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說“巨變”這個概念。其實“變”跟“轉型”這個概念都是同一個英文詞transformation的不同中文翻譯。說到“轉型”這個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這個詞在它的首創者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最初用它的時候是什么意思，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我們現在天天講轉型，講社會轉型，可是實際上發生的是“經濟轉軌”，即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而不是“社會轉型”。我們從二、三手的馬克思主義那里聽說，經濟基礎是決定性的，于是就以為，從經濟轉軌中就能直接套出社會轉型來；于是就把市場經濟的方式在社會各個領域到處套，讓所有的能想到的東西都市場化。

　　然而，在波蘭尼那里，雖然社會確實會隨著經濟而變化，但社會轉型并不是經濟轉軌的直接移植，相反，所謂社會轉型恰恰是指社會針對經濟的市場化而自發產生了旨在自我保護的“反向運動”，以此來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發起反擊；在這種反向運動的作用下，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這才是所謂巨變，或者社會“大轉型”?？墒窃谖覀冞@里，人們以為市場能夠直接解決所有的問題，連教育、醫療衛生事業也搞市場化?？蓪嶋H上，許多問題恰恰就是由于把市場邏輯直接套用到一切社會領域而產生的。

　　為什么我們今天要在這里要講這樣一個題目，這是有幾個背景的。首先，波蘭尼在社會學界的影響很大，很深遠。我們大家很熟悉的一些人，像布羅代爾啊，沃勒斯坦啊，他們的思想都是受到波蘭尼得很深影響，可我們對波蘭尼本人卻并不熟悉。為什么呢？這涉及到第二個背景，就是我們二十多年的改革，有一種“類似意識形態”的性質，搞市場經濟是黨的號召，反對市場經濟就是反黨啊！那些年我們每年寫年終小結都被要求表態“擁護黨的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不允許對市場經濟進行思考，就像以前不允許懷疑計劃經濟一樣。所以二十多年來市場經濟的擴張才肆無忌憚。較之汗牛充棟的市場理論著述，一直以來波蘭尼著作的中譯本卻得不到出版（好像只有渠敬東在2001年譯過《巨變》中的兩個章節，參見《反市場的資本主義》）。我們現在正在翻譯波蘭尼的代表作《巨變》這本書，也只是現在才可能出版，我們才敢翻譯。早幾年的話，不等政府來管你了，經濟學家都要上來把你揍扁了。懷疑市場經濟就是反對改革??！那還了得！

　　可是實際上，在二十多年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積聚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們不是一邊走一邊解決這些問題，而是一邊走一邊把問題往后推。推到今天，可以說問題都成堆了、結構化了。于是你不可能今天解決這個問題，明天解決那個問題，問題都緾繞在一起，都是互相掣肘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因為這些問題造成了社會的不和諧。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是什么關系呢？基本上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認為既然是經濟發展本身造成了這些問題，那就有必要檢討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還有一種覺得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要靠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這話原則上不錯，但問題在于是否還是堅持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呢。我個人同意前一種看法，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反思，還不從根本上著手解決問題，我們很可能會永遠失去解決問題的機會。當然，這種反思工作是非常復雜艱巨的，今天我們這里只講一個問題，就是在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民族國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市場是不是像哈耶克等人所講的那樣，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在市場經濟建立起來之后，民族國家又承擔了哪些職能？這些職能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又遇到了哪些困難？

　　回顧市場經濟建立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重商主義階段，另一個是自由主義階段。與經濟學家們假想的相反，在西方的傳統社會里，競爭性、牟利性的商業活動是受到社會嚴厲排斥的，廣泛存在的只是非競爭性的地方市場。只是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各國為了自己有更強的汲取和調動資源的能力，以便能在軍事競爭中占據優勢，開始動用國家的絕對主義權力，奮力打破地方之間的界限，把分散的地方經濟體統合成一個民族經濟體，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

