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會公正”促進21世紀中國和諧持續的發展

摘要：
    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不少國家發展進程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說明，社會公正與效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這兩個輪子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而又相互制約的。無論那個輪子出現問題，社會這部龐大的列車都會陷入停滯甚至出現難以逆料的混亂。多年推進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成績斐然的印度人民黨在2004年5月的大選中意外敗北的事例，再次向世人表明：維護社會公正與效率這兩個輪子的動態平衡，是現代社會任何執政黨都不能不考慮的問題，更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世紀必須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社會公正 勞動者權益 約束條件 社會進步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邁入21世紀領導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人，既擔負著“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共產黨宣言》）的歷史責任，也面臨著公平地調整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關系、公正地健全上層建筑，從而促進經濟與社會和諧持續發展的艱巨任務。

    一、“社會公正”僅僅是社會弱勢群體的主觀訴求嗎？

    有人說，“社會公正”是人類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理想化的主觀訴求。
    公正、公平、正義在英文中可以用同一個詞（Justice）表達。“社會公正”，通俗地講，就是公民衡量自己生活的社會是否合理、是否合意的標準。主要是公民對社會利益分配的接受和認同程度。社會公正與否，反映著社會上公民與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個國家生存艱難的公民人口數量微不足道，社會利益分配政策和制度，基本能為廣大公民所接受、認同，則可以說這個國家基本實現了社會公正，公民就會在這個制度下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如果一個社會，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數量相當大，而又經常地有不同階層的公民抱怨自己合法的利益受到損害，甚至在大眾廣庭之中采取“破罐破摔”的手段訴求之，“社會公正”問題就應該引起執政黨與政府予以高度重視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分配方面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取得了明顯效果。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也還存在種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較為突出地表現在：一是社會各利益主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分懸殊，社會財富過度集中；一是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障、勞動糾紛日益增多。侵犯勞工權益，拖欠勞工工資的現象，2003年底經過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示范，雖然已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但離根絕還是任重而道遠。
    工人日報2003年8月8日報道：“近幾年，我國的勞動爭議案件每年以30～40%的速度在上升。1995年《勞動法》實施之初，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3、3萬件，涉及勞動者12、3萬人；而2002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18、4萬件，涉及勞動者60、6萬人。
    勞動糾紛大幅度上升，所反映的并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或財富不充分,而是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的分配不公。當前社會的勞動糾紛，其本質都是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有失社會公正的問題。
    由于沒有建立必要而剛性的勞動保護制度，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企業和業主的無情侵犯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統計，目前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已超過１億人，其中多數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的建筑業。然而，嚴重的欠薪問題，又成為困擾建筑業健康發展的一大難題。據業內人士測算，即使在法制環境相對較好的北京建筑市場，截止到2003年6月底，施工企業拖欠民工工資總額也近３０億元。溫家寶總理2003年10月親自為農民工索討欠薪的新聞，突出地表明了欠薪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自那時以來，欠薪雖然引起了各級政府與方方面面的的重視，但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一大隱患
    建筑等行業及某些地區民工的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勞動力低廉的現象，人為地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雖然在經濟快速增長期的社會中，收入差距有所擴大是不可避免的。但社會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貧富之間的差距超過世界公認的警戒線也畢竟是值得高度注意的。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91年的0.282發展到1995年0.388，1996年則上升0.424，到1998年以后一直在0.456以上。其中2000年達到了0.458，10年上升了1.6倍。
    而隨著社會財富的都市化，也加劇了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的差距。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到2003年中實際已經達到了５：１或者是６：１。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
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現在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另外，一些關停并轉的老國有企業的職工，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決策者，卻要在轉制過程中承擔大量的轉制成本，尤其四、五十歲的工人，他們在低工資時期所貢獻的積累已無法衡量，而現在卻被迫要與年輕人在市場上“平等”競爭。城市低收入者中這部分人占了相當多數。
    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２００１年全市８６個大類行業中，最高工資行業與最低工資行業相差６．６倍，二者間的差距比２０００年加大了１．９倍。有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占總戶數２０％的最富有戶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５１％以上，而２０％低收入戶只占４％左右。
    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現在的貧富差距已經明確無誤地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呈現出不公正不公平的狀態。一些學者已經憂心忡忡地指出這個嚴峻的問題。如2003年9月30日《中國證券報》上題為《中國變為相對不平等的社會——訪胡鞍鋼》一文中，引用胡鞍鋼的話說：“應當說，過去20年來，我國在力圖消除貧困并取得歷史性進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和趨勢，世行報告揭示的嚴峻現實值得我們警惕。根據該報告，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28，1995年增加到0.38，1999年進一步擴大到0.437，如果按照這個趨勢，到2020年中國基尼系數將會上升到0.474。
    另一個方面，據中國新聞網2003年11月26日報道：“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數據顯示，到目前為止，中國享有醫療衛生保障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沒有醫療衛生保障，或者說是沒有靠得住的醫療衛生保障。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年警告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人民生活也普遍得到改善，但與經濟發展相比，中國社會發展相對滯后，衛生分配公平性的嚴重問題即從中凸顯出來。”
    勿庸諱言，社會上頻頻出現的諸多社會不公：行業收入懸殊、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衛生分配不合理；就業機會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亂收費等現象，已成為中國社會十分嚴峻的社會現實問題。馬克思指出；存在決定意識。諸多社會不公的現象，及其對社會心理的影響，已成為嚴重阻礙、消解社會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的客觀存在。新世紀初葉我國的“社會公正”問題，已絕不僅僅是社會弱勢群體理想化的主觀訴求。

