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社會學是關于現代性的科學,“現代社會向何處去”是社會學始終面對和思考的問題。社會學自創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會為己任, 以社會秩序達成為根本追求, 因此, 社會學理論實質是社會建設理論。如果把因現代性的發端與擴展而興起的社會建設理論稱為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 那么就可以把關于現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現代性的社會建設理論稱為后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建設性與反思性是社會建設理論的雙重品格, 一直貫穿在社會建設理論的發展過程中。
關鍵詞： 社會學; 西方社會建設理論; 現代社會; 現代性
“社會學能做什么”是常常困擾社會學業內人士的一個問題?？此坪唵蔚奶釂枀s時常使回答者不知從何說起,甚至陷入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那么, 社會學究竟何以可為?或許, 回答這一問題至少有兩個方面應該予以考慮。其一,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產生于何時, 因何而產生? 其二,對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事實, 社會學是否能以及應該怎樣予以反應和關懷? 簡言之, 這實際是關于社會學產生和發展的問題。
談及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 不可避免地涉及與現代性的關聯。一方面, 現代性是社會學的“助產士”或“催生婆”,社會學是關于現代性的科學, 關注“發達的”或“現代”社會[1](P35); 另一方面, 社會學的理論學說并非空穴來風, 而是與現代性的命運形影相隨, 它既隨后者的發展而發展, 又以其自身的思想力量給后者以精神動力。社會學與現代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建構中走向發展與成熟。
在實踐層面上, 現代性的流動過程是現代社會的逐步生成過程。如此一來, 社會學所經由產生并面對的現代性問題即成為社會學如何直面現代社會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 社會學扮演了雙重角色, 一方面, 社會學扮演如何建構現代社會的“建筑師”角色; 另一方面, 當現代社會的機體發生病變之時,“手術師”的任務便落在社會學的肩上。概言之, 在“現代社會向何處去”這一問題面前, 社會學承擔建設與醫治或建構與反思的雙重任務, 并且, 反思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建構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 一切社會學理論都是社會建設理論, 是對社會運行與發展的思維抽象和思想凝結。
一、關于現代性的社會建設理論
現代性是隨著世界近代歷史的發展而濫觴于西方國家的, 主要有三大歷史事件促成了現代性的孕育和產生。其一, 文藝復興以人性反抗神性, 促成了人的思想解放, 在挑戰“天上之城”獨占地位的過程中確立了“地上之城”存在的合法性; 其二, 近代科學的誕生刺激、滿足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 并促進了科學實驗與技術發明的蓬勃發展; 其三, 啟蒙運動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掀起了一場遍及歐洲的資產階級政治革命, 并促進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理性與神意、科學與蒙昧、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役等范疇凸顯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對立。
那么, 究竟何為現代性? 可以說, 現代性是一個內涵豐富、歧義叢生的概念, 學術界對它的解釋與厘定始終處在討論之中且莫衷一是。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 大約17 世紀出現在歐洲, 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 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盵2](P1)他進而從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監控體系和對暴力工具的控制上界定了現代性的四個維度。阿爾布勞指出,“現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領土權、擴張、發明、應用科學、國家、公民身份、官僚組織、資本主義及許多其他成分組成的結合, 它們合在一起, 為蕓蕓眾生的實際活動提供了一種框架。”[3](P86)在英國社會學家多德看來,“現代性工程是社會理想化的結果,它試圖在啟蒙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建構。它關注的是普遍價值, 并從這樣一種信念中汲取營養: 歷史是對那些價值的認識過程?！盵4](P1)被喻為“后現代性的預言家”的鮑曼則將現代性解釋為知識的永不止息的進步, 將其看做一場最終能夠取勝凱旋的戰斗, 看做一場理智反對情感或動物本能、科學反對宗教與巫術、真理反對偏見、正確知識反對迷信、反思反對無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對情感的作用及習慣統治的斗爭[5](P150)。
綜合上述討論, 在總體上可以認為, 現代性是指從文藝復興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歷史狀況與文化精神。對此, 可從兩個基本方面進行理解。其一, 作為一種歷史狀況的現代性, 它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背景直接相關。相對于傳統性或前現代性的農業經濟、禮俗觀念、專制統治及同質、僵化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而言, 現代性是去蒙昧性與去傳統性的生活境況。其二, 作為一種精神狀態的現代性, 它鄙視人類蒙昧、未開化的精神世界, 相信人類理性的無限能量和拓展空間, 崇尚人類社會永恒進步的價值理想。
