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免费人成视频在线观看,国产极品粉嫩馒头一线天AV,国产精品欧美一区二区三区,亚洲 古典 另类 欧美 在线

首頁 > 文章 > 思潮 > 思潮碰撞

伊本·莫格勒:網絡共產黨宣言

伊本·莫格勒 · 2010-04-24 · 來源:烏有之鄉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原載:人文與社會
 
*原文標題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發表於2003年1月。作者伊本·莫格勒(Eben Mogle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個幽靈,自由信息的幽靈,在跨國資本主義中間游蕩。“全球主義”的一切勢力: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和迪斯尼(Disney)、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國會(U.S.Congress)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并非神圣的同盟。有哪一個新數碼社會之自由的倡導者不被駡為盜版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人呢?難道我們還未發現,許多拋出這些綽號的人只不過是當政的小偷?而他們關於知識產權的言論,只不過是試圖在必然的社會變革中保留他們不正當的特權。不過,公認的是,爭取自由的運動本身已經被全球化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現在是我們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并且拿我們自己的宣言來反駁他們關於自由信息幽靈的童話的時候了。

 

一、知識產權的擁有者與知識的創造者

 

遍及全球的自由信息運動宣告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的到來,它誕生於資產階級工業社會轉型之中,憑藉的正是該社會自己所創造出的數碼技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帝國主義者和從屬國,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斗爭經常性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工業社會產生於歐洲勢力的全球性擴張,帶來了現代社會,但它并沒有消除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形式。但是,資產階級的新時代卻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似乎分裂成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成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大致說來,革命并未真正發生。事實證明,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是在其曾經存在過的地方,還是在人們聲稱會出現的地方,都沒有讓自由得到真正的實現。相反的是,資本主義倚仗其科技的力量為自己確立了某種程度的共識。發達社會中的勞動者隨著工業的進步同步發展,其生存狀況并沒有隨著其所屬階級的境況日益惡化。貧困化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和財富增長的速度。經由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實現的理性化的工業生產,不但沒有把產業工人推向赤貧的無產階級狀態,反而將他們變成與大批生產相匹配的大眾消費者。對無產階級的教化於是成為資產階級自保性方案的一部分。由此,普及教育和廢除對童工的剝削便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計劃,而演化為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標準。教育的普及使得工人在各種媒體面前成為有文化的人,繼而在各種媒體的不斷刺激下更多地消費。錄音、通話、活動影像、以及廣播和電視諸多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工人同資產階級文化的關系,也深刻地改變了這種文化本身。

 

以音樂為例。在過去的人類歷史中,音樂是一種極難保存的、非商品化的社會過程。它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出現,生產和消費同步進行,其創造者和消費者也難以明確區分。錄音技術的發明,使得音樂成為能夠保存的商品,可以遠距離地傳送并與其創造者分離。音樂成為消費的對象,它為新的“知識產權的擁有者”提供機會,追加額外的消費,也創造了大眾性消費的欲望,并驅使這種需求能夠為知識產權的擁有者帶來更大的收益。

 

由移動影像所催生的整個新興媒體也是同樣的道理,短短幾十年內,它就對人的認知能力進行了新的引導,它不放過每個工人日常生活的空隙,好向他們灌輸如何加強消費的信息。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此類廣告從每個兒童的眼前經過;雖然童工已經被從操作生產機器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的,但他們又進入了新的奴役狀態,他們被迫去照管那個龐大的消費主義機器。

 

由此,資產階級社會的空間變得不再那么狹窄,它開始有能力容納它本身所創造的財富。周期性生產過剩的荒唐瘟疫也得以治愈,再也沒有過剩的文化、過度的給養、過量的工業產品和商業活動。然而,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和總體的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新,否則它就無法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社會關系的不停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和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掃除,一切新形成的關系還不到固定下來就已變得陳舊。一切堅固的東西變得煙消云散。

 

