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篇獻給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一位歷史偉人毛澤東誕辰115周年。毛主席的豐功偉業與日月爭輝，同天地并壽。讓那些害怕陽光的吳牛去喘月，蜀犬去吠日吧！而我們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中國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卻永遠也不會忘記，從來也不需要記起，因為他一直就活在我們的心里（附文如后）。　　

馬文戈

                                 　2009年12月15日　　　

關于“毛粒子”的歷史述評　　

自近代以來，人類對微觀世界的認識史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們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和“毛粒子”（亦稱夸克）。“毛粒子”作為構成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物質組份的稱謂，是由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美國物理學家格拉肖提出來的。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毛粒子”既是現代粒子物理學上的一朵香飄四海的奇葩，又是《矛盾論》思想在現代物理學前沿問題上的成功運用和輝煌驗證，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種理論升華和發展。因為它不僅彰顯于自然科學領域，同時也彰顯于社會科學領域，特別它的社會主義辯證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策略思想，將永遠光照千秋,啟迪后人。學習和掌握“毛粒子”，對于我們發揚自主創新精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世界科學史上的千古奇觀和缺憾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時，參加國際物理學第七屆年會的物理學家們，在大會上集體起立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美國物理學家格拉肖做大會發言，他在回顧了物理學家們逐層深入地研究物質結構和基本粒子的歷程之后，提議說：應當“把組成物質（基本粒子——筆者注）這些所有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以紀念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性”。兩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國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國際社會和科學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的物質組份命名為“毛粒子”。他說：構成基本粒子下一個層次的物質組份，既不應當稱為層子（當時中國物理學家們的稱謂），也不應當稱為夸克（美國物理學家蓋爾曼等人的稱謂），而應當稱為為“毛粒子”。因為這一世界科學史上的重大發現，“是與毛澤東主席的哲學思想分不開的”。格拉肖還現身說法，講述了他自己對強子結構的認識轉變過程。他說：在毛澤東生前我和溫伯格·薩拉姆（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物理學家）曾經兩次訪問過中國。每一次都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并同他一起討論基本粒子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這樣一個現代物理學的前沿問題。毛澤東主席總是認為基本粒子還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矛盾，在理論上是可以再分的這樣一種哲學思想，而我自己和薩拉姆兩個卻堅持不同意見，認為基本粒子只是一種數學上的點狀物，它們是不可能再分了。現在的事實是，新的物理實驗已經把基本粒子分開了，毛澤東主席的科學預見已被證實為真理，它改變了我和像我一樣曾經有過錯誤認識的人。最后格拉肖向記者們表示，他將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毛粒子“的研究工作中去。　　

每一個讀過格拉肖這篇講話的中國人，都不能不產生一種肅然起敬的心情。一是為科學家的老實態度，二是為毛澤東的崇高和偉大。眾所周知，毛澤東并不是自然科學家，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理論家和戰略家，但他卻能以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矛盾論思想，打破自然科學上的形而上學粒子觀，為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指明前進的方向，并為此而傾倒和折服了一代著名的物理學家。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科學史上的千古奇觀！眾所周知，在近代世界科學史上，中國人是一個空白。現代以來，又有幾個中國科學家的名字被寫進世界科學史呢？有也不多。所以格拉肖關于“毛粒子”的命名和呼吁，決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榮譽問題，而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的智慧、成就和驕傲。可惜，由于當時的中國政情變化，忙于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格拉肖關于“毛粒子”的科學命名和呼吁沒有進行響應。中國科學界禁若寒蟬，不聞不問。致使本來可以榮登榜首的“毛粒子”提名，名落孫山。反倒使美國物理學家蓋爾曼的夸克說摘走了桂冠。這又不能不說是世界科學史上的千古缺憾！　　

