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漫罵的自由只是屬于右派的：看余杰在北航的演講

下面是校學生會的新聞稿和現場錄音整理稿。從我在現場看到的情況，我感到事情不像校學生會新聞稿所寫的那么簡單和浪漫，現場氛圍受到跟余杰一起來的社會人士的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問答部分，基本上為其左右。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我認為余杰的這次演講在內容上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又說不太清楚，干脆就把它公布出來，讓網友們看看吧，我也好提高提高。

蔡元培和大學精神——記“點亮星空”系列講座之余杰講座

北航新聞http://news.buaa.edu.cn/dispnews.php?type=12&;nid=7853&s_table=news_txt

2006年4月27日，我校學生會有幸請來了余杰先生為“點亮星空”系列講座開講。
本著“用交流點亮視野，用智慧點亮星空”的主旨，余杰先生為我們做了題為“蔡元培與大學生活”的精彩演講，連同他的著作一并，讓人們看到他捍衛自由的思想和勇氣。

余杰，一位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一個苦于思索并敢于懷疑的當代文人。他的文章鋒芒犀利，他的思想頑強銳氣，骨子里那種堂吉柯德式的叛逆始終支持著他在文學道路上昂揚前行，他前期著有《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獲得了“抽屜文學”的稱謂，此后還出了《想飛的翅膀》《香草山》等著作。讓我們傾聽一位北大學子還原他心目中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個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銅像屹立在青松之間。這里是北大的一方凈土。他守護著這方凈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視著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勵著這群老師，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獨的身影，在歷史發黃的書頁里，拖得很長很長。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

這就是北大人心目中的蔡元培，一個北大人心中永遠崇拜的校長，一個象征著北大精神的偉人，一個將“兼容并包”徹底貫徹的智者，在余杰深情的闡釋下，這偉岸的身形再次浮現于每個人的眼前。蔡元培和他所提倡的大學精神讓每一位在座的同學都為之感慨，受之鼓舞。在思想的碰撞中，讓青春的理想再次騰飛。

精彩的講座過后是精彩的交流，思想是在不斷地碰撞中迸發的火花，在自由包容的大學精神的倡導引領下，同學們各抒己見，暢談理想，盡展個人風采。余杰先生的精彩回復也讓在座的每一位同學拍岸叫絕，讓人看到了一個真正做學問的人需要具備何種學識膽略，何種對待問題的風貌氣度。相聚總有散時，永遠不滅的是思想，是精神。真理需待探索，自由包容的大學精神需要傳承。我們秉持思想的利劍，不斷地向理想奮斗！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這信息爆炸的時代，看看一位智者，一位文人如何看待歷史、現在和未來。讓思想狂歡，讓我們仔細聆聽解讀一位北大學子心中的蔡元培，一位走過大學時代的學者心中的大學精神。領略聽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蔡元培與大學精神。