具體說來, 在這樣的歷史情境與精神狀況中, 人類將運用科學技術打破和超越簡單、機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實現物質生活富足, 提升生存發展能力; 在政治上祛除專制、人治統治, 以法理契約保障個體成員的自由、平等;在文化與思想觀念上, 擺脫超自然的蒙昧觀念對人類頭腦的禁錮, 倡導推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理想。概言之, 現代性就是包含經濟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內的, 指向人類社會自由、平等、博愛、進步與秩序的理想化狀態及貫穿其中的理性精神、價值追求和倫理承諾。我們認為, 現代性的核心是一種指向美好未來的價值追求, 它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內核。
社會學的產生與現代性的產生和擴延是同一過程。一般認為, 社會學的誕生以孔德1839 年提出“社會學”一詞為標志。從歷史上看,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社會背景與思想狀況為社會學的孕育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一方面,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并促進社會經濟飛速增長, 但同時社會生活中犯罪、自殺、失業和商品崇拜等問題也凸現和日益蔓延, 需要社會思想家進行冷靜思考;另一方面, 肇始于英法的啟蒙運動高揚人的理性, 對傳統的迷信、無知予以猛烈抨擊, 并對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學玄思發出挑戰。此時, 社會學便從哲學中脫胎出來, 充任現實社會的解說人和建設者。
在創立社會學之初, 孔德意在反對神學的蔽翳和抽象的形而上學玄思, 試圖效仿自然科學的方法準則, 把人們對社會的認識從天國拉回人間, 以期實現對社會現象客觀、實在的認識和理解?？椎率紫葏^分了人類思辨發展的三階段, 即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资险J為, 在實證階段, 人類智慧放棄對絕對知識的追求, 而把力量放在從此迅速發展起來的真實觀察領域, 這是能被接受而且符合實際需要的各種學科的基礎?？椎逻M而對“實證的”一詞的含義做出詮釋: 現實的而不是虛幻的, 有用的而不是無用的, 肯定的而不是猶疑的, 精確的而不是模糊的,組織的而不是破壞的[6](P29-30)。概括說來, 實證主義的基本信念是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無根本區別,“由于科學已經取代宗教成為無可爭議的權威, 將自然科學中卓有成效的方法運用于社會生活領域, 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既勢所必然又合情合理?！盵7](P185)
孔德試圖根據自然科學觀察與預測的法則重建適應社會發展狀況的新學說。“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結束現代重大危機, 這種重建工作, 從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門足以適當解釋一個人類歷史的社會學理論?！盵6](P43)孔氏不僅是一個理論家、思想家, 同時也是一個積極入世的實干家, 他創辦實證主義教育協會以宣傳、普及實證精神, 以秩序與進步為口號致力于實現社會的精神重建?？椎驴犊ぐ旱卣f道:“實證協會的總目標就是: 推動確立由實證主義所代表的新的精神權威, 因為只有實證主義通過當前人類精神所傾向的最終體系的直接作用才能完成使命。”[6](P80)
可以說, 無論后人如何批評孔德實證社會學的科學主義、精英主義,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神秘色彩,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孔德對人類觀念去神秘化、去玄思化的努力以及他對實證主義社會學經世致用的遠大追求的確給習慣于玄思冥想的人類頭腦潑了一瓢冷水, 并在社會學初創之時賦予它開啟民智與建設社會的神圣使命?！吧鐣W何以可為”的質問在孔德那里得到響亮的回答: 擔當社會建設的重任, 社會學義不容辭! 因此, 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建設性取向, 社會學理論就是社會建設理論。
二、西方社會建設理論的三大傳統
鮑曼認為, 在現代性為自己設定的并且使得現代性成為現代性的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 建立秩序的任務凸現出來[8](P7)。如果真如鮑曼所言, 現代性是對秩序化的追求, 那么, 在社會建設理論的歷史上, 孔德最早確立了追求秩序化的任務。然而, 政治革命的硝煙與工業革命的洪流卻擊碎了孔德重建社會秩序的夢想, 他所極力鼓吹和推廣的實證教育也因曲高和寡而走向沉寂。問題是, 以弘揚實證精神、重建社會秩序為志業的孔德及其所創立的社會學, 因何最終落得僅僅寄希望于人道教的多少有些悲情的結局? 答案還需在現代性中尋找。
現代性與蒙昧性和傳統性相決裂, 指向美好的未來,然而, 現代性的偉大承諾卻沒有一一變成歷史現實?？茖W技術的利用雖然增強了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提升了人的主體性, 但同時其破壞性的一面也逐漸暴露, 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科技犯罪等反倒成為束縛和支配人的力量。在社會領域, 自由、和諧的美好圖景也未能如愿, 相反, 壓抑、冷漠、煩、畏、死卻是現代人的慣常境遇與生存狀態。因此,現代性非但沒有走向圓潤成熟反而是逐漸分裂為科學現代性和人文現代性, 而且前者以壓倒優勢主宰著現代性的走向。前者崇尚科學精神與工具理性, 追求理性對自然的勝利, 將人與自然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極致; 后者則關注人的心靈與社會價值, 關心人在物質生活豐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義、實現生命價值, 探求人如何實現解放與終極自由。
在現代性與社會建設理論的關系上, 社會建設理論是關于現代性的理論, 既然如此, 現代性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地對社會建設理論產生影響; 反之, 社會建設理論必然以某種方式對現代性的分裂予以回應和展開, 并形成不同的理論傳統或理論關注點。就社會學理論作為社會建設理論這一事實而言, 我們認為, 可以將社會建設理論分為科學主義、解釋主義和批判主義三大傳統。
