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過渡時期”理論,就牽住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牛鼻子”!
——學習劉日新同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體會之一
顧凌英
關于“過渡時期”這個理論問題,我是在1953年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接觸到的,當時是作為機關政治學習的主要內容來學習的。為什么劉日新同志把它作為自己講義的第一篇呢?
根據當時的理解,“過渡時期”就是對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一方面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壯大社會主義國家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力量;同時對當時汪洋大海的個體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合作化改造,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農聯盟;對個體工商業者進行合作化改造,實際上是使個體手工業和個體小商販者的隊伍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使他們從分散的弱勢群體向著強勢的集體勞動者轉變,由于符合個體手工業者的利益,所以進行得很順利;唯有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對于在私營工商業就業的還在受著剝削的廣大工人來說,是他們從奴隸變成企業主人的命運的翻天覆地的大轉變,但是對于私人工商業者來說,從資本家變成勞動者仍然是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造;對比民族資本在舊中國的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擠壓下,茍延殘喘的痛苦,眼看自己的企業在黨的領導下,在工人忘我的勞動中,得到了發展,自己過著管理社會主義工廠憑勞動養活自己的新生活,他們在思想斗爭中也是敲鑼打鼓的迎接了這場改造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領導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這樣順利的完成了。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在經濟制度上消滅剝削的任務已經實現。這時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擺在了我們面前,過去我們反對政治壓迫、經濟剝削的斗爭任務是不是就都已經完成了?舊的制度已經被推翻、被改造,原來的剝削階級在經濟上已被消滅,革命的任務完成了吧!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的兩段話 ,就反映了這樣的認識。決議是這樣說的:“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于是人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相適應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歌達綱領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1頁)覺得“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劉少奇:八大政治報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這樣在我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黨的領導層的認識就在1956年的八大之后產生了分歧,我們下面的同志也是弄不清楚,社會主義就在這里卡了殼。
毛主席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寫上的一段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這種階級斗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的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653——65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清楚地表明了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我們同意毛主席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并不是因為我們“迷信”毛主席。而是因為經過了50年的歷史過程,再回過頭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眼光來看八大的“決議”,感覺它是荒謬的、不徹底的。
首先它對于馬克思哲學基礎“物質”與“思維”的辯證關系的理解是不徹底的,在哲學上它堅持的實際上是機械唯物主義。它只承認“存在決定意識”,只承認“經濟基礎”對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意義,以為經濟制度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內容,只要經濟制度的改造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完成了;而從根本上忽視了文化和思想意識對物質存在——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30年改革開放,沿用的就是八大的“階級斗爭熄滅論”的路線。但是階級斗爭的客觀現實并不因為我們主觀上對他的“不承認”而真的不存在。思想意識上的階級斗爭,果然使得我們已經消滅了的私有制經濟基礎又復活了。正是由于我們的“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與當年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一樣,使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自己掌握的政權面前“丟人又失地”而變得更加尖銳。“韜光養晦”一廂情愿的“階級斗爭息滅論”的政策,使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出盡了“洋相”,如果我們在現實面前,撞的頭破血流之后再不醒悟,那真的是如毛主席所說,比豬還要蠢了。
其次,所謂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理論上也是錯誤的。我們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的客觀規律來研究一下社會發展的動力就可以認識到所謂的:“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所有這些勞動人民的“愿望”也都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勞動者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和勞動者在實踐中積累的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經驗,都是社會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關系發展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愿望”與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例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者要求改善自己生存條件的愿望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差別,都是社會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關系發展的動力之一,集中起來就是一句話“改變現實——要革命”。為什么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變成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了呢?
社會主義社會實行了全民所有制。使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這對矛盾由舊社會的對抗性矛盾變成了非對抗性矛盾。勞動人民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者——生產關系的主要方面;同時與一切社會的勞動人民一樣,又是社會生產力的主要要素。而勞動人民對于共產主義的向往,恰恰是代表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對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要求。所以認為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的歪曲。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中,生產力永遠是推動生產關系發展的動力,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它的是否“先進”,并不是可以由人主觀“欽定”的,而恰恰是以是否能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來衡量的。一個自以為是“先進的”社會生產關系,由于它不能與它的“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他就不能起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你說這種生產關系還是先進的嗎?從這里我們恰恰可以找到1958年,大躍進中某些人大刮共產風、浮夸風錯誤的理論根源。
第三,我們說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時期”,這是由它的特殊的內在矛盾運動所決定的。
人類歷史上的各種社會形態,都有決定自己社會性質的一對主要矛盾。如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的地主和佃農;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共產主義社會是無階級的社會,也許只有思想合符客觀規律和違反客觀規律的一對矛盾了吧。
而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很特殊的,它和資本主義一樣,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對矛盾。所不同的只是這兩個階級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處的地位改變了而已。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是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工人是處于資產階級專政的統治之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經過了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由于勝利而奪取了政權,上升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資產階級因為斗爭失敗降到了被統治的矛盾的次要方面,這樣社會的性質就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它們的一對主要矛盾都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只是由于在斗爭中雙方力量“此長彼消”的變化,使得這對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所決定的社會性質起了變化而已。所以毛主席說的在社會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就是這個道理。無產階級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過渡時期”,毫不放松的堅持與資產階級不懈的斗爭,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文化的一切領域的斗爭,直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最后勝利的一天,這就是歷史賦予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1956年由于一個理論上的爭論,發展到今天,卻要由實踐來給它作出合符真理的結論。這其中的是非、曲折和代價如果能使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水平上提高一步,達到新的共識,還是值得的。我們黨的哪一次對真理的認識,不是用生命和血的代價換來的呢?
然而這生命和血的代價,告訴我們的真理仍然只有一個。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只有他的這個理論,才是我們前進唯一正確的方向。
劉日新同志抓住了“過渡時期”的理論,恰恰就抓住了我們今天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牛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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