隨著數碼技術的應用,大眾消費文化支撐下的大眾消費性生產帶來了新的社會狀態,給階級對立賦予了一種新的結構。資產階級,由於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通訊交通的日益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文明中來了。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所有野蠻人中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所有的民族——如果它們不想自取滅亡的話——認可資產階級文化,認可資產階級的知識產權。它強制性地向所有的民族推廣所謂的資產階級文明,要求他們都變成資產階級。一句話,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一個世界。

 

然而,恰恰是那些被它用來進行交流和教化的工具,造就了反抗資產階級自身的條件。數碼技術導致了資產階級經濟領域的變化。如今,在生產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商品——作為文化性的消費品,不僅包括售出的商品、還包括對於購買什么和如何購買的指導——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知識,其邊際成本幾乎等於零。任何人、每個人都可以從所有的作品和文化中獲益:音樂、美術、文學、技術信息、科學、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知識;由社會不平等和地理隔離所造成的屏障得以消散。從前的地區與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隔離和自給自足,也被全方位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依賴所取代。這不限於物質產品,知識產品亦是如此。個人的智力創作可以成為共有財產。於是,現有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彷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像一個魔法師的學徒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

 

所有這一切變化,迫使人們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狀況、以及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現代社會面臨著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如果所有人占有知識成果的成本,無論這種知識是審美的還是功用性的——即每個人取得知識的每次增長所帶給人類的全部價值的——與一個人獨占資源的成本相同,那么獨占資源便不再合乎道義。假如當年羅馬帝國能夠用與供應凱撒的餐桌相同的成本來喂飽所有人民,那么一旦有人陷於饑餓,人民就會以暴力的方式除掉凱撒。

 

但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體系要求按支付能力分配知識和文化。雖然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使得一些不同於資產階級所有權體系的傳統得以存活,其中包括創造者和支持者之間的自愿結盟,但這種自愿結盟被迫參加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因為它不得不與那種資產階級所有權所統轄的、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眾傳媒競爭,而大眾傳媒的所有權體系正是以侵占大家在電磁頻譜中的公共權力為基礎的。在數碼社會中,知識生產的工人階級——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學生、技術員、以及其他試圖通過復制和修改信息來改善生活境況的人——他們認為可行的理念與資產階級迫使他們所接受的價值理念之間存在著根本的沖突,這一沖突一旦被激進,就勢必產生新的階級意識。這種新階級意識的自覺性,就是打倒所有權的前提。

 

數碼社會在資產階級不自覺的推動下取得發展,在創造者之間革命性聯合的過程中,消解了他們在競爭狀態下的孤立。知識、技術和文化的創造者開始意識到,他們不再需要那種以所有權為基礎的生產結構,不再需要那種以支付能力為基礎的分配結構。他們之間的合作,連同其無資本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模型,使自由軟件的創造成為可能,而創作者可以藉此實現對未來產品的技術控制。網絡本身也藉此擺脫廣播主體和其他帶寬所有權的控制,為一種新的分配體系提供場所;他們摒棄層級控制,用同行之間的平等合作,去取代音樂、影像等軟產品的強制性的分配體系。大學、圖書館等等相關的機構成為上述新階級的同盟,擔負起知識分配者的歷史角色,幫助所有的人獲得越來越開放的知識資源。從所有權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信息,也將工人從機器看管人的強制性角色中解放出來。自由信息使工人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時間,不再接受資產階級文化強加與人的那些無聊消費,不再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這一類消費中,而是用於培養自己的思想和技能。隨著工人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創造力,她將不再是一個被動的、陷入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和消費體系中不可自拔的消費者。

 

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支配性統治的地方已經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鄉村的社會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尊卑關系中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關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等各種情感上的升華,淹沒在利己主義計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形形色色的其他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掩蓋著的剝削。面對工人階級對於自身解放的深刻訴求,資產階級所有權體系必然會進行垂死的掙扎,尤其是如今的工人階級,因為他們直接擁有知識和信息資源,開始超越了先前那種狹隘的大眾文化消費者的角色。

 

