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紀念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主席誕辰116周年

思  思

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主席，指揮戰爭的藝術爐火純青，達到了運籌在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高超竟界；把解放廣大人民群眾的艱難困苦的中國革命的人民戰爭，塑造成了威武雄壯的英雄史詩，描繪成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導演成了驚心動魄的千古絕唱！可謂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堪稱是前無故人，后無來者！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在軍事科學理論領域里，把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發揮到極致，創立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登上了軍事科學理論的峰巔，至今無人企及！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6周年之際，我們以比較全面地摘錄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主要論述的形式，深切地緬懷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主席！　　

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事實和現實事實出發，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辯證方法，通過總結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拿破侖領導和指揮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考察和分析歐洲1848—1849年革命的實踐、1853—1856年英國法國土耳其對俄國的克里木戰爭、1857—1859年印度西帕依即雇傭軍起義引發的英印戰爭、1859年法國意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1864年普魯士奧地利對丹麥的戰爭、1866年普魯士意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1870年法國對普魯士的戰爭等，確立起來的科學理論。

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親自指揮過千軍萬馬作戰，雖然兩位革命導師沒有寫出過大部頭的軍事理論著作，雖然創立和闡述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絕大部分文章，——給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軍事題材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為《美國新百科全書》寫的全部條目、為歐洲一些進步報刊寫的文章等等，——主要是兩位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為了馬克思一家人的吃、喝、住、穿的生存需要而寫的（1891年1月29日，恩格斯在致海·施留特爾的信中說：“《百科全書》上的文章，一部分是馬克思寫的，一部分是我寫的，而且這些文章即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都是軍事題材：統帥的傳紀、關于炮兵、騎兵、筑城等。寫這些東西是為了稿酬，僅此而已。”（38—15））。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所寫的闡述軍事理論的文章中，卻到處體現著兩位革命導師“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選3—49，著重號系引者加）到處閃耀著科學社會主義軍事理論的光芒，并且巧妙地通過進步的資產階級報刊宣傳著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恩格斯系統地鉆研軍事理論的產物。

1851年6月19日，恩格斯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說：

“我自從［1850年11月中旬］遷來曼徹斯特以后，就開始啃軍事，……軍事在最近的運動中將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往日的愛好，我在報紙［《新萊茵報》］上發表的匈牙利軍事通訊［《<科倫日報>論馬扎爾人的斗爭》、《匈牙利》］以及我在巴登的光榮經歷，［參加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在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這方面做到能夠發表一定的理論見解而不致太丟臉。”（27—576）　　

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的軍事科學理論，包括著非常廣泛的內容：從主張集中兵力到反對分散兵力，從部隊的靈活性和機動性到部隊的運動性和獨立性，從游擊戰到運動戰，從防御戰到進攻戰，從戰略原則和作戰原則到防御原則，從指揮藝術到弱旅戰勝強敵，從山地戰中防御和進攻的關系到野戰，從圍攻到出擊，從兵貴神速到掌握戰爭主動權，從勇敢戰斗到追擊被戰敗的敵人，從能攻善守到防守反擊，從贏得戰爭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到武器、營壘的作用，從怎樣防守山脈到怎樣渡河，等等、等等，都有明確的論述。因此，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的軍事理論，簡直就是一部十九世紀的軍事百科全書！　　

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對戰爭局勢的有些預見和判斷的準確程度是十分驚人的：

1. 1870年7月22日，即法國對普魯士宣戰后的第三天，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就預言說：

“根據目前的情況判斷，我認為戰爭對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滿的結局。”（33—10）　　

2. 1870年8月15日，恩格斯在致燕·馬克思的信中說：　　

“我在適當時機作出的某些小小的預言都及時的見報，而第二天就為最新消息所證實。”（33—146）　　

3. 1870年8月26日，恩格斯明確預言：

“麥克馬洪的部隊可能被迫在梅濟埃爾和沙爾蒙－紀韋之間法國那片向比利時領土突出的狹窄地帶投降。”（《戰爭短評》（十二）（17—75）　　

事變的發展果然不出恩格斯所料：1870年9月1—2日麥克馬洪的8萬多軍隊和波拿巴在梅濟埃爾以東約10英里的色當投降！（見17—729、731）普法戰爭的進程充分地證實了革命導師恩格斯的預言的準確性。

1886年9月13—14日，恩格斯在致奧·倍倍爾的信中，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革命等方面分析歐洲的局勢并預言有可能爆發“世界大戰”時說：

“在整個保加利亞的和東方的事件［指1885年9月開始的“保加利亞危機”。9月5日夜—6日，在東魯美利亞（保加利亞南部）的首府普羅夫迪夫爆發了保加利亞愛國者的起義。根據1878年的柏林條約，東魯美利亞歸土耳其統治。在起義中土耳其總督被推翻后，魯美利亞重新和保加利亞合并。亞歷山大·巴滕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統一的保加利亞王。俄國對于巴滕貝克早就開始接近奧匈帝國表示不滿，所以對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態度，并從保加利亞軍隊中召回了俄國的軍官。］中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俄國人只是現在才發現，由于兼并亞爾薩斯等等，他們已成了歐洲的主宰，而馬克思早在1870年就對國際談到過這一點［《國際工人協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對這種情況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戰爭以來各國都實行了（我國是在1874年）普魯士軍事制度，而在這種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稱的強大軍隊需要十至十二年。現在，這樣的軍隊俄國和法國也都有了，因而現在可以動手了。正因為如此，俄國軍隊這個泛斯拉夫主義的核心，現在對政府大施壓力，迫使沙皇［亞歷三大三世］不得不克制自己對法蘭西共和國的反感，而提出兩種唯一可行的辦法：或者同法國結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麥贊同俄國的東方政策。俾斯麥和威廉曾面臨這樣的抉擇：要末是抗擊俄國，那就或者導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戰，或者由于泛斯拉夫主義者同虛無主義者結成同盟而使俄國革命不可避免；要末是向俄國讓步，那就要出賣奧地利。俾斯麥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現在的行動，這一點我認為從他們的觀點看來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倫王朝的利益和德國利益之不可能相容現在暴露得非常明顯，這正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德意志帝國由于以普魯士為基礎而面臨著死亡的危險。

這一事件在冬季結束之前暫時還能多少掩蓋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味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這樣有利的機會他們以后也決不會再有了。如果俄國人一旦占領了保加利亞，只要沒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礙（例如德奧英聯盟）阻止他們，那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進。因此，俾斯麥大聲疾呼，要英國必須采取積極反俄的政策，《旗幟報》根據他的指示現在幾乎每天叫喊，說什么英國應該防止世界大戰。

不管怎樣，奧地利和俄國在巴爾干半島上的矛盾十分尖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超過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戰爭一旦爆發，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戰爭。至于結局如何，即誰將成為勝利者，這是不能預言的。德國軍隊無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揮，但它只是許多軍隊中的一支。奧地利人的力量在軍事上（軍隊的數量，特別是指揮）也難以估計；他們擁有最好的士兵，但總是吃敗仗。俄國人一貫陶醉于自己龐大的（紙上的）兵力；他們在進攻方面極其軟弱，但在保衛本土方面卻是強有力的。他們的最大弱點，除了最高指揮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揮大部隊的有能力的軍官；這個國家造就不出這樣多有教養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們的最高指揮部即使不是賣身投靠，也是一貫很糟糕的。至于法國人，由于他們在政治上過分發展，不容許在本國實行一年制志愿兵這樣的制度，再加上法國資產者（就個人來說）又根本不愛打仗，所以，他們也感到缺少軍官。最后，除了在德國人那里以外，新制度無論在誰那里都還沒有經受過考驗。因此，所有這些大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難以估計的。關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說，在人數相同的情況下他們將被任何另外一支軍隊所擊敗。但是，在世界大戰中，這些大國將怎樣互相結合或互相對抗，這也是難以預料的。英國（它的艦隊以及它的巨大的輔助資源）的威力將隨著戰爭的繼續而日益增長，如果它在開始時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備，那末到最后，一個六萬人的英國軍團就能決定戰爭的結局。

所有這些估計都是以各國內部一切不變為前提的。不過在法國，戰爭會使革命分子上臺執政；在德國，打敗仗或者老頭子［威廉一世］死亡會引起整個制度的急劇變化，而這種情況又會導致各交戰國的重新組合。總之，將出現一種混亂局面，肯定無疑的結果只有一個：規模空前的大屠殺，整個歐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個舊制度的崩潰。

只有法國爆發革命，才能給我們帶來直接的成功，這個革命將使法國人充當歐洲無產階級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這種結局對歐洲無產階級來說是否最為有利；那時，理想的法蘭西沙文主義將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德國在戰敗的影響下所發生的急劇變化，只有導致同法國媾和才有好處。最有利的結局將是俄國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國軍隊遭到十分慘重的損失之后才能發生。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戰爭最初將在全歐洲范圍內迫使我們的運動后退，在許多國家中甚至將把它徹底摧毀，并煽起沙文主義和民族仇恨；在戰爭可能引起的許多不能確定的后果中，對我們來說可以肯定的是，戰后我們將不得不再從頭開始，然而是在一個甚至比今天還要無比有利的基地上從頭干起。”（36—512～515）　　

28年之后的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在以下三點上證明了恩格斯的預言的準確性：

1.“不管怎樣，奧地利和俄國在巴爾干半島上的矛盾十分尖銳，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超過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戰爭一旦爆發，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戰爭。”——1914年6月28日，積極主張吞并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太子弗·斐迪南大公在巴爾干的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被刺身亡。奧匈帝國指責塞爾維亞是這起謀殺事件的后臺，并在7月28日對塞爾維亞宣戰；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3日對法國宣戰；8月4日英國以保護比利時中立為由而對德國宣戰。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2.“將出現一種混亂局面，肯定無疑的結果只有一個：規模空前的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4年3個月，有33個國家的7 430多萬軍隊參戰，15億以上的人口卷入戰爭，3 000多萬人傷亡，堪稱為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的大浩劫！

3.“最有利的局面將是俄國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國軍隊遭到十分慘重的損失之后才能發生。”——1915年德國將主力軍隊調到東線猛攻俄軍，先后攻占波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大部分領土，俄國軍隊損失慘重；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10月革命，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

今天，全面地回顧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對于我們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認識軍事理論領域里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有“將軍”之稱的恩格斯是十分必要的！這只是因為：一方面，很少有人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并且在一般人看來，似乎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系統的軍事理論；另一方面，對于我們加深認識和理解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非常有教益！

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歸納起來，有以下諸多要點：

一.“群眾起義”、“游擊戰爭”、“切斷敵人的交通線”等，是以弱勝強的“唯一方法”。

1.“皮蒙特人一開始就鑄下一個大錯誤，就是他們只用正規軍隊來抵抗奧軍，他們想進行最一般的、資產階級式的、規規距距的戰爭。一個想爭取自身獨立的民族，不應該僅限于一般的作戰方法。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游擊隊——這才是小民族制勝大民族，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唯一方法。

西班牙人在1807—1812年證明了這一點［在西班牙人民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中，人民游擊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匈牙利人現在也在證明著這一點。”（恩格斯：《皮蒙特軍隊的失敗》，1849. 3. 30－4. 3）（6—461～462，著重號系引者加）　　

2.“因此，問題只在于爭取時間，誘使奧皇軍隊深入腹地，在那里它會被不斷的游擊戰拖得筋疲力盡，并且由于必須在自己的后方留下強大的警備部隊及其他部隊而遭到削弱。”（恩格斯：《匈牙利》，1849.5.18）（6—607～608）　　

3.“民族起義的力量不在于進行決定性的會戰，而在于進行游擊戰爭、防守城市和切斷敵人的交通線。”（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1858. 1. 14）（12—405，著重號系引者加）　　

4.“如果說在英軍方面重要的是在熱天進行休整，那末對于起義者來說重要的是盡量襲擾英軍。但是土著士兵不是去組織活躍的游擊戰、截斷敵人占領的城市之間的交通、伏擊小股敵人、擾亂糧秣的征發、切斷糧食的供應（沒有糧食，英國人占領的任何大城市都無法維持），反而滿足于征收捐稅和安享敵人留給他們的空閑時間。不僅如此，他們之間似乎還發生了內訌。”（恩格斯：《印度起義》，1859. 9. 17）（12—611）　　

