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其均衡運行 
 

    [內容摘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即“內應力”，正在成為當代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集中反映。本文認為，這種“內應力”已經成為我國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

    ——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活力、動力所在，也隱藏著可能促其自我否定的矛盾運動。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辯證關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認識上有經驗教訓。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原有社會關系已發生很大變化，盡管社會供需矛盾仍然是最現實、最緊迫的矛盾和發展的關鍵性障礙，但社會主義市場與市場經濟體制間的自發性矛盾，已成為這個矛盾的深一層次的本質。
    ——“內應力”中市場經濟一方要求：用競爭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自發地傾向于資本；在意識形態中天然地傾向于自私；以個人（自然人）的權利為生產關系的終極單位（私有化）等。“內應力”矛盾雙方有各自的機制和物質力量。
    ——我國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內應力”而不是“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
    ——作為執政黨，要把握執政規律，分清中心工作與社會主要矛盾間的“聯系”與區別，凌駕與社會之上，依靠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調控現存關系，緩和社會各階級、階層因經濟利益等原因引起的各種矛盾，達到社會均衡運行的目的，把矛盾和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
    ——就我國當前而言，保持均衡運行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為此，要增強黨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控制力，解決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問題；要促使公有制中小企業凝煉其內在自發性集體人格力量，通過不斷地“再生”和“復進”，使“內應力”漸次地達到均衡，最終使市場經濟體制穩定地實現；要堅持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和在經濟上的調控權，為均衡運行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 “內應力”均衡運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現出勃勃新機。隨著這一體制的發展和完善，它與生俱來的內在自發性矛盾，也就是它的兩重性，也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凸現出來，并正在成為我國當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正確認識和調控這個矛盾，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期穩定地均衡運行，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矛盾范疇中，從本質到現象，是一個多層次結構，其中貫穿于人類歷史全過程的、最本質的是社會基本矛盾。它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構成。它是主要矛盾深一層次的本質。在社會基本矛盾（“兩對矛盾”）與社會現象（具體矛盾）之間一個重要層次是社會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一定社會歷史形態的特殊性本質，是基本矛盾的歷史特殊性，是社會現實矛盾深一層次的本質。社會不同時代的基本矛盾運動所產生的主要矛盾不同。社會主要矛盾運動反映了基本矛盾的全部因子，蘊含著社會前進或倒退的基本趨勢。
    基本矛盾在產生出主要矛盾的同時，也產生出大量的非主要質量。社會在主要矛盾而定方向與動力，因非主要矛盾而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縱觀階級社會的三種形態，主要矛盾越來越清晰、集中；非主要矛盾越來越多樣化。執政者對所有社會矛盾都應有所認識、有個態度、有所處置，不管它是主要的還是非主要的。但一個執政黨的執政水平主要體現在對主要矛盾的認識、利用和調控上。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問題，經典作家和革命導師都進行過艱辛探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在十月革命后，列寧初步總結了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2）初步形成了區分兩種制度下不同矛盾的思想萌芽。但是，這個思想在蘇共黨內歷經反復。《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狀況完全相適合，因為生產過程的公共性質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3）后來，斯大林又認為，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這種說法不能在絕對意義上理解，“應該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生沖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后的生產關系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那些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4）當時的共產黨人的認識中似乎隱含著某種“怕”，怕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會有沖突。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概念，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這些矛盾與舊社會的矛盾已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特點。這個看法反映出我們黨對待基本矛盾的辯證水平和積極態度，即認為有矛盾是必然的，矛盾有可能成為前進的動力。中國共產黨人在繼續探索社會主義矛盾運動的內在規律。
    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黨的“八大”。黨的“八大”認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判斷，基于當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在我國已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改變了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文化生產的目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原有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供需矛盾成為最現實、最緊迫的矛盾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問題，這是符合當時的基本情況和中心任務的。幾年后，這個結論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所沖淡和代替，未能長期、有效地指導實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黨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態勢，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的矛盾進行了深刻分析，果斷地進行了工作重心轉移。在此基礎上，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保?）