資產階級所有權借助它最偏愛的自由貿易的工具,試圖喚回曾一度給它帶來恐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不顧一切地誘使創造者成為工薪消費者,資產階級所有權利用地球上一些地區的物質匱乏,把它們變成生產廉價商品的資源地,并反過來用這些廉價商品賄賂它最珍貴的財富——即最發達的社會中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工人——而不再去賄賂野蠻民族,以求它的技術工人在文化上順從地受其支配。在這個階段中,工人或創造者仍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們由於必須相互競爭而處於分裂的狀態。創造者偶爾在斗爭中也會得益,但那是暫時的。他們斗爭的真正成果不在於眼前的成功,而是在於他們之間越來越廣泛的聯合。這種聯合由於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和創造者彼此聯系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合,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斗爭就能匯合成全國范圍的斗爭,進而成為階級斗爭。而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中世紀的市民依靠的是鄉間小道,他們之間的聯合花了幾百年才完成。這個目標,現代的知識工人們利用網絡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二、自由與創造

 

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創造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數碼時代的工人階級,即創造者。這些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能——使這些知識和技能創造社會價值和交換價值,它不僅不必淪為單純的商品,還能夠集合起來進行以自由為目的技術生產——他們不再僅僅是機器的附屬品。無產階級曾一度由於無知和地理隔閡,成為產業大軍中不起眼的、用后即棄的組成部分。但如今這些創造者掌控了人類的交流網絡,既保留了自己的個性,又借助種種由他們自主設計安排、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和自由的、而非是資產階級所有制所勉強容忍的交流體系,向人類貢獻他們的智力勞動所創造出的價值。

 

然而,在這些創造者成功地建立真正的自由經濟的同時,資產階級也將其所謂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強加於社會的生產結構和分配結構。盡管資產階級已做好最后的準備,預備用暴力的方式保衛他們用暴力建立的制度(當然他們極力隱藏這種暴力),但是他們一開始總還是要訴諸於他們偏好的強權機制——法律。就像法國的舊政權曾經相信,即便在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法律的保守力量也能替他們維持封建財產;資產階級文化的產權的擁有者們也同樣夢想,他們的產權法能在他們自己釋放的沖擊力面前竪起神奇的屏障。在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在當時已不再適應相對發達的生產力。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摧毀,它於是被摧毀。自由競爭起而代之,并帶來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帶來了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但“自由競爭”從來都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愿望,這種期望時不時就會跌入資本主義追求壟斷的內在邏輯里。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制正是壟斷概念的例證,即在實踐層面對資產階級法律所宣稱的自由信條的否定。在數碼社會中,就在創造者們建立真正自由的經濟活動形式之時,資產階級的財產信條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信條之間的沖突也開始凸顯出來。要保護各種觀點和思想的所有權,就要求壓制技術自由,這也意味著壓制言論自由。國家的力量會被用來禁止自由創造。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和學生創造和分享知識的活動也要被阻止,以免他們的觀點在文化生產、分配的體系中對知識產權的擁有者的財產造成危害。正是在這些知識產權的擁有者的法庭中,創造者們最清晰地辨識出他們自己的階級身份。知識產權的擁有者與創造者之間的沖突便肇端於此。

 

但是,資產階級的財產法終究不是對抗資產階級技術發展的魔法護身符:即便魔法師的學徒將他的掃帚揮舞不停,水面也還是會繼續上升。在技術領域,隨著新的生產和分配模式沖破過時的法律枷鎖,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也終將潰敗。歷史上,每當某個階級在爭取到統治之后,它總要讓整個社會服從於其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這個階級已經獲得的地位。知識工人只有通過廢除自己目前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主人。這是為了自由而做出的革命奉獻:為了廢除對思想的私人所有權,為了知識的自由流通,為了重新讓文化成為人類共享的象徵公地。

 

