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哲學概念

為著研究的需要，我構思了幾個哲學概念。這些概念作為常用的工具，在我的其他著述中經常見到。此次集中整理后發表，以供學界同仁研判。

 “實踐范圍”

人們的一切實踐，都是在一定范圍進行的。“實踐范圍”這個詞，曾為許多哲學家、特別是唯物論哲學家頻繁地使用。但是在多數場合，它只被當作無須深究的定語或補語，不成其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因而，實踐的哲學有如無韁之馬，往往不經意地闖入荒謬的境地。另一方面，離開實踐范圍的研究，則一切關于人的認識的此岸性，以及認識論與本體論之統一的論證，都成了不著邊際的事情。

實踐范圍是原始世界向人的生成與發展，是因人的實踐從自在的物質世界區別出來的部分。人們用自己的感覺能力為尺度，將物質世界一分為二：其感覺到的部分為人類的實踐范圍，在這個范圍之外的則仍屬于自在范圍。實踐范圍所囊括的空間層次和時間跨度都是有限的，只表現為事物的部分屬性和運動形式。

人們在實踐中自覺地運用各種工具（包括利用動物的感性），改造和發展著自己的感官功能。同時，實踐范圍亦因人的實踐能力的增強，不斷地向著自在世界的廣度與深度擴展，其中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尤為顯著和重要。

但實踐范圍始終是一個有限的世界，自在范圍則實在于這個有限世界之外——無窮大，或者無窮小。質言之，在感性的領域，實踐范圍是主客體相互運動的度的集合——客觀事物的量質交變點同人的感官活動的量質交變點相吻合，形成一條封閉的曲線，這便是我們的有限世界。

實踐范圍亦為人的社會性、或感性的社會條件所規定，因而個體的實踐總是依從群體的社會的實踐。例如馬克思所說的：“當分工一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正是這種社會的實踐范圍，產生了人們之間關于生產工具和勞動產品的制造、使用、支配等等關系，這是“財產”及“所有”觀念最原始的基礎。

概念上與實踐范圍最接近的是實踐的作用范圍。這兩種范圍都是實在的、具體的，但不可混淆。實踐范圍與實踐者的感覺有必然的直接的聯系，實踐的作用范圍則沒有這種必然的直接的聯系；實踐范圍不包含自在范圍，實踐的作用范圍則包含了實踐范圍和實踐的自在范圍。例如，毛澤東的實踐對于中國和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都屬于毛澤東實踐的作用范圍，但并不都是毛澤東的實踐范圍。

實踐范圍與實踐對象的屬性具有相對的同一性。例如，有消費品A，它具有無數種屬性，其中僅有屬性N為人的生產實踐使然，且能滿足人的感性需要。A經過消費實踐之后，其中的屬性N已發生變化，此時的A即由有用物變為廢物（僅僅對于該消費過程而言）。在這個過程中，N在經濟學意義上是使用價值，在哲學意義上則屬于實踐范圍。如果A具有同樣意義的屬性不僅有N，而且有N₁、N₂、N₃……等等，情況也是一樣。這個例子說明：一、人的實踐只改變事物的部分屬性，并不使這個世界增加或者減少什么；二、任何物對于我們都存在無限的利用空間，但利用本身總是有限的；三、實踐范圍隨人的感性需要而轉移，具有相對的可選擇性、可重復性、可替代性、或可模擬性；四、實踐范圍和自在范圍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人們的一切知識來源于實踐，但人的意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物質運動，既受實踐范圍的約束，也有其自為的能動的和自在的一面。人們通過實踐來探索、認識未知世界，根據實踐范圍內獲得的知識來推演整個世界的運行邏輯，即所謂“案兆察跡，原往類事”；“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但這些邏輯一旦應用于實踐，便立刻表現為有限性與相對性。例如，盡管我們已求得圓周率到小數點后一百萬位（亦有限），但在實際運用中，我們或取其兩位，或取其四位，六位，總不至于永無休止地寫下去。

另一方面，在任何事物背后，總有無限多種客觀規律在起作用，人們對之認識的過程，如毛澤東說的，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與這個過程同步的，則是實踐范圍的重復、轉化、變遷、擴展。經過這些循環與擴展，人們的認識才“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但由于實踐范圍的有限性與相對性，人們對于這些規律還是只能部分地和大體上得到了解，換言之，人們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總是有缺憾的。