    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恢復了“八大”的提法。對于當時的社會狀況，對于撥亂反正的任務，對于改革開放的起步，小平同志把“線頭”接到“八大”上，實在是英明之舉。況且經過長時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當時我國生產關系的類型非常單一，生產方式高度一元化。宏觀上層建筑與微觀經濟基礎直接結合，社會“兩對矛盾”運動的空間非常狹窄，非常單薄，非常簡單化，所以當時也只能這樣觀察社會主要矛盾?？梢?，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認識，大體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反映了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從較膚淺到較深刻的過程。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為這個認識過程繼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臺階。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首次實踐的一個新概念（6）。這是我們黨既堅持社會主義又向資本主義學習的一個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我們黨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經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逐漸把市場經濟體制從資本主義制度母體中剝離出來，使其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探索了公有制與市場競爭結合的途徑與方法，初步形成了世界歷史上嶄新的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一經“落戶”中國，便表現出與社會主義制度有非對抗的同一性，表現出新的生命力，使社會主義的潛力得到新的釋放。比如：
    ——它通過自發性競爭，調動了微觀領域的動力，提高了效率；
    ——它使生產自動適應需求，客觀上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相符；
    ——它使資源在不同領域間循平面網絡路徑自動進行配置，促進了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它促使社會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機制，簡化了政府組織經濟生活的工作量，減少了官僚主義的可能性；
    ——尤其是它利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必須尊重的種種“資產階級權利”作為發展的動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等等。到1998年，我國經濟生活出現了買方市場，1999年甚至出現了“通貨緊縮趨勢”，這是西方經濟學家都認可的市場經濟特征。
    事實證明，我們在體制上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社會矛盾類型已經是非常豐富多彩了，所有制關系已經是多元存在了。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簡單、直接的一致性已經不存在的了。上層建筑與生產力的直接結合已經被改變了。原有的對主要矛盾的概括已經很難指導我們說明今天的問題，很難指導我們繼續開拓、探索了。毛澤東認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7）。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本質上應該是客觀的，是由基本矛盾所決定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某一歷史階段內，可以被主觀地改變。改革開放就是在調整、改變主要矛盾的類型以適應基本矛盾的客觀要求。其客觀性體現在生產力發展的速度與質量上，體現在人民群眾的接受程度上。如果二者大致相適應了，主要矛盾就會穩定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直到基本矛盾重新向主要矛盾提出本質性的抗議。
    當前，有必要研究改革開放造成的新類型主要矛盾。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這種新類型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二者之間存在的互相對峙的矛盾力量與同一性。為了簡化行文，我們稱之為“內應力”。*之所以這樣稱呼，還有一重含義，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市場經濟已經“內化”進我們的社會，成為社會的內因。這種“內應力”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而不斷滲透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矛盾之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現出它強有力的存在。這種自發性矛盾既是這個體制的活力、動力所在，也隱藏著它可能自我否定的“陷阱”。為了明確起見，我們在此先提出這個判斷，然后展開論述。
    “內應力”能使當代中國社會形態與其它歷史階段區分開。主要矛盾一定是最為集中、最為鮮明地體現這個社會歷史階段的本質特征，一定是包括基本矛盾的全部因子?！皟葢Α本邆溥@個功能，“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卻很難具備這一功能。因為從生產力發展的無限性看，“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具有永恒的特點。不管什么社會形態、什么歷史階段“人民需要”從愿望上講都是無限增長的；不管什么歷史時期，處于發展中的生產力總具有前進性，永遠需要提高。主要矛盾應該是社會性的，而不僅僅是自然性的。在“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表述中，生產關系不易找到位置，很難與生產方式的結構溝通。這種表述自身的缺陷和“破綻”，是這種認識很輕易地被“以階級斗爭為綱”所替代的一個內在原因?！皟葢Α笨梢园叭嗣裥枰c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而反之則很困難。“內應力”矛盾所體現的鮮明時代特征，不但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它社會形態相區別，而且能與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的其它歷史時期相區別。
    “內應力”是當今條件下的社會發展動力。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動態統一?！叭嗣裥枰c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反是非曲直的僅僅是生產力范疇的問題，對生產關系內部結構及其矛盾運動的本質、對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態勢都沒有辦法循此追尋；對源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部的自發性潛力，也很難反映。它解釋不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當代中國社會更本質的內在動力。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發展史中，它不能反映鄧小平理論的階段性成果及其指導下的改革開放的鮮明歷史個性?！叭嗣裥枰c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今天仍然存在，但已經轉化為非主要從屬地位。其表現形式也被分散到“總需求與總供給”、“就業與失業”等矛盾上?！叭嗣裥枰焙汀奥浜笊a”已經被市場經濟體制分別改變成多元的內容，無法再籠統地分析了。“內應力”作為我國當代社會主要矛盾，決定著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利益結構和分配關系等基本經濟關系的發展與變化，反映著當今中國社會的本質和特征，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它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高峰，是我們黨高屋建瓴地自覺領導的一個制高點。站在這里，可以發現更大的理論空間和更廣闊的實踐舞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新應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看清楚“巨人”，登上它的高峰，真正的創新才能開始。