5.“對于圍攻巴黎的普軍來說，這些交通線的好壞，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交通中斷幾天，就會使圍攻軍在幾個星期內受影響。普軍明了這一點，現在正將其后備軍全部集中在法國西北部，以便控制相當廣大的地帶，保證鐵路線的安全。梅濟埃爾的陷落給普軍開辟了第二條由國境線經過提翁維耳、梅濟埃爾和蘭斯的鐵路線，但是它的一側暴露給北方軍團，因而是危險的。如果法軍還有可能解救巴黎的話，那末截斷這條交通線也許是最容易的一種。”（恩格斯：《戰爭短評》（三十四），1871. 1. 7）（17—242）　　

二.“戰略的奧妙就在于集中兵力”，而“放過有利的時機，不利用機會調派優勢兵力去對付敵人，這就是犯了戰爭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錯誤”。

關于在戰爭中集中優勢兵力和分散兵力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在中國，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末期的軍事家孫武，就已經有關于必須集中優勢兵力而實現以多勝少的論述。他在《孫子兵法》的《謀攻篇》中說：“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在《虛實篇》中說：“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在《軍爭篇》中說：“兵……以分合為變者也”；在《行軍篇》中說：用兵打仗，要做到“足以并力”。在歐洲，羅馬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狄奧（約155—235年）在《羅馬史》中，就已經提到過集中兵力的問題。他在《羅馬史》第56卷第19章中說：“瓦魯斯［統治日耳曼人的羅馬統帥］并不把他的軍隊，象在敵國所應該做的那樣適當集中起來”，而日耳曼“主要謀反人阿爾米紐斯和塞吉美爾”則“為了更能保證成功”，采用一切能夠利用的手段“把瓦魯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處派遣軍隊，分散他的兵力”。（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1881—1882）（19—502）　　

1. 集中兵力的戰略戰術，是在法國大革命中逐漸形成的。法國人稱之為“眾兵戰術”。1792年11月2日，“熱馬普戰役，杜木里埃之所以獲勝是因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軍的方法去對抗奧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長陣線（由奧斯坦德到麥茨河）的方法。”（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展望》，1851. 4）（7—549）　　

所以，“眾兵戰術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熱馬普勝利的機動而產生的，這個機動與其說是出于自覺的軍事計謀，毋寧說是出于本能。法軍的低劣狀態是產生這種概念的基礎，他們需要數量上的優勢，以使自己多少感覺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數量用來彌補紀律的不足。”“一直到1796年拿破侖在他6天的皮蒙特遠征中，成功地各個殲滅了優勢的兵力以后，才給人們啟示了這種戰術的思想，而在這以前，人們曾使用了這種戰術，但并不懂得它。”（7—551～552）　　

因此，“拿破侖的不朽功績就在于：他發現了在戰術和戰略上唯一使用廣大的武裝群眾的方法，而這種廣大的武裝群眾的方法之出現只是由于革命才成為可能；并且他把這種戰略和戰術發展到那樣完善的程度，以致現代的將軍們一般地不僅不能勝過他，而且只能試圖在自己最光輝的和最成功地作戰中抄襲他罷了。

革命將以現代的軍事手段和軍事學術與現代的軍事手段和軍事學術作戰。軍事天才存在的機會，在聯軍方面至少和在法軍方面是同樣大的：多兵之旅必獲勝。”（7—565，著重號系引者加）　　

2.“敵人的戰斗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優勢；如果起義者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他們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 8—1852. 9）（8—102，著重號系引者加）　　

3.“拿破侖的秘訣在于集中，而他的繼承者的秘訣卻在于分散。當拿破侖看到自己不得不在兩個不同的戰場上作戰時，例如在對奧地利的戰爭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決定意義的作戰線上（在對奧戰爭中是斯特拉斯堡—維也納線），而把較小的兵力留在次要戰場上（意大利）；因為他相信，即使他的軍隊在次要戰場上打了敗仗，他自己在主要戰線上的勝利也能被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擋敵軍的前進。反之，他的繼承者卻把法國的兵力分散在許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這樣的地方，在那里連最小的勝利（如果一般地說能夠取得這種勝利的話）也要付出最大犧牲的代價。”（馬克思恩格斯：《法國作戰方法的批判》，1855. 3. 17）（11—148）　　

4.“如果說在貿易上時間就是金錢，那末在戰爭中時間就是勝利。放過有利的時機，不利用機會調動優勢兵力去對付敵人，這就是犯了戰爭中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如果不是在防御時而是在進攻時，即在侵入敵人的領土時犯這種錯誤，那末它就會造成加倍的危險，因為防御時疏忽所造成的后果還可以糾正，而在進攻時這樣的疏忽就會招致全軍覆沒。”（馬克思恩格斯：《羅素的辭職。——克里木事件》，1855. 7. 14）（11—406，著重號系引者加）　　

5.“英軍因為完全沒有真正的高級領導而現在的處境非常荒唐，這主要表現在互為補充的兩個方面：第一，他們分散兵力，把自己封鎖在一些彼此隔離很遠的小據點上，第二，同時他們讓唯一的機動縱隊死守德里城下，它不僅不能有所作為，甚至在毀滅。”

“集中兵力總是重要的。沿恒河開向上游的增援部隊被完全分散了，還沒有一個人到達阿拉哈巴德。可能這對固守這些據點是必要的，但也可能沒有必要。無論如何，應該堅守的據點的數目必須縮減到最低限度，因為需要集中兵力進行野戰。”

“在北方集中兵力進行野戰，取得馬德拉斯的有力支援，并且盡可能取得孟買的支持——這就是需要做的一切。”（恩格斯致馬克思，1857. 9. 24）（29—181、182，著重號系引者加）　　

6.“戰略的奧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軍在印度的作戰計劃卻是分散兵力。他們應當做的是，盡量縮減警備部隊的人數，使他們立刻擺脫婦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沒有戰略意義的據點，從而集中盡可能多的部隊用于野戰。”（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 9. 29）（12—326，著重號系引者加）　　

7.“根據一般的作戰原則，兵力遠居劣勢的軍隊如果不設法集中自己的隊伍，反而自行分為兩部，中間被整個敵軍隔開，那末就只能使敵人毫不費勁地把他們消滅掉。”（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 10. 6）（12—330～331，著重號系引者加）　　

8. 被囚禁的拿破侖1819年在讀畢洛夫所著《德國和意大利1800年戰局史》一書時所作的眉批中指出：“如果想要取得勝利，就得堅持集中”，“任何時候都不要讓河流把自己的軍隊隔開”。恩格斯在《波河與萊茵河》這本小冊子中引用了拿破侖的眉批。（恩格斯：《波河與萊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13—270）　　

“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軍隊展開的戰場；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錯誤的；如果這支軍隊被殲滅，意大利也就被征服了。”（13—277）　　

9.“奧軍在沒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軍隊調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這是完全正確的。分兵兩岸的任何做法，都是錯誤的。”（恩格斯：《意大利戰爭》，1859. 5. 27左右）（13—399）　　

10.“聯軍面前敞開著三條道路：……如果奧軍想直接防守米蘭，那末他們只能派軍隊擋住這三條道路中的一條。如果每條道路上各派一個軍，那便是分散兵力，結果必然招致失敗。但是，側方陣地可以和正面陣地同樣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這是一條現代作戰原則。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區而且已經準備向任何方向行動的15—20萬人的軍隊，敵人要想不受懲罰地不把它放在眼里，除非在數量上占有極大的優勢。”（恩格斯：《軍事事件》、《奧軍的失敗》，1859. 6. 9）（13—419、422～423，著重號系引者加）　　

11.“平凡的拿破侖，是當法國財政混亂，不能得到任何借款，但又不僅要在阿爾卑斯維持兩個軍團，而且還要在德國維持兩個軍團的時候，擔負起了指揮3萬名半饑餓的、赤足的、衣服襤褸的兵士的責任。撒丁和其他意大利國家不是和他站在一起而是反對他。雖然如比，他仍然率軍進攻，迅速地連續不斷地給奧軍和皮蒙特軍隊6次打擊，并且每一次都能夠保證自己在數量上占優勢，因此逼得皮蒙特求和，而自己則渡過波河，又在洛迪強渡達爾河，圍攻曼都亞。他將奧地利的第一支援軍擊潰于洛納托和卡斯提奧涅附近，并在他發起第二次進攻時又以勇敢的機動迫使它困守在要塞之內。他將馳來援救被圍的曼都亞的第二支援軍阻于阿爾利列，使沈蒙受打擊達兩個月之久，這支軍隊一直等到它的增援部隊開到后才得以前進，但是，在里沃利又被擊敗。然后他迫使曼都亞投降，迫使南意大利各國君主乞和，并越過朱利恩阿爾卑斯山脈直抵塞美林山麓，在那里締結了和約。”（恩格斯：《意大利戰爭》，1859. 7. 20、28和8. 3左右）（13—489，著重號系引者加）　　

12.“克勞塞維茨在他的一篇論1796年奧法戰爭的文章［《1796年意大利戰局》］中說，奧地利經常打敗仗，是因為它的作戰計劃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慮到要實際地去爭取勝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經取得了的勝利。從側翼迂回敵人，包圍敵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個最遠的據點上，以圖截斷想象中已被擊潰的敵人的一切退路，——為了利用臆想出來的勝利而采取的這些措施和類似措施，每次都成了打敗仗的最可靠的辦法。”（馬克思：《偷梁換柱，混淆視聽》，1859. 7底—8中）（13—503）　　

13.“輕視有決定意義的制高地而把主力派往平原，這無疑是錯誤的。但正象我們在上面所已經指出的，把軍隊分散開，讓查爾迪尼率領6萬人留在波河下游，而僅以其余的兵力進攻，這是最大的錯誤。”（恩格斯：《德國戰爭短評》，1866. 6. 19—7. 5之間）（16—202）　　

14.“‘多兵之旅必獲勝’，——拿破侖喜歡這樣解釋作戰勝負的原因。而普魯士正是按照這個原則行動的。它設法創建‘多兵之旅’。當1807年拿破侖禁止它保持4萬人以上的軍隊時，它開始使新兵經過6個月的訓練后復原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1813年，它能夠從450萬人口中派出一支25萬人的作戰部隊。”（恩格斯：《如何擊敗普軍》，1870. 9. 17）（17—112）　　

15.“根據整個1月份的戰爭情況，我們應當得出下述結論：法國因為企圖同時執行許多不同的任務，結果處處失敗。他們只有冒著在其他地點被暫時擊退的危險（當然在這些地點應當避免決戰），把大量的部隊集中于一點，才有希望取得勝利。如果他們不這樣做而且不趕快這樣做，那末巴黎必然會陷落。但是，只要他們根據這個早已確定的原則來行動，那末不管他們今天的形式怎樣不妙，他們仍然是可以取勝的。”（恩格斯：《戰爭短評》（三十七），1871. 1. 21）（17—257）　　

三.“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御”是“最有效的防御”；“消極的防御”則“必敗無疑”。

1.“這里，伊斯馬伊爾－帕沙又采取了一個有毅力、有才干的統帥所應采取的行動。1月6日他在切塔特的出擊，他使兵力占優勢的俄軍終于失敗的勇猛攻勢，他在俄軍繼續集中兵力和俄軍的優勢兵力把他完全封鎖在小小的多瑙河半島以前一直反復采取的那種進攻行動，——總之，他對俄軍正面上各個地點進行集中攻擊以各個殲滅（只要力所能及）敵人的防御戰法，正是象他這樣的統帥所應當做的，并且同奧美爾－帕沙在沃爾特尼察采取的消極防御，或在多瑙河下游駐守的整個時期內懈怠不振、毫無作為形成有趣的對照。”（恩格斯：《俄軍從卡拉法特撤退》，1854. 3. 13）（10—145）　　

2.“防御戰需要野戰防御體系或者（在可能時）永備防御工事體系。”（恩格斯：《對錫利斯特亞里的圍攻》，1854. 6. 10）（10—293）　　

“長期的防御會過多削弱守軍。”（10—302，著重號系引者加）　　

3.“俄國人固然不是很容易沖動的，因此他們比別的軍隊更能經得起失敗。但是一切都有它的限度。在被圍困的要塞里進行過于長久的抵抗，這種情況本身就會使士氣沮喪。隨著這種情況而來的是生活艱苦的考驗、困難、休息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險——不是那種鍛煉斗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險，而是那種使斗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險。在黑河上打了敗仗（去支援守軍的那部分軍隊中有半數、恰好也就是本來應當去解救南區的那部分增援部隊是在這里作戰的），以及馬拉霍夫崗這個鎖鑰陣地被占領——這兩次失敗使軍隊完全喪失了斗志。既然馬拉霍夫崗瞰制著通往另一區的橋梁，這座橋梁隨時都可能被法軍破壞，任何增援部隊的到來都是有問題的，那末退卻也就成了拯救軍隊的唯一辦法。”（馬克思恩格斯：《克里木事件》，1855. 9. 14）（11—602～603）　　

