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按：高尚全、吳敬璉之類資本主義迷信者看來最終只有當買辦漢奸一條路了，這必然是資改派的最終結局，因為真正的愛國的、有良心的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恥于與之為伍。

證大集團董事長：自由市場經濟是一條奴役之路

--陳學明對話戴志康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特約記者 陳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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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大集團是個總資產超過100億的民營企業，董事長戴志康先生因其一貫的文化追求與文化自覺引人關注。他于2001年創建上海證大研究所，該研究所在他的策劃下先后推出了《入世后上海的戰略地位》、《長江邊的中國——大上海國際都市圈建設與國家發展戰略》、《文明的和解——中國崛起以后的世界》、《文化上海——2010：把一個什么樣的上海帶給中國和世界》、《文化大都市：上海發展的戰略選擇》等著作，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影響。2007年3月下旬，即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一年多之前，上海證大研究所在戴志康先生的主持下，曾經召開過一次題為“我們是否拐進了另一條通向奴役之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把計劃經濟說成是一條把人類引向奴役的道路，戴志康先生所主持召開的這次學術會議所研討的問題是：極端的市場經濟模式是不是也正在把人類引向另一條奴役的道路？戴志康先生以及與會的其他國內外專家學者在人們普遍對國際，特別是對美國的金融、經濟形勢持樂觀態度的情況下，提出一場嚴重的金融風暴正在來臨，而這場風暴不僅給美國，甚至很有可能給整個人類帶來嚴重的災難。那么，在金融風暴果然發生以后，戴志康先生又在思考些什么？他對如何走出這場風暴有些什么見解？他認為我們中華民族應當在當前的嚴峻形勢下充當什么樣的角色和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為了解這些問題，我們特別邀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教授，也是上海證大研究所的常務副所長陳學明先生采訪了戴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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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明：在美國次貸危機甚囂塵上的日子里，您特意訪問了古巴。請問您訪問古巴所獲得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戴志康：美國學者福山寫了一本題為《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的書，提出了“歷史終結論”，按照他的理論，好像美國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馬上會成為全人類的制度，而一但美國的制度成為全人類的制度，人類真正幸福、和平的生活也就開始了。我訪問古巴以后，突然感覺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起源于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理論，從英國到歐洲大陸，再到美洲大陸，前后有100多年的時間，實際上與資本主義理論發展相伴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理論這條線。馬克思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在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的同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社會主義革命往往發生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巴黎公社、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古巴革命，再到今天尼泊爾“毛主義”的崛起，這條線始終在延續。
陳學明：對于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不斷發展這一點，在蘇東劇變之前，人們都是認可的，但自此以后，人們普遍認為這一運動已經消逝了。
戴志康：通過暴力革命建立政權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離開了原來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在于，它們離開了原來的社會主義方向，是不是完全走向了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俄羅斯的改革，原先美國希望它整個向美國靠，可后來人們發現它慢慢向后退回去了。中國更是如此，表面上看中國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仔細一看不難發現，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始終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還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
陳學明：您的意思是即使是在蘇東劇變之后，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間斷，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在曲折中獲得了發展，是一種新的形式的發展。
戴志康：完全可以這么說。福山們看到的是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將席卷全球，全世界都要向美國看齊，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狀況，世界上存在著另一種力量正往美國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古巴在美國眼皮底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美國也奈何它不得，它要封鎖古巴，結果整個拉丁美洲都同情、支持古巴，這太說明問題了。
陳學明：我記得在您的策劃下，證大研究所編了一本題為《文明的和解——中國崛起以后的世界》的書，書中批判了亨廷頓關于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的論斷，那您是不是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還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斗爭。
