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著理論上、政策上和運行層面上的諸多錯綜復雜關系，發現和理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找出其中的秩序，弄清其主導與被導、制約與被制約以及主要與次要的關系，從而把握其中的規律，正確處理好各種關系，對于從理念上為踐行科學發展觀奠定基礎，從而保證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有幾組涉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即戰略性關系亟待加以澄清。

目的與手段的關系

目的是人們對未來、對前進方向追求的境地，是爭取和希望未來達到的狀態與水準，它是人們向往的愿景和行動的歸宿。目標也是目的，是目的的具體化。手段則是實現目的的路徑、措施和方法。手段是為實現目的服務的。為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就要求相應采取什么樣的手段。可見目的對手段具有制約作用。人們既不能只求目的不要手段，否則目的就無法實現而陷于空想：也不能只要手段而不問目的，否則就會迷失方向而陷于盲目以至發生方向性錯誤。人所共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就有人發生過“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的機會主義錯誤。至今這已成為笑料，成為人們諷刺的話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有些同志還在有意無意地演繹這個話題。

我們知道，發展是無所不在的，也是無時不在的，特別是我國至今還是一個經濟、科技相對落后的國家，更要高度重視和大力謀求發展。但是，發展必須：一要擺正發展方向；二要選擇正確道路；三要顧及發展后果。因此，發展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和不講代價的。因此，必須重視發展的科學性。

鄧小平同志的確強調過“發展才是硬道理”有些同志抓住小平同志的這句話，把“發展”絕對化，似乎發展是至高無上的，發展是無條件的，發展可以代替一切，發展本身就是目的。其實不然，相對于我們的偉大理想來說，發展只是手段。鄧小平同志說過：“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可見，生產力的發展只是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物質條件，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因而我們不能“為發展而發展”，正像上世紀80年代初曾經批判過的“為生產而生產”一樣。

發展也不是無條件的，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符合“以人為本”精神的要發展，不符合“以人為本”精神的，不應發展；符合“全面、協調”原則的要發展，不符合“全面、協調”原則的不應發展；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要發展，不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不應發展。也就是說，嚴重污染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平衡的和過度消耗資源的項目不能上；導致貧富差別、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擴大的發展要調整；嚴重影響經濟和社會事業協調的發展要統籌；等等。總之，“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是絕對的，是有條件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脫離科學發展觀的軌道盲目發展，到頭來還會殃及發展本身。

鄧小平同志當時之所以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是有具體針對性的，即針對當時有些人在中央提出經濟要穩定、協調發展的情況下，可能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的狀況而言的。

相對于發展來說，改革就更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是為了發展，而發展則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改革使我們的經濟大發展，綜合國力大提高，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這是不可否認的巨大成就，可以說，沒有改革就沒有我們的今天，但這決不等于說改革本身就是目的。有些同志把改革當作至高無上的東西，而不去深入思考如何改革才更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不去深入研究改革過程中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甚至把別人實事求是地“反思”改革當作“反對”改革來批判，其實恰是自己顛倒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犯了本不應該犯的常識性錯誤。我們認為，上述兩部分同志都是堅持改革的，不過一部分同志是理性地堅持，另一部分同志是不夠理性地堅持。

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的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有特定含義的，對此，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有明確的表述，即“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由此可知，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任其自由發展的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也可以稱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政府主導，或者說為什么需要宏觀調控，這是因為由價值規律支配的市場經濟具有二重性。

市場經濟的二重性，表現在市場主體受利益驅動具有主動改進技術、改善管理、機制靈活、活力充沛和能剌激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市場主體同樣因為受利益驅動而具有重復投資、盲目發展、保守技術、封鎖信息、偷稅行賄、壓榨勞動者，甚至以假冒偽劣、欺詐盜竊等手段進行惡性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的弊端；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無利可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的投資則無人問津。所以，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西方經濟學也承認的“市場失靈”現象，而且還存在著國民經濟無政府狀態和產生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市場經濟的上述二重性是與生俱來的、內在的、無法根除的。盡管人們對市場經濟給予法律規范并稱之為法制經濟，這固然可以部分地抵消其某些消極作用，但并不能根本改變市場經濟二重性的基質。盡管人們對市場經濟給予道德約束并稱之為誠信經濟，這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商業欺詐行為，但也不能根本改變市場經濟二重性的本性。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置于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所謂宏觀調控，就是由政府依據市場經濟規律，運用包括計劃、財政、稅收、金融和土地供給等手段對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和控制，遏制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補充其“無作為”的弱點，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這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本身發展的要求。