蓋爾曼關于基本粒子內部結構的夸克模型，不僅在先進性上比中國物理學家提出的層子模型稍遜風騷，而且在提出的時間上比“毛粒子”也整整晚了九年。中國物理學家之所以能提出層子模型理論，與毛澤東的《矛盾論》思想影響分不開，原創思想的確屬于“毛粒子”。首先，在“毛粒子”的思想影響下，中國物理學家們提出的層子模型，是用波函數理論來描述強子束縛的性質及其內部的層子運動，并為后來的高能物理實驗所證實。而蓋爾曼的夸克模型則是建立在非相對論的基礎上，它只能描述運動速度不很大的物理過程，尚未脫離宏觀低速范疇。其次，蓋爾曼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修改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復合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而“毛粒子”的思想早在1955年1月就明確提出來了。當時毛主席向中國科學家提出：“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那么質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組成的？質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現在的實驗雖然還沒有證明，將來實驗發展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此后，毛澤東又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談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問題。他以原子為例分析說：“在原子里頭充滿矛盾，有原子核和電子的對立統一，原子核里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總之，對立統一無往而不在……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這表明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共產黨領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他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所持有的辯證粒子觀，他的話如同一聲轟擊形而上學粒子觀的政治春雷。當然，毛澤東堅持的是列寧的觀點。列寧早在1908年問世的哲學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就指出：“電子世界也是不可窮盡的”。然而，從1908年到1957年，當世界歷史過去了半個世紀，而物理學家們又在重復歷史上的舊錯誤，認為基本粒子不可分，和沒有自己的內在矛盾和結構的時候，在這樣一個科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毛粒子”的提出，便不僅具有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具有打破形而上學粒子觀的科學意義。列寧和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物理學發展史上的弄潮兒，能夠正確地評價重大科學發現的哲學意義或為躑躅不前的科學研究指明前進的方向，這一切都與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分不開的。在21世紀科技發展的時代大潮面前，我們要想實現科教興國和自主創新的方針，攀登世界科學的巔峰，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科技發展的領軍人物，如果丟掉了“毛粒子”，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二）“毛粒子”對現代科學發展的巨大推動和鼓舞作用　　

1955—1965年，在10年多的時間里，毛澤東曾經以自己的政治威望和思想影響，組成了一個以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為主體的世界科學家群體，向形而上學的粒子觀宣戰，向基本粒子的內部世界進軍。他不僅直接組織動員中國科學家來進行這一理論工作，而且利用一些外事活動宣傳他的“毛粒子”思想（前面已引述過的材料，下面不再重復）。1963年8月，他詳細地研究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欣賞文章所闡明的觀點，稱贊作者是辯證唯物主義者。　1964年1月17日　他在接見來訪的斯特朗等人講：“什么都是可以分開的。譬如說，過去認為原子不可能再分，后來科學發達了，知道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電子，后來又進一步認識原子核還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復雜得很，可以分為好多部分。電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論上是可以分開的，雖然我們對電子世界知道很少，科學家還沒有把它分開，但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已經說過，電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得這門科學，但我相信這個道理。科學是無限的。無限大的世界和無限小的世界，都有無限的工作可做”。同年７月２日，他在接見哥倫比亞外賓的談話中又說：“世界上沒有什么不分化的事物。大體上凡是一個統一體，總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不然的話，又怎么能成為一個社會、一個統一體呢？小到拿原子來說，原子也是由原子核和電子這兩部分組成的。現在物理學家說，原子核也是由多種物質組成的，有１４種之多，這些名詞也許翻譯起來不好翻，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原子核中重的部分的６種，另有輕的部分的６種。”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頻繁地接見美國物理學家格拉肖和薩拉姆，接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和吳健雄，接見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接見來北京參加物理學會議的亞非拉和澳大利亞的物理學家們，談論的問題內容之一就是微觀粒子的可分性，無限小的世界也是對立統一的。　　