(新聞中心學生記者　楊晗）

蔡元培與北大精神
盡管1992年我進入北大的時候已經是北大100年歷史的一個低潮，已經是一個比較平庸的時代，但是盡管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北大100年的傳統對我的一生有很重大的影響，尤其是蔡元培先生他所奠定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這樣一個傳統。所以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這樣一個題目，我會花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表達我今天的主題，然后把剩下的一個小時的時間留給大家，大家可以自由的提問和討論。對我今天所講的內容，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什么批評的意見，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坦率地提出來。
在北大100年的歷史上，蔡元培可以說是一位承前啟后的、關鍵性的校長。在他之前，北大著名的校長也很多，比如像嚴復先生，嚴復先生大家都知道，是晚清的第一代把西方的一些重要的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學者，可以說是第一代把西方的自由主義的理念介紹到中國來的翻譯家、思想家和學者，但是嚴復在北大任職的時間非常短，所以對北大沒有太多的太大的影響，而在蔡元培之后，也有很多校長是很重要的。比如說蔣夢麟先生xxx先生以及后來50年代之后作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先生。我下面會花一個部分的時間來對比馬寅初和蔡元培先生對北大的不同的影響，他在北大不同的遭遇以及他背后所凸顯出來的中國教育以及大學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的不同的走向。
對中國的教育史有一定的了解者應該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是1898年在戊戌變法中成立的，是戊戌變法中重要的一個措施。在戊戌變法時代以后，康、梁當時所提出的這些變法政策大部分都被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但是唯獨有京師大學堂這個設置陳留下來了。但是我們再看當時的很多史料，可以看到當時的皇家、皇權、皇帝，他們對京師大學堂的設置、建立進行了牢牢的控制。我在北大的圖書館查到很多檔案，可以看到當時是由光緒皇帝規定，一是對京師大學堂該有什么課程的設置，一是該聘請什么樣的教習（教習當時也就是教授）。所以中國現代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國立大學，所以從她的一建立起就和西方的大學傳統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的大學傳統是他是在教會的系統里面成立起來的，所以他與世俗的政權之間一開始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獨立于世俗的政權。西方的大學，比如說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一開始都是教會大學。所以國王？沒有權力來干涉大學的內部事務，他沒有權力來下命令來任命誰來做校長，也沒有權力來任命誰來做大學教授，更沒有權力來干涉一個大學應該設置什么樣的課程。這一點是中國的現代大學與西方大學所不同的，一開始就沒有獨立性。所以我的導師北大的教授，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在皇宮邊上的大學》，因為當年一開始最早建立的時候是在北大紅樓，是在景山后面。那一帶是原來一些滿清公主的府第，而且離紫禁城只有幾百米遠，所以他用皇宮旁邊的大學這一稱謂來定義當時的京師大學堂，這種地理位置的選址顯然跟中國傳統中的對權力對皇權的向往是分不開的。所以當時蔡元培到北大之前的一個狀況，后來校友回憶說當時可以說是烏煙瘴氣，完全是一個官僚的培訓場，類似于今天的中央黨校的位置，有一位當年的老北大的校友，他回憶說當時的學生對于專任的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老師卻被反對，但是他們對行政司法界的官吏兼任教師的卻特別的歡迎，這些人雖然經常請假，每一年發的講義都是舊的講義，但是學生也不討厭，因為有了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畢業的時候就可以（老師就是在政府部門做高官的）幫助學生找工作。所以當時的學生對于在課堂上學習知識、追求真理可以說毫無興趣，針對這樣的一種情況，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首先就對北大的精神作了一個新的樹立，什么是大學，什么是大學精神？我想大家雖然身在大學里面可是對這個最淺顯的最基本的問題并沒有很深入的理論。大學并不是一個職業的專業培訓所，大學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學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想庫，所以蔡元培先生到了北大以后，他的就職講演中專門談到了這樣一段話，他說：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賜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為師，所以感人，更具有立人（8：57聽不大清楚）茍德之不究，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市，且為人侵辱，更何足以感人？他這里對大學生的人格修養、道德品質提出了很確實的要求。當時還是北大一個普通學生的羅家仁，羅家仁后來成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后來做過清華大學的校長，當時他聽到蔡元培先生的就職講演，他很多年以后都沒有忘記這一次講演，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那深邃的、無畏的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烏云。他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的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蔡元培把人格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的任務，而我們看今天中國的大學生教育，最缺乏的恰恰是人格的培養。所以我92年進入北大中文系的時候，還感覺北大的文史哲這三個老牌的系，盡管在急劇的衰落，因為92年恰恰是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的那一年，這種市場經濟、商品浪潮席卷整個中國。這種商業對大學教育的獨立性進行了一個巨大的傷害，又過了十年之后，發展到了今天，這種情況就更加可怕了。所以在當時我在北大中文系的時候還會感到五四傳統的一點殘留，比如說我跟老一輩的教授之間我們還有精神上、人格上的星火相傳。我記得那時候我收獲最大的并不是在課堂上，因為課堂的教育是一個流水線作業生產，一個教授在面對一百個兩百個三百個學生的時候他很難把他自己的最精妙最細微的這些經驗、這些體會、這些感受說出來。所以我記得我那時最大的收獲是到很多老教授的家里去做客，然后在他們的書房里，在他們的客廳里我們很輕松的、很自由的、海闊天空的來談論人生、談論學問。所以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也記得詩人徐志摩曾經說過：“我的學問是在劍橋大學的校園里被我導師的煙斗薰出來的。”我對這句話是有深刻體會的，雖然我的導師都不吸煙，但是確實我的學問的最好的這些經驗這些學術的本質、學術的精神是在教授的書房里，客廳里，像孔夫子當年講學的那種方式傳承下來。后來這種方式的學術傳承差不多成為絕唱，現在的青年教師很難有這一代學生的——當然有很多種原因，青年教師也在現在這種日益嚴密的，日益課程化的教學體制下——比如說一個青年教師要生成副教授，副教授要生成教授，它已經有了一種量化的標準，比如說每年要發表幾篇學術論文，要出幾本學術著作。所以他們把發表論文看得比與學生交流，比教育學生、影響學生更為重要。而且學術腐敗也在中國大學里面泛濫起來，可以說現在中國的高校已經成為一個腐敗的重災區，一個國家的最后的道德倫理的底線是有兩種職業來承擔的。一種職業的人是醫生，一種職業的人是教師，如果一個社會的這兩種職業的人他都喪失了他的職業的道德，喪失了它基本的職業的倫理。那們這個倫理差不多就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今天社會我們知道這兩種職業的人已經是斯文掃地，普通的老百姓對這兩種職業的人已經是沒有多少信任和尊敬了，然而在蔡元培先生指導北大的時候，在他看來道德教育是一個國民教育的根本，一個民族的道德品行，才是這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所以蔡元培先生說以道德教育為中堅，舊世界觀以及美麗皆可以完成道德。均國民教育以及實用主義則必須以道德為根本。所以蔡元培先生呼吁新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誕生，那么什么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新型的知識分子，他認為必須要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必須要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必須要具備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敏銳的審美的能力，只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中堅力量。可以說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這八個字給北大精神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但是可悲的是蔡元培先生僅僅是在北大達成一個人治的局面，他在北大之所以能夠造成這樣一種氛圍，這樣一種空間，這樣一種境界。可以說完全是靠他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下的個人的聲望。
蔡元培先生是在清末的時就開始組織光復會，就開始從事反清的活動，后來大家看到他是一個溫柔敦厚的人物，是一個謙謙君子，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早年時代青年時代就親自試驗炸彈暗殺滿清的官吏滿清的貴族，所以他在清末的運動、革命運動中他是屬于重要的元老重臣，所以無論是北方的北洋軍閥這些總統總理還是南方的革命志士都對蔡元培先生是尊重有加，所以當他執掌了北大之后才給北大帶來了相對自由的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局面。之后接任他的北京大學的校長沒有一個有他這樣的聲望、全國影響力，所以他在北大這樣的措施就無法長久的繼承鞏固下來，特別是1949年以后，我現在對，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表述我們要用一種很客觀的很中立的表述，所以我現在從來不說解放以前解放以后，而是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我用一種非常中立和客觀的表述，1949年以后隨著中國政治格局翻天覆地變化，蔡元培模式就更難以出現，蔡元培倡導的這種大學精神就更成為一種空谷回響，在五十年代擔任北大校長的是馬寅初，馬寅初也是有相當高地位的一位知識分子，他是一位人口學家，關于馬寅初在控制人口理論的一些理論和觀點，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但是，在1959年開始，由最高當局親自下命令親自指揮對馬寅初先生進行全面的圍剿、批判，因為馬寅初先生提出的人口理論和當時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人多力量大” 這樣一種觀點形成尖銳的對立，我在北大校圖書館看到這樣一份記載：1959年12月15日，當時的中央一位高官也是長期擔任特務頭子的康生，康生他把北大的黨委書記陸平叫到中宣部去，他親自的布置對馬寅初的批判，并且他還通知北大方面說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將會把馬寅初調出北大這個戰略要地，所以北大的黨委書記陸平回到學校以后，立刻召開常委會，傳達康生的指示，他說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社雜志寫了一篇文章《重申我的請求》，他的問題已經不僅是學術問題，而是借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要貼大字報把他拖住，不讓他外出視察。北大黨委還專給北京市委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對馬寅初的批判的辦法和具體安排，這份報告中說要通過學術討論揭發馬寅初的政治問題，要對馬寅初的政治和學術問題一起批判。要把馬寅初的人口論四個思想搞臭，還要徹底揭露馬寅初的政治面目，當時在北大的校報上發表了幾十篇的文章，對馬寅初進行圍剿。當時很多的文章已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學術討論，他們直接辱罵馬寅初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言人，是地主，是資本家，披著學術的外衣販賣反動的政治觀點，向黨的社會主義路線發起進攻。在個人的人格上，馬寅初與蔡元培是可以相提并論的。即便是面對當時鋪天蓋地的批判他也沒有屈服。他在一篇反駁的文章中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貴在爭辯，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不能一遇到攻擊就抱著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頭。相反應當知難而進，決不向困難低頭。對于自己的觀點，對于自己的文章，既要勇于改正錯誤，又要勇于堅持真理。即使犧牲真理會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希望北大的一萬零四百個學生在他們求學和將來的實際工作中，要堅持真理，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到困難便低頭，盡管馬寅初在人格魅力上可以與蔡元培相媲美，但是他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已經有了跟蔡元培所處的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異。20世紀10和20年代的中國處在一個分治的狀況，南方的政權和北方的政權是一個對峙的狀態，然后各省很多省市被敵方政客地方軍閥所控制，所以中央政權的控制力非常有限，所以這樣一個權力分割這樣一個背景下，蔡元培先生是能夠利用他的政治資源，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脈的關系，他能夠造成當時北大這樣一個局面，但是馬寅初所處的五十年代末的北大是在一個黨的嚴厲的控制下的這樣一個教育格局，而且剛剛經過1957年的反右的整肅，幾百萬的知識分子被冠以右派得這樣一頂帽子，而且此后的十年二十年他們被最被人們所不齒的“地、富、反、壞、右”中最壞的那一類人，他們的青春，他們的學問全部被浪費掉，所以馬寅初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他不可能繼續地把蔡元培所開創的這種中國大學的這種中國現代大學的這種學術獨立學術自由的傳統繼承下來，可以說當時很多北大里面十有八九的教授和學生都參與了對馬寅初的批判，但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一位教授一位學生公開的寫文章對自己當年參與批判馬寅初進行懺悔，沒有一個公開的向馬寅初表示道歉。今年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一個年份，今年是文革開始40年，文革結束30年，但是很遺憾的是我們在國內看不到所有的媒體上看不到一份紀念文革反思文革的作品文章報道，看不到一個嚴謹的學術會議的召開，對文革的學術會議現在只能在西方只能在海外召開，我下星期要到美國參加一個關于文革的會議。