實踐范圍的有限性與自在范圍的無限性、實踐范圍的相對性與自在范圍的絕對性，實踐范圍的自由性與自在范圍的必然性，實踐范圍的可知性與自在范圍的不可知性，等等，是相互對立而又統一的關系。只有正確地認識實踐范圍，才能走出所謂“二律背反”的困境。而人們在實踐中的失敗，往往源于對實踐范圍的誤判。

經驗主義者不承認實踐范圍的有限性，無視實踐范圍同實踐的作用范圍的區別，以為自己感覺到的那一部分實踐效果就是實踐的全部客觀效果。在這種錯誤認識基礎上，他們進而把一定實踐范圍內的經驗當作了普遍的客觀規律，主張“有用即真理”，“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而事實上，正是由于實踐范圍的有限性，人們對于實踐效果的了解以及從實踐中得出的經驗，都注定帶有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陷。

教條主義者不承認實踐范圍的相對性，主張有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并用那些特定實踐范圍內的理念到處亂套。其實，人的認識只能在實踐范圍內得到有限的證明，其真理性僅僅在特定的實踐范圍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而實踐范圍就是它的相對性的規定。實踐范圍是科學分析的根據，從我們所熟悉的各類科學——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社會的——實驗對于環境條件的嚴謹要求就可以知道，任何理論的效用都受到實踐范圍的嚴格限制。

實踐范圍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與自在范圍具有同樣的實在性。如司法判斷中有所謂“應當知道”一說，其依據便是當事人的實踐范圍。哲學上的不可知論否認實踐范圍的實在性，懷疑人的感性及能動性的物質作用，以為整個世界都是自在的，因而不可知；全可知論則否認自在范圍的實在性，夸大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所謂“世上沒有不可認識之事物”，“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這些觀點實際上都等于宣布：知可以不依賴于實踐。

整個人類存在的歷史，都可以看作是實踐范圍不斷向自在范圍發展的歷史：一個從零開始，逐漸達到極限，然后又復歸到零的過程。所謂“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的絕對真理”，以及所謂“無數實踐之總和的絕對真理標準”，在人類歷史上都是不曾有過的，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人類的實踐范圍，連同他們擁有的全部真理，都是“有數”的，不是“無數”的。事實上不可能存在的東西，我們不能設想它存在。

實踐范圍是一個動態的范疇，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所以，實踐的結果與人們的預想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實踐范圍改變了，實踐觀念也必須改變。我們不能用生物學觀點去解釋社會學問題，不能用舊觀念來看待新社會，不能罔顧主客觀條件的變化去一味蠻干。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只要實踐范圍內事物的本質及規律沒有變，人們對之認識的真理性及效用也就不會變。

實踐中的盲目性、風險性、不可測因素、始料不及的情況等等，是絕對存在的，因為自在范圍絕對存在。這雖不能阻擋人類前進的步伐，但人類在發展中須留意這樣的問題：究竟是在創造幸福呢，還是徒勞無益、甚而制造災難？“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我們自己就是那些潰堤之蟻嗎？

“生產資料技術屬性”

世上一切的物都具有無限豐富的自然屬性，那些在人類實踐范圍內、經過人類改造、由人的勞動所賦予的自然屬性，是其技術屬性，當此物作為生產資料（能源、材料、器具）使用時，即體現為生產資料技術屬性。

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同勞動的具體形式和性質有最直接的關系。被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生產中使用的工具（動力機具與工作機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信息載體，這些生產資料所具有的技術屬性，凝結著世代勞動者的經驗與智慧，在各個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其中有量的變化，也有質的飛躍。

這種變化同時也改變著勞動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從而決定生產力要素的組合及分工的形式。造船和紡織的專業化類型是不同的，煤炭與石油開采的人機配置大相徑庭，犁、耙、鐮、鋤等農耕工具適合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力組合，但水庫或灌渠這類設施仍需要地域性的合作，蒸汽動力是組建工廠流水線的基礎，電氣化催生了大型的托拉斯和綜合商社，而一旦有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就出現了大批跨行業、跨區域、跨國界的網絡資本組織。