      二、“社會公正”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約束條件

    20世紀后半葉，不少國家發展進程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說明，社會公正與效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這兩個輪子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而又相互制約的。無論那個輪子出現問題，社會這部龐大的列車都會陷入停滯甚至出現難以逆料的混亂。多年推進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成績斐然的印度人民黨在2004年5月的大選中意外敗北的事例，再次向世人表明：維護社會公正與效率這兩個輪子的動態平衡，是現代社會任何執政黨都不能不考慮的問題，更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世紀必須關注的重點。
    社會公正不是平均主義。沒有效率的社會公正，中國的老百姓不需要。“文革”前后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中國的老百姓早已吃夠了。離開了社會公正，不可能有社會整體意義上的經濟效率。欠缺社會公正，普通老百姓不僅享受不到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益處，反而會在高樓林立下顯得更加窘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競爭的市場領域里，具有關鍵性的積極意義；但在社會整體進步的背景中，就不見得具有積極意義。東南亞、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世紀交替之際面臨的困難，也一再地證明：“社會公正”和經濟發展這兩個輪子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而又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個社會如果不能為自己的公民尋求公平和正義，這個社會將不可能獲得持續和諧的發展。
    對個人來說，“社會公正”頗似地球上的空氣。空氣是自然人延續生命必不可少的一種客觀物質，平時看不見摸不著。空氣正常時，人感覺不到什么。一旦到了空氣稀薄的高原、高空，或通風不暢的地下礦井巷道中，個體的生命力受到抑制，一個人才會認識到空氣的珍貴。社會公正也是如此。公平、公正缺失過多，社會不公現象頻繁出現，遭受社會不公損害的公民日益增多，社會的肌體和心理均會產生嚴重的病變。
    勞動者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這類的社會不公現象，正在無情貶低著我們社會賴以穩定的生存價值、勞動價值和自我實現的價值，正在嚴重瓦解著我們社會成員心靈上的基礎結構。
    十六大報告中我們黨再次重申，我國的分配政策是“以按勞分配為主”。但在目前的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大量國民財富通過非規范的途徑流入個人手中。《中國社會導刊》2003年第8期孫立平的文章指出：“2002年我國的GDP超過10萬億元，其中城鎮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為3點6萬億元，但‘工資總額’所代表的勞動報酬在1點2萬億元左右，只占GDP的12%，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就是說，有2點4萬億元是通過非工資的方式分配的；也就是說，當前我們社會并沒有做到“以按勞分配為主”。
8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宣傳著“勞動光榮”、“勞工神圣”、“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十六大”又一次向全世界發出了“必須尊重勞動……，這要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的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五十條規定；“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企業要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這是《勞動法》的重要內容。企業用工，要與受雇的職工簽訂勞動合同。要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這是強制性的義務；要給勞動者付給報酬，更是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這些基本知識，勞動者不會不明白。但勞動者有自己的苦衷。在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下，為了保住一份工作，在工資、社保等問題上，勞動者往往不敢與雇用方據理力爭———爭的結果之一必然是失去工作。況且，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者，誰都知道與強大的企業“較真”的種種復雜繁瑣，他們耗不起。雇用方也恰恰是看到這一點，通過不斷地壓縮勞動力成本而獲取超額利潤。
    勞動報酬，合理合法。卻非要逼得勞動者爬上高樓鬧自殺不可。登上高樓索薪的方式固然不適當。但竟然有那么多勞動者合法的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即使在法制環境相對較好的北京建筑市場，施工企業拖欠民工工資總額也近３０億元”（見2003年8月20日《經濟參考報》頭版報道）。這樣的現實，讓中國社會早已形成的“勞動光榮”、“尊重勞動”的社會價值觀，在眾多的勞動者及其父母兒女心目中還能有什么位置？
    勞動者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這類的社會不公現象，也正在消弱著一些地方政府的權威和社會的公信力。《憲法》所賦予勞動者的各項勞動權益，竟然在某些企業主、包工頭、甚至在國有企業那兒成為不屑一顧的空文。當成千上萬的民工，從自己艱辛的生活中得出了勞動不值錢的認識后，受到損害的決不單單是勞動者。勞動者受到的是經濟損害，而傷害得更深的是當地的人民政府。政府受到的是政治傷害！如果工廠主、包工頭眼里有人民政府、有《憲法》《勞動法》的話，他們敢、他們會拖欠民工的工資嗎？如果作為人民政府職能部門的各級勞動部門嚴格、及時執行了《勞動法》、《憲法》，神圣的國法所賦予民工的各項勞動權益，怎么會在一些企業主、包工頭那兒成為了不屑一顧的空文？索薪的民工被迫走上高樓，表明了民工這一社會弱勢群體的無奈，更暴露了我們社會中已有人在無視《憲法》《勞動法》等國法。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不能讓本地的勞動者，尤其是民工處于無奈之中。社會上無奈的人多了，實際上表明了當地政府的軟弱無能。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政府的軟弱，后患將是無窮！
    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障之類的社會不公，也嚴重挫傷著社會底層勞動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歷史活動都是人民群眾的活動，沒有人民群眾最廣泛的參加，任何事業都將一事無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宏偉的事業。它需要最廣泛人民群眾的積極參加。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87頁），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勞動熱情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重要的心理資源。社會不公，會使公民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產生誤解，會對公民的勞動態度產生消極影響，公民的勞動熱情會降低。缺乏勞動熱情這一社會心理資源，21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肯定會困難重重。
    更不容忽略的是，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障之類的社會不公，已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溫床。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的增長速度，不得不屈服于資本強權，人為地制造一種不利于勞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勞工迫于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壓力，可能會忍氣吞聲地接受這種現實，但是內心不滿情緒會增長。一旦風吹草動，勢必造成大規模旨在維護勞工權益的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制約著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說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的話；那么維護“社會公正”，則是保證21世紀的中國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約束條件，一個基本前提。能否維護好社會公平、社會公正，直接關系到人心向背，關系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興衰。

