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為何要“制造共識”？
劉仰
美國學者喬姆斯基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一個概念，他認為民主社會的媒體都在從事“制造共識”的事情。“制造共識”這個詞學術味比較重，說白了就是引導輿論，就是灌輸思想。這種方式從理論上說，與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信息開放是相違背的。因此，喬姆斯基的這個論斷，在當時就遭到美國眾多主流媒體和主流學者的批判。時隔很多年以后再看這個觀點就比較有意思。
早在西元1922年，美國學者李普曼就出版了一本書，名叫《公眾輿論》，這本書至今依然在媒體領域有著重要的地位。李普曼認為，大眾的民主是不可靠的。大眾對于社會事務和國家大事缺乏了解和知識，因此，對于國家事務來說，大眾只是局外人。李普曼認為，真正的民主只能是精英民主。李普曼表達上述觀點，并不是要反民主，而是要媒體承擔起民主的責任，既然民主只能是精英民主，如果還要保持大眾民主的表面形式，那么，李普曼認為，大眾所獲得的信息，就是應該由精英控制的媒體篩選過的，由精英決定哪些應該讓大眾知道，哪些不該讓大眾知道。所以，喬姆斯基關于“制造共識”的觀點，其實只是在李普曼的基礎上有所延伸，只不過因為兩人的立場不同，喬姆斯基更像是批判美國的民主，從而批判美國民主的虛偽，而李普曼則是替美國民主出謀劃策，因而，兩人在美國主流社會的遭遇也不相同。
喬姆斯基對于西方媒體“制造共識”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民主政治領域。我認為，政治領域“制造共識”有著明顯的經濟基礎。由于西方社會經濟至上的根本原則，政治領域“制造共識”實際上是經濟的需要。我們知道，商業社會的媒體主要靠廣告生存，廣告不會平白無故地投放經費，而是要達到推銷產品的目的。廣告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占領市場份額，就必須讓消費者針對某一產品形成最廣泛的“共識”。商業廣告的這一本性，或者說商品經濟的這一本性，必然導致媒體在輿論上出現“制造共識”的現象。比方說汽車消費，作為世界上曾經最大的汽車生產國，美國的主流媒體在輿論上長期不會散布對汽車工業不利的言論和科學研究結果，一些非議汽車工業的觀點，只能在非主流媒體上小范圍地傳播。因此，在美國大眾的頭腦中，質疑汽車工業的觀點一是在汽車工業已經帶來明顯的危害時，才被媒體引導產生，二是，這種新的引導，也背靠于試圖取代舊汽車工業的新興經濟體。
商品經濟社會通過廣告影響媒體，再通過媒體影響大眾觀念的現象，可以被視為灌輸和洗腦。有人說，商業的競爭會使得向大眾的思想灌輸也有競爭，從而呈現多樣化。這種說法比較片面。首先，不同商業機構的廣告競爭，其立足點都是賺錢，這點是不會變的。因此，批評商業社會瘋狂賺錢的觀點，不管商業社會競爭如何激烈，都不會在主流媒體上占據多大的版面，最多在打擊商業對手的時候，指責對方的道德缺陷。其次，不加控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壟斷出現，“反壟斷法”常常也只能是表面文章，比方說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兩家表面上競爭一下，以符合“反壟斷法”的要求，實際上還是壟斷了碳酸飲料的市場。因此，不管兩個可樂如何競爭，如何符合“反壟斷法”，對于碳酸飲料的非議，都很難成為被廣告供養的主流媒體的輿論傾向。因而，主流媒體為了商業利益而“制造共識”是有難以改變的經濟基礎的。
在商業社會，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這一點在外交政策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因此，通過大型媒體在國際輿論上“制造共識”也是必然的。比方說美國媒體對于中國制造的輿論導向和思想灌輸，把“中國制造”貼上了質量差、不安全的標簽；再比方說，由于中國制造比較便宜，美國媒體便制造了“中國制造導致美國人失業”的輿論，使得奧巴馬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措施有了美國民主的社會基礎；再比如基于貿易順差、逆差的現實，美國主流媒體制造了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輿論。因此，所謂民主，表現在主流媒體上，其本質就是為了賺錢而制造出來的流行輿論，就是向大眾灌輸的某種觀念，就是為了賺錢而推行的愚民政策。所謂民主或言論自由，從主流的角度看，不過是為金錢看家護院的幫兇。媒體就像是“簽約”的藝人。因此，當喬姆斯基批評媒體的言論出現時，遭到美國主流媒體的痛伐，也就可以理解了。
人們說知識分子要保持獨立性，其實媒體和輿論也應該保持獨立性。然而，在一切以金錢為主，一切聽命于賺錢的最高命令時，媒體的獨立性事實上是很難保持的。為了達到商品經濟廣告驅使下的“共識”，人類社會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質，無不成為賺錢的工具，無不染上銅臭氣息。雖然“制造共識”與賺錢往往還隔了幾層薄紗，但是，只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這種必然的關聯，依然清晰可見。當前以拯救地球為高尚口號的低碳、減排問題，也因背后強大的賺錢動機而變形走樣。“制造共識”所產生的輿論導向，因動機不純而被懷疑，是金錢至上社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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