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按語]第三次改革爭論可以說是帶來了反思改革的春風，迎來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誕生。但總有那么一些人，不允許我們提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為爭論前的不和諧因素作辯護，抱著庸俗發展觀不放。我們應該大踏步地前進，響應六中全會的號召，為實現社會的和諧和公平而奮斗，不應該以改革中自己地感受而置廣大農民兄弟和下崗職工的疾苦于不顧。讓我們通過李樹橋先生的文章，來看看什么是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2006年10月23日

　　據說2004年初中國社科院立項了一個“批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科研課題，受到社會的關注，隨即展開了對改革的回顧與反思，開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改革問題的第三次大爭論。在此之前，爭論已經有了兩次。第一次是從1982年5月經濟改革理論大型研討會到1984年10月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當時有些人竟然要把“商品經濟”、“指導性計劃”等正確觀點當作“精神污染”來清除；第二次是從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有些人曾經把改革開放污蔑為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與前兩次爭論相比，正在進行的第三次大爭論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前兩次爭論時，有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健在。他老人家一講話就算作了結論，爭論到此為止。這一次不一樣。有些人雖然口口聲聲擁護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但胡錦濤同志講話了，溫家寶同志講話了，《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鐘理軒”的署名文章，都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方向不動搖。但那些人并沒有聽進去，他們照樣在今年的7月召開230人參加的座談會，對我國近三十年來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批判的聲勢有增無減。

　　在為時已有兩年多的第三次大爭論中，一些人主要是利用互聯網，也利用各種會議發表了很多言論，使工作繁忙的上班族無法卒讀。筆者只是在網上隨意搜索，閱讀量有限，看到他們對改革方向產生質疑的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的焦點問題，

　　第一，指導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基礎是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還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第二，我國貧富差距是否已經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

　　第三，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是否就意味著私有化？

　　第四，對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怎么看？

　　第五，對我國教育體制改革怎么看？

　　第六，對我國住房制度改革怎么看？

　　客觀地講，上邊所引證的這些觀點，也不完全都是錯的。有一些如貧富差距問題，醫療、教育、住房改革的問題等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情緒、坊間的議論。對這些問題應該怎樣理性、科學地去認識呢？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同志2006年4月5日在《經濟日報》發表的文章中說：“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和改革攻堅的過程中，因為利益調整的層次較深、力度較大、涉及面廣，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實際問題。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具體分析。有的是認識不到位、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經驗不足、具體設計不周密造成的；有的是操作過程不規范造成的；還有的是改革和發展在一定階段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總體上看，這些都不是改革方向出了問題。恰恰相反，這些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也只有依靠繼續深化改革、促進發展才能夠解決。”這樣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是很有說服力的。大家看到，上面所引證的某些觀點就屬于另一種類型。比如他們說，我們近三十年的改革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中國帶入危機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強調，人們對新生事物的認識都會有一個過程，不要輕易給人戴上“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帽子。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竟然要對我國改革開放做出一個從總體上否定的結論。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如實地揭示問題的本質，嚴正指出目前確實出現了一股來勢不小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逆流，那不就成了不顧事實、裝聾作啞、揣著明白當糊涂、不負責任了嗎？

