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整個中國改革的過程，說得不好聽，是個“洗錢”的過程，那就是如何將公共資產洗成私人資產。而這一洗錢過程，是在國家宏觀政策支持背景下進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出爐的一項國企改制調查報告稱，國企改制過程中并不存在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并且說國資改制流失爭論是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進行了一場稀里糊涂的辯論。此論一出，立即遭到社會一片批評。目前的中國，民眾心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癥結，大多數民眾接受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大量的公共資產被私人化。一部分學者代表民眾情緒，極力估算腐敗資金有多少，如本網最近刊登的《中國的腐敗資金有多少？》 。再一類學者是幫助腐敗資金在洗錢，當然他們不是動手洗，而是通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報告這樣的形式洗錢。這真是中國洗錢的新花樣。通過改制洗錢，真是中國精英撈錢的大好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說劉芍佳這樣的人本事不大？所以，目前中國出現的圍繞改革的這場大辯論，其問題實質就是反洗錢派與洗錢派的一場斗爭。
當前的中國，一些學者在大眾心目中已經很臭了，已經根本不能指望他們還有良知。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太幼稚，書生氣，對當前社會的腐敗內幕了解太少，二是他們就是要和經濟精英腐敗沆瀣一氣，就是要打造一個權力資本的不平等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平民百姓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覺醒和抵抗一條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是在為誰洗錢？ -----誰在為“改革”洗錢？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編輯 2006年4月28日 國研中心報告驗證了中國經濟學家的心靈水平 巫繼學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12:58 新浪財經 新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爐的一項調查報告驗證了我對中國經濟學家從心靈到水平的判斷。這份由英國布魯耐爾大學劉芍佳博士主持完成的報告稱，總體來看，國企改制過程中并不存在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從統計學顯著性來講，60%以上的MBO(管理層收購)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大部分國資流失是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并不是改制過程造成的，因此去年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一場稀里糊涂的辯論”。(《第一財經日報》4月24日) 對此，我贊成新浪財經2006年04月24日鄧清波文章《一份稀里糊涂的報告》的看法：如此重要的報告，它的著眼點應該是實事求是地查找問題，而不是為誰辯護。因此，報告撰寫者所站的立場就至關重要：即使報告中所列的數據真實，它所反映的出來的問題仍然不容樂觀，因為，“60%以上的MBO(管理層收購)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換個角度來看就是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將近十成四的國有企業MBO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這個問題難道還不夠嚴重嗎？難道不夠觸目驚心嗎？如此天文數字的中國國有資產中有將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還堅稱“總體說來”國企改制資產流失不明顯，這不是經濟學家的心靈出的問題就是學術水平出了問題！那我將會說，去年以來公共大眾(特別是網民)對MBO的質疑與批評，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平臺，展開了一場清清楚楚的國資保衛戰。 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失望的是，正當公共大眾期望經濟學家們能夠對當前人們關心的改革問題給一些說法的時候，曾經醉心于診治經濟社會疾病的經濟學家一個個瘟瘟的，不見往日擅長發現經濟問題的風發銳意，不見過去指點江山時的飛揚情懷，更不見過去受領導表彰褒揚后的彈冠快感。人們禁不住地要問：經濟社會的醫生怎么啦，究竟自己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來，他們的病癥大約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心靈出了問題，二是視野出了問題；前者是醫德問題，后者是醫術問題。 應該說，中國經濟學家隊伍整體上說是正派的，無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場還是走西方經濟學路線的學者，對于改革是真心擁護與投入的。即令在網絡上被嚴厲批評甚至被惡搞的那些人，許多人在過去的年代中以自己的方式為改革與發展做出了貢獻。面對當今現實，人們的不滿情緒雖然可以理解，但一概地發泄到經濟學家頭上也有失公平。出思想是一回，被采納進入戰略與政策則是另一回事。一種思想，一種觀點要進入操作層面，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因學者的一種建言，就斷定他應該為某種經濟政策負責似乎不公允。 心靈與視野，即道德與水平，兩者有某種聯系，但相互背離的情形亦有發生。操守好，學術水平高是一種情形，操守好，學術水平平平是一種情形，操守差，學術水平高是一種情形，兩者都差則是又一種情形。這四類學者中，雙優秀是世人贊美的；雙惡劣是世人唾棄的；操守雖好水平平庸者無害亦無益。反倒操守差，水平高的經濟學家在經濟社會中引發了不小的震蕩。出生于蘇格蘭的約翰·羅可稱之為騙子經濟學家的鼻祖，但與以后的純騙子相比，他卻相當有學問。他一手策劃了并實際操控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計劃”騙局，自己撈足了名利，卻令法國殖民地密西西比經濟崩潰。但這并不能掩蓋他1705年所寫的《貨幣與貿易研究：國家貨幣供給的建議》中學術成就。