我記得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感到很悲哀的一個問題是敦煌在中國，但是敦煌學在日本。今天我們感到更加悲哀的一個問題是文革時發生在中國，但是對文革研究卻在西方。還是回到蔡元培時代的北大，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人才的任用可以用當年晚清的詩人龔自珍的一句話來說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蔡元培在北大可以說是不拘一格的選擇使用各種各樣的人才而且為他們創造最好的使他們發揮個人的才華的機會，其中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蔡元培聘請了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我記得1985年的時候，當時1985年北大在那一年舉辦校慶的時候，向梁漱溟先生約了一篇紀念文章，當時梁先生已經有九十五歲的高齡，而且他是在文革的殘酷的迫害中非常寥寥無幾的幾位幸存者，他在這篇題目是《值得感念的歲月》。他在這篇文章中他說他回憶了當年蔡元培先生聘請他到北大任教的過程，那是70年將近70年以前，那時梁漱溟只有20多歲，他是司法部的一個小小的秘書，而且他當時沒有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他只是在當時很著名的一份雜志《東方》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談印度哲學的文章。有一次他帶著自己的幾篇哲學論文向蔡元培先生求教，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蔡元培先生一見面就向他發出邀請，邀請他到北京大學任教，并且請他到北大擔任印度哲學的這門課程，當時梁漱溟大吃一驚，他說我哪里懂得什么印度哲學呢？印度的宗派那么多，我只是領會了一點點的佛教的思想而已。當時蔡元培先生對他的回答是說：你說你不懂得印度哲學，但是有哪一個人真的懂呢？我們尋不到人還是你來吧，你不是說你喜歡哲學嗎？我自己也很喜歡哲學，我們大學里還有一些喜歡哲學的朋友，我此次來到北大就是把這樣一些朋友聚到一起，大家一起研究一起討論，彼此切磋，共同進步，你就當是來跟我們一起共同學習好了。所以這段話深深地把梁漱溟打動了，他后來就辭掉了在司法部的秘書工作，然后到北大來任教，之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七年，后來他離開北大到鄉村，比如說到河北晉縣從事鄉村建設這方面的一些活動，他回憶起他七年在北京大學的教學和生活，他說七年間我從蔡元培先生和各位同事同學那里獲得的益處直接的間接的有形的無形的吐說不盡，總之北京大學確實培養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對早期的北京大學的哲學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雖然只有25歲，而且沒有任何的大學的學位，但是他開的這門課在北京大學卻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也很受學生的歡迎，很快來聽他的課的學生就超過兩百多人，由小教室換成大教室，比如說在他的學生中有像馮友蘭，朱自清這樣一些很后來獲得很高的成就的學者，蔡元培先生能把梁漱溟請到北京大學任教，可以說不僅是北大教史而且是中國現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話，這則佳話在今天的中國的大學中再也不可能出現了，今天的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日益走向一種剛性的，僵化的，教條的這樣一種官僚體制，這樣一種體制下，肯定是不能容納下梁漱溟這樣的學者，你沒有博士學位，更何況就是現在很多學校的要求的還是西方著名大學的波士學位，洋博士比土博士更受重視，卻不會給向梁漱溟這樣一個沒有學位的，卻有著豐富的、厚重的學術潛力的這樣的一個年輕學者職位。蔡元培先生一點都沒有看錯梁漱溟，梁漱溟身上最可貴的不是他對中國傳統的，中國佛學等等深入的原創性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有這知識分子堅韌的脊梁和骨氣的這樣一個人。所以他被譽為“最后一位儒家”，他在千災百難中堅守自己的良知，在后來在那樣一個毛澤東被吹捧為神，唯一的一個不可觸犯的偶像的、那樣一個黑暗的時代里面，梁漱溟挺身而出，為了捍衛知性，他甚至敢于當面批評當面頂撞毛澤東。這種1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還是北大乃至于所有的大學最寶貴的一種傳統。我們反觀今天的北大和今天大陸所有的大學所有的，成千上萬的教授博導，但是追求真理的氛圍卻日益淡薄。今天的北大有很多的學者和領導是從西方留學回來，又很輝煌的學位學歷，但是他們做的是什么樣的學問，他們說的是什么樣的觀點，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今天的北大黨委書記？方，他是中央候補委員，他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博士，他接任北大的黨委書記的時候，有些師生還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把在斯坦福大學求學期間體驗到的自由精神帶到北京大學來。但是就是這樣一位在學者，已當上黨委書記后，他向教育部提出這樣的建議把在講臺上表達跟黨的政策不一致的觀點的教師全部清除出去，這是他主動給教育部的一個建議，還提出每個大學都撥出巨款來建立一個專門宣揚宣傳馬列主義的網站，強迫每個學生每個星期花固定的小時要去看這個網。就這樣一個黨委書記，其那一段時間李敖到北京大學訪問的時候，一個學生提問就提到他的一個觀點，當然李敖的回答比較精彩，他談到大學的本質就學術的獨立和自由。當然上次李敖來大陸說了很多的昏話，說了很多的流氓話，那一句話是寥寥無幾屈指可數的真話之一。還有現在在北大很時髦的，每天在報紙上電視上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名字，他們的面孔的，這些所謂的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比如說像張維迎，林毅夫等等。張維迎出生在西北地區一個貧苦的家庭，他說他自己還當過放羊娃，他后來也是到英國牛津大學獲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導師還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這是他緊緊引以驕傲的一段，每次講話開頭都說我的導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當然非常遺憾的是他的導師，不是他自己。就這樣一位經濟學家，他的基本的理論是這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層面的改革，利益受到最大傷害是黨政干部，而不是工農大眾。我不知道這樣的學者還有什么樣的人性和良知，我們現在并不要在離北京幾百公里遠的地方去看一下中國的農民過得怎樣的生活，只需要從天安門往南走兩三站路，就了看到北京南站的幾萬人居住的上訪村，看看上訪村里居住的這些受屈辱的工農，他們的家人被地方干部迫害欺負致死，他們來到北京上訪，一、二十人住在幾平方米的一個小屋里面，冬天沒有暖氣，吃的上頓沒有下頓，他們就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城市里面。可是我們的張教授張院長他的觀點是改革開放利益受到最大損失的是黨政干部，這些上訪村的村民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尊嚴完全不在張教授的眼里。今天北京大學中國大陸的所有大學最需要引進的不是在西方留學回來擁有名校學位頭銜這樣的人物，今天中國大學最需要的是讓真理在黑暗中破土而出。我感到最痛心的一點是，真理長期受到遮蔽，一代又一代年輕的學子們他們在黑暗中行走，他們上了大學本來是要尋求真理的。但是他們在課堂上聽到是一句接一句的一長串的謊言。我上個月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拜懿了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那地方風景非常好，背靠青山，面朝大海。我在那里看到蔡先生的墓地心情非常難過，我覺得以我對蔡元培先生的了解，顯然他不愿意被葬在香港這樣一個的地方，他愿意回到北京大學來。我也記得1998年北京大學100周校慶的時候，當時北大的許多校友嚴厲要求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遷回北大里來。但是北大校方解釋是北大未名湖周圍已是4級文物保護單位了，這周圍的一草一木任何的建筑都不可以去動，用這樣的一個托辭來拒絕把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遷回北大來，這樣的解釋顯然是謊言。我最近在寫一邊文章談在未名湖北岸就要動工的北京國際數學交流中心，又請了一個西方的建筑是設計了一個后現代的建筑，要在北京大學未名湖北岸建立一個北京國際數學交流中心，又請了一個西方的建筑師，這是個現代或者后現代的建筑，很有可能和長安街上的國家大劇院的那個一樣的風格，非常可怕的是現在拆遷的工作已經開始，很多的舊房子已經開始動工拆遷，這些房子都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他們曾經是當年清末的時候恭親王的土地之一。就是為了建這樣一個國際數學交流中心，而建它就是為了保持和捍衛北大數學系在全國大學術學習排名第一的狀態，因為最近幾年間有其他的兩個大型的國際數學交流中心在別的大學建成，前兩年剛剛去世的數學大師陳省身教授在南開大學建了一個數學研究中心， 而另一個數學大師邱之桐……在浙江大學建了一個數學中心。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壓力下，北大為了捍衛自己在數學方面研究的老大地位，就不惜來傷害未名湖岸邊的這樣一些文物，這樣一種兩百年的歷史格局所形成的的氛圍，但是我想反問，這樣樓修得大難道學問就能得好嗎？這種反問蔡元培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經有過，蔡元培先生說過，“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今天北大有幾個人能夠被稱為大師的呢？今天的中國兩院院士數量不斷的膨脹，但是有幾個是擁有真才實學的呢？現在兩院院士的評比，據說幕后操作的費用已經到了五六百萬，而且大量的官員成為院士，我們的教育部部長周濟先生就是院士，當然周濟先生還是另外一個，不說了，去年他到南京師范大學視察的時候要求校方找己位漂亮女生來為他陪舞，這件事后來在互聯網上被揭露出來， 導致了南京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的BBS和北大及許多大學的BBS被關閉，今天的教育者他們有什么樣的人格的道德的狀況，北大社會學系的茅以寧 ，他的學術著作一半是抄襲，他把翻譯的著作作為自己的著作，而且翻譯的錯誤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個西方的學者引用了一句先秦孟子的話，“孟夫子”在他的翻譯中變成了“孟菲斯”（笑聲），就這樣的錯誤被揭露出來以后，他僅僅是被免除了系主任的職位，他的教授的職位仍然保留下來，仍然在講臺上講課，北大法學院的院長杜朋力，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去年轟動一時的懷德門事件，有個叫甘懷德的學生報的他的博士，考試的成績是第一名，但是在整個面試的過程中出現很多不公正的現象，他把。。的名額給了他，這樣的丑聞被揭露出來以后，他照樣當法學院院長，他的位置紋絲不動，大學的腐敗，大學的這些教授，這些博導這些院士的墮落今天已經到了幾百年以來，中國有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以來的最低點，當然這個最低點是不是還在往下降，我看好像還在做一個自由落體運動。
1949年以后，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可以說當局對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采取的是一種表面上很尊重，實際上把它束之高閣。這樣一種方式，而且從五六十年代以來，在教育領域內，發起了很多批判運動，其中他的靶子他的目標都是針對著蔡元培，但是沒有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而已，不點名的批判，因為他們礙于蔡元培在近代，在現代中國的崇高的聲譽和威望。到了八十年代甚至有一些左派的官員和一些中宣部的官員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魁禍首，但是盡管如此，我對他所創建的大學傳統，仍然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盡管一方面在意識形態的壓力，在這種商業的侵襲下，在這種雙重的壓力下，對思想自由對學術獨立的堅持和堅守，我覺得還有人在繼續，還有人在做。比如說我很尊重的北大法學院的教授顧惟方先生，他就在這樣做，所以去年當北大的幾大學生網站被關閉的時候，幾萬北京大學的師生對這樣一個行為，這樣一種粗暴的踐踏師生的信息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行為，保持一種死鬼般的沉默的時候，顧。。他勇敢的站出來給校長許智宏寫了一封公開信，對整個校方這樣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抗議，盡管只有他一個教授，這也說明蔡元培所播下的種子并沒有完全的湮沒，并沒有完全的滅絕，用白居易的詩歌說，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我個人作為北大精神的最大的一位受益者，我也愿意在這樣一堆很微弱的薪火中用我自己一點點的力量來給它多加一把火。我個人的學術傳統，我的兩位導師是陳培源和夏小紅兩位教授。他們是夫妻倆，所以當時我當時選他們做學生的時候也有一個很狡猾的想法，雖然只是選他們的一位，但是他們是夫妻倆，是我的兩個導師，所以我從他們兩位中，從兩個導師那里獲得兩倍的知識和財富。而這樣的一個學術傳統再往上追溯，陳平原先生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開創者汪洋先生的弟子，他是汪洋先生帶的第一位現代文學研究的博士。而汪洋先生是西南聯大時期的畢業生，汪洋先生的老師是朱自清。而夏曉虹夏老師先生他的導師是北大的系主任，也是研究先秦文學的一位老學者，已經過世了有二十年了吧。紀真懷紀先生也是西南聯大時期的畢業生，紀先生的導師是聞一多，聞一多先生。所以我才說往上追溯三代，聞一多和朱自清紀先生這樣一種血脈，我多多少少是繼承了一點點，而在那些烽火連天的歲月里面，聞一多先生為了捍衛知識分子的獨立和尊嚴，為了堅持說真話，當李公仆先生被國民黨暗殺以后，他拍案而起，他冒著繼續被暗殺的這樣一種生命的威脅，去出席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而且去向西聯大學的作了一場最后的講演，果然在這場講演完了以后在他回家的路上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而朱自清朱先生他在抗戰勝利的前后那種物價飛漲經濟崩潰的背景下，他的收入不足以養家糊口，他寧愿忍饑挨餓他而不去領美國的救濟糧。所以這兩位堅持他們的學問他們的人格，他們用生命來捍衛真理的這樣一種經歷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標桿樹立在這里，所以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獻在這樣一個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完成的捍衛學術的獨立捍衛思想的自由，捍衛新聞和言論的自由這樣的一個偉大的事業當中，當然我也知道我個人在其中所做的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點點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朋友站出來加入到這樣一個行列中來，來切實地推動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教育乃至中國的方方面面的進步，好的我現在先分享到這里，我把時間留給大家。（掌聲）