　　可以說，把分散的區域市場聯結成統一的國內市場，這是建立市場經濟的第一步，不過在波蘭尼看來，這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在市場定價機制的作用下“自發調節”的。這就要求不僅僅是商品，而且生產商品的諸要素都要被納入市場買賣的體系，完成這一任務的是自由主義國家。建立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最早最典型的是英國，所以我們以英國為例子。

　　為了讓市場能夠自發調節，必須要使勞動力、土地和貨幣這三種本來不是商品的東西被當作商品來買賣，這個過程被波蘭尼稱之為虛擬商品化。這其中最困難的轉變，就是把作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勞動變成可以到處流動、隨時買賣的商品。這個特殊的轉變是伴隨著一個重大的插曲發生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余波震及英國，英國的鄉紳和貴族害怕鄉村貧民發動革命，于1795年開始實施了一個叫做“斯賓漢姆蘭德”的制度，規定鄉村貧民不能在社會中亂跑，而應該老老實實呆在教區里，由教區提供工作，而且不管工作的報酬如何，都由教區來補足工資與救濟線的差額，提供生活保障。這種制度為英國鄉村社會的穩定發揮了作用，但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副作用，導致鄉村中工業生產效率的低下，更造成了窮人的道德退化。最后，舉國上下，包括接受救濟的窮人，都激烈反對這種制度，大家都覺得無論如何應該改變這種制度，不管如何改變，結果都會比現狀好得多。

　　有了這樣一種公意基礎，剛剛進入議會下院的英國資產階級就推動通過了對英國古老的“伊麗莎白濟貧法”的修改。修改后的濟貧法規定，窮人只有兩個選擇，要么進資本主義的工廠，要么進入像監獄一樣的救濟所，總之，再也不能像“斯賓漢姆蘭德”制度下那樣只呆在家里接受救濟了。就這樣，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勞動力市場建立起來了。

　　最難的一步走出來之后，剩下來的兩步就好辦了，這就是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化。所謂土地的商品化就是土地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參與全球流通，而貨幣的商品化則意味著一國貨幣與國際金本位掛鉤。

　　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它根本不是像哈耶克所說的那樣是自生自發的擴展秩序，相反，它是國家政權力量作用的結果。波蘭尼有句話經常被人引用：“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也就是說，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這一點我們已經證明了，而計劃本身則是沒有計劃的。這怎么說呢？這就是說，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建立起來之后，反對市場自發調節的力量也產生了，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集體主義的陰謀”，他們在有意識、有計劃地破壞市場經濟，而實際上，這些反對力量完全是自發的，是社會自發的自我保護運動，所以說計劃本身是沒有計劃的。

　　當整個社會各個領域都興起了這種社會自發的自我保護運動的時候，民族國家出于秩序的考慮適時地改變了自己的角色，將自己從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的推動者和維護者，變成了市場經濟的限制者和規范者，它把社會自發的“反向運動”組織起來，加以正規化和制度化。工人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得到了國家的支持和強制，工人結社、集體談判、工會抗議和勞工運動也逐漸合法化，工人的勞動和生計漸漸有了保障，勞動力的商品屬性大大減弱了。由于美洲土地大開發造成的農產品大量增加，各國也認識到了農產品全球自由貿易對本國農業的巨大威脅，都紛紛建立起森嚴的農產品貿易壁壘，這樣，土地的虛擬商品屬性也減弱了。最后，盡管在國際金本位制下建立起了國際金融體系，但各國都越來越重視中央銀行調節貨幣供給、抵御貨幣價值波動的功能，貨幣的商品化屬性也下降了。民族國家最終將市場經濟納入了一個可以被社會接受的框架之中，后者再也不能像它剛誕生時那樣肆無忌憚了。

　　通過上面的回顧，我們能得出的基本結論就是：第一，市場經濟并不是所謂自發演進的擴展秩序的結果，相反，它完全是在民族國家的干預和控制之下形成的；第二，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引起了社會全方位的“反向運動”之后，民族國家轉而承擔起限制和調控市場經濟、削減它對社會的危害的角色。正是民族國家的這種角色轉換的實現，標志著社會學家所稱的“轉型Ⅰ”的完成。