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稱他“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羅正確預言了信用體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紙幣代表金屬貨幣的重要性，同時羅預言了貨幣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另一位經濟學家威廉·配第，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一位學問極好人品極差的典型人物。為了功名，他不擇手段向上爬，在他登上學術高峰的同時，心靈也下到了人間地獄。配第成為“統計學之父”，配第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至今還閃爍著光彩。可是他以權謀私，背叛理想，賣主求榮，其生活作風也極不檢點。一時為世人唾棄。 輕率地指責國資流失爭論是對民意的漠視和傲慢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01:22 第一財經日報 盡管由“郎顧之爭”而來的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已落下帷幕，但有關對這場爭論的評價卻不時響起。日前，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劉芍佳博士在南開大學舉行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上表示，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出爐的一項調查報告，大部分國資流失是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并不是改制過程中造成的，因此他認為，去年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一場稀里糊涂的辯論”。 劉芍佳所說的國研中心報告，指的是國研中心企業研究所于2004年8月到12月初，對74家中央企業及其二級子公司共計1524家，以及北京、重慶、黑龍江等16個省和省會城市所屬企業共計5103家，進行的改制和重組調查，報告顯示，60%以上MBO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而劉芍佳本人，則是這個調查報告的執筆人之一。 對此，人們難免疑問，調查樣本的真實性是怎樣確保的？調查樣本中的60%以上MBO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能否得出國企改制在某個時段就不存在大面積的國資流失的結論？而劉芍佳以此為由批評有關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是“一場稀里糊涂的辯論”，邏輯是否嚴謹？ 對國資流失的判斷，首先涉及一個標準問題。標準不同，判斷也就不同。劉芍佳認為，判斷國有資產是否流失，要看轉讓后，至少未來3~5年的企業經營狀況，具體來說就是企業能否創造利潤、稅收以及就業機會是否增加等。我們認為，這一判斷標準是有問題的。國資流失與否，與企業能否創造利潤、稅收以及就業機會是否增加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流失指的是原有資產的價值被低估、流走或盜走，并不是說這個資產就不存在了。所以，即使企業的資產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全部流失到個人手上，只要經營得當，它也能創造利潤和稅收。 另一方面，MBO只是國企改制中的一種，盡管它受到人們的詬病較多。因此，60%以上MBO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也不等于其他改制形式不存在大量的國資流失。我們也注意到，此次調查的時間是在2004年下半年后，這個時候國家主管部門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規范MBO行為，國企改制比過去相對更規范，而眾所周知，大量的資產流失發生在國資委成立以及規范國企改制的法律法規未出臺之前。另外，國研中心企業研究所的調查企業雖然加起來達到6000多家，但在全部國企中，這只是一小部分。退一步說，即使國研中心的調查準確，也還有30%多的MBO存在資產流失現象，這一數字同樣是驚人的，同樣是值得關注和討論的。 事實上，對于國企改制導致國資流失的問題，無須進行大面積的調查，公開的報道已經很多，斷言這只是個別案例，或者指責人們單純地憑主觀判斷，背離了人們的經驗和社會常識。如果由此而否定前年以來的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更不應該。因為大討論固然是由國企產權改制引發的，但是它超越了國企層面，上升到了中國改革的方向與路徑，是對20多年改革的一個思考。盡管這場爭論會出現一些問題，爭論中會帶有一些非理性和情緒化因素，但爭論的最大好處在于解決矛盾，明辨是非。它不僅促使人們思考經濟改革中的問題，而且促使人們思考整個社會的問題。換言之，這場爭論本身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及社會的變革與發展。特別是爭論中所形成的若干共識將為中國改革路徑的選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毫無疑問，它的意義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不能因為國企產權改革出現國資流失，就否定整個產權改革，甚至否定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中國經濟20多年來的長足發展舉世矚目，其中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即產權的改革。所以，國資流失雖然是由產權改革引起的，但不能說是產權改革帶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重要的不是減緩產權改革甚至停止改革，而是加快產權公開、規范、透明的制度建設，在堅持改革大方向的同時，將改革操作納入規范，并消除國資流失的漏洞。 輕率地指責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反映了一種對民意的漠視與傲慢。應該看到，當前，由于分配不公和日漸擴大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多的弱勢人群的挫折感也愈來愈重。有關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事實上折射出了人們對改革公正性的呼吁。這是我們在下一步改革中應高度重視的。 ----------------------------------------------------------------------------------- 參考文章 主流經濟學家鞭撻互聯網,知識精英患網絡恐懼癥 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童大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11:34 東方早報 一段時期以來，不時有主流的知識精英，批評互聯網對于重要決策的“干擾”，時而說“經濟學家要頂住互聯網的壓力堅持真理”；時而說“互聯網如耍猴”，要“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清華大學的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樊綱等等。