女主持人：非常感謝您給我們帶來的精彩講座，好，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有好多問題想要和余先生交流探討，那接下來的時間就留給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請先舉手示意一下余先生好吧。
男生提問：余先生你好，很榮幸在北航聽您的講座，實際上在中學的時候就讀過你的那個《火與冰》， 我對您的激揚文字非常地崇拜，也經常被您的文章所感動。所以我現在想問您，第一個問題是，好像是在讀了您的《火與冰》以后，感覺到您的鋒芒好像已經淡掉了，所以我想問一下，我特別想知道您最近的近況怎么樣如何？第二個問題是現在我們知道網絡文化的影響非常強大，所以我想問一下您對網絡對文化的影響有什么看法？第三個問題是您現在已經畢業工作了，所以我想問一下，您現在對社會關系問題的看法，對我們國家歷史的認識，和您當初在學校有什么不一樣？謝謝。
（掌聲）
余杰：先從第一個問題入手。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我的鋒芒并沒有任何的收斂，甚至我覺得我對很多問題的觀察、分析和批評比起當年的評論更加尖銳更加深入。只不過非常遺憾的是，這些我最欣賞最得意的文章只能在香港的報紙或者海外的中文網站上發表，大部分的國內讀者都沒辦法來看到，在國內偶爾還能夠零零星星地發表一點點的這些散文隨筆和一些比較學術化的國學評論。最近兩年中國的新聞出版情況更加惡化，所以比起我當年，就是我把我當年的《火與冰》如果放在今天，大概我是97年，嗯，98年春天出版的，是8年過去了，如果我把《火與冰》放在今天又可能就是完全沒有正式出版的機會。所以在這個方面，中國在發生巨大的倒退，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反比。第二方面網絡我覺得網絡對我來說，它是我獲取信息的一個最重要的渠道，當然現在我在我的網絡上安裝了一些特別的小軟件，比如說“無界瀏覽器”，通過這些的一些小軟件我才可能通過那個防火墻能夠看到國外的一些信息，因為今天國內的這些網站這些宣傳已經變得跟與傳統媒體，報紙、電視、廣播越來越接近，就是上面的真話語越來越少，所以，通過這樣的一些軟件，然后才能夠看到外面世界的更多的真實的言論。并且我也在參加，切身地參加著這樣的網絡帶來的思想的、自由的表達的過程之中。我也成為好幾種重要的海外中文網站的站長。再一個就是說，網絡有一點我覺得我很不能夠認同的，因為它是一個虛擬的空間，這種虛擬的空間在中國這樣的一種沒有信仰的國度里面，它很容易誘發人內心的這種邪惡和黑暗。所以我們在網絡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用呢，因為是匿名的，他完全可以不用負任何責任，不用有任何道德上責任上的顧慮，他可以在上面隨心所欲地罵人，可以把他內心深處的那些骯臟的陰暗的東西在網上肆無忌憚地表達出來，這一點是我很警惕的一點，就是網絡既然是一個匿名空間，如何在網絡上的表達跟真實的生活中現實生活中的這種表達完全地合一起來，這是每一個在網上發表言論的人都應該來思考的問題。對于我個人來說我絕對不會匿名地來發表我的任何觀點，我的每句話每一個觀點我都用我的真實的名字姓名發表，我對我自己的所有言論負責任。最后一個問題是工作以后跟學生時代的認識，其實我沒有工作過，我2000年碩士畢業以后，本來是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當時的館長是蘇**先生的兒子蘇伊。我把所有的工作協議都已經簽署好，當我去報到的第一天他們突然不讓我報到，也不說明任何的理由，后來我才知道當時的中央部長丁關根先生直接給打了個電話，說這樣的思想反動的人不能到那來。（聽眾哄笑）所以從2000年到現在靠自己的寫作來維持我的生活。對這樣的狀況，我現在回顧起來，我用一句成語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是說我如果進入到那樣一個學術體制中去，當然我會享有這個學術體制中的很多好處，比如說有固定的收入，比如說他有很好的大量你所需要的收藏，對我進行專業的現代文學史方面的這種很專業性的研究會提供很多便利，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體制也會成為一種無形的鐐銬和束縛，對我的這種自由的表達造成很大傷害。當然在即使在那樣的一個位置上，我覺得我的基本的立場不會變。但是它會有一些無形的軟性的東西……

