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執政意識

作者：蘇偉

原載：《探索》

　　
　　引言：“兩個務必”與執政意識
　　
　　當我們黨在全國執政55年后，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概念，要求要“增強執政意識、提高執政能力”，這是有歷史意義的。因為，執政意識，是執政黨及其每一個黨員，為維護黨的執政地位，而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歷史使命、歷史挑戰、歷史責任、歷史要求等等的自我意識，是執政黨最根本的政治意識，非常重要。但也必須明確，其實早在55年前，黨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就為我們黨提出了最重要的執政意識——“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說“兩個務必”是我們黨的執政意識，無須多論。因為“兩個務必”本來就是毛澤東在我們黨“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的前夕，在我們黨馬上就要從革命的“奪權黨”向革命的“執政黨”轉變的前夕，鄭重地向全黨提出來的基本要求。“兩個務必”將即將勝利的我們黨的歷史地位、歷史使命、歷史挑戰、歷史責任、歷史要求等等，都透徹地講得一清二楚，故其“執政意識”的定位，毋庸置疑。
　　說“兩個務必”是我們黨“最重要”的執政意識，則須多加論證。這正是本文的任務。
　　一、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作風的要求從黨的宗旨和黨與人民關系的高度概括了黨的執政意識
　　從第一個“務必”來看，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的要求，既揭示了每一個人做人的規律——“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更揭示了每一個政黨執政的規律——是則“趕考”合格，繼續執政；否則人亡政息，回歸“盛衰周期”。從前者看，它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做人意識”，在外延上是周延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中國與外國的每一位男女老少，不論何階級中人，都可能做到；從后者看，它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執政意識”，在外延上是不周延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必須做到，也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可能真正做到。
　　對第一個“務必”，毛澤東當然是著重從特殊意義，即從執政意識的含義上來強調的。以同樣在陜西崛起的李自成起義軍為鏡鑒，如何經受勝利與執政的考驗，是毛澤東在我們黨勝局已定時深長思之的大問題。他對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總結的李自成失敗的三大教訓——驕傲自滿、丟掉優良作風、屠戮功臣——深以為然，要求將該文作為整風學習文件，并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的信中說：“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1945年黨的七大的開幕詞中，他鄭重告誡全黨：“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到勝利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更加著重地講了“兩個務必”。之后，毛澤東率書記處從西柏坡進北平時又講：“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白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建國以后，毛澤東在1953年的全國第二次財經會議上再次強調了謙虛謹慎的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日不作壽，二日不送禮，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在1956年黨的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更進一步地指出：“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以上所舉證明：毛澤東確實是從執政意識的高度，強調“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這一個“務必”的。這一點顯而易見。但更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是：為什么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必須做到這一個“務必”，也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可能真正做到這一個“務必”呢?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做了科學的回答：這是由共產黨的本質特征、由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決定的。
　　本質特征，即一事物與他事物相區別的主要標志。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在這里，毛澤東講清楚了一個道理：共產黨的本質特征，是由其宗旨決定的；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也是由其宗旨決定的。
　　關于黨的宗旨，毛澤東在其名著《為人民服務》中還講過：“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建國以后，毛澤東反復強調了在執政條件下堅持黨的宗旨問題，如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又如在濟南干部會議上進一步要求“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八大之前，毛澤東領導修改黨章，要求強調黨的宗旨；鄧小平在他作的關于黨章修改的報告中反復闡發了黨的宗旨，并在大會之后強調說：“中國共產黨員的含意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關于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還講過：“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中更明確地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說，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從根本上講是兒女與爹媽的關系、是勤務員與服務對象的關系。盡管這兒女比爹媽的覺悟高、知識多，他們也要教育提高爹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象孝敬爹媽那樣來服務人民。
　　反觀資產階級政黨，從現象上看，其政客也對群眾點頭哈腰，到處“拜票”，但由于它們都是以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為宗旨的，所以，從本質上看，它們及其政客與人民群眾是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的關系。毛澤東曾深刻指出：“剝削階級的生活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同愛牛差不多，為的是用牛耕田，從牛身上擠奶。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還指出：“黨群關系，好比魚和水的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上述本質性的關系和根本性的區別反映在執政意識上(執政意識本質上就是執政者關于自己與人民群眾關系的意識)，就會出現前面所說的結論——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必須做到、才可能真正做到“謙虛、謹慎、不驕、不躁”這一個“務必”。這是由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兒女與爹媽般、勤務員與服務對象般的關系決定的，而只有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才具備這種關系。上述本質性的關系和根本性的區別，也是本文的核心論點——“兩個務必”是我們黨最重要的執政意識——的核心論據。因為，對執政意識而言，還有什么能夠起比這本質性的關系和根本性的區別更大的決定作用呢?