4.“防御不應當只是消極的，而應當從機動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機會，防御者就應當采取進攻行動。”（恩格斯：《山地戰的今昔》，1857. 1. 10左右）（12—125，著重號系引者加）　　

5.“在意大利目前情況下，奧地利最好的作戰方法就是進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敵軍之間，是拿破侖善于巧妙使用的、現代戰爭中最出色的有效戰法之一。而且正是同奧軍作戰中，拿破侖最成功地使用了這一戰法；……雖然采取這一戰法必須極其慎重，并且必須準確掌握作戰時間，但是，如果奧軍僅限于單純防御他們的領土，那末終究會錯過極好的勝利機會的。”（恩格斯：《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雙方取勝的可能性》，1859. 2底）（13—234）　　

6.“即使總的說來注定要利用反擊來進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御。”（恩格斯：《波河與萊茵河》，1859. 2底—3初）（13—296）　　

7.“在任何場合，開始總是一方進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認為，進攻能獲得更大勝利。因此，采取守勢即進行完全防御的戰爭的軍隊，常常發起進攻戰局，甚至在防御戰局中也進行進攻戰。在前一種場合，防御軍隊的任務是：改變事態和戰區，打亂敵人的計劃，引誘敵人遠離其作戰基地，并迫使敵人在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沒有準備的、而且肯定會對它不利的時機和地點進行會戰。”（恩格斯：《攻擊》，1857. 7. 14—8. 10之間）（14—71）　　

“在我們看來，世界上各次大會戰的歷史都證明，在下列情況下，即被攻擊的軍隊具有堅定沉著的精神，足以進行不斷的抵抗，直到攻擊者的火力開始減弱、兵力行將耗盡，然后轉為進攻，進行攻擊，防御的戰法才是最可靠的。”（14—72）　　

8.“幸而意大利戰爭告訴了一切有頭腦的人：現代步槍的火力對于勇猛沖鋒的營來說并不是那樣非常可怕的。普魯士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便利用這個機會告訴他的同僚：消極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敗無疑。軍界的輿論變了；人們重新認識到贏得戰斗勝利的是人不是槍。”（恩格斯：《步槍史》，1860. 10底—1861. 1上）（15—232，著重號系引者加）　　

四. 起義“是一種藝術，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防御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

1.“起義也正如戰爭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如果被忽視，那末忽視它們的政黨就會遭到滅亡。這些規則是從各政黨的性質和在這種情況下所要對待的環境的性質中產生的邏輯推理，它們是如此淺顯明白，1848的短時期的經驗已經使德國人十分熟悉它們了。第一，不要玩弄起義，除非你有充分的準備來應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義是一種帶有若干極不確定的數的方程式，這些不確定的數的值每天都可能變化。敵人的戰斗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據優勢；如果起義者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他們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第二，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并采取進攻。防御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它將使起義在和敵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毀滅。必須在敵人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令是不大的勝利；必須保持起義者第一次勝利的行動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尾隨強者而且總是站在較安全一邊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集中自己的軍隊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卻；總之，要按照至今人們所知道的一位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勇敢，勇敢，再勇敢！’這句話去行動。”（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七《起義》），1851. 8—1852. 9）（8—102，著重號系引者加）　　

五.“在山地戰中，進攻對防御占有決定性的優勢。”

1.“有些防御陣地，從正面進攻往往等于完全喪失理智，而這種以后方迂回敵人的可能性能夠綽綽有余地抵銷這種防御陣地的力量。防御者要防守敵人可能借以迂回運動的所有道路，就會分散兵力，以致必敗無疑。對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監視，而擊退迂回部隊的攻擊，則應取決于預備隊的合理使用和各部隊指揮官的機智靈活和行動迅速；然而，即使三四路迂回縱隊中只有一路獲得成功，防御者就會陷入那種似乎所有迂回縱隊都獲得勝利的困境。因此，從戰略的觀點來看，在山地戰中，進攻對防御占有決定性的優勢。”（恩格斯：《山地戰的今昔》，1857. 1. 10左右）（12—123～124，著重號系引者加）　　

“從純粹戰術的觀點研究這一問題，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防御陣地通常都是狹谷，在谷地配置強大的縱隊，而在高地上配置散兵線作掩護。這種陣地可以從正面迂回，這時散兵群可沿谷地斜坡攀登，包圍防御者的優勢散兵的兩翼；只要情況允許也可以派出小部隊沿山脊與狹谷平行的各地進行迂回，而迂回的大部隊則可以利用某一山道從翼側或后方襲擊防御部隊。在所有這些場合，迂回部隊都具有居高臨下的優勢；他們占領著較高的地勢，能夠俯視敵方所占的谷地。……山地防御的另一個不利條件，是構成防御基礎的火力，因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而大為減弱。火炮幾乎毫無用處，如果真正使用了火炮，退卻時往往還是被扔掉。……由于在山地到處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優點，也就是說在防御陣地前面沒有敵人必須在火力下通過的開闊地。由此可見，無論從戰術觀點或戰略觀點來看，我們都會得出奧地利卡爾大公——山地戰的最優秀將領之一和論述這個問題的最權威著作家之一——所做的結論：在這種戰爭中，進攻對防御占有巨大的優勢。”（12—124～125，著重號系引者加）　　

“那末，這是不是說防御一個山國就毫無用處了呢？當然不是。這只是說，防御不應當只是消極的，而應當從機動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機會，防御者就應當采取進攻行動。……這種積極防御需要有機敏靈活、經驗豐富和指揮熟練的將領，需要有訓練有素和行動敏捷的部隊，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揮熟練而又極其可靠的旅長、營長、以至連長，因為在這些場合，一切全靠各獨立部隊行動的迅速和機警。

還有一種大家都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戰，那就是民族起義和游擊戰；游擊戰是絕對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歐洲是這樣。這類戰爭，我們可以舉出四個戰例：提羅耳起義，西班牙反對拿破侖的游擊戰，巴斯卡的卡洛斯派暴動和高加索部落反對俄國的戰爭。雖然這些戰爭給征服者帶來不少麻煩，但其本身都沒有獲得成功。……高加索的斗爭是給山地居民帶來最大榮譽的一次山地戰，在這一斗爭中高加索人所以取得一定勝利，是由于他們在保衛自己的疆土時主要采用了進攻戰術。……他們經常離開山區向平原出擊，經常突然襲擊俄軍的警備部隊和前哨，奔襲俄軍第一線部隊的深遠后方，并不時在俄軍運動道路上進行伏擊。換句話說，高加索人比俄軍輕便靈活得多，并且發揮了這一長處。事實上，在一切場合，甚至在山地居民暫時獲勝的起義中，勝利的取得都是進攻行動的結果。”（12—125～126，著重號系引者加）　　

2.“每個軍官都應當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脈時，不應當把防御陣地設在山脈的前面，也不應當分兵封鎖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應當在山脈的后面占住中央陣地，對各山口進行監視，等到看清敵人的意圖后，就在他們的先頭縱隊從隔斷山脈的峽谷走出時，向他們進行集體攻擊。”（恩格斯：《俄軍在土耳其》，1853. 9. 29）（9—382）　　

3.“現代山地戰的歷史（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曾進行了簡短的評述）不容爭辯地證明了：現代軍隊的機動能力給軍隊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使其能在象瑞士那樣的山國里克服或繞過阻礙他們前進的一切天然障礙。”（恩格斯：《山地戰的今昔》（第二篇文章），1857. 1. 1—10之間）（44—352）　　

“大部隊在高山地帶的條件下不能生存，不能把自己主要的作戰基地和軍需倉庫安置在那里。山地戰局如果有大部隊參加，持續的時間往往很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44—354）　　

“進攻的戰略和防御的戰略一樣都取決于地形。”（44—355，著重號系引者加）　　

六.“軍隊在運動中要比停駐時有四倍的價值”。

1.“至于戰爭的目的，那末毫無疑問，是為了保持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對于這個目的來說，德里根本沒有任何戰略意義。固然歷史的傳統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種與其實際意義相左的迷信的意義，起義的西帕依單憑這點就要選擇它作為他們總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國人不從土著居民的偏見出發來制訂自己的軍事計劃，而置德里于不顧，并把它孤立起來，他們就能使德里失去那臆想出來的意義。現在英軍把營盤扎在德里城下，用自己的腦袋往城墻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里，這就使自己甚至沒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確地說，使這樣一種撤退帶有大敗的意義。這樣，他們簡直是給起義者幫了忙，因為起義者正是要使德里成為戰局的中心。但是問題還不僅如此。英國人不必絞多少腦汁就能夠看到：對于他們說來，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積極行動的野戰軍，通過它的行動就可以撲滅不滿情緒的火花，維持各地警備部隊之間的交通，驅使敵人退到少數幾個據點并孤立德里。但是，他們不按這個既簡單而又明了的計劃行事，反而把他們手中僅有的作戰部隊集中在德里城下，膠著不動；他們把平原曠野留給起義者，而他們自己的警備部隊卻占領著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聯系的、相隔很遠的地點，并且這些地點被能夠從容行動的、占壓倒多數的敵人封鎖著。

英國人讓自己的機動部隊膠著在德里城下，結果并沒有箝制住起義者，而只是束縛住了自己駐在各地的警備部隊的行動，但是，除了在德里的這一主要錯誤以外，這些警備部隊部署軍事行動的愚蠢，也是很難在軍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們獨立行動，各不相顧，根本沒有最高的指揮，它們不象是一支部隊的各個組成部分，而象是屬于不同的、甚至是敵對國家的部隊。”（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 9. 29）（12—324～325）　　

2、“當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國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支機動部隊。當時只有兩支部隊可以用于這一目的，一支是哈弗洛克的小部隊，但它不久就顯得力不勝任了；另一支是德里城下的部隊。在這種情況下，按兵德里城下，與不能攻破的敵人作無謂的戰斗而消耗現有的力量，從軍事觀點來看，是錯誤的；軍隊在運動中要比在停駐時有四倍的價值；這樣它就可以肅清德里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復交通，粉碎起義者集中兵力的一切企圖，在這以后，德里的陷落就會是自然的、輕而易舉的了，——所有這些都是不容爭辯的。但是政治上的原因使英國人不能解除對德里的圍攻。應該受到責備的是大本營那些下令圍攻德里的自作聰明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既已開始圍攻就堅守在那里的軍隊。”（恩格斯：《德里的攻占》，1857. 11. 16）（12—353，著重號系引者加）　　

3.“盡管法國軍隊在數量上占有很大優勢，但是同排成線式隊形的敵人較量的一切企圖都完全失敗了。這就需要創立一套新的戰術。美國革命表明，采用散開隊形和散兵進行射擊，即使訓練不好的軍隊也可以取得很大的優勢。法國人仿效了這種方法并且以長縱隊支援散兵，當大部分軍隊仍緊密地在一起的時候，在這種縱隊里小的混亂不會有很大的危害。法國人由于采取這種隊形，以自己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兵力向敵人猛撲而常常取得了勝利。由于采用了這種新的隊形，由于軍隊缺乏經驗，就促使他們在起伏地、在鄉村和樹林中作戰，因為在這些地方他們不但能找到避開敵人火力的掩蔽地，而且敵人的線式隊形到這些地方也必然發生混亂；法國人沒有帳篷、野戰面包房等，這就使他們必須露營，靠從周圍地區取得的東西為生。這樣，他們就有了一種運動性，這是為帳篷和各種輜重所累的敵軍所沒有的。革命的戰爭創造了象拿破侖這樣的人物，他把這種新的作戰方法發展為一套正規的制度，并吸取舊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這種新方法達到象弗里德里希使線式戰術達到的那樣完善的程度，這時候，法國軍隊幾乎無敵于天下，一直到他們的敵人學會他們的經驗并按新形式編組自己的軍隊時為止。新制度的主要特點如下：首先恢復了舊的原則，即每一個公民必要時應當應征入伍，保衛國家，結果在全體居民中用大規模或小規模地強迫征兵的辦法補充軍隊，——這種改變立即使軍隊的平均人數比弗里德里希時代增加了兩倍，并且必要時還可大大增加；其次，廢除了野營用具，停止由兵站倉庫供應軍隊的給養，實行了露營并采取了以戰養戰的方針。軍隊的運動性和獨立性因而增大了，其程度不低于因實現普遍兵役制而造成的數量的增長。……總而言之，如果說新制度較少的要求機械式的教練和閱兵式的形式主義，那末它卻要求上至總司令下至普通兵每個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動，花費更多的精力，發揮高度的機智；而自拿破侖以來，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思格斯：《軍隊》，1857. 8—9. 24）（14—38～40，著重號系引者加）　　