在國內，　1964年8月14日　，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中指出：“列寧說過，凡事都可分。舉原子為例，不但原子可分，電子也可分。可是從前認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近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至于原子核和電子可以分開，早就發現了。電線傳電，就利用了銅、鋁的外層電子的分離。電離層，在地球上空幾百公里，那里電子同原子核也分離了。電子本身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有工作可做，一萬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聽了些說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賞《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沒有看過這樣的文章。他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引了列寧的話。”同年　8月24日　，毛澤東在同周培源和于光遠的談話中又說：“今天找你們就是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說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電子是可分的。他這么說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的。……世界是無限的，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電子也可分……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無窮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個科學就不會發展了。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盡的，我們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什么東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來說宇稱守恒，后來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說它不守恒。質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這樣？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變、不變，又變又不變，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還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變，物理學也在變。牛頓力學也在變。世界上從原來沒有牛頓力學到有牛頓力學，以后又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這本身就是辯證法。”在毛澤東思想影響下，《紅旗》雜志1965年第6期刊載了坂田昌一的文章《關于基本粒子觀的對話》（依據日文重新譯出上面提到的文章━━筆者注），并且加了一個長長的按語。按語概括了毛澤東關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一系列談話的基本內容，以及恩格斯、列寧關于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引發了中國科學界和哲學界的廣泛討論。《紅旗》1965年第9期還發表了討論專輯。與此同時中國科學界成立了由39人參加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論組，撰寫了42篇科研文章，先后在《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和《原子能》雜志上發表，使中國的粒子物理學在理論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矛盾論》的思想和方法，不僅使我國的粒子物理學的研究工作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而且使我國科學家的發明創造猶如競相盛開的花朵，在各個領域大放異彩。在天體物理學上，南京大學教授戴文賽提出了劃分宏觀和宇觀的新理論，使人們的科學景觀從微觀和宏觀兩個物質層次發展到微觀、宏觀和宇觀三個層次。（后來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又把它發展到渺觀、微觀、宏觀、宇觀和脹觀五個層次。）在地質學上，我國著名科學家李四光創立了地質力學理論，不僅拋掉了“中國貧油論”的帽子，而且對于探礦、地震預測和開發利用地下水以及地熱資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在生物學上，我國著名生物學　家童第周　教授與美籍華人科學家牛滿江合作，在生物遺傳學的研究中，把鯽魚卵細胞的細胞質注入金魚受精卵里去，發育出具有鯽魚特征的單尾小金魚來，并且在鯉魚和金魚、蠑螈（兩棲類動物）和金魚的類似實驗中，也獲得了同樣的成功，從而打破了只有細胞核才有染色體，而細胞質里沒有生物遺傳基因的片面觀點。它說明細胞核和細胞質作為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是互相滲透和激蕩的，細胞質里也有生物遺傳基因。在數學領域，年輕數學家楊樂和張廣厚在函數值分布理論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發現了虧值和奇異方向這兩個主概念之間的具體聯系公式……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在基礎科學研究突飛猛進、捷報頻傳的同時，我國的“兩彈一星”研制成功，創造了六、七十年代的輝煌，使我國的尖端科學在世界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63頁）《矛盾論》和“毛粒子”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奮斗不息的最高精神成果，也是我們今后攀登世界科學高峰和實行科技興國的最可寶貴的思想財富。珍惜毛澤東的這份遺產，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揚光大，是我們立國興邦的必要思想條件。　　

（三）“毛粒子”——《矛盾論》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思想升華　　

“毛粒子”不僅是《矛盾論》思想在自然科學前沿問題上的成功運用和輝煌驗證，同時也是《矛盾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升華，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豐富和發展。　　

十九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二十世紀初期列寧通過十月革命把它從理論變成了一種現實的社會制度。而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它有沒有自己的矛盾呢？如果有，那么它的性質、內容及其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又是什么呢？這就是社會主義辯證法所要研究的客觀內容和課題。列寧因為英年早逝，沒有完成這個理論課題，斯大林因為思想上的形而上學，又缺乏解決這個理論課題的能力。這樣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辯證法的重任便歷史地落到了毛澤東的肩上。而毛澤東不僅具有馬列主義的深厚理論修養，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多年，并且耳聞目睹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種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蘇聯發生和平演變的沉痛教訓，所以毛澤東也具有創立社會主義辯證法的主觀能力和客觀條件。　　

 “毛粒子”作為《矛盾論》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思想升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批評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思想。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象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各種事物都有兩個對立的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又互相轉化。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說：象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的。這就是說，這些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也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列寧《戰爭與和平》）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了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了和平？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能互相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成了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斗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文化界，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節347-350頁）　　

我們說，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而《矛盾論》則是它的豐富和發展。因此，毛澤東從對立統一規律的高度來批評斯大林的形而上學觀點，可以說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和要害。毛澤東批評的不是具體的方針政策，不是枝節之論。從毛澤東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形而上學主要表現在：一是他割裂了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的相互關系，不能在斗爭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斗爭。二是他抹煞和否定了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和轉化。三是他不知道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中，矛盾雙方的地位是不同的，它們有主有次。而事物的性質正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這第三點正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　　

