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中心編者按：據央行的最新調查，進入2006年，我國居民消費意愿跌至新低，想買房買車的少了，這對近年里產能急劇擴大的生產部門十分不利。生產過剩能否降臨我國？人們已在擔憂。這篇文章便是在尋找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出路，它與《消費與人權的關系》形成姐妹篇，基本上把一個重要的問題說清了。]

民主也是一種消費

施曉渝

200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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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幾千萬人下崗乃生產過剩和財富集中的產物

傳統的經濟學追求的是擴大生產和最大限度地實現利潤。主流經濟學家都是持的這種傳統的經濟學觀點，實際上這是短缺經濟學的思想，總想壓榨工人多出產品，多以積累擴大生產種做法。這在以前行得通，因為文革結束后是物資匱乏，勞動效率低，市場擺在那兒，缺的是物品。而今天已經不同了，是生產能力擺在那里，缺的是市場。在不愁生產能力的情況下，市場和消費成了首要目標。事實上從歷史上看物質豐富同樣困擾著人們，故古代也有“興，百姓苦”和“谷賤傷農”之說。

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會有經濟過剩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西方經濟中生產過剩危機爆發時比物資短缺時更具破壞力，難道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真的能逃避生產過剩？我們能不能把今天幾千萬人的下崗看作是我國經濟過剩危機爆發的產物？我國每隔三五年都有個消化過剩產品、調整分配的過程。今天，好多經濟學者都把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到擴大內需、發展市場上來了。現在的改革必需要有新思維，這個新思維就是怎樣增加社會消費能力。但是，傳統的社會制度不能均衡社會財富，在這種制度下，社會消費能力難以增加。

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和專制政治制度造成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并形成相應的官僚秩序體系，這種體制會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財富被少數人聚斂、弱勢群體陷入絕對貧困、市場最終萎縮。因此，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需要引進和創造民主制度來解決這種發展結果。中國今天就面臨著這種局面。如果不主動的創造民主制度以適應新形勢，社會可能會重復以前的歷史模式。

財富和官僚體制的結合是件很可怕的事，約三十年前我就總結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66年的物質較充盈乃至局部相對過剩和權力高度的集中而產生的，沒有錢和權力沒法亂來，文革是一個自上而下運用官僚力量打官僚的悖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新思維要著眼于培育發展市場，由市場拉動經濟，而發展市場的根本在于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就要講到要富民，要富民就要講保障人的平等權力，保障人權就要涉及民主與法制。 最后得出結論：發展經濟的關健在于民主與法制。

民主可以創造更高的效率

民主和法制能保證社會每一個人的權益，只有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保障，下崗工人的養老金才不被掠奪，農民出賣土地的收入才會增加，拆遷戶才可獲的適當的補償，勞動者的收入才不由資本和權力蹂躪，這才可以產生出廣泛穩定的消費階層。有了受法律保護的穩定的富裕群體，形成社會消費主力層，通過消費向生產者貢獻利潤，這樣生產得到潤滑，社會和經濟才可能良性發展。

民主在于尊重人權和政府放權，用不著政府處處替百姓設計。如外貿，以前全國就只有幾十家大公司，想盡了辦法也搞不起來。后來百十來萬元，私人也可注冊一家外貿公司，個人有權了，外貿就搞起來了。這外貿一起來全國經濟也拉動了，說全國經濟60%以上靠外貿。這也是市場和人權的作用。搞國企改革，白智清推薦了一種很好的形式，日本的企業個人所持股份最高不得超過5%，而且前五名的總和不得超過20%。你承認國企工人幾十年的勞動產權，承認他們應有的股份，工人們會不集思廣益把廠子搞好？南京就有一個這樣搞得很好的廠。這既是人權的問題，也是民主與效率的關系問題。

可現在的一些國企改革，把職工完全排斥到一邊，只有廠長經理說了算。這種制度設計已經完全脫離民主、平等和公平的思想，這種改革是非民主體制下出現的改革，是我國在一定歷史時期所走的彎路，因此也必須加以矯正。

類似現象很多，李昌平講“農民集資辦起了電，產權屬于誰？屬于國家的電力總公司；農民集資修了學校，產權屬于誰？屬于代表國家的教育部門；農民集資辦的廠，產權也屬于國家；農民集資辦起了電話，產權屬于國家信息產業部；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于農民。”有人權才談得上產權，農民缺少權利，怎么能富起來？所以要富農的關健在于承認他們的權力，讓人家說話，有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人民有創造力，需要民主制度來發掘和保障。

