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主創新是動力不是“陷阱”

——評林毅夫的“自主創新陷阱論”

承  諭    新  寧

林毅夫先生歷來反對“自主創新為主”，堅持“技術引進為主”。近來提出自主創新提出“陷阱論”，說強調增強自主創新的能力“這到底是動力還是陷阱”？“要仔細的分析”。其論據立足于“成本跟效益的關系”，并以“亞洲四小龍”的例子，證明靠大量引進技術，可獲得經濟高增長，并提出“改變我們過去有趕超思想的發展模式”。“陷阱”就是被遮掩的陷坑，以這兇險的比喻來形容“自主創新”，真可謂“警世箴言”。面對這樣的告誡，人們真地要更深入地來思考思考和理論理論了。

深刻認識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的關系

既然這是經濟學人依據“經濟原理”提出來的，我們就先理論一下科技與經濟社會的關系。

經濟本來就是一個多層次的開放性、演動性社會大綜合系統，不管其運作形式多么的繽紛復雜，但其最基礎的支托層是生產力，是各種基本產業，而各種水平的生產力、產業幾乎都在經濟與科技互動互長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都是不同水平、不同形式科學技術的演化物，仔細觀察在各種經濟運作的底層幾乎都可看到科學技術發生作用的影子。現代經濟的發展運作更是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關鍵性、基礎性作用。

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引領、支持、驅動、保護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又是經濟后續發展的底蘊，抓住了科技的發展就抓住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和原動力。綜觀最近兩個世紀的歷史，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是源于科技的發展，如動力、機械、化工、建筑、電子、信息、生物等各種產業的萌生、發展、更新換代無不源于科技的創新和進步，而且科技不斷融于各種產業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科技是經濟的基因，經濟是科技的化身”。實際上“科技驅導經濟”已成為當代的基本經濟規律。請看，十九世紀末德國趕超英國主要依靠化工科技及其主導的化工產業，二十世紀美國趕超歐洲主要依靠了內燃機、電力、電子等科技及其產業的發展，以后又依托各項新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產業化而取得和保持了其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芬蘭，一個500萬人口、資源嚴重不足的小國，依靠科技創新和科技產品成了世界上較發達的國家，國際競爭力連續3年居世界第一。科技進步不斷開拓出新的經濟模式和理念，如可持續發展、電子商務、循環經濟、生物產業等等，表明科技對經濟的“原始創新”作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成全世界有識之士的共識，盡管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

實際上，科技的巨大引領、推動、支撐、保護和推新除舊的作用遠不限于經濟領域，對社會、文化、個人生活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著作用。當然要看到科技也被人用于非正義戰爭、恐怖、犯罪和不道德行為等負的方面，但這畢竟是一股逆流，在社會與科技的發展中要長期與之面對，科技主流終究要不斷壓倒和消除這些逆流。從整體上說，科學技術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子系統，是經過積累、培育,營造起來的，而且還要通過創新不斷進步。如果把社會比做一個人，科技就是他的素質、知識和才干，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培育起來的 ，而不是象衣服那樣可以從市場上買來。現代歷史還表明科技事業是一個國家的一種主權，它不僅表現為國際上的話語權，也表現在一個國家對科學的掌控權、使用權，又是國家國防安全、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的保證。可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它的自主創新能力的培植和增強，已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更超出了市場功能范圍，所以用簡單算經濟賬的方法，特別是用買賣(包括從國外買)思維來考量發展科技事業、增強其創新能力的問題，這種想法是在根本上定錯了位。人們不應以某些封閉過時的經濟學觀念去認識科技及其自主創新能力問題，相反應該在充分吸收現在社會發展包括科技發展的新營養，進而對某些原有經濟學原理改造、完善之后，再全面地認識科技及自主創新問題。