　　而到了20世紀的最后四分之一，“轉型Ⅱ”發生了。這就是經濟全球化。在這個趨勢之中，很重要的一點就資本的全球化流動。資本在不同產業之間、特別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流動，流動成本越來越低、速度越來越快。這種經濟在全球范圍的無政府主義使得民族國家的控制力在不斷減弱。在歷史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反向運動”雖然不乏源自社會中受市場經濟侵害的社會群體自動盲目的反抗形式，如失地農民的暴力抗爭、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的工人自發損毀機器，以至所謂的全球性“綠色保護運動”；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更主要的還是民族國家為維持市場經濟運行而對其負面影響所做的補救措施，即國家為保護社會而有意識地對市場經濟加以各種限制。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19世紀是一個限制的年代，這些限制一個一個地強加在了不受約束的、沒完沒了的、肆無忌憚的利潤游戲上，先是依法縮短工作時間、安全與衛生條例以及無數個旨在保護弱者的其他法案，隨后是禁止童工。更為重要的是工會及其抵抗策略的合法化使資本主義的受害者或潛在的受害者贏得了有效保護自己的權利。還有，持續的政治權利的擴張，在用集體保險來保護個人不幸的必要性問題上，最終導致了‘超越左與右’的共識，而福利國家的建立就體現了這種共識。”（鮑曼：《被圍困的社會》）

　　如果說在“轉型Ⅰ”的時代，民族國家還能通過對資本做出限制而為民眾、為社會做一些事情的話，那么現在發揮這種作用的條件已經沒有了。齊格蒙特?鮑曼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現代性稱作“穩定的現代性”，而把二十世紀末的現代性稱為“流動的現代性”。在“穩定的現代性”的時候，資本和勞動是相互依賴的，民族國家還可以通過推動民主、建立社會保障和最低工資、支持工會組織罷工等等來對社會進行某種保護，但現在沒那么容易了?！百Y本的流動性”意味著它對勞動的依賴性減弱了。我們知道，原子化的工人，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上獲得的工資，才是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而通過罷工、集體談判獲得的工資，是“工會工資”、“社會工資”，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則的，它不是市場工資。所以在勞資之間的依賴關系弱化后，工人再要想通過罷工來提高工資便不太可能了；但資本卻能“罷工”，它只要拍拍屁股走路就行了，它只要一走，你的就業沒了，政府稅收也沒了。所以這種“資本罷工”非常有效，我們的市長、黨委書記最怕的就是“資本罷工”，所以政府會拼命地創造投資環境、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工資。有些招商引資比較困難的地方甚至出現這樣的大標語：“誰破壞投資環境，誰就是人民的罪人。”

　　現在大家都有道德關懷，很多人很關注弱勢群體的境遇，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造成弱勢群體當下處境的很多因素是跟“投資環境”有關的，他們生存環境的改善往往意味著投資環境的“惡化”！想過沒有？這個后果政府和老百姓愿不愿意承擔？比如說現在杭州市政府跟市總工會說，你們要領導杭州市工人罷工，這樣工人的工資待遇就能改善。可是第二天，資本家就紛紛撤資了，資本會流到安徽、江蘇、江西。你說這不還是在中國，我全國總工會組織全國工人罷工你總跑不掉了吧！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招也不行，它會跑到印度、跑到越南，跑到東南亞。

　　所以說，中央的建立“和諧社會”不是隨便提的，這確實是個非常艱巨的任務。人家西方社會的兩個“轉型”之間隔了一百多年；而我們是兩個“轉型”一塊兒經歷。每個轉型都有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兩個轉型的不同問題攪合到了一起，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沖突。

