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世界一流大學？
丁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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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世界一流大學？
如何興辦第一流的大學——尤其是在中國的大地上嘗試做這種事，如何衡量大學的素質——尤其是在世界的大尺度上這么做，我對這個問題的比較系統的關注開始于1980年代的前半期。那時候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我的導師貝爾教授在哈佛大學退休前的最后兩年，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哈佛大學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創辦的——做了兩年的訪問學者，頭銜是Pitt Professor(庇特榮譽講座教授，庇特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任英國的首相），這是劍橋大學對外國學者所給予的最高榮銜之一。他告訴我，他在英國期 間從事的研究課題，將會是英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對英國國際地位的升遷有哪些影響。這啟發了我在考慮中國的大學的時候，也要把它們與中國的國運聯系起來看。不過，雖然這個問題是我多年的興趣和關注所在，但是只有到了目前的時候，也就是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科教興國”大政策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在內地有了廣大的聽眾。
我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就著手收集零零星星的、多種多樣的大學評鑒標準和相關的報告，這個資料的收集工作到今天也沒有中斷。此外，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受益于過去這些年里我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幾個研究型大學中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對它們的教學研究活動、體制細節、程序合理與否、社會大環境等等方面進行了細心的觀察。
關于大學的理念（The ideal of universities）：
心目中的“大學”應該是怎樣的？
在世界上多數偉大的文明里（中國當然不例外），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了高等教育的機構。比如說，在古希臘有哲學先圣柏拉圖執教的Akademia，也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學院”。在中國有“太學”、“國子監”，等等，后來還有“四大書院”。這些機構雖然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有過重要的貢獻，但都不是今天我們所隸屬的“大學”的直接來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大學不是來源于古典時代，而是來源于中世紀末。在公元第十一世紀，“大學”
最親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現。今天，University of Bologna 還在那兒開著呢，有將近六萬學生，國際上有影響的高等教育會議時不時地在那兒舉行，就是大家對這位“爺爺大學”高度敬意的表示。在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大學”作為社會中的一種制度 (a societal institution)，在法國和英國先后出現，誕生了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然后近代大學體制逐步傳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國、中歐，以及歐洲人的殖民地美國等地方。（參閱Philip W. Goetz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Vol.12, pp.165—186.）
大學從它在近代初期一出現直到今天，無論是在大學里面工作的人，還是不在大學里面工作的人，都對大學“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機構，沒有停止過探討和爭論，這就是我所說的大學的“理念”，那個關于大學的ideal。
關于大學的理念的演變，至少經歷了三個比較大的階段。（這方面的詳細介紹請閱讀金耀基《大學之理念》一書中的第一章（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01年新版）。這是我在中文出版物里見到的有關該話題的最好的書籍之一。）
“大學應該是什么樣子?”在第一個階段也就是現代化剛剛起步的時候，在西方對于這個問題回應的主導思想是：“大學應該是一個教化的機構，目的是培養頗有學問的青年紳士（The college emphasized on the ideal of developing the gentleman scholar）。”（引文見于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Danbury, CT: 1995), Vol.7, p.241.）稍后時候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和概括的，是英國的教會學者約翰·亨利·紐曼 （John Henry Newman）。他在1854年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學校長時寫的一本書《大學的理念》，堪稱是有關這個題目的最廣為人知的經典之作。所以說，直到十九世紀初，關于大學的理念，主流是強調傳授知識，傳授為人之道。
到了工業革命的全盛期，也就是到了從手工操作機器的階段進入復雜的重化工業階段的時候，關于大學的理念，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這個潮流是由德國思想界引導的。德國當時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國務活動家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t，亦譯為“洪堡德”）——柏林的Humbolt Universitat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強有力地爭辯說，現代社會里大學的功能不僅僅是從事教育，它還同時必須從事研究。他所憧憬的那種“精英大學”（Universitas litterarum）應該以教學和研究相結合，來給學生提供一種人本主義的教育。（我感謝Dr. Carsten Holz 和Dr. Erik Baark 兩位同仁在本段引語之詮釋上提供的咨詢。）換句話說，大學不僅僅要傳授知識，它的同樣重要的功能是創造知識。在現代歷史上，在這個領域里，洪堡是喊得最響亮的一位改革家。根據他的理念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學，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它是“所有現代大學之母” （the Mother of all modern universities）。（參閱對此一篇挺富于詩意的評論：William Hoffman, “The Doric Column—The Modern University” (22 February 1999, pp.1—10). http://mbbnet.umn.edu/doric/fairytales.html.）當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帶著這樣的理念回到了中國。（參閱“旅歐雜志社”編、陳三井校訂：《旅歐教育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發行，1996年5月版）。）大家不要忘記，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他同時也是中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他身兼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教育機構和最重要的研究機構的領導人，就是深深地受到洪堡的觀念的影響，即現代大學不僅僅是積累和傳授知識、文化的機構，大學更重要的是創造知識的機構，是研究的中心。（徐明華：《中央研究院與中國科學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南港，1993年6月），第22期，下冊，第235頁。這是大學理念的第二個階段。）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工業社會、現代國家體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以至于一個人如果沒有受到專門、系統的訓練，他就很難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已經不能對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涉及本行業的事情進行有效的操作和管理的時候，第三種大學的理念就提出來了。它指出，大學不單是一個教育的機構、一個研究的機構，大學還應該是一個服務的機構，意思是說，我們要為即將在非常復雜的行業和部門就業的人員，提供系統的訓練，為工業、農業、商業、服務業、公共部門等領域提供智力支持。如果沒有這種專業、系統的訓練，一個人將來找工作就只能做體力勞動，不能做腦力勞動，不能做管理階層的工作。美國是興起對大學職能的第三種見解的主要地方，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陸陸續續地興辦了一些“高等專業技術學校”（professional schools），涉及工、農、商、軍事、師范等行業。不過當時也有對這種觀念和做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就連哈佛商學院的創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這里插一句，歐洲越是古老的大學，對開辦專業學院越不熱中，像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直到二十世紀后期才開辦商學院，因為那里面傳統的大學者們不認為商學院屬于“學術”的范圍，所以它們的商學院在世界上目前還排不到前列。這里要補充一句，牛津大學校方是在2000年才正式推出方案，創建The Said Business School （沙依德商學院）。 牛津大學的許多教員對這所新學院很是瞧不起，認為商業管理的研究和教學與具有近九百年歷史的牛津學術傳統匹配不上。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這場憤怒的老派學者們的“造反”。商學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吸引來不少的捐款，設立多個教席。它的追趕目標，當然是美國的那些一流工商管理學院。不過，牛津大學校方至今還是不敢走得太快，他們雖然也仿照美國的富有的私立大學，開辦了“大學發展辦公室”，專職向校友和社會募捐，但是卻把辦公室塞進一條狹窄的小街，旁邊是賣烤羊肉串的小飯館，真是難為了它!(參閱Graham Bowley, “Feature: University Challenge.” Financial Times, 15 October 2004.)當年在美國爭論的關鍵是，大學的“服務”職能應該以什么為標準？大學提供的對社會的服務應該在什么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它要區別于一般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院？逐漸地，高水平的專業技術學校——它們原來是獨立運作的——就被整合進大學里去了。
所以，簡要地說來，近代以降關于“大學”的理念大致上有三種。和這三種理念相配合的，是世界上大學模式演變發展的三大步。第一步，在大學理應是教化的中心這種觀念興起的時候，根據地是在意大利、法國、英國。第二步，在大學應該是研究的中心的觀念抬頭的時候，它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在德國。第三步，關于大學應該是一個為社會需要服務的機構的觀念，主要出自于美國。
