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最近以來，查詢了公開的相關軍事科研項目以及中國緊缺技術的研制情況，從中發現部分項目都有中間停工待資的嚴峻局面。即使正在研制的技術，科研人員也是靠精神在那里窮困地拼搏，看了讓人掉眼淚。
   
    為此，筆者不能不憤怒地質問各個政黨、當權者，極其謀士成員：究竟能不能堂堂正正地做個華夏中國人？

    中國整天高喊沒有“資金”，高喊沒有經過“原始資本積累”。
   
    在你們的觀念中，什么是“資本”？什么叫“原始資本積累”？
   
    “原始資本積累”出自西方經濟意識形態，此一概念遍布西方政治、經濟教科書和論著。西方再強調也不過分。
   
     但你們作為一個曾經受過掠奪和侵略并自認以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的華夏中國人跟著洋人起什么哄？：
   
     西方“原始資本積累”是個歷史性的、充滿罪惡的觀念。它標示的是西方從地理大發現到金本位結束這段時間的資金觀念。

             一、早期經濟模式的貨幣角色及后果。
   
    在早期歷史上，食品、用具、土地（后期）人力等生產要素的調動除了權力調動（封建）外就是靠金、銀貨幣調動。兩種模式并存，并主要以權力調用為主。
  
    由于使用金、銀實物貨幣，那么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量無論以何種定價都不可能與土地、糧食、工具、人力及金銀本身的需求量相比。這是一個用一種物料按特定比例度量所有物料和它自己的過程。
   
    用數學公式表示就是：G＝η%(G’+L+R+I+P)，其中G為貴金屬制幣；G’為貴金屬極其器皿；L為土地；R為糧食等食品；I為生產工具；P為勞動報酬；η%為定價比例。

情況一：
   
    當利用已有存量貴金屬直接制成貴金屬制幣時，G’就是制幣的勞動耗費，包括建廠、制造、貴金屬及制幣的運輸，因此公式變成G＝η%（L+R+I+P）。此時貨幣是否夠用取決于對土地、糧食、工具、人力的貨幣化調用程度。
   
    在早期的中國和西方，調用土地、糧食、工具、人力主要依靠權力，正規調用是利用正規的政府權力配置，非正規調用是利用軍事暴力的占領及社會形態未形成的天然擁有（詳情另論）。
  
    權力配置越多，則對貨幣需求越少，反之亦然。
   
    當國家社會形態形成穩定體系時，無論哪種社會形態，社會產品必然豐富和增長，具體產品的貨幣化調用增加。對貨幣需求增長。而與此相伴隨的，貴金屬器皿也會相關增長。
  
    當已有的貴金屬制幣被占用完畢時，就會出現貨幣與財富的均衡。社會進一步穩定發展就會出現貨幣短缺。尋求貴金屬的補充就成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必然要求。此時，局面就發生改變。

情況二：
  
    開采貴金屬礦物，需要探明、開礦、冶煉等工程，此時，公式就變成G＝η%(“G”+L+R+I+P)。
   
    由于在情況一的條件下，貨幣與財富和勞務已經形成均衡，因此，新增貴金屬“G”所支撐的貴金屬制幣的增加主要被開礦土地、及開礦工程所占用，與緩解貨幣短缺沒有關系。
此種局面有兩種選擇，要么擴大權力調用，要么尋找基本免費的貴金屬來源。

             二、東西方不同文化的選擇極其后果
  
     中國古代社會的行為方式是擴大權利調用同時制約貨幣化調用。捐稅增長，無償征用上升。這樣生長起來的貨幣化生產模式被打斷，無論是家庭生產還是官營生產，生產單位自己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國家社會漸漸進入破產期。
   
     在破產期，家庭或民間產品被政府以無償或拖欠方式征用。在貨幣緊缺條件下，政府永遠也沒有貨幣償付。政府的經濟運營模式是無限期拖欠，信用喪失。而家庭和民間企業卻不能象政府那樣無償占用他人勞動，其后果必然破產家庭和民間企業進入高峰期。
   