戴志康：我并非完全這樣看，我也并非完全不贊同亨廷頓的觀點。我所強調的是當今世界不是完全往一個方面傾斜，即往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傾斜，除了存在著社會主義力量外，還不能忽視另外一股對抗資本主義力量的存在，這就是伊斯蘭的革命力量。我從古巴回來以后，一直在看格瓦拉的書，學習格瓦拉的精神，在這期間突然看到了孟買暴力事件。我聯想到以前伊朗的霍梅尼伊斯蘭革命、美國的“9·11”事件、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斯蘭運動一直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中不斷地推進。如果說，在格瓦拉之前，主要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搞得資本主義不能安寧，那么在格瓦拉以后，則除了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之外，還有伊斯蘭革命在不斷地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
陳學明：我還記得在“9·11”事件發生以后的第二天，您邀請了上海的一批專家學者坐在一起，共同研討如何看待“9·11”事件。您在研討會上并不是像有些專家學者那樣只是籠統地對恐怖分子表示譴責，而是提出“9·11”事件表明了伊斯蘭極端分子對美國式自由資本主義的一種反抗，“9·11”事件是弱者對強者的一種戰爭方式，而且像“9·11”事件這樣的“弱勢”對“強勢”的斗爭形式今后還會繼續下去。能不能認為，您現在的一些思考是延續了“9·11”事件以后的思考。您反對的是把當今世界說成是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觀點，強調的是當今世界上同時存在著三條主線：一條是以美國為領頭羊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再有一條是伊斯蘭主義的發展。這三條主線交叉在一起。那么，我最想了解的是：在您看來，當今世界的出路在哪里呢？
戴志康：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世界的真正前途。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指通常人們理解的那樣，把市場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的手段簡單地相加，而是指給市場經濟這一手段賦予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也就是英國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用市場的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好比一匹脫韁的野馬，為了不讓它狂奔亂跑，要設法給它方向，給它規范，這個方向、規范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大道，我們應當按照注重陰陽平衡的中國《周易》理論來看問題，任何東西走向極端也就意味著走向反面。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向了極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暴力原則走向了極端也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運用了中庸之道的智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適合于全世界的硬道理，它不但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且也吸收了市場經濟的長處，把社會主義的手段與市場的手段結合在一起，賦予了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成為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但能克服計劃經濟的缺點，也能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點，不但能“拯救”社會主義，而且也能“拯救”資本主義。
陳學明：您推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認為單純的市場原則在當今世界已走不通了？
戴志康：是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有其優越性，但它天然具有造成兩極分化的弊端。資本主義雖然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它的貪婪必然帶來一系列的破壞作用；自由主義盡管能調動人的能動性，卻不可避免地會促使人的私欲膨脹。由于市場經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所以它的負面效應往往被掩蓋掉了。而如今這種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快掩蓋不住了。關鍵在于市場經濟在當今的發展面臨諸多的制約因素，地球上資源與能源的枯竭就是一個制約因素。中國和印度加入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后，一方面使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實現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后瘋狂；另一方面，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走向沒落的開始。中國和印度的體量實在太大了，這兩個國家一旦加入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能源與資源的不足馬上就顯示出來，自由資本主義加速走向了一個極限點，這實際上也是地球的極限。市場經濟要在窮人占多數的國度里完全推行，必須持續地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必須不斷地使農民變成中產階級。但由于資源、能源等限制，在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里實施全面的市場經濟，不可能使大量窮人、農民變成中產階級，不可能消滅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人實在太多了，把這么多的人都驅趕到市場經濟中去，都去爭著致富發財，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受。資本主義的貪婪是其自身走向滅亡的掘墓人，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到中國與印度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到中國和印度找死來了。由于資本主義全面的市場經濟必然受到資源、能源的限制，不可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那么跟隨而來的必然是革命，包括共產主義革命和伊斯蘭革命。馬克思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有些人因為資本主義并沒有像馬克思所估計的那樣馬上滅亡，就批評馬克思說錯了。實際上，自由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馬上滅亡，首先靠的是市場的不斷開拓，而現在這種開拓受到了資源、能源的限制，這說明市場是不可能無窮盡開拓的，說明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真正撞到了“南墻”。自由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沒有馬上滅亡，其次靠的是科技的進步，但科技的開發也只是加快資源的使用而已，現在科技進步對自由資本主義的促進也接近于極限。
 