而我們知道，就今天西方的情況來講，一所典型的綜合性大學一般是由三個部分所組成，這三個部分正好對應于我剛才所講的大學的理念發展的三個階段。一所典型的綜合性大學，它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最古老的部分，實際上是the 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本科生學院)，海外華人學術界把它翻譯成“博雅學院”。“博”是廣博的意思，“雅”是文雅的意思，就是要教化人，主要是教授古典人文學科，即哲學、文學、歷史、宗教等，和數學、自然科學。這是核心，是現在世界上所有最古老的大學的核心部分。然后，在這個核心之外，一定要有一個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集中了各基礎學科的研究人才的培養。尤其是在美國的大學制度下，研究生院和我們中國的研究生院有很大的區別，他們的研究生院注重的是主要學科的基本研究和對研究生的訓練。這兩部分之外，還有第三部分，即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包括法學院、醫學院、牙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院（或外交學院）、新聞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神學院、教育學院、建筑學院（或城市規劃學院），等等，是針對某個行業培養高素質的從業人員。當然并不是一所大學里所有這些專業學院統統具備，多半是具備其中的幾個。
以上所說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一所頗具規模的綜合性大學里典型的三大塊，這三大塊剛好對應我們剛才所講的有關大學的三種理念。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大學在工業化和半工業化的國家里迅速擴張，它的擴張速度是驚人的。從量的方面來看，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上大學的機會也還是不那么普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學課程日益普及，現在幾乎成了大眾化的訓練。1950年，全世界約摸有三千五百所高等院校，在校學生大約是六百六十萬人；到了2000年，達到三萬所，在校的大學生有八千零五十萬人。(詳閱The Statistics Divisio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ed.),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003), “Table 9: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
我們學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種人類活動或組織機構，當它們增長并且積累到足夠多的數量的時候，就一定會發生分化分層 （differentiation），會出現好的，出現差的，也會有中等的，大學也完全是這樣。當大學在量上有了這樣迅速擴張的時候，大學自己就發生分層了。因為絕大多數的大學，可能一開始都會想自己同時發揮剛才所講的那三個功能：想成為領先的教育機構、領先的研究機構、領先的專業培訓機構。但是，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大學才具有這樣廣泛的資源和機會，做到在三個方面齊頭并進。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大學開始劃分類型了，要給自己定一個位。我今天所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各種各樣類型的大學中最惹人關注的那種，集以上三種職能為一身的大學，而所有的這三個職能都圍繞著一個最重要的職能來發揮作用——把知識的創新、觀念的創新當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務和目標來追求的大學。這類大學一般被稱為“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ies），它們在高等院校里所占的相對比例越來越少，雖然它們的絕對數目在緩慢地增長。以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為例，在全國二千二百所具有資格授予“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的院校中，有一百二十五所被卡內基基金會定義（The 1994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System）為研究型大學。
評鑒研究型大學的一般標準
研究型大學的評比，在同一國家里不同的評鑒機構使用的標準有差異，在不同的國家之間當然更有差別。比如，2000年的英國《泰晤士報》上曾經刊登過英國近年來使用的一種評鑒標準，就與美國常見的標準不一樣。而且，從1960年代以來，各類評鑒標準一直都在變化著。(參閱林文瑛：《大學的理念、教育品質與大學評鑒制度》，載于楊國樞、瞿海源、林文瑛編：《新世紀大學教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85—310頁。)不過，對于當今世界上幾個高教發達國家中重要的對研究型
大學使用的衡量標準，我們基本上可以歸結為這么九條。
1. 教員整體的素質
這是所有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因為出色的教師才能吸引來出色的學生和大量的資源，各種各樣的資源——捐款、研究基金、對研究成果的開發利用的投資，等等。“教員整體”（The Faculty）是指在一所大學里正式任教的全職（full time）教師，包括最資淺和最資深的，但不包括行政人員、輔助和后勤人員、短期訪問人員及兼職人員，主要是這些人員的聘任標準是不一樣的。
教員整體的素質由一些技術性的指標和一些比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標來組成。由于它們比較復雜，這里我要多講幾句。硬的技術性指標，主要指的是一所大學里所有的教員中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比例，比例越高越好。這個指標從1960年代以來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之前，在西方相當好的大學里面，沒有博士學位但是教學和研究工作都做得很好的人，也可以做一名教授，因為那個時代博士訓練還沒有全面地建制。而在這之后，博士學位成了在大學里面任教的入門證，沒有博士學位，就無法進入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當教員。你經過了博士訓練的程序，說明你掌握了進行獨立教學特別是獨立研究的工作能力。博士學位就像是飛行員的資格證，你說你飛行技術很高，但你不通過考試，手里沒有證書，別人就不能把幾十人上百人的生命安全交給你去玩。這是最基本的技術性指標。中國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到現在已經初具規模，至少從1990年代后期起，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就不應該被國內的重點大學錄用做教員。1990年代以前進大學任教的，另當別論，那相當于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屬于過渡期。
說到博士訓練，美國的方式相對來說最系統規范化。英國和多數原屬于英聯邦的國家或地區，像澳大利亞、香港、新西蘭，直到二十世紀末，還基本上是沿用古典式的訓練方式。根據我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了解，兩者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是，美國方式要求研究生先上兩年課，大部分是必修課，考試及格了才能進入“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的階段，也就是做論文的階段。英國方式不要求上兩年課，研究生錄取進來后，就可以做論文。如果研究生以前受過很扎實的專業領域里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就沒事了，如果以前沒有受過比較系統的訓練，就很影響他們做獨立研究的能力和技巧。所以美國研究型大學里訓練出來的博士，總體素質、平均水平一般來說更高些。
當然，除了博士學位這個簡單的指標，還有更復雜的指標來衡量大學教員的素質，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有兩三條。首先是學術研究成果，與此相關的是在學術界和文化界獲得的獎勵和承認，然后是教學的表現。即使你是非常出色的教師，但“教書”只是做了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你在研究方面的表現不夠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學里呆下去。研究工作的“表現”，只能以這個人在他或她所屬的專業領域里在全國乃至國際上公認的學術刊物上（或出版社）發表（或出版）的論文（論著）的質和量來衡量。如果緊緊抓住這個標準，那么如何給教員升級或授予榮譽，就不僅僅是由本系來決定的，也不僅僅是本學院來決定的，也不僅僅是本大學所能決定的。尤其是在聘任資深教員（副教授或以上）、授予終身教授職稱的時候，這個標準顯得更為重要。本系通過了，本學院通過了，至于本校能不能通過，就要看最后一關。這一關能不能通過非常關鍵，即external review（外部評審）。外部評審由哪些人組成，被評審人不知道。外部評審進行無記名投票，這樣，針對被評審人的批評意見，無論什么樣的，只要是跟學術有關的，都可能說出來。沒有這一關，要大學里的教員整體保持高素質，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兩個球隊比賽，裁判必須保持中立一樣，外部評審就起著這個作用。關于教員的素質，我在后面的其他幾次演講里還會一一細說。
一個大學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的教員，因為教員是大學的靈魂。國外比較像樣的那些大學的正式推介資料里，比如說校史、手冊、招生材料、網站等等，最顯要的位置的主體，是給予該大學現在和歷史上有名望的那些教授的。而我在國內的一些大學的同類資料里，滿眼看到的是“各級領導的活動和指示”。這里的區別，反映的是大學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2. 學生的素質
學生的素質，也就是生源的優劣，這對大學來說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中國的招生制度判斷學生的素質是依賴統一的考試。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學也通過考試來招生，但考試在他們總的評價標準里面所占的分量遠不像在中國那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不單看考試成績，更特別看重潛在的能力素質，就是說不光看你現在已經掌握了多少知識，還很看重你將來能夠成為知識的創新者的那些蛛絲馬跡，同時還看你有沒有多方面的才藝。比如，兩個人的考試成績差不多，潛能素質也差不多，但是一個學生小張鋼琴彈得很好，學生小李沒有什么藝術方面的或者體育方面的發展，那么學生小張就有更多的機會被好大學錄取。除了以上三點，還有兩項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是有沒有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s）的經歷，比如說幫助窮人、幫助老人、環保運動等等，還有到非常貧困甚至危險的第三世界國家去做義務工，因為這表明了年輕人對社會的一種承諾。二是有沒有領導和組織能力（leadership quality），這對學生以后在社會上的成功關系很大。
3. 常規課程的豐富程度
常規課程的豐富程度，可以由1859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課程表的開場白來典型地體現。這篇開場白說：“沒有任何一個機構配得上稱為大學，除非這個機構能夠為想要學習任何一門科目的學生提供自由廣闊的天地，令他樂此不疲。”(引自Philip W. Goetz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12, p.186.)