　　從轉型Ⅰ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自發調節的市場的基本要求就是經濟要脫離政治、脫離道德、脫離社會。所謂脫離政治就是自由放任、不干預主義，國家不能干預經濟，這個大家都很熟悉；所謂脫離道德，就是指市場經濟要求道德的本質發生改變，從前貪婪是不道德的，現在變成貪婪是道德的（據說正是貪婪的總合造就了社會的總體利益），貧窮才是不道德的！經濟脫離社會就是脫離社會關系，因為人只有原子化為“經濟人”，才能進行自主、理性的選擇，才能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才能自我調節！受到社會關系的制約，人就不能自主、不能理性了！市場經濟要求政治、道德和社會組織不能干預、不能妨礙它，它卻反過來對政治、道德和社會組織進行無限干預，要它們全為“經濟發展”服務！而它又號稱“自我調節”！這樣，整個社會就只能以市場為中心運轉了！

　　在鮑曼所說的“轉型Ⅱ”到來之前，我們還可能指望國家來限制市場經濟，但現在鮑曼出來告訴我們現在發生了轉型Ⅱ，民族國家被綁架了！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于是我們只能尋找另外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寄希望于社會，國家和社會聯起手來面對這個“二變合一”的轉型。既然市場經濟就是讓經濟“脫嵌”于社會，那么應對它的辦法就是把經濟重新納入社會、重新“嵌入”社會。這并不是要拒絕市場經濟，而是要把市場經濟發展重新置于社會關系的控制之中，讓市場經濟為社會服務而非倒置關系。

　　可是，這樣做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要存在著一個相對完整的、足夠強大的社會，只有存在一個強大的社會，強有力的社會關系，才能作為經濟“嵌入”的河床，現代經濟是不可能嵌入在一個僅僅只由血緣關系構成的社會這中的。遺憾的是，我們幾千年的歷史，缺的就是這樣一個擺脫了血緣關系的、強大的社會。在西方，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就打破了血緣關系，建立了非血緣關系的社會，可在我們這里，血緣是社會關系的唯一重要的紐帶。馬克斯?韋伯說，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條件就是家計和企業的分離，私產和公產的分離。可我們的企業，到現在搞得好的還是公私不分的家族制企業，這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不在于它有多少優點，而是因為只有它能夠提供人際信任；原因不是血緣關系太好了，而是社會太弱了！

　　所以關鍵的問題是社會的發育。我們現在的人都差不多是原子化的了，我對中國社會發育現狀的這種悲觀源于幾年前搞的一個社區研究課題。國家允許你弄，甚至花錢讓你弄個社區起來，你都弄不起來！頂多就是把居委會的牌子變成社區的牌子，實際上是“太陽底下無社區”，只有電燈泡下面才有社區，而且這樣的社區是不是社區還很難說。上個月我去海南參加一個關于中國民間組織發展的研討會，七八個瑞士專家介紹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政府和社團之間的關系是世界上最好的，我聽了，很好，可我們沒法用：我們缺少人家有的那種人際之間的信任！我們看別人，除我自己之外的人似乎都想占我便宜，防著周圍的人像防賊似的。這種情況下人家再好的經驗也不管用！

　　在面臨巨變的情況下，我們這里的信任缺失更加顯得觸目驚心。這種缺失是什么時候、怎樣開始的，如何才能把它補救起來？我想這是我們應該認真探討的課題，因為這無疑是我們保衛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平臺。

　　最后，我想用?？碌囊粋€講演集的書名來做個總結，這書名就是《必須保衛社會》。福柯的意思是：權力有保衛社會的責任！當然，這需要對權力本身進行分析，但無論如何，權力絕非僅僅指國家的權力；保衛社會是國家的責任，同時也是社會自己的責任，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組織起來！

　　(馮老師,讀了您的大作巨變與民族國家,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以下:

　　為什么把板子打在市場經濟身上?