4. 法國人“意外地發現了一個重大的事實，即問題不在于使營在戰斗隊形中‘嚴格規定的’位置上作戰，而在于使營接到命令后進入戰線和很好地作戰。因為法國政府很窮，所以十八世紀的帳篷和龐大的輜重都被取消了；實行了露營；軍官個人的行囊，在別國軍隊中要占運送物資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國已經減少到軍官可以隨身攜帶的程度。軍隊不是從兵站倉庫領取糧食，而是指靠在經過的地區就地征集。這樣一來，法國軍隊就具有敵人完全料想不到的運動性和易于編組戰斗隊形的能力。戰敗時，他們幾個小時就擺脫了追擊的敵人；進攻時，他們可以在敵人還沒有發覺以前就出現在敵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現在敵人的兩翼。法國軍隊的這種運動性，以及同盟國軍領導者之間的互相猜忌，使法軍得到一些喘息機會來訓練志愿兵和制定在他們當中開始萌芽的新的一套戰術。”（恩格斯：《步兵》，1859. 9—10. 10左右）（14—377～378，著重號系引者加）　　

七.“時間就是軍隊”，“行動的迅速可以彌補軍隊的不足”；現代戰爭決定了必須實行“迅速堅決攻擊”、“神速進軍和勇猛作戰的方法”。

1.“土軍于11月2日在沃爾特尼察這個顯然是主要的渡河地點渡過了多瑙河，并于3日、4日、5日順利地擊退了俄軍的攻擊，從而鞏固了多瑙河北岸的優勢。在這三天中，他們的援軍應當開到，以便使他們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進軍。拿破侖這樣做過，而且此后每個軍事長官都知道，行動的迅速可以彌補軍隊的不足，因為這樣可以在敵人還沒有來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進行襲擊。正如商業上說‘時間就是金錢’一樣，在戰爭中也可以說‘時間就是軍隊’。”（恩格斯：《土耳其戰爭的進程》，1853. 11. 18）（9—534，著重號系引者加）　　

2.“如果說在貿易上時間就是金錢，那末在戰爭中時間就是勝利。”（馬克思恩格斯：《羅素的辭職。——克里木事件》，1855. 7. 14）（11—406，著重號系引者加）　　

3.“在敵人兵力還沒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撲向敵人，攻擊并粉碎敵人——這才是唯一正確的行動計劃。”（恩格斯：《戰況沒有進展》，1859. 5. 16）（13—380）　　

4.“繼續了近一個月的意大利戰爭，發生了獨特的出人意料的轉變。兩支各有近20萬兵力的大軍于5月初都已面對面地集中起來了。當雙方的前哨接近到火炮射程以內的時候，雙方軍隊都在監視著對方，時而在這里、時而在那里進行試探，并在某些地方進行小戰斗，戰線不斷改變，忽而向前推進這一翼，忽而向前推動那一翼，但是都沒有把主力投入戰斗。這樣的作戰方法似乎不符合現代的、迅速堅決攻擊的常規，同拿破侖神速進軍和勇猛作戰的方法比較起來，好象是倒退了一步。”（恩格斯：《意大利戰爭》，1859. 5. 27）（13—397，著重號系引者加）　　

5.“假如波拿巴象他起初打算的那樣，用即使是半集中起來的兵力迅速出擊，那末他也可能出其不意地占領美因茲要塞，同時向維爾茨堡方向推進，從而切斷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聯系，使敵人營壘驚慌失措。然而，他錯過了這一機會。他看到了德國這場戰爭的明顯的民族特征，并對南德意志一致地、迅速地、毫不遲疑地歸附普魯士感到震驚。他的一貫的猶豫不決占了上風，這是很符合于他這個策劃政變和全民投票的陰謀家的老行業的。但是這種方法用在戰場上是不行的，戰爭要求迅速而果斷地作出決定。他放棄了他原先的計劃，決定集中自己的全部武裝力量。這樣一來，他就喪失了他所擁有的主動性即突然性這一優勢，而普魯士人則贏得了動員自己的部隊所需要的時間。因此，可以說，波拿巴一開始作戰就已打了敗仗。”（馬克思致拉法格和勞拉，1870. 7. 28）（33—133）　　

6.“最好的計劃，如果行動不力，優柔寡斷，也會毫無價值。”（恩格斯：《戰爭短評》（三十五），1871. 1. 14）（17—245，著重號系引者加） 　　

八.“戰果通常是在追擊敵人時得到的”，“追擊能使戰敗的敵人全軍覆沒”。

1.“誰都知道，戰果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追擊時獲得的，追擊能使戰敗的軍隊全軍覆沒。”（恩格斯：《土耳其戰爭的進程》，1853. 11. 8左右）（9—511，著重號系引者加）　　

2.“戰果通常是在追擊敵人時得到的。追擊愈猛，勝利愈大。俘虜、火炮、輜重、軍旗等，與其說是在會戰過程中獲得的，不如說是在會戰后的追擊中獲得的。另一方面，勝利的徹底程度取決于追擊的勇猛程度。”（恩格斯：《奧軍向明喬河的退卻》，1859. 6. 23）（13—439）　　

九.“在戰爭中，誰能更持久、更成功地進行野戰，誰就有更大的可能獲得勝利。”

1.“有一種觀點，認為兩軍在戰場上相遇時，誰先奪得主動權，或者換句話說，誰先攻擊，誰就取得決定性的優勢。不過，持這種觀點的人看來是受了幾個偉大統帥和一兩個軍事強國取得光輝成就的強烈影響，因為這些統帥和強國都把自己的勝利歸功于大規模的攻擊。這種看法顯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農達斯、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撤、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還有拿破侖第一，都是特別喜愛攻擊的統帥；他們所有的重大勝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動權的軍事行動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動權的軍事行動中遭到的。法國人把自己的一切勝利都歸功于幾乎是銳不可擋的勇猛攻勢，歸功于迅速判斷情況、擴大戰果和徹底粉碎敵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時法國人就遠非如此強大。在我們看來，世界上各次大會戰的歷史都證明，在下列情況下，即被攻擊的軍隊具有堅定沉著的精神，足以進行不斷的抵抗，直到攻擊者的火力開始減弱、兵力行將耗盡，然后轉為進攻，進行攻擊，防御的戰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這樣作戰的軍隊以至民族為數不多。就以羅馬人來說，他們雖然出色地防守過城堡和在野戰的條件下卓越地進行進攻戰，但是從來沒有在防御戰中顯過身手。在他們的歷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會戰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了整日的防御戰以后再最后轉為攻擊而贏得勝利的。至于法國軍隊及其統帥，在總的方面也可以說是如此。相反的，希臘人進行的許多最成功的會戰，例如馬拉松會戰、溫泉關會戰、普拉迪會戰，特別是普拉迪會戰，則是按下述方法進行的：他們先抗擊敵人的猛攻，直到敵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隊。這樣的戰法，英國人采用了許多世紀，瑞士人和德國人也曾廣泛地采用過；它通常都給這些民族的軍隊帶來了勝利，而在較后的時期它被美國人成功地運用了。克雷西會戰、普瓦提埃會戰、阿津庫爾會戰、滑鐵盧會戰、阿斯培思和埃斯林會戰，以及不勝枚舉的其他許多會戰，都是準確地按照這種戰法進行的。”（恩格斯：《攻擊》，1857. 7. 14）（14—72～73，著重號系引者加）　　

2.“歸根到底，在戰爭中，誰能更持久、更成功地進行野戰，誰就有更大的可能獲得勝利。”（恩格斯：《奧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1859. 2中）（13—220，著重號系引者加）　　

十. 在戰爭中，“能掌握主動權”是“軍隊或者在數量上，或者在質量上，或者在指揮藝術上具有優勢”的表現。

1.“能掌握主動權，就證明軍隊或者在數量上，或者在質量上，或者在指揮藝術上具有優勢，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卻的情況下，除了決戰失敗以外，這也可以維持士氣。正是這種主動權，既把威靈頓那支被數十萬法軍包圍在西班牙的小小的軍隊團結起來，又使它在歷時5年的戰爭中成為一切事變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卻，你可能被擊敗，但是只要你能夠左右敵人的行動，而不是聽任敵人擺布，你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占有優勢。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個兵士和整個軍隊都將感到自己比對方高出一籌。”（恩格斯：《對錫利斯特里亞的圍攻》，1854. 6. 10）（10—289～290，著重號系引者加）　　

十一.“巨大的營壘”在“大規模的積極防御”戰中有“巨大的威力”。

1.“法國人找到了使這個民族獲得光榮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們最先試圖把自己的首都變為規模宏大的營壘。……全歐洲非守舊的軍事家都認為他們作得對，威靈頓已開始設計倫敦的筑城，在維也納周圍，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也已經開始構筑獨立堡壘，柏林的設防問題至少也正在討論中。他們從塞瓦斯托波爾的例子中親身體會到，巨大的營壘，如果為進行大規模的積極防御的一支大軍所防守，將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而且塞瓦斯托波爾周圍僅有一道要塞圍墻，根本沒有獨立堡壘；只有野戰工事，沒有任何石砌的內岸！”（恩格斯：《波河和萊茵河》，1859. 2底—3初）（13—291，著重號系引者加）　　

十二. 在戰爭中，要充分發揮和利用集體力量。

1.“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的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7）（23—362）　　

十三. 戰爭的政治路線，戰略原則，作戰原則，防御原則，圍攻，出擊，等等。

1.“在戰爭中，只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進行戰爭，粉碎敵人并迫使敵人同意你的條件。”（恩格斯：《致<每日新聞>編輯赫·季·林肯》，1854. 3. 30）（28—609，著重號系引者加）　　

2.“戰略上的兩個基本原則：第一，絕對不能把自己的軍隊……分割開，以致它們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是相反，應當使它們一起行動；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進時，各縱隊應在敵軍的活動范圍之外的地點會合”。（恩格斯：《德國戰爭短評》，1866. 6. 19—7. 5之間）（16—204，著重號系引者加）　　

“公認的戰略原則要求避免在敵人可以達到的范圍內進行側敵行軍。”（恩格斯：《奧軍的失敗》1859. 6. 9左右）（13—424，著重號系引者加）　　

3.“拿破侖，曾制定了兩條看來差不多是老生常談的作戰原則：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勝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戰爭的主要目的——消滅敵人’。”（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 9. 27）（12—324）　　

4.“按照一般的規則，在敵人領土上的軍隊的進攻力量至少是離作戰基地愈遠愈弱”。（恩格斯：《評拿破侖在<通報>上的社論》，1855. 4. 14）（11—211）　　

5.“如進行防御，軍隊部署的首要條件是：前進部隊同主力部隊應保持適當距離，以便能及時獲得關于敵人進攻的情報，并在敵人到達前集中好軍隊。假定兩翼部隊向中央集中需要行軍一天，那末前進部隊至少必須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離。”（恩格斯：《戰爭短評》（六），1870. 8. 11）（17—41，著重號系引者加）　　

6.“任何圍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條件是圍攻者迫使被圍者處于防御地位”，而不是被圍者“迫使圍攻者立即轉入防御”。（恩格斯：《戰爭的進程》、《論克里木戰局》，1855. 3. 30左右）（11—193、198）　　

7.“被圍攻的軍隊失去一個陣地可能很快，但要再把它奪回來就不那么簡單了。”（恩格斯：《塞瓦斯托波爾的消息》，1855. 6. 29左右）（11—377，著重號系引者加）　　

8.“因為任何出擊必然以退卻結束，所以圍攻者總是把自己看做勝利者。出擊在精神上所起的作用通常對圍攻者比對被圍者更加有利，只有當后者的損失大大少于前者時才是例外。”（恩格斯：《三月二十三的出擊》，1855. 4. 15左右）（11—216，著重號系引者加）　　

9.“在比較開闊的地形上無論進攻還是防御，橫隊要大大優越于縱隊。”（恩格斯：《金累克論阿爾馬河會戰》，1863. 6）（15—642～643）　　

十四.“人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學會戰爭。”

“人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學會戰爭。”（恩格斯致奧·倍倍爾，1886. 1. 20—23）（36—414，著重號系引者加）　　

