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的內在統一

經昭光

2010-06-22

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老師：你們好！
　　最近，我看了2010年1月12日《文摘報》以《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為題，報道董德剛教授發表在《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31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因為我對他的這個觀點感到困惑，又找來該文原文《研究所有制問題的新觀念》（附上這兩份剪報）。我讀后覺得，這位教授為了說明自己的新觀點，竟然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消滅私有制，“只是小業主式的私有制，它確實在消亡，它在當代世界已經不占主要地位，這是客觀的大趨勢”；而消滅私有制到現在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而“這個論斷比較激進并含有空想因素”。他還說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本上是私有制經濟，卻有很高威信；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雖然掌握了巨大的經濟權力，但由于“這些公有制經濟效率低、效益差，不能發展生產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它不是鞏固，而是削弱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他用諸如此類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歪道理，來否定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這位教授這樣辛苦論證意欲何為？《文摘報》的報道為他點出了問題的實質：“歷史發展到今天，對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如何突破落后于新形勢、新任務的觀念束縛，推動我國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是當前改革的重大任務。”這就是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成為落后于新形勢、新任務的觀念束縛，必須加以突破了。應當說，如今這一類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言論已經見怪不怪了，但這樣一位教授“有理有據”地為否定公有制對社會主義的決定意義，我作為一個在讀的大學生還是感到驚訝不已。我的這些看法是否對頭，希望能夠得到你們的指點。十分感謝。

　　       青年讀者  馬如斯
 

復信

馬如斯同學：你好！
　　《中華魂》編輯部轉來你的來信，要我談談對《研究所有制問題的新觀念》一文（以下簡稱《新》文）的意見。我原來看過《文摘報》上對《新》文的介紹，覺得觀點欠妥，及至看了你寄來的剪報全文，我的這種感覺更加強烈。該文為了強調“公有制不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一類的“新觀念”，竟然采用歪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抹煞公有制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和成就等手法來加以論證，企圖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來否定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們究竟要求人們樹立一種什么樣的“新觀念”呢？確實值得商榷。當然，要對這樣一位名校教授講點馬克思主義的ABC，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但為了避免謬種流傳，貽害青年，本著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我想還是坦率地談點自己的看法，供你參考。

　　（ 一 ）

　　《新》文從根本上歪曲《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斷，為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作用提供理論依據。我們知道，在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之作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精髓和歷史使命的精辟概括，同時也包含著對未來社會的科學設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未來社會的若干重要原則設想，是嚴格依據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的，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他們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進而把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毫無疑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而《新》文竟然說：“馬恩當年所指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小業主式的私有制，確實在消亡，它在當代世界已經不占主要地位，這是客觀的大趨勢”。這完全歪曲了馬恩的原意，歪曲了歷史事實。馬恩所說的消滅私有制，顯然是指人類社會最后的一個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存在著與生俱來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最終會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請問：馬恩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說過，他們的學說所主張的只是要消滅小業主式的私有制？恰恰相反，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這生動地描繪了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引發的生產關系的變革，難道馬恩反對的只是已被生產力發展的洪濤所淹沒了的小業主式的私有制，而不是以大工業為標志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嗎？《新》文這種說法，是對馬恩時代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狀況無知到了極點。很難相信這位教授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但他忘記了馬恩在《宣言》中就對當時世界，特別是歐洲生產力發展的圖景作了精彩的描述：“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馬思克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274頁）顯而易見，發生在19世紀的這種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已經不是小業主式的私有制所能承載得了的。《新》文經過上述杜撰之后，進而提出馬恩關于消滅私有制的“這個論斷比較激進并含有空想因素，恩格斯后來對此作過自我批評”。這完全是信口開河，極不負責。當然，消滅私有制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特別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還主要是發生在原來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這個歷史過程會更加漫長，但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旗幟，亮明自己的目標，具有充分的歷史的和理論的依據，又怎么能說是“激進并含有空想因素”呢？恕我孤陋寡聞，不知道恩格斯作過放棄這一原則的“自我批評”，我只知道恩格斯在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寫的序言中，還特別重申了他和馬克思在1872年為德文版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我還知道恩格斯在1887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寫的序言中指出過：“美國無產階級的綱領在最終目的上，歸根到底一定會完全符合那個經過65年的分歧和爭論才成為戰斗的歐洲無產階級廣大群眾公認的綱領。這個綱領將宣布，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使整個社會直接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土地、鐵路、礦山、機器等等，讓它們供全體和為了全體的利益而共同使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0頁）不知這位教授對恩格斯這些話作何感想？其實，他所以如此公開地歪曲經典著作，目的就是要對消滅私有制的綱領加以篡改，即：只是為了消滅早已被淘汰的小業主式的私有制，而不是針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這后者則是論者需要加以維護和緊跟的“客觀的大趨勢”。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失去了歷史和理論的依據而成為多余之物了。