陳學明：您對自由資本主義極端的、全面的市場經濟的批評很有說服力。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還有那么多的人迷戀于這種經濟模式，并要以此應付當今世界所面臨的一切問題。
戴志康：我堅持認為，現在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極端市場經濟模式所包含的文化軟實力是沒有辦法對付伊斯蘭革命的。伊斯蘭文化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它包含著和諧、平等、關心弱勢群體等觀念，為窮人尋找精神家園。這與市場經濟不顧一切地競爭，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等觀念是根本對立的。實際上，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伊斯蘭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我的結論是，人們越是走自由資本主義的全面的市場經濟道路，越是會帶來它的反面，即伊斯蘭文化的發展。
陳學明：我知道您這種看法由來已久，并對此作了很多思考。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一年多前，您就以證大研究所的名義親自主持召開了題為“我們是否拐進了另一條通向奴役之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著有《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把計劃經濟說成是一條把人類引向奴役的道路，您主持召開的這次學術會議所研討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極端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否也正在把人類引向另一條奴役的道路。您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志康：我當時確實有很多疑問，想借會議請教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整個全球資本主義按照自由資本主義極端的市場經濟模式走下去，究竟還能維持多久？中國和印度這么大的國家，走全面的市場經濟道路，還能持續多久？市場資本主義也就是金融資本主義，無限地發展投機資本、金融資本，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在利息上，究竟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后果？我提出這么一個觀點：本來貨幣發展起來是作為人類的工具和資源而有益于人類，問題在于我們在做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時常常忘了這一點，導致現在貨幣最終成了人類的控制者。實際上，當今社會沖突的根源最終和利息相關。所有這些看法經過這一年多的世界變化，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應當說結論已十分清楚了。
陳學明：您提出責疑無非是用這種市場經濟體系的先天不足來襯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得天獨厚。您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成是當今全球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那么您是否認為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必然走上這條道路？
戴志康：雖然“市場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同的概念，但“市場社會主義”包含用市場的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某些價值的方面。歐洲一些國家奉行市場社會主義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現在看來，歐洲其他國家也會走上這條道路，它們所推行的這一套與純粹的、極端的、全面的市場經濟越來越有差別，它們用以修正市場經濟的，正是社會主義的一些內容，而所增加給市場經濟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美國吃了次貸危機的苦頭以后，目前用以救急的一系列措施不正是原先社會主義國家所慣用的手段嗎？
陳學明：您是說原先的資本主義國家會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那么，原先那些從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不是也會重新增加或堅持一些社會主義的成分呢？
戴志康：自蘇聯解體、東歐易幟以后，多少人盼望也估計這些國家會推行極端的市場經濟體系。確實，起初他們搞的“休克療法”等都是以極端的市場經濟為藍本的，但沒有多少年就“后退”了。仔細觀察一下俄羅斯搞的那套，不難看出許多社會主義原先的東西又回來了。
陳學明：原先實施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滲入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原先實施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調和在一起，這大概就是當今世界的發展態勢。您剛從古巴訪問回來，古巴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幾個還堅持計劃經濟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那么古巴也遲早會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
戴志康：在我看來，古巴即使不會改變社會主義本質，也要不斷引入市場經濟的成分。南美一些國家原先學習美國的極端的市場經濟，后來發現這樣搞下去帶來一系列問題，于是竟然羨慕起古巴來了。必須指出的是，古巴引進市場經濟因素，但絕不會變成美國式的市場經濟，整個南美國家都不會，它們會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調和在一起。
陳學明：能不能這樣說，目前世界上有三種類型的國家，一種是原先的資本主義國家，另一種是從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國家，還有一種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奔。