對於文化產權的擁有者,我們要說:一聽說我們要消滅知識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早已不復存在,因為這些人(創造者)的雇主已經占有了他們的智力果實,其占有方式恰恰是通過專利、版權、商業機密等等形式的“知識產權”的法律。這十分之九的人類對電磁頻譜具有同等的權利——電磁頻譜本來是可以象徵性地收費,賦予所有人取之不盡的自由交流、相互學習的機會——但這一生俱來生的權利,被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去,然后再以廣播和電訊類消費品的形式返還給他們,并被索以高價。這十分之九人類的創造力找不到出口:資本主義文化的商品大海在“傳播業”寡頭的推波助瀾下,淹沒了他們的音樂、藝術和敍述表達,要求他們保持緘默、被動,要求他們消費而不是創造。

 

簡言之,你們唯恐喪失的那些財產其實是掠奪來的財產,它在極少數人那里存在,正因為它在所有其他人那里并不存在,所以你們才指責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這種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恰恰就是,這種財產對於社會絕大多數人來說并不存在。有人反對說,一旦我們廢除對於思想和文化的私有產權,人們的創造精神則得不到“刺激”,就會停滯,而所有的人都會成為懶惰的俘虜。

 

按照這一邏輯,在資產階級出現之前,音樂、藝術、技術抑或學問都無從產生,因為只有資產階級發明出這樣的的道理,讓一切知識和文化都服從於金錢交易的法則。面對自由生產、自有技術、自由軟件,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技術的自由分配,資產階級的道理根本是不愿意承認一個有目共睹和無可辯駁的事實,它讓事實從屬於教條。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經歷的那個短暫的全盛期的知識生產和文化分配,才是人類唯一可能的社會結構。其實,以往的和當下的事實都證明恰恰相反。

 

因此,我們要對那些知識產權的擁有者說:你們在認識上的錯誤在於,你們把現存的生產關系和現存的所有制關系下的社會形式,當作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因此看不到,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在生產進程中不斷在產生和消亡中的歷史關系。你們的錯誤并不奇怪,其實,所有一切已經滅亡的統治階級都曾經這么想過。當我們說到古代財產所有制的時候,你們似乎能明白;當我們說到封建財產所有制的時候,你們似乎也能明白;一旦說到你們資產階級自己的財產所有制的時候,你們就無論如何不明白了。

 

我們的理論結論,依據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普世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或原則。我們的結論來自於當前的階級斗爭,來自於就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歷史運動,它是對這些活生生的關系的概括。

 

每當人們說,觀念會給社會帶來劇烈的變革,他們只不過是在陳述如下事實:即新社會的因素已經醞釀在舊社會之中,而舊觀念的瓦解是與舊的生存狀態的瓦解同步發生的。我們這些自由信息社會的創造者,要一步步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全人類共有的繼承權,我們要收回所有在“知識產權”的名義下被盜取的文化遺產,收回電磁波傳導媒體。我們決心為自由言論、自由知識和自由技術而戰。我們推進這場斗爭的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不過,下列措施應是普遍適用的:廢除一切形式的對於思想和知識的所有權。

1.取消一切排他性使用電磁波段的許可、特權及權利。廢除

2.一切永久性占有電磁頻率通路的權利。發展能夠使人人實現平等交流的電磁頻譜設施。

3.發展社會公共性的計算機程序,并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軟件

4.包括其“基因信息”,即源代碼成為公共資源。充分尊重包括技術言論在內的所有言論的自由。

5.保護創造性勞動的尊嚴。

6.實現在公共教育體系的一切領域,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

7.自由地獲取公眾創造的信息和所有的教育資源。

 

我們要通過以上以及其他措施,發動一場解放人類觀念的革命。我們要推翻當前的知識產權體系,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公正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同時就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

 

王宇琦譯 鐘雨柔、劉禾校(作者授權所有人以各種形式對此文進行全文拷貝和發行,但務請保留此項聲明。)

 

附錄:




