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當前必須著重關注并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

今天，在劉國光“7•15談話”發表五周年之際，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關鍵時期。當前必須著重關注并解決以下幾個重大問題。

（一）重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經濟學新論》中，劉國光寫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一點？……，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第164頁）“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指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就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共產黨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第177頁）“我國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已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生深刻的影響，只有從基本經濟制度上來解決這一問題，才能最終阻止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第269頁）。他的這一論斷是在重申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論斷。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關系產生的。”（《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998頁。）可見，收入分配制度最終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那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一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一個根本原則性問題。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明確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決不能被削弱或動搖。

在這里,非公有制生產關系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多種非公有制經濟中的生產關系,但是由于它們的總和在全社會的生產關系總體中必須處于非主體地位,所以,全部的非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總和,必須處于輔體地位。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公有制生產關系總和作為主體生產關系所組成的經濟基礎,是必須始終保護和壯大的,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被削弱和動搖。

從理論和實踐上看,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表現出了比私有制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大規模私有化,嚴重危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

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最近的相關數據表明,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變化值得引起關注。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于2009年12月25日發布的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第1-3號公報顯示：“2008年二、三產業企業單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情況為：企業資產方面，公有制經濟企業資產為68.1萬億元，比重為32.8%，非公有制經濟企業資產為139.7萬億元，比重為67.2%；企業實收資本方面，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12.4萬億元，比重為36.4%，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21.7萬億元，比重為63.6%；工業從業人員方面，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443.2萬人，比重為12.3%；非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0295.1萬人，比重為87.7%。”為了使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建議一要大力宣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意義；二要大力批判和澄清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

首先，要著力轉變國有企業改革的工作思路。

1. 鞏固與壯大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為了保持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它占GDP的40%左右為宜。關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問題，第一種思路是建立國有獨資公司,無論如何改,它們仍是國有企業。第二種思路則是成立國有資本絕對控股的企業,雖然引進民間資本,但仍保持國有企業的性質。在國有資本需要退出的國企中,可以考慮將其改造成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工人股份制”是在實行自主聯合勞動的基礎上,工人在生產中居于主體地位,是工人支配資本,而不是資本雇傭勞動。同時,它的企業形式是股份公司,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工人階級通過集體持大股而占有資本,成為既是勞動者又是資產所有者的公民,取得勞動收入和資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2. 徹底清算和堅決回收流失的國有資產。對于已經“改制”過的國有企業,要依法劃清公私財產界限,清查并收回非法流失的國有資產。

3. 慎重對待壟斷國有企業的改革。警惕借此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當前應采取的措施是:一要規范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秩序,以防止出現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二要將壟斷國企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全部上交國庫,只允許保留適當的比例作為企業發展基金。

其次，要加快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1. 將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隸屬于全國和各地人民代表大會。當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以后,各級地方國資委在管理體制上就可以采取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歸口管理,同時按照上級國資委管理的模式進行管理。

2. 加強廣大職工在國有企業管理與監督中的作用。國有企業職工擁有參與對企業資產的所有、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有權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于國有資產的有效運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完善現行的《公司法》,從經濟、法律制度上確保企業職工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監督活動。

3. 建立科學合理的國有資產經營效益考核標準,培育一支高素質的國有資產經營者隊伍。

再次，要加快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 。

中國農村的長遠發展還是要依靠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來實現,實行農業的集約化經營。這就是要實現“第二個飛躍”。鄧小平早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加快實現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可以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把分散的農民集合和組織起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二是要大力提倡將股份合作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二）堅決遏制收入分配不公、社會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

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研究10大熱點問題之一。這是因為世界金融危機迫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拉動型向消費和投資協調拉動型轉變。由于以前靠投資拉動，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勞動報酬被盡量壓低。改革開放30年來，企業往往只是長利潤，不長工資，有的企業20年沒給職工加工資。工資低，壓低了居民消費率，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低于印度2008年的54.7%。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下降。這必然造成我國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世界金融危機造成外需萎縮，使我國出口拉動型戰略嚴重受挫。為了拉動經濟，必須大力增加消費，這是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增加消費，就必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為此，必須大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對此，劉國光在《經濟學新論》中寫道：“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也就是第一次強調初次分配也要講公平，這是過去沒有講的。我們知道，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把收入分配的原則表述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經過十五大、十六大，繼續這樣提，在十六大時還發展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就是說在總體分配上公平處于兼顧的第二位情況下，初次分配還要不講公平，只講效率。這個提法有毛病，到十六屆四中全會時，適應新情況新要求，才開始淡出“優先”、“兼顧”的提法。也就是說，開始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了。把公平問題放到兼顧的第二位，以及把公平問題推到初次分配之后，讓再分配來解決，這一提法在一段時間一定范圍起了促進效率的作用，但不利于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所以，到十六屆五中全會（2005）年報告征求稿中又重新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樣，在征求意見時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對，于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全文文件最終定稿時還是勾銷了這兩個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優先”、“兼顧”提法的淡出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主張的突出，無疑是收入分配領域理論政策的一大進步，黨中央的這一決策大家都很歡迎，但是一部分“精英”人士反對，不知是什么心理。