李稻葵教授公開批判“將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的做法。他說，“現在我們缺乏健康的爭論環境，爭論解決不了目前經濟生活的矛盾，有時候反而還會拖后腿。”“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 張維迎則說：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現在對一些改革的討論，亂七八糟。 而經濟學家樊綱最近在某報論壇上更是直截了當地說，網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但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在網外，多數的農民、民工都不在網上，不是網民能夠代表的，所以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網上的東西，不是說使網民高興了就等于大家都高興了，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此言既出，立刻引來四面八方的口水討伐。著名時評家鄢烈山先生直言樊綱此論不知是贊揚政府“民主”“謙虛”到盲從網民的地步，還是貶斥決策者的草率。 這些曾經一言九鼎，如今依然以一當十、當百、當千萬的主流經濟學家“不約而同”地鞭撻互聯網，出現普遍性的“互聯網恐懼”，歸根結底，是互聯網時代知識分子對自身角色定位的不確定性的恐懼。 眾所周知，在互聯網出現以前，表達的權利基本上被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一些經濟精英所把持，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與潛意識自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既是他們的道德和學術追求，也是其“貨與帝王家”的資本。在此情形下，傳統知識精英“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抱負中實際上也包含著“為天下代言”的自負與精英獨裁傾向。經世濟用，是中國讀書人從古到今的夢想，能夠直接以自己的學術觀點影響政府政策，更是知識分子職業生涯中的極大榮譽和成功，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晉升之階。 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公眾表達的門檻非常高，因為無論從政策上還是從經濟上，傳統媒體的準入門檻非常高，專業期刊、主流媒體、學術會議、政策討論會等等，非主流精英不得其門而入。 但是，網絡的蓬勃發展徹底改變了傳統的言論表達格局，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公共空間”的初步形成。它是歷史上堪稱偉大的一次技術革命，與以往的任何技術革命不同，它第一次通過技術將社會政治民主和公民權利平等的問題擺在了前臺，意味著人的權利平等有了最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因為，人的一切權利，從表達的權利開始，一個“觀點的自由市場”自此生機勃勃。它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知識精英的表達特權，甚至屢屢直接反擊知識精英們的言論。 這種情況下，傳統知識分子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堅持傳統道路，拒絕與互聯網合作，并試圖通過否定互聯網言論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傳統地位；二是積極參與到互聯網這個“觀點的自由市場中”，讓自己的觀點也在各種沖突的言論中大浪淘沙，最終由時代和歷史來選擇。事實上，前一條道路已無可能，惟一的辦法就是合作。因為包括否定網絡言論的觀點本身，也已被無情地扔進了互聯網這個無比巨大的汪洋大海，經受著時間和“網意”的考驗。世界本來就是個彼此聯系絲絲入扣的網，任何人不能置身度外。 必須強調的是，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表達都不可能完美無缺。知識精英在指責網絡言論缺乏理性、亂七八糟的時候，也要充分地認識到自身的理性同樣是殘缺不全的，政府的理性也是如此。而互聯網的最大優勢，正是讓各種貌似殘缺理性互相糾錯，不斷修正。政府則可以在各種沖突的言論中尋找平衡。 此情此景，知識精英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是不是要“淪落”成互聯網這片汪洋大海中的滄海一粟？不必悲觀！知識精英與眾不同在于，他比別人擁有更多的知識，知識的力量，在于它能夠穿透現實的迷霧，為解釋現實尋找歷史的參照和坐標。就像一座山，一般人只能看到這是一座山，但知識精英卻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不是站在山上看，而是站在山外看，看得清這座山在整個知識版圖中的位置。誰看得更清楚、更透徹，誰的觀點就最有可能脫穎而出成為主流觀點。互聯網時代不是不需要主流，而是主流的生成機制與傳統有了很大區別 此時，知識分子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坐標，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調整自己的路徑和方向。否則，不是等你來拋棄互聯網，而是互聯網和時代拋棄你。時勢終歸比人強，在宇宙和時代的滾滾洪流中，人算幾何？ 茅于軾為張維迎辯護 刺激社會敏感神經 每經評論員 葉檀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5日 07:27 每日經濟新聞 茅于軾先生最近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文章《群眾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在這樣的敏感時刻寫這樣的文章是不討好的。題目就會引發爭議，文中還用大量篇幅為張維迎和富人利益辯護，刺激了社會的敏感神經。 