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革命”論析

作者：邵峰

文章來源：李慎明、王逸舟主編《2006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近兩年來，“顏色革命”一詞頻頻見諸各種媒體，“顏色革命”的浪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對獨聯體國家的政治局勢、國際政治格局和中國的戰略環境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本文擬對此做一簡要分析和探討。

“顏色革命”一詞是來源于西方的說法，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界定。一種是比較寬泛的定義，是指21 世紀初期一系列以顏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方式，除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黃色革命”外，還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眾選舉時，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為黎巴嫩國樹）等，甚至還包括一些其他地區國家的政治變革。另一種是比較狹義的定義，專指某些獨聯體國家近兩年來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治變革。本文采用后一種界定，主要討論獨聯體國家的政治變革問題。

“顏色革命”與上世紀蘇聯東歐劇變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一脈相承。所謂“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是與暴力革命相對立的一種革命類型，就是借天鵝絨的平和柔滑來比喻和平轉移政權的政治主張和革命過程。其最開始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 年11 月發生的反對共產黨統治的“民主化革命”。因為這場革命從頭至尾沒有以往社會變革的激烈對抗，在不發生流血沖突的情況下實現了政治更替，西方人形容這是一次“天鵝絨般的革命”。后來這一名詞也泛指上世紀80 年代末在中東歐國家先后發生的政治劇變。之所以稱之為“顏色革命”，一是因為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的“革命”都是在某種顏色的標志下進行的；二是西方政界和輿論推崇這種以群眾示威行動迫使國家政權易手的“天鵝絨革命”斗爭方式，故以美好的花朵和顏色加以褒揚。[1]

一、“顏色革命”三級跳

從2003 年開始，“顏色革命”像一個幽靈在歐亞大陸的獨聯體國家跳來跳去。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已經席卷了三個獨聯體國家，完成了一個“三級跳”。

第一跳開始于高加索地區的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2003 年11 月2 日的格魯吉亞議會大選結束后，支持總統謝瓦爾德納澤的政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以薩卡什維利為首的反對派指責謝瓦爾德納澤政權在選舉中有舞弊行為，不承認大選結果，并發動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11 月23 日，在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和大批國民警衛隊和其他軍人陸續倒向反對派的情況下，謝瓦爾德納澤最終不得不接受下臺的苦果。薩卡什維利在隨后的大選中當選為新總統。由于格魯吉亞盛產玫瑰，薩卡什維利每次活動時都拿一枝玫瑰花作為標志，支持者也多手持玫瑰參與行動，所以該事件又被稱為“玫瑰革命”。

一年以后，“顏色革命”從亞洲跳到了歐洲大陸，俄羅斯斯拉夫文明的搖籃烏克蘭爆發了“橙色革命”。在２００４年11 月21 日的烏克蘭第二輪總統選舉中，親俄羅斯的現任總理亞努科維奇獲勝，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指責選舉存在舞弊行為，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并號召支持者長時間圍堵政府機關。反對派還指責對方用陰謀手段給尤先科下毒致使其毀容。美國和歐盟也公開指責選舉不符合“國際標準”。在國內外的雙重壓力下，烏克蘭進行了第二次總統選舉。在12 月26 日的重新選舉中，尤先科順利當選。橙色的栗子花是基輔市花，橙色也是尤先科競選陣營的代表顏色，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標識參加活動，所以該事件被稱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

僅僅過了3 個月，“顏色革命”的第三跳就從歐洲跨到了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的政局動蕩也是從議會選舉開始的。2005 年3 月13 日，吉爾吉斯議會選舉結果公布后，反對派認為議會選舉存在舞弊現象，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控制了南部的一些大城市，要求總統阿卡耶夫下臺。隨后，抗議浪潮從南部向全國蔓延，反對派勢如破竹。聲勢日大的反對派抗議示威隊伍挺進首都比什凱克時，政府大樓、總統府、國家電視臺等重要國家機關和部門，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被反對派所占據。阿卡耶夫及其家屬被迫逃離祖國，經哈薩克流亡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新議會于3 月28 日舉行會議，選舉巴基耶夫為新總理。4 月11 日，吉爾吉斯斯坦議會通過投票表決，接受阿卡耶夫的辭呈，同時決定2005 年7 月10 日舉行總統選舉。因為吉首都比什凱克的市花是黃色的迎春花，發生革命的時間正好是迎春花開的季節，所以吉爾吉斯斯坦事變的被稱作“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

需要指出，關于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是否屬于“顏色革命”存在不同的認識。比如，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瓦連京?博加特廖夫指出，從表面看，三場“革命”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于國情、起因、方式和結果等方面的不同，吉爾吉斯的“革命”與“顏色革命”有著明顯的差異。[2]更耐人尋味的是，此次革命并沒有改變新議會的選舉結果。反對派領導人與新議會達成了妥協，這似乎有點不合邏輯，也引起一些反對派群眾的不滿和抗議。所以，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反對派對選舉不滿，倒不如說是對阿卡耶夫總統個人的厭惡和仇恨。

筆者認為，吉爾吉斯“黃色革命”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發生的“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兩點：一是具有一定的暴力傾向，出現了一些示威者以木棒、石頭和汽油彈襲擊軍警和政府機關以及搶劫店鋪的打砸搶現象，這一情況與上述兩國的和平示威有所分別；二是美俄的戰略爭奪不明顯，兩派在對外政策上沒有大的分歧，主要是國內政治派別的利益和權力之爭。從整體來看，吉爾吉斯的事變雖有暴力現象的發生，但基本上還是屬于“街頭政治”和“天鵝絨式革命”，而且外部爭奪不能構成判斷事變性質的依據，所以，筆者還是同意主流的看法，把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納入“顏色革命”的范疇。

二、“顏色革命”發生的背景和原因

這次“顏色革命”發生的背景和原因非常復雜，簡單地說，可以分成國內因素和國外因素兩部分。

（一） 國內因素

1.法律上的民主制度，實際上的威權政治

蘇東劇變的基本成果是西方的基本政治原則和價值觀念在原蘇聯國家落地生根,歷史性地轉變了原蘇聯國家的發展方向,但沒有也不可能使這些國家在一夜間被徹底改造。從理論上講，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后就已經在憲法層面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軍隊實行了國家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仍然處于某一黨派或個人長期的威權政治統治之下。有美國學者認為，一些獨聯體國家使用民主的語言但卻在實行他們自己的“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阿塞拜疆、白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甚至厭倦了這樣的偽裝。當權者通過對媒體的控制和對反對派的打壓，系統地操縱著選舉。[3]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是,絕大部分獨聯體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原蘇聯時期的高級官員。在民主的形式下,大量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現象仍然存在。這就為反對派的奪權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革命的理由，為反對派通過“天鵝絨式革命”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能性。[4]

2.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

這些國家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獲得獨立后都面臨著兩個主要的歷史任務：一個是完成獨立進程，一個是完成社會經濟轉型。蘇聯解體以后，國與國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系中斷了，給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困難。比如，格魯吉亞獨立后，經濟出現了雪崩式下滑，近年來雖有所恢復，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仍沒有超過獨立前的水平。格魯吉亞的貧困現象極為普遍,根據一個抽樣調查,到2002 年為止,格魯吉亞90－95 %的家庭收入處于貧困線以下。[5]吉爾吉斯在獨立后經濟嚴重滑坡，人民生活急劇惡化。最近幾年，吉經濟逐步回升，但它仍是獨聯體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0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429.1美元，貧困人口所占比例達38％。吉的外債達19.2億美元，為全年稅收總額的5倍。[6]獨聯體很多國家的生活水平至今都沒有恢復到蘇聯時期的水平。國內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難以顯著改善，導致人民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和求變的心態。

