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貧民窟問題的主張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曰：貧民窟有益論。
這當然是統而言之的說法。準確的講，自由派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有許多不同的措辭，象貧民窟代價論、貧民窟利大于弊論、貧民窟可以容忍論、貧民窟體現人犬論，等等等等。
不少知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高見。
比如秦暉。
這位媒體所稱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范告訴我們說：研究貧民窟，要區分Slum（不雅觀的住宅區）和Squat（非法住宅區），這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前者不好而后者好。盡管他也承認，這兩種住宅有時候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對后者大唱贊歌，認為這里的居民以外來移民為主，經濟狀況比他們進城以前是上升的，因而他們是安于現狀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假如不讓他們進入城市，不讓他們住在貧民窟，則他們會更貧窮，這是極不人道的。（2003年3月8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人口與遷徙”論壇上的發言）
比如吳思。
吳思被認為是中國最具原創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在最近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可以把貧民窟換個叫法，叫進城第一臺階，或便宜聚居地。城市化是不可逆轉的，農民總是要進城的，因此，應該有這么個臺階。如果允許有貧民區，則城市化的速度就能加快，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吳思的夢想是要把北京“浙江村”這樣的貧民窟變成象溫州龍崗那樣的小城鎮。“你看溫州龍崗多漂亮，那不是農民自己建的嗎？不是成了城市化進程中可資借鑒的案例嗎？”吳思先生贊嘆道。（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報》）
比如秋風。
秋風是哈耶克的中國崇拜者，他根據自己對哈耶克思想的領悟，就城市貧民窟問題斷言道：在中國，“社會公正問題，首先是維護公民權利的問題，比如，自由遷徙”，“城市仍然歧視農民。為了形象，而拒絕農民進城，不讓農民子女接受教育”。那么，農民進城后會形成貧民窟，這該怎么辦呢？秋風先生對此絲毫不擔心，他甚至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其實，貧民窟是融入現代文明的學習過程”。（秋風《哈耶克思想簡介》）
貧民窟，這個曾經殘留在人們記憶中的舊中國城市生活司空見慣的現象，這個至今仍在折磨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的令人詛咒的怪胎，當它在21世紀的中國不幸又沉滓泛起之時，卻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異口同聲的辯護！
這是為什么呢？
是他們看不到人類創造的這朵城市“惡之花”的真實面目嗎？
低矮的棚戶、破敗的街道、骯臟的環境、混亂的秩序，這是人們對城市貧民窟最普遍的描繪；缺乏水、缺乏電、缺乏衛生、缺乏安全，這是所有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們最通常的抱怨；失業者的麇集地、滋生罪惡的淵藪、道德墮落的泥潭、無助與絕望的沼澤，這是貧民窟本質最真實的寫照！
是他們不了解大規模貧民窟的存在對一個國家將會帶來怎樣的惡果嗎？
在拉丁美洲、在南亞、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無數國家正飽受貧民窟這一毒瘤帶來的病痛的折磨——農村失地人口無序的流動、城市病態的膨脹、沉重的就業的壓力、地區間發展的巨大不平衡、疾病的流行、治安的惡化、心懷不滿的窮人以及愈演愈烈的貧富階層之間尖銳的對立。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也許，是貧民窟剛剛開始在中國形成，它的規模還很小，它的狀況還不是那么糟糕，因此在自由派的眼里，還很可以給貧民窟涂上一層玫瑰色的光彩吧？
的確，據一名外國記者對北京貧民窟的觀察，同非洲或印度相比，“北京的貧民窟比較小，也比較干凈。”但是，他緊接著便引用聯合國駐中國辦事處一位人士的話警告說，“除非政府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否則中國就會出現人們在其他國家看到的那些貧民窟”。（2005年8月17日《參考消息》）事實上，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爆發大規模貧民窟浪潮的許多條件：農村呈現持續的凋敝狀態，城鄉差距繼續擴大；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4億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打工，今后，還會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而與此同時，城市的新增就業率卻徘徊不前。此外，城市社會保障處于初始階段，市政投入嚴重不足仍是各大城市普遍的現狀。在這種情況下，貧民窟的產生、蔓延和急劇惡化是不難想象的。
自由派的諸位先生們都是飽讀洋書，見多識廣之人，很難想象，他們會對這些一無所知。其實，關心時事的人都知道，自由派這種在明顯的事實面前仍然堅持為貧民窟的存在進行辯護的態度，是由他們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所持的基本立場所決定的。