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又因此決定生產關系的組織形式。在使用石斧、木耜和陶皿的地方，我們看到的是成群的奴隸；在使用風車和鐵制農具的地方，我們看到的是分散的農民；在現代機器轟鳴之處，我們看到大批嚴密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職員。而在同樣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看到腰佩青銅劍的奴隸主，手持紙制地契的地主，電話機旁的資本家、或者電腦顯示屏前的經理。

所有這些，構成了我們文明社會的基礎。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原因。各個時代的更替，背后都有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在起積極的作用。這種作用甚至可以借用數學上的閾值和可行域的概念來描述。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將社會的生產方式區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各階段生產方式內部矛盾又規定著當時的社會階級結構，同時也決定階級斗爭的形式和結局。而階級斗爭則以強迫的方式促進生產關系的轉變，以迎合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不難想象，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未來發展，必將沖破人類勞動的異化階段，使各種依附于生產條件的強制性勞動和破壞性勞動成為過去。

但是，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對于社會關系的決定性不是絕對的，社會關系也會對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起限制或促進的作用，而且，生產資料技術屬性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內，對于不同生產方式也存在相對的兼容性。另一方面，生產資料技術屬性、以及由這種屬性決定要有的社會聯系，在世界各個地區和各種不同產業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因而任何社會的經濟基礎都有多種生產方式并存，而非只有一種單一的生產方式。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順應當代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最新發展，改變資本主義的、以及一切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體系，代之以主要生產資料由全社會統一所有的新生產方式和社會體系。

總之，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決定因素：它決定人們利用自然資源的廣度和深度，決定社會生產總量與需求總量，決定人們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決定經濟的結構、規模與規范，決定生產效率與投資效益，決定勞動就業和文教、醫療狀況，可以說，它決定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總體水平。

這是一個天人合一的概念，雖有“見物不見人”之嫌，卻能全方位展現生產中物與物、人與物、人與人、時與空之間最緊密的聯系。例如，我們無法目睹古代的人生，而反映古代生產技術的出土文物卻再現出他們的身影。

 “公有資本形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的現象形態同它的本質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列寧說：“形式是本質的。本質是具有形式的。不論怎樣形式都還是以本質為轉移的”（哲學筆記.125頁，黑格爾邏輯學一書的摘要）。經濟形態與經濟基礎，資本形態與資本本質，也是這樣的關系。

經濟形態是指社會經濟基礎的各種表現形式。如現在的許多新名詞，體制，機制，模式，運行方式等等，講的都是經濟形態。經濟形態具有兩重性：就其自然屬性而言，是生產力要素的組合形式；就其社會屬性而言，是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

經濟形態以經濟基礎的本質為轉移，反過來也影響著經濟基礎本質的演變。如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包產到戶，自由貿易，供給制、工薪制，托拉斯、股份制等等，這些經濟形態的取舍，無不迅速而深刻地影響到經濟基礎的本質。

如要對資本做價值分析，那么就本質而言，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但從經濟形態學的角度看，資本就簡單地表現為價值形態的生產力。資本形態就是不斷增值的生產力價值形態。這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有重要的區別。

在多數情況下，事物的本質和現象形態的發展不是完全同步的。勞役地租改換成實物地租，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自由資本發展到壟斷資本，它們的形式變了，但本質沒有變。另一種情況則相反：商品交換形式自古就有，但其本質已經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的演變，無產階級政權采用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世界上有些地方至今保留君主制，但本質都發生了變化。

消滅資本的本質，搞一次革命就成，把工廠從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剝奪剝奪者”。但轉到工人手中的工廠依舊還是資本形態的。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改造民族工商業，資本的本質改變了，但資本的一般形態，如勞動力的商品形態（V），剩余產品的價值形態（M），資本有機構成形態（C+V+M），資本的運動形態（G-W-G），在新的公有制經濟中都還存在。用毛澤東的話說：“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社會主義時代的主體經濟仍取“資本形態”決非偶然，這是由全部生產方式中更本質的東西——時代的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決定的。