到這次十七大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害是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這是一大亮點，我說至少是十七大報告亮點之一，意義非凡。

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是中央分配理念的一個重要變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調節的只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再次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廣得多。許多分配不公平問題產生于初次分配領域，諸如企業分配中資本所得偏高、勞動所得偏低，高管人員所得偏高、一般雇員所得偏低，壟斷行業所得偏高、一般行業偏低，農民工所得大大低于城市人員等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發生的問題。初次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一旦形成，再分配無力從根本上改變，只能在此格局基礎上，通過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等作局部的修補。所以在初次分配中就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靠再分配手段是很難矯正的。

十七大報告還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實現初次分配中就重視社會公平很重要的要求。初次分配中影響收入分配比重的核心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即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問題，資本贏利高而勞動報酬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資本與勞動在初次分配中過于不公，加大了貧富差距擴大。從1994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從51.2%下降到41.2%，企業盈余比重則從23.4%上升為29.6%，而在發達國家，例如在美國，目前兩者比重約為56.3%和12.4%。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來，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紀末已經指出，按照前一段時間的“先富論”走下去，肯定會出現社會不公平，收入差距擴大和出現兩極分化，明確要求用大力氣解決防止兩極分化問題。只不過我們對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思想宣傳不夠，執行不力，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愈來愈嚴重。必須下決心花大力氣解決這個問題。

（三）將經濟學領域反錯誤傾向的斗爭進行到底

    近五年來，經濟學教學研究工作中的右的錯誤傾向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某些高校我行我素，頂風而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愈演愈烈，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仍處于被邊緣化境地。

劉國光在《經濟學新論》中曾寫道：“于祖堯同志說，現在我們積極參加關于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討論，但是也不要寄予過多的期望。我也有同感。因為現在我們感到阻力還是很大的。如一些同志所講的，經濟學界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第181頁）劉國光“7•15談話”得到了中共中央常委李長春同志的高度重視，他批示劉云山、陳至立、周濟等同志，要求作調查研究，以期解決問題。但是遭到一些高校的抵制。劉國光說：“我聽說，教育部派了調查組到一些大學調查。有一個大學的院長說，劉國光講的跟我們這里情況不符合，我們這里沒有這個情況。說劉國光同志講的話是給教育部‘抹黑’。……如果所有的大學經濟院系的領導都這樣匯報的話，那么我的話就算白講了。很可能這些問題就不了了之，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當然不見得如此。”（第180頁）。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劉國光抱著捍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堅強決心，早已有精神準備。他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巨大阻力，以大無畏的精神做好了長期戰斗的思想準備。他說：“我們這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教學科研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的指導地位的斗爭，是很艱巨的，是持久的斗爭。我們要堅韌不拔地進行下去！”（第183頁）

