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華大學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暉見面，他在清華教書。他是個不高、結實的男子，頭發有了幾縷灰色，神情愉悅，看起來總是很愿意微笑，他來的時候騎著輛老式的自行車，這以后我們見面他也都是這么來的。他穿著深色的燈芯絨褲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頭衫，在美國的校園里這么穿也不會錯。

　　作為中國的重要知識分子刊物《讀書》的主編之一，四卷本中國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暉才四十多歲，他被認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學者的集合）的一個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識分子提倡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以外的“中國它選”（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夠保證被最近的改革拋在后面的中國8億農民的福利。他和中國大部分執不同政見者不同，這部分人從1989年產生，大多是人權和主張民主的活動者，汪暉和新左派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可能變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個月末通過反腐敗處理黨內的領導以及一貫的限制市場過度的發展－－顯示，這種觀點并不是烏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雖然新左派從來沒有直接指導過政府政策，他們所關注的問題正越來越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

　　在過去幾年中，汪暉有說服力地、而且經常地分析一個外人認為是當代中國的一個關鍵矛盾：一個專制的國家培養自由市場經濟，同時又擁護社會主義。我們見面的第一個下午，汪暉基本沒有閑聊，就開始分析這個國家的問題。他描述了共產黨已經向富有的商人開放入黨渠道，雖然官方還是致力于平等主義。他說，很多黨的地方官員，利用他們專斷的權力犧牲了他們應該為之服務的農村人口而成為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和房地產投機商合伙從農民那里奪取集體所有的土地（60％的土地獲得是非法的。）其結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業利益的聯合，汪暉說，這讓人想起美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中相似的聯合。

　　當他談到市場改革是如何擴大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的時候，穿著漂亮的學生在瀏覽一些深奧的書籍（里歐。斯特勞斯、哈貝馬斯），查閱電子郵件，抿著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館和連著的萬圣書園，汪暉看來很有名。學生們很尊敬地問候他，服務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暉還是屬于一個少數群體。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度的毛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失敗敬而遠之，即使是那些跟國家毫無關系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市場經濟對中國的現代化和復興是不可缺的。朱學勤，上海大學的一個歷史教授，中國最有名的自由主義者之一，告訴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場改革。對他來說，中國現在的不穩定不是由經濟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壓制的體制造成的，這種體制阻礙了間接民主和憲政政府的出現。

　　汪暉很愿意承認中國的經濟改革努力并不是沒有帶來巨大的好處。他贊揚了改革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從1978到1985年，這個階段提高了農業產量和農村生存條件。他說，是最近在城市創造財富的執著－－以及它把政治權力交給地方（這些人經常公開忽視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的決定－－導致了中國的高度不平等。不僅在中國也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中，接受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是福利系統的分崩離析，貧富差距的加大，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對汪暉來說，提醒國家它以前對工人和農民作出的、沒有實現的承諾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雖然他援引了社會主義原則，但是汪暉很快告訴我他不喜歡新左派這個標簽，雖然他自己也用過這個詞。汪暉說，“80年代中，知識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認為它引起了中國所有的問題，右翼的激進分子用‘新左派’這個詞來打擊我們，想讓我們看起來像是毛時代的殘余。”汪暉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歐美的激進知識分子，新左派其實最早是用來描述這群人的。他說，他們中的很多人有過激情和口號，倒是卻只有很少政治實踐，他們中的不少人最后變成了新保守主義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樣的“幻想項目”，這沒什么可吃驚的。

　　汪暉更傾向用“批評的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來描繪他自己和執類似想法的同事，他們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國鄉村運動的一部分，他們試圖減輕農村貧窮和環境破壞。雖然寬泛地說是左翼的，《讀書》發表的文章來自意識形態的整個領域。汪暉本人的寫作也廣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從法國歷史學家布羅戴爾到全球化的理論家華勒斯坦。汪暉說，“我覺得知識質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來用。”汪暉說，《讀書》曾經進行過抽象的關于后殖民理論的討論，也有在中國關于政府以城市為中心的改革是怎樣破壞了農村社會的最有意思的分析。當然《讀書》能夠發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暉對這一點很坦白。《讀書》的作者和編輯行使某種程度的自我審查。不能在最為敏感的話題上跟主流論調偏離的太過分－－比如說臺灣或者新疆問題。

　　汪暉說，“在西方人們問我，‘你怎么定義你的位置？’‘你是不是個執不同政見者？’我說：‘不是。’什么是執不同政見者？這是個冷戰時期的范疇。現在它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很多在美國的中國執不同政見者可以回到中國。但是他們不愿意回來。他們在美國過得不錯。對那些問我是不是執不同政見者的人，我告訴他們我們是批評的知識分子。我們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們反對。這都要根據政策的內容來決定。”