英文原版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Eben Moglen*

January 2003

A Spectre is haunting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the spectre of free information. All the powers of ``globalism'' have entered into an unholy alliance to exorcize this spectre: Microsoft and Disne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here are the advocates of freedom in the new digital society who have not been decried as pirates, anarchists, communists? Have we not seen that many of those hurling the epithets were merely thieves in power, whose tal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ttempt to retain unjustifiable privileges in a society irrevocably changing? But it is acknowledged by all the Powers of Globalism that the movement for freedom is itself a Power, and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should publish our views in the face of the whole world, to meet this nursery tale of the Spectre of Free Information with a Manifesto of our 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movement for free information announces the arrival of a new social structure, bor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urgeois industrial society by the digital technology of its own invention.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ies reveals a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Freeman and slave, patrician and plebeian, lord and serf, guild-master and journeyma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imperialist and subaltern, in a word,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stood in constant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carried on an uninterrupted, now hidden, now open fight, a fight that has often ended, either in a revolutio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t large, or in the common ruin of the contending classes.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at sprouted from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European power ushering in modernity did not do away with class antagonisms. It but established new classes, new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new forms of struggle in place of the old ones. But the epoch of the bourgeoisie simplified the class antagonisms. Society as a whole seemed divided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facing each other: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But revolution did not by and large occur,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here it arose or claimed to arise, proved incapable of instituting freedom. Instead, capitalism was enabled by technology to secure for itself a measure of consent. The modern laborer in the advanced societies rose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rather than sinking deeper and deeper below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his own class. Pauperism did not develop more rapidly th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Rationalized industry in the Fordist style turned industrial workers not into a pauperized proletariat, but rather into mass consumers of mass production. Civilizing the proletariat became part of the self-protective program of the bourgeoisie.

In this way,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an end to the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became no longer the despised program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but the standard of bourgeois social morality. With universal education, workers became literate in the media that could stimulate them to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ound recording, telephony, moving pictures, and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hanged the workers' relationship to bourgeois culture, even as it profoundly altered the culture itself.

Music, for example, throughout previous human history was an acutely perishable non-commodity, a social process, occurring in a place and at a time, consumed where it was made, by people who were indistinctly differentiated as consumers and as make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recording, music was a non-persishable commodity that could be moved long distances and was necessarily alienated from those who made it. Music became, as an article of consumption, an opportunity for its new ``owners'' to direct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o create wants on the part of the new mass consuming class, and to drive its demand in directions profitable to ownership. So too with the entirely new medium of the moving picture, which within decades reoriented the nature of human cognition, capturing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every worker's day for the reception of messages ordering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such advertisements passed before the eyes of each child every year, reducing to a new form of serfdom the children liberated from tending a productive machine: they were now compulsorily enlisted in tending the machinery of consumption.

Thus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society were made less narrow, better able to comprise the wealth created by them. Thus was cured the absurd epidemic of recurrent over-production. No longer was there too much civilisation, too much means of subsistence, too much industry, too much commerce.

But the bourgeoisie cannot exist without constantly revolutionising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m the whole relations of society. Constant revolutionising of production, 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distinguish the bourgeois epoch from all earlier ones. All fixed, fast-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With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ystem of mass consumer production supported by mass consumer culture gave birth to new social conditions out of which a new structure of class antagonism precipitates.

The bourgeoisie, by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y the immensely facilitat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draws all, even the most barbarian, nations into civilisation. The cheap prices of its commodities are the heavy artillery with which it batters down all Chinese walls, with which it forces the barbarians' intensely obstinate hatred of foreigners to capitulate. It compels all nations, on pain of extinction, to adopt its culture and its principles of intellectual ownership; it compels them to introduce what it calls civilisation into their midst, i.e., to become bourgeois themselves. In one word, it creates a world after its own image. But the very instruments of its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establish the modes of resistance which are turned against itself.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bourgeois economy. The dominant goods in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the article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that are both commodities sold and instructions to the worker on what and how to buy--along with all other forms of culture and knowledge now have zero marginal cost. Anyone and everyone may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works of culture: music, art, literature, tech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very other form of knowledge. Barriers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geographic isolation dissolve. In place of the old local and national seclusion and self-sufficiency, we have 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people. And as in material, so also in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of individual people become common property.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with it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f exchange and of property, a society that has conjured up such gigantic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is like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who is no longer able to control the powers of the nether world whom he has called up by his spells.

