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

“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的關系

李延明

針對“以物質財富為本，以GDP為本”的發展觀，2003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新發展觀一提出，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震動。一些人認為“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義，并從馬克思主義出發進行了解釋和高度評價。另一些人激烈反對，認為“以人為本”不講“人”的階級性，陷入抽象的資產階級人本主義，是個“錯誤的提法和指導方針”。他們主張用“以民為本”代替“以人為本”，少數人甚至主張把“以人為本”換成“以無產階級為本”[1]。

在這場爭論中，“人”與“民”呈現為明顯不同的兩個概念。

在中國古代，“人”與“民”確實是兩個不同概念，“人”有地位，而“民”沒有地位，“人”與“民”簡單地堆砌在一起，構成除了最高統治階層之外的集合體。那時，君王是最高統治者，官吏屬于“人”[2]，而平民百姓屬于“民”。民是被管理者，而君和官是管理者。

在西方國家，“人”是與“神”、與“物”相對應的概念，指的是能夠制造和使用工具進行勞動，并能用語言進行思維的高等動物。后來，隨著“西學東漸”，對“人”的這種解釋普及于世界，成了全人類的共識。而“人”在中國原有的作為與“民”相區別的有地位的社會成員的涵義，即使在中國也被絕大多數人所遺忘[3]。

在現代社會，“民”有“住民（居民）[4]”、“公民”、“選民”三個層次。其中，“住民（居民）”指人類所有成員，不以被國家承認和被政府編入戶籍為條件，與“人”的外延基本上相同。“公民”需要具有某國國籍，在憲法和法律上享有利權[5]并承擔義務，其外延小于“住民（居民）”[6]。有的國家稱公民為“國民”。因為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選舉權，所以“選民”的外延又小于“公民”。

如果把“人”作為與“神”、與“物（含動物，以及GDP等）”相對應的概念而把“人”與“民”連綴到一起，“人民”就成為與“神民”、“物（例如狗）民”相對應的概念，“人”就成為“民”的修飾詞。由于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神民”、“狗（物）民”，所以在這個話語系統中，把“人”與“民”連綴到一起并不必要。現在的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把“人”與“民”連綴到一起使用，是在“西學東漸”時為了找一個與英文中“people”相應的概念而制造出來的。這里的“人民”已經不是有地位的“人”與沒有地位的“民”的簡單迭加了，其涵義類似于“民眾”或者“國人”。

    “民”除了上述涵義外，還有大陸中國人熟知的另一種涵義，即毛澤東給“人民”規定的涵義，這就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人屬于人民，站在我的對立面的人屬于人民的敵人。在這種場合，“人民”實際上成了一個政治統一戰線的概念，成了在敵我斗爭中“我方”的代名詞。毛澤東話語系統中的這個“人民”同中國古代與“君”相對應、與“官”相對應的“民”的概念雖有部分重合或者相近之處，但是并不一樣。“人民”并不是指被管理者，“人民的敵人”也不是指管理者。此外，人們在使用毛澤東的“人民”概念時，還同時使用“黨和人民”、“政府和人民”、“軍隊和人民”等等的提法。因此，在毛澤東的話語系統中，與“人民”相對應的概念除了“敵人”以外，還有“黨”、“政府”、“軍隊”等等。

“以人為本”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思想，它對應的是“以神為本”。

“以民為本”是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的主張，它對應的是“以君為本”、“以官為本”。“以民為本”同君主制并不抵觸，同“為民做主”并不抵觸。當然，“以民為本”也可以“由民做主”。

因為當代的“民”有層次的區別，所以，在當代，以不同層次的“民”為本，會呈現不同的政治意義。“以住民（居民）為本”，除了表述角度不同以外，在實際效果上等同于“以人為本”。“以選民為本”，在與國家機關相比較的場合，等于“以國家機關為末”，可以理解為由全體選民掌握主權，而國家機關掌握治權，即管理權[7]。我們可以把“以選民為本”看成民主制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以公民為本”介于“以住民（居民）為本”和“以選民為本”之間。雖然在許多國家，它實際上是“以社會全體成員為本”，但是在學理上它不是“以社會全體成員為本”，而是“以社會部分成員為本”。