不過，老一輩公共知識分子的風骨也體現于此，“學術和科學是利益中性的，該怎么說就得怎么說”，雖然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曾經闡述過經濟學家參與決策與利益的關系，但這一理論并不能解除經濟學家捍衛自身觀點的權利。茅于軾先生也曾發表過“我不贊成抵制日貨，買日貨對自己有好處”、私車高收費解決北京堵車問題非常合理”等引起社會激烈反應的觀點，恐怕都出自這樣的理念。如果從維護社會利益首先應勇于維護自身利益和自己的觀點，以及自由體現于過程這兩點來衡量，茅于軾先生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市場自由主義者。與此相符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他的觀點也并不激進，對約束條件的考慮使他常常對一些經濟政策持同情的態度，熱心于公益事業。 文中的一些觀點其實是信念。比如，應該一視同仁保衛富人與窮人的權益，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這當然沒有錯。如果富人與私人的財產可以隨意侵犯，那么窮人與國家財產也不會更幸運，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識泛濫，市場化賴以立足的法治文化遲遲無法確立。 筆者完全贊同這一理論，但也預料到將這一理論用之于現實將會引發怎樣的爭議。這牽涉到財產的合法性來源問題。當民眾感到社會財富被小部分人瓜分，絕不會平心靜氣地認可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視那些強調一視同仁地保護所有人的財產權的學者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也就理所當然。雖然以筆者看來，真正被利益集團牽著鼻子獲益的經濟學家們對于這樣只會產生負效應的爭論避之唯恐不及，絕不會舍棄對于銀行與企業的研究推薦，而來趟這混水。 在很多場合，用西方現成的市場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現實經濟現象，因為市場的前提就不具備。也因此，楊小凱、盛洪等人才折返回去，研究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以及文化與法律等對經濟制度的影響。 所以，劃定辯論的前提與理論適用范圍十分必要。比如，在替企業家辯護時，只能用具體的論據與理論替個別人辯護，而不能大包大攬地替所有企業家代言。如果合法與合意的前提不具備，屬于顯而易見的荒謬，那么，我們應該對民眾的不滿表示理解，并盡其所能地促進某項政策的具體變遷。而不是大筆一揮，勾去所有的“原罪”。須知，“仇恨在心會發芽”，對原罪無原則的寬容會敗壞市場制度的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時常遭遇現實的瓶頸，因此，一些經濟學家經常用中庸之道來尋求利益均衡，使得對各方的補償達到合理的限度。但問題在于，在某些階段，利益均衡不過是一種泡影，經濟路徑依賴會固化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 有一種理論認為，當經濟發展找不到一個更好的突破口、只能維持現狀時，就是帕累托最優。但處于改革轉型期，認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民眾顯然不會認可這樣的最優，他們心目中另有一種最優理念，這一理念夾雜著公道的訴求以及傳統的均貧富觀念，泥沙俱下，滾滾而來。 面對這樣的情況，理智的做法只能是就事論事，具體指出何為最優何為均衡，而不是無端招惹社會情緒，惡化自己的觀念環境。 群眾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 茅于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24日 09:19 經濟觀察報 讀張維迎的《價格、市場與企業家》， 把我帶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動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國經過了萬馬齊喑的文革時代，終于開啟了歷史的新篇。被壓抑了幾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發的機會。也只有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當時我是年過五十的進入老年的知識分子，帶著滿身的傷痕, 像歡迎朝陽那樣地呼吸著改革帶來的新鮮空氣。
而張維迎則剛過二十多歲，用充滿好奇的眼光, 觀察著這個激烈變動中的世界，試圖把他在大學里學到的經濟學理論應用于當前現實問題的分析。我們這兩種很不相同的年齡、生活經歷和知識準備，但卻有共同的語言，就是對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見到張維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上。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今天大家聽起來一定感覺可笑，現代經濟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數量經濟學為突破口的。因為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 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里漏出來。這次會議有許多后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學科帶頭人的重要經濟學家，像楊小凱、田國強、王國鄉、劉世錦、還有史樹中、王書瑤、于清文、張紀岳、周述實、馮文權、胡傳機、錢志高等人。 那時候講西方經濟學(應該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要冒風險的，不像現在各個大學都在課堂上堂而皇之地講。那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傳統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斗爭會。我是我們小組的副組長，另外有一位正組長。兩個組長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看法。結果當然無所謂勝負，但是確實給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打開了一條生路。 張維迎當時還是西北大學經濟學的研究生。經濟系的研究生很多，讓張維迎參加這次會議，顯然因為他與眾不同。他的導師何煉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為何老師善于識別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時候學校里教的主要內容還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但是何老師鼓勵新思想，不怕離經叛道。