工業時代的生產資料，礦山、能源、廠房、機器等等，為其技術屬性所決定，有兩個顯著特征：一、它們雖然是高度社會化生產的產物，但仍只能被有限的社會所占有，在有限的協作勞動中使用（這一時代幾乎所有的經濟組織都叫做“有限公司”）。由此決定：社會的強制性分工、相互獨立的生產者、生產條件在他們中間的分割、以及他們之間的交換與協作關系；二、這種生產資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人的體力，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片面性攫取，產出效率相對低下。擴大再生產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剩余產品的分配仍從屬于生產條件的分配，對于多數人來說，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由于這一切，社會經濟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產、市場交換。從而生產力要素具有價值，其發展依賴于對活勞動的強制性積累也成為必然的事情。這就是資本形態，工業時代社會經濟的一般形態，或者說，商品經濟的最高形態。只要現時代生產資料技術屬性沒有質的改變，以勞動力商品形態和剩余價值形態為特征的資本形態就不會消亡。正如馬克思所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公有資本當然也存在多種特殊形態和具體表現形式。它與私人資本不同的原則是：一、資本屬于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二、管理者即作為代表的勞動者；三、資本形態下的按勞分配。這里也有雇傭勞動，但不過是勞動者“自己雇用自己”，體現著勞動者聯合體與勞動者個人的關系；這里也有剩余價值，但不過是社會必要扣除的形式，它將全部用于共同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發展。

公有資本的現實條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這不同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而它的歷史前提仍是資本形態，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公有資本經濟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直接延續。在現實中，它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勞動與管理的矛盾；社會資本與個別資本的矛盾（包括中央、地方、部門、企業相互間的矛盾）。這是公有資本形態經濟內部固有的三種對立統一關系。

公有資本原始性質的積累，是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后，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這種積累包括兩個方面，即對私人資本的剝奪和對非資本經濟的擴張。其結果，一方面是人民國家資本實力的增強，一方面是對于小生產和國內市場的削弱。此外，和其他形態的資本一樣，公有資本也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同為公有資本的各實體之間、乃至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是存在的。

一個資本企業在改變了股東之后，并不曾把它的資本形態去掉，而當它完成了擴大規模的積累與整合之后，也不會游離于市場之外。相反地，它會以更有力的新姿態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以尋求更大的發展。同樣地，在完成早期積累之后，公有資本經濟也必須通過市場競爭才能使自己強大起來，最終消滅一切資本形態。但是，由于資本形態的同一性，更由于沿襲了資產階級國家形式，公有資本的發展，除了自身的社會主義方向外，還存在兩種相反的方向：演變為官僚壟斷資本，或者解體為私人自由資本。

至少，到目前為止，在農業以外的經濟發展中，資本形態是必經的、不可逾越的經濟形態。對于從資本統治之下獲得解放的無產階級來說，只有采用公有資本形態，才能最有效地組織社會的生產與生活，促使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質的飛躍，進而以新的生產關系完全取代資本關系。

“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本形態經濟”，加上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再加上反映這種經濟與政治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除此之外，世界上還不存在任何現實的和完備的社會主義。

“經理階級與經理社會”

經理階級的崛起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和信用制度基礎上，生出兩種新的資本形態：股份制企業與工人合作工廠。這使資本社會化進程邁出了關鍵一步：資本的所有同它的實際功能相分離。在這個過程中，經理們部分地取代了資本家的實際統治地位，并終將成為社會的領導階級。

現代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進步，最大限度地擴展了資本的適用范圍，使那些在更大領域、以更大規模、取得更大利益的投資成為可能。為迎合這種需要，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孵化出新的經濟組織——股份公司。一部分個人資本通過這種集中組合，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馬克思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p>

工人合作工廠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種揚棄。與前一種揚棄所不同的是，“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已經在那里面揚棄，在這個形式上，組合的勞動者已經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增殖他們自己的勞動。”并開始“向社會共同生產方式過渡”。馬克思還預言：“合作企業可以按或大或小的民族規模來實行逐漸的擴大”?！鲜兰o出現的東方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可以看做是這種或大或小民族規模的“工人合作工廠”。