　　汪暉出生在東南部的江蘇省揚州市，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汪暉才7歲，剛進小學。十年動亂給老一代帶來了創傷，但是對汪暉來說留下的是溫和的記憶。他回憶起每年學農，被學校帶到鄉村去干一兩個禮拜活。“我們這一代城市的知識分子，”他說，“是最后一代還有鄉村生活的第一手經驗的。”

　　他把他中學畢業以后在揚州的工廠工作的20個月作為一份可貴的經驗。1977年他參加了文革后恢復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間很多大學要么關門了要么只招收工農兵學員。“數千名學生競爭著一個入學名額，”他回憶到。

　　當他在1980年代中期從揚州搬到北京開始博士學習的時候，汪暉發現他了一個更加擁有特權的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他說，“在毛時代成為攻擊對象；現在，在毛以后的時代，他們又成了精英。”汪暉說，到那時，知識分子都同意應該做什么：中國必須拋棄它的“封建”和社會主義的傳統，追上資本主義的西方。文化大革命的傷痕使得知識分子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個失敗。汪暉認為，結果他們沒有進行任何真正關于西方模式的消費社會可能在中國被重新建構，或者這種消費社會在中國對環境來說是否是可持續發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國，被理想化了。

　　汪暉最初開始發展他自己的關于當代中國的想法是在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論文題目是中國最受尊敬的現代作家之一，魯迅（1881－1936）。汪暉解釋說，魯迅是一個左翼作家，但是他對左翼作家們和活動家們非常地批評。他批判中國的傳統，但也是個優秀的古典學者。他歡迎西方關于進步的概念，但是也對它很懷疑。魯迅內在的矛盾幫助汪暉看到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棄舊揚新的問題－－毛主義者和自由市場資本家們卻都是執這種觀點的。

　　對汪暉來說，跟中國的不平衡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問題首先是1989年提出的。通常他都比較敏銳、平白，當他用流利的英文（偶然會有些個人特點）描述一個“廣泛的社會運動”是怎樣從市場改革的休克療法產生的問題中發展出來的時候，他說得很生動。學生當然是最惹人注意的。但是也有更多城市中的中國人－－工人、政府官員、小規模經營的商人－－希望控制腐敗和通貨膨脹，在那時，當基本商品的物價控制取消以后，通貨膨脹已經高到30％。

　　1989年的春天，汪暉是享有盛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員。他告訴我，他看到了“可能性”，即使他對“缺乏理論或者方法論的一致性”也有保留看法。汪暉認為，有點讓人想起20世紀早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沒有比他們激進地拋棄過去的一切時更加團結的時候了。

　　福利國家的更多方面拆毀了，比如長期以來給工人提供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的國有企業。            隨后，他被安置在陜西。

　　汪暉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從陜西（中國最窮的一個地區）開始的。他看到享受著改革開放成果的沿海城市與內陸省份的明顯差距，非常震驚。他也對自己和同事的無知感到震驚。“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的舊秩序都深陷危機。”

　　改革的一部分使得陜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這個地區并不出產任何有價值的農產品，甚至都不能生產足夠的口糧。由于貧窮的加深，犯罪和社會問題急劇增加，有爭奪土地的暴力毆斗，男人們賭博，打老婆和女兒，甚至賣掉她們。汪暉住在一個低地的村莊，晚上睡著宿舍就有洪水淹進來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寫宣傳手冊，警告農民們不要賭博不要犯罪。他也幫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壞的小學。“就在那一年，”汪暉說，“我意識到福利系統和合作網絡對中國的很多人來說還是多么重要。”這不是個社會主義的概念。即使是過去統治中國的皇朝也通過賦稅和救濟來平衡中國富裕和窮困的地區。

　　“人們把中國的經驗局限為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失敗，認為市場會做一切事情。他們沒有看到在過去很多事情是怎樣成功運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歡迎這些方式，比如說農村醫療保險的合作制，農民組織起來互相幫助。那在今天也許是有用的經驗，既然國家不再對農村醫療進行投資了。”

　　汪暉在陜西遇到的很多窮人把他看成是來自北京的受過教育的人，回去會讓中央政府的干部們給他們送來些幫助。汪暉說，“這個角色很沉重，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我根本無法做任何事情。”汪暉告訴我，他十個月以后回北京的時候，懷著一種對知識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覺。

　　他在陜西的時候，很有影響的《文學評論》雜志發表文章說他的魯迅研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例子。然而汪暉沒有遇到什么問題就回到了學術生活。

