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是取消種族隔離。這個國家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由于革命而造成比較好的種族融合的國家。第二個是社會福利。為什么老百姓能夠堅持到現在，他們說是社會成果分配的問題。美國人回來了，大老板回來了，我的孩子上學就不能免費了，我看病也沒錢了，所以他們還勒緊褲帶在這兩者間權衡。再一個是古巴對教育的重視。古巴的教育是免費的，認為人力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其教育程度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認可的。還有古巴的國際主義思想，古巴對于國際上的援助，我覺得是真誠的。他們支援安哥拉，沒有留下一兵一卒，也沒有留下自己的什么利益。

　　在文學藝術領域里，古巴還是有一定自由的。像描寫同性戀的電影，老百姓一樣能接受，一樣去看。對于男女私情，古巴也不像我們極左的時候那樣，要狠狠管起來。今后古巴會怎么樣，還需要我們觀察，觀察，再觀察。（待續）

　　（錄音整理：鄭 英、黃柏莉、劉 瓊、劉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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