斯大林的形而上學錯誤不僅表現在理解和把握對立統一規律的片面性上，還表現在他沒有把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和方法貫徹到底，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為此毛澤東批評說：“斯大林在一個長時間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同上書，第356頁）1936年蘇聯憲法頒布后，斯大林便抹煞和否定蘇聯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把蘇聯社會內部出現的階級矛盾和斗爭統統歸之于帝國主義的顛覆和破壞活動，從而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斯大林的形而上學，則是他的這種政治錯誤產生的思想認識根源。　　

2、堅持和發展了社會主義辯證法理論　　

關于社會主義辯證法，列寧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對抗消滅了但矛盾仍然存在著，斯大林則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而毛澤東堅持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思想，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理論。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能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生產不斷擴大”，以“逐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毛澤東不僅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而且指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同它們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在基本適應的同時，又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性質不同，所以其解決矛盾的方法也不一樣。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必須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通過群眾民主的方法，去有組織有步驟地加以解決，而不能采取用來對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那種暴力革命的方法。　　

毛澤東在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解決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具體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并把它們概括為兩大類，即敵對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經常和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說：“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生的一面……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5頁）毛澤東指出，對于敵我矛盾要用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對于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說服育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也就是說，“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毛澤東還指出，兩類不同的矛盾有時會發生相互轉化。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要使之激化，同時要提高警惕，防止敵人利用群眾進行搗亂和破壞活動。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辯證法，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求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法的方法來看待和處理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他號召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2頁）在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非常重視和強調我國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重視和強調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重視和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存在，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頁）“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當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當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當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同上書《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417頁）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實際情況，制定和提出了解決這些矛盾和斗爭的方針政策。諸如發展科學和繁榮藝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待各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及“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或政策等等。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辯證法在批評斯大林的形而上學的同時，還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他指出：“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它看成僵死的東西，就是教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417-418頁）“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同上書，《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392頁）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辯證法，在經過20世紀60年代初那場批判和反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以及我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洗禮之后，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危險是什么，這樣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社會矛盾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危險。后來通過“文化大革命”，他又在1974年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直接改稱為“黨內資產階級”，并對其作了經濟上的分析。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資產階級的法權殘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產生形成的溫床和安樂窩。對毛澤東的這個科學論斷，也象對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一樣,至今仍然見仁見智，毀譽參半。然而有一點卻是任何人也否定和抹煞不了的基本事實，這就是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土崩瓦解十六七年之后的今天，毛澤東關于走黨內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危險的著名論斷，已經成為被社會實踐所證實了的客觀真理，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共識。從赫魯曉夫到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流，他們都是前蘇聯共產黨和國家的當權派或高級干部，都曾在斧頭和鐮刀的旗幟下信誓旦旦地表示過：要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生。但是當他們一經攫取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后，便公開露骨地復辟資本主義制度，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勞動人民。他們的這種倒行逆施，向世界的歷史和未來表明：他們就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義義分子，和貨真價實的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如果不把他們叫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那么又該叫他們什么呢？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早在生前就看到了他們的骨頭，看透了他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本性。所以,他早在自己親自主持撰寫的中共中央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蘇聯社會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赫魯曉夫篡奪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以后”，“實行了一系列修正主義政策，使蘇聯的資本主義勢力急劇膨脹起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在把蘇聯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蘇聯人民面臨喪失社會主義成果的嚴重危險”。“赫魯曉夫掛起假社會主義的招牌，他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的修正主義真面目”。“如果說，偉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國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正面的經驗，打開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那么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卻是提供了最反面的經驗，使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吸取防止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教訓。”在迄今為止42年以前的毛澤東看來，蘇聯社會已經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赫魯曉夫就是它的政治代表。這個特權階層也就是迄今為止41年以前毛澤東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迄今為止32年以前毛澤東所指出的黨內資產階級。正是這樣一個社會特權階層、黨內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才使蘇聯的黨和國家改變了顏色，發生了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場易幟變質的“戲劇性”變化。而無視這一基本事實，至今仍然還在那里批判否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辯證法，批判否定毛澤東關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危險這樣一個科學論斷和預見的人，其自身如果不是政治盲人，那就一定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這難道不是歷史辯證法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確結論嗎？　　

