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

911事件以來，美國試圖以高壓政策推行“伊斯蘭教地區民主化”。迄今為止，若干地區固然進行了選舉，但卻把原本占人口多數的伊斯蘭教團體推上政治舞臺；少數地區在美國主導下雖一時成立親美政權，但卻毫無穩定性、生命力可言，因此長遠看來，甚至是替他人作嫁裳。于是乎，現下一方有伊斯蘭教學者高喊“兄弟國家已取得了廣泛民主成就”；而美國這頭卻三緘其口、尷尬無比。

　

綜觀社會發展史，歐洲民主政治的實現，脫離不了此之前的漫長世俗化歷程。鑒于此，值得追問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伊斯蘭教之間為何長期仇深似海，各個教派之間為何斗爭不已？繼而需要探討的是，歐洲世俗化的具體過程及手段為何？當然，也不應回避對伊斯蘭教世界進退維谷的自救運動加以審視。最后，則回返到本文的始點，即美國促銷的民主是個什么教？

　

剖析猶、基、伊教之間的糾紛，固然可以從千百個角度切入，然而為方便計，不妨以《古蘭經》為范本，觀察伊斯蘭教對猶太人與基督徒所持的態度。如此著手，是因為《古蘭經》系猶太民族一神教所派生的最后一個大教派的最后一本經書，也只有“后來居上”的伊斯蘭教，才可能對既往的宗教全面回顧與綜合評述；同時，根據伊斯蘭教的辯解，又揭示了猶太教與基督教對伊斯蘭教所持的態度。

　

猶太民族一神教的特點及基督教的崛起

　

猶太人原系來自伊拉克地區、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公元前1千年左右，他們開始在巴勒斯坦建國，但直到公元70年遭羅馬當局驅趕為止，實際上在巴勒斯坦居住的時間不過500年上下。這是因為巴勒斯坦地處亞、非、歐交通要沖，地勢平坦無險可守，長年受到外來的侵略，不時導致分崩離析。為了維護民族的延續，族中的智者便把本族的歷史經驗與神化故事編纂成一本激勵族人團結一致、重建家園的《舊約》。

　

如從文學的角度觀察，《舊約》不失為一部精彩絕倫的文學巨著。就當許多同時代的其它族群還沒有自己的文字之時，它已反映出猶太民族的高度宗教文化與社會關系，同時還透過曲折的故事情節，深邃的寓意和啟示，凝聚本民族的向心力；由是，又超過了藝術范圍，給長期處于逆境中的猶太民族提供了精神鼓舞和未來的政治方向。《舊約》的宗教意義在于：通過與上帝建立盟約，使猶太民族成為“上帝的選民”，同時篤信在遵從獨一無二的神、十誡與實行割禮的條件下，有朝一日終將獲得上帝的庇護，完成排除萬難、重建家園的愿望。雖然，此宗教的終極目標在于建立現世的王國，而非后世的樂園，但就信仰方面，已具備了一個成熟宗教的必要條件。

　

及至公元1世紀初耶穌“布道期間”（盡管至今沒發現當時代的任何史料，證實耶穌本人及其事跡的存在），羅馬帝國治下的各族群體顯然迫切需要一個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凝聚力量，反抗羅馬當局的殘酷壓迫；而達到此目的最為簡捷的途徑，便是嫁接猶太人的現成宗教文化。其具體程序則是：通過“猶太人出賣耶穌，及其死而復活”的故事，把“救世主”耶穌提高到“感化全人類”和“上帝之子”的地位；把猶太人的“選民”地位貶為“魔鬼之子”；讓耶穌的信徒取代猶太人的“選民”地位；把猶太教的繁瑣、嚴酷戒律加以簡化或廢止（如割禮），從而使基督教更加容易為各個被壓迫群體所接受。

　

到了七世紀，當基督教尚處于萌芽階段，一場“嫁接宗教文化”的社會運動竟在阿拉伯半島戲劇性地再次演出：一個自稱為獲得上帝（安拉）啟示的穆罕默德，強調自己是繼耶穌之后所出現的“最后一位先知”；其所尊奉的雖然是與猶太教、基督教同樣的上帝（伊斯蘭教稱其為“安拉”），但《古蘭經》不僅是用阿拉伯文字傳達的上帝旨諭，更是一本經過加工、改進，內容尤為合理、中庸的天書。