                                      2001. 9. 24－9. 28∕2004. 11. 28—12. 7

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活動中，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分析了中國革命的主觀條件、中國各派新舊軍閥的分裂和戰爭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和斗爭的反映之后，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存在著“工農武裝割據”的主客觀條件，可以通過建立紅色割據地的辦法發展壯大革命力量而推動并最終完成中國政治革命的任務。從這種基本認識出發，毛澤東同志在親自參加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概括出了指導中國革命的軍事思想，提出了弱小的工農武裝戰勝強大敵人的戰略戰術，從而極大地豐富和完善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譜寫下了光輝的新篇章！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頑強地抵抗了日本侵略者，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既是毛澤東同志指揮革命軍隊同強敵作戰的戰爭實踐中產生和形成的，又是毛澤東同志在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共產國際及其派到中國的代表的錯誤的軍事思想作斗爭的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歷盡艱難曲折，才放射出了它應有的光芒！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無限地倍加珍惜！

我們無限地倍加珍惜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刻苦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軍事著作，正確理解和深刻領會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精神實質，繼承和發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使它世代相傳。

今天，讓我們按照時間順序，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一個比較全面的回顧。

1.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為湘贛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的一部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對“工農武裝割據”的策略和軍事原則作了以下論述：

“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削弱了白色政權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權得以乘時產生出來。但軍閥之間的戰爭不是每天不停的。每當一省或幾省之間的白色政權有一個暫時穩定的時候，那一省的統治階級或幾省的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用盡力量來消滅這個紅色政權。在為建立和堅持紅色政權所必須的各種條件尚不完備的地方，便有被敵人推倒的危險。……四月以后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軍隊，隨時都有八、九個團以上的兵力，多的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斗爭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原因就在于湘贛邊界的共產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黨的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創造羅霄山脈中段［羅霄山脈是江西湖南兩省邊界的大山脈，井岡山居其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上地形之利于斗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之不盡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之中的各次勝利。雖以數培于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據的日益擴大，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加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候，反而采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湖南同歸失敗。”（毛選1—51～52，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以上的論述中，毛澤東同志十分明確地提出了“集中紅軍”和“反對分兵”的戰略思想。

2.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重述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所概述的策略和軍事原則。（見毛選1—58～59）　　

另外，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中還十分明確地指出：“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兵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游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采取分散作戰方法。”（毛選1—66，著重號系引者加）　　

3.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在重申必須堅持集中兵力的同時，又一次重申了游擊戰的戰術。該文說：

“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占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占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于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干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干的閩西政權，都是這種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于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里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撓，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至于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毛選1—100～101，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這里，毛澤東同志對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的問題作了十分靈活的運用和概括：集中兵力是為了戰勝強敵，因為只有“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占領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近距離分散兵力“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無論是集中兵力還是分散兵力，都必須以有利于革命事業和客觀環境的許可為原則。而“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4. 1936年12月，毛澤東同志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和教訓而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者的軍事理論和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全面而詳細地總結了工農紅軍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所產生和成功運用的戰略原則。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中論述了《如何研究戰爭》（第一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第二章）、《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第三章）《“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第四章）之后，在第五章（《戰略防御》）中說：

“積極防御，又叫攻勢防御，又叫決戰防御。消極防御，又叫專守防御，又叫單純防御。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御。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軍事價值的書，任何一個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御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毛選1—182～183）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采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的戰爭是防御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毛選1—184）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這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毛選1—187）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贛南也轉移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撓，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十六個字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原則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反‘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超越了以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而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毛選1—188～189，著重號系引者加）　　

“這里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戰勝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采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兵力的保存。過去卻有許多的人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后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過去的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兩種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戰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根據地的條件。并且由于這個條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毛選1—190～191，著重號系引者加）　　

“退卻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范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斗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卻，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的陣地，但無優良的人民條件。”（毛選1—191）　　

“除地方部隊和箝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當著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卻’。退卻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后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我們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卻的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等待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反‘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于我軍，而我軍反優于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于根據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毛選1—192～193）再對敵軍實施攻擊。

“退卻的最后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于東而擊于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區。有時退卻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卻所求的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的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卻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時在全體形勢看來也對我有利時，則據此決定退卻終點，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卻終點應該選在根據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陜甘第三次反‘圍剿’時。有時須在根據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有時則在根據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式聯系到整個形式來決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式和整個形式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所具條件之見于局部的和見于全體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反攻以為斷。”（毛選1—193～194）　　

“當然，戰略退卻是有困難的。退卻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卻終點的選擇，政治上對干部和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難問題，都必須予以解決。”（毛選1—196）　　

“戰略退卻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轉入反攻，戰略退卻僅是戰略防御的第一階段。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于隨之而來的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毛選1—198）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于在戰略退卻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條件和形勢的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和形勢，具備著決定勝敗的可能性，但還不是勝敗的現實性，還沒有實現兩軍的勝負。實現這個勝負，依靠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決定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御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御戰的最后階段。所謂積極防御，主要的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和形勢，不僅僅在戰略退卻階段中造成，在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著。這時的條件和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條件和形勢屬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毛選1—198～199）　　

“不論在何方說來，決戰階段的斗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復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巨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殲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于反攻說來，或對于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御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又都有若干區別了。”（毛選1—199～200）　　

“許多資產階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御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御為尤甚。我們過去，也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毛選1—200）　　

中央根據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我軍作戰的經驗，證明處在防御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斗，關系非常之大。第一個戰斗的勝利給予極大的影響于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后的一個戰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敵，確有把握而后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一次反‘圍剿’時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贊。第二次反‘圍剿’時，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后，終于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回其側后的計劃，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于在蓮塘打著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于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一個師）之后，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必然引起的變化，而冒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于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反‘圍剿’時的洵口戰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如敗了，又將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后，或萬一反攻失敗后，下文如何做法，仍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于政治是不利的，對于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路線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的就在于沒有作到這一點。總之，退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必須計算到退卻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階段。

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可靠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處于怎樣復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的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的事是常有的，重要地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

防御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御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夠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御戰是能夠在被動的形式中具有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夠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卻，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卻，倉促應戰（例如硝石戰斗），表面上似乎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上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卻時的被動姿態。對于敵軍來說，反攻是我軍強迫它放棄主動權，同時即給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改變敵我的形勢。第一，是為了改變進退的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斗就達到了，也給予影響于全戰役。

第二，是為了改變攻守的形勢。退卻到退卻終點，在防御戰中基本上屬于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于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御中并沒有脫離防御性質，然而反攻和退卻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內容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著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為達此目的。

第三，是為了改變內外線的形勢。處于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處于被‘圍剿’環境的紅軍，蒙受著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斗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為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個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斗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斗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于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斗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為戰役上或戰斗上的強者的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御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著。”（毛選1—204～208）　　

“照我的意見，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個時間內，只應有一個。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于集中兵力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毛選1—208～209）　　

“集中主力于一個方向，其他地方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從恢復了。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毛選1—209）　　

“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棄人民的游擊戰爭在內。立三路線主張廢棄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象一個獨臂將軍。根據地的人民條件，具體地說來，特別是對于作戰說來，就是有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的也在這一點。

置紅軍的支隊于次要的作戰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于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于強敵，或關系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于弱敵或不關緊要的作戰戰場，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師，紅軍只用了一萬多人。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用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于戰場。相對劣勢，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為著打破某一優勢敵人的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的一部分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分，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于一個戰場作戰，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給養、駐處等的說法，也應分別情形去看。這些限制，對于紅軍和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為紅軍較之白軍能夠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毛選1—210～212）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復是：運動戰。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僅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于我們，不但防御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于敵人強大和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線。

紅軍的作戰線，服從于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線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蘇聯軍隊和我們的軍隊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線，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是相對固定的作戰線往往見之于一般的戰爭。惟獨敵我強弱懸殊象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于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和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根據地各種建設工作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于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于領土和軍事后方的暫時的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于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干糧袋丟掉了。只有在現在的流動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地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后的穩定。

統治著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毛選1—212～213）　　

“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戰略防御時期，我們的政權距離一個完整的國家形態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和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很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規定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地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地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里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是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是今天卻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最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么利害罷了。對于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于作戰的時間，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役戰略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臨近的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斗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地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里。

基本的是運動戰，并不是拒絕必要的和可能的陣地戰。戰略防御時，我們箝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略進攻時遇著孤立無援之敵，都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我們所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陣地戰，或者把陣地戰和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毛選1—213～214，著重號系引者加）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例如偵察、判斷、決心、戰斗部署、指揮、蔭蔽、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御、遭遇戰、退卻、夜戰、特種戰斗、避強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后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毛選1—216～217）　　

“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也可以適應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積聚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戰的戰略方針，是戰略指導的重要方針之一。

戰役與戰斗的方針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戰役和戰斗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紅軍實行速決戰的“原因在于：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很多支部隊，紅軍只一支部隊，打破一決‘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的作戰；第三，白軍雖然各個分進，但多是比較地密集，打它們中間的一個如果不能迅速地解決戰斗，其余的各個就都來了。為了這些理由，不能不實行速決戰。對于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斗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作戰是準備著相當的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略防御的固守箝制方面的據點，戰略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予戰役或戰斗以持久方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是幫助而并不妨礙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必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條件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回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打駐止而陣地尚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斗的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于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為根據地的人力、財力、軍力等項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速決的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根據地的這些具體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為敵之其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毛選1—217～219）　　

“雖然如此，仍然不破壞我們所說的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斗計劃力爭集中兵力和運動戰等等條件、務期在內線（在根據地）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作為經常的作戰手段。”（毛選1—219）　　

“‘拚消耗’的主張，對于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于幾乎一切都取給于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給敵以殺傷，是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則便沒有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樣就不但抵償了我軍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軍的力量。擊潰戰，對于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對于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于全敵不過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圍剿’時，采取了相反的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后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只是對于全戰斗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進行殲滅性的作戰而說的，否則便沒有什么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毛選1—220～221）　　

5.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談到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戰術問題”時說，八路軍的戰法是“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

“我們采取了其他中國軍隊所沒有采取的行動，主要地是在敵軍翼側和后方作戰。這種戰法，比較單純的正面防御大有區別。我們不反對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須使用于側面，采取包圍迂回戰法，獨立自主地攻擊敵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再則使用若干兵力于敵人后方，其威力特別強大，因為搗亂了敵人的運輸線和根據地。就是在正面作戰的軍隊，也不可用單純防御的戰法，主要應采取‘反突擊’。幾個月來軍事上的失利，作戰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這和我們過去在國內戰爭時采用的戰法，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區別。拿現時這一階段的情況來講，集中使用兵力之時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時較多，這是為著便于在廣大地域襲擊敵人翼側和后方。若在全國軍隊，因其數量廣大，應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進行游擊戰，主力也應經常集中地使用于敵之翼側。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采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如果大量軍隊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毛選2—349～350，著重號系引者加）　　

6. 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全面地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戰略”的六個具體問題：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生的：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象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但是這個大而弱的國家卻處于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里發生了。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占地甚廣的情況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占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占領區留下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的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并且由于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于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于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于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上，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是同時代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開的，是同共產黨和紅軍的存在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毛選2—374）　　

“這就是抗日游擊戰爭雖然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然處于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為什么不將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用之于游擊戰爭呢？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本來是密切地聯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許多東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擊戰爭又區別于正規戰爭，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許多特殊的東西；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決不能照樣用之于特殊形式的游擊戰爭。”（毛選2—375）　　

“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于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天敵人的力量。這個原則，在革命戰爭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則聯系著的。例如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軍事上實行起來，就是以軍事力量保衛祖國，驅逐日寇。為達到這個目的，在軍隊本身的行動上，就表現為：一方面，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盡可能地消滅敵人的力量。……在這個基本的原則上，發生了指導整個軍事行動的一系列的所謂原則，從射擊原理（蔭蔽身體，發揚火力，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后者為了消滅敵人）起，到戰略原則止，都貫徹這個基本原則的精神。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則，都是執行這個基本原則的條件。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是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毛選2—375～376，著重號系引者加）　　

“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應該采取些什么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呢？因為抗日戰爭中（乃至一切革命戰爭中）的游擊隊一般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還須加上一個發展自己。所以問題是：應該采取些什么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或發展自己和消滅敵人的目的呢？　　

總的說來，主要的方針有下列各項：（一）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二）和正規戰爭相配合；（三）建立根據地；（四）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五）向運動戰發展；（六）正確的指揮關系。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后勝利的必要途徑。”（毛選2—376）　　