    三、破除“唯經濟論”，用“社會公正”促進全社會和諧持續地發展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條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中軸的曲線；在物質因素作為第一因素的前題下，社會各個方面的因素互相制約、互相作用、互為因果。而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或沖突現象，“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
    2002年11月去世的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指出：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正義論》第2頁）。進入21世紀的中國社會，面對經濟成份、組織結構、利益關系、分配方式諸方面的日益多元化，自然也不例外。
    21世紀上半葉，中國要全面建設的小康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必須體現“社會公正”的社會經濟體制。只有這樣的社會經濟體制，不同的利益階層才有可能減緩減小“利益沖突”，增加增強“利益一致”；才有可能求大同存小異，萬眾一心奔小康。
    充分體現“社會公正”，我們的政府首先就要破除“唯經濟論”，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的發展觀。英國學者杜德利·西爾斯在《發展的含義》一文中指出：“增長和發展”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增長僅僅只是物質的擴大，“增長本身是不夠的，事實上也許對社會有害：一個國家除非在經濟增長之外在不平等、失業和貧困方面趨于減少，否則不可能享有‘發展’”。近十多年來，“發展是硬道理”一直是我們黨強調的，也是公民耳熟能詳的。但在實際工作中，不少地方政府、不少人們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其它如生態環境、社會公正、職工權益和公共衛生等都是可以忽視的。似乎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希望“用經濟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際上，這即是對我黨關于發展問題的曲解，也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片面認識。
    十六大提出了作為我們黨第一要務的科學的發展觀。所謂發展，首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發展；如果經濟的發展不能使人民生活在一個民主、自由、和諧、平等的社會，生活在馬克思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那么，這種發展就是畸形的發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發展。再者，單一的經濟發展在增長到一定階段后就會顯示出局限性，反映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GDP不能完全反映社會真實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也不能繼續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所以，必須破除在發展觀上的“唯經濟論”，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科學的發展觀，全面理解“發展就是硬道理”這個通俗的口號。否則就難以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難以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政府不僅要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施加影響，而且有些時候是決定發展的關鍵因素。破除“唯經濟論”、樹立科學的發展觀，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關鍵在于健全和完善各級政府、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標準）體系。政績考核就如同“指揮棒”，它決定著政府工作的方向。完善政績考核是破除“唯經濟論”最有效的一招。
    政績考核（標準）體系的健全和完善，要瞄準 社會主義的本質，要瞄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社會主義追求的核心價值目標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實現人與人之間平等的條件是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的充分自由發展。可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這個核心價值目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既需要以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又需要把人作為發展的中心，給予充分的關注。以便于在物質的極大豐富的同時，實現人的充分發展。市場經濟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其核心是解決發展生產力過程中的競爭和效率。由于市場是自由的、開放的，它本身不考慮社會公平問題。如何來彌補這個“真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惟有政府才能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保護市場競爭中弱者利益的責任。