常規科目的豐富多彩，給教員的研究和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養創造了廣闊的知識架構，同時也給知識創新提供了開放的可能性。在這些課程的內容中，應該包括最近這些年里該學科的最新進展。每年常規性的基本課程有多少，這一點的重要性常被人誤解。你可以說，我們學校的教員人多，當然這樣開出的課目就比小院校多得多。應該說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一個大學能不能提供豐富多彩的課目，除了取決于教員的數量以外，還要看教員有沒有做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因為只有做開創性研究的教員，他才能夠把知識前沿最好的發展立即轉換到課堂教學中去。如果沒有開創性的研究工作的前提，那么即使你開一百門課，在位于學術前沿的學者眼里，也是沒有很多實質意義的，因為這些課目可能都是重復性的，有些甚至是已經被淘汰了的。這種教學，應該被稱為“負教學”，因為它浪費了老師，也浪費了學生的生命資源。而生命資源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其有限的，不管這個人有多么聰明，或者多么有錢。在國外的大學里，要經常把課程表、上課的詳細綱要送到校外去評估，如果你在這些上面竟然沒有列出相關的學科分支里過去十年、五年中別人最重要的、發表出來的研究成果，那你一下子就露餡了，那就說明你這個大學教師是個混混兒。
直到前不久，我們國內不少掛著“大學”牌子的機構，都是名不正、理（道理）不順的。比如“公路交通大學”，我跟美國學者解釋老半天，他們也不清楚，說：這個機構管交通方面的教學研究，可是水上交通、天上交通、管道交通它都不管，只管地上的；而地上的也不管鐵路，只管公路，這連工學院下面的一個系里的一個專業都稱不上，怎么能叫“大學”呢？你看，我們還有“林業大學”，而林業在國外只不過是農學院里面的一個系。我們還有“郵電大學”，郵電在國外連工學院里的一個系都算不上。這種把“大學”混同于工業專科學校的現象，根子其實在前蘇聯那兒。我們中國教育界的前輩們老早就很清楚什么叫大學，不信你們翻翻１９８０年中華書局重印的該局１９３６年初版的《辭海》，其中“大學”條目是這么說的：“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得稱大學；不足者為獨立學院。”
4. 通過公開競爭獲得的研究基金
這是一所大學中的教員是不是站在學科發展最前沿的主要標志之一。研究基金的多少肯定牽扯到錢，但它不是一般的錢的問題，它講的是“研究基金”。換句話說，在知識創新的大環境里，面向大學的研究基金不是固定提供給誰的，而是必須通過公開的競爭才能得到的。如果這個競爭是在一個地區范圍內進行的，那么大地區要比小地區有意義；如果是通過全國范圍內競爭的，那又比大地區的有意義；如果是通過國際范圍公開競爭的，那么又要比全國的更有意義得多。
一所大學通過這樣大范圍的、公開的、高水平的競爭得來的研究基金多少，體現了這所大學的教員在各個學科方面、在世界范圍內大概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得到的研究基金多，不僅僅意味著你的錢多，更表明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些重大項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你這所大學里的教員參與的。這就說明，這所大學里的研究生和高年級的本科學生，在還沒有走出校門以前，就已經處于世界上某些學科研究的最前沿。這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長時段的無形資產。
5. 師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學里有教員一百個人，學生有一千至兩千個人，這樣的比例是在正常的范圍內。假如師生比例達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難讓每個學生得到老師適當的指導。師生比例一比一，雖然對學生的指導關照無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較好的大學，在配額師生比例的時候，都得在教育素質和教育成本之間尋求平衡。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如牛津、劍橋，有一類教員叫tutor，他們上的課叫tutorial。這tutorial很像我們中國傳統的私塾，一位大學教師只指導兩三個學生，體現了學生能夠受到直接輔導的古典教育傳統。像這樣的教育，資源不足的大學是開銷不起的。在美國，只有那幾所最有錢的私立大學和博雅學院才保留了這樣的傳統，通常是在本科生做學士論文的那一年才開。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一所大學的名聲很大，學生都想到這兒來念書，為了滿足需求，那所學校一個勁地擴大招生是不是就行了？這是不行的，沒有限制的擴大招生是對受教育者和他們家庭的不負責任；久而久之，也會毀了那所大學的名聲，因為你在粗制濫造你的產品——學生。所以說，師生比例必須有限度，它是衡量大學素質的重要指標之一。這就像一個國家，它的國民生產總值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師生比例有時還可以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就是一所大學里面班級的大小。在西方，班級是不固定的。比如： 上“數量經濟學”可能是十五人一個班；而上“微觀經濟學”，是二十五人一個班；如果上“國際金融投資”，可能是五十人一個班。看看歷年每個班平均注冊的學生是多少，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學生能不能得到教師的充分關注和指導。越是好的大學，學生得到的指導應該越多和越全面，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
6. 大學各項硬件設備的量和質
還有個標準是學校的各種硬件設備，比如圖書館、實驗室、電腦系統，以及學生宿舍、醫療室、飯廳、體育場地等等的建筑面積。不過有一點需要特別指明的是，國際上衡量大學的硬件設備的時候，會作兩項嚴格的區分：把花在學習和研究設備上的錢，與花在生活設施上的錢分開；把花在圖書館、實驗室、電腦系統“里面”的錢（也就是買書買設備），與花在它們“外面”的錢（也就是樓房建筑）分開。(參閱“The Good University Guide. Figuring It All Out: A Guide to How the Table Was Compiled.”The Times, 14 April 2000.)
7. 大學的財源
一個大學越有錢，它越有條件辦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適的內部和外部的制度環境。在美國，公立的研究型大學的資金來源除了政府撥款之外，民間和校友的捐款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對于私立大學，這個比例更會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大學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的規范。所以，一個大學的財源，往往并不是想接受多少就拿來多少；許多著名的大學面臨著有很多錢該不該要的問題。換句話說，對于著名學府，常常是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比如說聲譽）之間會發生嚴重的沖突。
有一件事對我教育不淺。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我進哈佛念書不久，該校中東研究中心的主任被要求辭職，原因是他接收了一筆幾百萬美元的研究捐款，捐款是由一個中東國家提供的。他一開始只跟對方商量，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報告給校方，直到所有的細節都確定下來了，錢快要到位的時候，才上報給校方。校方認為，他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我們覺得很奇怪，他拿這筆錢并不是受賄，錢是用作研究經費的，錢的來源也清楚。有些學生懷疑他的辭職是種族歧視，因為他是少數民族裔。學生間就發生了爭論：“該不該讓這位主任辭職？”校方發現很多學生都不理解哈佛對這件事情的處理原則，就作出解釋說：中東地區世世代代都是沖突的中心，哈佛大學作為世界上研究中東問題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如果接受了這筆款項，事先不進行通盤的徹底的研究并使整個過程透明的話，那么，用這筆錢研究出來的成果，人家會說那是某某機構拿一大筆錢收買過來的，這就壞了學校的名聲。另外，中東地區的謀殺、恐怖活動接連不斷，而在那里還有很多哈佛大學的師生在做研究、去參加會議，如果有個國家或者組織與捐款的國家之間是生死仇敵，它會覺得哈佛大學是拿了它的敵人的錢在做著影響國際政治的重大研究，那么，在中東地區做研究、開會的哈佛師生的生命安全就會遭到威脅。所以，校方說，不要因為幾百萬美元的一筆捐款，來影響到我們的學術獨立、大學聲望和師生安全。為了幾百萬美元而冒這些風險，難道不覺得是對哈佛三百五十年傳統的傷害嗎？不要說幾百萬美元，中東的有些產油國家政府曾經提出捐助最高上億美元，但我們在仔細權衡后，考慮到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學術獨立、大學聲望，就婉言謝絕了。
這件事情對于剛進學校的我們確實是很大的教育。所以說，著名大學的財政，不光是指會找錢（因為主動上門想給你錢的人很多），更重要的，它牽涉到找錢和接受錢的原則和程序。哈佛大學的第二十五任校長（1971—1991年在任）Derek Bok，在任期中遇到過很多關于捐款的事，他在他那本經驗之談的書里有對幾個案例的討論。(Derek Bok,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校方的最基本的立場是，不管接受哪里來的捐款，都要保證學校的學術獨立和學校的聲譽不受到損害，所以要求大學的任何一部分在同意接受捐款之前，必須向校方最高層報告，以便作通盤的考慮和權衡。
8. 歷屆畢業生的成就和聲譽
大學既然是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的機構，那么，毫無疑問，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錢，最后也要看看它們的產品，就是它們的畢業生在社會上的成就。衡量歷屆畢業生的成就，并不僅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掙了大錢，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業里處于創新的前沿、處于領先的位置，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對人類的觀念和知識的創新、對社會的制度創新起到先導作用的畢業生。換句話說，一所大學培養出來的人，如果在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在那些最具爭議的、對社會走向影響深遠的大事件中，每一方都有本校的畢業生，那就說明這所大學培養的學生什么都敢于想象，什么都敢于嘗試，是這所大學生命力的最佳表征。
一所大學的歷屆畢業生會成為學校和社會乃至全球之間聯系的動力和網絡。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那些古老的大學對自己的畢業生有不斷的關懷，很令人感動，讓畢業生把大學當作自己的大家庭。比如說，你只要在哈佛大學獲得過一個正式學位，那么，終你一生，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永遠都具有兩個權利：就是你可以選舉“哈佛大學校董事會”（The Board of Overseers of Harvard University）的成員，它一共有三十個成員，是大學的最高監事機構；你還可以選舉“哈佛大學校友會”的領導機構（Directors of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不論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給學校留過一個地址，學校每年都會把選票以及時的方式送給你。這會使你心里暖暖的，覺得學校這么信賴我，我也應該為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9. 學校的綜合聲譽
對于一所研究型大學來講，學校的綜合聲譽至少包括兩種衡量指標。第一是讓其他研究型大學的校長、院長、系主任、資深教授在匿名的情況下，對它的對口系科、學院、學校整體進行評價，看看在本專業同行們的心目中，這所大學的哪些專業辦得好，好到什么程度；這是“內行看門道”的評價。第二種，是用人單位的評價。比如，評價一個大學的法學院辦得怎樣，它的課目如何，畢業生的素質、能力如何，要去問這個國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資深律師。對于工商管理學院，要問大公司、銀行等等工商企業的資深管理人員。把教育界的同行和用人單位的評價結合起來，來衡量一所大學辦得怎樣，這比去問政府機構的行政官員，要合理得多。
學校的綜合聲譽非常重要，在以上的九條標準中，它占有很大的分量。
以上的九條每一條都很復雜，由于時間關系，我只能簡單地勾勒一下。這套評鑒體系的核心是：評鑒標準的取向是盡量多元的，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壟斷整個的評鑒過程。同時，評鑒標準和評鑒機構本身也處于不斷的被評鑒之中，沒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絕被評價，你必須向公眾說明你用的那些標準的道理和你的資料的來源，不能黑箱作業，不能讓權力和商業利益隨意操縱。(近年來國內的讀者也注意到了類似的問題，因為大學排行的高低變得越來越具有廣大的商業效應和超出商業范疇的效應。參閱張向紅：《大學排行好鬧心》，《北京青年報》，2000年6月24日。)你要是做得不合理，就會遭到公開的質疑。更均衡、更細致、更綜合的標準就是這么發展出來的。(參閱兩篇對美國影響力最大的《美國最佳的學院和大學年度評比》（由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編制發表）的批評：Amy Graham and Nicholas Thompson, “Broken Ranks. U.S. News’ College Rankings Measure Everything but What Matters. And Most Universities Do Not Seem to Mind.” The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 2001; Alex Kuczynski, “The Media Business; ‘Best’ List for Colleges by U.S. News Is Under Fir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1, Section C, Page 1.)