　　更深一層講，執政與不執政，共產黨人都必須象孝敬爹媽那樣，“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地為人民服務。而執政以后，這個問題的意義更加重大了。因為，共產黨執政了、掌權了，共產黨人就必須利用執掌的政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早在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回答如何跳出“興亡周期率”的疑問時就指出：“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和我們共產黨人理解的“民主”，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執政黨、人民、國家權力三者關系本質的把握與揭示。毛澤東在答美國記者“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之間時回答：“人民給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而要“代表得好”的前提之一，也正是要對人民“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毛澤東講：“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他還講：“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這就是說，有錯必改才能代表人民執好政，而有錯必改的前提，是接受批評、承認錯誤。如果沒有“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能接受批評嗎?能承認錯誤嗎?能執好政嗎?正是從這個高度，毛澤東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要求全黨同志“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終其一生，毛澤東自己，對人民群眾始終都是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他的傲骨，始終是對著那些脫離群眾的“尊貴者”的，因為他們“最愚蠢”。他的虛心，則始終是對著被“尊貴者”視為“卑賤者”的人民群眾的，因為他認為他們“最聰明”。因此，“應當相信群眾”，被他確定為“兩條根本的原理”之一。這不是毛澤東對第一個“務必”的絕好詮釋嗎?
　　反觀今天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在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淡忘了“兩個務必”，驕傲自滿，看不起群眾，顛倒了自己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把自己擺在“父母官”的位置上，習慣于對群眾發號施令，甚至于頤指氣使。更危險的是，不少干部還將這些視為“有魄力”、“有威信”的表現。抱有這樣錯誤執政意識的干部，即使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為個人謀私，也容易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其結果會和以權謀私一樣，使黨脫離人民群眾，喪失人民群眾的支持。因此，官僚主義的執政意識，是與“兩個務必”的執政意識根本對立的。我們必須弘揚“兩個務必”的執政意識，用它去戰勝官僚主義的執政意識。
　　
　　二、務必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要求從黨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任務高度概括了黨的執政意識
　　
　　從第二個“務必”來看，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要求，也既揭示了每一個人做人的規律——“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更揭示了每一個政黨執政的規律——是則“趕考”合格，再創輝煌；否則人亡政息，回歸“盛衰周期”。從前者看，它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做人意識”，從后者看，它也更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執政意識”——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必須做到，也只有馬克思主義政黨才可能真正做到。
　　對第二個“務必”，毛澤東當然也是著重從執政意識的含義上來強調的。毛澤東從西柏坡進北平時還講：“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這就把共產黨執政的使命、目的與任務講清楚了，也把我們黨必須要艱苦奮斗的“之所以然”講清楚了——并不是我們喜歡艱苦、留戀艱苦，相反，是要通過艱苦奮斗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通過艱苦奮斗振興中華民族，通過艱苦奮斗使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通過艱苦奮斗來實踐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理想。
　　這樣崇高的奮斗目標，也就是我們黨執政的目的。所以，艱苦奮斗的作風，也就是我們黨的執政意識。正是為了實現我們黨執政的目的，毛澤東始終一貫地強調了艱苦奮斗的問題。
　　他在抗戰期間就講：“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后來，他把我們黨的艱苦奮斗比喻為“愚公移山”。再后來，毛澤東進一步把“艱苦奮斗”與共產黨人的“工作”等同起來，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在全國執政以后，毛澤東無數次地重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尤其是強調艱苦奮斗精神，強調“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號召“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實現我們黨執政的重要目標——“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毛澤東為什么特別要強調艱苦奮斗精神呢?這可以聯系他的“趕超”戰略思想來理解。毛澤東認為，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可能而且必須要用50年到100多年時間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趕上和超過用300多年時間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強國。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共識。因為，在黨的領導下昂首挺胸站了起來的中國人民，有著以數千年文明為根基的巨大自豪感的中華民族，是絕不甘心處于世界發展后列的；更何況，新中國處于西方的全面封鎖之中，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必須靠更快的經濟發展來實現。于是，加快中國的經濟建設，努力趕超發達國家水平，極大地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必然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趕超”思想在中國的產生是必然的。毛澤東將這些歷史的必然性上升為系統的思想理論：首先，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落后就要招致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對此說不應機械地理解為發展水平超過，而應辯證地理解為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超過——引者注)，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再次，只有“趕超”，才能振興中華民族。趕超發達國家，“這是一種責任”；“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闊步邁向世界前列的強烈愿望，是沒有希望的。所以，盡管出現過“大躍進”那樣巨大的失誤，但是，毛澤東和我們黨并沒有放棄“趕超”戰略，而是總結了經驗教訓，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兩階段”觀點，尤其是提出了用一百年時間去“趕超”的戰略思想，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以及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的戰略設想。從而，進一步豐富、完善了“趕超”戰略。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思想和“三步走”戰略，不是對“趕超”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嗎?