科學主義傳統受近代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影響, 試圖以自然界的原則和規律研究社會現象, 或者將社會現象與物理現象和生物有機體加以類比, 以期得出一致性結論?？椎滤_創的社會建設理論的科學或實證的傳統, 正是效仿自然科學的結果, 無怪乎孔氏稱其所創建的學說為“社會物理學”。迪爾凱姆將孔德所開創的科學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迪氏將具有先在性、客觀性、強制性等特征的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并且一再重申“關于應當把社會事實視為物這個命題, 是我方法的基礎”[9](P7)。與客觀性原則相伴隨的是整體性的研究方法,“為了理解社會對自身和周圍世界的表象方式, 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社會的性質, 而不是個人的性質”[9](P13)。社會團結是一種重要的集體現象, 其基礎是社會成員共享的價值觀念、共同的道德規范。在迪氏看來, 這種社會團結是依靠勞動分工來實現的, 社會經由分工實現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過渡, 其典型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遷。相對于孔德, 迪爾凱姆更加樂觀地迎接工業社會的到來, 但他并沒有因為有機團結的生長而對可能存在的社會解組的威脅視而不見。例如, 社會分工過于迅速、強制性分工的存在以及極端個人主義的滋長, 都可能破壞有機團結的紐帶。對于這些潛在的問題, 迪氏開出的藥方與孔德的做法十分相似, 即主張全面強化道德規范的控制與調節功能, 在社會各個層面推行職業道德建設。迪爾凱姆繼承了孔德開創的實證主義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并且將社會道德重建與秩序追求的使命貫徹始終, 為后來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但其堅持把社會事實當成物來看待的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德國歷史主義者的強烈批評。
德國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狄爾泰認為, 人類生活是具有價值和意義的追求過程, 而以自然科學原則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原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因而必須建立一門有別于實證主義的人文科學, 其基本方法是理解和移情。受狄爾泰的影響, 韋伯也認為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 前者實質是社會行動的表現, 而社會行動的本質屬性是行動者在意義上的關聯性, 所以, 必須把主觀性作為一個根本問題去對待。因而韋伯將社會學定義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 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10](P40)。相對于孔德和迪爾凱姆來說, 韋伯的社會建設理論可以被稱為解釋的傳統。
韋伯社會建設理論的起點是對社會行動與“理想類型”方法的闡發。在韋伯看來, 社會行動的最根本特征在于行動者的意義指向, 即只有當其主觀態度指向他人的行為時, 這樣的行動才構成社會行動。韋伯社會建設理論的另一核心概念是作為思維構造的“理想類型”。以韋伯的“意義指向”和“理想類型”方法為基礎, 可以粗略地將其社會建設理論分為社會行動論、組織權威論和宗教倫理論三個方面。這三方面共同遵循韋伯關于現代社會理性化趨勢的思考與體認。眾所周知, 韋伯將社會行動分為工具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行動和傳統行動四種類型。這種劃分實質上反映了他對其所置身的西方社會生活的理解, 即人們的行動越來越受工具理性的支配, 而傳統、情感及價值理性的支配作用則相對弱化。這種社會行動理性化實質是現代社會生活理性化的重要表現。對統治類型的劃分同樣表達了韋伯對社會理性化的偏好。三種統治類型即傳統型權威、個人魅力型權威和法理權威, 韋伯認為科層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統治的管理制度, 而且, 科層化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無論政黨、企業還是大學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將被科層化所覆蓋。最后, 韋伯將主觀性、理解性的研究方法運用于分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選擇性親和關系, 并指出新教倫理對理性資本主義的繁榮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韋伯指出, 新教教義中的天職觀、原罪觀、救贖觀、勤儉致富觀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興起, 客觀上推動了近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繁榮。韋伯的宗教倫理理論與社會行動理論和組織權威理論一樣, 貫穿著現代社會理性化的邏輯線索。概而言之, 社會生活的理性化趨勢是韋伯社會建設理論思索的核心命題, 也是韋伯對“現代社會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的回答。
在如何對待現代性的問題上, 孔德謹慎地意識到工業社會中道德的混亂, 因而試圖以實證精神重建社會; 迪爾凱姆則坦然地迎接工業社會的到來并主張以公民道德建設應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失范; 而韋伯面對社會理性化趨勢則得出現代人難逃“鐵囚籠”命運的結論, 體現出德國哲人特有的浪漫和悲情。與上述三者不同, 馬克思將社會建設寓于對不合理現實的激烈批判上, 主張以暴力的革命摧毀舊世界、建設新世界, 進而開創了社會建設理論中有別于科學傳統與解釋傳統的批判傳統。
馬克思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地宣稱生產勞動是人類的生命本質。他指出, 有意識地改造世界的生產勞動是人同動物的根本區別, 人的生命本質和創造能力在生產勞動中得到了實現, 人們在生產勞動中得到的將是愉快和幸福;然而, 事實卻與此相反, 工人在生產勞動中不是實現了自己的生命價值, 反而將其喪失。工人在生產勞動中付出的越多, 得到的就越少, 生產勞動同勞動者的愿望格格不入,它不再是人類生命本質的體現, 而是生命活動的異化。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勞動異化的重要根源。