你看，你的學生就會被他怎么樣怎么樣，這樣的話我就會很痛苦。我會覺得我寫文章把我的老師輩連累了。長此以往，這就會形成一個無形的鐐銬。所以我現在回顧起來，我現在看我最近六年以來的生活，我的生活的，我賴以生活的每一個錢都是靠我寫作得來的，我感到非常驕傲。另一方面，我因為我沒有在任何一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任職，我不用看任何人，任何上級，任何官僚的臉色，我不用為評副教授，評教授要去寫多少篇中規中矩的這個理論和我不喜歡的所謂的學術論文，我也不會去參加各種政治論的學習會議，所以我覺得這種自由，當然這種自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就是這種學術的壓力，一個作家要靠寫作，而且不是那種追求時髦，追求時尚的那種暢銷書的寫作，不是像余華，像賈平凹，像余秋雨，像王朔這種寫作，他們的這種寫作可以……我今天看報紙，王蒙的一部新作是200百萬的稿費，預付。這批人已經就是這種既討好當局，又討好市場，所以這樣的一種寫作是和我沒有任何關系的，而我選擇的這一片比較孤獨，比較寂寞的道路，幸虧我覺得我沒太高的奢侈的這種生活習慣和享樂，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又不到酒吧歌廳去玩，可以說我每天的生活是很單調，可以說也有點枯燥孤傲，我每天會花一些時間到國外在國內有一些調查研究的計劃，有一些深入到底層深入到民間的機會，大部分時候我是在自己的書齋里寂寞的同時也很幸福的來去做，我覺得也就是說我的這種狀態使我的真話充分的表達出來，所以我經常跟朋友開玩笑說，假如有一天我遇到了當年的中宣部的部長丁關根先生，當然他現在已經退休也是已經退休大概五年了吧，我在香港的一份報紙上看到這份報道，他就是這種官僚體系就是這樣以種很冷酷很殘酷的準則，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原來，每天賓客盈門，每天都有無數的人來到他的家里來向他或者是向他匯報請示或者是向他討好，采訪甚至賄賂，但是在他退休的第二天，他家里一個人都沒有了，他家里沒有一輛車沒有一個訪客，所以跟他相比我覺得我比他幸福的多比他快樂的多，而且我也說我有一天跟他如果有機會跟他相遇跟他相見我會主動的走上去跟他握手，我會向他表示感謝，沒有他當年的一個電話命令，沒有讓我失去工作，我沒有今天這樣的一種自由的生活。
同學1：我想問問您，大家感受到您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尖銳犀利，但是我注意到您……
回答：當然我覺得就說確實2000年出版的《香草山》是我寫作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在……中也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這種轉變，我說“與其不作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這也跟我自己在信仰上的……有關，所以后來我在2003年的時候，我自其成為一名基督徒，這樣一種信仰基督教這樣的一種信仰對我的生命對我的寫作都帶有一種新的變化，所以我覺得我跟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中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選擇，我的這種信仰畢竟不是……信仰，所以就是說，現在我的身邊就有小說家，費春，他是那個電影那個多于的火車的小說的作者和編劇，還有像在成都的憲政學者也是在網絡上很著名的一位評論家王怡（音）等等他們最近準備都成為基督徒，我覺得我們成為基督徒以后當然我們也會堅守我們的寫作，堅持我們的社會關注，堅持我們的社會批判。還有包括像去年寫了討伐中宣部明文偏向北大新聞學院前副院長焦國標先生，他今年除夕的晚上也在我家里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所以這種變化我覺得會叫年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選擇，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有可能能夠超越蔡元培，超越魯迅他們那一代人的一個起點。我們所吸取的精神資源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我們有了一個固定的，恒定的，永恒的信仰，然后我們在這樣一個信仰的參照系上，比如說我現在所吸取的這些人類的最寶貴的這些精神財富，跟我的前代人包括像程老師錢老師他們所關注的都有了很大的差異，他們那一代人是從接觸閱讀研究尼采，薩扣，加繆（音）等等這一代人開始他們的思想和學問的，而我們這一代人現在更關心的是更關注的更加效仿的是特蕾莎修女，她的她在印度所創建的仁愛修女會，專門去救濟關心那些乞丐，那些老人那些棄嬰，她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還有像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還有像南非的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音），所以，這一批人的思想和他們的生命歷程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這也會使我們的個性跟我們的前一代人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文學從古至今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和憐憫，這也就是當代文學以殘酷以冷漠為標志。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作品在這點上可能會有所突破。第二點這個問題我覺得很難回答，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途徑，而我個人能夠有這樣一種狀態我覺得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個特例只是一個個案，因為我很幸運的是我選擇了中文寫作作為我的職業作為我的生活的根基，而寫作是可以獨自一個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寫作只需要有一支筆，有一堆紙就行了，現在還需要有一個電腦就行了。但是對于大部分人來說是不可能做的，大部分的人除了在一個非常社會化的這樣環境下，協作的合作的都必須在一個單位，在一個公司，在一個部門里面，比如說你是一個工程師，你在一個龐大的廠里面造飛機，設計師你設計了這一個零件必須跟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的設計配合起來，所以就是說這種生活狀態和我們的生活狀態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樣，所以在從事這樣一些職業的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保持理想主義比我困難。
這種生活狀態和我們非常大的不一樣。所以在從事這些實業的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理想主義比我困難，所以我不可能說來教會他們怎么去做。下一個問題，我的生活中最滿意的和最不滿意的。最滿意的，我是我很幸運的我找到了一個跟我很相愛的妻子，而且她是完全的支持我的事業，而且她也為此付出了很多很沉重的代價，最不滿意的是我國目前的新聞出版的環境。我其實有很大的我很早我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有一個夢想，我記得我在初中時候開始我就在我們中學的文學社里面開始辦一個我們文學社的一個小報，我當時跟我父親學習怎么樣的刻他的蠟紙，可能現在這樣的一種的蠟紙已經沒有用了，在鋼板上刻，然后到學校的油印室去印，用那種油墨印，然后把我們很多同學的作品收集起來編輯起來，然后排版自己刻印，刻完以后印幾百份，后來這就成了我一個終生的夢想，但是盡管今天這個夢想仍然很遙遠，但是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夠得以實現。同時我在北大畢業做事的時候，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文學史近代思想史。我最關注的是康梁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以及清末的這種思想文化的解放運動。我在這段歷史對她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發現清末有一個言論自由的非常美好的黃金時代。比如說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在一生他自己親手創辦的報紙刊物就達到一百多種。他從他當年辦的這樣……呃，我的碩士論文做的題目就是梁啟超在澳門辦的一份報紙《資信報》，還有其他以及他后來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流亡去日本他辦的《新民從報》、《新藝報》。他在日本辦的報紙居然能夠運進中國大陸，而且每期能夠運進兩萬多份，這個放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我這些年我一直對梁啟超，作為一個報人，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感覺到非常關注，這種關注也是我自己的理想沒有實現的一種反面的一種扭曲的投射。我最大的理想是在當下生活的環境辦一份同樣的報紙和刊物，完全獨立，獨立于任何黨派、任何政治勢力，任何這些經濟的利益的集團之外，就代表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對這個社會發出我們的聲音來，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理想，但是在今天這樣的一種變革之下，在所有的媒體都成為黨的喉舌，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這個理想暫時還沒有辦法實現。盡管如此我還是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會擁有一份跟一些同仁跟一些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擁有自己的一份報紙或者刊物。好的，謝謝。
問：學生到國外留學以后是不是說……
就說對于網上的這些大眾這些匿名的大眾，批評他們可能比批評一些貪官污吏，批評一種制度，批評一些商人我覺得更難。這也是魯迅先生當年他的一種深刻的體會。他說其實很多文人無非是三種力量的附庸：要么就是官的幫忙幫兇和幫閑，要么就是商的幫忙幫兇和幫閑，要么就是大眾的幫忙幫兇和幫閑。而這種大眾的幫忙幫兇和幫閑，所以就是說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始終要對大眾對大家保持獨立。因為大家是不可信賴的。這也是大家大多數人他們總是要把蘇格拉底治死，這是大家共同把耶穌送上十字架。當年我記得列寧有一個小故事，當時列寧的講演是很有煽動力的。他在廣場上面對成千上萬的人來講，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斯大林在旁邊就拍列寧的馬屁就說你講得太好了你看這些人民多么的愛戴你，這時列寧回答他就說，如果此時此刻在這個廣場上開始的是列國的講庭，那么來觀看的來歡呼的還要多。他對人民的這種隨機這種變化，他有很充分的估計。所以一個知識分子他不僅要獨立于官僚和商人之外，還要獨立于大眾之外，而且要勇于對這種不能批評的大眾來進行批評。
問：我想問一個就是第一個剛才您談到了在改革中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這點跟主席對工農利益的一個關注有相同點。另外我感覺您對主席的那樣一種政策是持相當嚴重的批評態度，我想問一下您對主席的一個評價。另外一個我還想問一下您認為民主自由主義能救我們中國嗎？還有一個我想替我浙大一個同學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政黨的生存狀況，它是政黨泛政府化，還是政府的泛黨化？
余杰：我不知道你指的主席指的是毛澤東還是……如果指的是毛的話，我對他的看法可能跟你恰恰完全相反。我覺得毛從來沒有代表過工農的利益。他代表工農群眾的利益只是一個幌子而已。在毛的時代，工人的生活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奴隸的狀態。毛，我只舉一個例子，1959年到1961年的時候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到現在已經有很多水文地理方面的氣候學方面的情況報道出來，那三年沒有自然災害，那三年恰恰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那三年間被毛的政策，完全是毛的人為的政策導致的大饑荒，餓死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亙古未有。現在雖然說中國官方沒有公布這個數據，但是根據官方的統計年鑒，這種每年死亡的人數跟每年的出生率之間這些數據進行一個比較，最低的一種評估總共死亡三千萬人，還有一些西方的科學家評估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所以我知道的被活活的餓死的而且在專制時代，皇權時代如果發生大饑荒的話皇帝允許臣民出門去逃荒，但是在毛的時代連逃荒的權利都被剝奪，全副武裝的士兵包圍很多的饑荒肆虐的地區，讓這些整家整家的人在家里被餓死，最近兩年的上海文學連載了天津有一個叫楊顯會的作家，他寫得叫《定西孤兒院祭祀》——《上海文學》，不知道你們北航的圖書館有沒有定這個刊物，大家可以找來看一下，直到最近一期還在連載，已經連載兩年了。他寫了甘肅省地區，這種在大饑荒中一家一家的被餓死，這樣一些慘絕人寰的事實，所以我想反問的是對于這幾千萬人的冤魂來說他們能認同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代表他們的利益嗎？我覺得他們的回答恰恰相反，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非常的失落，在北京我覺得非常的失落，北京是后年要辦奧運會的地方，在這個城市的中心還放著一具暴君和木乃伊的干尸（鼓掌）。而且我們黨是堅持唯物論，是堅持無神論的，而且毛本身他自己也簽署過文件要把他的尸骨給火化掉，為什么他的干尸還一直放在這里，這和我們黨的基本政策和文件是完全相背離的，而且對于一個干尸的崇拜者，在古埃及時代這種奴隸社會才有的野蠻的風俗，我們今天竟然在這樣的文明社會現代社會有這樣一具干尸放在那里我覺得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恥辱