“整個的抗日戰爭，由于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御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御戰和持久戰。拿作戰線來說，敵人是外線作戰，我們是內線作戰。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敵軍雖強（武器和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條件），但是數量不多，我軍雖弱（同樣，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條件），但是數量甚多，加上敵人是異民族侵入我國，我國是在本國反抗異民族侵入這個條件，這樣就決定了下列的戰略方針：能夠而且必須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是整個抗日戰爭應該采取的戰略方針。正規戰爭是如此，游擊戰爭也是如此。游擊戰爭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現形式上的問題。游擊戰爭一般是用襲擊的形式表現其進攻的。正規戰爭雖然也應該而且能夠采用襲擊戰，但是其出敵不意的程度比較小一些。在游擊戰，速決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戰役和戰斗中包圍敵人的外線圈則很小。這些都是和正規戰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擊隊的作戰，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動，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很快地解決戰斗；而要力戒消極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臨時分散兵力。當然，游擊戰爭中不但戰略上有防御，戰術上也是有防御的；戰斗時的箝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險地、河川或村落等處為著消耗敵人和疲憊敵人的抵抗配置，退卻時的掩護部隊等等，都是游擊戰爭中戰術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擊戰爭的基本方針必須是進攻的，和正規戰爭比較起來，其進攻性更加大些，而且這些進攻必須是奇襲，大搖大擺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較之正規戰更加不能許可的。游擊戰爭雖然也有堅持數天的戰斗場合，例如攻擊某個孤立無援的小敵，但一般的作戰較之正規戰更加要求迅速地解決戰斗，這是被敵強我弱的情況規定了的。游擊戰爭本來是分散的，所以成其為普遍的游擊戰，而且許多任務，例如擾亂、箝制、破壞和做群眾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為原則；然而就一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當著執行消滅敵人的任務，尤其是為著打破敵人的進攻而努力時，就仍必須集中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敵小部’，仍然是游擊戰爭戰場作戰的原則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從整個的抗日戰爭看來，只有將正規戰和游擊戰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集中了很多，即從進攻戰中打了很多的勝仗，才能達到戰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只有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都能因迅速解決戰斗之故而取得了勝利，才能達到戰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爭取時間加強抵抗力量，同時促進和等候國際形勢的變動和敵人的內潰，以便舉行戰略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集合很多這樣的殲滅戰，才能轉變敵我勢態，將敵之戰略包圍，即敵之外線作戰方針根本擊破，最后配合國際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爭，共同圍剿日本帝國主義而一舉消滅之。這些結果，主要地依靠正規戰取得，游擊戰只有次一等的成績。但是集合許多小勝化為大勝，則是正規戰游擊戰所共有的。游擊戰爭在抗日過程中起著偉大的戰略作用，就是說的這一點。”（毛選2—377～379，著重號系引者加）　　

“一切戰爭的敵我雙方，都力爭在戰場、戰地、戰區以至整個戰爭中的主動權，這種主動權即是軍隊的自由權。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于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或被打敗的危險。本來戰略的防御戰和內線作戰，爭取主動較為困難些，而進攻的外線作戰，爭取主動較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有兩個基本的弱點，即是兵力不足和異國作戰。并且因其對中國力量的估計不足和日本軍閥的內部矛盾，產生了許多指揮的錯誤，例如逐漸增加兵力，缺乏戰略的協同，某種時期沒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戰失去時機和有包圍無殲滅等等，可以說是他的第三個弱點。這樣，兵力不足（包括小國、寡民、資源不足和它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等等），異國作戰（包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和野蠻性等等），指揮笨拙，使得日本軍閥雖然處在進攻戰和外線作戰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動權卻日益減弱下去。日本目前還不愿也不能結束戰爭，它的戰略進攻也還沒有停止，但是大勢所趨，它的進攻是有一定限度的，這是三個弱點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無限止地吞并中國是不可能的。會有一天日本要處于完全的被動地位，這種情況現在就可以開始看出來。中國方面，開始時戰爭頗處于被動，現在因有了經驗，正在改取新的運動戰的方針，即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速決戰和外線作戰的方針，加上普遍發展游擊戰的方針，所以主動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來。

游擊戰爭的主動權問題，是更加嚴重的問題。因為游擊隊大多處于嚴重的環境，這就是無后方作戰的狀態，敵強我弱的狀態，缺乏經驗的狀態（這是說那些新成立的游擊隊）和不統一的狀態等等。但是游擊戰爭是能夠建立其主動權的，主要的條件就是抓住上述敵人的三個弱點。欺他兵力不足（從整個戰爭看來），游擊隊就可以放手爭取廣大的活動地區；欺他是異民族，且執行極端野蠻的政策，游擊隊就可以放手爭取千百萬人民的擁護；欺他指揮笨拙，游擊隊就可以放手發揮自己的聰明。一切敵人的這些弱點，正規軍也應捉住，作為自己戰勝敵人的資本，但游擊隊尤其應當注意捉住。游擊隊自己的弱點，可以在斗爭中逐漸減少。且其弱點有時正成為爭取主動地位的條件，例如正是因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敵人后方神出鬼沒地活動，敵人無奈他何，這樣大的自由是龐大的正規軍所不能得到的。

游擊隊的主動權，在敵人實行數路圍攻的場合，是難于掌握和容易喪失的。在這種場合，如果估計和處置得不正確，就容易處于被動，因而打不破敵人的圍攻。在敵取守勢我取攻勢時，也有這種情形。所以主動權是從正確地估計情況（敵我雙方的情況）和正確的軍事政治處置產生的。不合客觀情況的悲觀的估計和隨之而來的消極的處置，無疑地將喪失主動權，把自己拋入被動地位。但是同樣，不合客觀情況的過于樂觀的估計和隨之而來的冒險（不需要的那種冒險）的處置，也將喪失主動權，而最后歸入悲觀者一路。主動權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聰明的領導者從虛心研究和正確地估計客觀情況，正確地處置軍事政治行動所產生的東西。因此，是要有意識地去爭取的東西，不是現成的東西。

已經因為估計和處置錯誤，或者因為不可抗拒的壓力，被迫處于被動地位了的時候，這時的任務就是努力脫出這種被動。如何脫出法，須依情況而定。在許多情況下，‘走’是必須的。游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這一方法。往往在敵人十分起勁自己十分困難的時候，正是敵人開始不利，自己開始有利的時候。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選2—379～381，著重號系引者加）　　

“靈活性就是具體地表現主動性的東西。靈活地使用兵力，是游擊戰爭比較正規戰爭更加需要的。

必須使游擊戰爭的指導者明白，靈活地使用兵力，是轉變敵我形式爭取主動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據游擊戰爭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須按照任務和敵情、地形、居民等條件作靈活的變動，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轉移兵力。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對于使用游擊隊，好象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打魚要時常變換地點，游擊隊也要時常變換位置。分散、集中和變換，是游擊戰爭靈活使用兵力的三個方法。

一般地說來，游擊隊當分散使用，即所謂‘化整為零’時，大體上是依下述幾種情況實施的：（一）因敵取守勢，暫時無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對敵實行寬大正面的威脅時；（二）在敵兵力薄弱地區，進行普遍的騷擾和破壞時；（三）無法打破敵人圍攻，為著減小目標以脫離敵人時；（四）地形或給養受限制時；（五）在廣大地區內進行民眾運動時。但不論何種情況，當分散行動時都須注意：（一）保持較大一部分兵力于適當的機動地區，不要絕對地平均分散，一則便于應付可能的事變，一則使分散執行的任務有一個重心；（二）給各分散部隊以明確的任務、行動的地區、行動的時期、集合的地點、聯絡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謂‘化零為整’的方法，多半是在敵人進攻之時為了消滅敵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敵人取守勢時，為了消滅某些駐止之敵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說絕對地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主要方面，對其地方面則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為箝制、擾亂、破壞等用，或作民眾運動。

按照情況靈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擊戰爭的主要方法，但是還須懂得靈活地轉移（變換）兵力。當敵人感到游擊隊對他有了大的危害時，就會派兵鎮壓或舉行進攻。因此，游擊隊要考慮情況，如果可以打時，就在當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時，就應不失時機，迅速地轉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時為著各個擊破敵人，有剛才在這里消滅了敵人，又立即轉移到另一方向去消滅敵人的；也有在這里不利于戰斗，要立即脫離此敵轉移到另一方向去進行戰斗的。如果敵情特別嚴重，游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地移動其位置。兵力轉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經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騙、引誘和迷惑敵人，例如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即打即離、夜間行動等。

分散、集中和轉移的靈活性，都是游擊戰爭具體地表現主動性的東西；死板、呆滯，必至陷入被動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但領導者的聰明不在懂得靈活使用兵力的重要性，而在按照具體情況善于及時地實行分散、集中和轉移兵力。這種善觀風色和善擇時機的聰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虛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們可以獲得。為使靈活不變為妄動，慎重地考慮情況是必要的。”（毛選2—381～383，著重號系引者加）　　

“游擊戰爭要取得勝利，是不能離開它的計劃性的。亂干一場的想法，只是玩弄游擊戰爭，或者是游擊戰爭的外行。不論是整個游擊區的行動或是單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的行動，事先都各有盡可能的嚴密的計劃，這就是一切行動的預先準備工作。情況的了解，任務的確定，兵力的部署，軍事和政治教育的實施，給養的籌劃，裝備的整理，民眾條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領導的過細考慮、切實執行和檢查執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沒有這個條件，什么主動、靈活、進攻等事，都是不能實現的。固然正規戰爭的計劃性更大些，游擊戰爭的條件不容許很大的計劃性，如果企圖在游擊戰爭中實行高度的嚴密的計劃工作，那是錯誤的；但依照客觀條件允許的程度，采取盡可能的嚴密的計劃，則是必要的，須知同敵人斗爭是一件不能開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說的各點，說明了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第一個問題——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最中心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游擊戰爭的勝利就有了軍事指導上的重要的保證。

這里雖說了許多東西，但一切都圍繞于戰役和戰斗的進攻。主動地位只有在進攻勝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進攻戰也都要主動地組織之，不要被迫地采取進攻。靈活地使用兵力，環繞于進攻戰這個中心；計劃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為了進攻的勝利。戰術上的防御手段，離開直接或間接協助進攻，則毫無意義。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外線是說的進攻的范圍。進攻是消滅敵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單純的防御和退卻，對于自己只有暫時的部分的作用，對于消滅敵人則完全無用。

這個原則，正規戰爭和游擊戰爭是基本上同一的，只是表現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擊戰爭中注意這個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為這個不同的表現形式，所以使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區別于正規戰爭的作戰方法；混淆了這個不同的表現形式，游擊戰爭是不能勝利的。”（毛選2—383～385，著重號系引者加）　　

“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二個問題，是和正規戰爭相配合的問題。這是依據游擊戰爭具體行動的性質，說明它在作戰上和正規戰爭的關系。認識這種關系，對于有效地戰勝敵人，是有重要意義的。

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的配合有三種：戰略的、戰役的和戰斗的。

整個游擊戰爭，在敵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敵人、箝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的作用，和給予全國正規軍和全國人民精神上的鼓勵等等，都是戰略上配合了正規戰爭。……它們不但在現時敵人進行戰略進攻時配合正規軍起了戰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敵人結束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時，將配合正規軍妨礙敵之保守；而且將于正規軍舉行戰略反攻時，配合正規軍擊退敵軍恢復整個的失地。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偉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游擊隊和正規軍的領導者們，都應明確地認識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擊戰爭還有其戰役的配合作用。……在這個任務上，一切處于敵后的游擊根據地的領導者們，或臨時被派出的游擊兵團的領導者們，必須好好地配制自己的力量，各以當時當地的情況，采用不同的方法，向著敵人最感危害之點和薄弱之點積極地行動起來，達到削弱敵人、箝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和精神上振奮內線上各個戰役作戰軍之目的，盡其戰役配合的責任。如果各游擊區或游擊隊只是各干各的，不顧戰役作戰的配合，雖在總的戰略作戰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沒有戰役作戰的配合，也就減少了它們的戰略配合的意義。這一點是一切游擊戰爭的領導者應該深切地注意的。為達此目的，無線電通訊之普遍地設置于一切較大的游擊部隊和游擊兵團，實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戰斗的配合，即戰場作戰的配合，是一切內線戰場附近的游擊隊的任務，這一項當然只限于靠近正規軍的游擊隊，或臨時從正規軍派出的游擊隊。在這種場合，游擊隊應該依正規軍首長的指示，擔負其所指定的任務，往往是擔負箝制部分的敵人，妨礙敵人運輸，偵察敵情，充當向導等。沒有正規軍首長的指示時，游擊隊也應自動地做這些事。坐視不理，不游不擊，或游而不擊的態度，是要不得的。”（毛選2—386～387）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三個問題，是建立根據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隨著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而來的。因為失地的恢復須待全國的戰略反攻之時，在這以前，敵人的前線將深入和縱斷我國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國土被控制于敵手，成了敵人的后方。我們要在這樣廣大的被敵占領地區發動普遍的游擊戰爭，將敵人的后方也變成他們的前線，使敵人在其整個占領地上不能停止戰爭。我們的戰略反攻一日未能舉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復，敵后游擊戰爭就應堅持一日，這種時間雖不能確切斷定，然而無疑地是相當地長，這就是戰爭的長期性。同時敵人為了確保占領地的利益，必將日益加緊地對付游擊戰爭，特別是在其戰略進攻停止之后，必將殘酷地鎮壓游擊隊。這樣，長期性加上殘酷性，處于敵后的游擊戰爭，沒有根據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么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無后方作戰，本來是敵后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后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就是游擊戰爭的后方。