馬克思認為, 工人解放是整個社會擺脫私有制、克服勞動異化的必由之路, 并明確地把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完全鏟除資產階級奴役制, 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內容和根本任務。馬克思把社會革命稱為“歷史的火車頭”, 認為由進步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發動的社會革命, 將從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層面引起社會的變革, 進而達到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目標。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體現了其理論學說鮮明的建設性姿態。
綜上所述, 科學的傳統、解釋的傳統與批判的傳統構成西方社會建設理論的三大傳統?？茖W的傳統由孔德開創、經由迪爾凱姆發揚光大, 包括法國社會學學派、美國的以帕克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以及鼎盛時期的帕森斯宏觀結構功能主義, 都可歸入這一傳統。解釋的傳統可以從后來的符號互動論、現象學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理論流派中看到其發展的脈絡。而馬克思所開創的批判的傳統主要由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等人為代表人物的法蘭克福學派繼承和發展。
20 世紀20 年代, 社會學研究的中心由歐洲轉向美國。當時, 有兩股潮流主宰著美國社會學的研究取向: 一是以拉扎斯菲爾德為代表的經驗調查取向; 二是逐漸興起并占據主流地位的帕森斯宏觀結構功能主義。當后者大行其道之時, 米爾斯于1959 年出版了《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 對這兩種研究取向的弊端展開激烈的批判?！坝捎诤甏罄碚摫憩F出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義, 以及由抽象經驗主義所表現的形式空洞的精巧, 使得人們確信, 對于人類和社會, 我們還知之甚少?！盵11](P79)
更為重要的是, 米爾斯較早地意識到, 啟蒙理性在現代社會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和困擾?！坝行┤松砩铣霈F了如下現象: 在社會中, 合理化不斷增長, 合理性與理性之間出現矛盾, 理性與自由之間假設的和諧一致正在喪失; 這些人具有合理性但卻沒有理性, 在不斷地自我合理化, 可同時也越來越焦慮不安。”[11](P183)而那些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無法幫助人們認清世事、找回自我, 因而需要一種能夠增加心智品質、增進個人理性能力、解決現實問題的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斯的憂慮和呼吁在20 世紀60 年代及其后得到了廣泛響應, 主要表現為當代社會建設理論的興起。
三、西方社會建設理論的當代形態
“社會學是現代性的科學”, 社會學以社會秩序的承諾獲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那么, 問題是, 在后工業社會的背景下, 很多后現代主義者進行解構傳統、顛覆中心的游戲使社會秩序的追求似乎不再可能, 社會學是否會因此而走向終結? 作為社會學實踐展開形式的社會建設理論是否也將窮途末路?在我們看來, 答案是否定的。不僅因為現代性的產生和存在促使產生了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 而且還因為人類社會的后現代轉向促使產生后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
因此, 社會建設理論非但沒有走向終結, 反而在新的社會現實情境之下不斷面對新事物、解決新問題, 關注社會變遷中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未來走向, 只是它不再追求宏大的理性秩序, 而是進行更多的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和對日常生活的關照。（注1）對“現代社會向何處去”這一問題進行回答, 仍然是后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的根本任務。立足于現代性基礎上的社會建設理論的三大傳統已經對這一問題給予不同的回答。那么, 欲解釋立足于“后現代性”基礎上的社會建設理論如何直面和回答這一問題, 還必須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何為后現代性”這一問題予以闡釋。
一如對現代性的理解五花八門一樣, 對“何為后現代性”的回答也眾說紛紜, 不僅不同學者對其理解各異其趣,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時期、不同著作中對其的限定也不盡相同。從總體上可以將學者們對后現代性的理解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 后現代性代表了一種新的歷史階段。在吉登斯看來,“如果說我們正在進入后現代性階段, 那就意味著, 社會發展的軌跡正在引導我們日益脫離現代性制度,并向一種新的不同的社會秩序轉變?！盵2](P40)吉登斯指出后現代性秩序的輪廓, 即超越匱乏型體系、技術的人道化、多層次的民主參與和非軍事化四個制度性取向, 并且認為后現代性代表了一種“超越”現代性的運動[2](P143)。無獨有偶,史密斯在為鮑曼所做的傳記《后現代性的預言家》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分析道:“后現代是一種人類狀況, 在人們不再相信現代意識形態制造的宏大承諾之后, 在人們不再接受傳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帶來平等、自由, 或者法西斯主義能夠凈化社會, 或民主能夠給予人民以權利, 或科學能給予人類以力量使自然服從它的意志之時, 這種狀況到來了。”[12](P18)在斯馬特(Barry Smart) 看來,“后現代性概念的引進, 不僅意味著一個新的獨特形態、一個新紀元或新時代的存在, 同時也試圖描述一個相當新穎的‘狀態’或‘氛圍’的發展, 這種狀態型塑了個人行為與經驗, 并在其上表達出來?！盵13](P23)概言之, 上述三者都承認后現代性代表了新的社會特征的出現, 并將型塑人們新的認知與新的經驗。與上述三者比較溫和的風格相比, 費瑟斯通和布希亞則持比較激進的態度: 后現代性不僅表明現代社會的衰落, 而且也表明現代性工程的垮掉。費氏認為“說起后現代性, 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轉變, 或者說, 它意味著具有自己獨特組織原則的新的社會整體的出現, 意味著與現代性的決裂?！盵14](P4)布希亞通過對消費社會的分析得出更為激進的結論: 現實在退隱, 一切隱含在社會現實深處的規律和結構都消失了, 社會性走向終結。