同學：我覺得你剛才說的至少三千萬最多六千萬感到懷疑。當時有六億人，如果說餓死三千萬也就是說每二十個人里面就要死一個，這樣的話當時到處應該都是積骨成堆的現象，一千萬人就已經很多了，所以說他提供的三千萬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每二十個死一個是非常多的人。
答：我希望你更多地去看，比如說像河南信陽被餓死的就超過一百萬
同學：而我的家鄉一個村也沒餓死幾個人，如果按你那么說的話，我的家鄉……
答：我再給你提供一個，這是官方的刊物《炎黃春秋》……
同學：我是說這三千萬人的數據是按照一條直線，即是利用一個粗造的數學模型一條直線推算出來的……
答：我再給你提供一個事實，去年的一期《炎黃春秋》這是一個黨史的刊物，刊登了四川一位老干部廖澤康，他當時做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做過市委書記，他的一部回憶錄，他當時在四川，當時在四川主政的是李井泉，他被稱為是西南王，李井泉當時的浮夸風在省一級的這些里面是浮夸程度最高的，四川的糧食大量的被運走，廖當時是到四川的各地做了很多的調研，當時作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后來是國家主席，他得到四川大量餓死人的信息后把廖叫到北京向他詢問，他當時有兩種數字，一個是四川省公安廳統計的大概是三百萬人左右，另一個是四川省民政部門的統計，大概是五六百萬人左右，當時楊尚昆是不相信這兩個數字，認為這兩個數字是大大的被壓縮了，他問廖說，你在四川工作而且你在全省范圍內做了那么多的調研，你老老實實的跟我說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萬人。廖不敢說話了，只伸了一個指頭出來說一千萬人，四川一個省……
同學：我也有一個數據，是西安的一個院士他叫張宏志，他上學期曾來我們學校做過一次講座，他就專門研究過大躍進，他在《還清白于毛澤東》也講了這個問題，也希望你也去看一看。
答：我再強調一點說當然數字非常重要，當然最重要的一個確切數字的得出，我覺得，因為現在為什么不能夠有確切的數字出來是因為官方封鎖了大量的檔案，材料，當然數字很重要，但是我覺得比數字重要的是每一個生命個體，我們不能說餓死三千萬人就是罪，餓死一千萬人就不是罪（鼓掌，有人大呼“對”），我覺得餓死一個人都是罪。
同學：我現在提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你剛才談過的現在大學里面人們的文化良知鼎盛時期現在都在論喪我想問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個個問題是如何改變這種現狀。
答：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和黨學化對大學的壓力和控制，大學應該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而大學，看西方，包括在中國的民國時代，大學是三足鼎立，一個是公立的大學，教會大學，私立的大學，比如說在民國時代最好的公立大學是（），教會大學是燕京大學，京銀等等，大學有一系列很好的大學，包括我們的東盟大學，費約翰大學，有很多很優秀的教會大學，所有大學中最突出的一個典型是天津的南開，所以民國的時候中國的教育為什么能夠忽然在短短二十年間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當時的清華北大南開離當時的哈佛劍橋的距離要比今天要近的多，今天的距離已經大到嗯比較大的，他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三個不同性質的大學在一個平等的環境中競爭，也沒有任何的黨派和政府對他們進行一個全面的控制和高壓，比如說在胡適任北大校長的時候國民黨準備在北大開辦一個國民黨的總部，被胡適嚴辭拒絕了說我們大學里面不能開一個黨部，所以當時國民黨在北大學校的活動是非常小的狀態，雖然當時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還有后來像國民黨當局要派憲兵到清華大學去招人，清華大學的校長拒絕建立進入我的學校來，大學是一個純正的教育機關。而這三種大學的三足鼎立，他是的這種平等的競爭的態勢學生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大學，而教授可以在這三種大學間隨意的流動，這樣一種狀態，而今天中國的處境是所有的，所有的除了一些少數的仍然非常邊緣化的一些民辦的大學以外，所有的重點大學有一兩百所全部都是被黨和政府所操辦的。就好像在一個市場上，政府是唯一的有雇權的人？買單的人，所有學術的項目、學術的計劃都是政府來投資，所以政府有權力左右所有的學術研究的方向和學者的立場，所以也使這種真正的這種自由的獨立的大學精神逐漸走向萎縮。盡管這幾年表面上看，政府給大學的錢越來越多，反而導致大學越來越腐敗，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出得越來越少。另外一個方面，是跟這環環相扣的，也是最近幾年以來從陳至立到周濟這兩任教育部長，他們所力推的教育產業化，當然最近他們也不敢說這些話，也提出一些修正，盡管提出一些修正，但是仍然——最近我看到教育部的一個發言談到大學學費高的時候說，北大清華這些一流的大學就是應該有很高的學費。他打一個比喻是，我們到商店去買衣服，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名牌衣服，名牌衣服就是有錢人買的，窮人就買一般的衣服。這就是教育部發言人最近的一份發言。所以這種教育的產業化，我覺得近十年以來給大學精神造成了很不幸的傷害，我覺得教育是絕對不能產業化的，即使在西方。我到過西方差不多三十所以上西方最好的私立大學，比如說像哈佛、斯坦福全是私立學校，我也了解到他們的整個運作、流程。他們沒有想到要靠辦大學來賺錢的，當然它們會有很多的捐贈。他們的很多校友，像耶魯的校友中，全球500強的企業的老板就有100多個，這些校友的捐款非常非常多，所以它沒有必要辦大學像一個商業機構那樣，通過辦大學來掙很多錢，相反，它的獎學金的辦得非常的好。我有（這方面的）體會，我有朋友他們的子女高中畢業以后拿到哈佛的全獎（獎學金）5萬美元、6萬美元，比他們父母一年的薪水還要高，這就是私立大學。你們想想，中國現在有這樣高的獎學金嗎？所以我覺得就說，一個是商業方面，一個是政治方面，這兩個方面的根本性問題不解決的話，這種大學的腐敗和作惡很難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問：就是擺在我們大學生面前有很多的信息。剛才對于毛澤東的提出了你的觀點，下面我們北航的學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想問的是，你在建立你的觀點的時候，怎樣判斷你所知道的是正確的？而且你對我們北航的學生，還是說國外的東西。
答：我就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形成自己觀點的一個前提是盡可能多的掌握多元的信息，正的、反的各種信息，不能夠因為聽了某些方面的一種觀點，就全盤地接受這種觀點，必須要把對于同一個事物、同一個人物、同一個事件不同的看法盡可能多的搜集起來，然后進行比較分析、最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是說獲得盡可能多的信息，那么你得出的判斷得出的觀點很可能會偏差。所以我記得我在北大求學，那時候還沒有網絡，我大概是到了99年到我快要離開北大的時候才開始上網，網絡才開始興起。當時要獲得多種信息，我所采取的一個辦法，比如說，剛才我談到毛的問題，一方面我會看官方的評價，官方的資料，官方所寫的歷史。第二方面我會看所有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像蘇聯，像這樣一些區域他們的看法，他們所掌握的一些史料。比如說我舉出一個例子，最近在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叫做《中共稀缺黨史材料》，出了大概有20多本，包括有比如說所謂的一些叛徒的一些回憶錄。包括像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王明等等。包括蘇聯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他在延安的比如說我在他的回憶錄里看到了很多讓我震驚的材料。他的回憶錄上寫著延安大量地種植鴉片，賣給日本占領區，換取錢、糧食和武器。這是蘇聯駐延安和塔斯社的記者。另外我還會看西方國家的有關這個方面的一些材料，包括港臺的。北大有一個可能其他的、可能大部分中國大學生都沒有的一個比較機密的一點，就是北大有一個叫港臺文獻中心，它里面藏了大量的港臺的歷史的社會科學的一些書，一些著作。所以我大概、有兩年時間，我花很多時間在這個閱覽室里面看了很多著作。當然，每一個方面的很多方面都會有他們的局限性，當你慢慢把各種信息拼湊起來，更加完整的，更加接近這個事物的一個清晰的圖案就形成了。