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然而流寇主義在今天的破產農民中還是存在的，他們的意識反映到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視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從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驅除流寇主義，是確定建立根據地的方針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據地、重視或不重視根據地的問題，換句話說，根據地思想和流寇主義思想的斗爭的問題，是任何游擊戰爭中都會發生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義作思想斗爭，將是一個不可少的過程，只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并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于長期支持的游擊戰爭。”（毛選2—387～388）　　

“抗日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據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或準備建立的長白山、五臺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據地都是。這些根據地將是抗日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場所，是抗日戰爭的重要堡壘。我們必須到一切處于敵后的山岳地帶去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起根據地來。　　

平地較之山地當然差些，然而決不是不能發展游擊戰爭，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據地。河北平原、山東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經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是能夠發展游擊戰爭的證據。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這一點現在還沒有證明；但是建立臨時的根據地和小部隊的或季候性的根據地，則前者現在已經證明，后者也應該說是可能的。因為一方面，敵人兵力不夠分配，又執行著前無古人的野蠻政策，另一方面，中國有廣大的土地，又有眾多的抗日人民，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夠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臨時根據地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指揮適當一條，則小部隊的非固定的長期根據地之建立，當然應該說是可能的。［抗日戰爭發展的經驗，證明了平原地區能夠建立長期的而且在許多地方能夠成為固定的根據地，這是由于地區的廣大，人口的眾多，共產黨政策的正確，人民動員的普遍和敵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條件而得到的。毛澤東同志隨后在具體的指示中即把這點加以明確地肯定了。］……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紗帳和冬季的河川結冰之季候性的游擊戰爭，那是斷然可能的。在現時敵人無力顧及和將來顧及也難周到的條件下，確定在現時廣泛地發展平原的游擊戰爭，并建立臨時根據地的方針，在將來準備堅持小部隊的游擊戰爭，至少堅持季候性的游擊戰爭，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據地的方針，是完全必要的。

依據河湖港汊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客觀上說來是較之平原地帶為大，僅次于山岳地帶一等。……江北的洪澤湖地帶、江南的太湖地帶和沿江沿海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的港汊地帶，都應好好地組織游擊戰爭，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據地，作為發展全國游擊戰爭的一個方面。缺少了這一方面，無異供給敵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戰爭戰略計劃的一個缺陷，應該及時地補足之。”（毛選2—390）　　

“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是要有一個抗日的武裝部隊，并使用這個部隊去戰勝敵人，發動民眾。所以建立根據地問題，首先就是武裝部隊問題。從事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擊部隊，并使之從斗爭中逐漸地發展為游擊兵團，以至發展成為正規部隊和正規兵團。建立武裝部隊是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一環，沒有這個東西，或有了而無力量，一切問題都無從說起。這是第一個條件。

和建立根據地不能分離的第二個條件，就是使用武裝部隊并配合民眾去戰勝敵人。凡是被敵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敵人的根據地，不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要把敵人的根據地變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非戰勝敵人無從實現，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擊戰爭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敵人的進攻，不戰勝敵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變為敵人控制的地方，也無從建立根據地。

和建立根據地不可分離的第三個條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要從這種斗爭中去武裝人民，即組織自衛軍和游擊隊。要從這種斗爭中去組織民眾團體；……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要從這種斗爭中去肅清公開的或隱蔽的漢奸勢力；要做到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從這種斗爭中去發動民眾建立或鞏固當地的抗日政權。”（毛選2—392～393）　　

“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眾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地具備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

此外，還須指出的是地理和經濟的條件。地理條件的問題，在說‘幾種根據地’時已經指出了三種不同的情形，這里只說主要的要求，即地區的廣大。處在四面或三面被敵包圍的中間，要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山地當然是最好的條件，但主要是須有游擊隊回旋的余地，即廣大地區。有了廣大地區這個條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夠發展和支持游擊戰爭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說。這個條件已因中國領土廣大和敵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國的游擊戰爭了。從游擊戰爭的可能性說來，它是一個重要的甚至是第一個重要的條件；在小國如比利時等，因沒有這個條件，游擊戰爭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沒有。但在中國，這個條件已不是什么待爭取的條件和待解決的問題，而是自然具備只待人去利用的東西。

經濟條件的性質，從其自然性一方面看來，也和地理條件相同。……一切敵人能到之處，當然早就有了中國人，也早就有了吃飯的經濟基礎，故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不發生選擇經濟條件的問題。一切有中國人又有敵人的地方，不問其經濟條件如何，都應盡可能地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永久的或臨時的根據地。但從其政治性一方面看來則不然，這里的問題是存在的，這就是經濟政策的問題，這一點對于建立根據地是帶有嚴重性的。游擊戰爭根據地的經濟政策，必須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即合理負擔和保護商業，當地政權和游擊隊決不能破壞這種原則，否則將影響于根據地的建立和游擊戰爭的支持。合理負擔即實行‘有錢者出錢’，但農民亦須供給一定限度的糧食與游擊隊。保護商業應表現于游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準亂沒收一家商店。這是困難的事，但這是必須執行的確定的政策。”（毛選2—393～394）　　

“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四個問題，是游擊戰爭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里所述的進攻戰方針在抗日游擊戰爭處于防御姿勢和處于進攻姿勢中如何具體地應用的問題。”（毛選2—396～397）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五個問題，是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而來的。……游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戰爭既是長期的和殘酷的，就能夠使游擊隊得到必要的鍛煉，逐漸地變成正規的部隊，因而其作戰方式也將逐漸地正規化，游擊戰就變成運動戰了。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明確地認識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堅持向運動戰發展的方針，并有計劃地執行之。”（毛選2—401）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指揮關系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是游擊戰爭順利發展的條件之一。

游擊戰爭的指揮方法，由于游擊部隊是低級的武裝組織和分散行動的特性，不容許高度的集中主義，如同正規戰爭的指揮方法那樣。如果企圖拿正規戰爭指揮方法實施于游擊戰爭，必然地要束縛游擊戰爭的高度靈活性，而使游擊戰爭毫無生氣。高度的集中指揮和游擊戰爭的高度靈活性是正相反對的東西；對于這種高度活潑的游擊戰爭，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揮制度，不但不應該，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擊戰爭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揮就能夠順利地發展的。在有廣大的正規戰爭，同時又有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的情況之下，使二者適當地配合行動是必要的，這里就需要對于正規戰爭和游擊戰爭配合行動的指揮，這就是國家參謀部和戰區司令官關于戰略作戰的統一指揮。在一個游擊區或游擊根據地里面，那里存在著多數的游擊隊，其中往往有一個至數個作為主力的游擊兵團（有時還有正規兵團）和許多作為輔助力量的大小游擊部隊，還有不脫離生產的廣大的人民武裝，那里的敵人也往往成為一個局面，統一地對付游擊戰爭。因此，就在這種游擊區或根據地里面，發生了統一指揮，即集中指揮的問題。

由此，游擊戰爭的指揮原則，一方面反對絕對的集中主義，同時又反對絕對的分散主義，應該是戰略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斗的分散指揮。”（毛選2—403～404）　　

“一句話，就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毛選2—405，著重號系引者加）　　

“應該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職，在下者叫做專擅，這是在任何上下級關系上特別是在軍事關系上所不許可的。應該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包辦，在下者叫無自動性，這也是在任何上下級關系上特別是在游擊戰爭的指揮關系上所不許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則，才是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方針。”（毛選2—405～405）　　

7. 1938年5月26日—6月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所作的長篇演講即《論持久戰》中，運用唯物主義和辯證方法，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總結了抗日戰爭十個月的經驗，精辟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敵我形勢；運用充分的論據和事實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深入細致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論述了在戰爭中“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戰爭和政治的關系，“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戰爭中的人的“自覺的能動性”，“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等等一系列問題，正確地預測和指明了抗日戰爭的基本過程。《論持久戰》既是一部光輝的軍事著作，又是一篇出色的政論文章。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同志正確地指出：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在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以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都要從這里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斷；是貫徹于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毛選2—417～418）　　

“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又將是屬于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繪一個輪廓，卻是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盡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這一階段我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于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毛選2—430～431）　　

“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于敵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后，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階段。……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式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最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毛選2—431～433）　　

“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御，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并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后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御，由于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于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毛選2—433～434）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筑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毛選2—446）　　

“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我們的答復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毛選2—451～452，著重號系引者加）　　

“由于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毛選2—452）　　

“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御，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采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于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為內線和防御。我之作戰上的內線和防御，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因此，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采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不應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斗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斗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于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于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游擊戰爭也用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于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于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采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如果我們堅決地采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御；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后，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后，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于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門的時機了。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里，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毛選2—452～455，著重號系引者加）　　

“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于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范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它叫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

“這里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于被迫處于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于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由，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于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于被動的情形。”（毛選2—455，著重號系引者加）　　

“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是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健壯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中日戰爭的最后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于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于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后的游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系。”（毛選2—456～457，著重號系引者加）　　

“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么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努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乃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于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系。

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軍隊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須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能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斗爭中，由于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里奪取過來的。

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擊，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其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系。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毛選2—457～460）　　

“靈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于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于戰斗，而一切都是為了戰斗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勝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御、突擊和箝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后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里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湊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于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需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御，防御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后退，后退變為前進，箝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箝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斗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于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之與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后勝利就屬于我們了。”（毛選2—461～462，著重號系引者加）　　

“由于戰爭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于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于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但由于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的范圍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御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于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以其范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毛選2—462～463，著重號系引者加）　　

“由于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穩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一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于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采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于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范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是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于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和戰役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后，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于戰役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于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之中。”（毛選2—463～464，著重號系引者加）　　

“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于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包括在內，并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斗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毛選2—464～465，著重號系引者加）　　

“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后退。……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是只有向后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毛選2—465）　　

“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防御’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拼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拼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并且要求有利于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拼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于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御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于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于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里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到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游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由，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并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防御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中，包括于運動戰范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必要的。為著節約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余裕時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更是屬于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在廣大版圖的中國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狀況，‘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后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呵！”（毛選2—465～468，著重號系引者加）　　

“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三種，實行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么？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御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驅逐敵人。”（毛選2—468～469）　　

因此，“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需提倡并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斗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圍和迂回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毛選2—470）　　

“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系上，對于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毛選2—471，著重號系引者加）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于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臺兒莊以及許多其他的戰斗；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取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戰。……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毛選2—473～474，著重號系引者加）　　

“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斗的還是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后勝利不能分離的。”（毛選2—475）　　

“英勇戰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斗，某些土地雖仍不免于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斗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復失地了。”（毛選2—475～476）　　

“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就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毛選2—478～479，著重號系引者加）　　

“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毛選2—479，著重號系引者加）　　

8.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同志在《戰爭和戰略問題》（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中，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論述了“中國的特點和革命戰爭”、“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共產黨人掌握軍隊的重要性、“注意研究軍事問題”、并再次強調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臺，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干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來看，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毛選2—511～512，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就全國來說，在抗日戰爭全過程的三個戰略階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兩階段，都是正規戰爭為主，輔之以游擊戰爭。中間階段，由于敵人保守占領地、我雖準備反攻但尚不能實行反攻的情況，游擊戰爭將表現為主要形態，而輔之以正規戰；但這在全戰爭中只是三個階段中的一個階段，雖然其時間可能很長。故在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不認識這一情況，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后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爭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這是一方面。

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后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后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即若不然，則我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得補償等等不利情況，也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的和堅持的游擊戰爭去克服它，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于輔助地位，但實占據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游擊戰爭，無疑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又一方面。”（毛選2—516～517）　　

“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后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后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綜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項：（一）縮小敵軍的占領地；（二）擴大我軍的根據地；（三）防御階段，配合正面作戰，拖住敵人；（四）相持階段，堅持敵后根據地，利于正面整軍；（五）反攻階段，配合正面，恢復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七）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八）最普遍地發展民眾運動，全體敵后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權；（十）最普遍地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敵人的軍隊；（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響全國的人心，振奮全國的士氣；（十四）最普遍地推動友軍友黨的進步；（十五）適合敵強我弱條件，使自己少受損失，多打勝仗；（十六）適合敵小我大的條件，使敵人多受損失，少打勝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的領導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決給養問題。

