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么說西方式民主具有“普世價值”  

龐卓恒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價值”或“普適價值”，我們可以從施行那種制度的實際效果來作判斷，可以從近幾十年間西方國家向許多發展中國家輸出那種民主制度的效果來作判斷。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價值”或“普適價值”，我們可以從施行那種制度的實際效果來作判斷。
    首先可以從近幾十年間西方國家向許多發展中國家輸出那種民主制度的效果來作判斷。
    不久前，美國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撰文指出，雖然1974年以來已有90多個國家“過渡到民主政體”，但“民主俱樂部的大多數成員（還有一些老成員）都表現不佳”。在一些國家，“精英們的行為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如果舉行競爭性選舉，那選舉就會變成血腥的零和爭斗，各方都孤注一擲，誰也輸不起。普通百姓不是真正的公民，只不過是有權有勢的地方首腦的依附者，那些地方首腦又是更加有權有勢的庇護人的依附者。權力和地位的極端不平等造成了垂直的依附鏈條，它的穩定性通過庇護關系、脅迫和在選舉中對種族的自豪感和偏見的煽動而得到保障。官員以政府為攫利財源。強勢者榨取弱勢者。”（美國《外交》雜志2008年3、4月合刊）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誰還能說西方式的民主政體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普遍適用的民主形式呢？
　　 那種民主制度在它的母國的施行情況又怎樣呢？我們且以當今的美國為例，看看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
　 　不久前，擔任過克林頓政府司法部長的羅伯特·奈克（Robert B. Reich）教授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文章，題為《資本主義怎樣扼殺民主》。該文提要指出：“人們認為自由市場導致自由社會。然而當今氣勢洶洶的全球經濟正在銷蝕著全世界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的權力。在迎接你的這個世界里，資本的利益壓倒了公共利益，政府充當大企業的后臺。”奈克指出，“民主并不僅僅是指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過程。它是一種唯有靠公民聯合起來促進公共利益才能實現的制度”；“民主被削弱，主要是因為公司為了在全球爭奪消費者和投資者，不惜投入空前巨額的錢財進行游說、公關，甚至給予賄賂和酬金，以尋求能夠使他們勝過競爭對手的立法。由此引發出爭奪政治勢力的軍備競賽，它掩蓋了普通公民的聲音。例如在美國，國會全力投入的那些斗爭，那些消耗了全體國會成員數周乃至數月時間的斗爭，都具有互相競爭的公司或行業之間的爭斗的特色”。（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07年9、10月合刊）
　  在美國實行自由選舉的情況又怎樣呢？2008年4月23日出版的《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專欄作家斯提芬·利維（Steven Levy）的文章，題為《每個選民都是一個微觀目標》，其中說到，美國兩黨爭取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政界頭面人物都請了一些軟件公司利用所謂“微觀目標鎖定”技術（microtargeting）為他們搜尋可能對他們勝選產生重大影響的選民群體，把他們作為重點爭取目標。他們要搜集的重點目標的資料“包括一些公開的項目，如黨派歸屬，按郵政編碼估計的收入水平和住房狀況，還有相當詳細的消費偏好，諸如開什么車，到哪里度假，喜歡什么娛樂”。“把那些特性和行為的信息與其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態度聯系起來，其價值就不可小視了。”例如，共和黨頭面人物羅姆尼（Romney）前些時候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曾委托一家軟件公司為他尋求可能爭取的選民群體。他的穩固票源來自“鄉村俱樂部共和黨人”，那是一些有錢人，十分關心有利于他們發財的財政主張。那家公司發現，還有另外一個群體，雖然不大相信羅姆尼，但有可能接受他的經濟政策。這些人“不如鄉村俱樂部的人那么有錢，但消費習慣卻同那幫勢利之徒極為相似，開運動車，去影劇院，買天然食品”。而且，“他們認同他們竭力模仿的那些人贊同的政策”。于是，給那些竭力模仿者打電話宣傳羅姆尼的稅收政策，果然取得了成效。作者對這樣爭取選票的作法深表憂慮，說道：“如果候選人的目標就是那樣的微觀目標，那些候選人還可能是正人君子嗎？”
　　 歷史和現實的無數事實都證明，西方那種民主制度決不具有什么“普世價值”或“普適價值”。
　　 既然如此，為什么有人硬要宣揚它具有什么“普世價值”或“普適價值”呢？美國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現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對此曾有過十分坦率的表白。
　 　2007年9月2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刊載了卡根的一篇文章，題為《世界在分裂……民主遭圍攻》。該文聲稱，當今世界已經重新陷入“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斗爭”；說什么美國面對著中國、俄羅斯等“專制國家”的挑戰，應該奉行“旨在推廣民主并旨在加強民主國家間的合作”的政策，“應該與其他民主國家聯手，建立新的國際組織，既反映又推進它們的共同原則和目標”。就是這個卡根，在今年1月接受德國《時代》訪談時，直接說到了怎樣促使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他說：“從美國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終是：與中國合作是為了改變這個國家。中國人也完全明白這一點。這是自由世界觀：我們與中國人做生意越多，他們就會變得與我們一樣。我認為應該更多地考慮在這種經濟戰略中所缺乏的東西：支持持不同政見者致力于中國的政治開放?！保ㄔd德國《時代》2008年1月17日1期）
　 　值得注意的是，卡根在這里不但十分坦率地表明了他們在中國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的政治目的，而且還說“中國人也完全明白這一點”。我想，這是必須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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