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在推行市場化的同時，反對政府干預。西方有西方的國情，我們不想多作評論。但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周期性，以及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長期低迷己證明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并未產生積極效果。相反，我國經濟自1979年至今一直平穩高速增長，經濟總量由1979年居世界第9位上升為2005年的世界第4位，獲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除了民營經濟的興起、對外經貿的擴大以外，國家宏觀調控的矯正、協調、支持和推進作用是功不可沒的。

目前，經濟學界有少數同志或者由于對實際經濟生活了解不夠，或者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響過大，總是把宏觀調控同市場配置對立起來；把國家宏觀調控簡單等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把國家宏觀調控同部分官員腐敗固定地掛起鉤來，以致他們只主張市場配置而反對或希望弱化國家宏觀調控。一講宏觀調控，他們就驚呼：“計劃經濟體制那一套又來了！”如果他們的主張在國家宏觀經濟決策中占據上風，那將會造成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將會造成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將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前景將是很危險的。

因此，我們應該毫不動搖地確認：“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和優點。“市場配置”和“宏觀調控”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不可或缺。這就是結論。當然，我們的宏觀調控還須不斷完善、不斷優化，目前政府宏觀調控中存在的過度行政干預、搞“一刀切”、審批煩瑣、某些官員以權謀私等問題，必須通過法律、行政、監督和教育等手段逐步加以清除。這一切又都同轉變政府職能，變“管、卡、壓”政府為服務型政府是分不開的。

公平和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西方福利經濟學中提出的論題，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沒有明確提出過這個論題，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的意義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現實性很強。

從經濟學上講，“公平”是指在收入分配中社會成員參與分配的機會要平等，分配的過程要公開、公正，分配的結果不能差距過大。此外，公平還是對人的尊重。社會對人是否公平相待，也是社會是否平等和民主的表現，還是社會道德水準的體現。“效率”是指在收入分配中要以社會成員在經濟活動中創造的效率高低和效益大小為依據，效率高和效益大的多得，效率低和效益小的少得。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我國已“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所以，在目前我國一部分人的收入分配中還包含有利潤所得的成分。這就使實現公平分配的難度增大。

收入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多層次分配過程。初次分配是在生產領域進行的，再分配是在商品交換過程、財政轉移支付過程、信貸過程和社會保障制度實施中實現的，社會慈善事業實質上也是一種補充性的分配渠道。因此，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判斷，應以收入分配的總過程即收入分配的最終結果為依據。

收入分配政策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它以不同時期的經濟政治形勢和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狀況為轉移。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穩定的，但不同階段收入分配的具體政策就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改革初期階段即發動階段，強調反對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和互相攀比。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第二階段即大力推進階段，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收入分配向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傾斜。進入本世紀初，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即完善階段，根據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兩級分化開始顯露的現狀，強調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己成為主要任務。可見，決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樣不顧中國社會的現實矛盾一味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能變。

我贊成放棄“效率優先”的提法，恢復黨的十四大曾經提出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在當前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當然，我認為，不提“效率優先”不等于說“效率”無關重要，其實沒有效率社會就不能進步；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勝利。其實，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中已含有按效率分配的內涵。社會有了較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也就有了更好實現公平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從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收入分配，首先應該考慮公平，在多大程度上按效率分配，要服務于和服從于貫徹公平原則的需要。如果忽略了公平，共同富裕的大目標就會喪失，社會就難以穩定，追求效率的環境也將不復存在。所以，權衡利弊得失，“效率”和“公平”二者相輔相成，辨證統一，不可或缺、不能偏廢，“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當前，我們國家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前進，并力爭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這個重要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許多戰略性問題有待我們去處理，文中所述幾組關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還有諸如理論和政策的關系、戰略和策略的關系、窮人和富人的關系、群眾和官員的關系、城市和農村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內資和外資的關系、科教與經濟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今天和明天的關系等等，都需要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在實踐上理順關系。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大家應該共同完成這個答卷。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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