    而破產期的官營企業既要保證政府的需求，又需要企業自己解決材料、人力等來源。此種局面就是拖欠工資、以官府名義占用民家財富、在內部挪用款項。（中國目前的情況嗎？）
  
    最后進入民不聊生，起義不斷，被稱為“官逼民反”，國家和社會崩潰。此時一旦有外族入侵，國家政權和社會也無力反抗。導致王朝更迭不斷。政治、經濟模式反復循環。

    早期西方并沒有普遍的穩定的國家社會形態。所謂的政府并不具有王權，而是更為單純的私人性質，無法利用國家政府的力量對社會經濟活動實施權利調用。
   
    西方開礦極其工程不是權力調用而是貨幣化調用。
  
    此時，開礦者無論是君主還是私人對于緩解貨幣緊張沒有關系，只是開礦的君主和私人自己不受貨幣短缺的制約。整個社會總貨幣依然處于短缺狀態。此種局面使西方社會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在苦思冥想免費的或者為自己多壟斷的貴金屬礦產及其他免費財富。
   
    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君主國都另一個君主國，從民間到君主，處境相同，追求相同。
   
    通過古典文獻、通過傳說，通過貿易，最后終于演變成向東方尋找黃金、財富的地理大掠奪和民族滅絕！

        三、地理大掠奪和民族滅絕的原因極其后果
  
     無論財富、金屬貨幣、地域，如果不能擴大，那么就只能減少占用和消耗的人口。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是西方民族的規則。
  
     “天下大同”、“共同富裕”或“立己亦立人”等文明觀念在西方則聞所未聞。因此，即使是比較高明的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也是以消滅其他階級來實現。
  
     因此，當西方蠻族越上歷史舞臺后，殘酷的叢林法則在西方歷史上代代相傳，首先是消滅異教徒，然后是十字軍東征，繼而是對“東方”民族的滅絕，最后是消滅某個階級。確立一個宗教、一個民族、一個階級的壟斷和獨占權！
  
    十字軍東征是第一次西方集團行為，在西方人眼力成效并不顯著。地理大掠奪是第二次西方行為，西方世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西方世界取得了幾乎全球的不必付費的貴金屬、糧食、食糖、土地等等一切資源。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力都是屠殺和免費奴役的對象。
   
    全球貴金屬歸西方自己享用，在貴金屬貨幣條件下，西方有了不受制約的經濟貨幣化條件。此種條件只有在第二次東征才獲得，并一直延續到19世紀的東方殖民和20世紀70年代。
   
    在地理大掠奪中，積全球免費貴金屬于一身就是“原始資本積累”。G＝η%（L+R+I+P）這個公式的G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貴金屬支撐。這些貴金屬貯藏在西方私人、君主、國庫里。當西方政治版圖變化時，貴金屬是唯一實在的力量持續發揮作用，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興起和黃金海岸巨量黃金的開采使它成了現代唯一的富國——黃金無限。在貴金屬貨幣條件下，它的經濟過程不會受到制約和打斷。（英國和其他國家因為沒有獲得巨量黃金的補充而受制）而它在全球奉行的依然是叢林法則的獨占和壟斷，并竭力阻止任何國家和民族對地理資源的占有和享用。
   
    首先是阻止東方任何民族和國家，伊斯蘭世界、俄羅斯、日本、中國等等，其次是老歐洲等等。這是當代美國單邊主義的根源。來自于遙遠的叢林法則。

        四、當代華夏共產主義的經濟問題
   
    華夏共產主義如何在西方世界的叢林法則中生存屬于一個全面的戰略問題。這里有一個內部的問題，就是華夏共產主義必須直接繼承華夏古典共產主義而不是西方的叢林共產主義。二者的根本區別就是：是以消滅一個階級為前提還是以“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為前提（須撰文另論）現在重點討論貨幣與資本問題，這是本文的重點。
  
    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是古代中國的權力調配經濟模式，但比古代中國社會更有可行性和合理性。這不是毛澤東本人落后，而是世界貨幣理論并沒有任何進步，毛澤東這樣一個華夏共產主義者不會采取西方叢林法則，再次重復西方或俄羅斯的掠奪外交。這樣，貴金屬的“原始資本積累”就不可能完成和實現。毛澤東深知唯一的調配只能是權力調配，并把中國貨幣完全定義為紙幣而作為輔助手段。
  
     權力調配的優點和缺點就是只有一個權利能夠調配。這個權力只能是最高權利，而企業和任何私人都不具有這個權力。（假最高權力而調配屬于腐敗，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樣產生的問題依然是老問題，企業自身的完善和發展無從解決。權利調配只能在權利極端需要某種產品時才會給企業必須的原材料、人力的調配，但這已經不是權利調配的主要任務和功能。
   
