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國家化”剖析
 
時間:2010年03月12日    來源:《政治學研究》   作者:齊彪 
  
 
　　“軍隊國家化”是近年來否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最具蠱惑性的論點。其論者攪亂軍隊與政黨、國家的關系，把軍隊的政治屬性與國家屬性對立起來，以軍隊的國家屬性否定軍隊的政治屬性，進而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此有必要對其作一個比較全面的剖析。筆者認為，“軍隊國家化”不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理論上說不圓，在實踐上更行不通，是一個虛幻的悖論。

　　一、“國家的軍隊”不等于“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論者認為，既然軍隊是國家的，就應該搞“軍隊國家化”。從“軍隊是國家的”這一前提能不能得出搞“軍隊國家化”的結論？這是我們必須明確回答的問題。

　　毫無疑問，軍隊自產生以來，就是與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軍隊是國家的，具有國家性質。國家之所以能成為“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就是因為它“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是國家與氏族社會的根本區別。軍隊在國家機器中的地位突出。列寧指出：“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列寧選集》，第3卷，第13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說：“國家機構首先指的是常備軍、警察和官吏。”《列寧選集》，第3卷，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軍隊本身就是國家一部分的情況下，不存在還要“國家化”的問題。“國家的軍隊”與“軍隊國家化”不是一碼事，不能混為一談。“軍隊是國家的”，這誰也沒有提出過異議。“軍隊國家化”論者利用人們對“軍隊是國家的”這一命題的認同心理，把“國家的軍隊”與“軍隊國家化”等同起來，誰反對“軍隊國家化”，就給誰扣上反對“軍隊是國家的”帽子，就說誰不懂“常識”，這是一種偷換概念、偷運私貨的行徑。

　　“軍隊國家化”只有在國家走向不明朗或者還沒有成為統一的國家、軍隊不是國家一部分的情況下，才有研究意義。這突出地表現在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對“建什么樣國”問題的不同認識，以及如何進行“軍隊國家化”的斗爭上。蔣介石為了達到建立獨裁專制國家的目的，以國家化身自居，以“軍隊國家化”為幌子，要中共交出軍隊，其本質就是“要把人民的軍隊化為軍閥的軍隊”《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案》，《胡喬木文集》，第1卷，第194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中國和平民主建國的新前景，則希望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此提出了首先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實現國家民主化，然后與國民黨一起把武裝力量交給新的民主國家，即“先國家民主化，后軍隊國家化”的主張。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關于“你贊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嗎”的提問時指出：“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27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見，當時我們黨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就是要首先解決建什么國的問題，然后才能考慮軍隊“化”到什么樣的國家去。為向國民黨表達誠意，黨進一步提出了“國家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同時進行的讓步方案，但這都遭到了國民黨的拒絕，并以發動全面內戰來回答。一些人超歷史地把黨的領導人在具體條件下對“軍隊國家化”的具體論述拿到當前來為其論點作辯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新中國的成立，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舊中國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我軍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具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軍隊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我們的每部憲法，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的表述。軍隊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鋼鐵長城，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柱石。在我軍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情況下，一些人侈談“軍隊國家化”，既沒有理論支撐，也沒有社會基礎，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不知其想把我們這支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化”到哪里去，說穿了，就是不認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希望我們這支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化”為他們所追求的國家的軍隊。

　　二、不能以軍隊的國家性質否定其從屬于執政者的政治性質

　　“軍隊國家化”的論者認為既然軍隊是國家的，共產黨就應該交出軍隊搞“國家化”。這里的核心問題是軍隊能不能脫離執政者或執政黨而成為純粹的國家軍隊。

　　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作為“器物”、“工具”必須要有人來執掌和使用。這就是執政者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和領導。執政者在君主政治下是奴隸主、封建地主及皇帝個人，而在政黨政治下則必然是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政黨這一政治集團。這就是說，軍隊既具有國家性質，又具有隸屬執政者的政治性質。軍隊在國家機器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執政者必須把執掌軍隊放在重要位置。馬克思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的名言，同樣適合于其他任何階級的執政者。執政必“執軍”，不“執軍”就談不上執政。但同時，軍隊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其職能作用只有在執政者的領導下才能發揮出來；軍隊的政治性質相對其國家性質來說，更具有本源性、基礎性的作用；軍隊的國家性質是由從屬于執政者的政治性質來決定和保證的。只有軍隊置于執政者及執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保證軍隊的國家性質。奴隸主階級執政決定著其軍隊是奴隸主國家的性質；封建地主階級執政決定著其軍隊是封建主義國家的性質；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執政決定著其軍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而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執政則決定著其軍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

