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毛澤東的理想宣言　　

崔 華 勇　　

摘要：《“五七”指示》問世40余年了，作為毛澤東奮斗一生的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理想社會之創造的終結性文獻，具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豐富的現實意義。《“五七”指示》把一個涉及社會各方面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逐步消滅社會分工的、強調社會公平的、淡化產品流通的、封閉的社會模式總體規劃呈現在人們眼前，蔚為壯觀，亦值得深思。　　

關鍵詞：《“五七”指示》； 理想； 社會模式　　

《“五七”指示》問世40余年了，作為毛澤東為之奮斗一生的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理想社會之創造的終結性文獻，具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豐富的現實意義。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懷著對中國未來無比的焦慮和共產主義無尚的信仰，在　1966年5月7日　給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寫了這封信，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理想宣言。　　

一、《“五七”指示》的出臺　　

毛澤東從來就是一位充滿理想抱負的政治家，年幼時就因不服繁縟的傳統禮教，與先生發生沖突，作為一位叛逆者和理想主義者，他抱著《水滸傳》躲進了山里。　　

到了1918年4月，毛澤東和蔡和森、何叔衡、陳昌等人創辦了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并規定：不狎妓、不賭博、不納妾、反對其他不良行為。同年6月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試圖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式鄉村，毛澤東還草擬了一份“新村計劃”，勾畫出他理想的社會。^[1]　　

　1920年4月11日　，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了上海，和彭璜、張文亮等人一起在上海實驗工讀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同年7月4日，毛澤東離瀘返湘，在途經武漢時見到了惲代英，并聽取了他興辦具有新村性質的利群書社和利群毛巾廠的經驗，可謂志同道合之士。當時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及堂兄林育南也在長沙利群書社和利群毛巾廠，毛澤東在1920年至1921年和惲代英、林育英、林育南就有了很深的交往，當時林彪才12歲，但毛澤東已經把這位互助社的成員看成是自己人了。60年代，惲代英、林育英等已經作古，林彪則被毛澤東引以為知己。　　

1966年，林彪寄給毛澤東軍委總后勤部的《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閱讀后于　5月7 　日給林彪回了這封信，后稱《“五七”指示》。　　

二、 《“五七”指示》的解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社會模式的探索，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試供給制度，直到《“五七”指示》（下稱《指示》）對社會主義社會模式作出比較系統的表述。　　

在《指示》中，毛澤東把社會各行業都比喻為一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里，生產勞動，思想改造，文化活動等等都不是分割獨立的，一切社會生活在每個行業中都可以得到統一，以達到一種完全公平的形式。就如毛澤東說的：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在這個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又能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2]

《指示》原本是回復林彪《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但它已經超出了對軍隊農副業生產的指導，它把一個涉及社會各方面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逐步消滅社會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強調社會公平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社會模式總體規劃呈現在人們眼前。在隨后的十年“文革”中，《指示》成了治軍、治黨、治國的綱領。^[3]　　

毛澤東希望在《指示》中給中國帶來一種全新的社會模式：　　

第一、一個學校式的社會。在《指示》中，毛澤東強調：“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 [①]　　

農民、學生依次類推，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成為一個大學校，在這些學校里敦促人們相互學習，改造人們的思想，共同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還為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規定了相應的學習“科目”、學習目標、學習手段等。　　

第二、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實現天下平等的社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人員都能做工、務農、打仗、斗私批修，不論工農學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務農，農能從文，學能做工，商能打仗，社會明顯的分工將消失，正像當時一些流行的培養目標中戲稱：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能種地，拿起槍桿子能打仗，拿起筆桿子能寫文章。各行各業已經沒有分別，完全平等的景象一顯無遺。　　

第三、一個淡化甚至消滅商品流通的社會。在《指示》中，每個行業從商業行為上來看都自成一體，軍隊除了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還要能從事農副業生產，還能辦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里雖然提到產品的等價交換，但發生的對象是在軍隊和國家之間，而非社會個人的單獨行為，其他行業則完全沒有提到產品交換，因此，《指示》對產品交換行為是相當淡化甚至消滅的，各行各業都要自己養活自己，產品交換在社會生活中處于稀薄甚至滅絕狀態。　　

第四、一個批“資”的社會。在《指示》中有一個明顯的行文特點，就是對每個行業都明確提出“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1958年，毛澤東開展人民公社運動，運動失敗讓毛澤東認識到，資產階級的思想依然存在，并且成為他偉大理想社會實現的一個根本性阻礙，他要再次發動人民“斗私批修”，把人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滌蕩，有西方學者就把毛澤東隨后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稱作向人性宣戰。　　

第五、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的社會。從《指示》中我們可以看出，各行各業都要能生產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過產品交換來獲得，這就使社會內部的交流變得單一化，缺少社會發展的某些必要動因，同時，與國外的交流也變得無法實現，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自我隔絕的社會狀態。當然《指示》中也提到相互學習和幫助，但誘發各行業相互學習的動因則變得模糊而且牽強。群眾工作也只是限于軍民和思想改造之類。社會發展必然失去該有的合理組合，毛澤東過分強調工產主義社會目標的終極模式而忽略了社會形式的多變性和適宜性，從而適得其反。　　

三、《“五七”指示》的歷史足音　　

歷史有一個向前看，也有一個向后看的問題。在重讀《指示》時，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毛澤東向他的接班人發出這封信的時候是多么的意味深長。這封信充滿了熱切的革命情懷和人文關懷。它把一切舊制度、舊體制輕描淡寫地拋之腦后，代之以一個全面理想化的社會模式，不能不說，恩格斯的：“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②]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毛澤東的思想中，但是過于追求目標的急迫心情又讓毛澤東忽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③]這是一種歷史局限在思想理論上的反映。　　

《“五七”指示》過去40余年，但它的歷史足音依然響徹寰宇，它的精神尤存。當下，新的一代黨中央領導吸取其精華，倡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理念，可謂深得人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模式升華了毛澤東《“五七”指示》的社會模式構想，人類智慧就是在歷史這條長河中不斷向前發展的。　　

參考文獻：　　

[1] 【英】迪克·威爾遜. 毛澤東.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2月　　

[2]《人民日報》，　1975年2月9日　　　

[3]王祿林. “五七”指示初探. 黨史研究,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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