戴志康：不是，確切地說，是被迫往那條道路上擠。我特別想說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崇不是出于個人偏愛，而是我意識到這是人類的必然選擇。人類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如此沉重的災難，除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嗎？目前看來，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最好的當然是中國。
陳學明：您能不能具體分析一下中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優勢之所在。
戴志康：好的。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成功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革命所奠定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是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中國人必須明白，社會主義制度正是實施市場經濟的優勢所在。我們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但不能搞瘋狂、野蠻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不能推行資本主義的那一套。
陳學明：您提出社會主義的制度是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所在，確實頗有見地。當今世界面臨金融海嘯，各個國家都在為渡過這一難關而努力。那么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否也將得到充分的顯示？
戴志康：是的。現在我國政府利用社會主義宏觀能量果斷采取加大投資等手段，在我看來是會成功的。其他一些國家不可能像我們那樣有效地動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來解決問題。我們現在不僅是利用社會主義救中國的急，而且是救世界的急。社會主義的因素實實在在地在起作用。
陳學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這一點能否再談得透徹一點。
戴志康：我想把中印作一個比較來進一步說明。這是當今世界上因對外開放、引進市場機制而獲得發展的最大的兩個國家，但二者中我更看好中國。關鍵在于，中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從社會細胞里進行了變革，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一個現代社會，從而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確保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印度沒有經過現代化的革命，沒有經過思想的啟蒙，無法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東西結合起來。
陳學明：除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其他的有利條件嗎？
戴志康：傳統文化。現在人們都在總結改革開放30周年的成功經驗，都講走向市場經濟、完善市場運作如何重要，這沒有錯，但如果不在更大的跨度上思考問題，那肯定是片面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篇就是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管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等理論，這些理論就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注重平衡、中庸和實際作用。這樣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容易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有著明顯的平衡、中庸色彩的發展模式。
陳學明：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天條件主要體現在它的思維方式與后者間的內在聯系嗎？
戴志康：不僅如此，更體現在傳統文化所提供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顯然是與資本主義相沖突、而與社會主義有共同之處的。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天然的凝聚力，它會讓中國人摒棄世俗的商業利益，聚集起來。這次我們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現出來的精神正是傳統價值觀的生動體現。前幾天，我在江西九江參觀了宋朝著名理學家朱熹講過學的白鹿洞，醒目的“存天理，滅人欲”六個大字深深觸動了我。古代圣人主張對私欲加以控制。我們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倫理觀念，是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結合在一起，通過刺激人的欲望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要對其加以引導，使其適可而止。另外，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應天順人等觀念對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不可或缺的，為后者提供了在價值觀念方面的深厚的思想資源。
陳學明：您一方面強調整個世界必然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國具有走這一道路的先天優勢，您所說的中國應當在當今世界上承擔起自己的歷史責任的根據大概就在這里。