　　歷史和現實都說明，在政黨政治條件下，軍隊能否有效地置于執政黨的掌控之下，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國家、民族的命運。軍隊一旦脫離執政黨的領導，軍權被個人或利益集團所操縱，對任何國家都不能說是好事。這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局動蕩、難于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訓也說明，軍隊一旦背離了自身的政治性質、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不僅談不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甚至不能正常履行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的國家職能。蘇軍脫離蘇共、實行“國家化”，不僅是蘇聯國家變色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

　　在軍隊已經成為國家一部分的前提下，“軍隊國家化”論者主張的軍隊脫離黨的領導而成為純粹的國家軍隊的觀點，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偽問題。因為軍隊一旦脫離執政黨的領導，就不是現存國家的一部分，不僅成為執政者的反對力量，而且也成為現國家政權的破壞力量。“軍隊國家化”對我推行這一政治主張，其重要目的就是企圖在我黨與軍隊的關系上打開缺口，挑動軍隊脫離黨的領導，使軍隊脫離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異己和破壞力量。

　　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為“公”制“私”的制度

　　“軍隊國家化”把我軍從屬于黨的政治性質與國家、人民性質割裂、對立起來，認為“軍隊應該是人民或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黨的軍隊”，攻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公器私用”、“謀一黨之私”。這是與事實相違背的。在中國，軍隊只有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才能成為人民和國家的軍隊。從一定意義上說，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一個為廢“私”而立、為除“私”而存、為防“私”而續的制度，是一個真正保證軍隊始終為國為民、“公器公用”的制度。

　　中國歷來就有“兵歸將有、兵隨將走”這種個人掌握兵權的傳統，這是藩鎮割據產生的重要原因。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危機的加深，兵權逐步落入個人手里。辛亥革命后，各派軍閥“擁兵惟嫌其少，據地惟嫌其狹”，彼此混戰不斷。辛亥革命到1933年，四川大小軍閥戰爭共470余次，平均每半個月就有一次；辛亥革命到1922年共發生兵變179次，其中1917年到1922年計90次。“五四”運動前后，全國共有軍隊150萬左右，每年軍費支出占整個北洋政府年支出的2/3。王金（金吾）主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史》，第12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從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總共出現了8位國家元首、38屆內閣、5屆國會。這種政府頻繁更迭的現象背后所隱藏的正是各派軍閥爭權奪利的軍閥政治的實質。這給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孫中山對此哀嘆:“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如何鏟除軍權私有的軍事領導制度，廢除軍閥政治（武人政治），是中華民族求解放、爭復興歷史進程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產生之前，幾乎其他各種軍事領導制度都在中國試驗過。既有辛亥革命后對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時期對蘇俄的學習，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也提出了廢督裁兵、化兵為工等主張，但都不能根除這一兵權私有的頑疾。北洋軍閥被打倒后，繼之而起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境況越來越糟。