　　此外，為了在受孤立的國際環境中趕超發展，毛澤東一直強調，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自力更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立足點。鄧小平曾向請教我國現代化建設經驗的外賓講：這是“中國的第一條經驗”。而只有艱苦奮斗，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實現趕超。
　　正是為了在“趕超”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毛澤東才強調：“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除了反復強調艱苦奮斗的精神外，毛澤東還樹立了諸如大慶、大寨、好八連、王進喜、陳永貴、雷鋒等一大批艱苦奮斗的典型，激勵我們黨和人民艱苦奮斗。當然，毛澤東自己更是艱苦奮斗的典型。所以，他帶領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艱苦奮斗的作風，不但贏得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而且使黨在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仍然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更重要的是，艱苦奮斗作風形成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當代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使我們黨具備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低潮中砥柱中流、振興社會主義，使我們人民具備了在經濟文化落后的條件下追趕超越、振興中華民族的極寶貴主觀條件——黨和民族的精、氣、神。
　　那么，是不是我們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國人民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就可以不艱苦奮斗了呢?毛澤東的“兩個務必”思想早就給出了回答：不!決不是!“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因為，艱苦奮斗既是我們達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振興、人民富裕幸福的重要途徑，還是我們保持共產黨的本質和宗旨，經受執政帶來的權力考驗的重要途徑。所以，毛澤東在建國后強調：“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為什么強調“政治本色”問題?因為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我們黨在執政后能否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經受住執政的考驗、鞏固執政地位，取決于能否有效打退“糖衣炮彈”的進攻。繼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此問題后，鑒于執政后不久就有“許多人陷入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的嚴峻事實，毛澤東嚴肅地向全黨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他要求對“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
　　此后，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全黨“不要滋生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為此目的，毛澤東甚至動用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端的手段——他在1967年2月接見外賓時說：過去我們只抓了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文化界的斗爭，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文革”雖然是錯誤的、失敗的，但毛澤東希望我們黨保持艱苦奮斗本色的初衷，卻是我們應該想方設法、另辟蹊徑去實現的。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對全黨同志的一個重要要求——“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熱情，就要有一種拼命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甚至把我們黨和第二個“務必”等同起來了——“共產黨就是要奮斗。”這是在最高層次上揭示了我們黨與第二個“務必”的關系——是共產黨人，就必然、必須是艱苦奮斗者；不艱苦奮斗者，必不是共產黨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兩個務必”是我們黨最重要的執政意識。
　　反觀今天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在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淡忘了“兩個務必”，不是把手中的權力看成是人民賦予的，而是看成自己千辛萬苦“掙來”的，甚至是付出很大成本“換來”的，這就免不了要執政為己、以權謀私。他們把領導的地位，從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平臺轉變成脫離群眾的樓閣；把創造的政績，從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實效轉變成由公仆變主人的砝碼；把手中的權力，從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工具轉變成謀取私利的杠桿。他們有的甚至從“糖衣炮彈”的俘虜轉為從黨的內部向黨發動“糖衣炮彈”襲擊的主力，不但以花天酒地、縱情聲色等腐敗墮落行為嚴重地敗壞黨的形象，嚴重地損害著黨群關系，更為嚴重的是，已經使我們看到了“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這句名言的潛在危險性。因此，以權謀私的執政意識，更是與“兩個務必”的執政意識根本對立的。我們必須弘揚“兩個務必”的執政意識，用它去戰勝以權謀私的執政意識。
　　總而言之，“兩個務必”既從黨的宗旨高度，從黨與人民關系的高度，又從黨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任務高度，從保持黨的政治本色的高度，深刻概括了黨的執政意識，對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所以，確實是我們黨最重要的執政意識。胡錦濤當選總書記的第20天，就帶領書記處全體成員到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這是又一次從最重要的執政意識高度強調了“兩個務必”。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從執政意識的高度，永遠銘記、永遠做到“兩個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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