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xx事件”能開啟反思之門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3次理論研討會（筆談）

盧映西

一、再問姓“社”姓“資”

2009年7月24日，通鋼工人在沉默中爆發，民企精英陳國君在喧囂中死亡。看來前幾年那場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辯論，并不能阻止某些熱衷私有化的“猛士”一意孤行，直到以“淋漓的鮮血”收場。

我們要問的是，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搞國企私有化的人何以能如此之“猛”，何以能像通鋼職工質問的那樣“為什么舉報都是石沉大海？改制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常識性問題，為什么有關部門領導卻發現不了？”[1]而且，在事后居然能把責任歸咎于工人們的“國有情結”！

按國企私有化的邏輯搞改革，遇到“國有情結”太正常不過了，正如打破鐵飯碗的邏輯必然要遭到“鐵飯碗情結”報復一樣。看看當今報考公務員那種千人爭一“碗”的盛況，難道我們還掂不出人心向背的分量？如果還有人假裝看不出問題，我們不妨搬出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關于改革成敗的標準：“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現在的情況，按鄧聿文先生的說法就是：“我們用不到30年的時間，就從原先一個收入高度平等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兩極分化之快，可能在世界各國中無出其右。”[3]而通鋼事件則雄辯地說明，新的資產階級不但出現了，而且能量極大，以致于國資委都忙不迭地要把國企拱手讓給新的資產階級了。

本來，我們的經濟改革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過去的僵化體制也確實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全民所有制中公有財產理應由全民監督、全民分享，而不應該像通鋼事件表現出來的那樣由國資委的幾個頭頭說了算，企業職工連合法表達意見的渠道都極不通暢。可是，為什么我們的改革事業進行到現在，反而變成該改的沒改，不該改的卻改了？為什么在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的條件下，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局面沒有出現，一小撮資本寡頭倒是長袖善舞？改革初期對當時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判斷，說是“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個說法現在有很大爭議。而目前的狀況，有沒有整個社會正在走向崩潰的跡象？

所有的問號都指向經濟改革的方向、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當然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然而，在我們的改革過程中，西方的一些庸俗的經濟理論漸漸侵入并占領了我們的一些理論高地，在學界武裝了一批又一批知識精英，在政界影響了一撥又一撥官員，瞞天過海地扭轉了改革的方向，把整個社會引向失敗的道路上區。通鋼事件僅僅是眾多敗象中的一個而已！

正如張宏良先生所說的，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需要再一次撥亂反正，我們需要再一次關注姓“社”姓“資”。我們需要再一次檢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到底哪一個是真理？

二、實踐已經證偽西方主流經濟學

西方主流經濟學大致分為兩個陣營：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機制能搞定一切，主張盡可能地私有化、自由化。這一學派的理論在前蘇聯、東歐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頻頻慘敗，又因放松金融監管在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中大失顏面，所以在世界上已經聲名狼藉、遺臭各國了。只有我們國內的一些新自由主義的信徒仍在禍害改革，通鋼事件就是這些私有化的理論家們折騰出來的。這筆賬人民和歷史早晚是要清算的，在此筆者就不多說了。

現在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理論還有一定的欺騙性，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個理論跟馬克思經濟理論比較接近，可以借鑒。其實，馬克思與凱恩斯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認為資本主義患了不治之癥，后者認為資本主義只有疥癬之疾，稍加治療便可萬壽無疆。假如通過操控稅率和利率就可挽救資本主義，那么馬克思肯定錯了。但是實踐不信這個邪，當前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讓我們見識了洪鐘大呂與雕蟲小技的差別。

2000年美國科技股泡沬破裂，納斯達克指數從2000年8月的5000點跌到2002年10月的1300點。美國經濟出現負增長，失業率從2000年10月的3.9％上升到2001年8月的4.9％，以后又上升到2002年4月的6.0％。在布什總統的要求下，國會在2001年通過了減稅法案，包括直接的退稅。2003年5月底，布什再次簽署減稅法案，減稅額高達3500億美元。在貨幣政策方面，從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該利率從6.5％降至1％，為45年來的最低水平。美聯儲讓聯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給美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廉價資金。