問：有一個發現，搜集一些，懷疑完全的客觀，
答：客觀，只能夠接近真理。這種自我的懷疑，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批判嚴肅的學者應該具有的。所以我也在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反省自己的觀點。我對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看法和評價，比如說十年以前都有了非常大大的變化。當然人物本身他也在變化，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對李敖，我在6年以前我對他的，他確實是一個啟蒙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我當時讀到他的著作就像被雷電擊中一樣非常地震撼，但是最近這幾年，包括我在內的有良知的已經認為他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這種自由、社會的良心這樣一種身份，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投機的政客。當然對于他的這種？？我感到很痛心，同時對他的評價我也會做出調整。比如說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李敖跟北大的自由主義有什么關系，一方面跟李敖的變化有關，另一方面在當初我沒有看到李敖的中國傳統文人的法家、縱橫家的傳統。
為了獲得為帝王師的身份，做出了和自己的信念相違背的事。我當時只看到了他追求民主自由的一面，而他的這一面給放過了或屏蔽掉了。所以我自己非常后悔寫了這篇文章。
提問：余先生您好，我是經管學院的MBA。通過這個演講我想到兩個事情。你可否簡單闡述一下您心里的大學精神。第二個是產業化并非一無是處。比如說大學產業化比如后勤產業化，我們學生就能感受到大學的食堂條件變得更好了。您認為在現階段，恢復大學精神的具體可行的辦法是什么？謝謝！
余：先回答最后一個問題。大學后勤產業化，就是把后勤從主要的教育機構里剝離出來。清華大學也是如此。而且政府對后勤進行一些減稅或免稅的政策化的扶助。但是大學里以教育和科研為主的部分不能進行產業化。這點我覺得恰好是美國和日本發展的就迥然不同。日本中是把大學和科研機構投入到一些立竿見影的領域里，比如說汽車、電子產品的生產上。他不愿投入大量的錢到比如物理、數學等基礎學科里。而美國恰恰相反，它是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基礎性學科里，結果他的基礎打得非常扎實，比如信息產業的革命就在美國出現，所以現在整個信息產業、互聯網基本上就被美國所控制。現在美國把日本遠遠的甩在后面。80年代一度說日本進攻美國，日本把美國的一些比如紐約市中心的大廈全都買下來了，把美國的電影公司全都買下來了。讓美國很擔憂。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美國成了世界上獨一的超級強國。這和他對基礎學科的重視是分不開的。而這個理念是不能產業化的。否則你沒有長遠的眼光。你把資源投入到數學上，可能五年十年都不會有很迅速的效果。他是一個很長遠的事情。
你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學精神的恢復，可以到清華去看一看，陳寅恪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寫的那一塊墓碑，墓碑上寫的是陳寅恪先生對王國維先生治學的量具態度的評價：“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我覺得用這兩句話可以來概括所有的大學的精神所在。