　　在第三次大爭論中打著“堅持改革社會主義方向”的旗號、實質上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我們從互聯網上知道，從年齡上看，有一部分是離退休的老干部、老知識分子，也有少數的中青年學者即人們所說的“新左派”。從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態度看，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對改革開放持明確的反對立場。比如有這樣一位老同志，從改革初期的“包產到戶”開始，一路下來他都是一位旗幟鮮明的反對派。他最近在年屆九十歲高齡、大病一場以后，又撰寫了《論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一文，其中寫到：包產到戶“實質上是從根本上推翻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制度。這個歷史性的方向性的錯誤，嚴重挫傷了農民、干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造成了農村經濟的極大破壞，使我國農村倒退了幾十年。”還有一位老同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某地任省委常務書記。在全國許多地方放寬農村政策搞“包產到戶”試點的時候，他卻在那里搞什么由生產隊核算向大隊核算的“升級”！另外有一些人在改革初期以至改革開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積極推進改革、支持改革、宣傳改革的，但在改革的不同階段上他們離開了改革者的隊伍投向否定改革的營壘。如有人說他擁護1979-1984年六年的改革而反對以后的改革。有人說他反對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而對以前的改革沒有意見。還有些老領導同志，他們在職時或者是出于政治紀律的約束或者是出于真誠積極支持改革，但在退出領導崗位以后或者是出于不愿意再受紀律的約束或者是感情上的失落而開始否定。如上海一位老干部在批判劉吉的文章中說到，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像我這樣無權無勢的老人，除了徒喚奈何之外，只能借這篇小文作長嘆息了！這反映了不少老同志退下來以后的落寞心態。就大多數對我國改革持否定和反對態度的同志而言，主要原因還是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對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認識還停格在很原始、很傳統的水平上。他們建國之初從《聯共布黨史教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教科書中學到的一點被扭曲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知識，早已深入骨髓，融入血液，鍛造出一種情不自禁的思維定式。他們就是用這些自以為是的陳舊的觀念作為標尺，來衡量一切，褒貶一切。他們那樣熱情高漲地、拼上老命也要講出自己對改革的看法，直率地說，半是真誠，半是偏執。至于少數年輕的新左派，大半看重的是當“左”派也可以成為提高知名度的捷徑，越“左”越能吸引社會的關注。這完全是一種投機的心理。北京有那么一位青年教師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發表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文《馬恩原著體系批判》，該文前言第一段就說：“必須承認，第一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失敗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和越南變色，古巴和北朝鮮國土狹小，資源貧乏，面臨西方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壓力，形勢危若累卵。任何一個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如果連這個事實都看不到，奢談什么在國際共運低潮中挺立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我們就沒有討論問題的共同出發點。”請看這樣的論調是何等離譜啊！他為什么硬要這么說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吸引人們的眼球，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仔細觀察了爭論雙方的陣容以后，人們會驚奇的發現，雙方腦庫的核心人物，竟然都是從國外學成歸來的博士。一方腦庫的核心人物是從前蘇聯留學歸來的博士，他們接受了俄羅斯文化的深刻影響，外加一點斯大林時期的流行語。另一方腦庫的核心人物則是從西方主要是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博士，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從深層次講，這是兩撥從國外回來的博士、兩種不同的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的大過招。他們之間的過招大體要經過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比試階段，各自展示自己的知識和才干。新中國建立以后60多年，前30年主要是從前蘇聯回來的博士展示才華，我國各政府部門、學術單位，除了革命的老前輩，都有留蘇學生的身影，當時他們好風光啊！后30年留美博士主持的政策咨詢和學術研究部門慢慢多了起來。這主要是因為留蘇學生年事已高，逐漸退出了工作第一線。年齡不饒人，有什么辦法呢？各領風騷三十年！我們這些沒有機會出國留學、沒有喝過洋墨水的知識分子，作為局外人看了他們的過招以后似乎也看出了一點門道。他們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留蘇博士擅長管理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多聽聽他們的意見有利于國民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留美博士對于研究發展生產力比較有辦法，多聽聽他們的意見有利于增加社會財富。他們于國于民都是大寶貝。祖國一定要十分珍惜這些得之不易的寶貴資源。第二個階段叫碰撞和沖突階段，也就是大家現在所看到的激烈交鋒的過程。第三個階段叫交匯融合階段。第四個階段叫互相吸納互相補充的階段。第五個階段叫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營養的階段。如果引導得法，這種不同的外來文化在我國國土上的博弈，將會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巨大的推動力。雙方搏弈更深刻的意義，人們還要多觀察一段時間才能看得更加清楚。白居易有兩句詩：“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材須待七年期”。更細致地研究這場爭論，是一項很值得的時間和精力投入。

　　鄧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巡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這次爭論中，有人卻明確提出：主流經濟學家鼓吹改革要“去意識形態化”，不問姓資姓社、姓公姓私，實際上是要借此以售其奸，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使資本主義改革順理成章。這是怎么回事呢？這實際上反映了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以后陳舊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念又一次的大回潮。現在中國改革進入更深層次，比較容易改革的問題前二十多年基本上解決了，剩下來的都是非常難肯的硬骨頭，加之社會利益多元化，任何一項改革措施出臺都可能引發嚴重的意見分歧。在改革遭遇困難、社會議論紛紛的情況下，一些人做起了“回到五十年代去”的“懷舊夢”和“復歸夢”。但是，冷靜下來想一想，回頭路能走得通嗎？經過改革開放的實踐，全國人民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引導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是老百姓喜歡的社會主義。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是造成短缺經濟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經濟現代化的步伐相比是貧窮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充分顯示其優越性的社會主義。現在一些人企圖通過挑起爭論，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拉回到前蘇聯、五十年代的中國所奉行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人民群眾能答應嗎？