    權力調配的主要功能是調配已有的產品進行配置。
   
    七十年代，貴金屬貨幣體制崩潰，中國尚未從極左中恢復。因此也不可能認識和探討貨幣體制變遷的意義。
   
    隨改革的深入，從權力調配向權利和貨幣雙重調配轉化并最終進入以貨幣調配為主的市場經濟，問題則頓然顯出：

1） 在以權力調配為主，貨幣調配為輔的經濟形態中，盡管維持和發展企業不是權力調配的主要目的，但可以根據企業的需要和請求給予權利調配支持。
   
    轉入貨幣調配后，企業失去了請求權力調配的支撐，國營企業一下子失去了維持能力。

2） 在權力調配時，企業并不是一次請求全部的維持和發展支持，而是當時需要什么則請求什么，其他的維持和發展支持是隱含在未來的權利調配支撐中。
      
     而在權力請求停止的貨幣調配中，不僅現實需要的權力支持停止，維持和發展的請求也同時停止。而維持和發展的支撐是與當期生產循環無關的。諸如養老金、附屬學校、附屬醫院、產房設備維持，技術升級等等，以及土地資源貨幣化調配產生的占地價格等等。
   
    從權力調配到貨幣化調配企業最大的轉折是不能請求維持和發展貨幣，而在權力調配時它可以請求維持和發展的調配而無論這個調配是貨幣還是實物。
   
    從此以后，原來的國營企業陷入困境，并在軟著陸中大規模死去。是國營企業破產的根本。
  
    面對世界貨幣體系的變遷和國內經濟調配方式的變遷。經濟學界和銀行界無動于衷。
  
    經濟學界依然在教授西方20世紀以前的理論，這個理論是沒有錯的，但這個理論在現實中的指導意義是以幾乎無限的充足貴金屬供給為前提和支撐的。在貨幣問題上是如何防止因貴金屬制幣衍生的紙幣不要超過實際需求量。其流程公式是：
 
    貴金屬（幾乎無限）——貴金屬制幣——紙幣——產品。
  
    這里的紙幣是貴金屬制幣的代用品，任何銀行都有權發行。而制幣只有國會授權的央行可以按需發制。這一體制產生的問題是紙幣泛濫，超出了實際需求的數量。
  
    即：金屬制幣=≈產品需求＜紙幣。紙幣是銀行業牟利的工具。此種狀況叫“通貨膨脹”。
  
    貴金屬貨幣退出舞臺后，貨幣公式變成了：產品需求=≈紙幣。
   
    這在西方沒有問題，因為西方有完整的在金屬制幣下，發行制幣支撐經濟運轉的經驗，究竟需要多少貨幣和貨幣量多大是西方世界的國家機密。不見諸于報端和書籍。

    中國的問題是：

    1， 在毛澤東時期，紙幣≡八分之一商品＜全部商品＜全部產品＜全部動用經濟要素。其他部分調配靠權力調配。

    2， 現在依然沿用上述公式，但取消了權力調配。出現的局面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資金短缺和通貨緊縮。

            五、解決辦法的基礎理論
  
    必須看到貨幣短缺無論在貴金屬時代還是紙幣時代對經濟活動的打擊和中斷。必須徹底而誠懇地解決對貨幣的觀念。貨幣是一種調配經濟的手段。是一種經濟資源和要素。是除正當權力外對經濟實踐進行配置的唯一合理方式。在《根據經濟增長率和GMP計算總財富的方法》筆者給出了根據當年經濟產量計算貨幣需求的方法。在《夢幻金融——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完整版）中筆者給出了根據經濟流程估算貨幣供給的辦法。
  
    前者是當前GDP的十倍，約114萬億；后者是當前GDP的五倍。中國目前的供給量約30萬億，與最大值比較少70%左右；與最少值比較少40%。
   
   而這種短缺局面與一般調查的資金回收率基本相符，既當前的企業經濟運營回籠資金比例在30%到60%之間。

    目前，國家、企業、個人都在“資金短缺”、“原始資本積累”的陷阱里掙扎。不全面反思就不可能解決問題。靠政治權力解決拖欠工資不是長久之計。
   
    從長遠來看能否保障國家經濟的安全運營和不被打斷。在解決國際環境、政治環境問題上固然要下工夫，在經濟體系內部下工夫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必須動員全國優秀力量解決貨幣和資金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鏈條將再次重蹈中國古代社會的王朝震蕩局面。而今天的華夏民族和國家在強鄰環視的局面下絕對不能重蹈覆轍，沒有那樣的自己獨立生存的復興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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