    社會制度是具有自己完整上層建筑的某種生產方式（8）?；蛘哒f，每當某種生產方式取得與自己配套的完整的上層建筑之后，就形成了一種社會制度。體制是制度的某一局部的運行方式。這個定義用的是“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關系”！割裂生產方式來完成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不是一個成熟執政黨的思路。用單一的生產力觀點代替單一的生產關系觀點是用一種片面性代替另一種片面性，并沒有完成從非執政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盡管非執政黨對生產力直接負責的任務要輕一點，但是不管是執政還是非執政，都應該堅持以“生產方式論”來全面地觀察、分析社會矛盾與自己的任務。當然，這一點對執政黨尤其重要?！敖洕?，包涵生產關系。就連誕生于西方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都充分證明了只追求“增長”不是“發展”，更不會可持續發展。20年的改革實踐反復證明，發展生產力要從生產關系（經濟制度）的運行方式（經濟體制）入手，即從生產方式整體上看待問題、處理問題。
    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過去生產關系的單一、單薄，社會矛盾還沒有多元化，社會問題還不是很廣泛、尖銳。當時，我們可以使用一些模糊的概念來代替本質上的分析。這樣做，可以減少起步的阻力。但當過渡過程基本完成，市場機制“初步建立”時，作為工人階級的執政黨，就必須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本質問題上的方法論了。不能再總用模糊、回避、折衷的辦法來對待本質問題，不能把過渡時期有效的“戰術”（比如“不爭論”）上升到長期的“戰略”地位。
    
    主要矛盾的主要內容
    
    市場經濟體制，既可以成為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主要誘餌與手段，也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學習資本主義、超過資本主義，發展自己的一個重要手段。歷史的最終結果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就看我們黨的認識水平和領導能力了。改革開放以來，正是依靠這個體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我國經濟與社會出現了驚人的發展。
    對于有機體來說，凡是本質性的力量，都有其自發性。社會主義的開創、實現是一個自覺的過程。這是人類社會第一次自覺地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空前的創新。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也必須首先依靠自覺性。黨領導群眾就是用自覺性領導自發性。但是，我們過去忽視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自發性，過于簡單地否定自發性的意義。除了“盲目”之義以外，自發性還涵有“原發”和“自動”之義。一個事業如果全部依靠自覺性機制，不但會累死很多人，而且會使社會缺乏穩定性和安全性。用自覺性領導自發性，要善于將自發變為自覺。就像大自然把人的生命中樞安置在不受人主觀意識指揮的延髓一樣。社會主義在最宏觀和最微觀的領域都有其自發性存在。在最宏觀的層次上，自發性與客觀規律必然性相關。這里是真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斗爭而統一的一個空間，因而使我們的探索充滿了生動的曲折。自發與自覺都受到歷史條件的規定（局限），因而都是相對而言。在最微觀的層次上，過去稱之為“樸素的階級感情”，即毛主席認為的在群眾中蘊藏著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它是存在決定意識的造化。自發性固然需要將其轉化為自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但沒有礦產怎么會有冶煉。越是重視自覺性，就越要尊重客觀性。這是黨的群眾路線、群眾觀點的客觀基礎。共產黨的先進性是自覺的，但其基礎是工人階級階級性。階級性有很強的自發性。20年來，我們尊重“資產階級權利”意識的自發性，進行了大量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如果忽視社會主義的自發性，這也等于是在忽視一種巨大的生產力資源。列寧曾經批評過建黨思想中的“崇拜自發性”傾向，但并沒有否定或否認自發性。把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完全看成是“并列產生的”觀點，有形而上學和唯心史觀的影響。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需要（“從外面”）灌輸給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有接受灌輸的條件和基礎，也就是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本性，這就是“內因”。如果沒有這個內因，再好的真理也“灌輸”不進去，更不要說能夠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了。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既存在著融合、均衡、轉化的同一屬性，又因二者的自發性存在著對立、甚至有可能對抗的斗爭態勢。因此，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曾經幾次失之交臂。早在1936年，西歐資產階級學者就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的可能性進行過初步“探詢”，其背景是1929~1931年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打擊；20世紀七十年代，東歐學者又提出這個設想，并伴之以有限的實踐。這兩次“探詢”和實踐上的有限“作業”都因難以駕馭的自發性矛盾而被否定和中止。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們也曾幾次艱辛探索。列寧試驗過新經濟政策，后被斯大林改為計劃經濟。毛主席在1940~1954年期間一直設想在新中國經濟中，應該有一定的資本主義成分，并認為商品經濟一所大學校，1956年以后改為單一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20世紀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之路的曲折與艱辛，一方面襯托出共產黨領導革命與建設事業之偉大；另一方面則警示我們：要重視歷史巨人、偉人視為畏途的探索中一定會有某種“暗礁”；智者、哲人未能解開的社會方程式里，一定會有某種難解之謎。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帶領全黨不斷探索，破解著這一歷史之謎。小平同志之所以偉大，很關鍵的一點就在于改革開放之初，他下決心帶領全黨既在某種程度上有限地抑制了社會主義制度排斥市場經濟的內在自發性，又不斷地抵制市場經濟成長過程中自發地指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向，“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創造性地、漸進式地把市場經濟體制從資本主義制度母體中初步剝離出來，為社會主義所用，形成了今天中國的經濟體制。在這20年的改革歷程中，后者（抵制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傾向）比前者（抑制排斥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傾向）要明確一些。前者往往是在批判“左”的題目下進行的。這樣很容易把“社會主義”概念搞亂、搞摸糊。以至于使得一部分外國人認為我們在“掛羊頭，賣狗肉”；使得國內相當一部分群眾認為這個過程是“指示燈向左打、方向盤向右打”、“想去天津，只說到廊坊”，認為現在說不清什么是“羊頭”、什么是“狗肉”。我們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歷史任務面前——我們應該敢于承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統一關系。我們應該敢于承認為了發展市場機制，我們不但克服了一些“左”的東西，而且也抑制了一些不屬于“左”，而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些抑制很多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分清本質與手段，就有可能逐漸因手段而背叛本質。認識的清醒、清楚是首要的，是執政黨自覺領導的第一前提。