創新是科學技術自身的根本屬性

常言到“人是萬物之靈”，根據已有知識可以說人類是宇宙間最高級的系統，而科學技術又是人類最高級的成就和法寶，憑借科技人類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可以“前知”億萬年，“后知”億萬年，可以改造(遵從自然規律)世界，也可以改造自己。人類的未來就要靠科技。

科學和技術雖有區別，但又有著依存關系和基本特性，其中一個決定性共同點是創新性。科學技術是人類“實踐—認識—實踐”大循環列車的最前部分，它本身也有各種推進性小循環，以實踐、信息、思維構成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領跑在社會的前端，其天然使命和續存機制就是不斷擴大和深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斷拓寬和改進滿足人類需求的功能和手段，創新和求實是其兩大命脈(此外還有更多共同和各自特征)。不創新等于扼殺了科技的生命。同時自然現象的種種撞擊，社會前進的要求也鞭策和激發著科技的創新。但是決不能坐待其自發發展，好象莊稼雖能生長，但要得到優質高產的收獲還需要正確的“耕作”和管理，這就要大力倡導、支持、部署科技創新，培育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林毅夫說：“發達國家已占先機，創新點都被占據了，后發者已無新可創”。實際上這是對科技缺少了解。科技是面對著一個浩翰的客觀世界，其疆域是無限的，誰也不能包打天下、獨吞萬物，人類已掌握的東西比起未知未據領域不過是“滄海一粟”；科技發展之路也不是獨木橋，也不存在“獨夫”可把的“關隘”；科技是一種復雜的“多維體”，權且比喻為“立體”(三維)，由無限多點組成，可以從“四面八方”進入；就其的本性而言，它本身又是一種共享性遞升臺面，前面的積累構成后面的攀升平臺，即所謂“站在巨人肩膀比巨人更高”，人們也不可能完全重復過去走過的路。這里不妨舉些例證：病毒遺傳物質的復制，最原始的方法是動物接種，后來發現了組織培養，以后又發明了基因克隆(一般是將目的片段插入質粒利用大腸桿菌的繁殖來復制)，又有了利用病毒載體復制(桿狀病毒、痘病毒、噬菌體等)，再后又有了PCR(聚酶鏈反應)等，盡管這些方法各有不同特點，但其共同點是都可復制DNA，原有的方法也沒有因新方法出現而被廢棄；IT領域中同樣是多路進發，如微軟公司的windows系統基于商業利益使用保密的源碼，而芬蘭的LinusTorvalds研發了Linux源碼，供世人免費共享；國外的先進的磁懸列車是用電磁作用產生懸浮效應，而我國科技人員另辟奚徑則研制成永吊軌磁懸浮列車，比前者造價減少近80%；非洲瘧疾長期肆虐，用氯奎、奎寧等藥物已使瘧原蟲產生抗藥性，連西方的專家也感到束手無策，這時中國在傳統醫學的基礎上研制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如二氫青蒿素)，其療效達95%，在非洲使用后挽救了千萬人的生命，過去持反對態度的西方國家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轉變態度；有數學解題經驗的人都知道，許多算題同時可用算數、代數、三角、解析幾何途徑來解，每種途徑又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中國古代早在西方出現微積分之前就算出了圓周率和圓面積算法。這類事例舉不勝舉，而集中起來說明一個道理：就科技本身來說，其發展路徑是多元的、非線性的、常常是跨越式、互相趕超而后來居上的。那種過分地崇拜西方，認為我國科技只能尾隨他們、反對跨越發展的觀點，至少是片面的、膚淺的和基于對科技發展規律的短識。

立足于科技業情、國情和政情

持“陷阱論”的經濟學人大概對現今科技的發展形勢、我國國情和世界政情沒有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為此就讓我們共同觀察和分析一下這幾方面的情況。

