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左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數千年文化傳承的我國，源遠流長，蘊深涵厚，發明創造，層出不窮，杰出人物，燦若星辰。僅僅在其發祥濫觴之初，即誕生了足以傲視群倫、冠絕天下的以《詩經》、《楚辭》及諸子百家等璀璨的文化結晶為標志的古代文化。自漢魏以降，中華民族更展開博大的胸襟氣魄，大膽吸納了周邊民族的文化成果，最終形成了即獨具貫通性又富有開放性的文化源流，終于在盛唐時期成為在文學、藝術、科技、學術、制度等多個層面均領先于世界的文明大國。

然而，歷史的腳步絕不會為往昔的輝煌流連止息；昨天的榮耀也不能作為“厚古薄今”的理由；厚重的歷史一旦把持失當反而會聚成塊壘、形成包袱。新生的、代表歷史前進方向、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完全有必要也必須站在一個歷史的新高度重新審視全部歷史以及過往的一切文明和文化積淀。正如人類本身在階級社會里終究是以“對立的兩極”狀態生存著一樣，文明或者文化作為矛盾對立著的人的創造物，同樣也是以分裂對峙狀態存在著的。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壓迫與反抗、文明與蒙昧始終相互交織裹纏，溶蝕吞并著異己的對方。因此當我們在申述“民族文化”或“傳統文化”這些抽象概念的時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略或者淡忘這種天然的分野。意圖從具體的、歷史的、地域的文化中抽象出超階級的、超時空的、泛性的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的嘗試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直接的物質勞動既是人類本身和人類文明文化得以產生和進化的唯一的本原與動力。然而自從人類分裂為階級那天起，作為統治階級的剝削階級，不僅剝削和掠奪著被壓迫階級直接的物質勞動成果，同樣也將他們的精神勞動和智慧創造的文化成果一律據為己有。全部歷史都是勞動和勞動人民創造的，但卻是由剝削者和剝削階級來“書寫”的。因而，所有文字記錄的歷史大體上是“頭足倒置”的和“反歷史”的。這就要求我們在認識和考察歷史的時候視野不能過于狹窄，只看到“文字”，看不到文字以外。或者不能“力透紙背”，挖掘出文字之后的被屏蔽了的許多東西。

生產力的每一次重大進步必然引發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發生激烈的變革。我國持續了兩千余年的漫長的封建時代，恰好印證了我國農業生產力長期停滯不前沒有產生質的飛躍這個事實。如果不是西方“偶然”發見了新的物質文明形態即新工具蒸汽機和電動機等等，并由此萌生了新的社會階級、社會制度和新意識形態并輾轉影響到東方乃至整個世界，中國極有可能在封建愚昧的社會陰影里長期酣睡下去，在亂、治、分、合的舊循環中伊于胡底。我國封建制度越完備，對整個社會的鉗制能力越強，對勞動者的壓迫越甚，剝奪越重，他們的創造能力和創造的積極主動性也越受壓抑。社會分工這個本來能夠給人類文明發展提供良好機遇的革命機制，在傳統的占社會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統轄之下很快就成為窒息和禁錮人的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上升時期到了晚唐時分基本上已宣告結束。最明顯的歷史標志是自那時起中國一再被北方民族所侵略占領乃至整體地征服。被儒家學說長期洗腦并主宰了的主流知識分子們所從事的不外乎兩件事：一方面挖空心思的自我褻玩、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自我安慰，一方面竭盡所能地相互傾扎、相互構陷、相互防范、相互殺戮，自然也免不了在大多時候合謀算計如何“長治久安”地壓迫、統治和劫奪勞動人民。到了明清兩代，封建主義制度的反動、腐朽與沒落的本質已經暴露無遺，達到令人絕望的地步，進步的、具有人民性的知識分子們痛苦地掙扎著和思索著，以嚴峻冷峭而又茫然無助的批判的眼光考量著彌漫著罪惡、誕妄和黑暗的社會現實。但是在諾大的中國，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里，在堆積如山的傳統意識形態庫中，他們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腐敗無能、昏庸暗寐社會體制似乎根本沒有替代之物……彼時，在西方，人類歷史卻已經靜悄悄地展露出進入現代社會的熹微曙光。當魯迅先生以洪鐘大呂之聲吶喊出寫滿了“仁義道德”的史書記載的不過是“吃人”二字而已的時候，他已經在精神上宣判了一個舊時代連同那個時代的舊文化的徹底死亡！今天，一些文人雅士們打著“新儒學”、“道德重建”、“恢復傳統”等招牌企圖召喚亡靈、沉渣返起，其無知和可笑可恥簡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他們如此作為的荒唐理由不過是已經淪落為反動沒落、病入膏肓的統治階級的西方資產階級開始乞靈并來翻檢東方過去歷史的垃圾堆而已！

對待東方文化，或曰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堅持二分法，即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批判地繼承的科學態度。靈芝沒于荒草，玉石淤在泥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確不乏瑰寶，足以作為我們建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新文明的營養和土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的文化工作者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將階級和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引入文化科學，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已經探索出一條研究和正確闡述中國古代文化、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等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取得了非凡成就，培養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時而為了“全盤西化”采取極端的虛無主義的態度拒絕承認中國文化中客觀存在的革命性內容，時而又“反其道而行之”，用虛偽的“孔孟之道”抵制、詆毀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宣揚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拓展理論空間”，百般回護、無所不至。他們固執地以為階級的存在不是以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反而是“人為地劃分”的結果，企圖以空泛無力的泛愛觀或仁義觀抹平生發于經濟地位對立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的分裂。上述思想也影響到左派陣營。個別同志開始對自己的一貫立場產生懷疑，動搖不定。不僅陷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鼓吹“共同創造歷史”論，公然否定“奴隸創造歷史”之科學論斷，宣揚“階級妥協”和“階級合作”才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距離徹底背叛無產階級只有咫尺之遙。

200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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