3、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　　

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是什么？在馬列主義著作中沒有明確論述，在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中，雖然也提出過一些關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在戰略上要“以少勝多”“輕視敵人”，在戰術上要“以多勝少”“重視敵人”，不然“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等等重要而深刻的思想，但是，這些思想或者屬于政治論斷或者屬于軍事論斷，它們都沒有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兩重性進行系統的矛盾分析，沒有把這種軍事和政治的戰略戰術建立在矛盾分析之上。而到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根據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的新情況和新特點，進一步總結他在民主革命時期所創立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戰略戰術，使之系統化和理論化，上升到辯證歷史觀的高度，從而形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即“毛粒子”思想。　　

　1958年12月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利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他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他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和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后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著人民的決死斗爭的時候，也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斗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過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和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一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一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0頁）從毛澤東的這種精辟透徹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是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兩重性及其矛盾分析為其邏輯前提的。因為它們是紙老虎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戰略上和整體上藐視它們；否則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時又因為它們是真老虎，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戰術上重視它們，如果我們在戰術上和具體斗爭的問題上不重視它們，就要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只有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制高度點之上的戰略戰術，才能稱其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才能稱其為“毛粒子”。在“毛粒子”看來，不論是在整個人類社會階級斗爭的歷史上，還是在當前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一切壓迫剝削階級，一切帝國主義或反動派，在人民群眾這個歷史創造者面前，其產生和滅亡都是一個由真老虎到紙老虎的矛盾轉化過程，而歷代人民群眾的不屈不撓的斗爭，則是把真老虎變成紙老虎的決定力量。　　

毛澤東對于自己所創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曾經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從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過生動而深刻地論述。　1957年11月18日　，他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斯、恩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人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就是吃飯也是如此。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吃飯：這頓飯我們能夠吃下去。但是具體地吃，卻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策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矛盾論》內涵和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底蘊。只有作為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后一位歷史偉人的毛澤東，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理論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才能把它創立出來，這并不是任何別的什么階級及其代表人物所能覬覦得了的。　　

在當前國際和國內的斗爭情勢之下，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不僅對于中國人民，而且對于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革命人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我們要繼承毛澤東的未竟事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只有學習和掌握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戰略和策略思想，才能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內外政策，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以克服和避免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并挽狂瀾于既倒，不做任何大國的附庸，在多極世界中仰俯自如，獨領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時代風騷。　　

（四）“毛粒子”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毛粒子”作為《矛盾論》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豐富和發展，雖然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但在運用中也發生過一些比較嚴重的偏差和錯誤。這種矛盾現象使不少人感到困惑，以致于影響到對待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正確態度。所以弄清楚“毛粒子”和毛澤東晚年錯誤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為此我們要解決以下幾個思想認識問題。　　

1、要弄清楚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是辯證的統一，而不是直接的等同。在理論和實踐的矛盾關系中，斗爭性是絕對的和無條件的，而同一性則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暫時的和易逝的。由于斗爭性的絕對性，所以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是大量普遍的現象。這種分離有兩種基本情況：一是理論脫離實踐，二是實踐背離理論。實際情況究竟屬于哪一種，應當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般而論。因為實踐對于理論的基礎地位和決定作用，人們往往強調理論脫離實踐，而對實踐背離理論通常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在“毛粒子”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相互關系中，也是這樣，許多人看不到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正是由于他的某些實踐活動背離了他的“毛粒子”理論造成的。20世紀80年初，從周揚和王若水所炮制的“認識三段論”，到張明抹煞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之間的絕對相對關系，都試圖從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毛粒子”來尋求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結果無不滑向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自由化思潮。　　

2、要弄清楚理論，特別是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指導實踐時，首先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轉化為一種指導實踐的具體思想，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而在這個轉化和結合的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經常會發生各種性質不同的錯誤和問題，出現極為復雜的情況。從實踐背離理論這種情況來說，就有世界觀和方法論雖然正確而路線不一定正確，黨的路線雖然正確而具體的方針政策不一定正確，方針政策雖然正確而廣大干部群眾的行動和執行則不一定正確等種種情況。這也就是說，在理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各個層面和環節都可能發生錯誤，對此必須予以具體分析。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我們應當按照人的標準來看待他，不能要求他完美無缺和全知萬能。應當分清他的錯誤，是屬于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呢?還是屬于路線政策方面的,抑或屬于領導責任方面的呢？過去和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利用毛澤東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錯誤，利用毛澤東在工作中應負的領導責任，來批判否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否定他的社會主義辯證法和“毛粒子”思想。　　