比如說，最近幾年有些大學評比的標準中，加上了新的“子標準”：學生家長的評價，他們是學費的主要支付人，當然會很認真地比較收費差不多的學校，對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素質有沒有顯著的差別；學生們的評價——這一條可望在以后變得越來越重要——，他們畢業的時候與他們入學的時候相比，對自己所上的大學的評價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換句話說，有了四年的親身經驗，學生們覺得當初是選對了還是選錯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怎么樣？從拿到學位到找著第一份工作，平均花了多少時間？畢業生的起點平均工資是多少？這些指標對那些專業學院特別重要，比如說在工商管理學院中間，從獲得工商管理畢業證書的那天起，到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中間所花費的時間就部分地說明了這個學院的“成品”在人才市場上是否搶手。如果這所學院的課程設置很好，歷屆畢業的學生都很能干，那么它的學生就更容易找到工作。
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氣質
University（大學），它的詞根是universus,“普遍”、“整個”、“世界”、“宇宙”的意思。大學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其精神氣質就是一種“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又譯作“普適主義”）。前面提到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中部Bologna出現的現代大學的“爺爺”，當時它的教授和學生都不是來自一個國家，教學的內容也不限于一個國家的事務。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間的關系，同樣體現出這種普遍主義的精神。劍橋大學是怎么來的？是十三世紀牛津的一些教師和學生對牛津不滿意，于是離
開牛津，跑到劍橋去辦了個大學跟牛津大學競爭。哈佛又是怎樣成立的呢？是一幫劍橋的畢業生，對英國、對歐洲、對舊大陸不滿，于是跑到新世界，在美洲登陸的地方開辦一個哈佛大學。當然，出于對母校的敬重，他們把哈佛大學的坐落地點起名叫Cambridge，即劍橋。耶魯大學則是一幫哈佛大學的人不滿于哈佛，開辦了一個耶魯，來跟哈佛競爭。可見一流大學的普遍主義精神體現在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領地、世界人才為我所用的氣質之中。也正因為這樣，才有一所又一所不同的，但都是群星燦爛的一流大學的涌現。如果當年牛津禁止自己的人離開，就不會有劍橋了；哈佛禁止自己的人離開，就不會有耶魯了，美國也不會有今天這么多的好大學了，更沒有相互競爭、優勢互補的大局面。
所以我覺得，這種普遍主義的精神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你要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你的教員必須來自五湖四海，它不能僅僅來自于本校，不能僅僅來自于本地，不能僅僅來自于本國。因為知識無疆界，越是近親繁殖的大學，衰敗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復它的生命力的代價也很高，因為既得利益者會拼命抵抗變革。第二，你要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你的學生整體（the student body）必須是廣泛和多樣化的，學生的來源不能只從一個地區招生（現在全世界來自非西方國家到西方讀書的大學生大約有一百二十萬人(參閱香港《明報》譯載的綜合外電報道：《美國近一半的理科博士屬過江龍》，《明報》，1999年4月27日，第A18頁。“過江龍”即外國來的學生。)），更不能只用一個標準來篩選學生，不能以一種模式來塑造學生。第三，你想變成世界一流大學，你的教學課程、研究項目也必須是普遍主義的、世界主義的。
當然有些人會說，我們今天還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沒有解決，很多地方資源還不夠用，為什么要去研究古代的問題？地上的問題還沒有弄清楚，為什么要去研究遙遠的、天上的事情？我們這個小地區的演化還沒有弄清楚，為什么要研究宇宙的演化？等等。去英國、法國、德國的那些著名大學作學術交流，你會發現，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即便還有少數民族問題、墮胎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單親媽媽問題、艾滋病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得很好，錢都不太夠用，為什么還要去研究東亞，研究古埃及，還撥出錢來研究中國的敦煌、浙江的商社、安徽的民居?等等。在資源相對比較豐富的美國，東西部的那些研究型大學里也有人提出疑問：我們的資源有限，我們自己國家的問題都還來不及研究透徹，為什么要去研究別的國家的事情？校方的回答正是：“因為我們不能僅僅是關心美國問題的大學，我們是世界級的大學 （a worldclass university）。”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大學，它的研究項目的標準不是馬上能不能用，甚至也不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有沒有實際用途，而主要是看在知識的宇宙里，有哪些領域是非常有趣的，有哪些大的奧妙有待探索，大學因此要在可能的情況下提供最廣泛的扶助。(2004年3月初，哈佛大學校友會在墨西哥城召開一系列學術報告會（這是校友會“全球系列”的一部分），校長薩默斯教授也出席作了主題報告。他的一句話道出學術關懷的廣度：“如果哈佛力圖在知識生活中具有領導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僅僅在理解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上領袖群倫，也不能僅僅在理解西歐正在發生的事情上領袖群倫，而必須在理解整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上領袖群倫。”參閱該校友會“全球系列”的網址：http://www.haa.harvard.edu/globalseries.)而且，我們又怎么能確切地知道，今天探討的這些奧妙無窮的領域，以后就沒有其他的含義呢？換句話說，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課程和研究項目，雖然要很注重它所在的那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現實需要，但決不能僅限于這種需要。因為任何一門領域，知識創新、方法創新、組織創新的最大可能就在未來的、未知的廣袤時空那里。因此，特別是研究型大學，這種對未知的東西的好奇精神絕對不能沒有。沒有這種精神，就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要關切一切，懷疑一切，探索一切，這就是普遍主義的精神。世界一流的大學，它雖然坐落于某一個城鎮，在地理上限于一個國家，但在精神上從來不局限于一個國家，它是屬于世界的。它的教師和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走向世界各地，影響世界各地，這就是它的普遍主義活的載體。用紐曼那篇雄辯的經典之作《大學的理念》的話來說，“一所大學就是一個群英會集的殿堂，天下各處各地的學子到這里來，以尋求天下各種各樣的知識”(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P.F. Collier & Son ［c1910］ Harvard classics; no.XXVIII.).)。
世界主義的、普遍主義的取向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和全球化時代，變得更加重要了。在這個時代，所有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財政資源、智慧資源、組織資源等等，都在世界范圍內急速地流動；如果你要變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必須在世界范圍內、在大尺度上去跟天下的好大學競爭；否則，你很快就會從快車道退到慢車道，然后從慢車道滑下去，滑下去以后想再上來就難了。這里我要補充一條非常重要的國際評比：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于2001年初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0），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國際競爭力在全世界的排名連續下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二十九位，科學技術由第十三位降到第二十八位，國際競爭力由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三十一位。“清華大學教授就此進行調查后認為，這與中國高等教育素質嚴重下滑有關，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教師中出現‘斷層’、行政干預過多、高校創新受限等因素制約。”根據2003年底發表的《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WE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中國的全球“增長競爭力”（GCI）下滑了十一名。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由2002年度的第三十三位，降到2003年度的第四十四位，其中以技術和公共機構兩個單項最為落后。《世界經濟論壇》該份報告的研究組負責人、經濟學家Augusto LopezClaros 強調： “全球競爭力報告并非著重在目前的經濟水平，而是以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為準。”。(參閱http://www2.chinesenewsnet.com/cgibin/BackStage/Mar_30_2001；《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10月30日報道。在2004年10月13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全球競爭力報告》里，中國從第四十四位降到第四十六位。)在全球化時代，產業的競爭、公司的競爭、雇員的競爭、政府效率的競爭、國家體制的競爭，都越來越變成跨國的（transnational）競爭。(參閱對這個主題的一場研討會的綜述：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ew Research on Challeng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Education Key to Meeting Challenges.” HGSE News, February 26, 2004；以及這場研討會的論文集，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edited by Marcelo M. SuarezOrozco et al.,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ss Institute, April 2004.)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流大學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觀念、知識、信息、人才，這樣的國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體系里處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別人要明欺負你或者是暗耍你，都不怎么難。
結論：大學的興衰和大國的興衰
我們剛剛度過了“千禧年”慶典。回顧一下過去的一千年，應該說，這一千年是我們今天擁有的大學從產生、轉型到發展的完整階段。在這個全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哪一個區域有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學，這所大學幾乎就是這個區域興旺發達的明確無誤的標記。
在十一至十二世紀，當現代大學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島出現的時候，不要忘記，意大利隨后就是文藝復興的基地。也不要忘記，最早的城邦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地便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參閱費爾南·布羅代
爾：《十五—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2年第一版），第一卷， 第八章。) 當近代大學轉而在英國興起的時候，很快地，英國就成為全球領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國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為拿破侖的武功文治、革命大業、帝國輝煌提供了思想的、技術的、藝術的支持。當十九世紀研究型大學的觀念從德國萌發的時候，德國接著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的歐洲，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一所或幾所著名的大學，那么它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上一定是為鄰國所羨慕的。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把歐洲古老大學的好傳統綜合在一起，又配上了美國本身的特點，創造了典型的美國高教體系。當它把英國的教化型的博雅學院、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和美國的專業學院三者融合一體以后，世界也就進入了所謂的“美國世紀”。回顧過去的一千年，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學的興起，哪里就有民族的興旺、世界一流國家的崛起。