問：我有兩方面的感想，一個是關于知識分子和學術的。一個是關于歷史的。首先，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他們傳承的是人類善的血脈，所以如果知識分子缺少良知缺少對人類善的傳承，那將是一個民族的悲哀，甚至人類的悲哀。這樣的民族也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我比較同意你認為現在知識分子喪失良知、大學精神缺失的看法。但是就有一個問題，怎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你剛才提到以前的知識分子，比如魯迅、聞一多、蔡元培等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簡單說就是有血性，比如蔡元培早年參加過革命，聞一多為了正義的事業而死，魯迅晚年與（聽不清7：57），他把自己與大眾相聯系。所以我想知識分子的良知恰恰在于他為最大多數人說話，在今天的中國來看實際上是為工人農民甚至下崗職工、打工群體這樣的人說話，把自己和他們聯系起來，這才是知識分子的良知。而您剛才談到的像弱勢群體、救助棄嬰的這些，我們所能做到的應當去做，但這全然不是知識分子的良知的概念。而且我認為您剛才談到的知識分子良知和自己只是從知識分子自身出發，從這樣一個小的視野來看的。這恰恰是知識分子良知的一種更高層次的一種悲哀。
第二個感受是關于歷史的。剛才大家談到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的問題。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當時死了多少人大家是清楚的。當時遍地都是尸體、萬人坑，為什么死了3000萬甚至更多的人，為什么沒有看到遍地尸體、萬人坑。而且如果20個人里就死一個人，當時六億人算下來得死多少人啊。歷史上一次戰爭死很多人之后，總會留下來很多瘟疫、很多疾病，可是三年自然災害之后就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一個常識。
我要說的是，以前在封建王朝、在國民黨時期，有沒有發生過瘟疫，有沒有發生過饑荒、洪水？但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像您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提毛澤東時代就說死了這么多人就是你的不對。是不是說毛澤東他做到十全十美也不夠。我想私人的事情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但是，為什么不講毛澤東和周恩來就饑荒的事，不講周恩來在江西三杯酒調三億斤糧食救災的事呢?他們恰恰不是放手讓饑荒肆虐，而是不斷的救饑荒，去各地調糧食。
我要說的另一個問題是現在為什么對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呢，不看文革時期的經濟成就，不看前三十年初步建立的工業體系，不看（10：56聽不清）。

……
余：在一個獨裁者的統治下，對任何一個公民他的尊嚴、他的獨立、他的自由乃至他的生命都（？？？14：12）。在我的家族當中，我的外公外婆這代人中，就有若干多人在那場大饑荒中被餓死。像我的外曾祖父，他是個醫生，他曾經在1940年代前期自己上山采藥，在當地是個非常有名的醫生。然后在1946年他買了幾畝地，然后他成了問題，成了奴隸，被長期的批斗、迫害、侮辱，最后被迫跳井自殺。……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也是中國一個悲哀的現實，就是在全球范圍內，希特勒所犯的罪惡、斯大林所犯的罪惡在已經被他們本國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但是在中國毛澤東所犯的罪惡大部分還被掩蓋起來。所以現在美化罪惡的這樣一些想法這樣一種洗腦仍然還可以持續。這樣的話恰恰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不只是道德問題。他的罪名，在今天是應當被送到海牙國際法庭以滅絕人類罪，對他進行訴訟，對他的懲罰會比米洛舍維奇、比薩達姆嚴重千百倍。（鼓掌）
聽眾：是不是中國的事全是壞事沒有好事？
主持人：由于時間關系，大家有什么問題下來再討論。今天的講座已經接近尾聲。我們非常感謝余杰先生來到北航。現在有一份小的禮品送給余杰先生，是一個小的航天模型。還有一個事情是余杰先生帶一些自己的作品過來。

部分網友評論：

moleinfall發于明道論壇) 2006-5-3 12:45:01余杰是個偽基督徒，從這份文件看，其在北航的表演簡直是對基督的褻瀆。

余杰說：“只需要從天安門往南走兩三站路，就了看到北京南站的幾萬人居住的上訪村，看看上訪村里居住的這些受屈辱的工農，他們的家人被地方干部迫害欺負致死，他們來到北京上訪，一、二十人住在幾平方米的一個小屋里面，冬天沒有暖氣，吃的上頓沒有下頓，他們就和我們生活在一個城市里面。”

還說：“毛，我只舉一個例子，1959年到1961年的時候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到現在已經有很多水文地理方面的氣候學方面的情況報道出來，那三年沒有自然災害，那三年恰恰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那三年間被毛的政策，完全是毛的人為的政策導致的大饑荒，餓死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亙古未有。”

當臺下提問的指出餓死3千萬的荒謬之處，指出恰恰是毛代表了工農時，

余杰的回答：“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廣大的人民群眾。”“在我的家族當中，我的外公外婆這代人中，就有若干多人在那場大饑荒中被餓死。像我的外曾祖父，他是個醫生，他曾經在1940年代前期自己上山采藥，在當地是個非常有名的醫生。然后在1946年他買了幾畝地，然后他成了問題，成了奴隸，被長期的批斗、迫害、侮辱，最后被迫跳井自殺。”

余杰先生，既然你信仰個人主義，認為你只代表你自己，那么你在否定毛澤東和共產黨時為何又訴諸當下工農的苦難和子虛烏有的餓死三千萬？既然你對毛澤東的仇恨實際上是因為個人家庭的恩怨，認為你 憑借這些就可以否定毛，那為什么不在演講中說明白？而非要將毛塑造成一個暴君，煽動聽眾對他的仇恨？

按照你自由主義的邏輯，你有什么資格代表公眾否定毛？當你在罵毛澤東時，請你說清楚，你的確切的根據和原由是你個體的家庭所受的不公，說到底是你這個個體和毛這個個體之間的私家恩怨。否則就喪失了一個自由主義者起碼的邏輯和良知，更有何臉面自稱基督徒？

說謊話，借公眾斗爭發泄私人恩怨，借基督名分鼓吹自己道德情操，這是十足假基督徒的標準。你的類似行徑和你所臆造的暴君“毛”的行為有什么區別？難道你們臆造毛的暴君形象歸根結底只是你們自己陰暗心理的反應？

基督有這樣的信徒，也真是基督的恥辱。

(本帖由蕭武發于明道論壇) 2006-5-4 0:00:48呵呵，余大傻這么多年老沒長進，掙銀子的事情倒是跑得挺快的，不知道北航給了他多少錢

(本帖由陳恩達發于明道論壇) 2006-5-4 6:07:45這2個人現在殺進殺出,官方完全沒有辦法,只能被羞辱,不過把自己和輪子綁一起也只能討外國人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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