    隨著這一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性力量與市場經濟體制性因素相互結合，促進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調整和大發展。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內含的自發性品格在發展中也愈發強烈地暴露出其相互間的沖突與抗衡態勢?！皟葢Α备拍钏沂镜拿苓\動，就是指這種雙方誰也不吃掉誰、誰也不融合誰、誰也不向對方轉化的互動、抗衡、對立狀態。
    市場經濟源于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有百年的磨合，是加強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體制性力量，表現的大都是契合的矛盾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局部抗衡性產生“內應力”。這種“內應力”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集中反映，對社會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起著相當程度的規定、影響，甚至是決定作用，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貫穿于初級階段全過程?！皟葢Α敝惺袌鼋洕w制一方要求：
    （一）用競爭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兩極分化是人們經濟利益差別拉大，同時也是階級分化的動態表現。階級是兩極分化的固化。市場經濟最核心的概念是競爭。競爭的“馬太”效應，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不斷循環、反饋而加劇，即使有制度層面的節制與約束，生產和分配無限地傾向于強者的趨勢也會存在和發展，最終造成兩極分化。為了緩沖兩極分化，資本主義做了一些努力，如制定累進稅收制、反壟斷法，普及社會福利等。但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里，這種趨勢不但不會在根本上加以消除，而且隨著當代資本積累的增長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社會財富向強者傾斜的趨勢愈來愈明顯。
    分工是一種進步，分工基礎上的組織、綜合也是一種進步，二者互動構成整體進步。當資源有限時，當資源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學不計成本地配置時，當資源配置有必要與利益的激勵結合時，技術性的分工與綜合就會演變為社會性的分化。純粹生產力的要求會與生產關系結合起來，形成生產方式。分工并不一定必然分化，但相當一部分分化中包含著分工。在生產力不太發達的歷史階段，社會需要有一定的分化。一個人總與另一個人有所不同。當個體的人與人之間能力有較大差異，而低水平的生產力又不能提供足夠的教育公平、衛生公平等條件來消除這種差異時，生產力發展就必須尊重這種資源稟賦的差異。這時，分化在一定范圍內就與發展生產力呈正相關。改革開放20年就表現了這種客觀性。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發展都要求生產方式有一種機制不斷地把生產力進行合理的集中（集約化），形成社會化大生產。作為集約的逆運動，現代社會發展還要求生產方式有另一個機制讓生產力新的生長點不斷地、分散地“冒頭”。這兩種互為逆運動的機制一齊構成競爭，同時造成分化，同時需要分化。如果社會主義的機制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完全滿足生產力發展需要時，如果社會主義的分工機制還不能完全代替分化時，市場經濟的競爭就會產生階層分化、階級分化。從這個意義上講，階級和階層是不可能隨意消滅的，即使暫時硬性消滅了，也還會以曲折的方式、潛在的方式再產生。前蘇聯就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無階級”條件下）產生了潛在的資產階級，并掌了權。他們領導了蘇聯的解體與質變過程。
    但是階層、階級分化在現階段又是必須限制、而且可能限制的。分化過大，會使得大多數人的生產力潛力發揮不出來，尤其使一部分貧困人口從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中退出，大大降低這部分生產力資源的效率、主動性和積極性。從長遠觀點看，社會主義限制兩極分化、減少兩極分化、消滅兩極分化的愿望與機制符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走向。但是，當前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領域里，分化與生產力發展呈正相關；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領域里，分化與生產力發展呈負相關，需要仔細研究。分化相對混沌是一個進步，分化基礎上的綜合組織又是一個進步，關鍵是如何調控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分化和如何進行有效的組織。
    生產資料的私有和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矛盾根源，是其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性障礙。兩極分化是剩余價值被資本剝削的社會積累。當分化過大時，市場經濟的均衡、出清機制就會受到它的破壞，影響市場機制效率作用的發揮，弱化這種機制的積極作用。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能提供競爭的公平條件。這構成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同一性。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有消滅剝削的天然沖動，而市場競爭必須而且必然地產生剝削。這又是“內應力”最尖銳的一個內容。
    在中國現在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它們雙方各自在尋找和培養著自己的物質力量（“代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處于初級階段，但其機制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趨勢卻愈來愈明顯，已經帶來一系列削弱社會主義力量、削弱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削弱共產黨領導力量的后果。
    （二）自發地傾向于資本。從生產力的要素構成看，人是有機因素，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是無機因素。但由于市場經濟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由于資產階級占有剩余價值的權力來源建立在資本的私有制上，由于交換過程中只有無機因素才能形成確切的價格，在生產資料和人的對立統一中，市場經濟始終傾向于資本一方，傾向于生產力內部無機因素的一方，即使是科學技術也得跪倒在它的腳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一整套使科技從勞動方轉移到資本方的辦法和手段，這阻礙了生產力中最活躍、最有機的大多數勞動者和科學技術結合，阻礙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使科技力量站在資本的立場上剝奪勞動，遠離勞動。從長遠觀點看，自發地傾向于資本，會使市場經濟容納生產力發展的空間逐漸萎縮掉一部分。
    （三）在意識形態中天然地傾向于自私。馬克思曾經說過，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是自由、平等、所有和邊沁?！斑吳摺笔侵缸运健Ｔ谑袌鼋洕?，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國家所有還是集體所有，在競爭中都具有利益本位化的形式。誰的商品質優價廉，誰就有優勢，誰就能占得先機，誰就贏利。這里的人格設定是“經濟人”。亞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的配置機制就建立在主體人格必須自私這一倫理前提之上。私有制不一定是必要前提，但私有是必要前提。這個“自私”是廣義的“自私”，包括集體的本位利益。市場經濟自私人格特征的物化表現是追逐利潤。受當代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利益本位意識（自私）和種種“資產階級權利”將會廣泛而長期地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調動它，使之轉化為發展生產力的積極因素，這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一種同一性。但社會主義的“主旋律”（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與這種本位意識在本質上看是矛盾、沖突的，二者從思想體質上看是對立的。這導致市場經濟主體本位意識對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黨性原則潛在的顛覆性、破壞性傾向。