另一方面, 后現代性不代表對現代性的否定和替代,而是與現代性連在一起。在利奧塔看來,“后現代性不是一個新的時代, 而是對現代性自稱擁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寫,首先是對現代性將其合法性建立在通過科學和技術解放整個人類的事業的基礎上的宣言的重寫?！盵15](P165)這種關于后現代性的觀點實質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性表達, 因此后現代性不是反現代性, 而是一種反思性的現代性。斯馬特的觀點更為明確:“后現代性提供我們對現代性一種批判觀點的可能性。這并非現代性的終結, 而是重新建構現代性的可能。對現代性進行分析, 重估其成本效益, 認清所帶來的非意圖后果及限制, 后現代便能將現代性再現?！盵13](P164)那么, 是“斷裂—超越論”, 還是“承繼—反思論”? 我們認為, 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 雖然后現代性與現代性相比具有很多新奇的特征, 但它仍然是現代性大樹的進一步生長、伸延而非另立門戶、平地而起; 另一方面, 盡管現代性內部面臨科學現代性與人文現代性的對立沖突, 并因此而弊病百出, 但這正說明現代性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現代性并未終結, 而是在迂回中前進。因此, 后現代性不是對現代性的替代或遺棄, 而是以更多的反思性審視現代性工程的成敗, 進而促進之、完善之。在這一意義上, 后現代性與現代性是相連的。
既然后現代性是反思性的現代性, 那么, 后現代社會建設理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強烈的反思性力量。反思一定意味著懷疑、檢討, 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但這并不意味著后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只“破”不“立”, 反思性本身就是一種建構性, 用辯證法的術語說就是唯有否定才有肯定。循著反思與建構的雙重路線, 我們可以從理性瘋癲論、風險社會論、生成結構論和溝通行動論中領略后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的嶄新圖景。
福柯通過知識考古學的方法, 在對歷史差異性的分析中質疑和挑戰了啟蒙理性所宣揚的目的論取向的歷史觀,對現代性予以深刻的反思。正是本著揭示差異性的原則,?？略趯Ο偘d現象的研究中, 并沒有依循一般歷史演進的線索, 而是通過對各個歷史時期瘋癲現象的分類對比, 揭示出瘋癲并非僅僅是一種病理現象, 而是文明的產物。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 瘋癲是作為一種美學現象或日?，F象出現在社會領域中的。17 世紀的禁閉使瘋癲經歷了一個沉默和被排斥的時期。而到20 世紀, 瘋癲被歸為自然現象, 對瘋癲的控制體現了啟蒙理性對人性的壓抑, 因此, 福柯得出結論, 真正“瘋癲”的不是瘋癲而是人類的理性; 真正應受到限制的也不是瘋癲, 而是依憑科學技術而日益猖獗的理性。
如果說?？率峭ㄟ^知識考古學的方法, 以一種歷史社會學的視角, 在過程中省察歷史、反思現代性, 那么, 貝克的風險社會論則從現代性的后果中反思現代性的成敗。在貝克看來, 現代性正在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 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 即風險社會。但在風險社會中我們見證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 而是一種新的現代性, 即一種超越古典工業設計的現代性, 或者說是反思性的現代性。這種反思的現代性不是否定現代性, 而是否定現代性的副作用, 并試圖在對這些副作用的克服中建構一種新型的現代性。
與反思性現代性直接相關的是“風險”概念?！帮L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風險, 與早期的危險相對, 是與現代化的威脅力量以及現代化引致的懷疑的全球化相關的一些后果。它們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盵16](P19)在古典工業社會中, 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 而在風險社會中, 這種關系則顛倒過來, 從技術—— 進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財富, 日益為風險生產的陰影所籠罩, 表現為現代化的風險后果對植物、動物和人類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脅。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風險不再像19 世紀和20 世紀上半期與工廠相聯系的危險那樣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團體, 而是跨越國界, 成為一種全球化的趨勢[16](P6-7)。因此, 風險社會是世界風險社會。面對世界風險社會, 貝克引入“世界主義”的視角, 這種視角體現了一種基本的生存經驗。根據這種經驗, 生活方式的前提, 如飲食、生產、恐懼和快樂的前提不應當再從民族國家或地方著眼進行討論, 而應當從全球化的角度討論[17](P202)。與此相對應, 貝克提出“第二次現代化”和“第二次啟蒙”的概念。前者用以打破指稱現代性的那些僵死的概念, 如民族國家、社會集體性、進化原則等等, 認為應看到當代社會全球化、個體化、多樣性存在的事實; 后者則意在對第一次啟蒙的理性主義進行鞭策和反思。最后, 貝克鼓勵旨在形成共擔風險的全球化道德的政治試驗, 這種試驗在未來將形成有力的世界主義運動。
相對于?？陆沂練v史差異性的努力和貝克對當代社會的重新解讀, 布迪厄和吉登斯則更多地對社會理論本身進行了諸多極富洞察力的討論。在知識層面, 布迪厄力圖克服那種將社會學要么化約為只關注物質結構的客觀主義物理學, 要么化約為只強調認知形式的建構主義現象學的企圖, 他認為這些化約只會使社會學喪失活力。他本人則采用一種能夠同時包容二者的生成結構主義[18](P5)。以慣習和場域為例, 一方面, 場域型塑慣習, 慣習成了某個場域固有的必然屬性體現在身體上的產物; 另一方面, 慣習有助于把場域建構成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 一個被賦予了感覺和價值, 值得你去投入、去盡力的世界[18](P127)。