　

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的態度

　

　　　　　　 《古蘭經》采取的為對話文體，其中之第三人稱復數，即“他們”，時而指基督徒、猶太人，時而指“不信道者”。穆罕默德除了認為伊斯蘭教徒為最優秀的民族；自己是最后一位先知；伊斯蘭教為最優異、最受真主鐘愛的宗教之外（3，110）；還指稱基、猶教徒雖然互相爭執、嫉妒，但卻對伊斯蘭教“無任何異議”（3，19）。穆罕默德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基督教《新約》中“耶穌遭猶太人出賣，承受酷刑，死而復活”的情節；也承認耶穌是個傳達上帝旨意的先知；但卻否認他具有“上帝之子”的神性（2，87；43，61；5，75）。此外，穆罕默德還認為耶穌對猶太教教義進行了若干改進（3，50），同時又表示基督教徒較不妄自尊大，因此與伊斯蘭教派較為“親近”（5，82）。

　

伊斯蘭教對猶太人的態度

　

對比之下，穆罕默德對待猶太人則絲毫不留情面。他除了認為猶太人因“弒耶穌”（甚至是殺害“眾先知”2，91）而將遭到“今世受辱，后世遭罰”（2，114）的命運外，還譏諷猶太人為“逝去的民族”，其多數甚至是從事放債、詐財、阻人信教、造謠生事、橫暴作惡、篡改經文、鐵石心腸、卑賤困苦、吃定敗仗、流離失所和多行不義的“罪人”（2，134；3，110-112；4，46；4，157；4，160-161；5，12；5，62-64；10，39；17，4）。

　

面對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抗爭與挑戰，穆罕默德勸諭信徒不要與他們結盟，對他們甚至要堅決征討，直到其遭捕殺或稱臣納貢為止（4，89；5，51；9，29）。

　

言及此，必然引伸的問題是，為何穆罕默德惟獨對猶太人如此深仇大恨？筆者以為，主要原因在于猶太人無法接受“猶太人弒耶穌”的情節，更不愿世世代代承擔天譴的報應。因此當流離失所的猶太人生命尚且岌岌可危之際，絕對無法容忍一個又一個由己派生的新宗教，假借“耶穌受難”故事火上澆油。 因此就教義看來，上述三個宗教的最大摩擦，集中于“對耶穌的不同態度”。歷史悠久的猶太教原本不存在“耶穌問題”，《舊約》對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具體記載。然而在基督教、伊斯蘭教相繼出現后，猶太人卻要面對“殺害耶穌”的指控，承擔無休止的殘酷報應。基督徒方面，則必須高舉《新約》和一口咬定“耶穌受難”的情節，否則，基督教便無法取代猶太教的地位，基督徒也將永遠屈居作為“上帝選民”的猶太人之下。伊斯蘭教，堅決要把耶穌的“神性”降低為具有“人性”的先知地位，否則，無法把穆罕默德提升為略高一等的“最后一位先知”，無法把伊斯蘭教奉為“世界性最優異的宗教”。如此這般，圍繞著耶穌而牽扯不清的爭議，形成三大宗教之間先天性結構沖突，其后，又無可避免地為捍衛各自的“真理”而斗爭不息。鑒于此，只要任何一個上述文化圈的宗教信仰不為人文科學所取代，其“熱政治”不能沉淀為“冷政治”，相互間謀求和平共處的愿望實為天方夜譚。

　

從政教合一到世俗化

　

　　　　　　 大約在10世紀許，歐洲已出現猶太人的蹤跡。出于宗教原因，也出于往往不可告人的掠奪財產原因，歐洲近千年的歷史充滿對猶太人殘酷迫害的記載。至于寄居于伊斯蘭教世界的猶太人，大體上反倒在支付貢款之后立即秋毫無犯。

　