我們不能因毛澤東在實踐中的政策和策略錯誤，而否定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毛粒子”。因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從理論與實踐的相互關系來看，是他的一些實踐活動背離了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3、要弄清楚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有其相對性的一面。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社會實踐，不能證實或駁倒所有的思想觀點。為此毛澤東在講到實踐對理論的檢驗時指出：“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斗爭是如此。在社會斗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會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這里，毛澤東同志對實踐標準進行了具體分析，他實際上把人的思想認識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種，指出了實踐在檢驗社會科學真理時的更為復雜情況和相對性的一面。這對于我們正確理解“毛粒子”和毛澤東晚年錯誤之間的關系，堅持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無啟迪意義。　　

4、要知道即使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在錯綜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也難以完全避免理論和實踐相分離的情況。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西歐革命風暴之后，曾斷言歐洲革命不久便會發生，但在預期內并沒有發生。所以他們只好把自己的論斷改為，在下一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之前，新的革命是不會到來的。1870年秋天，馬克思反對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而當第二年三月革命毅然爆發時，馬克思又積極參加，并在革命失敗后，滿腔熱忱地頌揚巴黎工人在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歷史主動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本領，總結公社的斗爭經驗和教訓。《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的杰作，但在其第一部分第一句話就表達得不夠準確，以致于恩格斯后來不得不把“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注釋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犯過政策和策略上的錯誤。我們能因為這些錯誤和失誤，而抹煞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嗎？不能。　　

在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史上，從來就有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的說法。毛澤東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出，在反對傾向的斗爭中，要防止和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利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生的一些認識上和路線政策上的錯誤和問題，而批判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政治經濟制度。把實踐背離理論顛倒為理論脫離實踐，以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深淵，這是資產階級政客、學者　和　教授們心照不暄的共同伎倆。而馬克思主義者則不會因人廢言，不會因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策和策略錯誤，而否定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這方面，列寧為我們做出了學習的榜樣。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上，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功過是非毀譽參半的人物。列寧稱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孟什維克”，認為他集理論上的“激進主義”和實踐上的“機會主義”于一身（《列寧全集》第21卷第82頁）。普列漢諾夫最早在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對于豐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和在俄國創立共產黨做出過重要貢獻。但從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到1918年5月，他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卻又反反復復地站在孟什維克一邊，反對列寧的革命路線，反對十月革命。盡管如此，列寧并沒有否定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上的正確性。當有人利用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錯誤而否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時，列寧則挺身而出，為他進行辯護。直到1921年，列寧還向年輕的共產黨員指出：“不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有覺悟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著作。”（《列寧選集》第4卷第453頁）列寧指示說，要把普列漢諾夫的所有哲學著作作為專集出版，并“列為必讀的共產主義教科書，因為它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普列漢諾夫的歷史功績比毛澤東不過是滄海一粟。毛澤東有蓋世之功，他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締造者，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定義。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還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鄧小平語）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已化作中華民族的靈魂，毛澤東的豐功偉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里程碑。我們決不應該因為他的晚年錯誤而漠視和淡忘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毛粒子”，也決不允許有人用什么“系統論”、“發生認識論”和“實踐哲學”等等西方哲學思想來取代或偷換毛澤東哲學思想和“毛粒子”。“非毛化”不得人心，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將導致亡黨亡國。蘇聯的前車之覆，當為后來者之鑒。　　

（五）事實勝于雄辯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1958年的“大躍進”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對此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但是毛澤東并沒有搞唯意志論，主張主觀決定客觀，意志決定一切。相反，他對“大躍進”中發生的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及其高指標、浮夸風、瞎指揮和命令主義曾經作過多次反復地批評和抵制。例如：　　