作為布迪厄生成結構主義基礎的概念是“實踐感”?！皩嵺`感”在前對象性的非設定性層面運作, 在我們設想那些客體對象之前, 實踐感將世界視為有意義的世界加以建構。這是一種實踐的邏輯, 一種不是邏輯的邏輯, 這樣才不至于過多地要求實踐給出它所不能給出的邏輯, 從而避免強行向實踐索取某種不連貫性, 或把一種牽強的連貫性強加給它[19](P133)。這樣,“實踐感”的概念否棄了客觀主義物理學與建構主義現象學的對立, 在主觀和客觀、能動與受動之間架起一座可供溝通的橋梁。
在從實踐出發打破主客二元對立思維方式這一點上,吉登斯與布迪厄有很大的相似性。吉登斯反對主觀與客觀、行動與結構的二元分立, 主張以“結構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論?！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 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 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 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 從某種特定意義上來說, 結構作為記憶痕跡, 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 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 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在結構化理論看來, 行動者在其生產的一刻, 也就同時在社會生活日常展開的情境中被再生產出來?！盵1](P89)吉登斯認為, 在日常生活中組織起來的實踐活動, 是結構二重性的實質形式。所有的社會系統, 無論其多么宏大, 都體現著日常社會生活的慣例, 扮演著人的身體的物質性與感覺性的中介, 而這些慣例又反過來體現著社會系統[1](P102)。可以說, 吉登斯立足于動態的生活實踐, 從意識、行動、結構、系統等各個層面開展一種對社會生活的總體性研究。吉登斯與布迪厄一樣, 將實踐性與能動性納入反思社會學的中心議題, 摒棄行動與結構孰先孰后、孰強孰弱的爭執, 而將二者共同納入動態實踐的視角, 從富于感性生活與主觀意義生成結構論的立場建構社會學的想象力。
另一位思想大師哈貝馬斯更是從理論與現實兩個層面進行理論批判與重建。在理論層面, 哈貝馬斯批判了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和“科學的政治觀”。前者認為所有知識的建構應該效仿自然科學的模式及其可以“客觀驗證”的特征; 后者則認為科學知識可以客觀地解決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問題。哈貝馬斯指出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有著本質的區別, 前者由一系列的價值和意義構成, 不可能用自然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去證實, 因而社會研究者也就不可能以完全客觀的態度進行觀察和研究。哈氏進而認為應當把尋求人類的徹底解放作為根本的理論目標, 所以應當倡導人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在理解與解釋活動中開展對社會消極因素的否定, 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在現實層面上, 哈貝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這一概念來描繪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哈氏反對工具理性對原初生活世界的入侵, 認為工具理性只是生產世界或科學世界的理性原則,在生活世界中應遵循交往理性。工具理性面對的是外在的對象世界, 而交往理性展開的是主觀層面的意義世界, 它要求通過真實性、正當性、真誠性和可溝通性原則達到交往行動者之間的相互理解[20](P318)。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哈貝馬斯并沒有懷疑現代性存在的合法性, 而是認為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我們可以通過交往理性來融合工具理性的片面性, 使系統與生活世界擺脫敵對互斥的局面, 在各自領域展現自己, 進而重建現代性。
綜上所述,后現代理論家以反思和建構的雙重取向對“現代社會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予以了回答。福柯的著重點在于通過知識考古學反省啟蒙理性的譫妄與僭越, 反諷式地啟迪現代性的生長與走向。貝克側重從現代性的后果上對當代社會加以重新解讀, 突出“第二次啟蒙”對現代性工程建構的重大意義。哈貝馬斯則抱著為重建現代性而奮斗的信心, 以溝通理性重建現代性, 為社會建設理論補寫了人際交往理性化的嶄新內容。而布迪厄和吉登斯則通過檢視以往社會建設理論的種種缺憾, 為社會建設理論建構了嶄新的理論框架和方法原則。概言之, 社會建設理論在變化萬千的當代社會現實中以嶄新的視角、豐富的現實感和厚重的人文關懷揭示了當代人與社會更豐富的內涵和更深刻的真諦。
四、西方社會建設理論的內在理路
如果我們同意吉登斯認為社會學是關于現代性的科學的說法, 那么就應當承認社會建設理論的發展與走向同現代性的展開與擴延相連共生。現代性的最根本問題是“現代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 社會建設理論以追求秩序、重建社會為己任對這一問題予以回應。從孔德開創的實證傳統, 到韋伯的解釋傳統, 以及馬克思的批判傳統, 實質上都是對如何建設社會的現代性議題的體現,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或道德重建, 或合理化改良, 或革命式的超越。但其根本原則別無二致, 即對社會掙脫傳統禁錮、邁向美好未來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 可以說對社會建設的追求體現了一種積極的社會學取向, 是社會學的精神內核。
隨著現代性的演化與擴展, 社會學也相應地展開對現代性的肯定與批判、反思與重建的任務, 與此同時, 有關后現代性問題的討論也隨著現代性的反思進入理論家的視野之中。與此相應, 社會建設理論在理論視野、問題論域與方法原則等方面不斷顯現出新的面目, 但其關注與探討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如何建構現代性的問題?？v觀社會建設理論從古典到當代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粗略地把握社會建設理論的內在理路。（注2）