當今世界科技的情況有幾個重要特點：第一，科技本身的指數曲線發展，在廣度、深度、集成度都高速進步，科技密集度加大并具有理論的超前性和先導性特征，在航空、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醞釀著更大突破；第二，科技已成為綜合國力的關鍵因素，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盛衰乃至生死存亡都與其科技事業直接相關，所有各個大國，不論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都在加速發展科技事業，借以解決發展中資源、能源、可持續發展等根本性問題；第三，科技向經濟轉化加速，科技與經濟的聯系更加密切，先進國家依賴其上游優勢通過技術標準、知識產權、技術壁壘等手段實施技術壟斷，達到其“利益最大化”，壓制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經濟發展；第四，科技直接關系著各國安全、經濟安全、環境安全及人民人身安全，像出入境的檢驗、防疫，防止疫病跨國界跨地區傳播，防止外來生物入侵、防止洋垃圾傾入乃至防止毒品跨國界跨地區販賣，都要依靠科技特別是新科技，國防安全更是不言在喻，而核武問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先前科技密不可分。鑒于這些情況，有識之士都深知發展科技特別是自主創新科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再看世界的政情。大的世界格局是單極世界力量極力遏制多極世界的形成，超級大國奉行過時的冷戰思維和政策，處心積慮地從各方遏制乃至顛覆它們自認為心腹之患的國家：構建軍國包圍圈，實施軍事威脅部署，扶植敵對勢力(包括臭名昭著的邪教)，挑動別國與目標國的關系，技術上、經濟上封殺，輿論上妖魔化，用雙重標準的“人權”等問題興師問罪……不一而足。這些目標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國。單就輿論上說，“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文化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就不絕于耳，不僅關鍵技術不賣給中國，還限制別國向中國出口“敏感技術產品”。難道這些都視而不見嗎？此外，世界上恐怖主義猖獗，某些國家妄圖重走軍國之路……這些地平線之下的問題也不可不予關注。這就是說這個世界并不是理想的“君子國”群落、讓各種資源特別是科技資源供全世界“共享”或“合理配置”。受西方經濟學的熏染，偏愛以假設作理論起點，總把現今世界假設為“理想國”，那就與實際情況是天淵之別了!

更重要的我們要認真看看自己的國情。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資源不足，憑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黨領導全國人民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目前面臨著好的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這里不一一詳說。我們內部的能源、礦產、人口、環境生態方面的問題已相當嚴峻(且不說社會性問題)，外部面臨著嚴酷的國際競爭，很重要的還有我國是社會主義大國，承受著一般國家的所沒有的特殊壓力和威脅，對這一點我們自己必須明白、必須清醒。資源型、依附型國家之路都走不通，只有創新型道路是我們唯一的選擇，這就是依靠科技創新求發展。同時，我國經過持續的努力和積累，目前已具備了走創新道路的基礎和能力。據科技界專家分析，我國雖然人均GDP水平約1000美元，但科技創新綜合指標已相當于人均GDP5000-6000美元國家的水平，如科技人力資源已達3200萬人，研發人員達105萬人，分別居世界的第一和第二位，建立了世界多數國家不具備的較完備的科學布局。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用除法算不富，用乘法算又是巨大力量，再加予社會制度和領導決策的指數就成為巨大優勢，躍居為第三航天大國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我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雖平均高度較低，但人們可以運用“超級技能”，塑造為梨形，讓上端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引領和帶動整體水平快速升高。

自主創新“成本跟效益關系”若何？

“陷阱論”的學人提出“技術創新對于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有兩種方式。一種當然是引進技術，一種自主研發。到底哪一種比較好，這其實是成本跟效益的關系”。又解釋說：發達國家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好、最新的技術，再想技術創新，當然只能發明技術。而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引進技術的成本遠遠低于自行發明技術的成本。還用了亞洲“四小龍”和我國引進技術的例子來證明這一觀點。