戴志康：是的。對當今中國人來說，堅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走通走好，就是對整個人類的貢獻。我們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了這么一條道路，我們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優勢來探索這條道路。當今人類面臨的不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走到盡頭所出現的全局性的問題。我們不能再迷信現成的制度，不能跟著哪個火車頭走，我們自己就是火車頭。
陳學明：看來您對我們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景看好。能否對當今中國如何走好走通這條道路談點看法。
戴志康：這里我有針對性地談兩點。首先，中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因地而異和因時而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成功，關鍵在于如何使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有機地結合，如何把握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各占的比重。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差異很大。社會主義在農村的成分應比在城市的成分更多些，在西部的成分比在東部更多些。過去的30年，在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更注重市場的作用，這是正常的，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一個表現。但今后的30年很有可能社會主義的成分會更多，社會主義的氣氛會更濃。另一點可能有些“不合時宜”。
陳學明：愿聞其詳。
戴志康：在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地聽到這樣一種聲音：為了與市場經濟模式相適應，中國的上層建筑也必須變革，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就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目前的政治制度雖然有著諸多不完美處，但仍是可以接受的。當今中國還沒有其他的組織、精英能代替共產黨來更好地代表多數，為窮人謀利益。當然我并不是主張在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應在上層建筑領域相應地實施變革，我只是說這種變革不應以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為楷模。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將是一種完全嶄新的模式。
陳學明：聽了上面的話，感覺您不太像商人。“在商言商”，您的思考不但超出作為一個商人的業務范圍，而且還提出了不少對許多政治家、學者來說不那么順耳的觀點。您似乎是個“另類”。
戴志康：你講得對，企業家是我擔任的一個重要角色，但不是我唯一的角色。我對當今的企業家的社會角色有我自己的看法。
陳學明：那就請您談談對企業家的看法。
戴志康：中國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實施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企業家是社會的領導力量，在建立工商社會的過程中企業家擔任著重要的角色。但當今面臨全球性的市場經濟危機，需要我們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企業家能擔當起重大的社會責任嗎？在還存在大量相對貧窮的人的情況下，不能指望大多數企業家帶領這些窮人走向共同富裕。企業家作為資本的代表，其利益不可能與窮人完全一致。資本家天生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的企業家確實在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要他們帶領人們全面走向共同富裕，我認為這有些苛刻。資本的本性限制了企業家的作用。
陳學明：我可以把您的這段話記下來，甚至公布于眾嗎？
戴志康：當然可以。中國如果發生動亂，“資本”很有可能是逃得最快的。現在很多有錢人把自己的財產往國外轉移。有些人跟我說，戴志康你在美國多放幾套房子，在境外多存些錢。我還能做10年的生意，為了使這10年的生意成功，我一定會采取各種措施來保護我的財產安全。我掙錢的過程也是服務于社會的過程，我已把我的社會理想融入到我的產品之中。如果放到10年、20年以后，中國更加社會主義的時候，我更會這樣做，我將會積累更多的資金，把更多的錢投入到服務于社會的文化事業之中。
陳學明：據我所知，汶川大地震一發生，您就帶領自己企業的一批人去災區第一線救災，緊接著您又拿出1000多萬元發起成立殘疾人學校。您現在已開始身體力行了。
戴志康：這沒有什么，我做了一個普通中國人都應當做的事。我再說一遍，當中國徹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我愿意把我的財產全部服務于社會的文化公益事業，在特殊情況下還可直接服務于國家利益。當然我現在還是要千方百計地做好自己的企業，但不是完全為了自己，在一定意義上我是代表社會在管理我的資產。
陳學明：您之所以能夠做這一切、講這一切，主要在于您不完全是個企業家。您自己也講企業家僅僅是你的一個社會角色，此外，您還自覺地從什么社會角色的立場出發，才使您能夠做這一切、講這一切？
戴志康：我永遠會記住自己以下兩個身份：第一，我不會忘記自己是個窮苦農民的兒子。我自己讀了書，下了海，進了城，發了財，還有多少個像以前的我那樣的窮孩子在渴望走向富裕。我一直在問自己，我應當為這些窮孩子做些什么？
陳學明：與您的長期接觸，我感覺到如何帶領大家共同富裕已成了您的一個情結。
戴志康：或許如此。第二，我不會忘記我是個環保主義者。我參加了阿拉山SEE生態協會，并擔任這個協會的執行理事。我一直在觀察并思考地球一天比一天變暖，環境一天比一天惡劣，資源一天比一天稀少。我確實為生態的脆弱性擔憂。地球給人類資本主義發展的余地是不大的。為了可持續發展，必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問題。
陳學明：您自覺地站在如何維護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和如何保護生態環境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對您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為什么能夠做這一切、講這一切我完全理解了。我真希望我們中國能夠多一些您這樣的“另類”。