    經濟效率或GDP不應該是政府的唯一目標，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必須擔當起糾正市場偏差、維護社會公正的職能。政績考核（標準）體系不僅要有助于推進建立一個富裕的社會，而且要有助于人的充分自由發展、有助于建立一個文明、公正和全面進步的社會。政府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為強大的力量，既要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維護利益主體之間的平衡，更要通過對各級地方官員政績的考核、公布，通過廣大群眾的知情與參與，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和政策優先秩序，逐步地趨向全人類理想的社會主義。
     社會的發展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和測量的。從純粹經濟的角度，我們可以把GDP的增長作為增長的指標。從環境保護和生活質量角度，也可以把綠色GDP的增長作為衡量的指標。社會公正也是衡量社會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從社會公正原則的角度看，“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注底層”是堅持社會公正、促進社會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前些年，在地方領導政績考核中，很多體現社會公平的指標是軟指標；而經濟增長、財政增收，“城市亮麗”，才是硬指標，是影響地方官員政績和前途的主要指標。因此有必要將體現社會公正的指標，例如失業率、扶貧和社保等列入社會發展指標體系中，并定期發布，通過群眾的知情與參與，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和政策優先秩序。
    令廣大人民群眾欣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已清醒地認識到發展觀上“唯經濟論”的危害性。2003年6月底，溫加寶同志在香港說當今的中國：“經濟這條腿長長了，但社會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一個人，一個國家，兩條腿一長一短，走起路來就會站不穩、站不住”（見《南風窗》2003年9月上）。2003年3月十屆人大閉幕后，中國政府就已經明確地開始調整發展觀念。在經濟保持增長、物價指數平穩的情況下，促進就業、減緩城鄉低收入群體、社會弱勢群體的困難等維護社會公正的指標已躍升為衡量發展的一個“優先指標”。 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維護社會公正更是推到了突出的位置。《決定》明確提出要“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要“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這些落實“兼顧公平”的舉措，匯集為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科學發展觀”。
    2004年4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了《愛爾蘭時報》助理總編唐納荷的采訪時說：“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國富論》的一句名言——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卻很少有人讀過。他在這本書里寫道，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對于我們來說，第一是發展。第二是協調發展。我們要特別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中國共產黨2006年10月閉幕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向全世界昭示了：“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的論斷。我作為一名新中國的同齡人，為我們黨中央做出這一英明論斷而感到欣慰。這一論斷,表明我們黨已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全黨面臨的重大任務。每一個熱愛祖國、每一個關心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中國人，怎能不由衷地感到歡欣鼓舞！

    一個社會，當它注重社會公正，不僅被設計得旨在推進它所有成員的利益，而且也目標體系明確、有效地受著一種公開的、科學的發展觀管理時，才有可能推進全社會的和諧持續的發展。21世紀中國全面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肯定會證明這個道理。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年8月,當年9月26日粘貼在人民網強國論壇,次日被選入人民網的主頁上)

主要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研究報告之二十一<經濟改革與社會公正>  2003年8月11日 中國經濟時報
    2、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3、孫君恒《發展觀的轉變；由GNP到HDI》  2003年8月19日光明日報
    4、夏文斌《走向正義之路——社會公平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5、沙蓮香《社會心理學》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6、丁一凡《大潮流——經濟全球化與中國面臨的挑戰》  中國發展出版社
    7、于建嶸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學所做的演講《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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