With this change,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Society confronts the simple fact that when everyone can possess every intellectual work of beauty and utility--reaping all the human value of every increase of knowledge--at the same cost that any one person can possess them, it is no longer moral to exclude. If Rome possessed the power to feed everyone amply at no greater cost than that of Caesar's own table, the people would sweep Caesar violently away if anyone were left to starve. But the bourgeois system of ownership demands that knowledge and culture be rationed by the ability to pay. Alternative traditional forms, made newly viable by the technology of interconnection, compris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those who create and those who support, must be forced into unequal competition with ownership's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system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ose systems of mass communication are in turn based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on right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Throughout the digital society the classes of knowledge workers--artists, musicians, writers, students, technologists and others trying to gain in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by copying and modifying information--are radicaliz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what they know is possible and what the ideology of the bourgeois compels them to accept. Out of that discordance aris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 new class, and with its rise to self-consciousness the fall of ownership begins.

The advance of digital society, whose involuntary promoter is the bourgeoisie, replaces the isolation of the creators, due to competition, by their revolutionary combination, due to association. Creator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discover that they no longer require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ownership and the structure of distribution based on coercion of payment. Association, and its anarchist model of propertyless production, makes possible the creation of free software, through which creators gain control of the technology of further production.[1]  The network itself, freed of the control of broadcasters and other bandwidth owners, becomes the locus of a new system of distribution, based on association among peers without hierarchical control, which replaces the coercive system of distribution for all music, video, and other soft goods.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rpreting their historic role as distributors of knowledge to require them to offer increasingly complete access to the knowledge in their stewardship to all people, freely. The liber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control of ownership liberates the worker from his imposed role as custodian of the machine. Free information allows the worker to invest her time not in the consumption of bourgeois culture, with its increasingly urgent invitations to sterile consumption, but in the cultivation of her mind and her skills. Increasingly aware of her powers of creation, she ceases to be a passive participant in the system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which bourgeois society entrapped her.

But the bourgeoisie, wherever it has got the upper hand, has put an end to all feudal, patriarchal, idyllic relations. It has pitilessly torn asunder the motley feudal ties that bound man to his ``natural superiors,'' and has left remaining no other nexus between man and man than naked self-interest, than callous ``cash payment.'' It has drowned the most heavenly ecstasies of religious fervour, of chivalrous enthusiasm, of philistine sentimentalism, in 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It has resolved personal worth into exchange value. And in place of the numberless and feasible chartered freedoms, has set up that single, unconscionable freedom--Free Trade. In one word, for exploitation, veiled by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llusions, naked, shameless, direct, brutal exploitation.

Against the forthcoming profound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whose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ower now transcends their previous narrow role as consumers of mass culture, the system of bourgeois ownership therefore necessarily contends to its very last. With its preferred instrument of Free Trade, ownership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the very crisis of over-production it once feared. Desperate to entrap the creators in their role as waged consumers, bourgeois ownership attempts to turn material deprivation in some parts of the globe into a source of cheap goods with which to bribe back into cultural passivity not the barbarians, but its own most prized possession--the educated technological laborers of the most advanced societies.

At this stage the workers and creators still form an incoherent mass scattered over the whole globe, and remain broken up by their mutual competition. Now and then the creators are victorious, but only for a time. The real fruit of their battles lies, not in the immediate result, but in the ever-expanding union. This union is helped on by the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modern industry and that place the workers and creators of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It was just this contact that was needed to centralise the numerous local struggles, all of the same character, into one national struggle between classes. But every class struggle is a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at union, to attain which the burghers of the Middle Ages, with their miserable highways, required centuries, the modern knowledge workers, thanks to the network, achieve in a few years.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digital working class--the creators. Possessed of skills and knowledges that create both social and exchange value, resisting reduction to the status of commodity, capable collectively of producing all 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such workmen cannot be reduced to appendages of the machine. Where once bonds of ignorance and geographical isolation tied the proletarian to the industrial army in which he formed an indistinguishable and disposable component, creators collectively wielding control over the network of human communications retain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offer the value of their intellectual labor through a variety of arrangements more favorable to their welfare, and to their freedom, than the system of bourgeois ownership ever conceded them.