附文：

專訪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

2009-1-16  　《當代金融家》
 

文/李中東 莊春光

　　在央行、建設部、國土資源部等多個部門聯手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敏感時刻，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直言調控方法、分析金融缺失、辯護房價上漲，讓我們于熙熙攘攘中清晰地看到了房地產市場的一個側面。

　　罪魁在融資，何苦亂揮拳

　　《當代金融家》：眼下房地產調控風暴正急，房價也似乎正在出現拐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抱著不同的心態，觀望著調控效果顯現。您怎樣看？

　　戴志康：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調控方案都是在增加房地產公司的成本，希望能控制其投資。但實際上不論是加稅，還是控制土地供應等手段，其結果都是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房地產市場仍處牛市當中，所以這種調控方式更是難見效果。其實，房地產市場的癥結在融資。如果政策不能對癥，只能更損其健康。

　　中國房地產行業從來沒有比較方便的融資渠道，能夠上市融資的企業鳳毛麟角，通過銀行融資更是困難。同時也沒有地產基金支持，房地產市場因此缺乏一個相對長期的資本工具來進行土地投資。所以房地產開發公司必須面對的局面是——資金成本偏高。

　　現實的情況是如果誰想要大規模融資，只能通過海外私募基金，而這些私募基幾乎都要求20%以上的回報。這就迫使房地產開發商作為資本的操作者，必須在兩三年之內形成回報。而開發商群體相對于消費者群體而言是強勢集團，于是最終形成操縱壟斷。同時，他們的利益又跟一些地方政府利益纏結在一起。此種情勢之下，房價怎能不被推高呢？

　　所以，形成今天的格局，根本原因就是金融深化不夠——沒有長期穩定的低成本融資工具。而每當政策調控，金融機構全部收緊信貸，房地產公司的資金來源就更加緊張，于是只能更瘋狂。長此以往，惡性循環。這么多年的調控思路，一直是在增加房地產公司的財務成本，因此必然難達目的。

　　《當代金融家》：但是很多觀點并不認為房價的罪魁是地產融資，而是地產開發商貪婪無度的結果。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政策調控也是要擠壓開發商的利潤。戴志康：事實上，目前市場上利潤空間最大的并不是房地產公司，而是石油、電力這些壟斷公司，為什么沒有人想到去擠壓它們的利潤？我認為這是輿論誤導，似乎房地產公司是這個社會里最壞的角色。實際上房地產公司跟其他所有的合法公司一樣，他們進行正常的投資和銷售，并追求合法的利潤。房地產行業是一個競爭非常充分的行業，如果一定要擠壓的話，會把整個行業擠垮掉。對政府而言，調控的目的并不是讓房價不漲，否則經濟就會受到影響，而是把上漲的時間拉長，使其慢一點，緩一點。但是現在的調控方法都是在加快上漲過程。房地產市場究竟處于牛市和熊市并不是調控所能決定的，而是由經濟內在更深刻的規律決定的。價格也是由市場最根本的力量來決定的。如果運用強大的行政力量試圖改變這種規律，市場經濟基本的運行機制也會得到破壞。所以不要認為市場是可以被完全調控的。除非政府不準備發展房地產行業，不搞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下是供需關系決定了價格的最終走向。公司是要獲利的，這條真理對所有行業而言都成立。限制需求，怎么可能把這個市場搞好。正確的方法應該是降低房地產公司的成本并適當增加供給。

　　所以，調控的關鍵是減少房地產、金融之間的摩擦，增加便利性。目前房地產市場處于牛市，圖謀改變和實施舉措也是相對容易實現的，如果是在熊市情況下，想改變都難。就如同現在的股票市場一樣，借著牛市的機遇，把各種市場統統發展起來，增加供給，推出工具，爭取市場進一步發展。