需要指出的是，兩種揚棄都沒有消除社會經濟的資本形態，而是形成了兩種和以前的社會總資本概念不同的、具有實體形態的社會資本。前一種揚棄形成的社會資本，只是消滅了私人資本形態，而沒有消滅資本的私人性質；后一種揚棄形成的社會資本就是公有資本，私人資本的形態和性質在這里全被消滅了。老資本家階級在東方已被消滅，而在西方，他們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家，麇集在金融領域，結成操控整個社會經濟的壟斷財團?！霸诎l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的形式上，再生產出一種新的寄生蟲，并由公司的創立、股票的發行和股票的買賣，引出了一整個體系的欺騙和詐欺?！薄皇兰o初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一禍害發展到極致的后果。

新資本形態帶來管理方式的革命，同時也帶來社會結構的微妙變化?，F在，無論是股份制企業還是人民國家資本，是金融資本運作還是物質生產過程，都由一個新的人群——職業經理——來主持。經理成為一種社會職業，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兩權分離”已經成為資本運作的普遍形式，經理人作為一個特殊階級的社會地位得到公認。另一方面，在資本方分化為資本所有人與資本經理人的同時，勞動方也分化為藍領和白領。老無產階級轉化為現代員工階級，同經理階級構成直接對立的群體?，F代資本運作和科學管理所需要的專門技能，進一步強化了經理階級的地位，使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更加依賴于經理階級。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經理階級只是一個“準階級”：他們并不擁有自己創新的生產方式，只是依附于舊的生產方式、在舊生產方式發生變異的過程中，暫時地居于上升狀態罷了；他們雖然實際掌控著絕大部分社會資本的權力，但不擁有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他們的既得利益與階級地位不可繼承，這是他們同剝削階級不同的地方。歷史似乎有意拿這樣一個階級向人們宣示：資本主義就要斷子絕孫了。

毫無疑問，經理階級是為資本服務的。他們天生具有兩面性：沒有資本的社會化，就沒有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對于社會資本的擴張懷有一種熱烈的沖動，這是他們進步的革命的一面；沒有資本的兩權分離，也就沒有這份“為他人作嫁衣”的苦差，所以他們始終覬覦資產者的地位，貪婪地攫取社會的財富，這又是他們落后的反動的一面。

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經理人扮演著資方代理人角色。一方面，他們在勞資矛盾沖突中要代表資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實際掌握著企業法人財產，與擁有資本最終所有權或股權的食利者相對立。所以，對于員工階級，他們既是領袖又是叛徒；對于資產者，他們既是幫兇又是家賊。隨著資本的社會化進程，經理階級同資本家階級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所謂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也越來越突出。而雙方搏弈的結果，則是來自社會對于經理階級的監督與規范，資本社會化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同樣的問題在公有資本經濟中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里實行的原則，是代理對象與管理對象的同一：管理者即作為代表的勞動者。但是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的實際地位依然是不相同的。經理階級是在一個既定的、更高層次上控制著生產資料的階級，擁有相對全面地使用、支配和處置的權力；在生產中，共同勞動還遠不是與個人自由勞動相統一的勞動，員工們是在經理的支配與管理之下、按照經理的意志從事體力或腦力勞動的；在社會產品的分配方面，二者更有著較大的差別。

就廣義而言，社會主義不過是人類不斷地由其自然狀態向社會化方向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其中各個階段的社會化程度高低為序，依次經過了奴隸主社會、地主社會、資本家社會。每一階段相對于前一階段，都具有更高程度的社會化。因而，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主要生產資料已經歸社會所有、但仍然保留資本形態、并且由經理階級實際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名副其實地稱為“經理社會”。

在東方前社會主義國家，最初的公有制經濟都是按照典型的官僚體制來管理的，經理階級——從廠長經理到中央各部官員，他們作為國家資本的代表而擁有巨大的特權——日益同無產階級的其他部分區別開來，并且經常與他們所領導的下層群眾發生矛盾甚至對抗。通過官僚特權與資本形態相結合的“內部人控制”方式，“合作工廠”的經理們很容易使自己變為事實上的資產階級——這是一種最后的、也是最壞的資產階級。當資本的社會化進程與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不同步，或者經濟運作缺乏相應的社會監督的情況下，經理階級的這種反叛便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經理階級和員工階級的共性與差異性的變化，對這種演變具有決定的意義。經理階級同員工階級的共性的根據，在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而其差異性的根據，則是官僚制度與資本形態。公有資本這兩個矛盾方面的消長變化，決定公有資本的存亡，決定執政黨的興衰，也決定整個社會的性質。