    （四）要求以個人（自然人）的權利為生產關系的終極單位（私有化）。社會主義要讓每個人全面發展，要讓工人階級的每個成員個性化地發展。沒有豐富的個性，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沒有個性化的全面發展，就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創新。市場經濟重視個人權利的機制有幫助個性發展的一方面，這與社會主義的這個原則有同一性。公有制企業在進入市場時是以集體單位的面目出現的，但市場經濟固有的私有自發性力量和個人本位意識卻時刻要瓦解這一主體，使其分化為個人權利單位。這是十幾年來一些公有制中小企業在市場中挺不住的一個重要原因。國有大企業之所以還撐得住，一是黨中央高度重視國企改革與發展，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二是我們在《企業法》的前提設定中，以法理的形式確定了“一物兩權”的法律基礎，即所確定的企業產權既屬國家也屬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這是我們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理論上的一大創新。但從市場經濟的倫理前提與普遍尊崇的邏輯關系看，這與西方法理體系中“一物一權”的邏輯前提有根本性的矛盾和沖突。雖然目前看它發揮出了很大的作用，也解決了一些問題，但終極目標上它很難解決個人（自然人）權利本位與集體權利本位的沖突。這是當前國企改革特別是產權制度改革面臨的一大障礙，需要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原點上、兩種體制的源頭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現在看，如果想破解這個問題，必須從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邏輯起點上引起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以保護、培養國有資本的人格化，保護和培養集體權利的人格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應力”，造成轉型期的重大體制、結構性矛盾，形成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是所謂的“深層次矛盾”?！皟葢Α痹诋敶袊巍⒔洕蜕鐣钪T多方面中的表現形式及作用，已遠遠超出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矛盾”所能涵蓋的范圍。“內應力”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也反映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影響著上層建筑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區別黨在執政期與非執政期的主要矛盾與中心任務的“聯系”有著本質的不同。應該看到，執政黨產生中心任務的原因和渠道要比非執政黨復雜得多、廣泛得多。因為執政黨居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非執政黨處于非主要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非執政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式必定是革命的，是“打碎”現有關系，這才能使其真正居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時，主要矛盾與中心任務是直接同一的。而執政黨由于身處調控社會運行的核心地位，其產生中心工作、主要任務的因素就廣泛得多。中心工作、主要任務與主要矛盾的聯系就不一定非常直接，大多時候是以間接的形式表現出來，方式也以駕馭和調控為主，不是要“打碎”主要矛盾，而是要利用主要矛盾，目的是使社會均衡運行，維持現存關系。經濟建設是我們黨目前的中心工作，現代化是我們黨的首要歷史任務。這個工作任務來自歷史的種種客觀要求——時代的規定性、人民群眾的要求、國情的要求，也來自在社會基本矛盾向前運動的要求。但工作任務本身畢竟是主觀性質的。我們不能把我們的中心工作、主要任務簡單、直接地當成社會主要矛盾，或者一提到解決矛盾就以為僅僅是“斗爭”、“打碎”和“為綱”的思路。其實，這些怕面對矛盾的誤解都是沒有完成從非執政意識到執政意識的轉變，是不當家的心理在作崇，是不會調控、利用矛盾均衡運行的表現。我們應該利用社會主要矛盾去完成工作任務，而不是根據中心任務編制出一種說法套在客觀社會頭上。
    政黨與階級直接相聯系。執政期主要矛盾的雙方與階級的聯系一般是間接的。主要矛盾的雙方各有各的機制與物質力量，但也有共同的機制與物質力量。這就是執政期主要矛盾同一性的物質基礎，也是和平與發展環境下很多人對階級分析方法產生疑惑或忽視的原因之一。
    
    均衡運行
    
    市場經濟體制既是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領域里（可能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運行方式，又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經濟領域里的運行方式。這是鄧小平理論的偉大發現，是人類歷史連續性的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可能最終實現的一個重要原因——社會主義制度是整體，市場經濟體制是局部；整體可以駕馭局部，局部可以反作用于整體。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有獨立個性（自發性）的運行體制。它不僅僅是一種配置資源的中性的技術手段。它可以全面地、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基本矛盾的各個方面。所以，這個整體與局部的矛盾就上升為主要矛盾了。
    市場經濟機制非常高明。它是使資本主義壽命延長的重要手段，也是挖掘社會主義潛力，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手段。它能幫助資本主義演變和否定社會主義，也能幫助社會主義超過資本主義，戰勝和埋葬資本主義。它能讓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在同一規則中競爭、生活；在形式平等、自由、民主的環境中完成階級剝削、階級壓迫；讓工人階級不知不覺地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放在統治自己的地位上。它也能幫助工人階級認識并克服自己的歷史局限性，提高自己；使工人階級從整體和個體上都能逐漸高于資產階級，使執政的歷史資格逐漸完備和完整起來。它長期居于主要地位的結果是否定工人階級作主人翁的資格。它能使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工人階級產生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使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工人階級產生全民黨的思想。社會主義如果能夠真正把市場經濟裝在從屬于自己的框架里，市場經濟就能促使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變得更自覺、更清醒，使工人階級學會領導和駕馭資產階級的能力。
    列寧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9）。均衡運行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矛盾具有非對抗的同一性（同一性即對立統一性）。均衡運行不但要根據簡單的、價值評價的一分為二，例如“優點1、2、3、……，缺點1、2、3……”，更應該根據對立的矛盾雙方（如上文列舉的“內應力”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是否具有非對抗的同一性，注意研究怎樣調控矛盾運行于非對抗區域。即調控兩條“斜率”相反的矛盾因子的運動軌跡收斂的線性區域，使其均衡點（交點）擺動在最有利于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的可控區域里。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契合關系（10），生于斯，成于斯，難分難辯。所以，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功績非常偉大，硬是把它剝離出來與社會主義初步結合。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有非對抗的同一性。為什么會有“非對抗性”？因為市場經濟內部存在著自我否定的要求。它需要一個更大的有逆調節功能的制度框架來幫助它均衡運行。作為這種制度框架，資本主義遠不如社會主義。
    市場競爭的結果之一是兩極分化，但競爭最好的起點卻是平等；