大學興起帶來國家昌盛，這不僅僅是西方現象，也是世界現象。在亞洲，日本的東京大學（原叫“東京帝國大學”）是最著名的大學，它是明治維新的產物，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也是成為白人種族社會之外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我們更不要忘記，北京大學也是維新變法的產物，它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創辦，使中國邁進了現代社會的門檻。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要想成為一個大國，必須要有眾多的大學，因為國家的興起必須要有高素質的人才。沒有大量的經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專才，就不可能獲得或保持大國的地位。這里的大國不一定指疆域遼闊——“大國”在英語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經濟規模、創造的物質財富、全球的競爭力、國際上的影響力這些方面，對全球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如果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只有眾多的大學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偉大的大學，至少要有一兩所。這里的“偉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氣質而言，即是要挑戰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于本國，而又面向全球；傳承過去，而又超越過去；把握未來，而又腳踏實地。不具有這樣偉大的大學，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總統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臨終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是創建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倡導者，而不是總統。可見在政治智者的心目中大學的重要性。大經濟學家、大思想家熊彼得把現代市場經濟方式稱為“創造性的破壞過程”，就是說它的破壞是為了創造出更好的東西。(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0, Third Edition), pp.81—86.)大學在我看起來正是為這種創造性的破壞提供生命力源頭之一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有一句話我很欣賞，他說：現在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沾沾自喜，因為國際上很多人都在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不知道這句話的根據在哪里。在我看來，要想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必須要有幾十所世界級的大學。(參閱金耀基：《大學之理念》一書中的第十三章，第154—155頁。這句話是我在另一個場合下聽他說的。)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判斷，因為中國人口占了全世界的將近四分之一，假如不能建成幾所乃至十多所世界水平的（worldclass, 不等于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的話，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就是一句美麗的空話，這樣美麗的夢咱們中國人一個世紀來已經做過許多回了。
一個國家的實力有兩個方面： 一種是“硬的力量”（hard power），大家都能理解，它包括生產力以及看得見的技術的應用，如工廠、碼頭、高速公路、軍事設施，等等； 另一種是“軟的力量”（soft power），進入二十一世紀，這種軟力量顯得尤其重要，大學更加成為這種軟的力量的發源地，諸如新知識、新觀念、新方法、新的組織形式、新的制度結構，都屬于軟的力量。它們不僅僅是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政治、法律、文化上。
我的簡短結論就是：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全球化的紀元，資金、技術、人才都是全球化的。處于這樣的時代，一個中等規模以上的國家，如果不擁有世界水平的大學，那么它就永遠只能充當國際分工的小配角，揀人家的殘余，當“大腦國家”的“手腳”，而且還沾沾自喜。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我想加一句，愚昧也是力量。根據我的觀察，一個國家、一個機構、一所大學，它越是對外封閉，愚昧就越是容易占上風，愚昧就越是有力量；它越是對外開放，知識就越容易占上風，知識就越是有力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當然不能再付出1960—1970年代那種愚昧就是力量的成本。要看二十一世紀究竟是誰的世紀，不看別的，就看誰擁有更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學。
主持人北大張維迎教授：
剛才丁學良先生作了非常精彩的報告，我自己聽了覺得很受啟發。尤其是我們學校目前正在努力建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所以說這場報告很有意義。剛才丁博士講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成為一流的大國，一定要有一流的大學。現在世界正邁向全球化，全球化以后，就只有一個比賽規則，而沒有其他的規則。從每一個學生的角度來講，你的知識結構能不能適應未來，在國際化競爭中有沒有你的一席之地，是很重要的。在座的肯定會有不少問題，尤其是因為建立世界一流大學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照你（指丁學良）剛才所講的，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就會成為大國的附庸，這顯然是我們不愿看到的。下面請大家提問。
學生提問：我注意到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兩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十九世紀中期洪堡把研究引入大學，使之成為大學的重要功能；最近，世界著名大學（比如美國的大學）正在進行第二次革命，如“知識資本化”，把經濟目標納入到大學的功能當中去。也就是說目前大學具備了三種功能，即教學、研究，以及用我們中國的俗語來講的創收。我不知道您對大學這個創收的功能如何看待？
丁學良答：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參閱對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的基于親身經驗的探討：Derek Bok,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我覺得在西方國家里——我講西方國家，因為它們的收入水平比較高，教育本身的資源來路也比較廣——，創收的壓力對財源比較豐富的大學來講，不是太大。而西方一些比較普通的院校，它們也會遇到這個問題。最差的，是有一些純粹為賺錢而開辦的大學，人們稱之為“野雞”大學。他們國家有這種“野雞”大學，對他們本身并沒有什么大的損失，他們辦學本來純粹就是為了——至少主要是為了——賺外國學生的錢。他們遇到的基本的問題，是一旦外國學生來查他們的學校資格，麻煩就來了，因為這些學校很多是“皮包學校”。它們那樣搞下去，不能獲得由它們所在的國家教育行業授予的資格。有人開玩笑，說美國的大學就像中國的餐館一樣多。美國的高中以上（postsecondary）的各類學校大約有一萬所，但真正得到美國高等教育資格認證機構證書的也不過二千二百來所，即它們可以頒發學士或者更高的學位。資格認證根據的是幾個指標，這些指標都是透明的，這些機構必須是獨立于商界或者政治機構的。
中國的大學面臨的創收任務，在西方研究型大學里不太會遇到，而在一些比較次的學校里存在類似的問題。不過十幾年前我聽說，在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這些理工科很棒的學校里面，卻遇到對個人創收的紀律規范問題。有些教授們做出來科研成果后，馬上可以找到工業投資的機會。他該不該做，應該怎么做？他加入公司，可以做，但占的時間比重必須遠遠低于他在學校里的工作。他們畢竟是大學教師，他們到公司里做股東，做咨詢，時間上應該有限制，好像不能超過工作時段的五分之一。另外，你在大學以外的工商活動和咨詢業務，一定要向校方申報，如果有隱瞞，那就是觸犯校規，嚴重的情況，比方說侵犯了校方的知識產權，校方會提出法律訴訟。還有，如果有一天教員發現自己真的沒有足夠的精力在學校里從事教學工作的話，學校可以給他們停薪留職的長假，一年或者兩年。兩年以后，他們必須作出決定：是永久地在外面做下去，還是回到學校？
大學不斷地在制度方面改進，既要給教師新的機會，又要給教師合理的新的制約。今天的大學還面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有名望的研究型大學里顯得更為重要，即知識和技術創新的道德、職業規范。西方現在的生物化學技術的水平，已經同我們早些時候的醫學觀念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醫學里，有病吃藥治病，沒病不找醫生，而西方越來越多的生物化學新藥品，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主要不是用來治病，而是用它來促成你的生活方式的改變。現代醫學要讓人變得更加好看，延緩人的衰老過程，增強人的性感和性欲，還要解決人的情緒問題和生活習慣，比如貪吃、吸毒、抽煙、喝酒。有些研究型大學的教授研制出一些藥物，這些藥物能不能推上市場，變成數十億上百億美元的熱門商品，很大程度上又是靠這些名牌大學里的教授專家們的證明——藥品的好作用是多少，副作用多少，能不能廣泛使用？制藥公司為了能夠比較順利地通過這個公證的過程，會想盡各種辦法，使這些教授專家們的表態對他們有利。比如，邀請教授專家們當公司的股東，他們的股票的價值就跟新藥品上市掛上鉤了。如果這樣的問題解決不好的話，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會成為公司的馬前馬后走卒。前年（1998）哈佛大學校慶的時候，曾當過代校長和教務長（Provost）的著名教育家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提出了三個大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在二十一世紀降臨之際給研究型大學敲響了警鐘。這個問題很復雜，它牽扯到道德、法律、科學研究的多面性，牽扯到大學對社會的責任的演變。
學生提問：剛才您說一流大學的學生的素質是多方面的，我覺得在中國非常看重考試成績。馬上7月就要到了，那么您覺得中國的高考制度應該如何改革，才能把有全面素質的學生錄取到大學中來？還有，我們的高中教育，怎樣為一流大學預備下更全面的人才？另外，我覺得，每一次高考，在錄取了一部分人才的同時，把更多的學生卡在大學的門檻之外。我想問，一流大學如何把這些人納入進來？
丁學良答：現在中國的大學的容量和要求上大學的青年人之間的供求關系，差距太大了，以至于大學在錄取學生的時候，即使有些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們或者教育部的領導干部，想采取比較靈活的措施來錄取學生，都很難實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一千多年來都是“一考定終身”，“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要破這個傳統，上大學不考試了，憑推薦。不過，這種激進的思路其實并不是開始于“文化大革命”，至少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有北京大學的學生主張廢除校長制度，廢除考試和學位制度，廢除畢業制度。(參閱蘇云峰：《清華校長人選和繼承風波：一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南港，1993年６月），第22期，下冊，第180頁。)但“文化大革命”的那種方法只實行了兩三年，就暴露出一大堆毛病，因為沒有正規考試，推薦又沒有一定的標準，開后門就大行其道。所以，在中國社會里，要想使大學新生的錄取標準既合理、均衡，又可行，就要把好幾方面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增加多樣性。比如，要把社會民間的資源引導出來辦大學，只有當大學數量足夠多了，有足夠多的人能夠上大學了，那么中國最好的大學才能在全國統一考試的硬指標之上，再發展出自己的附加標準，這些附加標準著重的是學生的獨創力素質、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主動參與、藝術和體育等等方面的才干。同時，大學的收費也要拉開距離，好的學校、中等的學校和差的學校的收費要不同，也就是說要創造一個分層的教育市場，在分層的基礎上，讓招生標準多元化。補充一下，英國從二十一世紀初推動的大學體制改革，其中的一個中心環節，就是改變過去將近四十年里對所有的大學一刀切的收費標準和撥款政策，允許最優秀的少數大學提高收費標準（即將試行），并且增加對卓越的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基金投入（當然通過公開競爭）。(參閱Graham Bowley, “Feature: University Challenge.” Financial Times, 15 October 2004.)