　　（ 二 ）

　　《新》文為證明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所提出的兩個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都是出于對歷史的無知。下面就這兩個理由作一些分析。
　　其理由之一，他說，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無論在根據地還是國統區都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力，當時的經濟基本是私有制經濟，所以這些威信和影響力不是靠公有制，而是靠黨的先進性。這種似是而非的命題，完全離開了當時的歷史實際，離開了黨的基本綱領來談問題，這是幫不了他的忙的。我們知道，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后來加上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對民族資本主義則采取保護政策，這一正確的政治方向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這里所說的政治方向，就是堅定不移地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地反映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使自己的政治主張成為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目標。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革命根據地不可能也不要求建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樣做，就混淆了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任務。但即使這樣，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也要正確處理黨的最高綱領同最低綱領的辯證統一關系，既立足于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又要為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準備條件。以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政策為例，毛澤東說過，因為中國經濟還是落后的緣故，所以必須實行“節制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針。在革命根據地，要建立必要的公營經濟，以支持革命戰爭，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根據地建設；與此同時，“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6頁）這就是說，在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同時，要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和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引導和規范，使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方面得到限制。這樣，既是從當時的社會實際出發，又為將來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條件。由此可見，《新》文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歷史實際和黨的基本政策，把不能類比的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同時又把他所需要的東西絕對化，用它來證明社會主義時期“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其前提就是不科學的，結論自然也是錯誤的。
　　其理由之二，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公有制的比重極高，“它雖然使黨掌握了巨大的經濟權力，但是這些公有制經濟效率低、收益差，不能發展生產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它不是鞏固，而是削弱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同樣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不負責任的說法。這是關系到如何評價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建設成就的原則問題。我們并不否認當時建立的單一的公有制形式脫離了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得到了糾正），也不否認在經濟建設中犯過重大錯誤，但能否因此而武斷地說：“公有制經濟效率低、收益差，不能發展生產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輕易地否定新中國前30年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要讓歷史事實來說話。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是主要依靠建立起來的國有經濟和一系列正確的措施，僅僅用三年時間，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年份（1936年），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也正是依靠這樣的經濟基礎，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高新科技成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新中國前30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4%，盡管其間遭受“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挫折，仍有這么高的平均速度，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有的。怎么能夠說公有制就是“效率低、收益差，不能發展生產力”呢？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有一部分公有經濟效益不好，但主要原因是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問題。我們也不否認人民生活提高不快，這除了工作中的問題以外，主要還由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當造成的。這位教授為了加重渲染公有制不能發展生產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還以自己擔任過一個人民公社領導的現身說法，來說明農民都吃不飽。我也有過農村工作的經歷，也和公社社員一起經受過三年困難的考驗。依我的觀察，除了政策失誤等原因外，農村有沒有好的帶頭人對于改變農村面貌關系極大。這位據稱曾經是公社領導干部的人，面對農民吃不飽，卻不作一點自我批評，而一味指責公有制，似乎也不太公平和公正。至于說毛澤東領導時期“不是鞏固，而是削弱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則是一個彌天大謊。毛澤東時期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對共產黨的擁護和愛戴，即使遭遇“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內亂也不能動搖共和國的根基，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歷史證明，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不斷鞏固和壯大，支撐了人民共和國的大廈，為國家的發展、人民的幸福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這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

　　（ 三 ）

　　公有制比重下降真的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嗎？不必諱言，當前在我國國民經濟的比重中，國有經濟下降到不足1/3，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已上升到2/3，這勢必造成社會財富逐漸向少數人集中。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晚年直面現實坦言兩極分化自然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退休之后仍然關注黨和國家的前途，思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其中，分配問題是他晚年思考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他談得最多的一個問題。1990年7月，他在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曾尖銳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1317頁）。這個警示是十分深刻而有現實意義的。在鄧小平看來，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勢必首先沖擊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局面。由于兩極分化的存在和發展，社會上彌漫著嫌貧愛富的不良社會風氣，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天平勢必發生傾斜，使得弱勢群體的發言權越來越小，聲音越來越弱，促使政府、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對立情緒升溫。吉林通鋼7。 24事件的發生，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由私企建龍重組通鋼，讓有30年工齡的老工人全部下崗回家，每月領取無法養家糊口的三四百元工資。這樣重大的措施，廣大職工連知情權都被剝奪，私企派來大量人員占據了通鋼很多重要領導崗位，并揚言要把原來的通鋼工人通通炒了魷魚，這種連工人的飯碗都要砸掉的威脅性說法，又怎么能不激化矛盾？事件發生后，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把它歸結為工人的“國企情結”。這恰恰說明這位負責守護社會主義國企的負責人只有代表私企說話的私企情結，而漠視工人的起碼權益。這種社會矛盾的嚴重激化，不能不使我們面臨非常嚴峻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全黨全國人民按照鄧小平提出的“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1364頁）；一種是繼續要求“國退民進”，來達到他們變向改制的要求。所謂“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的說法，在客觀上就是為后者張目，是解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消蝕劑。

　　（ 四 ）

　　究竟思想要解放到哪里去？這位教授如此辛苦論證“公有制不能和社會主義劃等號”、“公有制比重下降不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意欲何為？如你來信所說，《文摘報》的報道為他點出了問題的實質：“歷史發展到今天，對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如何突破落后于新形勢、新任務的觀念束縛，推動我國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是當前改革的重大任務”。這就是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成為“落后于新形勢、新任務的觀念束縛”，必須加以“突破”了。這就是當下一些人要求繼續“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實際內容。這里首先要弄清公有制同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前面實際上已經談過，這里還要強調指出，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涉及到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標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系，占有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的性質，人類歷史正是按照這樣的標準，區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是按照這樣的標準來確定和表明它的社會性質的。之所以要堅持這樣的標準，是因為生產資料由誰占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額，進而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主體部分的生產資料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擁有，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地位平等、根本利益的一致提供了保證，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種占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這也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而分配作為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重要內涵，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這種兩極分化勢必危害到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系。所以，鄧小平在指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再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如果按照《新》文的要求和論證，《文摘報》編者的點睛之筆，那么，鄧小平為改革開放所確立的基本原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統統成了落后于形勢的觀念束縛。由此可見，這種離開社會主義方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要求”，實際上就是鄧小平早已指出的“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但愿對你有參考價值。
　　祝你不斷進步！

　　以心相通的老年朋友  經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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