張維迎就是正在兩種經濟學中進行認真思考和慎重選擇的時刻。他在小組會上發言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系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他的發言獲得普遍的稱贊，并且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言。從那時候起，我就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聽說張維迎出事了。他寫了一篇“為錢正名”的文章，無非說明錢是價值的客觀度量，大家為創造財富而賺錢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成是什么壞東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個領導點了名，于是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陜西省，在全國都展開了批判。我在北京很為他不平，就寫了文章支持他，但是發表不出來。從那兒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經濟改革的戰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來，我國的改革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都會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總會被那些自認為一貫正確的堅持派視為大逆不道。盡管隨著改革的向前發展，證明新認識是對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改革派平過反。到了下一次新舊思想發生沖突時又是改革派被批，堅持派儼然以一貫正確的姿態出現。改革中最重要的兩次沖突是要不要放棄計劃經濟接受市場經濟，和要不要發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和國家企業平等對待。今天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道路是對的，但是在這兩次爭論中傷害了許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罰款，有的書被禁，至今沒有改正。 從批判”為錢正名”以后，張維迎很快地成長起來。他后來表現的學術上的堅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這次受到的批判有關。我們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和我不斷有書信未來，展開了許多討論，內容主要是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習和改革中的問題。1984年底張維迎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觸的機會更多了，幾乎每星期都會碰幾次頭。記得經常往來的還有宋國清、張敢明、栗樹和、梁天征等。1984年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丁寧寧邀請我參加能源組的活動，張維迎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文章有機會通過我帶到國務院的中心發表。特別是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是當時的中心議題。應該承認，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初淺的，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一切都無從談起，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雙軌制是能夠突破障礙的一個可行方案，但當時并沒有懂得這是一個帕雷托改進，更沒有想到將來如何并軌，以及并軌中可能發生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 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我提出的擇優分配原理從理論上很直接地解決了價格能夠最優分配資源的道理。但是現實生活遠遠比理論豐富。在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從全面公有制過渡到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價格的過渡性變化是豐富多彩的。記得那時候張維迎寫過一篇文章，論證公費報銷會導致價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中公費報銷雖然也有，但是數量很少，不足以影響到整個價格系統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國，公費報銷數量大，足以影響均衡價格。他的這篇文章清楚地說明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沖突。 慢慢地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它的主要貢獻是確立了改革的目標，承認分散決策和自利行為，在市場規則被遵照的條件下，能夠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然而目標的確立并不等于目標能夠實現。如何從計劃經濟的現狀轉變為市場經濟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動態問題，和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所表達的靜態問題完全不同，而且這兒沒有任何理論可以指導。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摸著石頭過河準確地說明了這一狀況。比如，經濟改革中應該先放開價格管制，還是先解決所有制，這兒沒有現成的理論，恐怕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解。這個動態過程事實上是一個博弈過程。它的發展視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而定。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主流經濟學對改革的指導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一旦方向確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個博弈過程，而且是多個參與者，多個策略，極其復雜的博弈。