學生提問：您剛才說大學的使命，一是教學，一是研究，一是服務，其實我覺得最核心的還是研究。研究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就中國的情況來講，中國有自然科學院，有社會科學院，那么中國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就同自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在研究經費上存在著競爭。那么，照您講的，為了實現大學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機構，它們和其他機構之間產生的競爭應該如何看待、處理？也就是說，在世界競爭大潮中，應該如何區別大學和科研機構、使得大學獲得獨到的地位，我們北京大學也因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真正成為研究型的大學？
丁學良答：今年（2000）二三月份在香港科技大學開了一個科技政策比較的國際會議，涉及到你所提的問題。我們請了美國、歐洲方面的專家，也請了國內的專家，國內是由自然科學基金會的人去的。有好幾個國家來的與會專家是研究科學和社會、政治的關系的，從他們的論文提供的資料和分析，可以看出很鮮明的區別：一個國家的科研經費和科研活動分布在哪個領域里，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它的基本經濟制度。一種是市場經濟型的分布，應用研究集中在大中型的企業里，基礎研究集中在研究型大學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都是這樣。另一種是指令經濟型的分布，科研活動和科研經費大部分集中在國家辦的少數幾所研究機構里邊，而投入到大學、大中型企業里的科研經費則很少，前蘇聯、東歐、中國都是這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分布？道理很簡單，因為后一種體制下科研資源的分布是政府一手促成的，它不是多元的。當年中國科學院只做研究不做教學、把教學和研究截然分開的做法，是直接照搬蘇聯的。當年咱們科研體制上照搬蘇聯，就像那時候大學的院系調整一樣，都是出于同一個簡單的思路：既然落后，就要盡快趕上去。怎樣趕上去？就像打仗的時候搞后勤工作一樣。中國原來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截然分開的做法、中國高校院系的調整、中國原來的國有企業的配置，實際上都是出于“戰時后勤工作”的同一種思維邏輯：每種單位的職能、性質都安排得很單一，單位跟單位之間沒有什么自主的互動和常規的聯系。這種架構，在當年與中央指令式的發展取向是吻合的。一旦中國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了這么遠了，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已經邁開大步的時候，這種架構就越來越起不到好作用了。在美國，全國科學院、全國文理科學院以及全國工程科學院，都不是實體，而是一種榮譽團體，是學術成就的評鑒機構。比如，什么樣的學者、做的研究成功到什么水平，才能夠成為全國科學院的院士。再如，大學里一項大的研究項目做得怎么樣，各研究領域的學術規范如何制定和改進，等等。你當上了院士，從那個科學院里也拿不到工資和研究經費。你的工作單位不是那個科學院，而是你所屬的那所大學或研究所。這樣，科學院就起著超然的、維系普遍科學規范、學科標準、學術榮譽的功能。我想，中國要想使自己的非常有限的研究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的話，就應該把中國科學院變成這樣一個非實體的榮譽和規范組織。而且，中國不僅在北京有一個全國性質的社會科學院，北京市自己也有一個社會科學院，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這樣浪費了多少資源！其實，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應該把這些架床疊屋的社會科學院融合進各地的大學去；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補充了教師資源， 他們個人也增加了收入。有了這樣的機構調整，就不會存在研究型大學與科學院系統爭科研經費的問題了。這種狀況純粹是蘇聯式舊體制延伸出來的問題，我希望中國政府像在經濟改革上一樣，用有力的方法來甩掉教育和科研部門的蘇聯式舊體制，以此為基礎來解決普遍存在的教育和研究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參閱韓福東：《中國社科院改革的是是非非》以及《國外的社科研究體系》，北京：《新聞周刊》，2004年4月5日。
學生提問：請丁先生談談韓國的大學的情況，講一講韓國的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區別。)
丁學良答：韓國的大學我不是特別了解。我最了解的是美國的大學，其次是英國式的大學。我所知道的是，韓國對考試也很重視，這是出于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韓國大學里面，近親繁殖很嚴重（日本的東京大學也是如此）；韓國社會跟大學有關的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就是社會里具有高等學位的人太多了。
因為韓國的高考很嚴格，進他們的好大學很難，加上它在歷史上又很敬重中國，于是考不上本國好大學的韓國青年，到中國來留學的很多。(我后來在互聯網的一個論壇上讀到，2003—2004學年期間在將近八萬名來華的外國留學生中，一半是來自韓國。)不過聽說韓國教育界對中國大學里的腐敗現象，包括賣學位，越來越了解，這就大大降低了他們對中國大學的評價。
學生提問：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民辦大學？
丁學良答：多元辦學，是一種進步。政府的資源有限，民間的資源越來越多。如果阻止建立民辦大學，則是我國國民的普遍損失。中國1950年以前也有很多的私立大學，有些辦得挺成功。剛才大家提了許多目前大學里存在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民辦大學的路子必須走得更快、更寬廣。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政府只要在這個領域里把手放開就行，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推動建立一套獨立的、透明的、公正的高等院校評鑒規則。在中國的民辦大學里，肯定有相當的一部分就像從前的“皮包公司”一樣，是騙人害人的。中國政府千萬不要以為對民辦大學放開就削弱了政府對社會所要承擔的職責，而要認識到，政府在這方面只是改變了職責。對高等教育機構——不管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還是中外合辦的——進行專業的、常規的、獨立的、公開的評鑒，這是很關鍵的，沒有了這一點，掛著“大學”的招牌糊弄人的事就會層出不窮。所謂“獨立的”評鑒，就是說要獨立于行政機關。一旦附屬于行政機關，出于機關里個人或機關部門的利益關系，肯定就難以保持評鑒的公正性，這個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美國每一個大區域都有一個相對獨立的資格評審機構，在學位授予權等等方面對本地區的高等院校進行常規的查核。
學生提問：我最近看到一條新聞，講的是美國許多所大學，都把自己的教學內容放在網上。而在國內，很多公司、各色人等都在蠢蠢欲動，打算搞遠程教育（主要是通過Internet）。請問遠程教育和傳統教育有什么區別？
丁學良答：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電視教學剛剛興起的時候，有什么樣的議論。那時大家看到，學生可以那么近地看到老師，聽得也清楚，又方便，于是就有人擔心傳統教學會很快消失。可是，電視教學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傳統的學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多，當然，傳統的學校本身也在變革。所以說，因特網在教學手段和信息傳播方面能夠跨越更大的距離，增加間接互動的機會，但它不能取代常規的學校。常規的學校除了把課本里的信息傳遞給學生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互動的群體，在群體里面智力上、觀念上、想象力上、情緒上互相影響和刺激等等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可以看看，過去一千年來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技術及文藝方面的創新，從來不是一顆明星在孤立地發光，而是群星閃耀。一個偉大的天才，如果把他和外界隔開，他很難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強手在一起面對面地討論、辯論、競爭，才愈加形成強中之強。我相信，Internet只是一個更新更有力的手段，而不可能取代常規的學校。
學生提問：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是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息息相關的。以前是英國最強，現在是美國，而目前歐盟的GNP已經超過美國，歐洲的走勢是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學。以前我們中國學生大都到美國去留學，這不太符合目前多元化的趨勢，那么我想以后中國留學生去歐洲及其他國家的趨勢會不會強一些？
丁學良答：對于第一個問題，我不太同意你的歐洲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說法，事實上歐洲現在有多所一流的大學，劍橋、牛津、倫敦的帝國大學、巴黎大學、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等這些都是一流大學，只不過它們在有些學科上比不上美國最好的大學。這幾年來，歐洲的大學，尤其是英國、德國、法國的大學，已經在開始改變它們幾百年的傳統了。很重要的一個表現是，牛津已經有工商管理學院了，劍橋也在辦，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業訓練領域。在這方面，讓人覺得牛津、劍橋和美國的名牌大學相比相差蠻遠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很注重實用的國家。我想，歐盟成立后，全球化的大潮會使歐洲原來那些古老大學的優勢得到再生的機會。但是有一點，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很難和美國相比的，就是它的移民政策。相對來講，美國是一個土地和人口相比資源特別豐富的國家，很多留學生到了那里求學、找工作，容易留下來。(根據200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在1989年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九到了1991年仍然留在美國；十年以后，這個比例增長到百分之七十一。對中國內地的留學生，這個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六。詳閱Jeffrey Mervis,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kplace.” Science, May 28, 2004, p.1285.)而在歐洲，這樣的機會要小得多。不過我是很贊成剛才這位同學講的出國留學要多元化，多元化才會把世界各地的好東西傳播回來。這方面的困難在于接受國一方的門對中國學生開多大，而不是我們這一方想去多少人。
學生提問：大學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有自由的要求。我想請教一下丁先生，自由的思想對一所大學的價值意義是怎樣的？
丁學良答：毫無疑問，大學的精神本來就應該是自由的，沒有學術自由，大學就會徒有虛名、空有外殼。(法國哲學家Jacques Derrida（雅克·德里達）在他于2001年9月中旬的上海之行所作的《Profession的未來或無條件的大學》的學術演講里，對“大學是應該把自由地探討真理作為無條件的原則的唯一機構”有熱情澎湃的解釋。我手頭只有一份張寧翻譯的節選，無出版細節。)但是，學術自由，包括大學自主，不僅僅是個觀念問題，它更大程度上和很多制度性的東西有關。每一種自由，如果希望它是穩定的、持續的狀態，它對個人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貢獻是正面的，那么它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來保障，不能今天提倡學術自由，明天又不提倡了，或者只允許主流一方批評非主流一方的自由，沒有少數派反批評多數派的自由。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年中國正在搞紅衛兵運動的時候，也是西方國家的學生運動最激進的時候，哈佛大學部分學生鬧罷課，并且占領了教學大樓，別的學生也上不成課了。于是校方出面和學生協商，校長請了哈佛大學里最有聲望的、深受學生敬重的三位教授——其中有一位是思想史大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來和他們溝通。經過一場充滿智慧和感情的討論，占大樓的學生撤了出來，換了一個方式去表達抗議，愿意上課的學生也能繼續學業。這個例子給了我一堂關于大學里面自由、寬容、多元和責任的生動教益。(Geriese S. Akerlind and Carole Kayrooz, “Understanding Academic Freedom: The Views of Social Scientist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22, No. 3, 2003，pp.327—344.)