    市場競爭的結果必然產生壟斷，但反壟斷才能競爭；
    市場經濟要求社會化大生產，市場越大越好，但市場主體要求私有（或利益本位），單位越小就越好；
    市場競爭的結果是傾向資本，排斥勞動，但真正參加競爭活動的主要是活生生的人，是活勞動的質量和數量；
    市場競爭的目的就是攫取利潤（“剩余”），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條件是市場出清，但“剩余”攫取多了，市場就不能出清，發生危機、衰退。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幫助市場經濟解脫這些悖論。社會主義的很多優越性要在對市場經濟的反調節中才能表現出來。
    恩格斯曾說過，國家就是為了使社會中的對立面和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至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的一支力量。這支力量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11）。凡是和平發展時期的社會，其主要矛盾都必須處在均衡運行狀態；凡是處于均衡運行狀態的社會，都是統治階級不斷調控的結果，統治階級必須有能力把主要矛盾調控在均衡運行狀態；凡是進行社會調控，都必須依靠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社會的主體地位。就我國當前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工人階級要爭取共產黨不變質——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工人階級才有可能當領導階級。執政黨的社會公共職能具有“全民性”。這種外延“全民性”與執政黨內涵的、本質的“階級性”構成對立統一關系。共產黨能否讓“階級性”領導好“全民性”（既要防止用“階級性”代替“全民性”；又要防止用“全民性”瓦解“階級性”），能否讓內涵一元、純潔、堅強，讓外延多元、豐富、廣泛，是調控主要矛盾均衡運行的一個重要黨建任務。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的經濟制度中，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指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該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內涵性的本質要求，它不但能夠決定社會性質，而且能夠調控主要矛盾，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處于均衡狀態。
    確定界限，調控剝削與分化。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必須把市場化的邊界看清楚、確定清晰。應該市場化的堅決市場化。市場化邊界之外的，如教育、衛生、文化、民主法制等領域，除一部分可以商品化之外，要堅決防止市場化。調控“內應力”于均衡狀態，首先是依靠上層建筑的非市場化領域的導向機制。然后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宏觀經濟調控。調控手段可能是市場化的或商品化的。但調控者和調控意識不能市場化。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建立一套“內應力”的調控體系，即建立一整套調控理論和調控手段、調控指標和調控目標，并且讓群眾都知道，已經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們必須重視“有效需求不足”的信號。1998年我國第一次出現買方市場，1999年出現“通貨緊縮趨勢”，固然有令人高興的地方，標志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實現。但是，直到2001年GDP的增速都是由較大幅度的“積極財政政策”維持的。并且，這個信號是在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的經濟背景下出現的。不少人說：“該買的都買齊了，沒處花錢”。還有更多的說：“想買的沒錢買，沒錢可花”?？梢钥隙ǖ仡A見，今后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直接障礙將是需求方提出的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再把“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不管是“沒處花錢”者還是“沒錢可花”者都會覺得有點滑稽。這個矛盾不是僅僅依靠調整產業結構就能解決的。固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多數群眾會寧要相對需求不足的市場經濟，也不歡迎短缺的計劃經濟。但是，這并不能讓我們心安理得地滿足于現在這個成績。因為迄今為止，我們調控“緊縮趨勢”手段本質上還沒有超出“凱恩斯”或“準凱恩斯”水平。我們和資本主義都搞市場經濟了。宏觀經濟統計指標也大多一致了。這下可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賽發展潛力，比賽優越性比過去更容易、更直接了。我們與他們，經濟現象越來越相近，得的“病”越來越相似。如果用的藥方也差不多，那么，我們比他們高明在哪里呢？起點又落后很多，我們最終（人均）能夠超過他們嗎？在治療同樣的病癥時，我們有沒有社會主義獨據的辦法呢？
    看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可以適當地分開，前后分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對于剝削和兩極分化，將來最后“消滅”是一回事，現在合理利用是另一回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今天不應該對于剝削和分化進行認識、評估與調控。“有效需求不足”（相對需求不足）的信號提醒我們，剝削（“剩余”）和分化造成市場不能出清的程度相對于我國現在的（人均）低水平生產已經不容忽視了。今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本身就要求對剝削與分化不斷作出評估與調控。市場經濟也有這個要求，甚至資產階級也明白這個要求。只不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此要求的立場不同，方法不同，程度不同。這更是駕馭主要矛盾均衡運行的一個基本要求。“消滅”是個過程，不能因為“消滅”是將來的事，今天就索性連正確地認識、評估和調控等任務都一概免掉，生怕稍一評估、調控就會妨礙了“合理利用”。其實，只有正確地認識與調控，才能更好地合理利用。有人很怕因對剝削與分化的合理利用進行認識、評估與調控會“嚇跑”資本。這真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資本只要有利可圖，膽量并不比我們小。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一直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一，并沒有“嚇跑”資本。
    增強黨和政府對生產關系的控制力。這是使“內應力”達到均衡運行的前提，也是保證黨不變質的基礎性條件。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發揮其對生產關系的控制力，是使“內應力”處于均衡運行狀態的一個重要手段。多元生產關系的結構，即各種生產關系的比例（包括量和質），就是各種政治力量（階級、階層）的力量對比。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愿望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來決定的（12）。這是一個近乎大白話的真理。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占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占優勢地位。所有制純而又純固然不好，但公有制不占主體地位也不妙。工人階級居優勢地位，才有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F在有些干部的社會主義愿望越來越淡薄，資本主義興趣越來越濃厚，說到底，就是工人階級的優勢地位在削弱所導致的。
    在改革和發展中，我們在體制和技術因素上壯大了部分國有經濟，特別是通過壯大了部分大企業，增強了國有經濟的技術經濟控制力，使其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技術”性支配地位，國家科技創新、結構調整等問題的解決也有了堅實的物質依托。但這種控制力僅限于生產力范疇，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能夠做到。比如德、法兩國的電力系統，幾乎80%以上都是國有的，但并未決定它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技術性的經濟控制力，并非加強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主要方法。大型國有企業的性質隨國家性質而定。國家性質如果是總資本家，大型國企就是資本主義的。