1987—88年時，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經確定，價格改革的方向也放棄了成本定價，接受了市場交換價格的概念。當時更多的問題是實施。張維迎逐漸把興趣轉移到博弈論。1990年改革進入低調，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閱讀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彥的《非合作博弈企業理論》，他讀完后介紹給我，在去英國時就把這本影印本留給了我。可是我為別的事忙，沒有仔細讀。他攻讀博士學位的主修課是產業組織理論和企業理論，而所用的學科則屬于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他在為《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一書所作的前言中說：如果說信息經濟學與博弈論有什么不同的話，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研究的著眼點上：博弈論是方法論導向的，而信息經濟學是問題導向的。 張維迎在研究企業的時候，越來越感到法律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他又關注法學，寫出了《產權、政府與信譽》和《信息、信任與法律》。從張維迎治學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重心的轉移。的確，以我之見，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許多學者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將走入僵局。也正是這種判斷的反映。 前面說到，主流經濟學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標的確定，一旦目標確定它的用場就很有限了。目標是靜態的，過程是動態的。動態問題遠比靜態問題難解得多。中國的經濟改革內容非常豐富，這是人類歷史中幾乎是惟一的現象。但是要科學地總結并不容易，至今還沒有看到對這一動態過程的理論歸納。如果說中國人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恐怕要從改革轉變過程中的博弈去發現。 在改革的進程中發生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帕雷托改進的機會已經用盡，改革開始損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時，對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提出了懷疑。這就是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形勢。由于貧富差距擴大，工農大眾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敗問題沒有明顯好轉，而豪富們揮霍浪費，社會不公明顯暴露。這時候許多人對改革的目標感到懷疑：是不是我們走錯了路，該不該往回走，過一個比較平均的日子？這時候目標的重要性重新顯露。到底是目標錯了還是過程中的問題？對主流經濟學堅信的人會主張原來的改革方向，并指出問題是法治的松弛；沒有法治的市場將是拉美式的，壞的市場經濟。 在這場爭論之中張維迎堅定地站在維護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誤解。對他的主要批評是認為他是為富人的利益說話。其實，學術和科學是利益中性的。該怎么說就得怎么說。相反有些討好公眾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說假話，把是非搞亂。這才是危險的。我們在全力以赴地保護窮人的時候(我國窮人的權益常常嚴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權益。如果我們不是把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而是彼此對立，發動工農大眾清算富人，我們將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這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么一部彼此殘殺的歷史，人的心思都用來人斗人了，還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 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改革前誰有膽子當富人？當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許上大學，不得參軍，更談不上出國，甚至還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國已經徹底地消滅了富人, 真正變成一個窮人國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過去的窮人變的，甚至相當一部分是當時的“弱勢群體”變來的。上世紀80年代是沒有門路進政府和國營企業的人才去創業做生意。難道我們還想回到那種狀態嗎? 我們愿意窮人永遠當窮人，還是有希望變富人? 當然是后者。市場經濟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會上總有窮人。不論這個社會有多富，窮人還是難于避免。至少未來五十年里這種狀況是很難改變的。 不談學問，就拿做人來講，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他自己就是從陜北一個窮山溝里苦讀出來的。我前年想注冊一個扶貧基金會。得到張維迎慷慨出資十萬元。他不但自己出資還幫助我募款一百萬。他那熱心扶貧的精神使我極其感動。我想這和他的出身有關。有些人口口聲聲為窮人吶喊，但不見行動。不過對社會來講，一個學者重要的倒不是參不參與扶貧，而是要敢說真話，要有良知，要對社會負責任，而不是只想著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時髦。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原標題為：憶崢嶸改革歲月） 茅于軾相關新聞： ———————————————————————————————————————————————— -----誰在為“改革”洗錢？ 電話：86-10-63071372，傳真：66079391，信箱：[email protected]地址：北京市西城區溫家街2號，郵編：100031， 網站網址：www.dajun.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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