3.政治腐敗嚴重，社會分化加劇

這些國家取得獨立后，原蘇聯時期的國家機器和政治精英絕大部分都保留下來，原有的各種弊端和轉型過程中的丑惡現象，包括個人集權、權力尋租、法律虛設等現象都腐蝕著這些國家的機體。在烏克蘭，官商勾結、任人唯親、利用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逃稅漏稅等腐敗現象比比皆是。2000 年，庫奇馬總統的一個前保鏢泄露了幾百個小時的總統私人談話錄音帶，顯示大量的徇私舞弊、收受賄賂、陰謀鎮壓反對派的事實。[7]國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員，指責亞努科維奇犯有盜竊和襲擊罪，并與攫取了烏克蘭許多國有財產的腐敗商人有密切聯系，他們不想為這樣一個人服務，暗中給反對派提供支持。吉爾吉斯前政權腐敗盛行，總統家族和政府高官大肆貪污受賄，幾乎所有賺錢行業都被總統家族和政府高官所控制。政治腐敗和社會問題突出嚴重損害了政府的信譽，加劇了人民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最終失去了民心。另外，這些國家貧富分化十分嚴重。中亞國家在涌現出大批富翁的同時，失業成為普遍現象，人均月工資只有幾十美元，百姓不滿情緒上升，民眾對現政權無力解決社會問題感到失望，很容易受人操縱搞街頭革命。

4.地區和族群的對立是“顏色革命”中不能忽視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這在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在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對立雙方不僅以當權派和反對派來劃界,以民主和反民主來分野,而且還以不同地區和族群的對立為特征。地區的對立不僅反映了不同地區族群、宗教、文化、歷史的差異所形成的社會兩元化構造,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還形成兩大陣營最基礎的框架。烏克蘭是以東部和西部地區為兩大陣營，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是在南方和北方勢力之間展開。離開了這一背景,不可能全面理解“顏色革命”爆發的原因和性質。[8]

5.新生政治力量快速發展，反對派隊伍不斷壯大

獨聯體國家獨立后的第一代領導人為國家的政治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隨著民主政治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外部民主壓力的加大，面對國內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難題和和社會思潮的快速變化，很多執政黨和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不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現象。與此同時，由于獨聯體國家的經濟政治發展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和不和諧因素，給反對派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上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扶植，反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他們大都推崇西方民主體制，反對個人集權和一黨長期執政。這些人深諳選舉政治的運作程序，善于利用經濟政治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發難，有相當的社會號召力，對現任領導人構成極大威脅。

6.當權派長期執政，反對派指責選舉不公

獨聯體國家的領導人大都長期執政，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近年來都面臨著是繼續執政下去還是進行權力交接的問題。由于處于轉型期，很多國家尚沒有形成一套國家最高權力正常交接的機制。在獨立之初為討好西方、凸顯民主，均照搬美國模式，立憲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兩屆。此輪換屆使兩大問題突出出來：其一，現任總統是否還會參選，如要參選勢必要突破現行憲法的限制，而修憲有可能引發不同政治勢力之間激烈的對抗；其二，如現任總統決定不再參選，問題就在于將權力交給誰，自己選定的接班人能否得到國民的認可，其過程能否保持平穩？長期執政加上治理不善，很容易使民眾產生逆反心理，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三國的政局動蕩，都是由選舉引發的。選舉中的操縱和不公正，如賄選、來自官方的種種限制以及官方對媒體進行控制等都引起群眾不滿，是政局突變的直接導火索。

（二） 國外因素

從這輪“顏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來看，主要是俄羅斯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地緣戰略爭奪和意識形態競爭。有學者認為，俄美歐之間的戰略博弈是“顏色革命”的一個重要誘因。通過各種手段來對后蘇聯地區各國施加影響,使之與俄羅斯保持最大的距離,這正是美國、歐洲在這次“顏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標。[9]

1.俄羅斯國力的衰落及其獨聯體政策的失誤

首先, 繼承前蘇聯主要遺產的俄羅斯,無論其“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均有較大下降,面對轉軌時期處境困難的獨聯體各國,心有余而力不足,無力提供相應的援助,降低了俄羅斯在各國人民中“領導威信”,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乘虛而入,影響不斷擴大。趙華勝教授認為，俄美競爭無疑是“顏色革命”的背景之一。但與冷戰時期的蘇美競爭有所不同,這場競爭的制勝手段不是坦克和飛機的數量,而是“軟國力”和“軟力量”。在這在場競爭中,美國占有明顯的上風,處于戰略進攻的態勢；俄羅斯不僅在“硬”國力上而且在“軟”力量上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于全面下風。在政治文化上,俄羅斯提不出任何可以與美國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相抗衡的概念；在經濟模式上,俄羅斯不是值得仿效的樣板；俄羅斯的生活方式對年輕一代也缺乏吸引力。在獨聯體國家的年輕人中,親俄感情已經日漸式微,而親美和親西方的情緒卻不斷涌漲。這一切都使俄羅斯在與美國的爭奪中處境艱難。這一總的態勢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里恐怕也難以改變。[10]

其次,俄羅斯的獨聯體政策存在失誤。俄羅斯一直把獨聯體視為其無可置疑的勢力范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前蘇聯時期的高官為主的當權派身上，與各國反對派之間缺乏聯系。俄羅斯的做法激起各國反對派的反對和廣大民眾的不滿。實際上, 10 多年來,俄羅斯嚴重缺乏對各國國情和現狀的深入研究, 缺乏系統的符合各國實際情況的外交政策。當“顏色革命”爆發后,俄羅斯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和西方挖自己的墻角。[11]

俄羅斯為了保住自己的“后院”和維持自己的戰略生存空間，一方面不斷批評、警告美國、歐盟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要“謹言慎行”，另一方面，主要利用歷史形成的紐帶聯系和政治支持施加影響。比如，在烏克蘭的總統選舉中，當亞努科維奇宣布自己獲勝時，就迫不及待地承認并發出賀電，結果反而給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被動。由于各種歷史的、現實的限制，俄羅斯的具體作為很少，也無法給親俄的政治勢力提供現實的幫助，在爭奪中明顯處于下風，給人以力不從心之感。

2.美國及西方國家不失時機地大力推動“顏色革命”

反觀美國和西方，在布什政府的“民主擴展”戰略的指導下，抓住有利時機，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雙管齊下，始終掌握著競爭的主導權，取得了有利的戰略態勢。

（1）西方尤其是美國政府公開支持反對派

自“9?11”以后開展反恐戰爭以來，布什總統一直強調在海外擴展民主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與此同時，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威望也在降低，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許多美國的分析家都認為，布什應該放棄這種擴展民主的意識形態使命，轉而采取一種更實用主義的和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重新贏得世界的尊重，切實有效地保衛美國的國家利益。[12]

但是，布什很固執，在其第二任期更加突出了在世界范圍“擴展民主”的戰略。如果說，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對外政策的關鍵詞是“反恐”的話，那么在第二任期對外政策的關鍵詞則是“自由”和“民主”，也就是在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情況下，以“擴展民主”戰略繼續為美國獲取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利益。布什在2005 年1 月20 日的第二任就職演說中，連續用了49 個“自由”（34 個freedom 和15 個liberty），可稱是一個21 世紀的“自由宣言”。布什宣稱：“我們獲得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把自由擴散到全世界每個角落”。