學生提問：我對您所講的第四部分有點疑問。您強調大國和大學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是，聽完論述后，我覺得您并沒有把二者的關系講清楚，即它們何者在前，何者在后。您舉了一個例子，說日本的東京大學在走下坡路，那么按照您的思路，這是不是意味著日本也要失去大國的地位呢？我的問題是世界一流的大學是不是對應著一流的大國？
丁學良答：我在講這一點的時候，之所以在黑板上畫了雙箭頭，就是考慮到可能有人會問這個問題，雙箭頭就是表示大學的興起和大國的興起是相輔相成的。從我舉的例子中間可以看出一點，就是一般來講，在過去的一千年里，通常一個國家的發展在有了好的起步的時候，它的大學就能很快地在世界上揚名。同時，如果一所大學已經辦成樣子了，越來越出人才、出學術成果了，它就會以生氣勃勃的影響和引導的力量，領著這個國家進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所以說，就一個國家而言，到底是大國的興起促成了大學的興起，還是大學的興起促成了大國的興起，是一個雙向的街道（a twoway street）。相同的道理，大學的衰落也會促成大國的衰落，因為創新的基本源泉之一枯竭了。比如東京大學，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圍內，它算不上是一流大學，它只是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而目前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有些正在努力趕上來，東京大學卻在原地踏步，一步一步地老化。如果日本想在這一次產業革命的浪潮中保持領先大國的地位的話，它就要徹底改革自己的教育制度。近年來，日本國內已經有了這種呼聲，特別是那些在美國留學回到日本的，在大聲鼓吹改革。
學生提問：我想提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師生的比例，您好像是說比例小一點好一些，但您沒有說到底怎么樣的比例合適。比如，北大的師生比例本來很小的，但現在教師人員要精簡，師生比例越來越大。所以我想問：什么樣的比例比較好？第二個問題是：怎樣發掘創造性？我看了達爾文的成長過程，發現他在高中的時候功課都很差，后來他父親花錢讓他上了牛津、劍橋，但他總是不成器，直到二十多歲，他才突然爆發出天才。所以我想，有創造性的學生在中學的時候往往被看作是壞學生，一旦考不上大學，老師就貶低他。我覺得這樣的人才在中國都被扼殺了。
丁學良答：對于第一個問題，由于我不是研究教育學的，所以我沒辦法給出一個精確的指標，但是我認為這類問題在兩端之間取得平衡為好。哪兩端呢？現在任何一所大學，都有上面規定的教員指標，超出這個指標怕是不容易。同時我們又知道，一個教授帶一兩個、兩三個學生最好，一定會有充分的時間教好他們。所以，師生比例始終在這兩端之間游移，最終定在哪里還取決于全國整個教育市場競爭狀況如何。各個大學應該有自己一定的選擇權，但學校也不能做得太離譜，不然學生就不愿意來了。道理很簡單，家長會說：我花了大筆的學費把孩子送到你這所大學來，但是孩子一年也見不到教授一面。學生教師的比例，在美國的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學里，大約是五比一到八比一，在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學里，是十二比一到十五比一。
你的第二個問題是，有些天才并不是在最好的大學里培養出來的，這個問題永遠存在。不過總的趨勢是“漏網之魚”的概率愈來愈小，因為上大學的機會愈來愈多。以英國為例，在1960年代初期，百分之五的高中畢業生上大學；四十年后的今天，百分之三十五的高中畢業生上大學。(資料引自“Reforming British Universities. The Best Men Won.” The Economist, January 25th 2003, p.14.)如何解決你提出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考慮到兩個非常關鍵的要素。第一，少數非常突出的天才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我們并不能夠由此及彼，否認一流大學、二流大學在培養數量巨大的學生的素質上的必要性。換句話說，一個人、幾個人不上大學也能對科學、技術、文化作出突出的貢獻，與一個社會在總體上要不要辦正規的高等教育，是兩個問題。你能不能舉出例子，在最近的五十年里，獲得過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技術獎的人當中，有多大比例的，從來沒有上過大學？第二，如果一個社會在大學的校園之內、校園之外，在不同類型的學校之間，在不同的教育水平面上，越是發展出給非常規的各類人才以眾多選擇的靈活教育機制，那么這個社會里的異常類型的人才得到社會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承認的機會就越多，人才資源浪費的總體現象就越少，這個社會就越是發達進步。最可怕的，是一個社會提供給人才發展的只有一條道路、一種機制，那就糟糕了。比如愛因斯坦，如果用今天發表論文的數量要求來衡量，那么他連大學的講師恐怕也當不上。又比如說陳寅恪，假如純粹拿學位、拿發表的論著數量來作尺度，今天他老人家當大學教授的機會也不大。但是你要說你是愛因斯坦或者是陳寅恪，你不能僅僅拿你沒有名牌大學的高等學位或者你沒有很多論著來作證明，假如是那樣的話，遍地都有成千上萬的愛先生和陳先生。我想強調的是，一個社會里面，對于一個人的學習和發揮自己的才能所提供的機會越是多樣化，而不只是一條道路，那么各式各樣的人才被埋沒的可能性就越小。學生提問：我想問的是，中國在多長時間內會有多少所大學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您是否研究了這個問題？
丁學良答：這是一個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類似于市場預測的問題。我想，只要我們中國的“科教興國”的基本國策確定下來，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保持一個還比較快的速度，如果中國加入WTO以后，對外部世界越來越多方面地開放，在這三個大的正面環境因素的刺激下，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將越來越大——客觀上一定會是這樣。只要中國的教育改革越來越廣，越來越深，在很多方面獲得一種制度化的保障的話，我想，也許在二十年以后，中國會有非常好的大學出現，能近似于美國前五十名的公立大學的水準。因為要創辦世界一流的大學，決不是三年五年能完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國的情況，美國在過去的五十年里，有兩所大學從幾乎是默默無聞的狀況，發展成為大家公認的、一流的研究型公立大學，一所是加州的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另一所是得州大學的奧斯汀分校，它們在全美國進不了前十五名，但可以排在第二十五到第五十名。
主持人張維迎教授：
由于時間關系，提問題到此為止。
主持人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先請幾位評論人作評論或者提出問題，然后大家展開討論。
評論人黃平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非常榮幸作為評論人，提幾個問題，想聽一下丁博士的意見。
第一個問題：1950年代，馮友蘭教授的一篇文章《大學是培養什么人的》，提出大學是要培養“通才”還是“專才”的問題。現代社會的專業化分工要求人才的專業化，但大學“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理念與這一點之間有一些矛盾，請問丁博士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丁學良答：從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關系來看，以美國最好的私立研究型大學為例，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一般來說本科生一年級不選專業，到二、三年級才選，選了以后還允許改。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三年級以前都不讓你選專業。這個趨勢就是反映了“專業教育”底下的“通識教育”所占的比例在整個高等教育中逐漸上升。當今世界實在變得太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知道要變換多少次工作，過早地或者過窄地專業化，會限制一個青年人今后的適應能力。從二十世紀末以降，專業教育更多的是在研究生階段，而不是在本科生階段落實，這是與兩個基本趨勢相適應的——社會變化加速，同時社會分工日益專業化。對中國的大學而言，在找到一個合適的比例之前，首先應該把大學里的教學大綱、教學內容進行一番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更新。現在教的很多東西都是無用之物，還沒有出校門就過期作廢了。
黃平：第二個問題是：一流大學與別的高等院校的關系、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關系如何看待？社會如何在二者之間處理這個關系？剩下的人如何處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分配？
丁學良答：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當然不能僅僅只辦好一兩所名牌大學，對其他的院校不顧不管。不過從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來看，如果沒有沿海少數幾個地區、幾個產業著重在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出口產品，我們就不會知道國內產品和人家產品的差距，就沒有更高的參照點和刺激源泉，從而也不能給內地更多的企業、行業提供學習和追趕的榜樣。所以從發展的遠景來看，中國首先應該辦好一兩所大學，產生領頭效應，營造競爭氛圍，提供刺激源泉。從最終格局來看，數量眾多的高等院校都會受益。以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為例，它既有少數的一流研究型大學，也有一大批專門的理工大學（polytechnics）、職業學院、技工學校；德國的教育體系對它的工業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高等教育體系比這又前進了一大步，州政府資助的公立高等院校分層分類，既有一兩所世界級的名校，也有全國名列前茅的四五所優秀大學，還有訓練大批學生的普通院校（約有三十所）。參閱鄭國漢、雷鼎鳴：《加州高等教育體制對香港的啟示》，香港：《信報》，2002年7月1日。)