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呢？我們應該認真分析一下。

先說明一下：對于自主創新能力已有明確解釋，那就是包括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就科技引進而言，“自主創新”是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創，但不是籠統放棄或拒絕技術引進，而是要強調對進行維護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自主創新，不是單純的技術創新，而且還包括產業創新、產品創新和品牌創新。自主創新也不是一切領域都要原始創新，而是發揮優勢，有些領域要盡可能實現原始創新，有些領域要實現集成創新，有些領域要在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實現再創新，有些領域要通過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實現產業產品生命周期的再創新。自主創新，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突出重點，重點跨越。自主創新，不僅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科技領域的重點任務，也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是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

有的人看一切問題都以“買賣化”為基點，什么問題都要以算“買賣賬”的辦法做評價。好吧，這樣我們先在這條路上陪他們走一段。要講成本效益從微觀與宏觀相統一的整體觀念出發，我們應當區分四種成本—效益，即單項成本—效益、綜合成本—效益、戰略成本—效益和“社會主義歷史成本—效益”。

第一，計算成本不應只看每一項具體科技成果的價值比，還要算相關后果的總賬(綜合成本)。比如，單看某個項目由國外引進似乎是合算的，但一切關鍵技術為人所控制，其相關的技術、配套設備、維修的零部件等都要依賴于人，等于拴在別人的“戰車”上，其投入會越來越大。如由于交大筆專利費給外國公司，我國大批VCD企業紛紛倒閉；國產MP3每臺售價79美元，交給外國專利費45美元，制造成本32.5美元，中國企業只得1.5美元（占1.9%）。汽車行業更為突出，90%錢讓外國人賺了。

第二，就目前的技術引進來說，所花成本并不算低。不少引進設備不配套，技術未得消化、改進，閑置或效能低下，甚至有的砸了進去了，如夭折的中原制藥廠，損失4億多元；再如東北的子午輪胎項目，幾億美元打了水漂。中國研制的技術產品一般都比國外同類產品價格低得多，如中國研制挖隧道的“土壓盾構機”，性能達到國外同類水平，價格卻低¹/₃，制造100臺就可節約10億元，同時還增加了就業崗位。

第三，計成本還要算長遠的經濟賬。如果科技都靠吃現成飯，就會使我國的科技事業患上軟骨病，就會把人養懶，自己永遠沒有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創新條件。制藥行業的“仿制”慣性，就是一例。培育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就可以使我國有不竭的“財源”，這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

第四，更重要的一點，要看到一些發達國家決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技術賣給社會主義國家，有的還專門設置了技術陷阱，利用知識產權卡我們的脖子。在少數人看不起中國的科技事業的同時，卻大談“中國科技威脅”論，這不僅反映了他們的險惡用心，而且表明他們對中國的科技創新有多大的敵意!事實表明，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一心靠專利引進技術很容易鉆進圈套，我們已經吃了很多虧，長此下去，就有可能變為“技術殖民地”，那才是真正的“陷阱”。

當然，我們并不排斥技術引進，對我們有利的一定要引進；同時應注意：一要認真選擇，“貨比三家”，減少單項成本；二要學會消化、善于吸收，注意配套、大膽引進，但要避免重復，避免國際上經常出現的技術“追趕陷阱”(能力型、投資型等)，降低綜合成本；三要著眼于長遠發展戰略，必須把著力點放在自主創新上，雖然風險大，但一項成功的項目不但可彌補所有的風險損失，還可獲得豐厚的利潤，并可利用風險投資機制加以保證；同時也要有選擇地引進，創(創新)引(引進)互動，權衡其各項成本特別是戰略成本和“社會歷史成本”，……作為具體商品，該做的買賣，我們還要做，世界性資源合理配置嘛!合算而無弊的生意何樂而不為？!但這與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是兩回事，或者互相益彰或者并不矛盾，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要擺放在主導地位。