But in precise propor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creators in establishing the genuinely free economy, the bourgeoisie must reinforce the structure of coerciv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ncealed within its supposed preference for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Though ultimately prepared to defend by force arrangements that depend on force, however masked, the bourgeoisie at first attempts the reimposition of coercion through its preferred instrument of compulsion, the institutions of its law. Like the ancien régime in France, which believed that feudal property could be maintained by conservative force of law despi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the owners of bourgeois culture expect their law of property to provide a magic bulwark against the forces they have themselves released.

At a certain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eudal society produced and exchanged, the feudal organis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ne word, the feudal relations of property became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alread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they became so many fetters. They had to be burst asunder; they were burst asunder.

Into their place stepped free competition, accompanied by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 adapted to it, and b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way of the bourgeois class. But ``free competition'' was never more than an aspiration of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constantly experienced the capitalists' intrinsic preference for monopoly. Bourgeois property exemplified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denying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arrangements the dogma of freedom bourgeois law inconsistently proclaimed. As, in the new digital society, creators establish genuinely free fo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dogma of bourgeois property comes into active conflict with the dogma of bourgeois freedom. Protecting the ownership of ideas requires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technology, which means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speech.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s employed to prohibit free creation. Scientists, artists, engineers and students are prevented from creating or sharing knowledge, on the ground that their ideas imperil the owners' property in the system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t is in the courts of the owners that the creators find their class identity most clearly, and it is there, accordingly, that the conflict begins.

But the law of bourgeois property is not a magic amulet against the consequences of bourgeois technology: the broom of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will keep sweeping, and the water continues to rise. It is in the domain of technology that the defeat of ownership finally occurs, as the new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urst the fetters of the outmoded law.

All the preceding classes that got the upper hand, sought to fortify their already acquired status by subjecting society at large to their conditions of appropriation. Knowledge workers cannot become masters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ety, except by abolishing their own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and thereby also every other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Theirs is the revolutionary dedication to freedom: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ideas, to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ulture as the symbolic commons that all human beings share.

To the owners of culture, we say: You are horrified at our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But in your existing society, private property is already done away with for nine-tenths of the population. What they create is immediately appropriated by their employers, who claim the fruit of their intellect through the law of patent, copyright, trade secret and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ir birthright i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which can allow all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freely, at almost inexhaustible capacity for nominal cost, has been taken from them by the bourgeoisie, and is returned to them as articles of consumption--broadcast cultur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for which they pay dearly. Their creativity finds no outlet: their music, their art, their storytelling is drowned out by the commodities of capitalist culture, amplified by all the power of the oligopoly of ``broadcasting,'' before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remain passive, consuming rather than creating. In short, the property you lament is the proceeds of theft: its existence for the few is solely due to its non-existence in the hands of everyone else. You reproach us, therefore, with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a form of propert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whose existence is the non-existence of any such property for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society.

It has been objected that upon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and culture all creative work will cease, for lack of ``incentive,'' and universal laziness will overtake us.

According to this, there ought to have been no music, art, technology, or learning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bourgeoisie, which alone conceived of subjecting the entirety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to the cash nexus. Faced with the advent of free production and free technology, with free software, and with the resulting development of free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this argument simply denies the visible and unanswerable facts. Fact is subordinated to dogma, in which the arrangements that briefly characterized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short heyday of the bourgeoisie are said, despite the evidence of both past and present, to be the only structures possible.

Thus we say to the owner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induces you to transform into eternal laws of nature and of reason, the social forms springing from your presen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historical relations that rise and disappear in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on--this misconception you share with every ruling class that has preceded you. What you see clearly in the case of ancient property, what you admit in the case of feudal property, you are of course forbidden to admit in the case of your own bourgeois form of property.