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基本立場則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在中國農村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土地私有化。至于因土地兼并而必然產生的大量失去土地無以謀生的農民，則以城市化的方式予以吸收。但是，自由派也明白，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狀況，根本就無法有效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對于這個龐大的群體來說無異杯水車薪，也就是說，這些進城的農村移民必然在城市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
現在應該清楚了，只有論證了貧民窟存在的合理化、無害化，產生貧民窟的前提——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和土地私有化才能堂而皇之的存在。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怎能是跳瘙呢？
盡管統計數據顯示，1986—2003年，中國因為修路、建開發區、搞房地產等侵占了860萬公頃的可耕地；盡管5000萬中國農民在過去的10年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盡管專家預測今后的10年中將會有同樣數目的農民成為失地者。我們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仍然對由政府主導的這場“圈地運動”的成果感到不滿意。吳思先生說：在過去的15年中只有4％的農民在城里呆了下來，而15年4％的速度是一個很慢的速度，基本上對城市化不產生什么影響。多數農民在城里留不下來，他們只能把自己的勞動賣給城市，回家建房子，然后再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出去。如果允許有貧民區可能還好一點，可能就有14％的人能留在城市。如果在小城市，地價便宜一些，又允許有貧民區，這個數字就可能是34％。（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報》）
我們可以替吳思先生發揮一下，假如農村土地私有化了，假如幾個億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假如這幾億農民在把勞動賣給城市后連回家建房子的地方都沒有了，假如城市里又有了合法的貧民窟，那這些人會到那里去呢？無疑，到貧民窟里去了。那時，我們的城市化率該是一個多么令人驚喜的數字啊！
一些學者在比較了國際國內的現實后指出，單純的追求城市化率并不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巴西的城市化率現在已經達到了81.2％，但其結果卻是貧困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集中于貧民窟。據統計，目前巴西城市貧困人口有3100萬人，且貧富差距驚人，吉尼系數高達0.6，成為加劇社會斷裂、誘發社會動亂的主要因素。
然而，自由派的先生們是不管這些的。他們費盡心機的試圖“糾正”貧民窟在人們頭腦中的負面形象，把它說成是政治上無害、經濟上有益、社會上必需的東西。
秦暉先生就曾這樣向國人介紹說：“貧民窟的人在城市雖然是下層人口、很窮，而且問題很多，但是比他們流出地，和他們進入城市以前相比，他們的經濟狀況其實還是上升的，這也就可以解釋一個現象：就是在拉美政治中，有貧民窟保守主義，也就是說，貧民窟的選民比白領選民更安于現狀，就是投票時，不是投激進政黨的票，而是投保守政黨的票。” （2003年3月8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人口與遷徙”論壇上的發言）
當記者提到拉美、印度貧民在城市里造反時，吳思先生則更加干脆的說：“他們就算不到城里造反，在鄉下也得造反，不是一樣嗎？” （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報》）
誠然，對于進城的農民來說，即使他們在城里的處境再窘困，也比在鄉下時好得多。但是，自由派的先生們忘記了，決定人們是否認同于現存秩序的不是自己經濟狀況的絕對上升或下降，而是他們“相對剝奪感”的強弱，是他們的期待與現實的差距。而城市恰恰是這種差距最懸殊、最刺激人的眼睛與心靈的地方！
洞穴與高樓、蒼白與光鮮、衣衫襤縷與珠光寶氣、汗流滿面與游手好閑、自慚形穢與趾高氣揚、勞而不惑與獲而不勞……人間的不平等再沒有比這里展現的更強烈、更觸目驚心！在這個冷漠的、匱乏的、緊張的城市環境中，不滿和憤恨的情緒極易產生和蔓延，相對剝奪感極易加劇和膨脹，動亂的危險就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城市的上空。從政治上來說，城市比鄉村要重要得多。想一想吧，為什么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中，那些來到城市打工、掙得比他們在鄉下多得多的農村青年成了反對巴列維國王統治的主力群體，而發生在農村地區支持革命的示威僅占2％。（《世界歷史》2002年第一期，李春放《論伊朗巴列維王朝的覆滅》）
那么你們準備怎么辦呢？難道你們想把農民永遠的禁錮在越來越少的土地上嗎？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們無疑會這樣大聲的問道。
當然不是！
但是首先，我們反對在中國這樣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化。土地是農民最基本也是最后的生活保障，而土地私有化必將造成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形成中國社會無法承受的巨大的流民群體，這是足以使整個國家體系崩潰的惡夢般的災難！
我們還反對不顧條件、不顧國情的大躍進式的城市化。我們主張農村剩余勞動力穩步、有序的轉移。我們要求國家制定具體的政策，促使城市當局公平對待農村移民，大力發展適宜于我國現實的產業部門，做好接受并妥善安置農村流出人口的充分準備，決不允許貧民窟的出現。
我們呼吁，堅決貫徹中央“城鄉統籌發展”的既定國策，重視農村、建設農村、發展農村。即使我們的城市化率達到70％，仍將有數億農民生活在農村，這將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民群體，籌劃好他們的生活仍將是國家的根本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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