有人舉出日本事例說明引進為主的成功(日本的有些作法我們可以吸取)，但是，切不可忽視：第一，兩國的制度不同，與西方的，所面對的機遇不同(兩大陣營的冷戰中美國送給日本許多特殊優惠)，造成特殊的“冷戰畸形經濟結構”；第二，日本正是實行了以創新為目標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的策略，才取得了連美國都嘆為觀止的經濟成就，有人形象的比喻，日本人每引進100美元的技術，用200美元來學習、消化而再創新，再用創新的專利技術賺回300美元，歐美人也知道日本人先從他們那里引進家電技術，經過創新又生產出大量“新”家電(包括汽車)銷售到歐美乃至全世界，因而曾被稱為“家電王國”。我們有些人淡漠了國家制度的界限，但霸權主義者卻牢記心中，它們決不希望你趕上它，我們切不可太天真；第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原始創新不足也暴露了日本后勁不足的一些缺陷，當前日本正在加大培植自主創新的力度，加大發展后勁，我們應當引以為誡。

至于亞洲“四小龍”基本上走的都是引進、消化、再創新之路，以韓國為例，從引進技術開始提出一個明確的政策：技術只引進一次，而引進與消化吸收再創的比例為1：5到1：8。不斷制造出部分創新的新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另外還有看到改變一個小地區小國家與改變一個特大國家之間存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事實證明，當技術“販子”或“純買主”是難以發展起來的。

另外，以市場換技術、以合資得到技術都是一廂情愿，正如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同志所說：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在這方面我們切不可上了新自由主義的當。

經濟學人應如何認識科技自主創新

如上所述，經濟本身是一個多層次、開放性、演動性的社會大系統，各國任何時期經濟體的橫斷面都是一個“指紋圖”，西方種種經濟學理論都是基于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現象提取制作出來的，加上經濟學不是像科技那樣可以通過客觀的嚴格實驗加以證明，因此就存在很大的假想、推論的空間，導致學派林立，但各自都有其特有的局限性。在西方搞經濟理論的人與學科學技術的不同，不太容易就業，更難以“專業對口”，外籍經濟理學人較少有被挽留于所在國工作的，但回國后個別人卻將所學的“西天圣經”大肆宣揚，指點江山、改造中國，并借西方發達之名和長于高喊之勢而形成所謂“主流經濟學派”。殊不知，那些理論不是“萬應靈藥”，對中國更不“對癥”，而且不少是過時、片面、有害的東西，盡管其中含有可資借鑒的成份。這里想對主流派經濟學人提出幾點進言，供諸君參考。

1．對國外的東西應有所學有所不學。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確實走在我國前面，在各個方面都有許多寶貴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在管理和科技方面為我們的發展探了路、樹立樣板，我們借鑒他們的有益經驗，心里就踏實多了。但是西方國家在發展中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教訓，我們應以此為誡，例如西方的“先發展后治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手段、人均高能耗高物耗、西方生活方式帶來的艾滋病高感染率(美國約為³⁴⁵/_10萬，中國約為¹⁰/_10萬)等等。對于西方的東西必須全面地歷史地分析，找出對的有發展前途的東西予以認真學習，也找出不正確、過時或即將過時的東西， 認真分析，引以為誡。“與國際接軌”是當前最時髦的口號，誠然我國需要加大進一步開放，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市場、信息和各種有利因素，我們要在多方面與國際進行充分而必要的接軌。但也必須看到，國際之“軌”主要是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其中包含它們的利益成分，同時又是各國協商達成的，因此我們不應一切都盲目去接軌，對那些國內自己的事務，應按自己的情況辦。同時對國際事務享有話語權，在國際上我們要堅持自己的利益和正確意見，也要促進國際上部分地“接”中國之“軌”。