當然，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至上的國家，其“擴展民主”戰略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實用主義色彩，也就是說，美國并不是關注所有國家的民主問題，只是特別對那些對美國具有重大的全球戰略和地緣戰略價值的國家表現出對其“民主”進程的關心。從已經發生“顏色革命”和目前正在受到“顏色革命”威脅的國家來看，幾乎都處于關鍵的地緣戰略區域，對美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支持“顏色革命”已經成為美國“擴展民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3]美國政府對“顏色革命”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兩手就是：一是公開為反對派搖旗吶喊，制造有利于發對派的國際輿論環境，進行赤裸裸的政治干預；二是提供實實在在的技術和資金支持。據美聯社報道，美國國務院每年用在所謂“推動全球民主”方面的總支出高達10 億美元。美國官員辯解說，美國資金從沒直接提供給反對派政黨，大多數情況下，資金都是通過非官方組織、選舉培訓組織或人權論壇送出。

需要指出，吉爾吉斯的情況比較特殊。俄羅斯對吉爾吉斯的事變一直保持低調，而熱衷于推動“顏色革命”的美國對于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也沒有流露出過多的喜悅，國務卿賴斯僅僅表達了希望吉爾吉斯“成為和平演變的成功例子”，并強調“美國跟俄羅斯在這個前蘇聯共和國發生的動亂問題上沒有利益沖突”。美國如此低調，主要是因為吉爾吉斯的情況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相比有些特殊。美國擔心，在吉爾吉斯這樣一個伊斯蘭教傳統濃厚的國家搞西方式“民主”，極有可能被宗教極端勢力利用，從而引發“伊斯蘭革命”。到那時，吉爾吉斯非但不會成為民主國家，反而可能會出現一個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和成為恐怖主義的“新溫床”。

（2）非政府組織與美國政府密切配合

在“顏色革命”的準備和進行過程中，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大量的支持、幫助反對派的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組織具體實施的。當然，非政府組織的情況也不完全一樣，有的具有很強的官方背景，接受政府資助并為政府的對外政策服務，比如國際共和政體協會、自由之家、歐亞基金會等；有的純屬民間個人建立的非政府組織，最典型的如索羅斯基金會，完全從個人的意識形態信仰出發，積極參與“顏色革命”，在中亞國家的政治風波中推波助瀾。盡管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與政府行為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由于它們的出發點都是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和擴展美國的利益，客觀上對美國政府的“民主擴展”戰略起到了密切配合的作用。

三、“顏色革命”的基本模式和美國及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主要手法

1.“顏色革命”的基本模式

從格、烏、吉三國“顏色革命”發動和進行的過程來看，就像克隆出來的一樣，基本上遵循著同樣的模式：

第一步，準備階段。在發動“顏色革命”前，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和國外支持者都經過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和輿論準備。可以說，準備階段從蘇聯瓦解、各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的時候就開始了。一方面，十幾年的獨立和轉軌進程使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上積累了相當多的矛盾并日益尖銳化，為“顏色革命”的發生創造了基本條件；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用非政府組織在這些獨聯體國家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草根性”工作，扶植反對派的發展和壯大，為發動“顏色革命”做好了思想和組織準備。

第二步，開始階段。反對派抓住議會選舉或總統選舉的契機向當權派發難。所有的“顏色革命”的直接起因都是由于選舉。在競選階段，雙方的激烈較量就已經開始，最初選舉的結果都是對現任當權者有利，隨之引發反對派的強烈反對，他們抗議的理由都是選舉舞弊，并開始發動群眾抗議活動，由此拉開了“顏色革命”的序幕。

第三步，相持階段。國內反對派與國外支持勢力相互配合，逐步取得輿論和民意的優勢。反對派利用國內長期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地區矛盾等問題向當權派展開猛烈攻擊，調動一切反對現政府的勢力，迅速擴大抗議活動的規模和范圍，圍困甚至沖擊議會和政府機關，在國外支持勢力的配合下，逐漸在國際輿論和國內民意上占據壓倒性優勢。第四步，反對派獲勝。在大規模群眾抗議和一邊倒輿論的壓力下，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或宣布中立或干脆倒向反對派，當權者被迫承認失敗，要么同意重新舉行選舉，要么辭職，要么逃往國外。

2. 美國及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主要手法

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闡述，概括起來主要包括：

第一，美國竭力制造干涉他國內政的理論和政策依據，奪取外交與道德上的制高點。早在1992 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針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支持自由法案”，為美國對獨聯體國家內政的干預開了“合法”的綠燈。“民主和平論”、“人權高于主權論”、“新干涉主義”等口號式理論甚囂塵上。美歐都以推廣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尤其是現在的布什政府以近似宗教的狂熱，不顧世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和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聲稱推廣民主、自由是美國和所有民主國家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大搞極富進攻性的民主外交。

第二，美國動用雄厚的外交和經濟資源大力推動國際“民主運動”。美國武斷地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國家定為“邪惡軸心”或“暴政前哨”國家，威脅其他“不夠民主”的國家改進民主，督促美國的盟國全力配合美國的民主外交。與此同時，美國對一些國家投入了巨額的以推進“民主”、“改革”為目標的選擇性經濟援助，通過各種渠道從價值觀念上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逐步形成了左右這些國家政治走向的能力。此外，美國政府非常注意通過各種“交流”項目，培養親美骨干分子。這些“交流”項目，有些是美國政府出面組織的，但更多的是由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操辦，以所謂民間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第三，如果說10 多年前美國和平演變的重點是做上層人士的工作，那么今天“美國化”的工作已深入到最基層的“草根”，十分注意培養不同層次的代言人。美國及西方一方面通過非政府組織展開活動，另一方面幫助當地建立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然后借助這些組織煽動“民主運動”。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動下，從上世紀90 年代至今，東歐、中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亞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已經超過了1 萬個。

第四，通過“幫助”有關國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為發動“天鵝絨式革命”做好司法上的準備。美國一向認為，司法制度是一國政體重要的組成部分。近10 多年來美國利用這些國家實行多黨制和建立三權分立制度的機會，不斷加強所謂的“司法交流”，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這些國家司法制度的權威性與合理性，并向其灌輸西方的司法理念和制度規范。

第五，在傳播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同時，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對這些國家的反對派領導人在發動“革命”的具體方式、方法上進行全方位培訓，內容包括向反對派和當地公眾傳授美國的選舉制度、選舉方式、競選方法等，向參選人介紹選舉策略，幫助他們草擬競選口號和出版報刊，以及提供競選經費及電腦、傳真機、印刷機等各種設備。

第六，通過多種渠道搜集有關國家的情報。為了更好地對他國施加政治和經濟上的壓力，西方國家的間諜組織經常采用一些非傳統的方式，比如同各種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等，來從事情報搜集工作，成為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重要信息來源和決策依據。第七，從國內外發動全方位的媒體攻勢，制造“顏色革命”勢在必得的輿論氛圍。在“顏色革命”發生前，美國便利用傳媒對相關國家的民主建設、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進行大肆抨擊，對該國民眾進行反政府煽動；當“革命”形勢出現后，即開始對美國支持的反對派領袖大加贊賞和支持，給反對派以廣泛的國際輿論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國媒體便迅速將消息傳遍世界，借此推動“多米諾骨牌”效應。