“人”作為能夠制造和使用工具進行勞動，并能用語言進行思維的高等動物，既包括“民”，也包括“君”和“官”。“人”是屬概念，“君”、“官”和“民”是種概念。因此，“以人為本”同“以君為本”、“以官為本”、“以民為本”相比，屬于不同層次或者不同范疇，“以人為本”同“以君為本”、“以官為本”、“以民為本”之間并不存在干擾關系，或者說并不相悖[8]，可以同時并存。當人們主張“以人為本”時，并不涉及在“人”的內部是“以君為本”、“以官為本”還是“以民為本”，因而既不排斥“以君為本”、“以官為本”，也不排斥“以民為本”。

同樣，如果把“民”理解為毛澤東所說的“人民”，那么它和“人民的敵人”都屬于“人”。“人”是屬概念，“人民”和“人民的敵人”是呈現為矛盾關系的種概念，他們的和構成“人”的全部。“以人為本”同“以人民為本”、“以人民的敵人為本”之間也不存在干擾關系，可以同時并存。當人們主張“以人為本”時，并不涉及是“以人民為本”還是“以人民的敵人為本”，或者“以黨為本”、“以政府為本”、“以軍隊為本”。因而既沒有否定“以人民為本”，也沒有否定“以人民的敵人為本”，或者否定“以黨為本”、“以政府為本”、“以軍隊為本”。“以人為本”是針對人與神、人與物的關系說的，并不妨礙在另一個層次即“人”的內部劃分階級和民族，并不涉及“人”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

有些人說：“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我認為，既然“人”是屬概念，“人民”是種概念，那么，說“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就像說“中國就是（等于）甘肅”，或者說“人就是（等于）印第安人”一樣，在邏輯上是不恰當的。

在毛澤東的話語系統里，“人民”即使占人口即“人”的大多數，占社會全體成員即“人”的95％，也仍然僅僅是“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的全部。所以，用毛澤東的“人民”概念來理解“以民為本”，就是主張“以一部分人為本”。只不過不是“以敵人為本”，不是“以黨為本”，不是“以政府為本”，不是“以軍隊為本”，而是“以人民為本”而已。

因為毛澤東宣布：“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9]所以，“人民”的具體組成就有可能隨著評價主體的認識和需要而不斷變化。一個中國人，即便擁有中國國籍，具有公民身份，也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此外，如果一位曾經有資格代表“人民”的官員，因為某種原因成了評價主體在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在“人民”范疇之外的公民，雖然生活在自己的國家里，卻如同寄居在一個不屬于自己的國家中一樣。一個人完全可能因為某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在某些情況下屬于“人民”，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又被置于“人民”之外，一旦事過境遷，時移勢易，又可能重新成為“人民”的一員。“人民”雖然在名義上有著明確的內涵，但是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誰是“人民”？由誰來代表“人民”？卻并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在發生派系斗爭，爭執不下的情況下，就像判定誰“代表無產階級”，誰“代表資產階級”[10]一樣，實際上只有掌權者甚至是最高掌權者才能夠最終決定誰屬于“人民”。

既然“以人為本”針對的是“以神為本”、“以物為本”，而不是針對“以君為本”、“以官為本”、“以人民的敵人為本”、“以黨為本”、“以政府為本”、“以軍隊為本”；既然“以人為本”同“以民為本”不屬于同一個層次，因而并不妨礙對“人”進行階級劃分，并不妨礙對“人”的不同部分區別對待，那么，主張對“人”進行階級劃分并區別對待的人就理應接納“以人為本”，允許其同自己在另一層次上“以民為本”的主張同時存在。

然而，有些人卻把“以人為本”與“以民為本”之間看成全異關系，把“以人為本”說成同“以民為本”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根本對立的主張，要求中央用“以民為本”代替“以人為本”，廢棄“以人為本”。在“以神為本”已經退出社會生活主導地位[11]的情況下，在“以人為本”作為“以物為本”的對立物而出現的當前背景下，這樣做，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客觀效果只能是為“以物（GDP）為本”的發展觀助陣，不利于“以人為本”的發展觀。

在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這個哲學命題蘊含著發展的主體是人、發展的動力是人、發展的尺度是人、發展的目的是人。推進發展的終極目的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以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沒有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就沒有人的全面發展。

    只要我們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發展觀，切實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它就會引導我們使發展中國的事業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引導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變為中國的現實，建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2006年10月25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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