（1）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唯物論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的主觀世界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主觀反映客觀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實，在實踐中反復無數次才能完成。他還說：我們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論。究竟思想、觀點、理論是從哪里來的呢？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世界所固有的規律，人們反映它，不過是比較合乎客觀情況。任何規律都是事物的一個側面，是許多個別事物的抽象。離開客觀的具體事物，哪還有什么規律？所謂盲目性，就是對客觀的必然性不認識，因而也沒有自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不了解客觀世界，就是客觀世界的奴隸。他還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說明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他說：完整的體系只能在后來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毛澤東一方面鼓勵大躍進，但同時感到黨內有虛報、浮夸的問題。為此，他說：建設速度是客觀存在，凡是主觀客觀能辦的，就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去辦，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高指標沒有措施，那就不好。總之，要有具體措施，要務實。務虛也要，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好的，但沒有措施不好。我很擔心，在這種熱潮下，可能被沖昏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他提出要把過高的指標壓縮一下，計劃指標要切實可靠，要留有余地。毛澤東為什么認為有虛報和浮夸而又不讓公開去擋呢？因為他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是右傾保守，若公開去擋，就會給群眾潑冷水。　　

（2）1958年4月，他在漢口會議上講，今后《人民日報》不要輕易宣傳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種了幾棵樹就算綠化了，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輕易宣布“四無”，將來變成“四有”城市怎么辦？做事要留有余地，宣傳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沒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傳工作要務實：一要深入，二要細致，三要踏實，不要光宣傳指標。　　

（3）　1958年8月13日　，毛澤東去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時，對有的領導干部匯報畝產10萬斤，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信”。王說，這是農村工作部長親自來驗收的。毛澤東還是搖頭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軍隊站崗放哨，單收單打，看住人不往里攙假才能算數。”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和菜的奇跡是怎么創造出來的，他置之以笑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4）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徐水縣把豬集中起來，讓參觀的人看的做法。他提出要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浮夸。為此，他在12月召開的武昌會議上講：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項沒有假，有真必有假，沒有假的比較哪有真的。現在問題的嚴重不僅在于下面作假，而且在我們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領導相信就危險了，要有清醒的頭腦，對于下面報上來的成績要打折扣，三七開，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甚至百分之百假。當時有人估計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有九千億斤，毛澤東講，最多七千四百億斤，把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他提出，在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中，要把做假這個問題單寫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5）　1958年11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破除迷信，現在有一些人把科學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經濟工作一定要越搞越細密，越深入，越實際，越科學。他還從哲學上、思想方法上講了冷熱結合的問題。　　

（6）　1958年12月1日　，他寫文章說：“同志們，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同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同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愿意作分析，只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斤斗，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另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觀潮派，算帳派屬于這一類人。對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　　

（7）1959年2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關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觀符合客觀法則？列寧說，俄國的革命熱情與美國的求實精神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客觀法則要研究它，認識它，掌握它，熟練它。斯大林對這個問題講了很多，但不照著去做，不按比例。”毛澤東還提出了兩種主觀能動性的區別。他說：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是保守。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它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能動性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就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符合實際的。凡是違反客觀規律就要受挫折。這種區分是針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而講的。　　

（8）　1959年4月29日　，為了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浮夸風、瞎指揮和命令主義，毛澤東給全國省、地、縣、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干部發了一封信，提出要講真話的問題。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講不合實際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要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信的最后寫到：“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里講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9）　1959年6月13日　，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討論經濟問題。他說：一些指標，定得那么高，使我們每天處于被動地位，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都是我們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不認識。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明年指標切不可定高。會議把1959年的鋼指標降為一千三百萬噸。（以上資料或史實，均引自許全興著《為毛澤東辯護》一書）　　

在這里，我們總共引述了毛澤東自1958年3月成都會議至1959年6月在大躍進中的九次講話或書信，其中包括在中央武昌、漢口、和鄭州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和兩次視察中的談話，以及直接發到全國農村生產小隊長以上干部的信，這些講話或書信講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及其高指標、浮夸風、瞎指揮和命令主義的。從這些講話或書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大躍進”中，即使在政策和策略發生錯誤的時候，毛澤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沒有離開唯物論、辯證法和“毛粒子”。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能在“大躍進”之后不久，于1963年5月寫出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這樣一篇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論文。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總結包括“大躍進”在內的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并且強調指出：“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并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一貫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編造謊言，想要從根本上打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他們已經在政治思想上陷入了實用主義的萬丈深淵。他們只能在自己開設的道場上玩弄玄虛，在自家的歌舞廳里賣弄風騷。他們作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叛徒，已被或將被人民所唾棄。他們作為一切假惡丑勢力的總代表，永遠也進不了歷史的神圣殿堂。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懺悔，便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唯一可能的結局。　　

稿就于1997年六月下旬　　

改定于　200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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