官僚制度與資本形態是經理社會的兩大痼疾，但是在這一時期還不能根除，因為它們是當代生產技術全面沖破舊生產方式以前維持社會生產的最基本條件。新舊兩種生產方式內的矛盾相互交織，更增加了歷史進程的艱巨性、復雜性和反復性。這些，正是近百年來社會主義實踐一直為之困擾的難題。以對待官僚制度與資本形態的不同態度，形成各種相互對立的社會主義流派。

經理階級是一個過渡的階級，它的歷史使命，是承接資本家階級的社會領導職能，促進現代社會化生產的發展，使其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就這一點而言，它和無產階級沒有什么不同。但在這個過程中，它必須服從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全社會的利益，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逐步去掉其附屬資本的性質，才能轉變為新社會的一部分。

在全世界范圍內，在東西方主要國家的主要資本都變為直接的、生產者共有的社會資本之前，從而資本的職能也轉化為單純的共同生產者的社會職能之前，在揚與棄之間，在兩種揚棄方式之間，在兩種揚棄所導致的兩種經濟形態和兩種對立的政治實體之間，發生激烈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這就是貫穿這個時代世界范圍的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的過程雖然是漫長的，但不是消極的，它使整個社會得到革命化的改造，使資產者轉化為經理人，使全體生產者轉化為共產主義者。

“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

不同時代的生產方式，決定各階級自我組織的特點。例如封建宗法社會，生產組織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所以那個時代一切階級的組織——包括各個封建王朝——都帶有家族的標徽。只有當工業革命打破了家族的藩籬，階級斗爭具有了更廣闊的領域，階級的組織才有政黨這樣高級的形式。

不同階級具有強弱不等的自我組織能力。歷史上的勞動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自己的組織。他們總是被動地由統治階級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組織的。只有在社會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勞動階級為了斗爭的需要才自我組織起來。歷史上的奴隸和農民，都組織過自己階級的會社或者軍隊，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還出現過短期的農民割據政權。

一般地，剝削階級比被剝削階級具有更強的自我組織能力。這是因為他們在生產中始終居于組織者的地位，建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積累了豐富的組織經驗，儲備和培養著大批具有組織能力的精英人才。為著維系其階級的統治地位，這種能力又輔之以各種行政的、法制的和文化的組織與理念，上升為階級對于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組織能力，即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

各階級之間的較量，實乃各階級自我組織能力的較量，而最終決定成敗的，是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的較量。因而，敵對的階級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限制、破壞、摧毀對方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

為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教育、訓練無產階級，從生產資料的知識到生產組織的知識，從適應新的生產秩序到適應新的社會秩序。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兩權分離，在把資本家階級踢出生產實際過程的同時，卻在無產階級中造就了大批現代知識勞動者。這樣，無產階級便可能擁有以前一切被剝削階級所不具有的、與時俱進的社會組織能力，使他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但是，這決不是說無產階級天然地擁有自己的組織能力。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與社會組織能力，都是在斗爭中獲取、并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從個別的或某一工廠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資產者作斗爭，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內的聯合斗爭；從搗毀機器到集體罷工；從開始成立工會到組建政黨；從經濟斗爭到武裝奪取政權；從組織簡單的工人政府到采用資產階級國家形式；從管理計劃經濟到駕馭網絡形態的市場經濟——其中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學習、探索、創新的過程。

勞動群眾是否具備相應的社會組織能力，是他們管理社會和改造社會的重要前提，學習和繼承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人類全部歷史文化遺產，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必修課。這種學習和繼承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像劉邦、朱元璋那樣，全盤學習、繼承老統治階級的執政經驗，其結果必然是使自己的政權也演變成原統治階級的政權。這也是農民起義性質異化規律的一種表現。同樣的，今天有些人一說到“執政能力”，想到的就只是如何與西方“接軌”，照搬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另一種就是從本階級立場出發，批判地學習，繼承中創新，以獲得與本階級歷史使命相適應的社會組織能力。