　　中國共產黨通過艱辛探索，在吸收蘇俄經驗的基礎上，獨創性的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新型軍事制度。這根本不同于西方國家，也與蘇俄主要通過黨員個人掌握軍隊的制度（1925年之前是政治委員具有最后決定權，其后逐步過渡到軍事首長一長制）有很大的區別。黨通過其在軍隊中設置的各級組織，把軍隊牢牢地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一制度的確立，使中國幾千年來兵權私有的積弊為之一掃，徹底擺脫了軍閥操縱政黨及政治的夢魘，軍隊真正成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戰斗的工具。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所具有的這種為“公”制“私”的功能，不僅在于其本身的科學合理的制度機制安排，更在于其自身無私性即階級先進性的特質。所謂“絕對領導”，從利益關系來說就是“無私性領導”、“無條件領導”。黨領導軍隊、軍隊服從領導，都不是以利益滿足、利益要求為先決條件的。黨不是利益集團，軍隊也不是利益集團，除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黨和軍隊這種在國家和人民利益指向上的高度一致性，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能夠實現的根本原因。這一制度的無私性特點，從根本上保證了我軍的國家和人民性質。這是其他任何階級、政黨及軍隊想學學不來、想做做不到，由于其局限性也理解不了的制度。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軍隊國家化”對我軍的險惡用心。如果我們按照“軍隊國家化”的設想去做，軍隊必然變性變質，墮落為個人或狹隘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我軍就談不上是國家、人民性質的軍隊。聯系到當今世界一些國家軍隊實行所謂“國家化”后被個人、利益集團控制，國家陷入長期戰亂的事實，以及我們過去經歷的由私人掌握軍權而發生軍閥割據混戰這一切膚之痛的歷史、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集團陷阱對軍隊的誘惑，我們更應該警鐘常鳴，不為任何包藏禍心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四、不能把西方國家“軍隊國家化”的軍事領導制度照搬到我國

　　一些人把西方國家的軍事領導制度奉為“軍隊國家化”的圭臬，斷言“軍隊國家化”是文明國家的“通則”，中國必須走上這個道路。這不僅有悖于政黨政治的一般規律，也犯了把個別當一般、把具體當普遍的常識性錯誤。

　　人類社會自擺脫蠻荒、產生國家以來，盡管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但就其政治形式來說，主要是兩種：一是君主政治，二是政黨政治。無論什么樣的政治形式，都有一個對事關生死存亡的軍隊如何掌握和領導的問題。在君主政治下，君主對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在政黨政治條件下，則必然要求執政黨掌握軍隊，這是政黨政治的一般規律。但由于各個國家的國情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其執政黨對軍隊的掌握方式則不盡相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政黨對軍隊的間接管領。這主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曾指出：“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謂間接管領，就是政黨不擁有自己所特定的武裝力量，而主要是通過政府中介環節來掌控軍隊。哪一個政黨執政，就由這個政黨出任的總統或總理擔任軍隊的領導者。隨著政黨的輪替，政權的交接，軍隊的控制權也隨之轉移。西方國家所說的“軍隊國家化”，不過是兩黨或多黨制下政黨輪流控制軍隊的一種方式。二是政黨直接領導軍隊。這是政黨通過在軍隊直接設置組織實現對軍隊領導的方式。這種方式由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首先創立，我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這種方式的更高、更完善的體現。在這里，問題的實質不在于對不同政黨掌握軍隊的方式如何稱謂，對同一事物稱甲可，稱乙亦可，而在于應不應該、能不能把西方國家這種所謂的“軍隊國家化”當作“通則”，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以此為樣板照搬照抄。這是我們與“軍隊國家化”論者根本分歧之所在。

　　西方的這種“軍隊國家化”方式是其特定國情條件下的產物。這不僅是由其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決定的，也與其特定的歷史條件聯系在一起。從軍隊產生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軍隊通常不是由政黨組建，一般來說，軍隊產生在前，政黨出現在后。比如，英國資產階級的職業軍隊創建于1642年，而其政黨形成于1679年以后；美國軍隊建立在1775年獨立戰爭中，其政黨則產生于1787年。而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往往是先組成政黨，后由政黨組織自己的軍隊，政黨與軍隊往往是合成一體，天然地形成直接關系。從政黨的產生歷史來看，西方國家政黨不是在革命的環境產生，而是在建國后由議會中不同派別逐步發展而來。落后國家的政黨往往是在民族危亡條件下應運而生，政黨不是產生在公開的議會，而是產生在秘密、非法的條件下；不是產生在開國后的和平年代，而是產生在戰斗頻仍的革命時期。政黨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軍隊。從西方國家政黨的使命任務來看，西方國家政黨不領導革命、只代表本階級及集團利益進行議會及爭取執政權力斗爭。這也使其不直接與軍隊發生關系。落后國家在民族危亡條件下產生的政黨，首要任務是領導革命勝利，在革命勝利后要保衛勝利成果，因而必須直接領導指揮軍隊。總之，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同，其制度也必定迥然有異。