　　在現代政治的運行中，很需要建立必要的“權力規范”。也就是說，在實行現代社會政治的國家，經過法定程序獲得行政職位的人就同時獲的了相應的“公共權力”。其他任何人包括曾經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的老一代一旦離開了公共職務，都只有建議權而沒有干預公共權力的資格。“左”同志（為敘述簡便，請原諒這樣來稱呼諸多老領導、老師長、老朋友）無視現任領導的公權力，在關系黨和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不依不饒地一定要按照他們的意志辦事，不然就說你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搞了私有化，好像若大的中國非要他們掌舵不行。他們名義上攻擊的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批評的卻不是某位專家某本書、某篇文章的錯誤觀點，而是近三十年中國改革的實踐。誰都明白，在改革的進程中，專家學者只不過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建議者、宣傳者，改革的決策者、推行者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歷屆領導集體，是各級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班子。“左”同志批評我國三十年的改革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他們的矛頭所向決不僅僅是若干被指為“主流經濟學家”的書生。

　　“左”同志在爭論中提出的意見也包含著不少合理成分，如貧富差距問題，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與生活困難問題，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中出現的新矛盾與新問題等等。如果他們通過人大、政協提案等正常的民主渠道提出意見，一定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使問題獲得妥善解決。而他們是把這些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比較敏感的問題拿到網上去進行炒作。這到底是有利于解決矛盾還是會激化矛盾？很值得深思。“左”同志在大爭論中提出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道路問題就更加具有嚴重意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央全會，全國人大的歷次會議在講到改革開放時做出的決議都是說，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績。現在他們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已經走上了私有化的斜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樣的問題太大了！已經大到人們不敢陪他們繼續討論下去的程度。

　　爭論中意見分歧比較大的焦點問題之一是兩極分化。這里先不評論今天中國到底是否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因為爭論雙方提出的論據中都沒有權威性的統計數字，有的只是零星的個別案例，那不能說明問題的全貌和本質。只是想說，有些同志的比較方法有問題。比如講富翁一年的收入多少、窮人一年的收入多少。這好比嗎？所謂窮人即工薪階層的收入幾乎全部屬于消費資金。而富翁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他們的收入極少數用于消費資金，主要是轉化為企業資金，其中大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用于購買土地、廠房、設備。現在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企業自有流動資金能夠占20%就很不錯了。須知在今天，維持非國有企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運轉，已經不是少數企業家個人利益的問題，而是全社會整體利益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非國有經濟的實力還非常薄弱，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尚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盡管這樣，它們已經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就業負擔。如果以富翁的收入過高為理由不適當地從非國有企業提取太多，造成企業缺血、周轉不靈，以至大面積破產倒閉，那就不僅會造成新的更多的銀行不良資產，還會造成新的大量失業，加劇社會矛盾，后果會很嚴重。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說過，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現在的一些富翁，當然比“傻子瓜子”的資產規模大多了，有些人更加不舒服。是否已經到了該動一動他們的時候了？這可是一個重大的政策問題，需要從全局上來仔細掂量。

　　爭論雙方意見分歧比較大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是“國企改革”是否已經導致了私有化。這里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公有制經濟”內涵要有新的理解。按照傳統觀念，公有制經濟只有兩種形式：一是全民所有制后來改稱國有制的經濟形式；二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形式。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概念，為我們發展公有制經濟開辟了新的空間。那就是說，公有制經濟再不是只有“公老大”——國有經濟和“公老二”——集體經濟，又有了“公老三”——國有控股的股份制經濟。國有控股經濟比純粹的國有經濟更有利于集中各方面的資金，使國家資金帶動更多的資金，從而壯大國有經濟的力量，擴大國有經濟的影響。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會出現“公老四”、“公老五”等公有制實現的新形式。可見，國企改革不僅不會促使公有制經濟的瓦解，還會推動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創新。“左”同志只用“公老大”和“公老二”之和來計算公有制經濟在全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進而判定我國已經走上了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這不是違背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這一辨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了嗎？