　　房價上漲必然，投資并非無理

　　《當代金融家》：難道您認為目前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是合理的嗎？

　　戴志康：房地產價格上漲是必然趨勢，高房價將會伴隨我們相當長的時間。對這個根本問題要有一定的認識——只要是放開房地產市場，供需雙方以自由定價方式來買賣，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國情下，房價就會不斷上漲。
　　道理說起來很簡單，老百姓辛苦勞動賺錢，最后財富積累于何處？無非是銀行存款、股票等其他金融資產，以及汽車、家具等耐用品，但是只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耗光的，那就是土地。而且土地不會因為勞動努力而增加和擴展，另一方面人口增長的因素又使得人均占有土地數量不斷減少。能源緊張可以利用太陽能、風能等，但是土地資源再緊張也是不可再生的且沒有“外援”的。

　　歷史經驗也證明，每一次大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積累最后都會沉淀到不動產，消化在房價中。當不動產價格開始上漲的時候，人們所有的流動性資金也都會往那里流轉。不妨以革命的名義回憶過去，中國經過20多年經濟發展，拼命生產各種各樣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從而積累了1.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中國人生產的產品和勞動換回來的貨幣，在境內一開始沒有投資渠道。后來政府開始鼓勵大家投資不動產，才導致不動產價格上漲。

　　《當代金融家》：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并非完全是住房的實際需求推動的，投資需求也占有很大成分。也有些人更愿意把它說成是投機。投機過甚難免令人擔心。

　　戴志康：所有有市場需求的商品，人們都會出于兩種判斷購買：一是自己需要購買使用；二是如果有額外的錢，并且知道別人也需要，就會多購買然后賣給別人。如果相信這個商品別人更想要，就會盡可能地購買。所以投資需求也來源于對最終需求的預測與判斷。房子不是說今天住就今天買，它是具有更長生命周期的商品，因此更具有投資需求。在國外，有很多房地產投資基金或者大的投資公司、房地產開發公司，開發房地產就是為了出租，所以很多城市里都有相當比例的人是租房子住的。像紐約、香港，大約1/3的人是租房住，也就是說至少1/3的房子是有人進行投資的。那么為什么要限制個人投資房地產市場呢？一定要說其行為是投機而進行限定，也就等于說個人沒有投資權，而只有開發公司有權利投資房子進行出租。剝奪個人長期投資的權利，實際上違反了自由競爭的市場基本原則。

　　地產商很好，控風險有度

　　《當代金融家》：從某種角度說，調控也是為了控制開發商的風險。前兩年有些地產開發商瘋狂圈地，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而房地產行業最終又與銀行密切相關。

　　戴志康：開發商們是看到了土地的價值，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過頭。到處圈地，不僅無法管理，而且也沒有必要。圈地過于分散就意味著要與更多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要牽扯更多精力，再說哪有那么多人才去進行管理。所以說他們犯的是執行上的錯誤。

　　房地產公司最終要贏得市場，就要做好產品，穩扎穩打。要保守一點，給自己留有余地。防范風險，一是依靠自己內部的財務杠桿，再就是依靠對外合作關系。所以說企業的成功跟企業家的個人魅力密切相關，困難的時候要有人肯幫你。

　　涉及到違規甚至違法，哪個行業都有，不能以此來夸大指責房地產公司。想想看，房地產公司的產品不像其他商品那樣可以遮遮掩掩，消費者住進去有什么問題，房地產開發商幾十年都是跑不掉的。而且公司越大責任越重。即使出于自身利益角度考慮，房地產開發商也必須放眼長遠。在開發房地產的過程中，他們都會用心考慮怎樣把社區建設好，各種配套設施如何開發等。事實上，相比而言，他們比其他很多行業的商人要有責任心得多。