　　“軍隊國家化”作為在特定國情條件下產生的軍隊領導制度，其適用范圍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國家，決不能把其無限制地擴大，當作“通則”推之于全世界，強加于歷史、現實條件都相去甚遠的國家和地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多種方式向世界推行包括多黨制、“軍隊國家化”在內的所謂民主模式，對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曠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嚴重后果，蘇聯東歐、非洲大陸、阿拉伯世界等地區成為受害的重災區。多黨制、“軍隊國家化”等所謂民主模式實際上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搞垮社會主義國家、搞倒所謂“集權”國家、搞亂“不聽話”國家，進一步稱霸全球的重要戰略工具。

　　這種情況絕不允許在我國發生。我們與一些人在“軍隊國家化”等問題上的斗爭，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國家民族權益的問題，是鞏固我國政治安全的問題，是維護我們正確發展道路的問題。我們黨歷來認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文化水平和社會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也必然不同。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12月4日。。我們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不把自己的東西強加于人。我們也要學習別國的成功經驗，但是我們絕不允許別人對我們指手畫腳，要我們自毀長城，自己“化”掉自己。任何改變我們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圖謀都是不會得逞的。

　　五、“軍隊國家化”有違于國家根本利益

　　當前我國的最大利益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軍隊國家化”攻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妨礙了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而事實恰恰相反，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實現現代化這一國家最高利益的根本要求，是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證。

　　堅定的堅持黨的領導，包括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的現代化事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從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來看，毋庸諱言，不同國家現代化可以在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以及多種發展模式下推進。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對于后發的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無論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許多是在一黨長期執政，相應地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軍隊處在牢固掌握之下推進的。分析其原因，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了強有力的政治核心。這是民心得以凝聚，國力得以集中，社會穩定得以長期保持的重要保證。否則，不僅現代化實現不了，而且還會陷入混亂和倒退。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通過研究認為，在現代化水平低的情況下，一黨體系（一黨長期執政）可以是強大的，也可以是弱小的，而多黨體系（多黨輪流執政）總是弱小的。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一黨體系往往比多黨體系更穩定，多黨體系進行現代化的國家比一黨、一黨為主或兩黨的國家更易遭受軍事干擾。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既面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們既要面對發展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多方面的壓力，又要面對國內改革和發展的許多挑戰，還要面對多種安全威脅、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等嚴峻問題。這要求中國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政黨領導。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這一歷史重任。鄧小平指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鄧小平深刻指出：“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597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36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錦濤也深刻指出：“只要我們黨緊緊依靠全國人民，牢牢掌握人民軍隊，國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亂子”。回顧我國現代化走過的輝煌歷程，我們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云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忠于祖國和人民的英雄軍隊。這是我國最寶貴的政治優勢、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資源。一些人以“軍隊國家化”為旗號，企圖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行去“勢”消“源”的否定，如果任其發展得逞，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然化為泡影，一個光明的中國就會變成黑暗的中國，這完全是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業的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我國最高政治原則，必然體現在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和其他法律中。《憲法》“序言”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作出明確的規定和闡述。為了在軍事領域體現黨的領導，根據憲法精神，1997年3月，我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制定通過的軍事基本法《國防法》第19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實施絕對領導，在法理上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正義性、擁有充分明確的法律授權。“軍隊國家化”指責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違憲”、“缺乏法理依據”，是不符合事實的。

　　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正確道路。“軍隊國家化”論者認為只有軍隊脫離了黨的領導，實行了“國家化”，才能推動民主政治。這既脫離了中國的現實情況，也與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實際不相符合。國際上的一些研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問題的專家認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困難或者民主制度的不穩定，問題不在于政黨及其政府對軍隊的控制權，而在于政黨及其文人政府對軍隊沒有足夠的控制力，使得軍隊有能力干預政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語，見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710180782.asp。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對立起來。脫離中國現有體制條件抽象地談論民主沒有意義。堅持黨的領導、特別是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以在穩定的環境中順利推進的根本保證。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寧選集》，第3卷，第13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寧選集》，第3卷，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案》，《胡喬木文集》，第1卷，第194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27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王金（金吾）主編：《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史》，第12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7].《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4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10].《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12月4日。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597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36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美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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