　　汪暉不太喜歡談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體中提到天安門就想到的關于中國的“過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們的談話內容是不同尋常的。我在中國城市旅行的時候，我發現很難讓人們談論這個話題。在1992年試圖通過號召快速的市場改革，也許當時就考慮到了個人財富以及能夠買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對許多最新變得富有的人們來說足以彌補些什么。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看起來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
　　通過出口為主的工業來在城市中創造財富的努力－－這是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這一政策－－使得中國經濟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長，也使得中國經濟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國仍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一億五千萬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費不到一美元。大概二億農村人口擁進了城鎮尋找低收入的工作。這個數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懸殊國家之一，醫療系統和教育系統都在衰退，地方黨干部強加的費用和稅收的環境中的人們真實的處境。汪暉說，這一切中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罪于“激進的右翼分子”，或者說那些引用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們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場，在80年代對里根和撒切爾政府都有很大影響）、要求中國融合進全球經濟卻不考慮大規模私有化的社會代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汪暉又提到，正是他們一直得到青睞而且支配媒體。

　　汪暉說，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識分子才開始挑戰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民主和繁榮的觀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暉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學人》雜志，他有一個很好的觀察這些知識分子的角度。當他們與西方學術界和學者的聯系越來越多，他們不僅對歐美國家的問題更加敏感，也對后社會主義的國家試圖把它們的計劃經濟模式向新自由主義靠近的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更加敏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試圖（2001年中國已經加入WTO）在學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爭論。就像汪暉描述的那樣，爭論的方向已經變化了：“很多人那時已經知道全球化不是個用來描述一個中性過程的中性詞匯。它是西方資本主義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成長的一部分。”這當然不是說新左派擁護一種隨便的反全球化姿態；新左派對最近城市中產階級中爆發的反日和反美潮是執批評態度的－－汪暉把這種爆發歸為“消費民族主義”。汪暉說，這種消費民族主義其實正與美國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種全球化：“這其實是一種偽民族主義，也是為什么美國的經濟利益受到傷害的時候，你就會聽到有人在談論對中國增加稅收和罰款。”

　　汪暉停頓了一下，又加了幾句：“很多人都認識到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經濟沒有像其他亞洲經濟那樣崩潰，是因為民族國家有能力保護中國經濟。現在，中國的出口壟斷的經濟當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賴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國經濟。”

　　今年一月，汪暉發表了一篇長文，揭露他的家鄉揚州的一個工廠的工人的困境，揚州是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據汪暉說，2004年當地政府把這家贏利的國有工廠賣給深圳的一家房地產發展商。工人股份以實際價值的三分之一出賣，工廠管理不良導致虧損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崗。汪暉稱這是揚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激蕩。

　　汪暉告訴我，他正在幫助工人們。他上大學以前曾經在附近的工廠工作過，這使他感到和這些工人們有一種特殊的聯系。他記得他的工資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個月（這是按照現在的牌價折算的），但關鍵問題是，他認識的工人們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稱市場會自動迫使國家變得更加民主，”他說，“但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只要想想在私有化過程中形成的精英聯盟。國家只有在受到一個強大的社會力量－－比如說工人和農民－－的壓力時才會改變。”

　　汪暉關于揚州的故事并不獨特。有很多敘述提到控制公共財產的地方政府官員通過私有化國有財產聚集了大量財富。

　　對汪暉來說，民主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擴大中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為一小撥已經在市場改革中獲得力量的人創造法律和憲法權利。他說，民主在中國必須是基于大多數人的積極同意，也動員大多數人，必須能夠保證大多數人得到社會和經濟公正。

　　然而對某些新左派的知識分子來說，比如說崔之元，汪暉的一個親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華大學教政治學，他就認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碰撞中存在著一些機會。“中國有更多的空間發展新想法，”他描述他為什么在美國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國時對我說，在西方，資本主義系統已經固定了，但是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地方，很多東西還在變化中。我們有一個歷史的機遇來建構一個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會。”對崔之元來說，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說，”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是對立的和分裂的并沒有什么幫助。兩者在20世紀中共同行進。不僅是歐洲的福利國家，就是美國的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這是與工會聯盟達成諒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幾年，崔之元在一個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基相關的問題上找到了愿意聆聽而且掌握權力的聽眾，這個問題就是集體所有的財產。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稱在市場經濟中，私有財產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這個觀念在中國是個激進的觀點。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發表于《讀書》的文章中挑戰了這個觀點，他強調了財產所有權本質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馬斯。杰弗遜在《獨立宣言》中把約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財產”權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樂”這個例子。

　　“杰弗遜認識到，”他說，“財產權是從社會而不是從自然生發出來的。那就是為什么美國憲法沒有關于財產權的具體條款，這個問題是后來在第五條修正案才提出來的。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員中廣泛傳閱。他說這篇文章引起了一場辯論，導致人大采取了一種折衷的憲法修正案，在措辭上有點像美國的第五條憲法修正案，只是簡單地陳述沒有人可以“不經過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者財產。”