歐洲猶太人之恢復“正常人”的地位，還是遲至19世紀啟蒙運動晚期的事。而在此之前，歐洲社會渡過了整整500多年的歲月，先后經歷了：開發民族文化、打破“教會壟斷文化”的僵局、爭取“求知權”的文藝復興運動；其后又步入爭取信仰自由的新教革命，和隨之長達兩百年的教派斗爭；接著抬出了“樹立人權”、“打倒神權”的啟蒙運動口號，由是迫使政教合一的“熱政治”逐步讓位于排斥教會干預政治的“冷政治”。至于民主，嚴格說來，歐洲當前的政黨政治還是經過近百多年階級斗爭后才達成的妥協。然而盡管如此，這也只不過是中西歐地區的特殊歷史經驗，其兼顧社會正義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至今還得面對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加強市場競爭，減少社會福利）的嚴峻挑戰。不過，最為關鍵的是，歐洲的世俗化、現代化運動是個自發的，由內部矛盾交集、激化所形成的局面，而不是經由哪個外來力量的介入、催化而取得的結果。

　

伊斯蘭教世界的自救運動

　

　　　　　　 自穆罕默德創建伊斯蘭教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伊斯蘭世界曾經像中國一樣的，走過悲歡離合的路，經歷了反復的盛世與衰敗。當歐洲9世紀仍舊處于教會壟斷文化知識、排斥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黑暗時期，伊斯蘭世界卻連續300年之久，全力以赴地翻譯歐洲古典著作，從而一度把伊斯蘭文化推向傲人的高潮。伊斯蘭教世界也與中國一般，于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并從此一蹶不振。更加巧合的是，這兩個文化圈也曾經不約而同地沿循著平行的軌道，先后發動過名義不同，但內容近似的自救運動：如自由主義、原教旨主義、社會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等等。然而不論形式如何不同，決定其失敗的最重要因素不外以下兩點：一是，誤以為調動傳統精神力量，集中低水平的人力與物力，可以促成某種神秘的“質”的飛躍（譬如，聚集1千把鋤頭，便可產生拖拉機效應；發動人海戰術，便可抵擋高科技武裝）；二是在現代帝國主義的干預之下，任何自救運動均舉步維艱。當今環顧世界，似乎只有突破上述兩個瓶頸的中國，尚有實現自救、自強的希望；至于伊斯蘭世界，包括伊朗及土耳其，顯然還有額外一道 “世俗化”繁雜工序。

　

外來壓力促進民主還是對抗？

　

展開美國兩百多年的對外關系史，不難發現此中扶植親美政權的大小動作比比皆是。二戰結束后，通過對德國、日本的占領，又添加了若干民主外銷的經驗。但是，前者非但與民主建樹毫無瓜葛，第三世界親美政客甚至多屬經紀人、軍閥或獨裁；后者，即德國、日本，其實早已具備高度工業化、政治世俗化和民族同類化的一系列有利條件。戰敗之后，兩國民眾又普遍歡迎政黨政治，于是不費太多周折地便走上民主議會道路。至于911事件后的“民主促銷”對象，如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幾無例外地存在著復雜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軍閥斗爭的問題。一旦這些國家直接受到美國的干預，反倒對主張世俗化的開明派極為不利，結果陸續把原教旨派推上執政地位。另外，以阿富汗、伊拉克為例，即便舉行了投票儀式，而民眾卻無權參與候選人的提名程序，因此所謂“民主投票”不過是給外界指派的傀儡添加一道背書手續。此“民主政治”與歐洲的政黨政治加以對比，立即可發現歐洲候選人必須經過各級黨員的推選，也定然在政府或國會中維護選民的利益。

　

進一步加以對比，又發現美國的政黨政治也與歐洲截然不同，其區別不僅在于美國政黨的黨員人數之少與權力之大根本不成比例；最令人感到“光鮮”的是，其勞動人民在兩大政黨中毫無代表性，由是執政黨推行的政策完全出自財團的考慮。于是乎，美國國會山莊實際上無異于宣揚統治階層“普世價值”的廟堂；而且在此基礎上對外推銷的不是正統的民主政治，而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宗教”：口號為“民主自由”；行銷手段為“資本與火炮”；而最終目的則在于“全世界以美國的信仰為信仰，以美國的利益為利益”。這種宗教的“先天性結構缺陷”在國際上無論是遭遇“熱政治”或“冷政治”，都難免造成沖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