第八，對“顏色革命”的成功者予以鼓勵，將其完全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2005 年5月10 日，布什在訪問格魯吉亞時大贊格“玫瑰革命”，并稱該國是“和平民主的偉大典范”，是“全世界的自由燈塔”。2005 年1 月26 日，希拉里?克林頓和另外一位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提名尤先科和薩卡什維利角逐下一屆諾貝爾和平獎。[14]

四、正確認識四對關系，客觀把握“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的背景和原因錯綜復雜，國際國內因素相互交織，要撥開迷霧客觀準確地把握“顏色革命”的性質、原因及其發展趨勢，我認為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四對關系的基礎上。

1.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顏色革命”與蘇東劇變具有很強的繼承關系。

1989 年的蘇東劇變，先是東歐國家紛紛脫離了蘇聯的控制，全面倒向西方，最后蘇聯這個龐然大物于1991 年底轟然倒塌。這被視為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巨大成功。因為國體和政體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所以這才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顏色革命”。蘇東劇變的關鍵內涵有兩點：一是蘇聯的解體，二是所有蘇東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上向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制度全面轉軌。

筆者認為，這次從2003 年起開始的“顏色革命”浪潮實際上是蘇東劇變歷史進程的延續，可以說是第二波，內涵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點：

第一，現有的民主制度下政治競爭過程的公正性與合法性問題的斗爭。蘇聯解體后，這些獨聯體國家雖然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但是掌權的一直是獨立時就執政的政黨和領導人，因為他們掌握著龐大的行政權力和政治資源，在與反對派的斗爭中具有先天的優勢。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反對派無論在力量上還是斗爭策略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具備了與執政黨分庭抗禮的能力。這些“顏色革命”普遍帶有反腐敗、反獨裁的性質，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勢力代替了另外一種政治勢力，但是并沒有改變原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既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實行選舉政治，那么執政黨的改變就是很正常的現象。只不過因為這些轉軌國家所處的特殊的歷史階段和國際國內環境，在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引發了政治危機，造成了政局的動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變革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顏色革命”。

第二，西方尤其是美國政府公開支持親美反對派上臺掌權，把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與布什政府的“全球民主擴展”戰略聯系起來。獨聯體國家雖然普遍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從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需要來看，這些國家在政治運作和政黨制度上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把這些國家看成是“半民主”或“部分民主”國家。格、烏、吉三國都參加了北約和平伙伴合作計劃，格、烏還是在獨聯體內與俄有離心傾向、受西方青睞的古阿姆集團的成員，吉在阿富汗戰爭期間還允許美軍建立了空軍基地。但是，三國前政權在外交上既在美俄間搞平衡又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與俄特別聯系的做法仍使美歐難以放心。最近兩年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獨聯體國家進入了總統和議會選舉的周期。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和社會經濟發展處于不成熟的階段，這個時期對這些轉軌國家來說是非常微妙和敏感的。美國的“民主擴展”戰略恰好遇到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豈能錯過。于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公開支持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在大選和政治危機的過程中推波助瀾。從結果來看，美國只付出了很小的成本，就收到了無法估量的政治和戰略利益。

2.從“顏色革命”發生的時代背景和原因來看，既有錯綜復雜的國內因素，也有昭然若揭的國外因素，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構成這次“顏色革命”的內因，西方的民主擴展戰略則是外因。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一位原因，外因通過對事物內部矛盾的影響而促進和阻礙事物的發展。從這三個國家發生政治危機的原因來看，國內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前政府在解決國家自身問題的時候，出現和積累了很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和矛盾，造成許多人對當權者不滿，給反對派提供了發展壯大的社會土壤以及向當權派挑戰的借口。外部勢力利用了國內的這種矛盾激化的狀態，推動了這些國家“顏色革命”的進程。也就是說，不能認為“顏色革命”完全是美國一手制造出來的，并不是美國想在哪個國家搞“顏色革命”，哪個國家就引起政治危機，說到底還是這些國家內部問題引起的。正如一些學者所講，只有當國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當社會上不滿情緒不斷高漲時，外部因素才可能產生作用。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出極限，美國和歐洲都無法將事態引向自己期望的軌道。當然，這么講并不是要否認美國在“顏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為了澄清一些人認識上的誤區。

3.從“顏色革命”的進程和實質來看，美俄戰略爭奪與這些國家內部政治派別斗爭的關系交織在一起，其中國內政治派別的斗爭構成這次變革的主要矛盾，而美俄的戰略爭奪是次要矛盾。

唯物辯證法認為，主要矛盾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但是非主要矛盾也并不是消極被動的因素，可以影響和制約主要矛盾的發展。對這次“顏色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這些國家的內部政治斗爭，其中的反對派成了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決定了這場斗爭的最后結果。在整個過程中，俄羅斯和美國都在力圖影響事件的進程和發展方向，但是從結局來看，還是這些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無論在認識還是研究“顏色革命”的時候，我們都應該抓住主要矛盾，把主要精力放在這個問題上面。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美俄的戰略爭奪，特別是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推動，不僅構成了這場斗爭的國際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這場斗爭，對政局的發展方向和進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顏色革命”的結果總體上對美國也是有利的。

4.從“顏色革命”與美國的“全球民主擴展”戰略的關系來看，后者是前者的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因素，而推動“顏色革命”的發生則構成美國“全球民主擴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戰略實施途徑之一。

總結布什政府的全球霸權戰略，從政治和安全層面來說，主要包括三點內容：第一，從技術和資金投入的角度講，保持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的絕對優勢。第二，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講，利用一切機會搶占世界關鍵地區的控制權。布什在第一任期，利用兩場所謂的反恐戰爭，不僅推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政權，而且借機在周邊國家建立了很多軍事基地，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第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大力推行“民主擴展”戰略。推廣民主包括兩種手段：硬的一手是發動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軟的一手是實施“大中東計劃”和在獨聯體國家推動“顏色革命”。當然，從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重點國家的選擇來看，不僅具有意識形態的意味，而且明顯帶有地緣政治的考慮。

2005 年5 月18 日，布什在華盛頓國際共和政體協會發表講話時說，與發動戰爭相比（單單是美國通過軍事手段扶植的兩個“民主典范”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目前雖然已經投入3000 多億美元和10 多萬的軍隊，但前景依然難以預料），推動“顏色革命”來擴展民主的成本和代價要小得多（在推動三個國家的“顏色革命”過程中，美國僅僅花費了不足46 億美元），當然這需要許多必要的條件。布什聲稱，格、烏、吉三國的“顏色革命”“僅僅是開始”，在中亞、高加索和中東地區，今后還會有更多的“顏色革命”。因此，美國政府將建立一支由外交人員和文職官員組成的“快速反應部隊”，隨時待命，直接介入世界各地的“民主革命”，“填補這些國家在動蕩后出現的真空”。

