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同志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載“黨有自身利益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文，看過以后對王長江同志“黨有自身利益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文實在難以茍同，提出不同觀點，加以討論。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姓“社”姓“資”的爭論，反映到黨內，就有了黨是革命黨還是執政黨的爭論。在爭論中，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爭論的一方意見可以在主流媒體上發表，而另一方的意見，主流媒體基本看不見，倒是在互聯網上流傳。現實中還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爭論的一方一方面拋出自己的觀點主張攻擊對方，一方面又拼命叫不爭論，就是不準別人爭論、別人回應；實際上一方只想讓自己說話，而不讓別人說話，堵別人的嘴。歷史發展到了今天，資訊又是這么發達，堵別人的嘴的事情就不好辦了。主流媒體基本上只刊登一方的言論，也值得人們回味、反思。

又是姓“資”姓“社”的爭論，又是意識形態的爭論，這是回避不了的。想回避是天真。人家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攻擊你，又用“非意識形態化”麻痹你，叫你回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可能嗎？在關系黨的前途，關系到國家人民命運的大問題上，提倡“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只能騙騙沒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

一、黨有自身的利益，這個利益是與民族、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

1、毛主席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斗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系；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1937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61頁】。　　

作為一個組織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又是如何呢？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為人民服務（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對“為人民服務”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指出“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這是我們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宗旨，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　　

我黨之所以是共產黨，之所以區別于其他的政黨，正是由于我黨的利益與民族、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取得今天執政黨的地位。

2、按照王長江同志的觀點，黨作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而資源是稀缺的。如果按照王長江同志的這個觀點，沒有稀缺資源的話，我黨一開始就得關門。我黨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在建黨的初期，黨的經費是非常困難的，常常是黨的領導人自己掙錢補貼黨的活動經費的不足。比如我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同志，受聘上海商務印書館，月薪300元，他馬上接受接受了這個職務。再比如：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經濟來源皆只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余，也僅夠用于操辦一兩份刊物。對于其他其他的如開展學運、兵運、即使意義再大，也無力支持。維經斯基來華后，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維經斯基一離開，立即經費無著，各種宣傳工作，特別是用于對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元路費都拿不出來，只有從私人手里借錢才解決了困難。連路費都無著的這些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謹慎。對于張國燾接受的一點外援，陳獨秀立即批評了張國燾。陳獨秀說：這么做等于雇傭革命，中國革命的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的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工作，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后來，黨的經費主要靠毛澤東領導的紅色根據地來接濟，沒有毛澤東領導的紅色根據地，也就沒有黨的經費的來源，這也是毛澤東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展的道路。

紅色根據地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嗎？　　

3、在建國初期，我黨把戰爭年代積累的財產，包括資金、黨產統統交給國家，不保留黨產。現在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8000萬黨員繳納的黨費。在筆者的單位里，有許多協議解除勞動合同的職工黨員，按規定每年也要收取這些職工黨員的黨費，這些下崗職工黨員懷著對黨的樸素感情，絕大部分按時交納黨費，有的下崗職工黨員還多交、甚至繳納兩年以上的黨費。黨費一般都是由組織部門管理，基層黨組織的活動以及新的黨組織的開設，一般都是上級黨組織的組織部門撥付一定的黨費，作為這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它與政府部門的招待費有著天壤之別。文章里王長江同志故意混淆黨的經費和政府費用的本質區別，把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說白一點就是國家的財產混淆起來，這是犯了特殊性混同于一般性的常識性錯誤。　　

從以上的論證中可以看出，王長江同志所說的“稀缺資源”“執政成本”只不過是為利益集團或是權貴集團侵占國家資產的找的牽強附會的理由和托辭而已。　　

二、黨有利益，要保持黨的利益就必須牢記“兩個務必”。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關于我們黨的定位，早在20世紀50年代，鄧小平就指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

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我黨過去擁有的，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的，不等于永遠擁有，要保持黨的先進性。

按照王長江同志的創新理論，所得出的“我們不應當在（利益）這個問題上在稀里糊涂高尚下去”的結論，這與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決策是背道而馳的。這個結論是令人十分的震驚，也十分地令人驚愕。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年來黨群關系緊張，腐敗問題遏制不住，思想領域的混亂，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丟失，都與這些所謂的“創新理論”有關。原因就是一個：黨為了利益，不要太高尚了。

按照王長江同志的“不高尚”理論發展下去，那么為了黨的一些“利益”，黨員作為執政黨的一員就可以為所欲為，明目張膽地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堂而皇之地搞腐敗，理直氣壯地包二奶。而這一切，都可以包含在所謂的執政黨的“利益”里面，因為黨為了“利益”，可以不高尚了嘛。

按照王長江同志的“不高尚“理論，黨組織和廣大黨員也可以為了“利益”可以“不高尚”。那么，在98抗洪、5.12汶川大地震、玉樹大地震中，沖鋒在前，舍生忘死，哪里有困難，就出在哪里，舍小家為大家的廣大黨員干部和廣大黨員豈不是太傻了？

按照王長江同志的“不高尚”理論，我黨開展的“保持黨的先進性教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教育實踐活動，豈不是自我折騰？基層黨組織開展的“兩先兩優”活動，“黨員責任區”活動，不就是勞民傷財，加大了行政成本？

按照王長江同志“不高尚”的創新理論，這也是違背《黨章》的，黨的十七大修訂的《黨章》開篇之語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按照王長江同志的“不高尚“理論，中國共產黨勢必會墮落成1949年前的國民黨，受到中國人民的唾棄，如果我們黨失去了“先進性”，變得不那么“高尚”，還有繼續執政的理論基礎與合法性嗎？如果我黨失去了“先進性”，怎么能成為工人階級，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有什么理由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照此發展下去，不僅斷送了黨的執政基礎，更嚴重的是喪失了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