無產階級區別于其他階級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徹底的開放性。在經濟生活中，它可以容納任何階級中失去財產的份子；在革命斗爭中，它可以而且必須團結任何階級中愿意革命的份子；“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之后，無論怎樣都不會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頁）因此，無產階級的任何組織及其能力也必然具有這樣開放的特點。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絕無類似歷史上那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少數人專政，而是絕大多數人為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全面地、公開地、自下而上地揭發社會的黑暗面，監督和改造一切不能自覺適應時代進步的傳統勢力，其中既包括無產階級的敵人，也包括無產階級的暫用工具：那些陳舊的上層建筑。

組建政黨是階級自我組織能力的最高體現。由本階級的黨執政，是該階級社會組織能力的最高體現。但是，一個政黨和一個階級之間的聯系并不必然是永恒的，相對于階級而言，政黨具有更大的變異性和可選擇性。所以，無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能力除了組建政黨和政權而外，也包括有效地監督和改造自己政黨的能力。從前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演變可鑒，中國無產階級事業之成敗，全系于后一種能力是否獲得與實現。

“兩類不同性質的階級斗爭”

馬克思說：“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鄙a資料技術屬性發展的兩種情況——質變與量變——決定新舊生產方式替代的條件，因而歷史上每一種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總體上區分為量變階段和質變階段。相應地，階級斗爭也分成兩類：甲類——屬于同一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如奴隸與奴隸主，佃農與地主，雇傭工與資本家之間的斗爭；乙類——屬于不同生產方式的階級，如地主與奴隸主，資本家與地主，以及他們同各種小生產者之間的斗爭。

甲類階級斗爭，即局限于某種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斗爭，并不改變生產方式本身。在這種階級斗爭中，反抗現實生產方式的勞動階級，總是失敗的一方。其結局不外是被鎮壓下去、或是在舊生產方式內更換一批統治者。

只有乙類階級斗爭，即為改變社會生產方式而進行的階級斗爭，才可稱之為真正的革命。這類階級斗爭的結局，就是舊生產方式中對立的雙方同歸于盡，由新生產方式下的矛盾群體取代之，整個社會得到革命的改造。因此可以說：只有創造新生產方式的階級，才可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在人類歷史上，這兩類階級斗爭的區別和更替是非常明顯的。奴隸——農民——工人，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分別代表著私有制時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只要存在私有制，生產方式內部的對抗就不會消除，歷史也就會沿著這種怪圈繼續演義下去。

迄今為止，一切被剝削階級所舉行的革命，都屬于甲類階級斗爭。這些革命不是死于失敗，就是死于勝利。所謂死于勝利，即不是整個被剝削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而是其中一部分人——革命的領導層——成為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上升為統治階級，于是社會的一切很快恢復原來的樣子。但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后期，情況就有了新的轉機。這時的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具有質的飛躍的特點。它不僅可以使社會剩余產品的豐度達到消滅任何強制勞動的水平，而且從技術角度看，它越來越無法為私人所占有。人類勞動從有限的協作擴展為全面的協作，生產亦將從有限的社會化上升為完全的社會化。同時，掌握新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獲得了以往一切被剝削階級所不具有的社會組織能力，由舊生產方式下進行斗爭的階級轉變為創造新生產方式的階級。他們所進行的階級斗爭，也將實行由甲類向乙類的轉化：不僅同代表舊生產方式的資本家階級作斗爭，而且要同新生產方式中企圖上升為社會絕對方面的階級作斗爭。而后一種階級斗爭，實質上就是終結私有制和一切階級的階級斗爭，具有根本性的、第三類革命的意義。

但是，當新生產方式已經成熟并足以取代全部舊生產方式之前，實現這種徹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消滅了資本家階級之后，在主要生產資料已歸全社會所有的經理社會階段，經濟中的資本形態依然存在，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的官僚制度依然存在，代表社會資本的經理階級同代表社會勞動的員工階級之間的對立也依然存在。當生產資料技術屬性的飛躍所導致的資本社會化在全球成為普遍事實，無產階級對于官僚制度與資本形態及其既得利益集團的斗爭便具有最后的性質。因為有了毛澤東，中國的無產階級率先發動了這種進攻，成為全人類向新社會進發的先頭部隊。（2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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