五、“顏色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顏色革命”的發生和發展雖然是一些獨聯體國家內部的政治變革，表達了民眾追求進步和民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這些國家所處的重要地緣位置和新的執政者不同于傳統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傾向，加上一般都有美國和西方國家插手和干預的背景，所以必然對當代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格局帶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簡單地講，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顏色革命”浪潮必然使本來就不太安定的獨聯體各國政治局勢更加動蕩不安。格、烏、吉的“顏色革命”給獨聯體各國的政治反對派提供了奪取政權的新模式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他們紛紛表示要“趁熱打鐵”，推進本國的“顏色革命”。現在獨聯體各國的政治反對派已經出現聯合斗爭的趨勢，他們遙相呼應，跨國聯絡，借此壯大自己的聲勢。國際輿論普遍關注“顏色革命”是否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是否對那些還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構成沖擊,甚至包括俄羅斯本身。就在吉爾吉斯反對派取得勝利之后,白俄羅斯、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甚至蒙古的反對派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顏色革命”已成為一些獨聯體國家當政者的夢魘。已經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政局也不穩定，由于政權更迭后權力分配不公和積重難返的國內經濟政治難題，政治勢力出現了重新分化組合的趨勢，給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造成了重大的不確定性，甚至有媒體危言聳聽地炒作吉、烏等國都有發生“二次革命”的可能。“顏色革命”的威脅使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當政者提高了警惕，表示不惜動用強力維持政權，這將使矛盾更加激化，如果處理不當，甚至可能發生不可預測的嚴重后果。

第二，“顏色革命”的結果必然對大國關系產生重大影響，主要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爭奪，當然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從最后的結果來看，美國的強勢地位有所加強。

對俄羅斯來講，周邊獨聯體國家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緩沖地帶。歐盟和北約的東擴，已使俄羅斯重建勢力范圍的努力遭到了挫折，俄感到巨大壓力，俄羅斯的最后希望就是加強獨聯體的團結和合作。普京在2003年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了獨聯體國家的重要性，“我們把獨聯體地區看做我們的戰略利益范圍”,俄與獨聯體應“逐步地在更加有效地運作的歐亞經濟共同體的框架內加深多邊合作”。“顏色革命”更加重了俄的危機感，造成俄美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有學者認為，至少有兩個決定性因素在不斷侵蝕著俄羅斯的傳統安全。從外部來說，北約、歐盟東擴和美國對獨聯體利益訴求的力量不斷增強,構成了對俄羅斯傳統安全的最強有力的外部挑戰。從內部來說,俄羅斯的傳統安全與獨聯體國家的自主安全訴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獨聯體各國自主安全意識的增強,將從內部瓦解俄羅斯傳統安全的基礎。這兩種因素內外夾攻必然使俄羅斯的傳統安全陷入“窘境”之中。[15]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看，主要的共同點就是，加大與北約尤其是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力度,培植本國安全部隊的保衛能力，相互之間加強戰略合作,共同構成對獨聯體的離心力量。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對獨聯體的興趣遠遠不及對歐盟和北約的興趣,雙方有意于加強在“入約加盟”領域的戰略合作,攜手融入歐洲—大西洋空間。有人認為，“顏色革命”是前蘇聯地區去俄羅斯化的最新體現。隨著“顏色革命”浪潮的蔓延,獨聯體的命運也越來越讓人擔心。西方在獨聯體地區的影響日益加強,并最終有可能導致獨聯體的瓦解,俄羅斯苦心經營的俄烏白哈四國“統一經濟區”也有可能名存實亡。目前最讓俄羅斯擔心的是,隨著“顏色革命”的發展, 有西方背景的“古阿姆”組織以后或許不僅僅是經濟聯盟,很有可能成為脫離俄羅斯、向西方靠攏的政治聯盟。[16]

美國利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把勢力范圍逐漸擴大到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再利用“顏色革命”之機扶植親美政權，可以使它對中東地區形成合圍之勢,擠壓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活動范圍,減輕自己的戰爭壓力。同時,從長遠來看，中亞地區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戰略意義十分重要。美國進入中亞，是其打壓俄羅斯、遏制中國、控制中東和南亞的稱霸全球的總體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種種跡象表明，美國還在使其軍事存在擴大化、長期化，還在以軍事存在來帶動政治、經濟的全面存在，從而牢牢控制中亞。另外，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地區，對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也將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顏色革命”在吉爾吉斯的成功和對其他中亞國家的潛在威脅，為中亞三股惡勢力再度活躍提供了新的契機。

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是影響中亞國家及周邊地區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在各國政府、上海合作組織等地區組織的聯合打擊下，這三股勢力已經受到遏制，但他們在中亞地區仍有根基，想借“顏色革命”之機東山再起，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就顯示了這種趨向。中亞地區許多國家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美國向中亞地區挺進，造成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斗爭，必然影響到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同樣也會影響到中國的利益。[17]

第四，美國極力支持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除了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以外，其經濟上的目的就是控制這個地區的油氣資源和輸出管道。

在全球油價不斷飆升的壓力下，作為世界最大石油消費國和追求全球霸權的國家，美國需要確保石油來源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而里海周邊地區是世界油氣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被稱為“第二個波斯灣”。美國如果控制里海地區的油氣資源以及相應的輸油管道，就可以在能源供應問題上執世界經濟之牛耳，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繼續占據統治地位，同時在經濟上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崛起。

第五，在意識形態領域，從國際體系的層面來看，由于“顏色革命”的浪潮和“大中東計劃”的逐步推進，符合西方民主價值觀念和親美的國家數量越來越多，對堅持走非西方政治發展路線的國家而言，來自國際社會的結構性壓力越來越大。根據某些西方政治分析家的觀點,這次“顏色革命”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所謂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18 －19 世紀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20 世紀中葉對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和亞洲、拉美獨裁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以及20 世紀90 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劇變。

“顏色革命”對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獨聯體國家產生了很大的意識形態沖擊，這是顯而易見的。目前，美國大力推動的“顏色革命”和“大中東計劃”對我國還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是從國際戰略的高度和我國長遠發展的角度看，對我國具有間接的、潛在的威脅。從長期來看，如果美國改造中東的計劃和推動“顏色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成功，多數中東地區和獨聯體國家走上了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那么我國在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舞臺上將處于相對孤立的地位，來自國際國內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從發生“顏色革命”國家的教訓中，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們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建立“和諧社會”方針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眼光。

在今后的國際斗爭中，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不僅要重視“硬實力”的建設和作用，還要注意“軟實力”的建設和作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曾提出了“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三個口號。現在，雖然大的歷史背景和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在“顏色革命”問題上很明顯不完全是一場“硬實力”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斗爭，是一場“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場斗爭的結果將不取決于雙方的軍事實力，而是外部大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對這些國家人民的吸引力。目前來看，美國顯然占據了明顯的優勢。

六、“顏色革命”的發展趨勢

筆者認為，關于“顏色革命”未來的發展趨勢，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一是對已經發生“顏色革命”的格、烏、吉三國的政治走向的分析和判斷；二是對那些具備“顏色革命”的基本條件、有可能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的未來政治局勢發展進行初步的分析和預測。

1.“后顏色革命”國家的政治走向

為了行文上的方便，我們姑且稱格、烏、吉三國為“后顏色革命”國家。“顏色革命”成功后，這些國家的政治走向為世人所關注，這不僅關系到他們自己國家的命運，對那些存在“顏色革命”可能性的國家具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國際格局的演變也構成重大變量。“顏色革命”前積累的復雜問題都是蘇聯解體以后各國在轉型過程中產生和積累起來的，一次“顏色革命”不可能將其根除，“后顏色革命”國家保持了轉型國家的不穩定特征。從最新的形勢發展來看，“后顏色革命”國家的政治局勢發展表現出以下幾點共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各國都有自己的具體國情，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具有以下所有的特征，這里只是從總體上歸納出一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發展趨勢。