Our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are in no way based on ideas or principles that have been invented, or discovered, by this or that would-be universal reformer. They merely express, in general terms, actual relations springing from an existing class struggle, from a historical movement going on under our very eyes.

When people speak of ideas that revolutionise society, they do but express the fact, that within the old society, the elements of a new one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at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ideas keeps even pac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We, the creators of the free information society, mean to wrest from the bourgeoisie, by degrees, the shared patrimony of humankind. We inte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stolen from us under the gu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medium of electromagnetic transport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struggle for free speech, free knowledge, and free technology. The measures by which we advance that struggle will of course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e following will be pretty generally applicable:


  1. Abolition of all form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2. Withdrawal of all exclusive licenses, privileges and rights to use of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Nullification of all conveyances of permanent title to electromagnetic frequencies.
  3. Development of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infrastructure that implements every person's equal right to communicate.
  4. Common social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programs and all other forms of software, including genetic information, as public goods.
  5. Full respect for freedom of speech, including all forms of technical speech.
  6. Protection for the integrity of creative works.
  7. Free and equal access to all publicly-produced information and all educational material used in all branches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By these and other means,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revolution that liberates the human mind. In overthrowing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we bring into existence a truly just society, in which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  Professor of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1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has used programmers throughout the world--paid and unpaid--since the early 1980s to create the GNU/Linux operating system and related software that can be copied, modified and redistributed by all its users. This technical environment, now ubiquitous and competitively superior to the proprietary software industry's products, frees computer users from the monopolistic form of technological control that was to have dominat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revolution as capitalism envisioned it. By displacing the proprietary production of the most powerful monopoly on earth,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shows that associations of digital workers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better goods, for distribution at nominal cost, than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n achieve despite the vaunted ``incentives'' created by ownership and exclusion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反抗吧,我的人民,反抗吧
  2. 毛主席,為什么反不得?
  3. 為什么總有人把毛主席放在后四十年的對立面?
  4. 劉繼明|隨想錄(20)
  5. 吃飽了才會有道德嗎?
  6. 美化軍閥是嚴重錯誤,整改批判應一視同仁
  7. 孫錫良 | 圓圈里的天才
  8. 由“高考狀元”想到了毛主席教育革命
  9. 從‘10塊’到‘400塊’:新農合背后的沉重與希望——請對農民好一點
  10. 子午:請珍惜我們的社會主義傳統
  1. 孔慶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敢于戰斗,善于戰斗——紀念毛主席誕辰131年韶山講話
  2. “深水區”背后的階級較量,撕裂利益集團!
  3. 大蕭條的時代特征:歷史在重演
  4. 央媒的反腐片的確“驚艷”,可有誰想看續集?
  5. 瘋狂從老百姓口袋里掏錢,發現的時候已經怨聲載道了!
  6. 到底誰“封建”?
  7. 兩個草包經濟學家:向松祚、許小年
  8. 該來的還是來了,潤美殖人被遣返,資產被沒收,美吹群秒變美帝批判大會
  9. 掩耳盜鈴及其他
  10. 小崗村分田單干“合同書”之謎及其它
  1. 北京景山紅歌會隆重紀念毛主席逝世48周年
  2. 元龍:不換思想就換人?貪官頻出亂乾坤!
  3. 遼寧王忠新:必須直面“先富論”的“十大痛點”
  4. 劉教授的問題在哪
  5. 季羨林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6.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認為“顛倒歷史”的“右傾翻案風”,是否存在?
  7. 歷數阿薩德罪狀,觸目驚心!
  8. 陳中華:如果全面私有化,就沒革命的必要
  9. 我們還等什么?
  10. 只有李先念有理由有資格這樣發問!
  1. 車間主任焦裕祿
  2. 地圖未開疆,后院先失火
  3. 孔慶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敢于戰斗,善于戰斗——紀念毛主席誕辰131年韶山講話
  4. “當年明月”的病:其實是中國人的通病
  5. 何滌宙:一位長征功臣的歷史湮沒之謎
  6. 央媒的反腐片的確“驚艷”,可有誰想看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