評論人鄭也夫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
談談感受：自己糊涂了二十年，先后在兩個社會科學研究所里呆著，最終幸運的是發現大學才是自己應然之所在。曼海姆（Karl Mannheim）說過，傳統知識分子相信某種教義，企圖創造某種教義，而現代知識分子則處于懸置狀態，懷疑一切，質問一切。除了現代知識分子，一般只有處于青春期的少年才會有這種心理狀態，而現代知識分子則一直保持著這種精神狀態，因此有時就被視為一種怪物而存在。我只有在從研究所、院進入大學以后，在學生之中，我才在心靈和心理上感到安全了。
提一個問題：大學中有兩種角色：教授和管理者。二者合一或者分開，利弊何在？
丁學良答： 這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從制度和個人層面講都是如此。199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大多數一流大學的校長通常都具有兩個素質：第一，校長本人是在某一學科具有突出成就的教授。第二，其人格具有親和力，能夠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具有管理能力和團隊精神。到了今天，另一種能力日益重要，那就是經濟的能力，即能夠募捐到足夠的錢來發展大學，以豐富的資源來吸引優秀的教授和學生。這在今后會越來越重要。當然一般而言，在西方，名牌大學的校長起碼不能是學術上的平庸之輩，必須具有高的社會威望，代表著超越特殊利益的公共道德力量。
評論人楊東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
丁教授是海外歸來的學者，可以戲稱為“海歸（海龜）”。你的這個報告有點撥亂反正的意思。高等教育大眾化，國際人才競爭，是我國的“科教興國”戰略面臨的問題。辦好中國大學缺些什么？現在只知道缺錢，給清華一撥就是十八個億的人民幣。但是還缺一些東西，就是理念、制度。
因此，在這里向丁教授提個問題：對大學而言，除了你已經談到的標準以外，共有的準則還有哪些？
丁學良答：中國的大學無疑是缺錢的，但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這一點我非常同意。辦好大學、發展一流高等學府，錢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大學本身就是社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同類型的大學會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但它們也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例如：選教員、選校長、選學生、大學預算、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等等。在美國，不同大學之間、不同專業之間教師的收入很不一樣，但標準本身必須要趨向公正和透明。同樣，政府對公立大學的撥款會有多有少，但也應該有一個公正的標準。現在國內管大學的思路與管國有企業的思路在很多方面是一樣的，這樣的可能后果是：錢撥得多的，浪費大；錢撥得少的，怨言大。
主持人周孝正：聽說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去找錢鍾書先生談“東西文化比較”， 錢鍾書說：拿刀子來，誰跟我談“文化比較”，我拿刀子扎他。意思是說要了解和把握不同的文化是不容易的，沒有深入的研究，空談尚且不可，何況制度建設！我們今天所談的題目，涉及到大學制度作為制度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比較研究。丁學良博士所作的八十分鐘的演講，是他二十年里在世界好幾個地區，在好幾所一流大學里面學習、工作、研究的積累。我們只有在廣泛地了解今天世界各國一流大學的構架、規制、精神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改進我們的大學制度，使我們的國家的發展有所支撐。下面請聽眾提問。
聽眾： 大學自治是否是衡量一流大學的標準之一？
丁學良答： 這關系到大學的法律地位，它本身不是一條標準，但它是所有其他標準的基礎保障。在不同的國家里，不同類型的大學的法人地位大概有三種：公立大學——款項來自納稅人、政府財政，所以校董事會中有政府的官員，但比例低，一般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大多數校董是社會賢達。私立大學——資金主要來自于政府之外，是否會邀請個別的政府官員加入校董會，這由校方決定。政府對學校用土地等等會有一些優惠政策，也會在研究經費方面對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的教員，采取一視同仁的公開競爭方法。介于這二者之間的，是公私協辦大學，比如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原來是私立的，后來在經費上日益仰賴政府的資助。但無論是哪種類型，大學的運作是獨立自主的，包括它的招聘教員、招生、教學大綱、課程設置、教學內容。開辦一所大學的法律起步和制度保障，是擬定及通過它的《大學憲章》。作為該大學的管理原則，大學憲章由大學籌備機構反復研究討論、律師協助擬定，然后正式冊立，它乃是大學如何運作的基本法。憲章是公開的，違反這個法律，不管是來自學生、教授、校方行政部門、還是外界的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均可能受到起訴。大學憲章制度是對任何一種強力的任意干涉、操縱的預防和抵制。
聽眾：關于大學自治，你認為國內與國外的差距何在？
丁學良答： 我對國內的大學管理制度不太了解，但這幾年我觀察到，在我提到的最重要的那幾點上，國內還需要切實的改革。總的來講，大學自主運作就像企業自主經營一樣，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周孝正：制度是一種文明。但任何制度都是雙刃劍，如果制度中本身包含了一種檢驗、評鑒、糾錯的機制，結果就會好一些。
聽眾：在中國的高考中，各地學生錄取分數線不一樣。對這種差異，你如何看？在美國有沒有這種情況？
丁學良答：美國的州立大學對本州學生有一些照顧，主要是在學費上，因為它們的經費大部分來自本州居民交的稅。在進校的標準上，有些私立大學對本校創始人的后代有一些優惠。你提到的問題，關鍵是看中國的大學有沒有合法、合理的根據，對特定地區的考生應用不一樣的錄取分數標準。如果不一樣，就應該公開不一樣的理由，例如說明我們大學的資金中有多少是由北京納稅人交的，所以北京考生才能在高考錄取中享受相應的優惠。大學招生至少應該在法律的層面上體現出公平；在實際操作中，美國也有不平等的情況，例如種族歧視問題。
聽眾：大學的學術研究領域不應該有禁區，專業的設置應該由學校來決定，還是應該由教育部來批準，研究領域由誰決定？
丁學良答：美國是一個分權的國家，聯邦教育部根本管不到公立、私立大學的課程設置，也許只有少數幾所軍事學院、聯邦政府的行政管理學院除外。大學制定課程表和教學大綱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就業市場的反饋，即你培養出來的學生要能盡快地找到合適的工作，這反過來影響到招生的生源。二是研究的領域要盡可能求新、求廣，例如耶魯大學原來以人文和法律見長，但現在也開始注重理工科。麻省理工學院最早只有理工學科，因此歷史上有幾次差一點被臨近的哈佛大學吞并，于是就逐步開設政治、經濟、管理、語言、哲學等學科，現在它的這些科目也都躋身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應該順應乃至領導潮流，而不是抗拒潮流。但是美國的大學一般不會因為專業設置變了、學科結構變了而改校名。校名是學校的無形資產，它聯結著一個學校已經畢業了的一代一代的學生，又是一個學校傳統的標記。中國的學校改名字太頻繁，一點都不看重自己的身份和歷史(你只要翻閱一下這類資料書，就不會不感嘆中國高等院校是多么的不尊重自己的名稱傳統！季嘯風、王顯明、徐敦潢主編：《中國高等學校變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對校友的召喚力很淡薄。
聽眾：大學的人文價值和大學以技術科學為核心，二者的關系如何？
丁學良答：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展的國家，辦現代大學的動機首先是技術、科學，這種取向是有限合理的。需要告誡的是，任何技術僅僅是一種工具、手段，如何使它們得到最優化的使用，是靠人文、社會、法律方面來決定的。忘記這些軟力量要素，僅僅只以技術為目標，后果只能是培養出來一流的工程師，二流的科學家，三流的公民，四流的管理者。
聽眾：國內二三流大學之間的橫向整合是否必要？二流大學如何吸引一流的學者來工作？
丁學良答：由于當年照搬蘇聯模式，中國存在大量的高等專科學校，雖然很多名字叫“大學”，將它們兼并是必要的。但只運用行政手段來搞合并是不合適的，要參照西方發達國家高等院校的架構，要尊重高等教育的自身規律，要尊重專家們的判斷。搞得好，合并后的大學是事半功倍；相反，蠻干式的合并，就會留下嚴重的后遺癥，過不了幾年又得重組。這就像咱們很多城市里面的市政建設，剛剛鋪好新路面的地方，過幾天又得挖開，因為下面的管道在設計的時候沒考慮周到。
最后我想再一次強調一下，中國的大學發展，像世界上所有機構的發展一樣，探討的都是在給定的一組限制條件之下，怎么樣找到最優化的方式，達到盡可能好的綜合效益（大學的綜合效益當然有它的特殊之處），這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各級政府現在對一些高校進行重點撥款，是非常必要的，但遠非是充分的。要想使納稅人的錢、政府撥的這些專門款項能夠產生更好的綜合效益，最關鍵的就是要把大學應該有什么樣的制度弄清楚。大學本身就是社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學又有自己的制度；不同水平的大學、不同功能的大學，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性架構。但是，只要是正規的大學，就一定會有制度的共同性。比如說，一所大學有了一筆錢怎么用，透明度是非常關鍵的。在國外，公立大學不用講，就是私立大學，每年都必須把過去一年的所有預算方面的賬，向全校成員乃至歷屆校友交代得一清二楚。
鑒于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要成為世界體系中的全職成員，鑒于二十一世紀是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那就應該盡快地使中國大學的制度跟上這個時代。如果在這一點上沒有很充分的討論，沒有社會的基本公識，沒有合乎科學的制度建設，你對大學撥錢越多，浪費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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