第一，經濟形勢沒有明顯好轉，甚至出現了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蘇聯解體后，特別是近年來，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關系日趨緊張。目前，關于能源供應價格的談判一直在進行，如果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關系繼續惡化，俄羅斯按照國際市場行情大幅提高出口價格，必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新上臺的領導人拿不出切實可行的經濟改革措施，加之在對外關系上的處理失當，使烏克蘭的經濟面臨窘境。最近烏克蘭國內經濟增長勢頭減緩。2004 年烏克蘭的經濟增長率為13%，2005 年1-5 月則降為4.7%，預計全年增長率為5.5%，創下烏克蘭五年來經濟增長的最低值。與此同時，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主要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揚，烏克蘭政府大樓前出現了多次示威和抗議活動。2005 年3 月抗議浪潮中發生的打砸搶燒，使吉爾吉斯經濟損失巨大，據吉媒體稱，由于元氣大傷，緩過勁來至少需要5 到10 年。所以，吉新政權面臨恢復和發展經濟、進行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務。2005 年5 月26 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的一篇文章，稱“玫瑰革命”使格魯吉亞認識到，發動一場革命要比改變一個失敗的國家容易得多。盡管如此，薩卡什維利仍許下諾言，要給人民一個“民主與繁榮”的格魯吉亞。但是由于自然災害和與俄羅斯關系緊張，格經濟增長起色不大，2004 年格魯吉亞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共54.5 億美元，但截至2005 年5 月1 日外債已高達18.33 億美元。[18]

第二，政治、經濟腐敗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有些以反腐敗起家的反對派領導人上臺后成為新的政治、經濟腐敗者。

利用廣大民眾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的心理，反腐敗是反對派發動“顏色革命”時爭取民心的一把殺手锏，但在成功地取得執政地位以后，新的領導人不僅在治理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腐敗問題上成效不大，而且有些人自己也成為新的腐敗者。

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和總理季莫申科在權力斗爭中就相互指責對方存在腐敗問題，并已經導致了季莫申科政府的解散。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烏克蘭新總理葉哈努羅夫上臺伊始就把懲治貪官作為自己燒的第一把火。他明確表示，將嚴厲懲處那些敗壞烏克蘭經濟的財政金融官員，其中前內閣2/3 的部級高官將卷鋪蓋走人。吉爾吉斯新政權開始懲治腐敗，但腐敗現象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權錢交易已經滲入各級政權機關和各個社會領域，即使處理了一部分舊的腐敗，還會產生新的腐敗。巴基耶夫的一些前支持者更是公然倒戈，發動大規模集會，要求總統辭職，集會者指責新政權開始與犯罪勢力勾結，重新分配社會財產。這個問題如不很好解決，必將影響新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

第三，“顏色革命”成功后，曾經的政治同盟者在權力分配問題上斗爭激烈甚至反目成仇，政治勢力重新分化組合，給未來的政局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有媒體提出“二次革命”的可能性，這未免有聳人聽聞和炒作之嫌。

烏克蘭“橙色革命”陣營在革命成功后就一直為權力分配而暗中較量。尤先科政權因腐敗指控而面臨的政治危機在2005 年下半年日益加深。尤先科在2005 年9 月8 日解散了美女總理尤麗婭?季莫申科領導的政府。9 月22 日，尤先科簽署總統令，任命葉哈努羅夫為政府新總理。尤先科在簽署了將總理解職的總統令之后指出，季莫申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首位，這包括企圖把曾經屬于她的烏克蘭統一能源系統公司的10 億美元債務一筆勾銷，維護某些私營企業和商人的利益。季莫申科陣營也在尤先科拒絕配合中毒案的調查、尤先科陣營曾經試圖暗殺季莫申科、競選資金丑聞等問題上向尤先科一派發難。

在對待烏克蘭“橙色危機”的問題上，俄羅斯和美國都采取了低調，避免卷入烏克蘭內部爭斗。有分析說，俄希望借此改善俄烏關系，并打擊熱衷“顏色革命”的俄反對派。“顏色革命”是俄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之一，而“橙色危機”將有利于揭穿俄反對派以民主和自由為幌子攻擊俄政府的實質。一些美國智庫認為，從“橙色危機”看，目前來評價“橙色革命”的成果還為時尚早。[19]

吉爾吉斯的政權更迭，導致各政治派別紛爭迭起。吉國內有40 多個合法登記的政黨，還有5000 多個非政府組織，它們不但成分復雜，而且在政權更迭時你爭我奪，擅自占據各種領導崗位，斗爭激烈。特別是，反對派兩大“領袖”巴基耶夫和庫洛夫之間存在分歧。前者代表南方勢力，是發動“顏色革命”的“功臣”；后者則代表北方勢力，因出面制止大規模搶劫和恢復社會穩定而享有盛譽。新總統巴基耶夫與總理庫洛夫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在組閣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的較量，至今也沒有平息。[20]2005 年9 月19 日，巴基耶夫總統將總檢察長別克納扎羅夫解職，而后者是與前總統阿卡耶夫政權進行斗爭的最著名人物之一。僅3天后，吉議員葉爾金巴耶夫遭不名槍手槍擊身亡。這也是半年來第二名吉議員遭暗殺。議員卡拉別科夫稱，吉爾吉斯歷史上從未有過比巴基耶夫更糟的國家治理者。

俄羅斯《專家》雜志9 月26 日發表文章認為，烏、吉出現了“顏色革命”后綜合征。

烏克蘭已經發生的和吉爾吉斯斯坦即將發生的兩個政治危機向全世界表明，“顏色革命”的后果與反對派領導人在推翻前政權時所提出的理想相距甚遠。[21]

為了推翻謝瓦爾德納澤政權，格魯吉亞反對派政黨曾結成“倒謝”統一陣線。謝下臺后，由于國家權力分配不均，其他反對派政黨“工黨”、“統一黨”和“社會黨”對此極為不滿，明確表示不與新政權合作。俄羅斯《晨報》2005 年4 月14 日報道說，格魯吉亞反對派準備向總統薩卡什維利發起堅決斗爭。此外，格新政府還要面對阿布哈茲、南奧塞梯、阿扎爾三個地區分離傾向嚴重的挑戰。由于此問題有俄羅斯的背景，所以肯定是一場長期的、復雜的斗爭。

第四，在對外政策上發生顯著變化，新領導人由最初的露骨的親美路線轉而實行比較務實的、平衡的外交政策，特別在與俄羅斯的關系上出現明顯的改善跡象。這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表現得比較突出，吉爾吉斯在外交上則一向比較注意在與大國關系上保持平衡。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說到底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在短時間內，由于當權者某種特殊的政治需要，國家對外政策的走向可能與國家利益出現一些偏差，但最終還是要回到符合國家利益的路線上來，否則必將面臨災難性后果，導致國家失敗和領導者個人政治前途的毀滅。“革命者”和“國家領導人”是兩種不同的角色，當事人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具有本質的不同。當反對派領導人一躍而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時候，過去那種簡單的思維方式（比如敵人主張的我都反對）和口號式的政治主張（比如反俄親美）必然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對外政策回歸到比較務實的、平衡的路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某些規律是不能忽視的。“地緣政治中存在著明顯的邊際效應，它可表述為：一個對你友好并給你帶來利益的國家，會由于它是你的鄰居而使這種利益倍增：同樣的,一個對你不友好并給你帶來損害的國家，會由于它是你的鄰國而使這種損害也倍增。地緣的遠近在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22]中國古話說得好，“遠親不如近鄰”，小國在大國戰略爭奪的夾縫中實行“遠交近攻”的戰略是非常危險的。“顏色革命”實現了政權的更迭，卻無法改變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后顏色革命”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親近西方的同時，出于安全考慮和對俄羅斯能源、市場的依賴，又不得不從現實出發與俄改善關系。