　　這個春天有一點變得明顯了：新左派對福利國家的宣揚在黨的領導層內部也有共鳴，領導層很擔心社會不穩定，也急切地希望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暉見面的前幾周，人大在北京開會，進行了意識形態的討論。批評政府官員在向市場力量傾斜。反對市場的情緒如此之濃，以至于一項保護私有財產和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的議案（這兩條一直被外國投資者和中國的商人所游說）根本就沒被討論。溫家寶總理在描述農村重大新投資項目的時候，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共產黨當前的“重要歷史任務”。他也勾畫了平衡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的步驟。

　　一個德國記者告訴我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從一個高級領導人口中聽到的最左翼的演說：“即使是美國和歐洲政客也不會去談建設綠色GDP。”汪暉也同意這個說法。他說他看到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關注與亞洲國家的關系也很高興。“我們在過去的時代太執著于美國了，”他說，“我們非常需要改善我們和日本、印度的關系。我們都屬于這么古老和輝煌的文明，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跟隨、模仿美國。”

　　他又帶著微笑加了一句，“總理公開承認醫療和教育都是失敗，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成就。以前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汪暉說他認為政府對于消除農村貧窮是真誠的。但他也還是謹慎的，他說，“中國的去中心化已經嚴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轉化為行動已經不是那么容易了。”上個月，發生了1995年以來的第一次對高級黨內干部的清理，中央領導撤除了上海黨委領導的職務，這使得人們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領導之間的關系可能會發生重新整合，也許還會在政策上轉向保護社會福利系統和停止污染。汪暉還是有點懷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勵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我想這個事件會有一些結果，但是這些是結果而不是理由。”

　　對汪暉來說，不去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環境的危險是很明顯的：“如果我們不改善情況，那就會有更多的問題。我們已經在俄國看到人們是多么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像普金那樣的，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貪污、政治混亂、和經濟停滯。激進的市場化使得人們失去安全感，對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擊腐敗時，新左派往往看起來像是在想建立獨裁政客喜歡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會主義辭藻和新左派的觀點的越來越多的相似性當然會讓很多人不安。龍應臺，一個知名臺灣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經告訴我，她對那些看起來在意識形態上跟共產黨體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劉軍寧把這個觀點又推進了一步，他是一個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論者，他宣稱新左派就是被對西方的仇恨激勵著，是共產黨的民主主義舊衛士的一個新名稱。

　　雖然這個聽起來也許有點像是在夸張：溫鐵軍，原來是個政府官員，現在主持重建農村的項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溫家寶、胡錦濤一起參加了他稱為“腦力激蕩”（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會議。共產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或者（Adam Michnik），典型地通過批判擁有一切權力的國家來獲得道德領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調整他們和國家的關系呢？

　　當我向崔之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一時間失去了精神飽滿的態度。“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他說，“怎樣在道德上還有知識上處理和政府的關系。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崔之元并不把權力體系看成一個“整體”。他說，在地方和中央的層面上，都有很多方面。“幾乎每天，”崔之元說，“《紐約時報》都報道中國農民，但是如果你聽聽農民在說什么，他們在告訴中央政府，地方侵犯了他們的權利。所以即使是農民都能看到國家的不同方面，誰支持他們，誰不支持他們。”

　　王曉明，上海大學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為在汪暉的右側，但是他說他同情新左派對待共產黨政權的實際的態度。“公民社會在中國是非常軟弱的，”他說，“既然政府是改變的最積極的代理人，除了推動政府放棄它的一些權力，也不得不推動政府來做它應該做的。”

　　我和汪暉最后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否定了所有關于新左派對政權的影響越來越大的說法。“我們試圖去做的是創造一個知識環境，在這里探討新政策，”他說，“我知道很多領導人都讀溫鐵軍的文章，他們也讀崔之元關于財產權的文章。《讀書》發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樣地很有影響，我感到很高興。但是我們跟政權沒有其他的聯系。”

　　汪暉看來一點都不焦慮與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會不會把新左派的知識分子變成支持政府政策的書呆子和雇傭文人，這種現象是給政府提供建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古老傳統。“我們當然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問題的，”汪暉說，“西方人問，中國怎么能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但是這個問題忽略了現代資本主義是怎樣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是并沒有多少民主，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幫助下發展的。你必須問問西方的這種獨特的經濟模式是否可以不經過浩大的戰爭和環境破壞而實現。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中國已經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國森林的大部分已經消失了，而其他國家還是必須為中國的消費提供木材。”

　　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的時候，汪暉也談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個題目：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怎樣對整個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戰和可能性，同時也帶來了深重的影響。“西方社會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一直居于領先地位，并且通過他們的決定改變了世界，”他說，“中國和印度在新的世紀也會扮演同樣關鍵的角色。但是這樣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認為對中國和印度的知識分子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們必須探索西方現代性模式的它選（alternatives）。否則，那些‘消費民族主義者’已經在說了，‘美國曾經最大，現在我們最大。’”

　　汪暉大笑，然后加了句：“這是很沒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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