在長期斗爭中，游擊隊和游擊戰爭應不停止于原來的地位，而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為正規軍和正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之一。”（毛選2—518）　　

9. 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再次重申了運動戰的重要性：

“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后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后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毛選4—1083）　　

10. 1946年9月16日，毛澤東同志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對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作了全面的總結性的論述：

“（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于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于戰術的部署方面。

（二）在戰役的部署方面，當著敵人使用若干個旅（或團）分幾路向我軍前進的時候，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敵的兵力，于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的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軍諸旅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我軍以少數兵力牽制敵軍的其余各旅（或團），使其不能向被我軍圍擊的旅（或團）迅速增援，以利我軍首先殲滅這個旅（或團）。得手后，依情況，或者再殲敵軍一個旅至幾個旅（例如我栗譚軍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殲敵交通警察部隊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殲敵一個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殲敵一個半旅。又如我劉鄧軍在定陶附近，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殲敵一個旅，九月六日下午又殲敵一個旅，九月七日至九月八日又殲敵兩個旅）；或者收兵休整，準備再戰。在戰役部署上，必須反對那種輕視敵人、因而平分兵力對付諸路之敵、以致一路也不能殲滅、使自己陷于被動地位的錯誤的作戰方法。

（三）在戰術的部署方面，當著我軍已經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包圍敵軍諸路中的一路（一個旅或一個團）的時候，我軍擔任攻擊的各兵團（或各部隊），不應企圖一下子同時全部殲滅這個被我包圍之敵，因而平分兵力，處處攻擊，處處不得力，拖延時間，難于奏效。而應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敵，至少也要三倍于敵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從敵軍諸陣地中，選擇較弱的一點（不是兩點），猛烈地攻擊之，務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擴張戰果，各個殲滅該敵。

（四）這種戰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全殲，方能最有效地打擊敵軍，使敵軍被殲一個團少一個團，被殲一個旅少一個旅。對于缺乏第二線兵力的敵人，這種戰法最為有用。全殲，方能最充分地補充自己。這不但是我軍目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是兵源的重要來源。全殲，在敵則士氣沮喪，人心不振；在我則士氣高漲，人心振奮。速決，則使我軍有可能各個殲滅敵軍的增援隊，也使我軍有可能避開敵軍的增援隊。在戰術和戰役上的速決，是戰略上持久的必要條件。

（五）現在干部中，還有許多人，在平時，他們贊成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但到臨戰，則往往不能應用這一原則。這是輕敵的結果，也是沒有加強教育和著重研究的結果。必須詳舉戰例，反復說明這種作戰方法的好處，指出這是戰勝蔣介石進攻的重要方法。實行這種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

（六）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是我軍從開始建軍起十余年以來的優良傳統，并不是現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時期，我軍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在現在的內戰時期，情況改變了，作戰方法也應改變，我軍應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輔。而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

（七）在敵處進攻地位、我處防御地位的時候，必須應用這一方法。在敵處防御地位、我處進攻地位的時候，則應分為兩種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軍兵力多，當地敵軍較弱，或者我軍出敵不意舉行襲擊的時候，可以同時攻擊若干部分的敵軍。例如，六月五日和六月十日，山東我軍同時攻擊膠濟、津浦兩路十幾個城鎮而占領之。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劉鄧軍攻擊隴海路汴徐線十幾個城鎮而占領之。如果我軍兵力不足，則應對敵軍所占諸城一個一個地奪取之，而不要同時攻擊幾個城鎮的敵人。例如山西我軍奪取同蒲路上諸城，就是這樣打的。

（八）我軍主力集中殲敵的時候，必須同地方兵團、地方游擊隊和民兵的積極活動，互相配合。地方兵團（或部隊）在打敵一團一營一連的時候，也適用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

（九）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有些時機，為著集中兵力殲擊敵軍的目的，或使我軍主力避免遭受敵軍的嚴重打擊以利休整再戰的目的，可以允許放棄某些地方。只要我軍能夠將敵軍有生力量大量地殲滅了，就有可能恢復失地，并奪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殲滅敵軍有生力量者，均應獎勵之。不但殲滅敵軍的正規部隊應當受到獎勵；就是殲滅敵軍的保安隊、還鄉隊等反動的地方武裝，也應當受到獎勵。但是，凡在敵我力量對比上能夠保守或奪取的地方和在戰役上戰術上有意義的地方，則必須保守或奪取之，否則就是犯錯誤。因此，凡能保守或奪取這些地方者，也應受到獎勵。”（毛選4—1093～1096）　　

11. 1946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三個月總結》（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又一次特別強調了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性：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時所采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役上，戰術上，都須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干部，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毛選4—1103）

12. 1947年4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給西北野戰軍的電報）中，對運動戰作了通俗而幽默的理論概括：

“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擊之。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十分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毛選4—1118～1119）　　

13. 1947年9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文中說：

“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和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我軍第二年作戰的部分任務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毛選4—1126）　　

“我軍作戰方針，仍如過去所確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包括一次打幾個旅的大規模殲滅性戰役在內，例如今年二月萊蕪戰役，七月魯西南戰役），后打集中強大之敵。先取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和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地方是殲敵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反復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奪取之。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采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以求達到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一方面，必須注意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上有勝利之把握；另一方面，必須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短期內接連打幾仗）的優良作風。必須力求調動敵人打運動戰，但同時必須極大地注重學習陣地攻擊戰術，加強炮兵、工兵建設，以便廣泛地奪取敵人據點和城市。一切守備薄弱之據點和城市則堅決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又環境許可之據點和城市則堅決攻取之，一切守備強固之據點和城市則暫時棄置之。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員（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數下級官佐）補充自己。主要向敵軍和國民黨區域求補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區求補充，特別是南線各軍應當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區必須堅決實行土地改革（這是支持長期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最基本條件），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加強軍事工業的建設，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只有這樣做，才能支持長期戰爭，取得全國勝利。果然這樣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長期戰爭，取得全國勝利。”（毛選4—1128～1129，著重號系引者加）　　

14.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28日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上的報告）一文中，總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原則時說：

“我們的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復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采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后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于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機會。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的方法。這些方法，就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鍛煉中產生出來的，并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蔣介石匪幫和美帝國主義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并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是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當著我們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并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而主動地放棄許多城市的時候，我們的敵人是興高采烈了。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失敗。他們被一時的所謂勝利沖昏了頭腦。張家口被占領的當天下午，蔣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動的國民大會，似乎他的反動統治從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帝國主義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們將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的狂妄計劃，從此可以毫無阻礙地實現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的腔調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一切國內外敵人都被他們的悲觀情緒所統治的時候。他們唉聲嘆氣，大叫危機，一點歡樂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線高級指揮官，大部分因為戰敗被撤換。”（毛選4—1143～1145，著重號系引者加）　　

（1948年3月7日，毛澤東同志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評論）中，將上述十項軍事原則稱為“十大軍事原則”。（毛選4—1188，著重號系引者加））

15.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文中說：

“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于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御。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占領了沈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寧、遼北、安東等省的大部，在黃河以南占領了淮陰、菏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占領了承德、濟寧、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的大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采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于現在的師），終于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面進攻計劃，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制在南線的兩翼，即山東和陜北。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線和北線都由防御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面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御。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陜北都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寶雞、濰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沒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國民黨的防御體系，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這里所說的旅，是指整編以后的旅；所說的師，不是指整編師，而是指國民黨軍隊整編以前的師。兩者實際上是一樣的。］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敵人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只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后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毛選4—1263～1265，著重號系引者加）　　

                                   2002. 1. 23－3.20∕2004. 12. 8—200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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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比較詳細的考證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軍事科學理論——“戰略的奧妙在于集中兵力”，“兵力遠居劣勢的軍隊”必須“設法集中自己的隊伍”，要在戰役或戰斗中“每一次都能夠保證自己在數量上占優勢”，“以自己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兵力向敵人猛撲”，“如果起義者不能集中強大優勢的力量對付敵人，他們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放過有利的時機，不利用機會調派優勢兵力去對付敵人，這就是犯了戰爭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錯誤”；在戰爭中，“分散兵力，結果必然招致失敗”；在戰爭中，誰“能掌握主動權，就證明軍隊或者在數量上，或者在質量上，或者在指揮藝術上具有優勢”的表現，因此，軍隊統帥要力爭“掌握主動權”，雖然“你可能被迫退卻，你可能被擊敗，但是只要你能夠左右敵人的行動，而不是聽任敵人擺布，你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占有優勢，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個兵士和整個軍隊都將感到自己比對方高出一籌”；在戰爭中，“防御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消極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敗無疑”，“即使總的說來注定要利用反擊來進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御”，“事實上，在一切場合，……勝利的取得都是進攻行動的結果”；在戰爭中，“軍隊在運動中要比停駐時有四倍的價值”，“行動的迅速可以彌補軍隊的不足”；在戰爭中，必須采用“迅速堅決攻擊”，“神速進軍和勇猛作戰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進行戰爭，粉碎敵人并迫使敵人同意你的條件”；遭受強敵侵略和壓迫的弱小“民族起義的力量不在于進行決定性的會戰，而在于進行游擊戰，……切斷敵人的交通線”，因而“群眾起義，革命戰爭，到處組織游擊隊”，誘敵深入，“進行游擊戰爭”，“伏擊小股敵軍、擾亂糧秣的征發、切斷糧食的供應”等，是“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的唯一方法”；“在戰爭中時間就是勝利”，“時間就是軍隊”；實踐出真知，“人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學會戰爭”等等——在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中得到了全面地繼承、豐富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科學理論的幼嫩樹苗，在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中長成了參天大樹。毛澤東同志在戰爭中學會了戰爭；他在中國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戰爭中的指揮藝術近似完美無缺，達到了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最高境界；他不愧為世界上一位舉世無雙的最偉大最杰出的軍事天才領袖人物！

200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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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行戰爭的指導理論、軍隊組織、戰略戰術和進行戰爭的方式方法等，是隨著人類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進步而發展進步的。

“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部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選1—363）　　

“現代的作戰體系是法國革命的必然產物。它的前提是資產階級和小農的社會和政治的解放。資產階級出錢，農民當兵；兩個階級解除封建的與行會的枷鎖，是產生現今的龐大的軍隊所必需的條件；而與社會發展的這個階段相聯系的財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樣是保證現代軍隊有必要數量的武器、彈藥、糧食等，培養必要數量的有素養的軍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發展所必需的條件。”（7—557～558）　　

“因此，現代的作戰方法是以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解放為前提的，它是這個解放的軍事上的表現。”（7—561）　　

“拿破侖在軍事科學上卓越的軍事改革不能視為奇跡；新的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系的必然產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侖所創造的軍事科學是革命所產生的新關系的必然結果一樣。同樣，也正如象無產階級革命在工業上不是消滅蒸汽機，而是增加它的數量一樣，在軍事上，它的任務也不在于減少軍隊的眾多性及其運動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兩者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生產力的增長是拿破侖作戰方法的前提。鐵路和電報已給了有才華的將軍和陸軍部長一個在歐洲戰爭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機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的逐漸增多，同樣也提供了征集更龐大的軍隊的可能性。”（7—562）　　

“無產階級的解放在軍事上同樣也將有它自己的表現，并將創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這是很明顯的。”（7—652）　　

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總結歷史經驗，從歐洲的實際出發，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概述了無產階級解放的“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

偉大的人民救星和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總結歷史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創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從而“創造出”了無產階級求解放的“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團結和帶領各族人民群眾，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解放”，實現了中國各族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

進入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突飛猛進的發展。高新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里的廣泛應用，原子彈、氫彈、周際導彈等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使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更新、組織形式不斷改變、作戰方法不斷發生巨大的變化；少數列強甚至可以隨意把少數小國變成它試驗新式武器的試驗場；斬首行動、定點清除、遠距離導彈襲擊、非接觸戰爭等等戰爭形式的出現，必然導致新的戰爭理論的產生。

這些新情況的出現，是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過時了呢？當然不是！絕對不是！不言而喻的是：一方面，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內戰，只能以常規戰爭的形式來進行；另一方面，不管戰爭形式如何變換，最終解決問題還是需要交戰各方的軍隊發生直接對抗的。因此，只要交戰各方的軍隊發生直接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核心理論就仍然是完全適用的！！！！！

                                                 2005. 3. 4∕200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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