尤先科上臺后大力奉行親西方外交路線，首位總理季莫申科在職期間從未訪問過俄羅斯。然而，作為負責任的領導人，顯然不能低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影響力。多數烏克蘭人都能收到俄羅斯國家電視臺等俄國媒體的節目，此外烏克蘭非常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一旦俄羅斯切斷能源供應或者抬高能源價格，對烏克蘭來說都意味著經濟危機。2005 年9 月30日，新總理葉哈努羅夫首次出訪就奔莫斯科，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克里姆林宮傳遞一個信號，即烏克蘭新政府希望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系。葉哈努羅夫１９４８年生于俄羅斯西伯利亞的薩哈－雅庫特自治共和國。葉哈努羅夫從來不掩飾自己的俄羅斯情結。他表示，將積極謀求與俄羅斯改善關系，參與獨聯體范圍內統一經濟空間的活動等，同時依然重申了政治上謀求與歐洲一體化的國家戰略。尤先科總統最近表示，新政府是最務實的一屆政府，有信心處理好面臨的種種問題。

格魯吉亞新政府執行了一條完全親西方的外交路線，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的第一個重大步驟就是促使俄羅斯撤出在格魯吉亞的軍事基地。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它在格魯吉亞的4個軍事基地。目前兩個基地已撤除，但雙方在其余兩個基地撤除時間問題上長期爭執不下。第二個步驟是加大與北約尤其是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力度,培植本國安全部隊的保衛能力。現在格魯吉亞軍隊的核心是由美國教官培訓的部隊。這本身就顯示了格魯吉亞一邊倒的安全政策。與此同時,格魯吉亞顯示了強烈的加入北約的興趣。第三個步驟是加強與同樣發生“顏色革命”的獨聯體國家的戰略合作,共同構成對獨聯體的離心力量。[23]俄對格魯吉亞局勢始終保持高度關注，并以各種手段確保其既得戰略利益，不會甘心和容忍美國獨自控制格魯吉亞。在格魯吉亞政權更迭后俄羅斯加強了與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南奧塞梯、阿扎爾三個民族分離地區的政治聯系，邀請三地領導人到莫斯科磋商，并加大對三地的經濟支持，以此增加制約格新政權的籌碼。格魯吉亞新政府要想解決三個民族分離地區的問題就離不開俄羅斯。俄媒體評論說，盡管薩卡什維利有美國的支持，但離開了俄羅斯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薩卡什維利2005年5月25日表示，俄軍事基地撤除后，格魯吉亞永遠不會成為其他國家軍隊的通道或戰略基地。5月30日，兩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后簽署協議，宣布俄羅斯將于2008年最終完成俄駐扎在格魯吉亞的兩處軍事基地的撤除工作。薩卡什維利指出，格俄就俄撤出軍事基地達成協議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這一協議符合雙方的利益，有助于使兩國關系結束緊張狀態，從此走上新的軌道。基地問題的解決為格俄雙方改善關系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吉爾吉斯斯坦是東西方激烈爭奪的重要舞臺，而且是中亞惟一既有美軍基地又有俄軍基地的國家。面對外部勢力的爭奪，吉政府力求兩面討好，在俄美之間搞平衡，企圖為國家獲取最大利益。吉新政權的領導人，過去曾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據報道，巴基耶夫在2004年3 月曾應美國國會邀請而率團訪問華盛頓，與美國“共商”吉政黨建設及議會和總統選舉問題。但是，他們在奪取政權后并未實行“親美反俄”政策，反而強調要與俄保持友好關系。2005 年4 月12 日，臨時外長奧通巴耶娃在訪問俄羅斯時鄭重承諾：吉爾吉斯新政府將把發展與俄羅斯、哈薩克等獨聯體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作為吉外交政策首選。同時，新政權也不可能一頭扎進俄的懷抱。庫洛夫說，吉是一個小國，沒有權力對美國說“是”，對俄羅斯說“不”，反過來也一樣。他還說，“美國人給我們錢，但俄羅斯人給我們工作。吉公民從俄帶回來的收入占國家預算的將近一半”。2005 年7 月，吉新政府也曾敦促美國政府盡快制定從中亞地區軍事基地撤離的軍事時間表。此事令美國政府大為光火，因為美國在吉爾吉斯的軍事基地是被“顏色革命”推翻的阿卡耶夫總統批準建立的。不久，在美國的威脅利誘下，例如美國答應提供2 億美元（相當于吉全年國家預算的60%）的長期無息貸款，吉政府很快改口同意美軍繼續駐留。2005 年7 月26 日，巴基耶夫在與到訪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會談后表示，美在吉空軍基地的存在期限將根據阿富汗局勢的發展并在兩國雙邊關系框架內加以確定。顯然，吉爾吉斯要求美國制定撤軍的最后期限只是提高對美國的要價，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援助。可見，吉現政府執行的是一個務實的、平衡的外交路線。然而，要在大國夾縫之中求生存和謀利益，實在很不容易，關鍵是要在俄美之間找到平衡點，否則就會遭到兩面夾擊。

在“后顏色革命”國家的對外政策逐漸調整的同時，俄羅斯也在反思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問題上的失誤，重新確立了自己的獨聯體政策。2005 年８月１６日俄羅斯副外長卡拉辛在《俄羅斯報》發表的訪談中闡述了俄羅斯的獨聯體政策：俄反對通過暴力形式實現獨聯體國家民主化，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地區局勢動蕩和極端主義勢力抬頭；獨聯體國家都面臨著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以及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毒品貿易的任務，俄羅斯將努力捍衛本國在獨聯體地區的利益，俄這方面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與獨聯體其他國家的利益相吻合；由于一些客觀原因，俄羅斯在獨聯體一體化進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俄不會迫使其他獨聯體國家做出有損它們本國利益的事。俄羅斯的政策調整顯然也將從另一方面推動這些國家恢復和發展與俄羅斯的正常關系，從而適當抵消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和控制。

2.“顏色革命”浪潮將沖向哪里？

“顏色革命”在獨聯體國家中是否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引發連鎖反應？從政界、學術界和國際輿論的分析中來看，基本上沒有人認為“顏色革命”浪潮已經結束。布什2005 年5月18 日在華盛頓國際共和政體協會發表講話時說，格、烏、吉三國的“顏色革命”“僅僅是開始”，在中亞、高加索和中東地區，今后還會有更多的“顏色革命”。很多國家的反對派受到格、烏、吉三國“顏色革命”成功的鼓舞，發誓并堅信能夠仿效這些國家的革命模式推翻現政權。

有外國學者對塞爾維亞（2000）、格魯吉亞、烏克蘭的民主“革命”的成功進行了總結，歸納出7 條共同的要素：第一，半獨裁而不是完全的獨裁政權；第二，當權者不受歡迎；第三，聯合并很好地組織起來的反對派；第四，具有快速的使人相信選舉結果被弄虛作假的能力；第五，足夠的獨立媒體向國民傳達選舉舞弊的信息；第六，反對派具有動員大規模抗議示威的能力；第七，軍隊、警察等國家強力機關的分化。[24]這些分析對我們觀察“顏色革命”的發展趨勢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筆者認為，簡單地說，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一般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從理論上講已經在憲法層面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軍隊實行了國家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仍然處于某一黨派或個人長期的威權政治統治下；第二，國內經濟發展緩慢，官場腐敗，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反對派擁有足夠多的、可利用的攻擊當權派的借口和發動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的社會基礎；第三，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長期滲透，各種“草根性”政治組織大量存在。另外，美國和西方國家政府的支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量，但這只是發生“顏色革命”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就屬于這種情況。