    從生產方式的調控角度看，還是要提高公有制占有勞動力、占有勞動關系的數量和質量，還必須掌握生產、分工和分配的調控，使生產關系、分配關系的發展與生產力相適應。共產黨應該依靠基層組織，組織失業的工人和潛失業的農民先用勞動密集型企業，通過集體奮斗，通過勞動積累，恢復勞動與生產資本的關系。并使勞動不斷地與新的科技知識結合，恢復并提高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政府應該用教育、財政等手段給予幫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不一樣，執政黨發展生產力的手段主要不再是直接調度生產力，而變為主要是調控主要矛盾。政黨機制主要源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也主要作用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通過二者影響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梢?，掌握“內應力”，使之達到均衡狀態的體制性因素主要在于生產關系的控制力。
    促使公有制中小企業不斷“再生”和“復進”。這是使“內應力”達到均衡的關鍵之一?！皟葢Α泵苓\動的具體焦點聚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競爭上。在市場經濟中，中小企業作為市場機制充分作用的一個基礎性條件，使產業組織結構自發變動成為可能，使生產要素的配置朝最優化發展。中小企業的生存態勢，反映著市場的自發性品格。公有制中小企業決定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發性矛盾的最終均衡。中小企業的“生生死死”、“進進退退”，是市場本置資源最嚴厲的手段。市場經濟這支“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主要是依靠依格、依靠價值規律。如果企業總是能夠正確認識市場價格變化，及時地、科學地應對價格圍繞價值發生的波動，市場調節的成本一定會很小。遺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反饋的慣性和滯后性作用，大多數企業難以做到這點。市場調節的價格信號并不時時反映真實的供需矛盾和價值規律。信號夸張成份積累到一定程度也會驟變，以教訓那些受騙者。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企業就會發生“生死進退”的變化。可見，中小企業的“進退”與“生死”是市場經濟自發性矛盾動態發展的表現形式，也是調控這一矛盾，使之達到均衡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市場經濟中，“退出”與“再生”、“萎縮”與 “復壯”，都是企業素質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品質。私營企業天然地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環境，天然地接受“進退”與“生死”。公有制中小企業由于長期生存在計劃經濟環境里，一時還摸不透自發性矛盾的脾氣，不太適應。但肯定能夠學會，因為這不是公有制本質上的缺點。上上世紀在理論邏輯上幾次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最為擔心的，原本是公有制中小企業能否培養起“本位”意識，能否“競爭”起來。20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競爭”勁頭一點不比私有制弱。隨著改革發展過程的磨礪，在市場中博擊的中小企業，凡是能活下來的，大都凝煉成了內在的自發性集體人格力量，“本位”意識大大增強，懂得如何審時度勢地“進”和“退”?；钕聛淼墓兄浦行∑髽I的這種良好素質，既增強了公有制經濟的競爭能力，也增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越性和發展潛力。
    市場經濟與大企業的結合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終實現的標志?！皟葢Α蹦芊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定建立和實現，最終和最大的難題在公有制中小企業里。這個難題曾經難倒了東西方的經濟學家。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的問題，80年代主要是管理不適應的問題，現在主要是黨建問題、干部思想問題。20年來，我們引進了世界上各種企業經營管理理論與方法?，F在中國企業管理方法是全世界最全、最雜、最花哨的。但實際上關鍵在人，在人的思想。社會主義的國企和集體企業必須有專門的人生觀、價值觀做基礎，才會有好的管理。
    我國公有制中小企業在1998~1999年大批改制為“非公”經濟，“退出”的本事已經成熟了。但“再生”、“復進”的本事還不成熟，還沒有被市場機制大面積地證明。我們黨對“內應力”調控的水平如何，最終體現在能否促使公有制中小企業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如果這種結合不能很好地實現，黨就難以掌握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控制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最終實現”就仍然是個疑問。
    堅持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治上的領導權。這是使“內應力”達到均衡狀態的保障。共產黨是一個頭腦清醒、胸懷寬廣、善于建設、有自己綱領的工人階級執政黨。為了發展經濟，獲得與當代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相競爭的優勢，黨清醒、主動地請來了自己的對立面，請來了與自己的原則在很多地方相矛盾的市場經濟，形成了經濟和社會千帆競發的格局。有人以為社會民主黨可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存發展，現在共產黨人也搞市場經濟了，二者沒有什么區別了。殊不知這個區別是本質性的。社會民主黨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筑中）只在前臺“玩”一“玩”政權運行。而中國共產黨人要駕馭“制度/體制”矛盾，要駕馭整個生產方式中的矛盾，要駕馭生產關系的運行方式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個矛盾（“內應力”）的復雜程度及其造成的活力、動力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應力”。這個歷史任務要求共產黨的比之歷史要求社會民主黨的要嚴格得多、嚴厲得多。這是“從嚴治黨”的一個歷史來源。共產黨的辯證法是徹底唯物的辯證法。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品格、追求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等與共產黨的宗旨觀念、理想信念是背道而馳的。共產黨只能在體制層面技術地“請進”市場經濟，利用資本主義成分。市場經濟講安“公平”競爭，而公平競爭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資本主義政黨制度必須采用兩黨制或多黨制，通過競爭達到制衡和相對公平。工人階級政黨由于其一元化的“大公無私”階級本質，使它高于市場經濟，能使競爭維持基本水平。但首要的前提，是黨的思想體系必須一元化。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高于市場經濟才能領導市場經濟；只有在政治上控制住對市場經濟的領導權，比如黨組織參與企業的決策、“黨管干部”、發揮出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等等。總之，共產黨只有成功地堅持并發展自己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水平，才能駕馭這個“制度/體制”矛盾。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Its Balanced Operation
    Of China’s Persent Society
    
    Synopsis
    