首先, 從面向物的社會到面向人的社會。在迪爾凱姆那里, 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物, 應該用科學的理性原則加以研究?？茖W研究的對象雖然也涉及集體意識、價值觀念、宗教情感等主觀現象, 但迪氏視這些現象為先在的、客觀的、集體的社會事實, 個體的意識是微不足道的, 思想與行動的積極性更是奢談。因此, 迪氏所面對的是科學的、客觀的、物的社會。雖然韋伯主張將理解與移情的方法運用于社會研究之中, 但其倡導的價值無涉和理想類型的分析方法又使人的豐富情感和多元觀念被肢解, 個人的心理狀態、價值訴求也被合理化的追求所淹沒。
在吉登斯那里, 人的主觀因素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吉登斯認為,“社會活動的具體情境有一個特點, 就是人類行動者的反思能力始終貫穿在日常行為流中。”[1](P42)這樣一來, 吉登斯不像韋伯那樣注重社會行動的類型學劃分, 而是將社會行動視為動態的流動過程。在這種過程中, 行動者以一種不自覺的實踐意識, 即無須明言就知道如何進行的那些意識, 對自身行動進行反思性監控, 從而使社會生活有序地進行。哈貝馬斯更是將社會行動者視為能動的主體, 能夠運用語言表達情感與價值, 進行有意義的溝通行動, 從而促進主體間的了解與融合。吉登斯與哈貝馬斯所面對的不是物的世界、科學的世界, 而是人的世界、充滿意義的世界。
進一步說, 社會建設理論以社會秩序與社會發展為根本追求, 而社會發展在本質上是人的發展, 因此, 社會建設理論必然從面向物轉到面向人、關注人的發展。“無論社會學研究社會事實還是研究社會制度, 社會學的視野都不可能是一個純客觀的過程, 更無法像對待無生命的物那樣對待社會現象。因為社會事實是人的事實, 社會制度也是人的行為規則, 離開了人, 社會事實和社會制度都無法存在。所以, 結論只能是, 社會學不能以物的方式去研究社會現象, 而只能以人的方式去研究社會。”（注3）面對和建設一個“人”的社會, 正是當代社會建設理論的根本任務。
其次, 從結構主義到建構主義。迪爾凱姆把社會事實當做具有客觀性、強制性、集體性等特征的物, 必然拒絕人的主體能動性,“為了理解社會對自身和其周圍世界的表象方式, 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社會的性質而不是個人性質”[9](P13)。其實質是將結構性原則加于社會個體之上, 結構具有優先性, 而個體及其能動性則無從談起。迪爾凱姆把一切由集體所確定的信仰和行為方式稱為“制度”( ins titution), 但這種“社會制度的絕大部分是由前人定好而遺留給我們的, 我們絲毫沒有參與它的建立”[9](P9), 概言之, 制度決定個人, 個人服從制度。
這種結構主義的取向在帕森斯那里達到高峰。雖然帕氏受韋伯解釋傳統的影響, 在早期研究中關注行動者的主觀意識和動機, 但在晚年他陷入對宏觀結構功能主義的癡迷, 注重社會各系統的結構特征及其整合意義。在帕氏的理論框架中, 行動者的主觀動機與社會互動逐漸被結構話語所淹沒。與此相反, 以米德、庫利等為代表人物的符號互動論則關照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性及其在社會互動中的自我建構和社會性的生成。但遺憾的是, 宏觀結構功能主義與符號互動論基本上在兩條軌道上解釋社會, 相互之間缺少理論對話與整合。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則綜合了結構論與行動論, 打破“強結構—弱行動”與“強行動—弱結構”的二元緊張, 以“結構二重性”取代二元論。在吉登斯那里, 結構與行動并非孰先孰后、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而是在實踐基礎上的雙向建構關系。結構不是先在的、固有的, 而是行動的結果, 同時也是行動進一步開展的前提條件。與此類似, 布迪厄的試圖打破客觀主義物理學和建構主義現象學對立的關系主義方法原則, 哈貝馬斯的從生活世界出發的溝通性原則, 也是拒絕將結構與行動看做靜止對立的范疇, 而是將其納入動態的實踐的視角之中。
建構主義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它是— —像加芬克爾批判過的一樣—— 對以往社會學精英主義的超越?！敖嬛髁x社會學家趨向于對黑箱進行追問, 這個黑箱是由行動者特別是掌權者制造的( 如‘不平等的自然基礎’、‘女性的本質’、‘ 經濟規律’、‘ 失業不可避免的’、‘ 唯一可能的政策’、‘技術的必要性’等等) , 這些社會學家因此而趨向于為人類行為, 特別是最下層的行動打開可能的空間。”[21](P160)似乎可以這樣理解, 社會建設理論只有傾聽更多普通人的聲音, 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并為這種狀況的改善付出努力, 才會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而建構主義的視角是這種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再次, 從建構性到反思性?？椎聞摿⑸鐣W時, 明確規定了社會學追求秩序與重建社會道德的任務。因為以往的神學和形而上學理論無法把握社會事實的真實性, 無法解決變革社會中的各種問題, 擔當重建社會重任的唯有實證主義社會學?？椎轮亟ㄉ鐣男拍罟奈枇说蠣杽P姆等法國古典社會學家, 使建設社會的精神在社會學中扎下深深的根脈。雖然韋伯有一種德國哲人特有的叔本華式的浪漫悲情, 對現代社會向何處去充滿憂傷的情緒, 但不容置疑的是, 社會合理化仍是韋伯終生為之奮斗不懈的理想目標。
相比之下, 馬克思的社會建設理論更具有創造和建構的力量。眾所周知, 馬克思的社會建設理論是從批判資本主義不合理現實開始的,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異化勞動理論、剩余價值學說等, 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與社會建設理論的科學傳統相比, 馬克思的批判取向更加強調社會發展在于對現實的否定之中,強調理論在變革現實中的重要作用。與韋伯的悲情式結論不同, 馬克思并沒有為社會現實的晦暗和墮落而憂傷, 而是主張以革命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最終, 馬克思的社會建設理論只是以批判為手段, 而邁向一個理想的、無階級的大同世界才是社會建設的終極目的。
當現代性演進到高度現代性或晚期現代性時期, 其內部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矛盾逐漸暴露并加劇, 表現為種種現代性的后果, 尤其是副作用帶來諸多社會危機。在此種社會背景之下, 有關現代性的理論反思與現實反思逐漸增加。在理論層面, 以吉登斯和布迪厄為代表的生成結構論自覺地批判以往社會理論中種種二元敘事, 而主張立足于當代社會的現實狀況, 從實踐出發建構總體性的理論原則, 以使社會理論更好地解釋復雜的社會現象。在現實層面, 很多理論家都反思現代性原則的正反兩方面表現, 對其副作用予以批判和修正。在現代性的反思性上,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可謂獨樹一幟。貝克認為后現代性是一種極端的現代性, 這一階段個人化、全球化和風險的動態發展削弱了現代性及其基礎。風險的來臨和擴散使人們無法再在現代性的歡歌笑語中癡迷于理性的黃粱美夢, 如何應對風險、維持生存與發展, 不僅是每個國家, 也是每個組織、每個個人不得不直面的課題。