二、民主是一種消費機會

民主做為一種文化，能提升人們的消費檔次，能創造新的消費機會。人們參加種種社會活動，其實也是一種消費行為，是文化和精神消費。民主的程度越高，參于的人越多，其消費量就越大。

目前的中國，物質文化消費已經達到了頂峰和飽和的地步，精神文化消費相對不足，而政治民主文化的消費微乎其微。這是一種畸形的消費結構。放開物欲消費、節制和遏制民主消費的結果既有經濟的也有精神的，經濟方面便是蕭條，精神方面便是社會的腐敗、非和諧和畸形發展。

中國的經濟問題一定要有前瞻性，任何國家經濟問題的解決都要依賴于政治手段。民主和法制是社會公平竟爭的保障，要通過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社會要素活躍起來，實現互動其價值，使社會生產和分配達到動態平衡，使社會保持良性運作和可持續發展。

現代經濟學發展的趨勢也將是把研究消費和市場放在首位，造福于絕大多數人。一個國家要富強就要藏富于民，發展經濟不應是官僚體制尋求合法性的借口，而應是老百姓可操作的具體行動，決不能在發展經濟的幌子下，走掠奪財富和畸形發展的道路。

民主已站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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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對1000美元到3000美元這個發展階段的理性認識

施曉渝

2006年3月

主流經濟學家有一個流行觀點認為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通常經受越來越大的社會張力。據此理論，最好的辦法就是全速增長，盡快超出人均收入3000美元這個臨界值。我對主流經濟學家用這種觀點來指導發展異常困惑和悲哀，難道我國只能用國外的發展階段的表面現像機械地指導我國經濟的發展？難道就沒人能說出個“子曰“，難道我國的經濟學就這么一點水平？

我想這前1000美元的階段是貧窮的階段，因此是一個全民共識抓經濟的階段，如文革后初期。這3000美元的階段是一個亞富裕的階段。從貧窮階段到亞富裕階段特征就是由產品短缺轉變為產品豐盈，庫存量巨增。人們的消費由簡單的衣食住行，即吃飽，穿暖，有住的，為生計奔波轉變為吃好，穿入時，住舒服，玩好。消費過程加入了品味因素，由初級消費轉變為次高級消費，即由為生存的被動消費轉變為追求品味的主動消費。以前人的勞動是為求生存，現他們要求活得消灑。勞動由有口飯吃就行隨遇而安的各自為陣的勞動轉變為相互攀比，相互流動的勞動。人被動地受社會安排轉為我自己安排自己。由老板選擇我變成我要選擇老板。人們意識由政府或資本家養活了我轉成我養活了政府或資本家，納稅人的自毫感被喚醒了。社會利益集團也由管理層和被管理層或對兩者的依附文化層發展出來了獨立的文化層。不同的利益集團及其訴求，相應利益格局分化產生出來。

特別是前1000美元階段的國家大都是官權國家，官僚們總是在市場化的進程中化權為錢，把權力的運作轉化為對財富的運作，由此引起了分配不公和巨大的貧富懸殊，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出現動蕩是必然的。人們因社會富足起來生活方式的變化也必然引起經濟生產和分配方式的變化。比如隨著人們的消費檔次的提高，消費產品也升級換代，舊的產業鏈就會受到沖擊，新的產業鏈和舊的產業鏈也勢必在社會的平臺上較量。

總的來講，這些變化有：由政府主導或資本投資拉動型經濟轉變為市場，大眾消費主導型發展。由選擇性發展取代了只圖增量地定向發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政府由管理型就要轉變為協調型，可以說是由強式政府轉變為弱勢政府。那么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過去的強式政府或多或少的成了累贅。面對這諸多的變化，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不例外，實際上經濟運行階段的變化都超越了制度的調整能力，正如社會主義并不能控制經濟過剩危機不出現一樣。上述的種種變化還是最終表現為分配格局上的變化，人們被動參于經濟活動上升為主動參于經濟活動引起由被動的分配到主動的索取，人的自我意識的喚醒導致人們必然參于政治，人的要求由物質化轉為文化化，精神化，社會化進而政治化，這時社會的震蕩就出現了。這種動蕩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也可是非革命性的。只要我們的執政黨和政府能正確認識這種趨勢及其規律，廣開言路，集思廣益，適時調整，做相應的政府職能的轉化，建立好公共政府，改善其職能，就可使這種動蕩更平緩。但肯定地講，不調整政府的管理模式，而是沿襲舊的管理模式，不愿動絲毫既得利益集團的優勢，硬要沖過這個階段，是必然引起動亂的。好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已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人民的幫助下，我國會很好地沖過這個關隘的。

參考文獻：謝國忠：《把經濟權力交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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