    ——With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st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ie. “internal stress” is becoming the focus reflec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s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e and upper construction in the present 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internal stress” has become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present society.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present China’s society is not only where the motive force and vitality of socie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mechanism” lie but also contains a “trap” leading to its self-negati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basic contradiction and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CPC has drawn lessons from the cognition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Nowadays, in the societ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of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revious social relations have changed greatly. Althoug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eeds and supply is still the most realistic and urgent one and the principal obstac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pontaneous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come the deeper essence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market economy in “internal stress” requires competition to bring about polarization, capital to be preferred spontaneously, selfishness to be inclined to naturally in ideology and individual (as a natural man) right to be taken as the terminal uni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privatization). The opponents of “internal stress” have their own mechanism and material force respectively.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urrent society is “internal stress”, but no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backward production”.
    ——AS the party in power, CPC should grasp the ruling principles and tell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jor work and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standing above and control the society, it should adjust the current relations by relying on the support of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relax various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levels caused by economic intereses, so that balaced social operation can be achieved and clashes can be kept within “ordely” scope.
    ——As far as China’s present situation, the prerequisite for keeping balanced operation is to adhere to working class’s vanguard nature. Therefore, CPC’s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rela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settled; public-owned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should foster spontaneous collective character power and the “internal stress” should be gradually balanced by means of constant “regeneration” and “rejuvenation”, so that in the e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can be steadily established and realized; CPC’s absolute political leadership ov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maintained to guarantee balanced operation.
    Key words: the pri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Internal Stress” Balanced Operation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
    （2）《列寧全集》第60卷，第281-282頁。
    （3）《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165頁。
    （4）《斯大林選集》下卷，第577頁。
    （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
    （6）蘭戈在1936年提出“市場社會主義”概念。越南用“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50-1956年間使用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涵義與我們黨十四大的提法不一樣。
    （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0頁。
    （8）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經濟基礎的內部結構。
    （9）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頁。
    （10）契合關系——有因果聯系的關系。
    （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9-251頁。
    （12）《馬克民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9頁。
    --------------------------------------------------------------------------------
    * “內應力”這一概念借自工程力學，可能略嫌偏僻。雖然用“內部矛盾性”概括亦可，但矛盾雙方有多種狀態，如融合、一方吃掉另一方、向對方轉化等，而“內應力”概念強調了這種力存在于物體內部、處于平衡對抗狀態的含義。它以內因地位嚴重地影響事物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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