　　“左”同志在爭論中提出的總命題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其實，問題的本質并不是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而是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方向？在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同時并存著三種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方向：一種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另一種是歐洲社會黨的社會主義，還有一種就是我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前蘇聯、改革前的中國和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都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據建國初期曾擔任教育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的錢俊瑞老人講，進城以后，廣大干部包括他們這些高級干部都不知道該怎么工作？政府機構怎么設置？社會怎么管理？干部茫然無知。一次開會大家請教毛主席該怎么工作？毛主席爽朗地回答：這個好辦！我們現在搞新民主主義，將來還要搞社會主義。不是有一個蘇聯老大哥嗎？前面烏龜爬開路，后面烏龜跟著爬。大家跟著老大哥使勁地爬就是了！可見，最初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從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那里學來的。以后毛主席提出“論十大關系”，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做過一些局部性的調整，但從總體上說并沒有擺脫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現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了，我們改革了，仍然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為之寥寥。

　　歐洲社會黨堅持的是另外一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本來，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歐洲社會民主黨是他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直接受囑人。后來列寧與歐洲社會黨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上發生分歧，不同意歐洲社會黨領導人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主張走議會道路、回避暴力革命，斥責他們是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假社會主義等等。以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照著列寧說，甚至批判的調門更高；我們也照著列寧說。但是歐洲社會黨的后繼者仍然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親兒子，在實踐中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有的社會黨還數度上臺掌權，瑞典等國家的社會黨則長期掌握國家政權，贏得全社會的廣泛支持。2001年我國駐法國大使館給中央寫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興與衰的啟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批示印發政治局和軍委領導同志。這份報告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該報告說：法國社會黨力主建立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與藍領工人和“被排斥者”結成新聯盟，爭取社會各階層的支持，表現出較強的包容性。他們把承認市場效益、減少不平等現象、保證社會和執政地位的穩定為行動綱領，順應了時代潮流，獲得了選民的擁護。列寧曾經痛斥過革命中的歐洲社會黨搞的是假社會主義，但他沒有見過執政中的歐洲社會黨搞的社會主義到底是真還是假。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好像也沒有批評過歐洲社會黨的執政路線。現在領導歐洲社會黨的已經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幾輩子以后的后人了。他們在數度執政中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既然前世偉人都沒有做過歷史結論，他們堅持的方向道路也就變成了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了。在我看來，歐洲社會黨的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發展模式。我們之所以肯定歐洲社會黨搞的是社會主義，因為他們本身具備了社會主義取向的基本要素。其一，信仰馬克思主義；其二，奉行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反對運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其三，注重社會公平，兼顧社會各階層的權益。這些從我國駐法使館的報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在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做出了艱巨的努力。從大的趨向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漸行漸遠，與歐洲社會黨的社會主義越走越近。它既繼承了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好的傳統，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等，又借鑒了歐洲社會黨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如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的基礎相結合，堅持以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掌握高科技的知識分子、具有現代管理經驗組織能力經營手段的企業家和高層管理人員即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與工人、農民結成牢固聯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打擊黑社會和恐怖勢力的社會政策等，使我國走上了富民強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就要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現在建設創新型國家，就要以中間收入階層為主體。這是時代的要求，不存在方向道路問題。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越來越清晰，內涵越來越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又有別于歐洲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其顯著特征概略地講有：它是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強調科技教育的社會主義，注重社會和諧與民族團結的社會主義，建設先進文化的社會主義，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的社會主義，等等。這是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獨到貢獻。

　　然而在最近兩年開展的爭論中，有些人卻把他們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當作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來自吹，把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膽探索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這是開歷史的倒車。中國的改革不存在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關鍵是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方向。要么堅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它必然把國家帶向經濟萎縮、國力衰弛；要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必將把國家帶向經濟繁榮、國力昌盛。中國人民早已做出了明確果敢的選擇。中央反復重申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改革開放在中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無論“左”同志怎樣去說今天來了什么“旋風”、明天來了什么“旋風”，歷史的車輪都不會按照他們的意志倒轉！歷史終將告訴世界：無論什么樣的人掀起什么樣的驚濤駭浪，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都會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持續深入地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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