　　說到整個行業的風險，實際上就是銀行的風險，因為房地產行業與銀行貸款密切相關。最近美國的次級房貸事件，就是在低利率的時候鼓勵人們貸款，房價上漲，利潤也上漲，這個時候風險自然就來了。而降低風險的方式是降低利息。美聯儲現在就通過降息來化解整個危機。但是我們國家的策略是加息，實際上更加劇了風險。如果目前政府的調控方法最終效果有限，有可能會促使經濟全面過熱，如脫韁野馬般。那樣就只能硬著陸，讓經濟停下來。所以我擔心經濟會面對一次比較嚴重的調整，有可能就在不遠的將來。《當代金融家》：無論怎樣說，人們還是把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家描述為“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一群人，因為房地產行業仍被看成是最具有投機性的一個行業。您怎樣看？戴志康：這就是房地產市場沒有讓主流資本進入，而都是投機資金在進行操作的結果。具有高風險高回報特征的資金進入到房地產市場，自然就把這個市場搞得很具有投機性。因此，并非房地產公司愿意投機。實際上我很愿意做投資管理公司，錢是別人的，我只是幫別人打理，收取管理費。管理者的心態就很長期化，對產品本身的回報率不會那么欲望強烈。而房地產公司除了自有資金，能獲得的只是“風險資金”，可以想象壓力有多大。

　　在目前市場受到過度限制的情況下，整個市場的資金成本越來越高。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無法直接從老百姓手中籌到資金進行投資，另一方面，老百姓不能分享房地產市場成長的收益。

　　實際上曾經出現的集資建房就是讓大家都來參與房地產投資，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是政府不但沒有引導，還強行剎車。

　　《當代金融家》：但是現在地產商和消費者似乎被擺在了對立面。任志強說過他只為有錢人造房子，曾引起消費者很大不滿。亦有觀點認為給窮人造房子是政府的事情。地產商究竟是給什么人造房子？

　　戴志康：應該說，地產商很好，因為他們是在充分競爭的市場里成長起來的；任志強很棒，因為他說的有理。

　　如前所述，中國經濟幾十年發展積累的資金，如果不去國外消費，那么肯定是要投入在不動產上，所以房地產本身的定價是合理的，即使高價也如是。有錢人買房子，就得以高價來買。而且房地產的高價最終是政府受益，開發商只是獲益了一部分。現在矛盾的關鍵是地方政府得利后沒有為老百姓謀利益。目前稅收增長那么多，為什么沒有想到降稅？土地銷售量那么大，為什么還都想建現代化高檔的小區，沒有人想造貧民窟？如果政府愿意造很多高密度、交通方便、無綠化的小區給窮人住，我也愿意給窮人造房子，只要給地給政策。所以根本問題不在開發商，而是所有的地方政府不愿意面對窮人。有哪個地方政府愿意把全國的窮人從其他地方“吸引”到自己的地盤上來？比如上海浦東區政府，引進人口一定要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否則不給安排戶口。因為作為地方政府，是要為這個地方的幾十萬人口謀福利，而不是想著如何為區外全國所有的窮人負責。應該看到經濟發展20年了，不可能讓所有的窮人都有房子。房子是奢侈品，不要想著人人都買得起，要到那樣的程度，中國還要再發展二三十年。

　　但這并不是說，每個地方政府就不應該對窮人住房進行保障。他們可以拿出土地收益的固定比例用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建設。而且我建議一定要規劃專門的社區，有相關配套，政府投錢，房地產公司只是造房子，然后收取管理費。并且要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比如適用范圍和界定標準等。而針對富人，高價讓他們買房，對政府來說也是好事。

　　所以說，一方面，必須大力發展房地產市場適用的金融工具如引入信托基金等；同時政府用土地收入的固定比例來改善窮人住房。這兩方面問題解決了，房地產市場就會得到健康發展。

　　戴志康：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創始人。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專業本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碩士。曾在中信實業銀行與德國德累斯頓銀行工作。1990年到海南創業，1992年參與創建國內最早的公募投資基金——富島投資基金并任該基金總經理。1993年股市雪崩，曾經負債累累，但在市場復蘇后，又重整旗鼓。在經歷了辭職、一文不名、創辦公司業績大起大落、負債和幾近破產后，戴志康有著異于常人的堅持。1993年創建證大集團并在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獲得成功。2002年，上海證大房地產有限公司（0755.HK）在香港主板市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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