2．認真研究我國國情，立足本國實際和本國利益，以高度責任心多為中國提供有益的建議、思路和理念。中國是世界上人口群體最大的國家，人口數量為西方發展國人口總和的1.5倍；中國又是資源相當匱乏、生態環境復雜、發展程度懸殊大的后發國家；中國是歷史、文化、政治諸方面都有獨自特點的國家，目前又處在挑戰和機遇并存的發展過程中，這些都是我們的特殊情況，沒有完全適宜的現代藥方可供我們套用。不少外國學者已看到中國的特殊情況，如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思特·布朗(Lester R Brown)就指出：“由于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人類至今為止走過的所有發展道路對于中國都能不適用。要不了多久。中國非得開拓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這個發明了造紙術和火藥的民族，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模式的機會，向世界展示怎樣創造一個環境可持續的經濟。中國若成功了，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楷模，為人羨慕效法；中國若失敗了，所有的人都為此付出代價。”他的話非常中肯，盡管側重于可持續發展方面，實際還有更多新舊問題急待探討。經濟學人應該借鑒發展國家的經驗，吸收西方經濟理論的正確成份，立足國情吃透國情，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思路和理念，進而以中國經驗為主形成嶄新的中國經濟學。

3．經濟學人應該關心科技的進步和發展，了解和學習科學技術。世界上科學技術發展如此之快、如此有力而迅速地引領、推動和支持經濟的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經濟結構和模式，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而科技發展的動力又是創新，對中國來說就是主要靠自主創新。如果經濟學人看不到、看不準或看不透這一全新的革命性發展趨勢和機制，還在那里就經濟論經濟作封閉式“研究”乃至用某些舊理論予以誤導，那就太悲了。科技界人士身居“第一生產力”的第一線，從事著具體的科技實踐活動，深知科技發展的機制，所以絕大多數主張、贊同自主創新，他們對“主流”經濟學派堅持的異議感到詫異是不奇怪的。實際上經濟學界不少有識之士非常支持自主創新，但被那些站在高地的“主流”派聲音干擾或掩蓋了。這種情況值得經濟界深思。實際上一些最“潮流”的“開明派”在諸如“自主創新”這類的關鍵問題上卻成了真正的“保守派”，問題就在于沒有全面深入研究科技進步這一大的“實際”。

4．全面把握和運用市場理論。市場是人們進行產品交換的大空間，人們經長期的實踐使市場高度發達而成為影響整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大子經濟系統，并形成以其為特征的市場經濟。市場具有很強的活力，為經濟的發展、運作提供一個寬闊而活躍的平臺。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完善著市場經濟的機制、規導系統和支持系統。我國的市場經濟仍很不完備，仍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之中，包括向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和正確理念。這也是我國經濟學研究側重的研究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必須指出，市場經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也不是可以代替經濟整體的，如自發性、沖突性、過度的波動性、鉆營性……，如不對其進行引導、必要制約補足和矯正，就會帶來負面效應，它的活力就會溢出“作亂”，如最近“月球大使”就鉆聯合規定的空子而出賣月球土地，真是荒唐至極!應該看到，市場之外還有許多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和社會其他領域，也不是所有事物甚至所有經濟領域都按市場規則運行。科學技術就是這樣的事物，它的一端確實置于乃至融于經濟之中，另一端又獨立于經濟之外，可算做經濟的“模糊子集”(隸屬個系數遠小于1)，所以完全按市場的買賣規則對待科技就會出錯，甚至完全用一般經濟學觀點看待它也不準確。建議搞經濟學的人不要拿一兩條西方經濟學原理去看待一切問題。就拿“創新”概念來說，有的人非要套用1912年奧地利人熊彼特提出概念加以“規范”。他提出的概念完全基于市場經濟甚至企業利益提出的。實際上外語中的“innovation”早在熊彼特之前就有了，拆開來看in是“在”、“向”的意思，“nov”是“新”的意思，“ation(源于ate)”是“作”的意思，總的意思是“革新”、“創新”、“改革”；中文也早有“創新”一詞，意思是“創造新的事物”。如果嚴格按照熊彼特的說法，許多權威性提法和政策規定就都不對了。即使引據熊彼特的說法，創新是一個大鏈條，而其中每個環節上也不能具備所有特征。就科學技術而言，在原有基礎上取得新進步的實踐都應叫做創新，這樣的提法有利于激發和發揮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搞得太神秘了反而限制他們的積極性。至于開發這一部分應更著重強調出經濟效益。