在這些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下，2001年三季度，美國經濟開始回升，GDP同比增長0.2％。到了2003年三季度，GDP增長猛沖到9.7％，達到了1990年以來的最高速度。在這期間，美國房產市場開始紅火和膨脹，大批房貸機構紛紛發放次級抵押貸款，有些大型投資銀行也成立了專門的部門機構自營這些業務，將次級抵押貸款發放出去后就打包證券化，然后經過評級機構給予完全超乎其實際質量的評級之后出售給全球各地的投資者。這時美聯儲開始擔心長期的低利率會帶來通脹后果，著手反向操作。從2004年6月到2006年8月連續17次加息，將基準利率由1.00％提升至5.25％。這一措施無疑收緊了貨幣的供給，導致房價在2006年由頂部回落，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在2007年夏天引爆了次貸危機。當年9月美聯儲決定降息0.5個百分點，標志著美聯儲再次進入“降息周期”。

危機初起時西方經濟學家都以為，鑒于次級抵押貸款余額僅有7570億美元，其中損失估計為1500億美元，也就是美國GDP的1％左右，這不是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沒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2008年2月，在次貸危機愈演愈烈、失業率屢創新高、美國經濟經歷罕見收縮的背景下，布什總統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一項1500多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該計劃核心內容是通過減稅來鼓勵消費，進而刺激經濟增長，避免經濟陷入衰退。但是計劃推出后，美國宏觀經濟出現的一系列出乎決策者意料的負面發展，基本上淹沒了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

美國政府宣布實施經濟刺激計劃一個月后，貝爾斯登銀行的破產拉開了華爾街金融海嘯的序幕。接著，兩大房貸“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瀕臨破產被美國政府接管；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塌；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集團被美國銀行收購。這標志著美國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而且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危機迅速從美國向世界各地擴散，就如當時美國《時代》周刊所說的那樣，世界正陷入“任何人都不愿以任何理由借貸給別人的普遍恐慌之中”。為了緩解全球信貸市場緊縮，全球央行罕見地采取了協調降息行動，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美國財政部于2008年9月推出了史無前例的7000億美元金融拯救計劃。即使這樣，看起來也不過是投入到茫茫大海的一顆小石頭，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2009年2月，奧巴馬總統不得不再推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35％用于減稅，65％用于政府投資。然而直到今日，美國經濟能否走出衰退尚無定論。

實踐再一次證明，宏觀調控政策和措施挽救不了資本主義，最終只會越調越亂。每次經濟出現問題時，如果不調控，危機馬上就會爆發；如果調控避免了眼前的危機，那么危機將在日后以更為猛烈的方式爆發。

三、肅清西方經濟學流毒仍任重道遠

西方主流經濟學事實上已經破產，西方社會又一次興起“馬克思熱”。吊詭的是，在把馬克思主義寫進憲法的中國，這一次并沒有“環球同此涼熱”。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雖然在人民群眾中早已聲名掃地，但他們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仍然能夠影響政府決策，仍然能搞出通鋼事件這樣大的動靜。

英國女王在2008年11月視察倫敦經濟學院時，曾問及為何沒人預見到金融危機，此舉令全世界尚有良知的主流經濟學家無地自容。但在中國，情形有所不同。

2003年10月，溫家寶總理路過龍泉村，村民熊德明“向總理說了實話”，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錢被拖欠。總理當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決好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六個小時之內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錢。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無動于衷。

2009年2月，溫家寶總理結束在天津的調研準備乘火車返京時，在天津火車站偶遇無錢醫治的來自河北張家口2歲白血病患兒李瑞，當即囑咐隨行人員安排孩子到北京治病，并帶頭捐出1萬元錢。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還是無動于衷。

2009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浙江考察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溫州市一家購物中心，看望在這里購物的群眾。一位顧客對總理說，她想在打工的工廠附近讓兒子就近上學，但是問了廠附近的3所學校，都不同意。結果第二天早上問題已經得到妥善解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仍然無動于衷。

溫總理干的是什么？其實就是資源的合理配置。這本是經濟學家的份內事，可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從西方搬一些垃圾理論來禍國殃民之外，什么好事也不會干。他們撒下的爛污，還要總理替他們擦屁股！要想在世界上找出最差勁的一群人，看來非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莫屬。他們是既無恥，更無勇。有這樣一群人存在，我們才會真正理解毛澤東當年為何那么看不起只知囫圇吞棗的知識分子。

好在我們可以套用林肯的話說，錯誤的理論可以在某一個時候欺騙所有的人，或者可以永遠欺騙某一些人，卻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愿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徹底破產之前，中國能少受點損失，人民能少遭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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