據此，從已經掌握的情況看，盡管俄羅斯現政府對“顏色革命”比較警惕，但是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俄羅斯難以發生“顏色革命”。[25]從“顏色革命”浪潮的發展態勢和美國“民主擴展”戰略來看，最有可能受到沖擊的國家包括：東歐的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地區的阿塞拜疆，中亞地區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

白俄羅斯被西方國家稱為歐洲“最后一個獨裁堡壘”，并且與俄羅斯關系密切。在俄羅斯的西部邊界，基本上所有國家在政治上都已經倒向了西方，白俄羅斯是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抵御西方的最后一塊緩沖地，已經成為急于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的美國和西方的眼中釘。美國領導人已經多次表示希望其發生民主變革，對其反對派提供公開的支持。西方國家利用非政府組織顛覆白俄羅斯政府的努力也早已經開始。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目前的統治比較穩固，雖然反對派摩拳擦掌，發動了多次示威游行，但現政府基本上能控制國內政治局勢，是西方民主擴張計劃的嚴重障礙。阿塞拜疆地緣位置十分重要，被美國石油公司視為重要的能源進口基地，同時又是更豐富的中亞油氣資源過境的關鍵地區。2005 年5 月25 日，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道正式開通，哈薩克斯坦也與阿塞拜疆達成協議，可以利用這條管道出口石油。然而，俄羅斯媒體卻提醒說，阿利耶夫和納扎爾巴耶夫也許還沒有意識到，在輸出石油、賺回美元的同時，還可能換來“顏色革命”！石油管線的開通意味著美國將加強對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的控制，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扶植親美派上臺執政。[26]為了控制阿塞拜疆，美國一方面加強與阿當局的合作，另一方面積極展開活動，為在阿推動“顏色革命”做準備。與此同時，外國非政府組織也在加緊活動。在“自由之家”公布的2004 年世界各國言論自由形勢報告中，阿塞拜疆在194 年國家中名列第158 位，并被冠以“不自由國家”的頭銜。正是受到西方明里暗里的支持，阿塞拜疆反對派的活動有越來越積極之勢。阿利耶夫總統盡管不斷受到西方的指責，但目前其政權基礎比較牢固，短時期內反對派實力尚不足以對其構成嚴重威脅。

2005 年5 月13 日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地區發生大規模反政府騷亂，事件雖然反映了了一些民眾對當局的不滿，但制造騷亂者多是與販毒分子、恐怖分子有聯系的武裝分子，不是親西方的民主派。美國與西方國家抓住“安集延事件”不放，譴責烏當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了“屠殺”，并要求進行國際調查。這引起了卡里莫夫總統的強烈不滿，烏當局最終將怒火撒在美軍基地上。7 月29 日，烏外交部向美駐烏使館發出照會，要求美軍在180 天內撤出汗阿巴德軍事基地。8 月26 日，烏議會批準了要求美軍撤出上述基地的決議。很明顯，烏茲別克將成為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重點國家之一。

在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坦最為關鍵，它是中亞最大的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俄羅斯戰略安全的下腹部，地緣戰略位置異常重要。就目前的情況判斷，納扎爾巴耶夫總統顯然不合美國的心意，他與俄羅斯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并正在全力以赴防止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引發“顏色革命”，同時也做出最壞打算，準備以“安集延方式”解決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的現政府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回旋余地較大，控制政治局勢的能力較強，反對派勢力在短期內發動“顏色革命”也不是很容易。總之，以上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備了發生“顏色革命”的基本條件，美國和西方國家也都不遺余力地在政府和非政府層面加緊努力，但“顏色革命”是否能在這些國家發生并取得成功，關鍵要看這些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發展狀況，畢竟，再強大的外因也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注釋：

[1]參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邢驊：《“顏色革命”的冷思考》，載《共產黨員》，2005 年第6 期，第48 頁。

[2] 具體內容參見：《吉爾吉斯事變不是“顏色革命”》，載《瞭望新聞周刊》，2005 年4 月4 日，第14 期，第10-12 頁。

[3] Charles King ,“A Rose Among Thorns: Georgia Makes Good”,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4.

[4] 參見：趙華勝：《原蘇聯地區“顏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1-2 頁。

[5] 轉引自：趙華勝：《原蘇聯地區“顏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3 頁。

[6]王正泉：千龍專稿《吉爾吉斯新政權面臨三大難題》，http://www.qianlong.com/ ，2005 年8 月9 日。

[7]Adrian Karatnycky，“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5.

[8]趙華勝：《原蘇聯地區“顏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4-5 頁。

[9]孫凌云：《“顏色革命”與國際關系專題研討會――黃仁偉、馮紹雷、潘光、沈丁立、趙華勝等著名專家觀點綜述》，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17 頁。

[10]孫凌云：《“顏色革命”與國際關系專題研討會――黃仁偉、馮紹雷、潘光、沈丁立、趙華勝等著名專家觀點綜述》，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18 頁。

[11] 參見：何志龍、趙興剛：《中亞“顏色革命”的根源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載《陜西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 年第2 期。

[12]參見：Michael McFaul,“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 Issue 1, Winter 2004, pp.147-148。

[13]參見：牛新春：《從“顏色革命”看“新布什主義”》，載《參考消息特刊》，2005 年4 月14 日。

[14] 參見：張西明：《美國發動“顏色革命”的十大手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 年5 月19 日；邢驊：《“顏色革命”的冷思考》，載《共產黨員》，2005 年第6 期，第49 頁；南菁：《淺議街頭政治》，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 年第7 期；中國新聞網2005 年5 月14 日電：《指美間諜遍布俄鼓動“顏色革命” 俄出三招應對》；雷達：《傳媒力量強大 美傳媒助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載《人民日報》，2005年4 月3 日。

[15] 譚再文：《“顏色革命”與俄羅斯傳統安全的“窘境”》，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21 頁。

[16] 陳先才：《“顏色革命”與美俄戰略之爭》，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383-384頁。

[17]以上“顏色革命”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還可參見：張發嶺：《世人關注的“顏色革命”》，載《思想政治課教學》，2005 年7-8 期。

[18] 以上數據轉自：常喆：《顏色革命國家未見民主繁榮 正在面臨二次革命》，載《環球時報》，2005 年6 月22 日。

[19] 《烏克蘭內斗美靜觀其變 俄重新審視顏色革命》，載《環球時報》，2005 年9 月19 日。

[20] 王正泉：千龍專稿《吉爾吉斯新政權面臨三大難題》，http://www.qianlong.com/ ，2005 年8 月9 日。

[21] 《烏克蘭與吉爾吉斯出現顏色革命后綜合癥》，新華網，2005 年9 月27 日。

[22]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出版社 , 1998 年1 月第1 版 , 第16 頁。

[23] 譚再文：《“顏色革命”與俄羅斯傳統安全的“窘境”》，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21-23頁。

[24] Michael McFaul，“Transitions from Post 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6, Number 3 ,July 2005,p.7.

[25]參見：孫凌云：《“顏色革命”與國際關系專題研討會――黃仁偉、馮紹雷、潘光、沈丁立、趙華勝等著名專家觀點綜述》，載《國際觀察》，2005 年第3 期，第16 頁。

[26]參見：徐冰川：《美暗借石油管道輸出顏色革命》，國際在線，5 月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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