2005年，當時82歲的劉老講這一番話，真是令人震驚的。已82歲高齡，早該享受天倫之樂，頤養天年了，為何還要如此處心積慮進行艱苦卓絕的思想斗爭？的確是展現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高尚人品和崇高精神追求，真是感人至深。從2005年劉國光“7•15談話”至今，已經近五個年頭了。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經濟學界，看看是什么景象，與五年前相比，沒有出現什么實質性變化。君不見：第一，教學方針仍未明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唯一的經濟學理論課程，西方經濟學仍占據半壁江山，“馬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并未落實。馬克思主義仍然只是被作為一個流派對待，并未取得主導地位和主流經濟學身份。第二，教材問題仍是崇洋媚外，從國外大量引進雜亂的外文原版教材，大量引進海歸西化學者，照本宣科，生吞活剝，不讓人聽懂，誤人子弟。“馬工程”雖然已啟動，但是，那些參加“馬工程”的所謂“專家”，有不少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私有化的人。也沒有搞出什么真正有創新的成果。對“兩種教條主義”批判特別是對西方經濟學教條主義的批判仍不得力、仍無進展。雖然近年來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用事實雄辯地證實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虛偽性和失敗，但國內仍有人在大肆推崇而使之泛濫。以惡毒攻擊馬克思出名的張五常的著作仍在書店銷售。宣揚新自由主義的期刊、書籍比比皆是。第三，高校教師隊伍面貌基本依舊。日益增多的海歸派并未經過再教育而可對高校長驅直入、被待為上賓、讓其大肆販賣私貨、洋貨，有的直接將國外大學聽課筆記照搬在黑板上就算完成講課。第四，領導權和話語權問題并未解決。不少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權已被篡奪了，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而在西化派手中。一些地方干部在國企改制、土地開發、維護職工權益等問題上，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維護開發商和官員的利益，置民眾生死于不顧。《經濟研究》沒有改組，仍在鼓吹洋八股，貽害學術研究。《經濟研究》主持評選“60年來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0位專家學者”，劉國光斷然拒絕入選。多年來鼓吹私有化的學者、主張私有化的資深教授仍被推選為央視年度人物。

2005年，為了響應劉國光同志的號召，積極參與反對私有化、自由化的斗爭，我寫了一篇文章《關于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教育與研究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問題》。這篇文章的觀點至今仍未過時，仍有號召力。為了沖破阻力，與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派作長期的斗爭，在此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篇文章的表達的觀點。

我認為：一個時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與作用被削弱和邊緣化，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愈來愈大，已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狀況危害極大，涉及我黨我國的前途命運，不能不令人擔憂。我們呼吁中央重視這個問題，采取得力措施，迅速糾正這種“右”的偏向，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和指導作用。

1、糾正高校經濟學的教學方針。按照目前教育部的規定，我國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實行“雙軌制”，即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并行地都作為經濟學、管理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表面上是并行，實際上是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致使西方經濟學乘虛而入，占據主導地位。建議取消這種“雙軌制”，改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基礎理論的單軌制。

2、調整高校經濟學教學內容。目前不少高校經濟學專業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體系中，西方經濟學的總課時大大超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總課時，前者約為后者的1～3倍。不少高校在大專專業也將西方經濟學列為主課之一。在研究生課程中不開馬克思《資本論》課程。建設調整課時比例，突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普遍開設《資本論》課程；西方經濟學在大專階段列為選修課。

3、糾正研究生考試存在的偏向。目前在高校的非經濟專業的所有經濟類和經濟管理類專業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側重考西方經濟學，不考或少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考試導向將考生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經濟學，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基礎。例如，有幾位2008年考取某校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碩士生，入學后聽專業課像坐飛機，他們說因為在大學本科沒學過政治經濟學，只學過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削弱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建議加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占總分的比重。

4、糾正教材西方化的偏向。前些年西方經濟學教材的多種版本大量涌入。不少高校要求研究生使用英語原版教材，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經濟教材這種變化，反映了經濟學教學重點已發生改變。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我國主流經濟學。教材體系西化嚴重。建議用新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取而代之。

建議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經濟理論的研究工程的建設，嚴格把關，審查，清除有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廣開才路，開門辦研究，廣泛吸收確有水平的專家參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要有多種版本，最好實行公開招標、競標。

5、強化馬克思主義者在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目前高校經濟學教學體系中，不僅教材已西化，博士和師資也在西化，把博士分為“土博士”與“洋博士”，“洋博士”在地位和待遇上遠超過“土博士”；有人主張由成批量的海歸派軍團占領經濟學領導崗位。刻意推崇重用在西方名牌大學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排擠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這種西化傾向，已擴展到黨校和政府部委培訓機構，他們要求高級人才去美國獲得名校學歷，回國加以重用。國內一些主流期刊也已“美國化”，推行“美國范式”，洋八股盛行，扼殺真正的科學研究和發表自由。凡此種種，正在將中國經濟學引入泥潭，必須加以全面糾正。

    建議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隊伍特別是領導崗位進行一次認真的清理。凡是主張私有化的人，凡是推崇西方資產階級理論、貶低以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西化嚴重的人，一律調離領導崗位，包括高校的校長書記、院長、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和重要期刊的社長、主編、副主編。一定要在近期內使這些領導崗位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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