5．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就我國的學術環境看，基本上達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特別是網絡平臺更對大家提供了自由空間，基本不存在壓制學術言論的情況。但是搞經濟學的人要追求真理、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地促進我國的學術進步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充分發表各種觀點有利于明辨是非、權衡利弊、比較優劣，但某些意見已被證明其錯誤后，本人就不應為了個人面子或權威而堅持原來的錯誤意見，這才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

陷阱在哪里？

應該說“陷阱論”警世箴言對我們還是有警示作用的，我們倒要認真思考一下在科技自主創新道路上到底有沒有陷阱存在，以便及早加以警戒和預防。我們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幾種陷阱。

1．認為中國人沒有這種創新才干。“中國國內至今還是諾貝爾獎空白，哪能創新出高水平科技!”這種自卑論和“崇西論”，是一個大的陷坑，如果掉進去爬不出來，不要說創新就是學人家的都學不好。實際上中國人并不笨，且不說歷史上我們的科技水平曾超過西方(盡管當時的科技形式不完備)，就是在當代中國也有很多重大科技成就，這些又多是在困難條件下取得的，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首次合成人工胰島素、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萬噸水壓機，在以后幾十年中，我國又取得高產雜交水稻(袁隆平)、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干擾素、大型計算機、超導材料、激光排印等等，不論在科學領域或者技術領域，都有眾多世界矚目的成就。國內尚無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有很多主客觀原因，在國外的華人不是有幾人得了諾貝爾獎嗎？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具有創新的才能，自卑和崇西正是一種重大的心理障礙。況且科技創新并不是主要靠諾貝爾獎。

2．認為中國沒有足夠的綜合國力搞科技創新。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上面說過中國雖人均財力較低，但全國集中運用，卻創出世界先進水平的成就，如世界最大(至少在2015年前)的水電站三峽水電站、最難建設的鐵路青藏鐵路，我國研制大推力、長征系列發射火箭多人載人飛船，我國也建成正負離子對撞機，對地球南北極進行大規模考查、探月工程也進行中……這說明中國只要運籌得當，完全可以搞出巨大工程和重大科技成就。至于成本，多數是中國投入成本比國外低很多。

3．認為除有關國防的少數項目以外，大多數科技自已搞不合算，不如從國外買。上面已講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更重要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與正常的國際間正常的產品交易是兩回事，這里不再贅述。

4．認為中國關上門自已搞就行了，應該拒絕一切國際科技合作和交流。這是另一個極端的陷阱，從總體上全世界的科技力量和科技成就是巨大科技源泉，雖然由于少數國家的技術壁壘和技術壟斷以及一些制度性障礙，許多關鍵性技術難以引進，但也有一部分特別是非關鍵技術是可以引進可以借鑒的；而且最大限度地吸取全世界的信息是發展科技的必要條件。必要和可能的國際合作對發展科技是有利的。總之，調動和運用全世界可能的積極因素是精明之舉，閉關鎖國是錯誤的、有害的。

5．浮躁學風、商業炒作、學術造假也是一種陷阱。我國在這方面吃虧不少。科技創新要依靠扎實得當的工作，要善于組織運用各種有利因素，精心部署，在政策、計劃、財力、人力各方面都提適宜的條件，建成高效共享平臺，建立正確機制，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出成就。“企業實科技創新的主體”這是總的精神，各個企業要按照自身的具體情況如業務性質、規模大小、經營方式等，來確定具體方案和具體做法，不能千篇一律和一哄而起。在大力倡導創新的同時，也要警惕和克服浮躁作風、商業炒作，對造假現象要嚴肅處理，但對于研發中的失敗則要予以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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