　　您說,在二十多年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積聚了許許多多的問題?！睉岩墒袌鼋洕褪欠磳Ω母锇。　彼坪跏袌鼋洕獙@些問題負責.可是,我們改革以來搞的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嗎?我覺得不是,雙軌制不是市場經濟,國企改革監守自盜也不是市場經濟,那么多壟斷行業也不是市場經濟.我們搞的是權貴資本主義而已.市場經濟是要有法權體系的,我們現在的許多改革問題的出現正是缺乏著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的法權體系.比如國企改革中問題很多,主要是工人沒有談判權,所有者沒有談判權導致了很多私分大鍋飯的事情.這種談判權,正是市場經濟法權體系所要賦予的.

　　招商引資中問題很多,我覺得關鍵在于缺乏產權保護,而不在于資本主義有多壞,解決的辦法不在于政府應該做什么,而在于政府應該不要做什么(不準侵犯私有財產,隨意拆遷征地!不準給資方特權!)關鍵在一個限制權力,保障權利上.你外資要土地,可以呀,你自己和居民談判補償協議去,你們談好了,我政府監督契約執行.以為這是民族國家應當發揮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以為,我們改革的路并沒有按照市場經濟自身發展需要來走(法權體系嚴重缺失,)所以,我們的問題不能怪市場.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見解,聽候批判。)

　　余征飛：你好。

　　你的問題我歸納一下就是一個結論：改革出現問題并不是市場經濟不好，而是缺乏一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法權體系。如果順著這個結論倒推上去，就會出現如下結論：市場經濟不可能自己來建立它所必需的法權體系（這也就是說市場經濟自身有其不完整性）。那么這個法權體系將由誰來對立呢？是國家？還是社會？其實，你所說的諸如“工人的談判權”（實質應該是罷工權）正是需要國家以法律形式來認可、保障的、用以抵制勞動力價格市場化的社會保護措施。如今，工人的這種權利之所以缺乏，不正是因為國家沒有盡到它應該盡到的責任嗎？你為什么說“解決的辦法不在于政府應該做什么,而在于政府應該不要做什么”？你說，我們“缺乏產權保護”，那應該由誰來保護呢？國家不來保護，我們還能指望誰？事實上問題還不在于保護產權，而是在于初始產權的界定誰來做？怎么做？勞動力（人力資本）的產權、國企工人的產權、拆遷戶的權利﹍﹍這些都該由誰來界定？除了主權國家（政府）你還指望誰？其實指望政府做的事還多著呢！市場是需要政府來管的，如今的政府不是管多了而是管少了。比如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環境保護、生態管理﹍﹍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政府來管理的。在以“逐利原則”支配下的市場經濟中，如果像你所說“政府什么都不用做”，那也許我們連喝一口干凈的水都會很困難了！更重要的東西你還沒說，市場經濟是需要職業道德和公民道德來限制它的，這個限制也不可能由市場自己來建立，這個任務也同樣需要國家來承擔，國家政府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應該是這種道德精神的體現者，正是這些職業道德和公民道德大大地減弱而不是強化了各種商品交易行為的市場性質！

　　“經濟”這個概念包含兩層含義：形式含義(formal meaning)和實質含義(substantive meaning)，前者源于邏輯，后者源于事實。換言之，經濟的形式含義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關系的邏輯特征，“它指的是這樣一個確定的選擇狀態，即因為手段不足而造成的要在不同手段的使用之間進行選擇?！倍洕膶嵸|含義則源于人的生活離不開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與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互換，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為他提供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博蘭尼）。人類為了得到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而與其周圍（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之間發生相互的作用，即進行“交換”。因此，經濟制度所具有的實質含義都是能夠從它們連結人與其周圍（自然的、社會的）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得到解釋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只是從人類單純的物質活動中產生的，只有作為包括自然環境在內的各種關系的相對性“存在”，才是在實際的意義上可理解的。所以，你說“不是市場經濟的問題”，這充其量只是說這不是“邏輯問題”，但是，如果讓這個“邏輯”在現實中不加任何限制地自發動作，那它必定就是一個“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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