最后, 從民族國家的視角到全球化的視角。吉登斯將民族國家視為現代性的重要維度,“民族—國家存在于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 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 它對業已劃定邊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 它的統治依靠法律以及對內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盵22](P147)在吉登斯看來, 民族國家是除了馬克思、迪爾凱姆和韋伯所說的生產力、社會分工和理性化因素之外的現代性的重要動力, 也是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主要標志之一。
與民族國家相伴而生的另一現象是全球化的浪潮, 而且后者已經成為當代社會越來越重要的特征。吉登斯一再聲明, 我們生活在“后傳統社會”中, 后傳統社會是一個全球社會。在現代社會, 時空延伸的水平比任何一個前現代時期都要高得多, 發生在此地和異地的社會事件之間的關系都相應地延伸開來, 不同的社會情境或地域之間的連接方式, 成了跨越作為整體的地表的全球性網絡, 全球化本質上是指這個延伸過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不僅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密切, 政治磋商與交流不斷增加, 更為重要的是, 人類的命運在全球化時代已經連接在一起。如全球生態問題、疾病傳播問題、軍事安全問題等等都非某個個人或某些國家所能解決。2003 年席卷全球的非典、2005 年禽流感的世界性蔓延, 使得依賴全球力量解決人類問題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蛘哒f, 風險的增加和蔓延使跨國性合作成為必須的選擇。貝克說:“所有表現為和被描述為民族國家性的東西, 從其實質來看正日益成為跨國性和世界主義的東西?！盵17](P201)因此, 在貝克看來, 國際性政治合作是克服或降低風險破壞性的必由之路。
五、總結與展望
社會學是現代性的科學,“現代社會向何處去”是社會學始終面對和思考的問題。社會學自創立之日起, 便以重建社會為己任, 以社會秩序達成為根本追求。在這個意義上, 社會學內在地具有社會建設的精神指向, 社會建設理論是社會學所具有的建設性的理論展現。同時, 因為現代性具有內在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緊張沖突, 所以社會建設理論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響, 進而形成不同理論形式和理論關注點。另外, 現代性一方面承諾美好未來并在現實中有所實現; 另一方面又因現實弊病甚至災難迭出而似乎又遠離理想圖景, 這使得社會建設理論具有強烈的建設性和反思性的雙重品格。
當現代性在迂回中前行之時, 關于現代性的反思性成為社會建設理論的內在要求, 表現為理論家對現代性進行質疑、批判與重建, 進而引發對后現代性問題的闡釋和論爭。如果把因現代性的發端與擴展而興起的社會建設理論稱為現代性社會建設理論, 那么可以把關于現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現代性的社會建設理論稱為后現代性社會建設。后者并非對前者的否定、遺棄或替代, 而是付諸深刻的理論反思性和現實反思性; 相對于前者突出的建設性取向, 它表現出明顯的反思性特征; 與前者一樣, 其實質仍然是對“現代社會向何處去”的思考和回答, 其中蘊涵著對人類社會危機的深層憂慮和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
對于社會建設理論自身, 它也在現代社會的迅疾變遷中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完善, 以期更好地解釋社會、克服危機、關愛人生。植根于人類社會、服務于社會生活是社會建設理論的最寶貴的品格。社會建設理論不僅要回答“現代社會向何處去”這個歷久彌新的問題, 更要不斷關注和反思“現代社會中的人向何處去”這個更為根本、更為重要、也更為永恒的問題, 進而肩負起建設社會、建構人生的神圣使命, 激發和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注釋：
注1：從根本上說, 現代性所追求的社會秩序是一種受啟蒙理性主宰的宏大理性秩序, 這種秩序植根于以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為社會主要矛盾的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 而當后工業社會來臨, 主體間性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主體間性思維方式將打破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理性秩序將失去存在的基礎。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后現代性追求的不再是理性秩序, 是否可稱之為“感性秩序”或“生活秩序”。
注2：當然, 這里以“從……到……”的陳述方式對社會建設理論內在理路加以理解, 不是二元論式的分析或下非此即彼的結論, 更多是對社會建設理論發展趨勢的判斷。
注3：見劉少杰《以“人的方式”理解社會》, http://zsy.jlu.edu.cn,200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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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少杰( 1953-) , 男, 安徽含山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從事當代社會理論、經濟社會學研究; 王建民( 1980-) , 男, 黑龍江拜泉人, 吉林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從事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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