三、黨有自己的利益，就是帶領全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長江同志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市場經濟”一詞，來表述他的論點。在這里不客氣地指出，王長江同志是故意偷換概念，省略關鍵限制詞，妄圖把人的思想引入歧途。中國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絕對不是簡單的“市場化改革”。

先說“社會主義”前置詞。有些人鼓吹“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的口號時，故意不提前置詞---“社會主義”。有些人為了打扮自己，掩蓋真實面貌，假裝提一下“社會主義”，但把“社會主義”置于可有可無的地步，或給予任意歪曲的解釋。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有兩條根本原則：第一條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營共同發展；第二條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一些人在鼓吹“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時，故意把這兩條去掉、抽掉、扼殺掉。特別是最根本涉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所有制一條--------“公有制為主題”，故意根本不提，到是民營經濟（即私有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或“主體”字樣，越來越充斥于某些媒體、某些會議、某些學者的文章中。這可能就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真實含義。

其次，在中國是“國家宏觀調控”。不能不要國家的干預、管理、宏觀調控來加以糾正、約束和補充，用所謂的“看得見的手”補充“看不見的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地位，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統一計劃的客觀可能性與集中資源、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等等，決定了要更加加強國家的調控和政府調節。

第三，要尊重市場，但不可迷信市場，不可過度迷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夸大作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也絕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同樣，不迷信計劃，但也不能把計劃這個同樣是人類發明的調節手段，棄而不用。決不能從這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在“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的口號下迷信市場成風，強調一下計劃也是大有必要。

查一查中央文件，查一查憲法、黨章，哪里說過我國要實行“市場經濟”？文件中講到改革開放，總是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在“市場經濟”前面，總是加上“社會主義”的前置詞；“社會主義”一詞的內容，總是強調“公有制為主體”。而那些鼓吹“市場經濟”口號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不提這些關鍵詞。

附：王長江《黨有自身利益是客觀存在》　　

新華網北京5月5日電由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534期刊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文章《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以下為原文內容：
編者按：4月12日本報刊發了《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議。執政黨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究竟有沒有自身“利益”？應該如何看待“黨的利益”？這是涉及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確需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加以厘清。為此特刊發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讀者參考，也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對利益問題采取回避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當改革向縱深發展、最終牽涉到政治體制的核心——執政黨的時候，黨的利益問題就成了一個我們繞不過去且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近年來，無論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都時常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筆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寫過《要重視對“黨的利益”問題的研究》一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4期，《新華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轉載），表達了對黨的利益問題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學習時報》上讀到一篇題為“黨沒有自身利益應當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也在談這個問題。文章認為，承認黨有利益，不利于廣大黨員正確理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應當讓“黨沒有自身利益”成為全黨共識。整篇文章言之鑿鑿，情之切切，字里行間，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憂黨之心，筆者深為贊賞。
但是，對于文中表達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我認為，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這里有幾點看法，提出來大家商榷。
黨沒有自身利益的說法，在公眾感受上難以得到認可
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眾所周知，資源是稀缺的。參與稀缺資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對利益。舉個例子：黨要活動，就需要有經費。經費多些少些，對黨開展活動的成效影響甚大。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么？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所以，對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不能采用“鴕鳥政策”，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為一談。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只會徒添公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而且，與不講利益相關，在執政中也必然不講成本。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計成本地搞政治運動，公款消費數額之大乃至直到現在都令其他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關。
從革命領袖的論述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黨沒有自身利益
我們要講清一個道理，仍然離不開到領袖語錄中去找依據的習慣。即便如此，沿著這個思路看問題，說黨沒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據的。《共產黨宣言》中有兩段被認為涉及黨的利益問題的話：“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在無產者不同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這兩段話經常被引用作為無產階級領袖不承認黨有利益的佐證。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推斷是立不住的。其一，說共產黨不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相對立，只是表明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立場的一致性，和黨有沒有利益毫無關系。其二，說共產黨代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并不等于說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間是代表和被代表關系，并不意味著人民代表連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沒有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要了一樣。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還很可能發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領袖的上述論斷，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違背，共產黨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卻讀不出黨沒有自己利益的內容。
承認黨有利益，不等于承認黨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說黨的利益，從觀念上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利益的偏見。從古代以來，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十分倡導“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人？由此推論，似乎共產黨人都應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說利益便不先進、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區別，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當成貶義詞。前一種情況，說明一些傳統的過時觀念還在人們中間有影響。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發展早已將這種觀念打得粉碎，無需再作更多說明。對于后一種情況，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實，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這一點，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過，此處不復贅言。簡言之，“私利”強調其中之“私”，是因為這種利益相對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們有對立和沖突，所以才有“謀私”之說；“特殊利益”強調其中的“特殊”，是因為掌握著資源分配權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說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方顯其特殊。不難看出，革命領袖所強調的正是共產黨不能有這種“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所應有的、正當的利益。
承認黨有利益，才能使依法治國有一個科學的前提
如果公開聲稱黨沒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那么，恕我直言，這種想法確實有點不切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統統如此。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去研究它，只會使我們無法認識和把握它的規律性，以致走彎路，付出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分析起來，原因固然復雜，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使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現實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黨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觀地研究各種利益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黨的利益的關系，把黨的利益擺在恰當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但不承認黨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虛假“高尚”，已經使我們黨吃了太大的虧，其慘痛代價足以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不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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